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茶事遍路 » 茶事遍路全文在线阅读

《茶事遍路》俭德之人

关灯直达底部

“喝酒不会倾家荡产,饮茶却使人不名分文。”这句话不知典出何处,但我四十年前在台湾就听到过。因酒怠工,损财破家,在日本的典型是小原庄助,但这句话说的是酒的价格的问题。不论是多么昂贵的酒,一人酒量有限,有钱人是不会因此而倾家荡产的。但茶的价格是无上限的。某山某坡,某个高度,某棵茶树某部分的茶叶,再加上采摘的日期、时间、气候等条件,关于茶叶的条件是无限的。若饮此茶,无从计价,所谓“无价之宝”,即英语中的priceless,如欲得手,只好接受对方的开价。开价无顶,那么为茶倾家荡产,亦有可能。

正如一个故事所说,某位先生嗜茶荡产,不名一文。后投于某大茶商,成为品鉴茶等级的专家,勉强得以温饱度日。其品茶定级绝无差误,对于茶商而言,实属难得人才。

中国有一本被拍成电影的畅销书《美食家》,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我有缘成为这本书的监译。书中讲到一个苏州的资本家,以吃作为生存的意义,尽力追求美食的极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虽一度落魄,但在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又被授予“美食家”的称号,成为专家,东山再起。这与其说是以艺谋生,不如说是以爱好谋生。在这一点上,两个故事具有相似之处。

但品茶先生果然能被当成是“茶人”吗?陆羽在《茶经》中认为,适合饮茶的是“精行俭德之人”。嗜茶破家,为亲友及他人带来痛苦的人是称不上“精行俭德”的。所以品茶先生不过是专家而已。陆羽认为宜于茶者,绝非此种人。但茶室等表面简陋,内饰以金,示人以俭,或称雅致,是否符合茶之真精神,值得怀疑。

陆羽自传中提到了提拔自己的两个人即李齐物和崔国辅,而友人只举出了释皎然一人。释皎然是陆羽朋友中的代表,因其是真正的茶人。陆羽与皎然相识,是在从竟陵搬到吴兴以后。吴兴即现在浙江省太湖南岸,唐代属湖州。今天的地图上,仍注明吴兴的别名是湖州。陆羽就在流入太湖的苕溪岸边结庐定居。

陆羽的迁移是因为安史之乱。《自传》中轻描淡写道:“至德初,秦人过江,子亦过江。”秦人指陕西人。玄宗皇帝逃跑以后,长安人也大量南迁避难,大概陆羽认为竟陵亦非安全之地,故迁往更南处。安禄山造反后,玄宗退位,逃至蜀地,而肃宗则于灵武即位。肃宗之弟永王璘在南京附近兴军勤王,诗人李白成为其幕僚。但异母兄弟的肃宗和永王璘不和,因永王不奉诏入蜀,故被视为反叛。知名诗人高适时任淮南节度使,举兵讨伐永王。至德元年(756)十二月,兵集安陆。安陆在竟陵近侧,故当时陆羽的故乡一定是群情汹涌。虽为故乡,但作为弃儿,陆羽在此并无亲属财产,故易于避难,当时陆羽大概不满三十岁。陆羽在吴兴早早就隐居起来,一直活到70高龄,在吴应的时间比在故乡还要长。

唐代的一名诗人在一首题为《竟陵西塔寺陆羽茶泉》的五言律诗中写道:

竟陵西塔寺,

纵迹尚空虚。

不独支公住,

曾经陆羽居。

草堂荒产蛤,

茶井冷生鱼。

一汲清泠水,

高风味有余。

智积禅师抚养陆羽的地方是竟陵的龙盖寺,而西塔寺则大概是陆羽离开龙盖寺以后居住过的地方。支公是东汉三国之际的支谦,或晋的支遁。二人在《梁高僧传》中皆有传,但都无居于竟陵的记载。曾住于此的说法,大概来源于寺院方面的说法。

