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着的密探》先有地图的冒险旅行
“跟地狱一样烫、跟罪恶一样黑、跟爱情一样甜。”——先让我们记得这句亚美尼亚人的俗语，据说他们是用这话来形容一杯好咖啡的，本书中，引述这俗语给我们听的那位亚美尼亚八十岁的老外婆还说：“要是汤匙不能在杯子里直立起来，那么咖啡就太淡了。”
喝!
记得这样的话干什么呢?谁晓得，也许哪天你会要到某家广告公司谋职，又正好有哪家饮料公司客户有新品咖啡要上市也说不定——我的意思是说，干吗非要先弄清楚有什么用途呢?有人收集邮票，有人收集钱币，有人收集球员卡，有人收集书籍，也有人收集女朋友云云，要在这收集过程的漫漫时间和心思中藏放一个他日的、纯功利主义的目的并不难，要催眠自己有一天靠这玩意儿飞黄腾达也尽可当个正当理由或一场私密好梦。但这些枝枝叶叶的胡思乱想而外，收集本身仍有一个以自身为目的的主干，你就是喜欢它，尤其喜欢它在品类流行、琳琅满目的万事万物中跳出来在你眼前的那种有缘感觉，不单单是而且先于某种占有的欲望，而是某个想像力在第一时间被此物叫醒过来，上天垂怜，我们如今活在多没想像力的一个现实无趣世界不是吗?
瓦尔特·本雅明便是个收集者，收集珍稀的小东西，收集书籍，更收集别人说过的好话，他一直没来得及写成一本书很可惜，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全引述他人的话语组合而成。
收集者，通常有一个不见得自觉的原则，容易被误解或自我异化为“猎奇”，一种蛮讨厌的行径。基本上，他寻求的总是那些异质的、独特的、甚或直接讲就是在空间和时间上皆属遥远的事物，以一个未知的、广大的世界的勃勃好奇心所支撑起来，因此，它可被视为某种逆向的、是山走向你而非你走向山的旅行，一种化大千世界为芥子的神通挪移之术。收集物既是异质世界真实存在的证据，同时还是包藏着丰饶讯息的实质样品，它和你原来熟稔世界的事物既相同复相异，差异的不见得是构成材料，一如一枚邮票仍是纸制的印刷着彩色图样或风景，一枚钱币仍是惰性金属铸上某个肖像人头并注记了文字，功能其实一样也是相仿的，真正有趣的分别最是在于，在如此透明到看起来已翻不出什么新花样的相同材料和功能上头，原来还可以这样子来——相同部分的叠合，使得相异的部分跳出来，而且可理解。通过这样子的收集物，你已然硬化到只此一种的世界被转动了一下，万花筒一般居然完全变一个新面貌了。
一个远方的珍稀之物，带来了不同想法、不同关怀、不同视角和想像的啧啧惊喜；琳琅满目的收集品便像实体的百科全书般构成了一整个可能的世界，既显示着某种诱人一探究竟的遥远边界，又因差异而显示了它的广大、深奥和危险，装得进那些奇奇怪怪但被你惟一现实的世界宣告为不可能的想法，而且仿佛还是可行动可实践的。
人有一种复活的感觉。
也因此，收集者的一生中遂有一个静极而动的临界点等在那儿。一开始，他是个闲坐在自己书房，用镊子夹取、用放大镜观看异质世界事物的人，但两个世界总在他专注不抬头的时间眼角之外偷偷进行替换，如同白昼在不经意中转成了黑夜，直到那一刻——在我个人通过阅读收集的话语之中，说得最好的内举不避亲是朱天心的小说《梦一途》。小说中，两个世界的更换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做梦收集的，建构一个“新家”、“新市镇”，朱天心说：“种种，你有意无意努力经营着你的梦中市镇，无非抱持着一种推测： 有一天，当它愈来愈清晰，清晰过你现存的世界，那或是你将必须——换个心态或该说——是你可以离开并前往的时刻了。”
收集者，在此跨前一步而成为行动者。
莫名其妙的大都会收藏家
读小说的人想必都不难发现，布洛克本人大概也是个收集者对吧。比较清楚是他笔下的小偷罗登巴尔，从书籍、绘画到钱币无所不收，当然其中有执业维生的成分，但谁都晓得不只是这样；杀手凯勒收集邮票，并因此才得以从倦勤的职业低潮期走出来，重新精神抖擞地杀人；马修·斯卡德这上头比较隐晦些，但他是那种看《纽约时报》讣闻的人，还读宗教圣者的死亡大全之书，欣羡他们能找到那么“多彩多姿”的各种死亡方式，事实上，整部《八百万种死法》就直接是他大纽约市的死亡集邮册不是吗?
