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到底以何为生呢？有一点令人挂心。皎然这样的出家人，隶属僧团，所属明确。或为住持，或游方乞食。而张志和则家境殷实，兄为筑室，不会为食所困。然而弃儿陆羽不会有这样的运气。
隐士行俗务，这固然可笑，但什么都不做而能够生存，则更是荒诞。不知指导茶艺是否收费，而提出建议、收取礼金的情况，可能还是存在的。陆羽定有上好的茶叶，仅凭饮茶不能生存，故陆羽可能会将好茶叶赠与懂茶之人，而收取薪、米、盐、菜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回报。收集良茶，可能就是陆羽的生计。考虑到这点，陆羽现存唯一的诗中提到剡溪就不奇怪了。剡溪是名茶的产地。虽然《茶经》中列举茶产地时未列剡溪，但《茶经》“七之事”条引六朝时期的《异苑》：
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毎饮辄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梦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潜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中获钱十万，似久埋者，但贯新耳。……
值得注意的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剡县。此外，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以“越人遗我剡溪茗”开头，可见剡溪确是名茶的产地。陆羽从湖州远入剡溪山中，正是为了寻求名茶。剡县今名嵊州，至今仍以产茶闻名。茗与茶虽大致相同，但《茶经》中以早采之茶为茶，晚采之茶为茗，而加以区分。陆羽是自尊心甚强的人，俭德的背后，是自尊心的支撑。他的生活并非容易，更缺乏安定。
陆羽写下自传的十年后，湖州来了新任刺史，这就是安史之乱时组织勤皇义军并且以书法闻名的颜真卿（709—785）。他关心地方上虽不至穷乏而生活不定的文人隐士，欲使其获得固定收入。
大概在这个时候很难考虑修撰《地方志》，但颜真卿策划编修了《韵海镜原》这样一部大著作。这大概是从古今文献中搜寻佳句，以韵分类的辞典。清代七十六位学者历时八年编修的著名的《佩文韵府》一百零六卷及《拾遗》一百零六卷卷，规模大概与此相似。说“大概”，是因为颜真卿的《韵海镜原》三百六十卷虽已完成，但并未留存至今。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参加其中的文人会在一段时间内，以报酬或研究费的形式获得有保证的收入。陆羽和皎然都参与了这一工作的策划。
州长官名刺史，唐代的州常常分合废立，但大体上全国有三百个左右的州。但州也有不同等级，既有左迁官才去的州，也有大家都争着要去的州。苏州、杭州的刺史，甚至与中央的阁僚地位相当。
唐代的州分上、中、下三等，上州刺史三品，中央政府的丞相从二品，各部尚书（阁僚）正三品，各部侍郎正四品上。上州刺史位于阁僚和次官之间。湖州是富庶地区，当然是上州。
颜真卿大历七年（772）九月被任命为湖州刺史，翌年正月赴任，其时六十五岁。此前，他已任阁僚，五十六岁任刑部尚书，封鲁郡公。为人刚直，上司不正，亦严厉弹劾。第二年因反对宰相元载而被贬峡州别驾。如前所述，别驾是刺史的副手。峡州位于湖北宜昌西北。接着，他又任吉州和抚州的刺史。抚州是江西临川。湖州虽比抚州条件好，但颜真卿的内心恐怕仍渴望返归朝廷。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年事已高，他也向往着悠然自适的生活。他虽然在湖州只有五年，但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湖州时代可谓是最为幸福的时期。他与陆羽、皎然、张志和等文人可以快乐地聚会，以《韵海镜原》编修会的名义会饮作诗。有时候也和知心的朋友们一起游山玩水。有一次，大家一块去杼山游玩，陆羽于此折青桂花赠颜真卿。皎然之寺及陆羽的住处似亦在杼山。特意赠花说明其时颜真卿并未同行。
群子游杼山，
山寒桂花白。
绿荑含素萼，
采折自逋客。
这是颜真卿一首诗的前半部分。“逋”是逃的意思，“逋客”是指逃世的隐士。诗中的折花者是文雅的逋客陆羽，而“群子”意思相当于“诸君”。
杼山这个地名似乎今已不存，颜真卿的其他诗里还有题为《题杼山癸亭》的诗，其自注云：“亭，陆鸿渐所创。”但其诗中作“三癸亭”，看来“癸亭”是略称。诗云“歘构三癸亭，寔惟陆生故”，可见此亭是颜真卿为陆羽而建。他不仅为陆羽提供了《韵海镜原》编修的工作，还给他提供了居所。三癸亭之名是因癸年癸月癸日建造。颜真卿湖州刺史任上的癸年只有其到任的大历八年（癸丑年），三癸亭应为其年癸卯月癸亥日建。赴任之初即造此亭，值得注意。