西塔寺除了曾经有高僧支公驻锡以外,陆羽曾经居此,似亦颇为闻名。其中有陆羽茶泉或称茶井,陆羽曾于此汲水烹茶。从“纵迹尚空虚”、“草堂荒产蛤”两句来看,诗人访问之时,已甚荒残。

上述这首诗在《全唐诗》中被归于裴迪名下,但裴迪是王维(701—761)之友,有名的《辋川集》即是二人唱和的结集。《唐诗选》亦收其五言绝句二首,皆为与王维的唱和。安史之乱后,他任蜀州刺史,与杜甫甚为亲密。显然,他要大大年长于陆羽。

裴迪之访陆羽遗迹,看来似乎年代不合。据《全唐诗》以为底本的统签的《唐诗》中的注,此诗虽见于明杨慎的石刻,但因年代差异,恐非裴迪所作。此注亦收于《全唐诗》中,以示存疑。然诗定有原作者,或自残碑、断简收集此诗时,因作者名似裴迪,故致误读。实际上,五代后梁武将即有名裴迪者。无论如何,竟陵西塔寺有陆羽茶泉,晚于陆羽的诗人探访遗迹,怀思古人而作此诗,当可无疑。

竟陵出现陆羽遗迹应是在陆羽被奉为茶圣以后的事。竟陵时代的陆羽仍在修习的过程当中,他成长为精通茶道的人应是在战乱中移居到湖州与皎然相会以后的事。陆羽《自传》中云二人是“缁素忘年之交”。缁是黑衣,即墨染的僧衣,素是指普通人穿的白衣。“忘年”是指不受年龄差距的拘束。皎然是缁,陆羽是素,二人的友谊超越了僧俗的界限。从“忘年”来看,两人的年龄应有相当的差距。皎然虽生卒年不明,但陆羽恐怕是更为年轻的一方。

皎然俗姓谢,名昼。据说是六朝诗人、政治家谢灵运的十世孙。谢灵运在诗中引入了自然美的新主题,钟爱山水,与庐山慧远等高僧交游,注《金刚般若经》,是佛教徒。皎然与其十世祖十分相似,文章隽丽,号为“释门伟器”。其传教“莫非始以诗句牵劝,令入佛智”,以诗文为教化的武器。皎然天才似祖,性格则完全相反。《宋书·谢灵运传》言其“性奢豪,车服鲜丽”,并不满于与才能远不相称的地位。皎然于佛典以外,经史子集无不精通,对记载于《宋书》、《南史》中的先祖事迹必定十分熟悉。谢灵运由于性格过激而致死于非命,皎然定当以之为鉴,修身养性。《宋高僧传·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云:“昼清净其志,髙迈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实乃俭德之人。传中也提到他与陆羽是“莫逆之交”,可见他们志同道合,陆羽当是认同皎然的“俭德”的。

某年重阳,皎然与陆羽于僧院饮茶,皎然遂作《九日与陆处士饮茶》五言绝句一首。陆羽虽曾被任为太子文学这一东宫官职,但并未就职。弃官不为者即为处士。将这一称号置于姓和名之间,是中国的习惯。其诗云:

九日山僧院,

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

谁解助茶香?

诗中无疑用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典故。重阳节有以菊花撒于酒中的习俗,但菊花亦可增加茶的香味。“谁解”一句,即言无人知其奥妙,只有在僧院相对的二人——皎然和陆羽——知道而已。这不仅体现了二人“莫逆”、“忘年”的情谊,也正是陆羽茶道修习的过程。

皎然诗现存470余首。其中有一首《塞下曲》,收于《唐诗选》中。但奇怪的是,陆羽的诗只有一首收于《全唐诗》中。作品是否得以保留,固然与作者的实力相关,但运气也是一大关键。在印刷时代以前的手书时代,抄写下来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即便抄写下来,也不一定就可以留存。晚唐韦庄的《秦妇吟》即是一例。这是一首描写黄巢之乱(875—884)惨状的长诗,十分流行,被广为传写,韦庄亦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即便如此,此诗亦竟然亡佚。20世纪初,其抄本于敦煌石窟被发现,方才重见天日。其原因一是由于篇幅过长,一是由于韦庄忌于人言而没有收入到自己的文集中。