这里，谭纳收集的可有趣了，他收集的是全世界的革命异议小团体，包括泛希腊友谊协会、席里西安亚美尼亚复兴同盟、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盖尔民族会、英格兰地平协会、马其顿友谊同盟、世界工业劳工组织、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克罗地亚自由协会、西班牙国家劳工组织、反氟化联盟委员会、塞尔维亚兄弟会、国际史丹塔法特兄弟会、纳兹多亚斐德洛夫卡、和立陶宛流亡军云云。按谭纳自己说，“我对无望的目标有兴趣……寻常官僚和警察显然无法理解全心奉献于一个毫无希望的目标是多么有魅力的事。一群散布在全球各地，为数大约三百的人，他们全心全意追求一个毫无希望的梦想——像是要让威尔士从联合王国中独立出来——你要不就觉得这美妙得令人心碎，要不就嗤之以鼻，觉得这一小撮人根本就是疯子怪胎。”这个古怪的收集癖好，使得谭纳成为纽约市邮差最痛恨的人之一，因为他一次总会收到来自全球每个奇怪角落、为数几百的宣传小册子，得整袋整袋背给他。
还有，谭纳也收集语言，除了西班牙北部一直想分离的巴斯克人语言对他一直有困扰之外，他精通的语言数目几乎和他参加的异议小团体一样多而且亦步亦趋。语言，既是打开每一个异质世界的门钥，也自然而然带来了它所由来的那个世界的思维方式、角度视野及其价值序列，这是任一位研究语言的学者都知道的效应。书中，谭纳在遭到押解的飞机上看见爱尔兰土地计划逃亡时，他说的是，“我没料到这儿这么绿。到处是一片苍翠，由堆起来的石墙划分不同的莱姆绿、鲜黄绿和森林绿，灰色的道路像缠绕的细缎带般在绿色的百衲被上蜿蜒。有一处雾气笼罩的水域——夏浓河口?到处都是绿意，绵延不绝的绿意。我俯瞰这片土地，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几乎立刻就开始用浓厚的爱尔兰口音思考。我几乎立刻就成了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一员。我们即将抵达的地方是我的势力范围，穆斯塔法一点胜算也没有。”
谭纳这两个奇怪的收集癖好，书写者布洛克赋予它们一个几乎是可信但毋庸听起来更神奇的理由，那就是谭纳是个不睡觉的人，无法入睡(因此事后中情局调查人员对他进行疲劳审问时半点也构不成威胁)，原因是他年少参加朝鲜战争时遭炮弹碎片击中头部睡眠中枢受损，以至于从十八岁以后他就用一天大约一小时的瑜伽来替代正常人约八小时的睡眠。也就是说，他的每一天几乎就是完整不打折扣的二十四小时漫漫长日，因此他有丰饶到已经是无聊的大把时间得填满，彻彻底底和都会生活之中普遍患有时间贫乏症的人节奏不同，如同本雅明口中的漫游者，他操持生活行当的姿态遂也完全不同，“无用”的革命团体及其目标、“无用”的语言。“无用”，但仍暗中存留传递的破碎讯息和知识，也如同大都会被人们弃置的垃圾般被他拾荒似的一一捡拾、分类并收藏起来——妙的是，谭纳居然还因此找到一个维生的行业，那就是帮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的学生写论文和报告，甚至出马当枪手考试，这几乎是嘲讽了。
我想，真正吊诡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大都会，人口最密集、生存竞争最激烈、生活节奏最迫促、人最现实无情、而且这些最极致之处已升高成为象征的永恒束缚之地(不是那些生命大彻大悟的、以及没彻悟但有钱有闲的人，争取自由和个性时首先就得逃离它吗?)，却也常常是保有自由反抗心志惟一可栖息的隙缝之地，列维施特劳斯在半世纪前就准确抓到这个，他当时推出的就是纽约。他以为纽约是个处处留有“空洞”的地方，像爱丽丝的镜子或树洞一般，联通着某一个不思议之国。
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大概是吧。大都会总是率先反叛的核心之地，包括那些反叛它自身、点名攻击它诋毁它的运动，比方说那种左翼下阶层的、那种绿色环保的、那种素食的避世宗教的，乃至于像我们台湾二十年前蔚然成风的乡土文学运动，通常都始发于大城市并在这里寻获它们的盟友。事实上，大城市做得还不止这些，大城市不仅孕生它们、支持它们、推进它们，还在它们未成气候时保护它们，复在它们失利逃散时收容它们，一如一八四八年之前宛如“世界首都”(借用本雅明的说法)的巴黎，或一八四八年之后在欧陆几乎已无栖身之地的伦敦。
