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关于杀手凯勒
在出版纽约之贼罗登巴尔的新书发表会上，我曾开过一个玩笑：“我们已看过了一个正直、善良、聪明、世故的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是一个正直、善良、聪明、世故的小偷。”我记得当天在场的有侯孝贤、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以及号称全台湾第一开锁专家的谢文苑警官，后来赶到的还有声称要娶书中从良妓女伊莲·马岱为妻的袁琼琼。此外，当天发表会所在的永康街同时间发生了一场幸好没人伤亡的小火灾，就离我们使用的小咖啡馆不到一百米距离，像个呼之欲出却又说不清楚意思的奇怪寓言。
现在，我们又来了另一个正直、善良、聪明、世故的职业杀手了。
这个以杀人赚取生活温饱的家伙名叫凯勒，Keller，离他的职业之名killer不远，独居纽约的一间公寓中，几乎不与人交往，他的经纪人(该不该这么称呼?)是居住在白原镇一个从未露面也不知其名的“老头”，但真正负责和凯勒联系的却是老头的秘书桃儿，一个甜蜜审慎的老女人。基本上，凯勒的业务范畴遍及全美国，他接获工作，坐上飞机，到千里之外目标所在的某一小城小镇，住进廉价的汽车旅馆，租当地的车子，吃当地的餐馆，并因目标的实际生活作息决定刺杀的方式，这才在当地购买杀人的武器道具。他实际动手的时间不一定，有时顺利到早出晚归，有时却得在这个小城小镇停留十天半个月之久，因此，他偶尔也得睡睡当地的女人，看看当地的街景风光人情，甚至想像自己生长于、活于或终老于此地的景象。当然，得手之后凯勒会在第一时间走人，一阵烟似的，或更像一个似有还无的恍惚鬼影子，飞行、住宿和交谈用的都是假名字，杀人道具用后即弃立刻处理掉没那份危险的浪漫携回纽约当纪念品，因此，他不仅是透明的人，还是“负数”的人，他不止不在任何地方留下可资注意的痕迹，还总为当地减去一两个人、一两段生死恩怨，其余的，就像指纹般抹消得干干净净。他去过的地方总既是第一次又是最后一次，此生不可能再光临，见过交谈过的人既是初识有缘也是永别，这辈子不会再相逢。他和外面世界的关系永远如中国大陆所说的“一次性”，一次性雨衣，一次性相机，一次性女人……一次性真正意思就是丢弃和消灭，惟一存留的，只剩在凯勒一个人的记忆里，而凯勒又是个记忆力非常好的杀手。
某件事，当一整个世界完全遗忘而只有一个人记得，是什么意思?我个人读过一本语言论述的书，谈到当使用某种语言的部族不断死灭到只剩惟一一个人时，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此种语言已先于部族的灭绝在此刻提前死亡——我个人挑剔地认为这个惟一的解释其实还不够周延不够指出事情的真相，这不是瞬间宣告的安乐死，而是在有口难言的寂寞之中，由语言退化为无意义的声音再缓缓杳逝地一点一滴死去；或者换句话说，当最后这寂寞的人也死去，那是这个语言的不存在，而在此之前这最后一人还顽强活着的短暂倒数时日，却是这个语言的死亡。不存在是平和的客观状态描述，说眼前没有一张桌子、没下雨并不牵动我们心绪；而死亡却是可怖的来袭，是由我们看着它由存活到归于虚无一段触目惊心的时间过程，是很难不包含着主观感受的一条无能为力的单行道。
书中，凯勒曾在一次出差的机场书报摊上买过一本他根本读不下去的廉价西部小说，他不否认吸引他的只是封面印的一行字：“他骑了千里路，去干掉一个从未谋面的人。”没太久，这句话又被他滑稽地重新组装了，只因为到达千里外目标的小镇当晚，他在酒吧和个寂寞的女人勾搭上了，太阳又升起清醒之后，他哑然地发现自己其实是：“他干掉了千里路，去骑一个他从未谋面的女人。”
凯勒绝大部分的人生便长这样子，一个好生奇怪的人生，世界不断向他展开，却又吝啬地在只看第一眼后就紧紧阖上，他的特殊执业和我们这些奉公守法、只杀动物和时间不杀人的良善公民隔着不可思议的鸿沟，他绝大多数的麻烦不是我们的麻烦，但奇怪的是，我们不仅听得懂他的话，而且实质性的有感，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职业有别，却仍有深沉的相共部分?我们的处境其实还是有犬牙交叠之处?我们之间有着某一部分素朴的人的语言依然联系彼此，形成对话?我们只是都活得不那么尽如人意而已，我们终究不真的是喀麦隆的波贡或西高加索的艾桑，他们是卡萨北语和尤比克语的最后说话人。
陌生人的谋杀案
布洛克从私家侦探写到小偷，再写到职业杀手(当然，他稍前还写过个情报员，一个永远睡不着觉的奇怪情报员；以及一个有钱但胖得要命的安乐椅业余“神探”)，从体裁或直接说从小说主人翁的职业选择来说，我们只能讲他真是个创作力丰沛的书写者，但半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广大而且垦殖已久的广义推理王国之中，小偷、职业杀手乃至于情报员，都早已有先人走过，甚至发展成一个一个亚类型——当然，其中比较麻烦也比较边缘的是职业杀手这一个，因为这个特殊的行业和整体社会的关系，尤其和推理小说所大致设定的“犯罪/正义”基本原则不免有抵触之处，这使得职业杀手的书写变得困难许多，毕竟，很多推理小说已开发成功、方便于复制的类型书写方式到此并不合用，相当程度上得另辟蹊径，也得一并负荷较高的书写风险。
关于这个我们稍稍再解释两句。我们知道，推理小说的凶手，如S.S.范达因所讲的，非得在小说进行的前三分之一就出现不可，而且还非得是书中要角之一不可，这意味着推理小说基本上是“熟人”的谋杀案，嫌犯的涉案嫌疑程度往往如儒家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同心圆方式涟漪状朝外递减；而职业杀手却是“陌生人”执行的谋杀案，这种“被害人/凶手”的无关系本质，只有杀人执行的技术性问题，而不存在着推理——所谓推理，是找寻出隐藏在表象底下的联系，没有联系，何来推理?用直接点的话来说，职业杀手不用安排不在场证明、不用嫁祸无辜他人、不用制造烟幕误导侦查方向、不用替被害人买巨额保险、不用偷换遗嘱、不用在凶案后装出哀痛逾恒的鬼样子，几乎所有推理小说中的各式花招都不用，他要的只是杀人成功、顺利离开。
如此陌生人的谋杀案，必然也形成某种不驻留的、非封闭性的谋杀案——推理小说里有一句不知道为什么代代流传的神话，仿佛成了凶手不可违背的义务：“凶手迟早一定会再回犯罪现场。”这对职业杀手是天大的笑话，如果说职业杀手也有相应的铁则的话，那必定是：“职业杀手绝对绝对不可以再回犯罪现场一步。”
因此，如果要缉捕职业杀手，用的不可能是坐而言的沉静推理，而是起而行的风火轮追猎；不是趴地板上找香烟头小纸屑，而是天涯海角如追寻杳逝他乡的负心情人。
事实上，职业杀手的确还非得缉捕不可。推理小说甚有道理地相信它的读者是有基本道德意识的良善公民，要求果报、要求正义得偿，要求好人这一国完完整整地得胜，这不是绝对不可冒犯，但打算试一下的书写者顶好先想清楚，拿出纸笔好好计算其风险和可能代价——因此，推理世界的主角小偷大致上都只能是侠盗义贼，甚至偷羊头卖狗肉的其实花更多工夫在破案缉凶之事上，包括布洛克自己的贼罗登巴尔。
又要故作惊人语地写职业杀手，又要保守地回归基本道德，这两下这么一加，奉职业杀手为名的小说，其中的职业杀手通常便只能扮演猎物而不是追捕者，而且天可怜见得在书末恶贯满盈伏法了事，好安慰我们脆弱多汁的心灵。这个宿命性收场于是又带来一个难以逃遁的结果，那就是职业杀手小说很难像正常推理小说那样发展成连续性的系列，供我们长期追随并投注情感于其中。职业杀手的创造和阅读亦是一次性使用，以台湾我们可见的中文版小说来看，像格林的被出卖兔唇杀手“乌鸦”《职业杀手》，或隔一阵子就在第四台播一次改编电影的《豺狼末日》，都是这样的全一册，戛然而止。
在推理这个不尽恰当的大招牌底下，不推理、不驻留、永生放浪于异乡异国道路之上的职业杀手小说，遂一直是个人数不多的异类，独自形成一个小小的洞窟，它更恰当的分类归属是所谓的“惊悚小说”，在另一头连缀上政治和国际性阴谋，毕竟，要这样焠炼出一身杀人绝学的职业好手回头来对付寻常市井小民，就像要迈克尔·乔丹来打我们的高中篮球联赛一样不恰当也不公平，狙杀那些几乎无人不做恶事的高高在上政治大人物不是得其所哉吗?