三癸亭大概是颜真卿以私财所造。作为隐士的住处，未必豪华，但借《韵海镜原》编修之名，用公费建造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公费私费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唐代公私之分可能并不那么严格。颜真卿的政敌元载最后被处决，其财产甚多，仅胡椒即有八百担。
州刺史应有保护高名之隐士、文人的职责。隐士、义人在刺史辖区穷迫而死，刺史亦颜面无光。但各人在文化上的投入当然是不一样的。颜真卿自己就是个大文士，所以对于文化事业远比他人热心。这是陆羽的幸运。而《茶经》已在上元二年（761）完成，这在陆羽的自传中列举自己的著作时已经提到。这早于颜真卿赴湖州任十年，所以颜真卿可能早已读过这本书，并引起他的共鸣，故其在赴任初期，就迅速地为陆羽建立了三癸亭，以表达对他的敬意。
《韵海镜原》完成时，当然会有贺宴。在这次风雅的聚会上，作为主人的颜真卿作了一首五言律诗，但今已不存。然而和其诗韵的皎然的诗仍然留存下来。皎然的诗文奉敕留存，这与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的帮助有关。对于颜真卿与陆羽的友谊他当然是非常了解的。这首《五言奉和颜使君真卿修韵海毕州中重宴》写道：
世学高南郡，
身封盛鲁邦。
九流宗韵海，
七字揖文江。
借赏云归堞，
留欢月在窗。
不知名教乐，
千载与谁双。
据说颜真卿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531—590？）的后裔。颜氏原为琅邪人，南迁仕于南朝，居江陵。“世学高南郡”指的就是此事。第二句是指颜真卿本人被封为鲁郡公一事。皎然极赞《韵海镜原》编修之功，广集资料，乐在其中，千载无双。
唐代的诗歌经常重收于两人甚至多人的诗集中，所以很难判断到底是谁作的诗，我且称之为“徘徊诗”。《全唐诗》中有一首诗同收于颜真卿和皎然的诗集中。在颜真卿集中题为《僧皎然赠》，在皎然诗集中题为《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使君是指地方长官。一首诗同收各处，是因为在同一地方所作，分不清是谁的作品。从皎然诗的题目可以看出，这首诗也提到了陆羽。
境新耳目换，
物远风烟异。
倚石忘世情，
援云得真意。
以上是这首长达二十二句的诗中的一部分。颜真卿当时全国闻名，安禄山叛军进攻洛阳，河北官员望风而降。唯平原太守颜真卿和其从兄常山太守顔杲卿高举勤王之旗，奋起反抗。城破后杲卿力尽被俘，引至禄山前，犹骂其反叛。颜真卿独守空垒，奋力抵抗。次年放弃了平原郡，急行至凤翔的行在所，朝见肃宗。一族之悲，举世怜之，国民英雄，举国颂之。
颜真卿孚于人望的另一原因是对抗权臣，决不妥协。安禄山之乱前，在中央政府一路不断升迁的颜真卿被流放为平原太守，原因是为杨贵妃同族的宰相杨国忠所憎恨。那么为何遭受憎恨？那是因为他不愿阿谀奉承之故。
颜真卿驰参凤翔的行在所之后，被任命为宪部（原刑部）尚书，又兼御史大夫，这是一个要职，相当于法务部长兼检察总长。但半年后，又因言语不和宰相之意，被调到外地任冯翊太守，后历蒲州（山西）、饶州（江西）、升州（江苏）地方职务。宰相与其说是嫌恶他，毋宁说是害怕他。
颜真卿曾弹劾武部侍郎崔漪醉酒上朝，谏议大夫李可忌朝会不肃，这两个人最后被贬职。肃宗长子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代宗）为收复长安，率二十万大军从凤翔出发时，步行走出木马门乘马，因门内除皇帝以外皆须下马。而侍从长管崇嗣先于广平王上马，被颜真卿弹劾。为此，肃宗向他解释说：“朕儿子每出，谆谆教诫之故，不敢失礼。崇嗣老将，有足疾，姑欲优容之，卿勿复言。”于是把奏状还给他。
颜真卿还指出，在长安收复后的告庙文中，没有写上皇（退位后留于蜀地的玄宗）之名。肃宗以其为名儒，深达礼体。长安太庙毁于叛军，颜真卿上奏说：“春秋时新宫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既为盗毁，请筑坛于野，皇帝东向哭，然后遣使。”但未被接受。《旧唐书》有“宰相厌其言，出为冯翊太守”的记载。大概大家都在想，眼下就要返回长安了，有这么一个喋喋不休的人跟在身边，实在难受吧。别说宰相，也许就连肃宗也会拿他没办法。
虽然新旧《唐书》的《颜真卿传》中都说太庙遣使之请未被接受，但两书本纪中皆有肃宗行哭礼的记载：
上素服向庙哭三日。
因此他的意见实际上还是被采纳了。
颜真卿所重的无非是礼法，例如不得带酒上朝，廷宴喧骚，乃至祝文守式，礼仪尊典，都是为了遵守礼法。