然后就是纽约了，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红色革命成功之后。
谭纳这样的人便是纯纽约式的，难以想像，除了纽约之外，地球上还有哪一方如此奇特如此慷慨的土地，可能养得起像他这么莫名其妙的收藏家。
一纸奇特的地图
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有一本年少时到利比里亚这个奉自由为名的非洲国家的游记，叫《没有地图的旅行》，这是一种古老的旅行方式，也是一种古老的认识世界及其事物的方式——人直接抵达生命的第一现场。直接面对实物和某一部分实体世界，直接触摸，概念的产生是稍后的事，它要等人摸过一个一个实物之后，通过彼此间的比对、过滤、共相的捕捉和结晶才出现。中文的“触类旁通”这个词，便忠实地记忆了这个由实物到概念的转变发生过程： 触摸——分类——然后思维获得了某种横向的飞跃能力，从沉重到轻灵自由，焕发着一种认识的喜悦色泽。
地图也是这种过程的稍后产物，它的视角是仿上帝的，从俯瞰的至高处注视着大地，并以线条和符号删除芜杂的实物细节，好简洁地、总体地一次记录着大地的形貌。但这样小天下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是人类到达不了的，没有飞行器，没有人造卫星，黏附在地表的旅行家只能一小块一小块如拼图般辛苦地完成，像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书中便记叙着一段如此经过： 光是要弄清楚萨哈林(即库页岛)这个俄国的极东酷冷之岛究竟是岛或是半岛、它有没有某一处联结着欧亚大陆，便耗费上百年时光，由一波波前仆后继的旅行家探勘者冒险航行或在岛上跋涉深入加猜测推断完成。
笛福笔下只身流落荒岛的鲁滨逊做的不也是类似的事吗?他试图用自制的独木舟绕海岸线航行，又携了猎枪和粮草用双脚寻路攀爬，最终绝望地相信了，他的确是被命运的暴风雨抛掷到一座孤岛之上。
这样一段地图制作的来时之路，今天我们仍可在存留下来的老式手绘地图上看见遗留的足迹，包括未删除的实物，通常是远方大陆上雄踞的异兽，或大洋波涛间露着半截身躯的巨鲸；有双脚不可能走到、只能全凭想像铺满的四方边界，通常绘上了无法征服的绵延高山或挡路的环绕大河以示兴叹；还有，如果你对照今天精确的卫星空照地图，很容易发现即便在较熟悉的基本活动范围内，旧日的老地图仍处处缝隙、处处空白、处处错误，意思是，处处留有未知和空白。
相反的，在地图基本上已精确完成的今天，我们的顺序已完全翻转过来了，如今我们是先有地图才有旅行，或甚至，只有地图没有旅行，一如活在都市的小孩一般，在看过无数的绘图和照片之后，才见到长毛的、活蹦乱跳的鸡。
伊凡·谭纳的故事正是这样现代式的、都会式的，不是没有地图的旅行，而是概念先于实体、地图先于行动的冒险故事，这样的冒险故事之所以还可能成立，其关键性的不同在于，谭纳的地图不是抽象的、纯符号的，他的那张奇特的地图是用他收集的实物，尤其是异议革命的小团体和语言，一块一块拼合而成的，这使得他的经历不凡得如同一则令人不敢置信的成人童话，可又是言之凿凿，这个世界的确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话语、这样的人们、这样的想法以及梦境。
黄金神话
我们一般人如今使用的地图实在太干净了，干净到不留一丝危险的痕迹，你看，广漠且如善变女人的大洋就只有一片均匀的、色彩柔和的蓝色，鹊桥俯视，连一丝水波都不兴，人好像就可以不沾湿脚地几个大步跨过去；同样的，高山就只是些赭色和绿色，有灰线条或黑线条的公路和山径穿梭其间，隐去了绝路、深谷、断崖、落石、风暴、雪崩和飞禽走兽等等一切可能带着敌意的东西。没有错，世界的确相对于人的能力和配备是变小了，也变安全了，可还没小到、安全到如此田地是吧。公平点来说，这样的缩小和安全一部分是事实，但有一部分却只是地图带来的幻术，付诸行动的旅行仍有程度不一的危险，一如我们仍三不五时知道旅行的人意外丧生于某遥远陌生的国度一般，只是这构不成冒险故事，只能是不幸的新闻号外，因为它只有危险，并没有想像力。