奇怪的书写企图
因此，职业杀手小说总去除不掉某种受了诅咒似的悲凉底色——它的主人翁游魂飘荡在我们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生活作息之外，它的小说书写也难以遵循已成为坦坦大道的制式推理书写，但这被遗弃的悲凉命运也必然挟带着某种自由，某种多少被迫得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的自由，这种其实并不怎么受欢迎的自由，通常只有极少数有信念、有坚强心志的人乐于保有它并有效使用。
我们说过，从没执照的私探写到小偷，再干脆直接写职业杀手，这并非布洛克的特异之处，真正比较奇怪的是，看起来他真的打算也把它发展成一个固定性的、连续性的杀手系列(截至此刻为止，除了我们手中这本Hit Man之外，他又已完成了第二册的Hit List)，意思是，这个正直、聪明、善良、世故的冷血凯勒竟然不打算束手就擒，他还要像他自己说的“以帮人消灭老鼠为业”的，在往后的岁月中不回头地杀下去。
这个古怪的企图，势必比我们才讲过的“正常”职业杀手小说书写更难，两倍的更难，因为推理世界的制式书写，它绝大部分不合用，就连多少也有迹可循的过往职业杀手书写规律它一样不能依靠——布洛克要如何才能让我们心平气和地相信，这个杀人如麻的凯勒有理由在每一部小说收场时可以活下去?让我们不刺眼地同意，他的确有资格窝回他纽约的公寓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已有两本小说写成，说明了布洛克的如此企图，但老实说还不足以说服我们事成无忧，对这位今年已六十四岁却依然斗志昂扬的可敬小说书写者，我们仍提着心看他接下来怎么玩下去。
人为自己找到的位置
布洛克小说中的主人翁都是现代人城市人，不像早期小说中的主人翁那般乐于交代生家出处，甚至像中国平剧中人那样每日晨起第一件事便是详述自己祖籍所在、父母何人、婚姻家庭成员及相处状况，且做何营生、外加今天心情阴晴起伏等等。看来小说中人亦一如现实人生的递邅变化，愈来愈有隐私权概念——无牌私探斯卡德讲过他父亲，在搭乘11线地铁办案途中的淡淡触景回忆，因为他父亲就在此线车上坠落身亡，大概是为了躲到两截车厢之间偷抽根烟(香烟果然是害人的坏东西，谨把此一个案送给香烟的歇斯底里大敌董氏基金会)，也许还喝了酒因而脚下不稳；小偷罗登巴尔的母亲“亲爱的罗登巴尔太太”一辞原则上只挂在爱钱如命的雷·柯希曼警官的调笑口中，至于本人是圆是扁我们完全不知道；说起来，反而是杀人为业的凯勒还比较肯讲自己父母，但他母亲只是个无啥内容可言的典型落翅仔，父不详而且连照片都是假的，因此说了也差不多等于没说。
作为一个读者，有时我个人会开玩笑地想，其实他们三个人的真正身份会不会就是三兄弟?同胞所生但分散流落各自的人生，选择了不同的行业，孤独地在大纽约市的人海中茫然浮沉?
会想到诸如此类的玩笑，是因为这三个人性格软硬有异，对应严酷人生的方式也大有不同，但布洛克并未“身外物”地把这三人写成三个典型人物从而彼此不通声息，事实上，读小说的人很自然会极实质地感受出来，拨开姓名、行业、当下生活实况等这些浮花浪蕊，他们三个在生命最根本处深沉的重叠，像不同的芽曲曲折折其实发于同一个深埋土中的根，因此，书写者布洛克本人变得很像某种好奇但冷酷的科学家，他把同源的三兄弟抛掷于不同的家庭成长、不同的人生际遇并持续追踪其变化，通过这样的实验来叩问人生真相。
相信紫微斗数、八字、星座之学等命运之术的人，大概都问过一个自寻烦恼的问题，大概也都得不到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答，因此只能把这疑问搁着，那就是，拥有同样生年、生月、生日、生时的双胞胎或甚至同一家医院产房里一起排列在婴儿室的不同人家小儿，为什么会得到这么不一样的人生?为什么有人麻雀般坠落成三级贫户而有人凤凰般攀升为大财团专用律师甚至选上总统?