因为是在行在所，万事都比在长安时来得疏略。凤翔的宫殿非常简陋，远远比不上长安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的宫殿本身便静肃宽广，环境森严，即使干咳一声，也都能听见。而凤翔的行宫大概是由刺史官署临时改建而成，本来就不是举行庄严的仪式和朝会的地方，自然言行举止便较为随便。非但礼仪，文书、仪式等一切从简。非常之际，难以责备，大家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与之相反，颜真卿似乎以为，正是在这非常时期，才更应该控制涣散的人心。涉及费用之事，固可从简，但正礼守式，无关费用，必须遵守。
从凤翔时期的颜真卿的态度，似乎可以隐隐约约地窥见他与茶的关系。
在豪华的场合是不饮茶的，只有在简陋狭窄的地方才饮茶。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守礼。肃宗云其“深达礼体”，正是谓其守礼之严。礼体驰坏，则全局皆崩，不仅仅关系到国家体制和政治，个人的人格亦会堕落。兹事体大，莫有甚者。但颜真卿虽如是想，宰相重臣们却对他敬而远之。
被疏远而在地方任职两年多以后，颜真卿又复归中央，任刑部侍郎，较之左迁之前的刑部尚书，下降了一级。但仅过半年，由于为肃宗信赖的宦官李辅国所憎恨，又左迁蓬州（四川），且并非州的长官刺史，而是次官长史。李辅国担心已退位的太上皇玄宗复位，故将之由兴庆宫迁到太极宫。兴庆宫靠近长安西面的春明门，经春明门上朝的官员经常向上皇问安，故李辅国特意将玄宗迁到与外界隔离的太极宫。此时颜真卿率百官问上皇起居，李辅国以其非己类，左迁其官。
宝应元年（762）十二月，颜真卿重返中央，任户部侍郎，很快又升为刑部尚书。但在任不到四年，由于与宰相元载对立，又被外放。此时已是代宗时期，代宗的宠臣元载令各部长官的上奏须通过宰相奏闻，其目的是将对自己不利的上奏搁置起来。颜真卿对此举表示反对，元载自不愿让颜真卿这样的刚直之士在中央担任要职，故于永泰二年（766）将颜真卿处放陕州（湖北），后经吉州、抚州二任，而到湖州刺史任上。
大历十二年（777），元载伏刑，颜真卿再还中央。而此时他已经经过了十一年的地方官生涯，其中最后的五年是在湖州刺史任上。回到长安以后，他历任刑部、吏部尚书，最后官至太子太师。但是，在我看来，他最好的时光是在湖州时期。他从湖州还归长安时已经六十九岁了。刚直的颜真卿大概决意继续在朝廷为国为民效劳，此后直至七十七岁，为国家壮烈捐躯。他没有在湖州同交心之友陆羽、皎然一起隐居，真是令人遗憾。
不过，我总觉得陆羽所创的茶文化的体系，颇受颜真卿人格之影响。颜真卿在凤翔行在所展示的是与茶之“俭德”同道的理想。他在赴任湖州之初，即为陆羽建三癸亭，这不是意味着颜真卿也将茶的理想等同为自己的文人理想呢？
颜真卿任平原太守时，集清河、博平两郡之军，在堂邑大败安禄山叛军中的袁知泰部。其后，北海（山东）太守贺兰进明亦举勤皇义军，颜真卿遂将自己的功绩全部让给贺兰进明，此举史家评为“宽厚”。颜真卿让功于贺兰进明，其目的大概是期待各地义军继起。为他人而引身相让确为“俭德”，但让功给根本没有参加堂邑战斗的贺兰进明，实在是“过度”的俭德了。俭德用“过度”来形容并不相称，只是那种让功的行为构成了一种象征。
“过度”非常适于描述颜真卿的理想，然而过度太多，又使其理想与现实出现矛盾。对于颜真卿本身而言或许无所谓。平原的部队为了实现太守的理想而战，似乎辛苦劳累也还顺理成章，但清河和博平的部队本非颜真卿属部，却因他的让功而所得恩赏极薄。
颜真卿左迁不断，恐怕与他的这种“过度”的俭德有关，因为他的理想拒绝与现实妥协。
颜真卿的经历很辉煌，但他是个特殊的人物，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感很薄弱，只有在书和茶的世界中，才能映衬出他的清晰形象。从他的书法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知他的存在。我们知道他和陆羽的交友，而感觉到他将其理想寄托在饮茶的过程中。
喜爱书法的人都知道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这是他在抚州刺史任上的作品。《八关斋会报德记》署名为“前抚州刺史”，故为其转任湖州前的作品。赴任湖州之前，颜真卿曾到过洛阳，并作《与蔡明远帖》。从此时的书法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与茶结缘以后的颜真卿的心情。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竹山堂连句》，据说是颜真卿于大历九年（774）春三月所誊写的湖州潘氏竹山书堂联句会参会者的联句。亦有人认为这不是原本，而是宋人的临本。在十八人的联句中，开头的是颜真卿的两句：“竹山招隐处，潘子读书堂。”紧接着是陆羽的诗句：“万卷皆成帙，千竿不作行。”对于在湖州隐居的陆羽而言，颜真卿任刺史是一件大事。参加《韵海镜原》的编修，促使陆羽考虑“诗和语言”的问题。从古今诗中集其名句，以韵分类，是一种解析文学作品的工作。《韵海镜原》现已不存，无法知其形式，但可据类似的《佩文韵府》类推。如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的承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分为三个部分：“千里”、“江陵”、“一日还”，分别按最后一字的韵目分类，归入“纸”、“蒸”、“删”三韵。“里”分在“纸”韵当中，同韵还有与“紫”、“指”、“裏”、“美”、“耻”等同韵字相关的复合词，如曹植《洛神赋》中的“淑美”、李白《送别诗》的“称美”等词语。