如果先有地图不实际背起行囊付诸行动，今天的地图更是连一丝冒险故事的想像可能都难以建立。雷克雅未克、摩尔曼斯克、马达加斯加、的的喀喀、兴都库什、塔克拉玛干、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帕戈斯等等这些名字，只会把我们拉回高中时代昏昏欲睡的下午地理课，成为你非得口诀化才背得起来且稍一犹豫或多想就弄混的纯声音名词——我高中的地理老师曾谦卑地建议我们不妨用录音机录下他一堂讲课，“失眠的时候放来听，保证各位在三分钟内一定像现在一样呼呼睡着”。
一百年前的自由主义大师小密尔称之为“沉睡的平庸”。——当然，他本来说的是民主体制下的社会基本景况，但一样的。
要让这些名字、这些符号活过来，你必须赋予它们实体内容，赋予它们记忆，不管是个人的或他者的或集体的——我们试着来举例，摩尔曼斯克和我们熟悉的贝克汉姆才离开的欧洲足球强豪的英国曼彻斯特，押着头韵，在地图上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却是冰封的北极圈中惟一温暖的不冻港；雷克雅未克，冰岛的首府，威廉·英里斯所说的“北方神圣的土地”，也是阿根廷盲诗人博尔赫斯向往的神秘岛屿，“德国、英国、荷兰、陆上斯堪的纳维亚都已经忘记了所有有关神祇的故事”，博尔赫斯以为，神祇的记忆便只能封存于冰岛，和蔼可亲的巨人国度；的的喀喀，听声音即知一定源自于土语，长期和俄国西伯利亚南边的贝加尔湖竞逐世界最深湖泊的头衔，但当然远比贝加尔深邃且神秘，它坐落安地列斯山的绝高之地，联系着神奇的、在人类历史中宛如日影一夕飞去的美丽玛雅文明，让人心悸；兴都库什，太多冒险家的故事了，包括曾穿越它东征不返的亚历山大大帝，一座离天太近、人最容易变成神的高山，就像吉卜林笔下那两个异想天开的骗子，他们想到这里占地成为欧亚大陆之王，却意外成了神，惟最终仍从七千公尺的深谷翻飞坠落下来，回复成凡人凡骨，连同亚历山大昔日没带走的皇冠……
而语言，便是集体记忆之海，查理曼大帝说，拥有另一种语言，你也就拥有了另一个灵魂。
伊凡·谭纳，在他不可能睡着的无数个纽约的不寐之夜中，便百无聊赖地收集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不同灵魂，这成了另一张世界地图，另一种护照，另一个打开神秘之门的通关密语，这指引了他另一条不为世人所知的路径，自由地穿越过一个又一个其实我们有钱有闲大概也都去得了的国家。只是，路线不同，景观不同，而且他在此同时收集的地下组织生死盟友，是完全不同的在地向导，他们负责接待他、保卫他并护送他往下一站去，指给他看的东西以及讲解的东西亦完完全全不同。
如果我们从地图上画出来，这趟行程大致如此： 土耳其——爱尔兰——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科索沃——马其顿——保加利亚——土耳其。
这当然不是我们熟知的所谓十二天十一国豪华超级旅行，也没索菲亚大教堂、西班牙斗牛、凡尔赛宫以及四星三星的大饭店云云。谭纳的交通工具包括了步行、脚踏车、走私者的驴车乃至于抢来的警车，通过法意边界用的是剪开铁丝网的老虎钳，在马其顿迎接他的是一场二话不说的流血革命，他开枪杀了人，婉拒了新国家的总理职位，还极可能留给当地反抗军一则天降美国英雄的神话和一个有着卡里斯玛血缘的儿子。他又在保加利亚加入了一个极神秘到说不清的、只知道是遍布全球的左手协会，又多了一个收集品，等等等等。
这当然是一则神话，在久已不生产神话的除魅殆尽的今天。但我们这些现代城市人多么寂寞不是吗?偶尔不也会心起忧思、在光害昏红的大楼天际线一角瞥见一颗黯淡顽强的星星不是吗?我们其实并没变得无所不知，我们并不是对万事万物都已有了答案，生命的巨大谜团依然包围着我们如同不久前包围着我们的先人，不一样的只是我们收回了好奇，不再轻易地抬起头来，我们以一种老于世故的绝望取消了问题，放弃了对于答案的寻求而已不是吗?