这里，我们没有能力也无意讨论神秘的命运之学，而是回头来想列维施特劳斯的一句其实远比乍听更深刻的话：“技艺，是人在世界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
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技艺，指的不只是我们表面的职业选择，尽管它经常和我们从事的职业密密纠结一起，我们可以说它是我们可变动职业背后难以更动的生活技艺；也不太是所谓的志业，没那么高远那么文人气，它要素朴一些，更工匠性更技术性一些，不那么多应然的自我期盼成分，而是实然的我们最会做的那件事。这里头，熔铸了我们独特的性格，细碎、偶然但不可逆转的独特生命经历际遇，还有最本体的，我们倾注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用过就没有的时间所习得并且反复操作的该项技艺，就像美国职棒大联盟一名投手所说的：“整整三十年了，我所做的就是用力丢出这一颗球，你说除此之外我还会做什么呢?”而这个投手念小学时作文写“我的志向”，很可能长大后要当的是航天员。
用这么漫长时光养成的技艺，于是不太可能仅仅是某种身外物的职业手段而已，可想而知其暗暗生长的根有多深多密多长，并如何牢牢钉在现实的特定土壤之中，这就是列维施特劳斯说的“人的位置”。这个位置同时意味着这个人和整体世界的特殊相处方式，这个人看待整体世界的基本方式，用我个人最近喜欢用的语言是，这个位置同时是一张特殊的地图，揭示了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面相，提供这个人走进这个世界的某些路径。不同技艺的不同地图有精致粗陋之别，也可能彼此隔绝难以拼合着使用，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一种单一技艺的单一地图可能单独揭示着全部一整个世界，开启这个世界一切的秘密，就像翁贝托·艾柯说的一样，制作一张和实际世界完全一样、完全同等大小的地图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我们便很容易悲悯地想到，人的失业，就像我们今天满街可看到的，所失去的便往往不只是一份工作，以及工作所换取的生物性温饱和生命延续而已，而是极可能连同你在这个世界中惟一的位置也同时被连根拔起来。你的技艺失效甚至永远过时了，你所熟悉且每日每时使用不疑的路径忽然全成了死巷子，整个世界瞬间在你眼前关闭了起来，变成一个全然陌生的存在，你得重新认识，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还需要你不见得还够的时间，因此，往往得有人帮手。
所以说，尽可能对这样的人好一些，可能的话也不要吝惜给予某种程度的援手，他们一下子所失去的通常比我们可见到的要多，而且重来之路也比我们想到的要艰难许多。
转动的万花筒
在Hit Man书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比方说凯勒从桃儿那里接受谋杀指令或事成复命的对话，不是递交一份神秘录音带且听完十秒钟后自动销毁，像早期《虎胆妙算》影集的固定片头那样(即今天《碟中谍》的原初电视版本)，而是恍若马修·斯卡德和伊莲·马岱的对话，和老条子乔·德肯的对话；也像小偷罗登巴尔和洗狗女同志卡罗琳的对话，和雷警官的对话，家常、好笑而且穷极无聊的乱扯。
还有，书中凯勒和心理医生的告白，也让我们想到斯卡德在AA戒酒聚会的事，还有他和辅导人吉姆·法柏和屠夫老大米基·巴鲁的相处种种。
另外，书中凯勒为他那条取名士兵的牧羊犬找遛狗保姆，那位满口灵学却无家可归的小女生安德里雅，也依稀有着阿杰和卡罗琳的交叠身影。
凡此种种，不及备载。
然而，布洛克并不打算自我抄袭自我复制，这些似曾相识的故人往事，却总在两三页文字之后一个戛然转折全翻脸变了样，因此，我们所存留那些斯卡德和罗登巴尔的温暖记忆，反而成为阅读的陷阱，冷不防一脚踩空摔了下去，制造出意外落差的惊骇效果出来。
这个老布洛克读者专用的惊骇发展，回到凯勒身上，我们却不能不说其实很合情理。
终究是一名非得保持透明才能存活下去的杀人者，他住纽约，却无法像斯卡德或罗登巴尔那样真把纽约当成可深耕密植的家园，生根并且挺身捍卫，斯卡德面对死亡暴烈威胁仍不肯迁离，罗登巴尔花大把银子买下他二手书店所在的整幢大楼产权；凯勒也没办法和固定的人发展绵密杳远的关系，他选了一个孤独的行当，就注定得踽踽遵行孤独之路，他生命中再投缘的人都得从他身边走开，大概只除了桃儿一个。
性格从不单独决定命运，我们的人生没这么唯心，也从不这么单纯可预料。我们开玩笑说斯卡德、罗登巴尔和凯勒是幼年失散的三兄弟，他们性格的铸成材料的确也相近(一样的正直、善良、聪明、世故云云)，但他们手中的世界地图却不是同一张，世界的基本图像和对应之道遂也大大不同，有点类似万花筒，一样的彩色碎纸片，但转动一下就是不同的样子。
自我颠覆的单行道
如果可以由我猜想，我当然会说斯卡德小说最是代表布洛克本人的言志之作；罗登巴尔比较童话，也就比较架空；凯勒则又选了个距离一般正常人生太远的该死行业，和世界切除太多联系，变得有些鬼影幢幢。
但在这个阶段悍然出现的杀手凯勒，我猜，自有其相当分量，甚至有机会替代一部分的斯卡德，帮书写者布洛克叩问这个世界。
如今，斯卡德的问题，不全然因为英雄老去，真正的麻烦在于他所揭示的生命重大问题，在经历了十来部小说的艰辛思省并实践之后，如今看来都有了着落了。他老早不再回忆误杀小女孩辞职之事，不再罪恶感于失败的婚姻，不再需要面对教堂的一十奉献箱子或点根蜡烛来救赎自己，不再困扰于有执照没执照好确认自己在云云世间的身份存在，伊莲·马岱也早不接客了，戒酒聚会成为往事而不是迫切的生命危机，甚至大纽约市都变得温柔宜于人居——这是真的，最近全美国的大城市犯罪调查报告才又出炉，西岸的洛杉矶连着两年蝉联全美首恶之城，重大犯罪直线上升为几年前的两倍，主要问题点是城南的帮派和毒品，仿佛又绕回半世纪前雷蒙德·钱德勒小说那般光景。
斯卡德系列的《每个人都死了》一书是我个人译的，我总以为那本书中的斯卡德已完全脱困了，那本书一如扉页写的，是米基·巴鲁的故事，处理的是米基·巴鲁的问题。斯卡德拔刀相助。他惟一为自己做的，是捍卫自己的家，捍卫他和纽约的联系，这是他终极的战斗，赢了这一仗，他的人生就再没有人可撼动。而同时，他的外遇小女人莉萨和心灵辅导人吉姆·法柏皆在这一仗倒下离开他，残酷些来说，这是落叶凋尽，让他生命的天空清冷但变得干干净净。
笔下角色人物的问题解决，不等于书写者本人的人生疑问全部解决，书写者总是比他笔下的单一人物远要复杂多面而且更烦恼——我们或者该说，布洛克通过斯卡德的“位置”，该看到的差不多已看尽，该问的差不多也问完，他或许需要再找一个人、一个不一样的位置。
在斯卡德有点过着太幸福快乐生活的同时，属于凯勒的生命大疑问才随着他的足迹一个一个开始爆发出来，尤其是最终极性的、最躲不掉的——他真的可以一直这样子埋头杀下去吗?换取温饱是合理的杀人理由吗?若连温饱都已无忧，那仍持续接案子是什么意思?而除了杀人一艺，他的人生还有什么其他替代性的位置?