陆羽通过茶追求生活的美，这是一种人格化的把握，也就是综合把握的方式，依赖于直观。而颜真卿分配给他的任务则是一种分析的工作，这种从细部入手的工作方式和陆羽以前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这可能更加磨砺了陆羽的审美意识。
皎然的五言排律《春陪颜使君修〈韵海〉毕东溪泛舟饯诸文士》云：
研精业已就，
欢宴惜应分。
作为编修的一员，陆羽当时也应在东溪的船上。
《韵海镜原》是颜真卿年轻时代起的夙愿。在赴湖州任前，他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入整理阶段。被选入编修工作中的十几名文士在东溪泛舟欢宴，召开送别会。这里既有陆羽这样的本地文士，可能也有远地招聘来的文士。编修既毕，不得不分别了。不仅编修工作结束了，颜真卿也不得不离开湖州了。因致其左迁的元载伏诛，他重返中央的障碍已经清除了。元载醉心权术，已经忘记了自己权力的来源，专横日甚，这使代宗亦感不快。最后，元载被以反逆的罪名逮捕，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处死。其妻子及同党亦被诛杀。只有与其深相结托的王缙，因年事已高而被贬谪。这个王缙就是早逝的大诗人王维的胞弟。他是有名的佛教徒，同时也以受贿闻名。同年九月，颜真卿复任刑部尚书，离开了湖州，时年六十九。他虽以陶渊明为理想，但现实中不能归隐田园，而湖州时期可能是与理想最为接近的时期。颜真卿有一首题为《咏陶渊明》的诗：
张良思报韩，
龚胜耻事新。
狙击不肯就，
舍生悲拖绅。
呜呼陶渊明，
奕叶为晋臣。
自以公相后，
每怀宗国屯。
题诗庚子岁，
自谓羲皇人。
手持《山海经》，
头戴漉酒巾。
兴与孤云远，
心随还鸟泯。
末茶兴亡
当我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到傣族民家访问时，亲眼目睹了一种奇妙的泡茶法。
这种方法是将刚从茶树上连枝一起折下的茶叶在火上稍微烘培一下，再加入热水淹泡，做法相当豪爽。虽然试着喝了一口，不过因为听说是茶，所以才觉得像茶的味道。
人类早期感受茶的味道时，大概也是采用这样的饮茶方式吧。从云南到老挝、缅甸北部的这片区域，似乎有些地方会将茶叶当作蔬菜一样食用。
那么，陆羽当时喝的是什么茶呢？想必是以抹茶为主吧。中国在三国时期以前，好像就是直接用茶叶煮水喝。这跟现在傣族人的喝茶方法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当时的茶叶是在日光下晒干后储藏起来。王褒的仆人到武阳买茶，想必就是这种茶叶吧。魏晋以后，据说普遍的做法是将干燥的茶叶压制成固定的形状，即所谓的“饼茶”。饮用时将饼茶打碎、煎炒、炙干，再用臼捣细。这分明就是抹茶。当然，把茶叶直接煮水饮用的方式也继续存在。只是隋唐以后，即进入七世纪之后，抹茶逐渐成了主流。
在陆羽的《茶经》中，列举了四饮：桷茶、散茶、末茶、饼茶。桷意为“粗”，桷茶则大概是与“屑茶”同类的茶。散茶是指与固形茶相对的叶茶，品质优于桷茶。将饼茶捣碎成粉末，盛放在瓶缶之中，大概就成了末茶了。但是，直接将叶茶而不是饼茶捣制成粉末，似乎也可称之为末茶。末茶取粉末的“末”字命名，而日本则强调捣制成粉的过程，将之称为“抹茶””或“挽茶”。以下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统一写作“末茶”吧。
据记载，末茶在唐代是主流，而在如今中国，末茶却已绝迹，完全不见踪影了。日本至今则仍有末茶。原本从中国传入，如今在中国已经灭绝而在日本依然留有的东西，其例子屡见不鲜，末茶便是其中一种。
末茶在中国被淘汰的最大原因，大概是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令罢造团茶，改为直接进贡叶茶。据《明史·食货志》的记载：
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洪武帝）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
制造团茶需要耗费相当的劳力。以勤俭朴素为要的洪武帝，恐怕原本就不喜欢团茶。虽然标榜以节省人民劳力为由，但无疑其原因在于团茶与皇帝的趣味不合。
虽然笼统地称作团茶，但当时的固形茶与唐代已有很大的区别，这是陆羽始料未及的。倘若陆羽能够看到宋元的团茶，恐怕会将其作为违背茶道之物而大加评判吧。