一座高山，得存在多少年才能化为沧海?一个人，要别过多少次头才假装他并没看见?半世纪前那位吟唱不知所终的诗人说，答案，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神话，并不是直指那些冥想的、超验的、生命最终极奥秘的大哉问题而生，当然也就不是那种强作解人概念性答案的伪装。神话远远比宗教谦卑而且细心务实，它留在生活第一现场，亲切地收集人们周遭每一个细碎不可解的谜，在哪天有个更聪明的人出现(神话中往往直接显示了这个人的召唤)或者我们自己变得更聪明之前，它先把问题给保存下来，并编织起来，让原本困惑人折磨人的难题从隔绝如孤岛的个别人心中分离出来，成为普遍的、可携带的、可传送的、可彼此谈论商量而且可相处的。神话于是总像一串美丽之谜的珠链子，既是疑问，又可展示给他人(本雅明说，在你寻求他人的忠告之前，你总要先能把它讲出来。现代人的孤寂便在于我们总是不知道如何讲述自己的困惑)，也因此，神话不是解答，毋庸更像寻求解答，上天入地找知道答案的某人，在这里，坐而沉思转变成起而寻道，成为一个旅程，一则冒险故事，没有错，一次只有奇怪破碎地图的旅行。
更好的是，在神话中，原本抽象性的解谜，总是被赋予物质性的实体，它是金羊毛、是所罗门王传说中的琳琅宝藏、是一只飞过彩虹的纯青色鸟儿、是一条大地涌出的清凉箭河，当然，更多时间它就只是黄金，简单、实在、世俗、但沉甸甸的永恒存在、永远光泽耀眼。
伊凡·谭纳的冒险旅行便起自于一堆黄金，昔日的亚美尼亚人慷慨抛掷性命、却吝啬沉埋起来的黄金，总得要有个人去把它挖掘出来，让它重见天日不是吗?
《作废的捷克人》原来有这么神奇的化妆术
在推理小说的书写世界之中，有一件大家很想做但总是做不好的事，那就是，如何把一个人合理地变成另一个人，尤其是，如何把一个人和另外某一个特定的人混同起来——布洛克的谭纳系列却轻轻松松地做到了，他真是个有意思的小说书写者，到他手上，很多困难的事会变得跟破竹一般简单。
要让这人变成那人，这当然得有个加工过程，通常还得有些物质性的协助才行，此一加工过程和物质要件我们笼统称之为化妆，或乔装、变装、易容、人皮面具等等等等。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实人生里，不为杀人，不为执行什么特殊任务，人们希望自己被人看见的样子别是自己被上帝或父母亲所创造出来的原始样子，这几乎是普世性的共同需求了，因此，它老早就蔚为一个庞大无匹的工业体制，发明出各式各样精巧昂贵的有效或者骗人物品，并且愈演愈烈地快成为大多数人每天每时生命中的首要大事——没错，我们的现实人生，一如古来哲人所再再提醒我们的，果然是个诡诈重重的不义之地，而如此诡计最代表性的遂行场域之一，便是遍在的百货公司，每一家百货公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空间、配备和工作人员，努力诱引并协助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林志玲，裴勇俊，或迈克尔·乔丹，或《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哈尔。
如此庞大不懈的工业体制存在，意思是，在其专业的最尖端之处，人们业已拥有了不可思议的个中技艺了，有办法惟妙惟肖地把这人变那人。比方说，如果你对如今电影工业中的化妆特效略知一二的话，或至少你看过像《魔鬼任务》那样子的电影或“电视冠军化妆王”那样子的节目，秉性多疑些、神经质些的人，的确大可开始疑神疑鬼自家老婆或丈夫一定被偷天换日掉了，不晓得他们干嘛要这么做，我只知道这大半辈子过来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是我不清楚的吗?偏偏近两年来愈来愈陌生、愈古怪、愈鬼鬼祟祟，这一定是另外一个人扮成的不是吗?