布洛克一直是个有耐心的书写者，他从没要快速因此只是概念化的好听无用解答，而是让凯勒随桃儿交付的任务一步一步逼近，一次一次浸泡其中，当年的斯卡德也是这样子来。这样的解答，也许任谁都没法整理出一两句明白警世的话语来，但这样的解答才是真的，才是一个破碎之人的真正重建。
稍稍不同的是，斯卡德是在一次又一次死亡真相的追讨中把自己给一块又一块拼凑收拾回来，而凯勒这死亡的制造者却像每一步都在自我颠覆——通过误杀、通过买一送一或送二的额外附赠杀人、通过受骗而杀人，以及通过某种不该有的基于正义之心、救赎之心以及悲悯之心杀人云云，才第一本书，凯勒高度专业、匕刃一闪的执业已然出边出沿，清清楚楚呈现出自我颠覆的单行道模样，并遥遥指向了最终的猛暴性疑问及其解答。
慢慢来，慢才能绵密才能扎实，也才好看。书末，我们看到凯勒俏皮地化解了第一次的怀疑危机，又为杀人赚钱找到精神抖擞的理由，但这只是暂时性的缓兵之计，生命本身不会这么容易就放过我们，不信的话就让我们大家走着瞧吧。
《黑名单》航向偶然的大海
有一本书，我在上海、北京的各书店里乃至于台北市卖大陆版图书的地方一再看到，终究也买了，但就像杀手凯勒买下那本廉价西部小说一样，吸引他的仅限于封面上触景伤情那一排字罢了：“他骑了千里路，去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也是因为它的书名而买的，但对其内容的统计学讨论始终提不起兴致来看，因此，这本书只一直反复跟我传递着同一个讯息，那就是封面上的四个大字，“驯服偶然”。
偶然，一个无法预期、难以控制的超级麻烦东西。
《驯服偶然》，的确是个好题目，却只有很平庸的内容，这样的书其实还算常见，年轻时你会很气作者，有被人撩起希望却又一脚踩空的受骗之感，但现在你知道了，也同情了，甚至一见书名就大概预知了这个结果。书写者跟你一样，都被同一个我们并没能力解答的大哉问所诱引，也许他还比你勇气可嘉些，他至少肯埋头去打一场没机会的仗，做不可能的梦，伸手向不可能触及的天上星辰——题目好，因为问题是真的，甚至是迫切的，而且困扰着相当数量的人；至于内容平庸，则因为这个问题正好不容易有答案，或根本不会有答案，就人的认识限制而言。
像两道平行向前延伸的线，人一面解答问题，又一面发现问题，而人类思维处境之所以艰难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我们发现问题(以及制造问题)的能力远远胜于我们解答问题的能力，像一场不公平的赛跑，我们的确是比前人知道更多事物真相，但同时我们却也比他们更困惑更迷茫更不确定。我们更不自在，更不容易相信自己幸福，还更会身心失调暴发精神官能症甚至自杀一了百了，老一辈的人习惯极轻蔑地用脆弱、不知餍足、宠坏了等等理由来指责，这不尽然全部是真的，因为我们掘开了更多生命的缝隙成为自己的陷阱，我们也堆积了更多解不开的问题沉沉压住心头。
偶然和我们人生命的关系图样会是怎样?我想到的，一是生物学者讲的，我们是生活在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命包围之中，浸泡在微生物的海洋之中；另一则是物理学家讲的，每天，有数以亿计的微中子轰击、穿透过我们的身体，其间还会有一两颗卡在我们体内留了下来——我们人的生命，便是这样持续浸泡在无尽机遇的海洋之中，并持续被不可察觉的偶然所轰击所穿透，比较不同的是，人比较早晓得偶然的存在，只是一开始并不觉得太困扰。
这里，我们先把人和偶然的相处历史粗分为三个阶段： 最开始，我们认为它是可忽略的，就像微中子的存在对我们的生命并不构成威胁一般，这个阶段，人关心的是因果、是秩序、是纷杂偶然底下那些确定不疑的东西；然后，我们逐渐知道影响或说破坏是存在的，但我们仍相信它是可驯服的，比方说通过统计学来消除掉特例，用几率来捕捉其轨迹云云，就像我们很长一段时日相信我们有能力宰制一切生命，通过某种发明或机制(如抗生素)甚至假以时日还能完全消灭它们；最终到现在，我们在溃败中逐步认识到它的巨大和强韧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在生命历史之中的主体性地位而不是龙套，因果和秩序所能支配的范畴不仅有限而且可疑，更多时候只是人暂时性的设想而已，这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无序，统治着世界。”
我们先停在这里。
算命的凯勒
《黑名单》，这是布洛克杀手凯勒系列的第二本书，书写的方式在此起了一些变化，原先隐身在电话线另一端经常只闻其声的谋杀经纪人桃儿角色吃重了起来，她和凯勒的关系，逐渐由纵的指令下达，转变成为横的搭档对话，把凯勒孤寂但利落的单人表演，改为一场纠缠不休的双人舞。
《黑名单》开始于凯勒一次心事重重、始终阴影挥之不去的任务——这次刺杀行动没什么不顺利的，随机应变的杀人方式也堪称漂亮无比，但奇怪就是不舒服，从机场接机的名牌和方式，委托人提供的全家福照片和一把点二二手枪，到住进去的廉价汽车旅馆云云。旅馆里，先是有醉汉上门找错人，然后又被楼上房客闹得几乎睡不了觉，而更换了房间又借助耳塞的凯勒，在有些心浮气躁但不改专业地完成任务之后，居然发现他原来的旅馆房间出了谋杀案了，搬进去里头的一对偷情男女在凯勒打包走人的前夕挨黑枪成为比翼鸟连理枝，这是向着凯勒来的一次误杀呢，还是妒恨攻心的丈夫循迹找上门的单纯情杀纯属巧合?
由此，凯勒开始进入了“某种状态”之中了。
凯勒不自主想起那个和他上了床又不告带走他那只取名“士兵”的狗的安德里雅，那个满脑子“气”、满脑子古怪玄想却误打误撞猜中他职业身份的女孩——这一回，困扰他的不再是存在主义式的大题目，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的父母是何许人，我和他妈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荒谬关系云云，这次的问题不是如此猛暴性的心理“绝症”，而是某种精神层面的霉菌香港脚之类的，不像会致命，但让人时时刻刻痒得很难过。凯勒专业控制的、严密不容一丝意外的秩序世界开始出现了裂缝，不知所措地感受到了机遇和偶然的一次又一次撞击。
而这回，当然也在某种偶然的指引之下，他找的不再是同样在专业秩序中执业的心理医生，而是神秘的星象学者和灵媒——最有趣的是，科学性的心理医生没能通过治疗过程解读出他的秘密，那位在上一册《杀手》书中心怀不轨想利用凯勒而最终从高楼当超人飞下来的心理医生，系由其他管道探知了他的真正身份；但我们常识中走江湖骗财骗色的命相之术，却不偏不倚地看出来，凯勒天生一只“凶手拇指”，双子座的凯勒有典型的双重人格。凯勒极其温和冷静但奇怪“生命中有这么多暴力”……
不问苍生问起鬼神，写小说的布洛克究竟想干什么?