宋代向朝廷进贡的团茶，价格非常昂贵，以致有人因之而随即倾家荡产。
即便同是固形茶，唐代的饼茶如前所述，经捣碎成粉末后固制成形，而宋代则将茶叶研磨成粉末。与捣碎相比，研磨后的茶叶粉末更细。经过研磨而制成的茶称为“研膏茶”。据史料记载，粉末需使用银板压制成形，银板上有圆形龙纹的模子，压制后的茶便称作“龙团”，其大小不一而足。
宋朝是尊崇纤细的时代。在文学上，相对于唐诗之雄浑风格，宋诗则显得精致。宋朝历代皇帝文化修养都很高，特别是北宋末年的徽宗，在绘画和书法上的造诣可谓是超一流的。宫廷中聚集着趣味极为考究的人。不消多说，这些人的舌头肯定对茶的味道非常敏感。
研磨过的茶叶比捣碎的茶叶更细，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然而，磨细的茶叶其味道是否因此更为上佳，恐怕未必。蒸青过的茶叶称为“膏”，将之研磨成粉，即为“研膏茶”。据宋代文献记载，“研膏茶”于唐贞元年间（785—805）由建州刺史常衮首先研制而成。而据新旧《唐书》的常衮本传，他在贞元以前便已去世。陆羽的晚年正值贞元年间，他在生前是否知道研膏茶不得而知，但研膏茶最早产于福建，唐代时似乎还不怎么普及。唐灭亡之后的短暂一段时期，福建处于地方割据政权南唐的控制之下。南唐于开宝八年（975）降宋，因此向宋朝宫廷进贡研膏茶，当是此后的事情。
随后，茶的制作日趋精良。据说到了唐朝末年，福建产制“蜡面茶”并向朝廷进贡。大概是因为这种茶制成固形，有着像蜡一样光滑的表面吧。不过，也有别的说法认为在烹煮这种茶时其表面像蜡一样熔化，故得此名。由于蜡面茶是贡品，因此必定是上等好茶。福建的贡品有橄榄和蜡面茶，而据记载，到唐末时贡品中已无橄榄，只剩下蜡面茶。
不久，又出现了比蜡面茶更好的茶——“龙凤茶”。在福建产茶区，辟出特别的地域，命名为“北苑”，专门栽培茶树，生产用于进贡朝廷的茶叶。自然，所选地域的土壤和日照等条件都是最好的。那里所出产的最上等茶叶，都要用龙凤的模型压制成团茶。
据记载，龙茶进奉给天子，天子再将龙茶赐给亲王、长主（天子的姊妹）及宰相。其他皇族和重臣则赐予凤茶。
然而，比龙凤茶更上乘的团茶又出现了。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代四大家的书法名家蔡襄（1012—1067）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掌管租税运输的官员）期间，创制了“小龙团”并进贡给朝廷，这种茶深得宋仁宗的欢心。
蔡襄为福建仙游人，对茶产地非常熟悉，著有《茶录》一书。在他从福建上调中央任职右正言后，不时被仁宗召见咨询茶的事情，所以《茶录》也采用向天子奉答的形式。仁宗驾崩后，蔡襄这本著作出版，后来他又亲自订正了其中的错误，将内容刻在石上。大文豪、历史学家兼宰相欧阳修（1007—1072）随后为之作序。这篇序言提到，宋仁宗格外喜爱小龙团，就连辅政宰相这样的重臣也得不到小龙团的赏赐。只有一次赐给了中书省和枢密院（宋代称之为“二府”，乃政府的最高机构）的正副长官各四人，且每府仅得一个。二府八大重臣只得两个小龙团，可见仁宗确实非常珍重爱惜这种茶叶。
结果，一个小龙团被分成了四份，每个人能分到的不过是极少的一丁点儿，但却成为每个人的传家宝。获赐的八个人中，没有人当真把茶叶碾碎调饮。而是每逢宾客来访，便毕恭毕敬地取出来，供人观赏而已。这就是“传玩”，即手手相传，顺次鉴赏。
只供用手抚摸把玩，这便不能称作是“茶”了。茶是品饮之物。宋朝皇帝可将小龙团研磨成细末，欢心调饮，而对于得到赏赐的重臣而言，小龙团却不再是茶了。
欧阳修在《归田录》中也提到，两院曾获赐共分一饼；无论出价多高，都不可能得到小龙团。茶已经不再成其为茶，而成为珍宝了。
茶成了珍宝，这是有违陆羽的夙愿的。他认为茶适合于俭德之人。朴素的人与茶的本色相近。因此，将蒸青的茶叶研磨成粉末，未必就一定好于捣碎的茶叶。确实那种茶的粉末更细，但却很可能失去了质朴的本色。蔡襄在《茶录》中还记述道，宋代的饼茶多“以珍膏油面”，增其光泽。另外，贡品茶中掺有微量的龙脑（南方龙脑树的汁液），以增其香。这恐怕又剥夺了茶的“真”。而掺进异果香草，则更为恶劣。蔡襄对此提出批评，对这种趋势予以批判。这么说来，他所创制的小龙团茶中，应该不会掺杂其他异物。
这与陆羽的观念不谋而合。在唐代，也有用葱、姜、橘皮、茱萸、薄荷等煮水后添加到茶中饮用的方法。陆羽曾感叹这种风气尚未能停止。只用于品饮的茶方可称作茶。
蔡襄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创制了纯粹的小龙团。这样做倒也不错，只是小龙团变成了用钱都买不到的珍宝，有人即使偶尔得到了却舍不得品饮，这终究也很难说是真正的茶道。
小龙团已贵为传家宝，然而元丰年间（1078—1085）“密云龙”面世，夺走了小龙团茶中第一的宝座。随后不久，密云龙改名为“瑞云翔龙”。
