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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嗲妹妹与假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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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转眼就到了现当代。

    当代中国的女性如何呢?除所谓“贤妻良母”型仍是大多数外,还有两种类型,也值得一说,这就是“嗲妹妹”和“假小子”。

    典型的“嗲妹妹”大体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为典型。汉字当中音dia的只有“嗲”这一个字,原本是南方的一种方言,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都不知“嗲”为何物。《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都把它解释为“撒娇的声音和姿态”,例如“嗲声嗲气”等。这很能代表北方人对“嗲”的一种看法,但显然有失准确。比如南方有一种味道叫“沙嗲味”(如沙嗲味方便面),难道是“撒娇的味道”?上海有句话叫“牢嗲格”(“蛮好的”、“挺好的”之意),难道能译为“挺撒娇的”?即使“发嗲”这个词,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撒娇”。要之,“嗲”这个词,不仅有娇羞、娇嗔、娇小、娇弱、娇贵、娇痴、娇嫩、娇柔、娇滴滴等义,还有比这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

    我们不妨来考查一下什么是“嗲”,或者说什么人才“嗲”。

    首先,“嗲”是专属女性的。说一个男人“发嗲”,虽不一定是讽刺,也多少带有玩笑、调侃意味。其次,“嗲”又是专属女孩的。只有女孩子才有资格“嗲”。老太婆如果也“发嗲”,就让人发笑。当然,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少妇。当一个少妇有资格“发嗲”或被人视为“很嗲”时,便意味着她实际上被人看作一个小姑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被人宠爱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此,生活中就只有“嗲妹妹”的说法,没有“嗲哥哥”或“嗲太太”的说法。哥哥是嗲妹妹的保卫呵护者,当然自己不能嗲;太太已为人妻,或已为人母,也不好再嗲。“嗲太太”当然也是有的,但必须指出,这些太太在她们丈夫的眼里,其实是被看作“嗲妹妹”的。

    “嗲”虽然只属于女孩子,却又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可谓之“嗲”。比方说,五大三粗者不嗲,矮胖墩实者不嗲,火爆泼辣者不嗲,呆板木讷者不嗲,耕种力田者不嗲,沿街叫卖者不嗲……。看来,要“嗲”,还真不容易。它实际上包容着对年龄、性别、出身、地位、身材、姿态、性格、谈吐、气质、情趣、技巧,甚至口音方面的要求。只要有一个方面不能“达标”,就不大容易“嗲”得起来。比方说,说吴侬软语或闽南国语的女孩比较“嗲”,而操河南口音或陕北口音的女孩,就很难被认为是“嗲妹妹”。

    尽管“嗲”有如此之多的条件,但“嗲”又不等于这些条件本身。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女孩子,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衣着入时、举止得体,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等等方面而给人造成一种“情绪性感受”。要之,它是一种“文化情调”;或者说,是一种“味道”。

    这种味道常被北京姑娘轻蔑地叱之为“臭美”和“犯酸”,但它决不等同于武汉人之所谓“zě”(字典上没有这个字。武汉人之所谓“ze”与“嗲”有相近处,但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和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zě个么事?”或“闯到鬼了,一个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还zě不过!”

    上海人之所谓“嗲”,却不但不是让人反感、厌恶,反倒是让人疼爱、怜爱的意思。因为有资格“嗲”的,都是些女孩子,而且是娇小玲珑、柔美可人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有谁不疼爱呢?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子,又有几个不娇嗲呢?于是,一个女孩子,越是感到被人疼爱,也就越是娇嗲。同样,她越是娇嗲,也就越惹人疼爱。恋爱中的上海小姐,差不多都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各显身手,直令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恨不能捧在手心,贴在胸口,关怀呵护备至。

    这种令男士为之倾倒的手段,谓之“嗲功”。除先天条件外,技巧也很重要。其要义,在于必须懂得所谓“嗲”,乃是一种令男人大起疼爱呵护之心的气质,所以决不可以“装大”。男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无论是男子汉(真老虎),还是小丈夫(纸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面对一只“母老虎”,“纸老虎”固然会露馅,“真老虎”也觉无味,因为那将使自己无法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许多机会。故“发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声音小、动作小、胆子小,这才能让男人“大”显身手。结果是,男人得了面子(像个男子汉),女孩子得了实惠(受到保护疼爱),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同样,深谙此道的男子也会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温柔体贴备至,此则谓之“花功”。女的会“嗲”,男的能“花”,则一拍即合,也就能“拍拖”。故沪上人云:“男吃嗲功,女吃花功”。