桃儿这个角色人物，仿昔日斯卡德系列的乔·德肯和罗登巴尔系列的凯瑟琳，但挑眼点说，却没那两人真诚放松，去不掉一种冷酷感、固执感，好像难保哪时候会翻脸不认人——当然，桃儿是黄雀在后真心地护卫着凯勒，但我以为，她还坚定护卫着凯勒的职业而不是凯勒的情感，她消灭一切足以让凯勒杀手世界瓦解的人和事物，她不眨眼地抵抗凯勒生命中愈来愈形成威胁的机遇和偶然，我们可以说，桃儿是凯勒和杀手世界联系的一道最强韧的绳索，拉住凯勒不让他漂流回偶然和机遇搭建起来的正常世界。
也可以说，拉住了这组仍勉强隶属于广义推理侦探的小说，不让它们真正漂流到逻辑、秩序、因果无力统治的广漠现实人生去。
把一切带有偶然病毒的东西赶出去
推理小说，从人类思维历史的阶段演变来看，是某种抗拒真实时间的化石现象。推理小说出现于十九世纪中，但它的书写哲学基础却是足足一百年前的理性主义，甚至还要早，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是人和偶然相处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不以为现实世界谁也无法视而不见的种种机遇偶然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他把这些解释为某种残缺，只是现实事物之于永恒理性世界的拙劣、不完美摹本而已，即使在《理想国》书中随着辩论展开，柏拉图感觉到现实世界的芜杂扞格于他干净的理性秩序王国，他断然的处置是为他的理性王国竖起四面高墙，把一切不听秩序号令的事物连同诗歌文学神话传说一并逐了出去。这就是他封闭性的理想国建构，也成为日后科学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严厉声讨他的罪状，波普尔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列出了思维历史上开放社会的三大罪人，柏拉图正是带头的那一个(当然，波普尔的科学主义倾向，其实是另一种封闭性的思维方式，只是他重要性有限，无法列名马克思之后成为第四个敌人)。
推理小说抵抗偶然的浸蚀，采用的便是柏拉图的封闭法。我们知道，推理书写有它一而再再而三宣誓的书写规范，至S.S.范达因的二十条推理书写守则集其大成，采取的都是负面表列的禁令方式，不要神鬼、不要直觉、不要神秘之事，甚至不要情感和文学性描述(文字只求其素朴性功能性的表达通顺为止)云云，这就是柏拉图为他完美秩序理想国所做的，把一切偶然，连同可能召来偶然、感染偶然病菌的可疑人事物全排除出去，N95口罩，洗手消毒外加居家隔离。而我们常见推理小说所发生的世界，封闭的房间、四面环海的孤岛、惟一联外吊桥断绝的古堡或度假旅馆，或《东方快车谋杀案》那样困在冰封无人荒野的一列火车，意思是没有控制不了的陌生人可能进入，意思也是没有任何偶然的因素可能侵入。
有没有意识到偶然的透渗呢?当然有，否则不需如此紧张的防御。要不要正视它呢?很想，但很难的，要怎么做它才能跟秩序、跟因果逻辑和平相处呢?因此，偶然的存在，在古典推理小说内只能是装饰、是烟幕、是某种文字趣味，或作为留伏笔的尾巴。最极致的例子大概要算《特伦特最后一案》一书，它找到了一次漂亮的结合，把由偶然搭建起来的真相和推理者的因果逻辑对照起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地站稳在安全的封闭推理王国中大声嘲笑推理王国，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其余的，依然只能嘴硬地说：“我不相信有巧合这件事。”事实上，就连一炮而红决定写下去的特伦特探案，亦乖乖回去当王国的顺民。
从这个角度来看，冷硬派的美国革命才是推理小说正式面向现实偶然世界的一次冒险出走，所以我们总说，它某种程度跨入了正统的、一般性的小说领域了。
一部直接面对偶然的小说
一般文学性的小说(乃至于所有的文学作品)，没有四面类型禁令的高墙隔绝保护，从来就得浮沉于机遇偶然的大波大浪之中，因此，很长一段时日，文学者一直扮演着秩序的大敌，只是，它的努力并不见得受人欢迎。哲学家要建构大体系，科学家要追寻因果明白、不掷骰子的真理，宗教家要宣扬宇宙永恒秩序，以及更可怖的，现实的掌权者要号令一切不留胡思乱想的余地，文学就得遭受轻蔑、鞭挞、禁止、流放甚至消灭，蛮倒霉的。
文学性的小说和偶然相处，但如果要选一部最正面揭示着偶然无垠无际决定性力量的小说，我个人的答案是《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的不朽巨著，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一厢情愿的答案而已。
《战争与和平》写拿破仑挥军莫斯科的法俄之战，书中的重头戏是莫斯科陷落前的博罗迪诺大会战。在这个小说史上著名的片段之中，托尔斯泰动员了几乎小说中所有角色凝视解析这场双方兵员超过百万的战役，包括参战不幸重伤但若有所悟的安德烈公爵，包括徘徊战场边缘的皮耶，包括在后方焦急等待的娜塔莎和玛丽，还包括法俄两军统帅的拿破仑和库图佐夫等等，这托尔斯泰还觉得不够，最终他自己跳出来，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直接在小说内文中论述这场战役，就跟交战两方一样，凡是能动用的武器，管他合不合理符不符合规范，小说家也全押下去了。
这里，托尔斯泰“还原”了一场百万人战役复杂、混乱、人人茫然的模样，瓦解了历来史家对这场战役的有条有理描述和明晰事后解释，尤其对双方统帅一切了然于胸的战阵掌握和预见能力更嗤之以鼻。托尔斯泰以为，战争一起，人人救死不暇，每个人都只剩眼前成为一个个孤立断绝的点，左边不知右边，前方不知后方，胜负生死都得在眨眼间决定，讯息真假不分如子弹四下流窜却又无力及远，没有人有机会看清楚这场战争，实际上杵第一线的士兵见到的只是那一两个想置你死地的敌人，至于后方运筹帷幄的统帅，他们只能猜测并等待结果。小说中，托尔斯泰更辛辣地描述了拿破仑和库图佐夫茫然失措的反应，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把预备兵力投向哪里，就连传回来的胜负消息也不晓得怎么研判。
这是由超过一百万个不同意志、遭遇、贤智愚庸不一反应共同参与并决定的结果，托尔斯泰甚至不用略带神秘性的“偶然”一词来说明。他坚信“因果之链”的存在，每一个结果都有前导的原因，但麻烦在于，原因的数量接近无限大，而每个原因的分量又趋近于无限小，这就是托尔斯泰说的“历史的微分”，你要洞悉结果，发现历史法则，理论上可能，通过“历史的积分”的艺术，找出无限小的总和就好了。但这又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完全观察并完整记录下这无限多而小如天上星海中砂的原因，予以排比、串组并演算，这些逸出我们认识能力之外的无尽因果，于是又只能以偶然视之。
以赛亚·伯林以“腐蚀性的怀疑主义者”赞誉托尔斯泰的无情历史洞见，但我们可以追本溯源来说，这个腐蚀着人类建构秩序、掌握真理、预知未来的东西，正是这些不可穷尽的偶然，托尔斯泰只是个聪明锐利说出真话的老实人而已。
不会愉快的希望
能欣赏偶然，面对偶然的，就只有小说乃至文学而已，但人活着有太多需求，不能只靠摄食小说过活，包括托尔斯泰自己在内。