不过，到了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又出现了“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这三种茶，比“瑞云翔龙”更胜一筹。随后在宣和二年（1120），转运使郑可简创制出“新龙园胜雪”，夺走了头把交椅。这样下去真可谓无穷无尽也！
“新龙园胜雪”的原料制作过程是，去掉经过精挑细选的熟叶的外皮，只取其芯细细一缕，将之放入清泉中浸泡，使茶缕变得白如银线。单凭上述这些，你一定会惊叹这种茶有多么了不得，不由得垂涎三尺。然而，再重新细读一下其制作方法，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宋朝首都开封，将钦宗及其父亲、已退位的徽宗一同带回北方，宋朝灭亡。钦宗之弟赵构南逃，不久定都临安，重建王朝，这便是南宋。中国的北半部分归入金的版图，南宋仅保全了淮河以南的地区。之前的王朝与南宋相区别，被称为北宋。
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新法与旧法之间的党争削弱了国家的活力。但是，为何会出现新旧两法之间的党争呢？这是因为由于国家财政困窘，就所应采取措施的不同而划分成两大派别。再追问一句，为何国家财政会陷入困境呢？其原因纷繁复杂，但奢侈成风的宫廷生活却也难辞其咎。奢靡的作风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而贪得无厌地搜集“龙凤茶”、“小龙团”、“瑞云翔龙”、“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新龙园胜雪”等上等好茶，且为此不惜血本，这种态度可谓与亡国之苦果不无关联。这是违背了陆羽俭朴之教诲的报应。
北宋末年政府实行了“茶纲”，所谓“茶纲”是指大规模地运送进贡的茶叶。纲即是大量货物的总称。人们对“纲”深恶痛绝。这是“花石纲”所招致的恶果。
中国原本需将南方丰富的物资运往北方，以维持整体的平衡。粮食需要这么调运是无可奈何的做法。茶叶也早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小龙团”等顶级贡品，其数量非常少，而大多数茶纲本来也应该是普通老百姓使用的廉价物品。然而，徽宗这位艺术家皇帝，却执意要在黄河流域的首都开封欣赏到江南的自然风光，于是便下令搜罗北方所没有的、产自江南的名木、名花、奇岩、珍石等，将其运送到北方，这便是“花石纲”。
奇岩中最珍贵的，当数取自陆羽等人的故乡太湖湖底的石头，即太湖石。北宋时期还没有炸药，因此要从水底将岩石切断并吊运上来，实在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为了这种非生产性的劳作，官府动员了民间的劳力。逐片地剥去茶芽外皮的工作，其艰辛程度绝不亚于采运太湖石。
“纲”乃专供宫廷之御用，因而运输队伍极为飞扬跋扈，所过之处无不给当地民众带来极大痛苦。于是民怨沸腾，纷纷酝酿着起义造反。《水浒传》的故事，正是以这样的时代为背景。
到了南宋，首都位于南方的杭州，且深知前代奢侈无度的代价，因此颇为低调收敛。
一般认为，将茶传入日本的人是平安初期的僧人永忠（743—816）。在此之前，也许遣唐使和留学生会把茶当作中国的特产少量带回日本，供家人和朋友尝试品饮。而据说在唐长达三十五年的永忠，念念不忘要把唐文化移植到日本，遂将茶树的种子或树苗随身带回。
空海、最澄渡唐时期的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完成了使命回国，永忠就便乘船与之同归，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回到日本。最澄也同船返回，而空海则在长安逗留。此前，在长安的宿舍西明寺附近，永忠向初来乍到的空海讲述了三十五年的在唐生活，并给予他各方面的建议。两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对话：
——我欲带回茶树种子，因为日本国内尚无茶树。
——如此甚好。
据《日本后纪》记载，嵯峨天皇弘仁六年（815），大僧都永忠在近江的崇福寺献茶。这是四月发生的事情，六月天皇即下令，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诸国种植茶树，每年向宫廷进贡茶叶。永忠归国十年后，所种茶树当已蔚然成林。《凌云集》收录了嵯峨天皇所作的《夏日左大将军藤冬嗣闲居院》联句：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此外，被认为是东宫时代的淳和天皇在同时期所作的《夏日左大将军藤原朝臣闲院纳凉》一诗中有这样的联句：
避景追风长松下，
提琴捣茗老梧间。