    由此可见,所谓“嗲妹妹”,就是那种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女孩子;所谓“嗲功”,就是能让男人柔肠寸断、疼爱不已的功夫;而所谓“嗲”,则是这类女孩子身上特有的、为男士们所喜欢的一种“味道”。

    显然,这是一种“女人味”。

    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点。一般地说,是女人就该有女人味。北方的女性,在她们做姑娘的时候,也是有女人味的。但是一嫁人,尤其是一当母亲,就难讲了。相当一部分,是只让自己的女性特征,单方面地向“母性”发展。包括她们的衣着、装束,都只是“母亲”而不是“女人”。更糟糕一点的,甚至会弄得十分邋遢、窝囊,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拖拉着鞋,敞开衣襟坐在门口奶孩子,一身的奶水和屎尿。似乎一个女人一旦当了母亲,就不必再在意自己是女人了。

    南方和上海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淡忘自己的性别角色,决不会像北方的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地穿男人的衣裤。即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她们也会对那些肥大的绿衣绿裤“动点手脚”。比方说,把腰身、直档和裤脚改小一点,在领口和袖口做点文章等,让人看了既觉得那军装已不是“那么回事”,又不得不暗自承认“是好看多了”。一旦稍微开放,则她们的花样也就更多,而这些花招,亦无非是设法表现出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已。

    事实上,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女孩从少女时代起,就得到来自母亲和外婆的‘女性养成’教育。”其实,给予她们这种教育的,也不止于母亲和外婆,还包括那些热心快肠的“老阿姨”,无话不说的“小姐妹”,以及街头巷尾左邻右舍的耳濡目染。这使她们从小就会洗衣、烧饭,会缝纫、编织,坐吃有相训练有素,举止仪容分寸得体,知道如何同男孩子交往又界限分明,也知道颜色图案款式如何入时而不“乡气”。

    当然,她们也从小就知道“发嗲”,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如何“发嗲”。

    总之,她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女人以及如何做女人。

    现在,我们对于所谓“嗲妹妹”,大致上可以有个印象和界定了。一般地说,这是指那些娇小、柔弱、秀美、文静、招人疼爱的女孩子,比如“林妹妹”那一类。同时,也可以广义地指那些特别有女人味,而且特别突出女人“阴柔”气质的那些女性。

    但是,“嗲妹妹”决不等于“弱女子”。

    事实上,“嗲妹妹”的“弱”往往只是表面形象,正如不少“痞哥们”的“强”只是“外强中干”一样。不少上海姑娘(也包括少妇),其实是“外弱内强”、“外嗲内不嗲”的。

    在曾经云集了上海知青的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上海姑娘并非都是“娇小姐”,其实多为“女能人”。她们既不娇气,也不懒惰,更不愚蠢,生产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上海男知青其实也一样)。准确地说,她们是要撒娇时真能撒娇,要吃苦时真能吃苦,要团结人时真能团结人(一块酱油糕就够了),要排外时真能排外(一句上海话就够了),既能很快适应环境又能保持“上海特色”,既能当上“铁姑娘”又不失“女人味”。我在兵团工作过,我自己就有这个印象。而且我还发现,不少北方籍的男职工,其实是很希望娶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的。结婚以后,这些北方男子甚至很快就会“上海化”。即便不像上海男人那样怕老婆,至少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打老婆。除了不会说上海话外,全身上下都会被他的妻子打扮得像个上海人,甚至连饮食习惯也不例外。

    这正是上海“嗲妹妹”的功夫所在:先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让男人在柔情蜜意中悄然就范,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上帝不能把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送到上海姑娘面前,她们就会自己创造一个。所以,“门槛精”又“讲实惠”的上海姑娘并不奢望“白马王子”,她们宁可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亲自动手把他塑造成“理想丈夫”。

    谁说“嗲妹妹”们“弱”来着?