皎然的作品得以留存,是由于其文名甚高,死后即有敕命抄录其诗并收入秘书监保存的缘故。前引其《传记》中云:“贞元年终山寺,……贞元八年正月敕写其文集,入于秘阁,天下荣之。”可见其死于贞元八年以前,而陆羽如前所述,大约死于贞元二十一年,这是推测其忘年交皎然较为年长的根据。

重阳日,二人饮茶,当时之诗,只有皎然所作留存下来,陆羽应也有诗,因酬诗应和乃是文人所好。如皎然有一首题为《寻陆鸿渐不遇》的诗:

移家虽带郭,

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

秋来未着花。

叩门无犬吠,

欲去问西家。

报道中山去,

归时每日斜。

这是一次不速之访的记录。皎然突然想拜访莫逆之友,却不巧没有在家。这首诗无疑是写给陆羽的,陆羽当有应和之作,可能会有入山观景、流连忘返等内容。但他的诗并没有留传下来。

皎然著有诗论《诗式》一书,摘录古人名篇佳句,分为五格、十九体。据其《传记》,在写作过程中,他以诗非禅者之意,故中辍其事。他不仅是作家,也是理论家。与之相比,陆羽的诗恐怕要逊色不少。他虽曾作诗,但未收入文集,故致渐渐散佚。陆羽现存唯一一首诗是题为《会稽东小山》的七言绝句:

月色寒潮入剡溪,

青猨叫断绿林西。

昔人已逐东流去,

空见年年江草齐。

剡溪是自天台山流入杭州湾的曹娥江的上游部分,以景胜闻名。虽距湖州有相当距离,但陆羽似经常出游至此。杜甫年轻时亦游于此地,晋代的隐士戴逵亦居于此。诗中所说的“昔人”,可能就是指他们。后面还要讲到,陆羽至剡溪,除了游玩以外,主要是为了清心洁志。在这里,他自然会缅怀曾经的隐士戴逵。

东晋末年,戴逵以琴技高妙闻名。武陵王闻其名而召之,他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遂避居于剡溪。其性高洁,以礼自处,虽为隐士,而以放达为非道。他诟病竹林七贤之清谈,斥其乱道。“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是对于模仿前贤的似是而非的行为深恶痛绝。如此守礼隐士,正是陆羽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戴逵早于陆羽四百年,不仅是居于同地的同时代的朋友皎然,像戴逵这样前辈的俭德之人,陆羽亦以之为师。正是通过咀嚼从他们身上吸收来的东西,陆羽才能构建茶文化的体系。

在湖州除了皎然以外,陆羽还与隐士张志和交往。张志和是十六岁即明经及第的逸才,虽曾一度为官,但很快即归隐,自称“烟波钓徒”。擅画山水,嗜酒酣饮,击鼓吹笛,挥毫立就,并首创“渔歌子”形式的词。词牌名典出屈原《渔父辞》,“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渔父对屈原的劝告。张志和《渔歌子》有五首,其中第一首写道: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归”这里无疑是说归于官场。而进入仕途,正是当时士大夫的理想生活。其第五首云:

青草湖中月正圆,

巴陵渔父棹歌连。

钓车子,橛头船,

乐在风波不用仙。

钓车子是指钓竿把上挂的丝卷车,橛头船大概是钓舟的一种。其诗歌咏风波之乐,胜于为仙。《西吴记》以《渔歌子》为张志和与湖州刺史颜真卿、陆羽、徐士衡、李成矩等唱和之作。但颜真卿、陆羽等人的作品今已不存。只有张志和之兄张松龄的和诗留存至今。其兄希望俊才之弟能宏扬家声,为其建家,欲其定居,其词曰:

乐在风波钓是闲,

草堂松径已胜攀。

太湖水,洞庭山,

狂风浪起且须还。

这里体现了兄长的担心。宪宗欲求志和《渔歌子》真迹而不得。宰相李德裕亦赞其“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