他想到了兄长天皇的联句，将茶与琴赋入诗中。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虽然当时喝的是末茶，但制茶时并没有研磨，而是采用捣的方式。若据《类聚国史》记载，这首诗是“弘仁五年四月，幸左近卫大将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冬嗣闲院……天皇染翰，群臣献诗”时所作，那么其时间是在永忠献茶一年以前。
平安朝宫廷人嗜茶，这也反映在其诗文中。嵯峨天皇在答最澄《奉献诗》的诗中写道：
羽客（长有羽翼的仙人）亲讲席，
山精供茶杯。
在同一本《文华秀丽集》中，收有锦部彦公的《题光上人（僧光定）山院》的五言律诗，最后两句是：
相谈酌绿茗，
烟火暮云间。
菅原道真也咏道：
烦懑结胸肠，
起饮茶一碗。
不过，饮茶的嗜好似乎尚未传到宫廷以外。在菅原真道的建议下，日本废止了遣唐使，而流传至日本的唐风余韵便逐渐消退，原本基础薄弱的饮茶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日渐衰微。
茶在日本再度流行，应归功于荣西（1141—1215）。他曾两次渡海赴宋，第二次是从后鸟羽天皇的文治三年（1187）起前后大约五年。当时中国处于南宋时期。日本各地的茶园肯定也都荒芜了。大概荣西重新带回了茶树种子和树苗吧。
从平安初年永忠回国，到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的前一年荣西归来，岁月流逝了三百八十六年。
永忠归国的时候是唐贞元的最后一年，正巧也是人们推断的陆羽去世的同一年。质朴的茶风在那个时代蔚然兴盛，平安朝的宫廷人士亦是如此，田园牧歌般的捣茗声，声声入耳。此后，中国的茶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朝的历代皇帝对茶叶“精”无止境的追求，产生了以“新龙园胜雪”为最高峰的许多绝代茶品。这是过度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俭德之心丧失殆尽。
可以说，北宋便是亡于这种奢靡的心态。南宋必定对此进行了反省，不会像前朝一样索求无度。北宋时期有许多关于茶的著作问世，而南宋则没有什么重要的茶书。南宋虽不至于恢复唐代的质朴，但与北宋相比，应该有所返璞归真。荣西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渡海到达南宋，拜访了茶的产地浙江的各个寺庙。
荣西参谒了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禅师。当年陆羽为了寻访名茶，曾数次到过剡溪这处天台丛山怀抱的地方。后来怀敞禅师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同前往。
天童山也是道元参禅过的寺庙。几年前，我曾到访此处，当时建起了一座全新的道元纪念碑。不过这座寺庙与荣西的渊源也很深。荣西回到日本后，还送来日本的名木，供寺庙修复千佛阁使用。天童山位于明州，陆羽曾记述道，浙东数越州的茶最佳，其次为明州。不过，这个地方所出产的太白茶，到了元朝才变得非常有名。
荣西掌握了在尊崇朴素之风的禅寺品饮朴实的南宋茗茶的方法，回到日本。
当饮茶在日本日渐式微之际，正值中国北宋所谓的狂乱时期。就像为了避过这段时期的奢靡之风一样，到了荣西才引进安详而富含深意的茗茶。由于佛教已经渗透到平民之间，荣西所带回来的茶风便不会像平安时期那样后继乏力，乃至消亡。
南宋灭亡，随后是延续不到一个世纪的元朝，紧接着是汉族所期待的明王朝的建立。这是1368年的事情，时逢日本的南北朝时代——南朝为长庆天皇，北朝为后光严天皇。
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相比，汉族人建立的明王朝并非截然不同的政权。从历史上看，明朝也继承了元朝的一些特点，常常显露出元朝的某些性格。明代人具有尚武的精神，尤其蔑视个性的软弱。明朝是重农主义的国家，排斥商业。农民可以穿着丝绸，而商人则不得如此。
朴素受到尊崇，而奢侈则遭受敌视。必须排斥北宋式的风气——徽宗皇帝所代表的艺术考究。
知道了明朝的这一基本风气，那么也就能够理解朝廷为什么会废止了末茶，取而代之以叶茶作为贡品了。他们希望回归到饮茶的初期，连唐人陆羽的时代也要超越，更遑论北宋了。茶叶直接煎煮后品饮，这种极为质朴的品饮方式成为主流，重新流行起来。
到了明朝，末茶便在中国衰亡了。而在这段相当于足利时代的时期里，荣西当年从南宋寺院带回日本的末茶，逐渐流行起来，迎来了黄金时代。
末茶在中国正要走向衰亡，而恰恰是这个时候，却在日本开始盛行，真是有点讽刺意味。
下诏与末茶诀别的明太祖洪武帝朱元璋是一位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他既不是像隋文帝和唐高祖那样的贵族，也不是像宋太祖那样的军阀。虽然与汉高祖刘邦颇为相似，但刘邦尚且是沛县亭长这样的低级官吏，而朱元璋相传原是乞丐。正因为如此，他对末茶才会有这样的果断之举。也许他还对宋徽宗时代那样追求高雅品位的风气深恶痛绝呢！