来抄一段《战争与和平》的话，长了点请忍耐：“学有专精的兵学批评家，非常认真地要我们确定，库图佐夫在抵达费里前好久，就应当把大军调动到卡拉加公路，实际上也有人这么献过策，可这位大军统帅，尤其在此生死关头，向他提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几十个计划，每个计划在战略战术上都有根有据，而且和其他相冲突。似乎，总司令的正事，只不过在这些方案中抉择一个而已。然而即令这样他也办不到，时不我予。我们设想一下，在二十八日有人向他献计越野到卡拉加公路，但这节骨眼上，米诺瑞将军的一名副官飞骑来到，请示派他迎战法军还是退却?……经理官来请示，仓库要运哪里?军需处长也要知道把伤患运到什么地方；彼得堡方面，信使带来了沙皇的谕旨，坚不允许放弃莫斯科的可能性……总司令本身也需要睡眠、休息。颁发勋章时，被忽略的某骁将却来抱怨，地区居民呈情请求保护，派去巡视的军官，回来的报告完全和之前派去的人所说相抵触；一名间谍、一个俘虏，以及侦察的将军，对敌阵的叙述通通不一样，有些人不了解，或者忘记了总司令不得不在这些必不可免的情况下运作……那么，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早在翠沙、在斯摩林斯克；最最明显的，就是八月二十四日在希弗第诺时一切就已决定了。二十六日在博罗迪诺会战，以及从博罗迪诺退守费里时，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就已经决定了。”
这段话，生动且精准地揭示了往后托尔斯泰的人生信仰抉择——当偶然复杂到、巨大到超越了人的个别意志和认识极限，把人逼到完全不确定的思维流沙上不能再忍受时，它就很容易换另一个词现身，成为“命运”，成为“冥冥之中的意志”，或再多加一点必要的情感慰藉，就成为预知这一切、预先决定这一切的“神”了。
最强烈的腐蚀物，会连自身的容器都腐蚀，这正是另一位小说家冯内古特爱开的玩笑，发明万能溶剂不难，难的是要用什么来装它。一生憎恶一切抽象概念、深入实体细节的托尔斯泰，最终却把生命奉献给最大的抽象，基督教的一神——这样，我们是否也回头解释了杀手凯勒这回的诡异走向，解释了他何以求助命相神秘之术。
是否更让我们好奇而且更不确信，这个差不多已完全腐蚀掉类型小说书写守则的小说还能怎么写下去。
在上一册的《杀手》中，困扰凯勒的是职业性的道德危机；而在这一册的《黑名单》中，折磨凯勒的却是他专业秩序和封闭世界的濒临瓦解——前者明晰具体，但还有时间慢慢整理想清楚，后者模糊不成形好像只是人的胡思乱想，但在感受上却迫切而且真实。抛开两册小说的书写成果比较，光看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布洛克的确是敏锐而且准确的书写者。
当偶然成为主体，无法删除，也无力驯服，秩序便只能相当程度退回成人为的产物，成为用后即弃的东西，这为韦伯著名的历史除魅主张掘开了缺口，逼迫一部分人返祖性地回头求助宗教神秘之学，但它也为韦伯悲观的理性“铁笼”照进来一线曙光，只是这个希望、这个自由的救赎并不愉快，也比安心囚禁于四面秩序高墙之中有更大的风险。航向偶然的大海之中，生物的演化史告诉我们，绝大部分的物种被吞噬于机遇的大浪之中，只有少数成功到达彼岸，这不只需要勇气，老实说，还得靠运气。
《杀人排行榜》走向乞力马扎罗山的大象
卡夫卡的《变形记》从一个正常人一觉醒来变身为一只巨大的虫子开始，纳博科夫提醒我们还试着图绘出来，不是扁平蟑螂式的，而是鼓鼓的甲虫模样，而且并未发现有一对翅膀，整个世界遂拐入噩梦之中怪诞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黑白两色的故事”。但我们得注意，造成如此噩梦的化学变化，其实只有一个点改变，那就是主人公格里高利·萨姆沙这个平凡的小推销员变成了虫子，其他所有一切完全不动仍如日升月落照常运行。他的父母、他的妹妹、他家的帮佣乃至于所有人没有尖叫、夺门而出或开枪打他，他们仍知道他是格里高利，毋宁只像是他染了某种羞耻的怪病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般对待他，比方说他父亲曾用苹果扔他，为的是把他给赶回房间里不要在客厅，其中一个苹果还嵌进他虫子身体里腐烂掉；而格里高利自己也“仍然属于人的头脑设想而由昆虫的身体来行动”，他学着怎么翻身，怎么下床，怎么使用他新的脚、新的身体和新的生理本能和需求生活下去。
卡夫卡真的冷静到极点，冷静到冷酷乃至于虚无的地步。这种冷酷或虚无对自己比对他者的成分多——小说书写者之于他笔下、他创造的人物的情感，不管实际上和他本人相距多远差异多大，除非他本来就设定要攻击、影射某人，否则很奇怪地总有某种自省自惩的成分，也因此这样的冷酷虚无往往包含着某种勇气在内。
我们常说“视角改变”这话，但《变形记》可真的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视角改变是怎么回事。这甚至已是活体实验了，所有的东西都严格地控制不动，只放入一个异常的元素，那就是一个人变成了一只虫子这事，然后不眨眼地观看并记录下来由此发生的变化，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读数……
如果所有人一起变化，每一个人都成了虫子，那就不存在什么视角改变了，那叫做演化，是昆虫研究，像我们在国家地理频道很容易看到的。
今天，卡夫卡不无讽刺地已经成为某种巨大的存在，或至少是内行人时尚名牌的存在，像观光客到布拉格总要到此一游地买件有他名字或高反差肖像的Ｔ恤穿身上一样，日本的大情调作家村上春树也弄了一件披在他那本怎么看也没一丝卡夫卡的拙劣小说身上(卡夫卡若还在，可考虑告他妨碍名誉或加重毁谤)。但我们说，在如今这么个习于胡思乱想的书写时代，想像出一个人睡醒过来变成一只虫这困难吗?或者说这哪一点独特哪一点勇敢呢?显然这不是可让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一干顶级书写者惊异乃至于叹服的理由。困难不在于人变成虫(所以卡夫卡交都不交代何以至此)，而是人变成虫然后呢?格里高利单独地、切线般地由“正常”的世界飞离出去，而世界留在了原地，这个世界作用于他的引力因此有机地而且连续性地起了变动，但仍然存在，仍约束着他，时时试图将他拉扯回经验的、可感的、一般人的此一世界里来。原来的平衡和稳定破坏掉了，我们初次察觉眼前的一切动起来了，而且察觉这原来就是动着的，并且从其移动中(不是剧变的，而是拮抗的，再加上卡夫卡仿佛用慢镜头播放它)同时察觉出脱离和拉扯这两股力量的存在及其交互作用的震动痉挛，我们于是也发现了危险，因为所谓的平衡稳定就算不是错觉，也只是暂时的、是脆弱不堪的。我们仿佛跟着格里高利从沉睡中醒来，尽管没跟他一样变成一只虫，我们的清醒带着晕眩，出现了重影，好像叠合了人的双眼和虫子的复眼，因此真正怪诞真正恐怖的不是眼前有一只“狗一样大小的大甲虫”，而是世界的模样，或更正确地说，穿过这个模样所显现的某种真相。
由此，人何以变成虫这个想像的、假设的前提好像也变得可说明了，至少可回溯可思索，不是科学性、生物基因突变的思索，而是人历史的、生命基本处境的隐喻。
过去苏联还存在时，曾经拿国家之名查禁过某一本书，查禁的理由是“这本书写得太真实了”——这真是个再睿智不过也堂皇不欺的理由了。不真实存在的东西可能会吓到人(什么不会呢?打个喷嚏不是都会吓到人?)，但构不成恐怖和持续的噩梦，因为幻觉如博尔赫斯所说持续不了太久，露水般很快就蒸发无踪，真实的东西才会钉住你不放。满天神佛飞舞也不会可怕(恶心的成分居多)，除非你先让人信它为真，而对于相信的人来说，一只鬼就够了。
这道理很难懂吗?其实简单得要命，所以说那些只会装神弄鬼的拙劣书写者，真正欠缺的并非自由和想像，而是对真实的东西无知无感。他们一样能写一个人睡醒过来变成一只虫子，但接下来就不晓得怎么办了，只好重复地加重剂量，更多人变成虫或人变成更丑怪的东西云云，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来说，那不成其为想像，而是难看。
老年状态
如果一个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职业杀手呢?