    其实,上海女性不但在家里是“强者”,而且在单位上也不弱,不少人是业务骨干,甚至是领导。要之,她们的柔弱和娇嗲,有一半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可以得到种种实惠(比方说在劳动时得到男性的主动帮助,生活中得到男性的主动照顾等)。可以这么说,现代“嗲妹妹”在表面上继承了传统“弱女子”的形象,却把那“弱”改造成了一种生存武器和生存智慧。

    毫无疑问,当娇嗲或其他什么女性的特征被看作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时,它们固然可以被用来为自己谋求幸福,但也完全可能成为商品。上海人的婚恋中,原本就有“讲实惠”的传统,那么,当婚姻变成了金钱交易时,娇嗲也就往往变成了讲价的砝码。

    也许,这也正是北方姑娘极其厌恶南方小姐之“娇嗲”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北方姑娘的确更为“侠义”。北方的男子互称“哥们”,北方的姑娘则互称“姐们”。而且高兴起来,没准儿也互称“哥们”。她们重情感,讲道义,和男人们一样,频繁地使用诸如“特肝胆”、“特铁”之类的词儿,来形容她们和自己朋友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又往往是打破性别界限的。在假日,上海姑娘多半是挽着男朋友的手去“扎马路”(实在地讲,上海除了马路以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逛),而北京姑娘则完全可能男男女女一大群,呼朋引类地到城外去郊游,去远足,去举行“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野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苹果。酒足饭饱以后,便呼啸山林,或感叹活得“真没劲”。

    显然,北方姑娘绝无南方的“嗲气”,有的只是“豪气”。她们大多性格开朗,自然大方,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不但自己有事不往心里去,而且深信别人也是这样。她们跑到别人家里去,可以和别人的丈夫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谈笑风生,亲如家人,全不管对方的妻子是否会“吃醋”。当然,对于自己的吃喝穿戴,也是满不在乎的。她们当然也有高档的、名牌的服装,但购买这些服装,多半是凭一时的兴致,很少经过精细的盘算。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几个朋友竟会买回同一种面料款式的衣服,因为这样才显得够“姐们”,而这在上海姑娘看来显然是不合算的,有这份钱,还不如各买一种面料款式的换着穿。

    然而,穿着马虎吃得也马虎的北京姑娘,在选择对象时却又是“审美型”的。她们坚持“男子汉”标准,对于诸如有无住房、是否会做家务之类的实际问题较少考虑,或放在次要位置。“不就是住房吗?哪儿不能凑合?”至于做家务,更不要紧。大家都不会做饭更好,干脆吃食堂,熬不住了就下馆子:“不就是涮羊肉吗?撑死了也就半月工资嘛!”

    与这种“豪气”相对应,北方姑娘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当然不会是“嗲妹妹”,反倒有不少是“假小子”。

    我对“假小子”的特点有句调侃的界说:“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三落四,交友不三不四,被人说三道四。”前两句当然是说她们的性格:风风火火、毛毛糙糙、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没有章法,不讲规矩;所谓“交友不三不四”,当然不是指她们结交坏人,而是说她们与人交往没有那么多忌讳和戒备,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只要脾气对路,性格结缘,都与之往来,这也正是她们豪爽的一面。豪爽的“假小子”们,最痛恨和最鄙视的,就是“抠门”和“犯酸”。不抠门当然“大度”,但往往连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细水长流等传统美德也予以抛弃;不犯酸当然“帅气”,但往往连优雅、温柔、含蓄、细腻等女性特征也丢个精光。此外,她们也都相当一致地厌恶“家政”,不屑于学习烹饪料理、针线女红。她们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东西乱扔,被子不叠,要用的东西找不到,不用的东西到处都是。她们甚至对自己的身材、长相、衣着也满不在乎,山吃海喝,零嘴不断,吃得胖呼呼傻呵呵的,然后吊儿郎当地穿件文化衫,上面印着:“别理我,烦着哪!”或者:“从来就没想嫁人!”

    这就难免“让人说三道四”了。1988年,美籍作家赵浩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惊呼“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女人了。”我想这主要是指那些“假小子”而言,而且主要是指她们的粗暴生硬、咋呼泼辣、蛮横无礼、说话挺冲、一开口就是“老姑奶奶”如何如何之类的德行而言。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假小子”,中国人也会普遍地感到“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了。”各地都有诸如“女的比男的坏”或“姑娘比小子坏”之类的民谣。这里说的“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指道德的堕落,比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坏就有钱”的“坏”;另一种就是指性格、脾气甚至气质、禀赋的“坏”。而后一种“坏”的结论,又往往是比照传统妇女形象得出的。这说明中国妇女的情况,在本世纪确实比男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坏”或者“好”来形容的,尽管它往往被这样简单地归结着。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女性的变化,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