自陆羽在世时起，末茶便逐渐高级化，日益远离普通民众。正是有鉴于此，陆羽才不得不强调“俭德”之精神。
袁高（726—786）是唐代一位很有骨气的政治家。据《新唐书》记载，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担忧京畿田地抛荒，令各道献上耕牛，委托于京兆尹（首都长官），欲将耕牛分给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的人家。对此，袁高奏请道，拥有田地五十亩以下的人家才是穷人，应将耕牛分配给他们，每两户共用一头。德宗从善如流。袁高历任京畿观察使、韶州刺史、给事中等职，死后追封礼部尚书。《全唐诗》中仅收录了他的一首《茶山诗》。起首两句是：
禹贡通远俗，
所图在安人。
禹贡是《书经》中的一篇，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志，所述内容为天下租税贡赋之事。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古代圣人之所以指定进贡物，为的是民众生活的安定，而后世的帝王却失去其“本”。忘记了原本的精神，反而由于征收贡赋而陷万民于赤贫之中。
袁高举茶为例。为了进贡茶叶，人民荒废了农耕，痛苦地采摘茶叶，而朝廷的使者则不断催促。这便是：
选纳无昼夜，
捣声昏继晨。
整夜都能听到捣茶声，这是为了制作末茶进贡朝廷。
袁高是陆羽同时代的人。两人年龄相仿，袁高逝世在前。他感叹贡茶令人民疲敝不堪，全诗以“丹愤何由申”一句结尾。
陆羽应该读过这首《茶山诗》。
袁高在《茶山诗》中，以一句“日使万姓贫”，表达了对进贡茶叶成为一项制度后所带来后果，即贡茶之弊的愤慨。
这与茶道中的“贡茶”意义完全不同。茶道的贡茶是一种比赛，指品饮不同味道的茶，然后辨猜茶的味道，决出胜负。具体而言，这种游戏是将三种茶各包四服，先分别喝掉各一服。十二服中饮了三服，还剩九服。然后再加上另外一种茶，凑成十服，供大家品饮竞猜。相传孔子的弟子子贡是闻一知二的人，即推理的高手，因此他取名为“贡”。贡茶又名“十服茶”。
唐的“贡茶”，“贡”乃“贡品”之意。由于是向天子进贡，因此非得要上等的茶不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好的茶运送到长安，据说其绩效事关地方官的仕途。
在陆羽所居住的湖州及其西北相接的常州之间，是名茶的产地。吴兴西北方向二十多公里是长城县（今长兴县），县内顾渚山是著名的产茶地。从此处再向北沿着太湖进入常州，到达义兴县（今宜兴），有名茶阳羡茶。
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陆羽看到这些地方所产茶叶冠绝各方，因此进言“可向皇上推荐”。常州刺史李栖筠听闻此言，遂向朝廷进贡茶一万两，这便是贡茶的肇端。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陆羽也需对贡茶负有一部分的责任吧！陆羽当时的想法一定是很纯粹的，认为如此绝妙的茗茶，无论如何也要献给陛下品尝，因此才提出进言。然而，一旦将贡茶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事态便陷入狂乱的境地。地方官为了升官晋爵，挥鞭驱赶民众采茶。这是一种夫役，民众拿不到工钱。他们可能还宣讲道，你们该觉得采摘贡茶是一种光荣的义务。酷吏层出不穷，不少民众只好选择逃亡。袁高在《茶山诗》中写道：
我来顾渚源，
得与茶事亲。
顾渚山设有贡茶院（制茶工厂），袁高曾到这里亲自参加过茶的生产，因此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
贡茶从大历五年（770）才开始，但茶向精致高级化的发展，则从这个时候便已经露出端倪。而另一方面，茶的平民化也在向相反的方向推进。一斤的茶叶中才能挑选出一钱的高级茶，与碎茶相比真是千差万别。
唐朝政府从建中三年（782）起开始课征茶税。此后茶税又几经废立。向奢侈品征税是理所当然的，而将日常生活必需品纳入税收范围则实在是苛政。茶具有奢侈品和必需品的双重属性，因此，茶税便免不了反复废立。
到了宋代，像前面所述那样的茶的高级化永无止境，而励行朴素之风的明太祖实施新政，脆弱的末茶则不堪一击，彻底灭绝。
“一击”这样的形容确实恰如其分。实际上，在此以前就有散茶，即蒸青后干燥的茶叶，用热水冲泡饮用。但散茶有臭青味。到了明代，主流的制茶法首先将茶放在锅里炒，使冲泡的茶更好喝。有人认为这也是导致末茶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在广东、福建等华南地区当时似乎还零星残留有末茶，但不久也消失了踪影。纵观历史长河，名噪一时的“新龙园胜雪”也不过就是南柯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