博尔赫斯多年之后在为他自己年轻时日的第一本诗集写新版序言时，带着致歉味道地说，那个年轻的诗人拥抱的是“黄昏、乡村和忧伤”，而现在，他喜欢的是“清晨、城市和宁静”。
老年有一种怡然，这种怡然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一种卸除了责任的状态。这里所说的责任，并非只是社会性的，六十或六十五岁退休，你缴了几十年的税或养大了儿孙，如今堂而皇之可以倒过头来要国家或儿孙供养你照顾你云云。我们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其中的生物性责任，物种演化和存续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某种生命本能的命令，还是某种内分泌的、腺体的制约，驱使你不顾一切地、不怕难看地、乃至于背反于你理知、美学教养或自我想望地得去进行种种义务，其中最沉重而且总多少带着飞蛾扑火牺牲意味的莫过于传种一事。老年，意味着演化机制的这部分责任已放过了你，你在这上头已是个自由的人。你在街上行走，眼睛不必再搜寻猎物般地只看到寥寥几名异性，有机会悠闲地、心有旁骛地、不带行动目的地看见各形各色的人，看见这个世界较为完整也较为细致的模样；你的脑子也有了较大的剩余空间，不必辗转反侧地总是想着各式各样美丽捕捉陷阱的布置，如今你有余裕可以想很多事很多人，包括过往搁置的遗忘的，就连做梦时题材都多起来了。高烧离开了，心思会清明起来；隧道症打开了，视线也宽广起来。
说到底，老年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文明的结果。基本上生物并没有老年，只有责任已了的死亡，人类很长一段时日也没有，因此这里头总存在某种紧张，即便到今天都还余音袅绕。像中国，便在周代左右浮现成为一个极重大的思辨讨论题目，甚至要为它的存在寻求功利性的理由，而不仅仅只是立基于道德性、人文性的宽容而已，比方说“三礼”里头便有多处强调老人丰硕生命经验及其睿智的讲法，足堪作为国家百科全书般的顾问，也因此我们的记忆形象、智能形象总是老者模样。这相当程度来说是事实，因为人类文明的建构其复杂性已远远超过了自然的模样，不仅需要更长的学习时间，也需要更宽广自由的视野；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其实是某种生命直接目的以及相应于此的功利性作为的超越，因此文明需要闲人，连马克思都这么说，而老人正是理所当然的、连生物繁衍机制都已解放的闲人。
我最近又读过一次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特别注意到小说中的海托华牧师一句自言自语：“天地之间，除了真理还有许多东西。”尤其是这句话中深浓的老年况味。人类文明的建构，不在于真理(究竟有没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到今天还不确定)，而在于这“还有许多东西”。这样的想法，年轻人很难咽下去。
在过去的两本凯勒杀手之书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其中的某个紧张。我们(其实多少也包括书写者布洛克自己)顺着马修·斯卡德的思维走下来，却发现他变成了杀手凯勒，这是他一次卡夫卡式的梦境吗?因此，白天斯卡德的某种东西，总成为黯夜凯勒的梦里残留，其中最形尖锐的，大概就是黏贴于其日复一日工作的道德基础问题——斯卡德，再怎么柔软，再怎么复杂，再怎么多闻置疑，再怎么把隶属司法工作的追诉蒸化为某种生命本身的素朴报称感平衡感(斯卡德因此一直存在着某种宗教情怀)，终究是个正义作为一种志业的人；而杀手凯勒却在另外一边。但他明显不是彻彻底底背反或说无关的另一个人，比方说像格林《一支出卖的枪》里那个脸上有兔唇、心中一大块不融之冰的同业“乌鸦”。作为马修·斯卡德的梦境，正义的相关思索极大程度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使得凯勒这个人从他登场杀人的第一本书开始心里便有着退休念头，不知生，先知死，这是正义对他的不懈追猎，他只能用躲的，想法子拖延时日，包括筹措退休金的延退理由云云。其他书写杀人为业的作家，尤其是新一辈的，也许可以不理会或压根也不意识到如此道德困境，但布洛克不容易，他是博尔赫斯所说的，人怎么可能可以不是个人道主义者。
除了真理，天地之间还有许多东西，除了正义，天地之间也还有许多东西——这样巍巍颤颤的话，其最终意义，取决于说者的语气、神情和说话当时的场景空气，以及说者接着下来要干吗，如诗存在于字里行间以及停逗呼吸转折里。基本上，它同时肯定了真理(或正义)的过于简单和极度困难，至于人要因此贬抑它抛弃它，或更迂回更长期地忍受它受它折磨，是林中分歧的两条路。
无限的诡计
“没有人知晓他的姓名，我们每个人都难逃一死。”这是《图兰朵》名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眠》中开始要飙升起来的两句歌词，最近，因为一个英国的手机推销员用奇迹般的温柔声音重新唱出来、这首不朽名曲，还有如此深情款款的歌诗，又一次让我们夜不成眠。
在上一部杀手之书中，死亡连同正义(在此系列小说中，这两者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被阻断，这是凯勒的一个成功诡计，用的是集邮，他把这个带着童稚游戏性的、不会完成的行当布置成时间迷宫，让死亡和正义迷途于重重障碍之中摇头叹息；而在这一部杀手之书中，时间感果然完全变了，像某种战利品。在这借来的时间中，他的语调缓和了、慢了，人也不再鬼影子般飘忽而且栖息于交通工具上，好像第一次能放心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并感觉到阳光以及整个世界温度的变化。过去，他得让自己无知、最好把下手对象压扁成一张两寸的薄薄大头照才能工作，而今他可以瞪视他们、观看他们、研读他们。
无限，极可能不仅仅是个想像的概念而已(任何一个数N都跟着一个N+1的数)，博尔赫斯说，极可能还是人的一个诡计。而且，无限不仅是开放的、无穷远的、人无力跟上的，也可以是封闭的、分割的、在有界线世界里完成的。博尔赫斯因此津津乐道那个其实谁都听过的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古希腊诡计故事： 当阿基里斯健步跑到乌龟原本所在的A点，缓步但不停的乌龟已前进到了B点了，如此CDEFG的无限小分割下去。这似乎让所谓的不朽，在人有界线有终点的生命里成为可能，甚至可实践。
这个有限世界里的无止尽的迷宫，在卡夫卡那儿一样又是一个不醒的噩梦；而在心软的布洛克这里，则辗转化为童话。
没办法，这有时不得不是书写者的取舍，取与舍意味着完满一事的不可能，在《圣经》的新旧约如日与夜、光与暗的交替变化中我们一样看到了类似的取与舍。旧约是噩梦，新约则是童话，传福音的人必须放弃一些新相，必须隐瞒相当一部分真话不说，也必须让一切包括自己变得简单些，某些深奥难言的东西只能用寓言、用隐喻、用并非那么准确的假设性故事来说它，这是化难为简的说明，但多少也是说者自己注记记忆的方式，有一点点委屈和惆怅之感。也因此，美好的信息总带着慈眉善目的欺瞒，也必定在日后会被揭穿，是以福音隔段时日总得需要更新，它只是信息，不会是真理。
进入知识的洞窟
时间的停止、时间的消失，在这新一本的杀手之书《杀人排行榜》里，也显现在其书写的形式体例上——过往，负责携带时间的是凯勒自己，由他一道纵轴地把一个个散落如珠子的杀人故事穿贯起来，发生变化(变化是时间的产物，或反之)的不是这些杀后即弃的被害之人，而是凯勒自己；但在《杀人排行榜》中，这一个个杀人故事不再有先后顺序，呈现着平面性的排列方式。用文学体例的语言来说，它于是像个短篇小说合集，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可以商量交换的。
小说的形式体例是有内容意义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字数多寡的问题。长篇，不管其结构方式多松弛，仍受着此一结构的约束，如休谟尝试询问的，事物的先后顺序是否即是其因果关系，因此它仍会把细碎的、所谓不相干的东西给排除出去；生命里很多更细碎闪光、更多样的东西，如人的某个念头、眼睛瞥见的一瞬、或戛然醒来的梦境，来不及产生意义，总不得不被长篇所割舍(我们于是差可想像，很多了不起的小说家，其实把大量的珍贵时间和心力，花费在如何将这些真切美好的细碎感受“塞入”长篇小说的烦恼上)。这是契诃夫小说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每个故事重新起头、意义先存而不论如集邮册般的短篇，在小说历史上其价值长期地被低估。当然这样可能和人认识世界以及自我的基本方式有关，如列维施特劳斯说的，我们总先外廓地先试图一下子掌握其整体，然后才好整以暇地被一处一处细部所吸引，进入层次之中。事实上，大约二十世纪下半开始(各地不一致)，好的、精妙的、犹带着锐气和发现力道的其实多是短篇，长篇小说有钝化的不好迹象，逐渐倾斜向不在乎重复乃至于欢迎重复的流行性、大众性小说。
这本《杀人排行榜》遵循的是书写者自我的认识之路而非大众小说生产之路，在经历了前两本的“交代”之后，已经不太像什么惊悚的、黑色的、豺狼末日式的职业凶手故事了，毋宁更像读张北海或舒国治的人间文章，有掌故、有历史人名、有知识，更重要是书写者准确的鉴赏力以及因此而来“伸手指头去指”的内行引领能耐，把这一个个知识掌故以及逐渐远离硬化陌生的世界复原为生命经验，重新叫回我们生活之中，既是睿智世界的通俗化启蒙化，又是常识世界的原来如此所以然化，起着桥梁或渡船夫的两岸连通功能。书中，我们一样一样看到了棒球、赛马、高尔夫球或房屋贩卖业、NBA、宠物饲养及其天天发生的社会冲突，一个个独立洞窟模样，这不是小说结构意义的所谓“情节”，所以顺序有什么关系?顺序由偶然机遇来安排就可以了。
我们很早就知道布洛克本人是个多看多记多想的人，又生活于纽约这个多知识洞窟的动人大城里。小说书写者常有一种麻烦，那就是书写开展的职业性需求，往往快过他生命经验的实质开展，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狼狈的陷阱，那就是纳博科夫所说的“硬充内行”；然后，还有下一个麻烦，那就是每一门行业、每一种知识有其合适的逻辑和规范，有自身的游戏规则，由此相当程度决定了人在其中的形貌、想法和行动方式，它往往并不符合小说书写的戏剧性要求，这是另一个陷阱，愈是执迷于戏剧情节、没事喜欢制造高潮的小说愈容易摔入，以至于棒球员不像棒球员，艺术家除了乖戾痛苦之外只是个脑袋空空的笨蛋云云。此一陷阱里挤满了通俗作家及其笔下的假人假事，也有不少大师级的作家及其名著间杂其中，像纳博科夫便指给我们看其中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纳博科夫受不了他笔下那些过分敏感的杀人凶手以及满口哲理的妓女。
《杀人排行榜》里这一个个知识洞窟，有我个人尚称熟悉的，也有我个人全然陌生的。前者比方说大联盟棒球或NBA，我完全敢断言凯勒(以及布洛克)的确是个内行的、够格的球迷，他没改变MLB和NBA的模样，也没犯错，而且把小说情节乃至于凯勒的谋杀技艺准准地嵌合进其隙缝之中，由此，我也敢于推断，那些我不熟悉的比方说赛马和高尔夫球，也一定是同样如此。
其实读者的专业知识也并非绝对必要的，因为真实有一种形貌，某种质感，某种毛边，某些德昆西说的棱角和裂纹云云，但凡还是个像回事的、平常多少肯用点脑子和眼睛的小说读者，当它出现时，其实大致上都能辨识出来。
上帝曾经走过此地
一个人自由地做了个梦，醒来发现自己是个靠取人生命维生的杀手，但整个世界依然是它本来模样，依然不疾不徐以它本来步伐向前。
有些话并不容易简单说清楚，在说话者有限的能耐之上，语言和文字本来就都是有缺憾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绵密地、不遗漏地再现事物的完整，无法改变自身只是符号的本质，因此它终归只是指示性的、乃至于隐喻性的，这跳空的处处缝隙得仰赖说者听者小心翼翼的善意，所以卡尔维诺把它图绘为一座脆弱凌空的吊桥，禁不住挑衅找碴的震动。因此，其实并不存在着最严格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这样的东西(爱默森讲：“辩论说服不了任何人。”)，这些只是挟着戏剧性姿态、语调和氛围营造的展示、说明和启蒙而已，它其实只能向着那些心存基本善念和热望的人说话。一个人下定决心不要相信、下定决心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说到底几乎是无可阻止的，起码是人力无可阻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