然而，同样也是我们，在打开一本小说、转身遁入推理虚构世界时，我们却一如往昔受不了书写者此种老套拙劣的诡计安排，我们仍服膺着“没有两片雪花一模一样”的老式格言而无视于此事在现实人生的长进；我们甚至也肯承认，世界上确实有孪生子这种东西、有那种生物遗传基因特强但毫无创造力的为人父母者总生产线般把每个小孩生得一模一样，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尤其在如今这个世风不古的时代、也有不为什么两个天南地北的不相干之人就他妈的长得可以以假乱真云云。但我们这些固执的推理小说读者，就是不肯接受一部推理小说的关键诡计及其解谜，可以一夕间让此人原来就是那人，而不把它当失败或难看或闹剧的同义词，就像吴宇森的《变脸》那样。
但如果不用为诡计揭谜的关键一击，而是当作诡计的设计前提，我想，一般认为这就好多了(这是否也恰好证明了我们其实并不反对人可以长得像这一事实?)。比方说，阿加莎·克里斯蒂《不祥的宴会》一书，便预设了两个可以是一模一样的可敬女性，一位是艳倾天下却想摆脱她丈夫的超级巨星，一位则是才开始的电视模仿秀女演员。小说开始于一场公开的电视模仿秀，由后者戴上金色假发扮演前者，也就是说，小说前五页就让读者知道此事，完成协议，并静静等待在如此不寻常条件下，一桩几乎是宿命性的谋杀悲剧如何被召唤出来，如何在这个难见的偶然基础上被冷血地架构起来并付诸实践。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时，一人两角皆由我们那年代的巨星费·唐纳薇主演——我们先把这例子摆这儿，稍后可能还会用到它。
这里，在愈来愈以假乱真的现实人生和宛如青山不动的推理小说世界之间，我们便明显看出一道独独对推理小说家不尽公平的裂缝来了。上帝可通过他大能的手令这人如那人，整形医生或化妆品专柜小姐也可通过专业的巧手让这人像那人，惟独推理作家书写的手不可以，不是绝对不行立入禁止，而是我们对他特苛刻特挑剔。这是不是就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推理小说创造出我们这些推理读者来，也同时叫出我们根性中最多疑的成分，因此我们在面对一部推理小说时，总是远比我们扮演一个正常社会公民时更不信任人?还是我们直觉到其中有什么不安的东西还在，并没因为表层的、诉诸视觉单一感官的神奇化妆术真正被解除?
一只名叫伊凡·谭纳的变色龙
这本《作废的捷克人》，谭纳首次以秘密特派员的身份，再度踏上欧洲东半边这块种族冲突的犬牙之地，重温他独有的九天八国搏命豪华之旅。更好笑的是，他这回要弄出来的不是沉默的、人见人爱的一堆金子，而是一个讨人厌到人人皆忍不住诛之的纳粹余孽；而且，这个只剩一个录音机般重复且喋喋不休大嘴巴还活着的一身残破怪老头，基本上已丧失了行动甚至行走的能力了，于是，谭纳的巨大难题便极其荒谬地成为，如何让他从能说话变成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变成能行动，把他像扶老太太过街般扶过那半个崎岖破碎的欧洲。
当然，行走于远比大马路更像虎口的欧陆逃逸之路，谭纳仍得不断借助他所收集的那些异议小团体的接力性协助，因此，还要加添新一层的难度： 你如何要求这些人舍命帮助这么一个他们时时宰之而后快、今天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王姓八蛋?
人的荒谬处境，是好笑之母，更是机智与创造之母。
旅程之中，我们便也再次见识了谭纳最精巧而且还瞬息万变的化妆术了——他仍是伟大或该死美国来的伊凡·谭纳，他的长相也没改变过，但他就是能变色龙般变成一个完全融入不同种族、政治信念、独特主张梦想的温度和色泽的人，每一个爱憎分明不容他者到随时动刀动枪、又没安全感到极点不信任陌生人的封闭小团体，都可以在素昧平生的十分钟内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自己最亲密共生死的兄弟，这是伊凡·谭纳，哦不，应该说劳伦斯·布洛克，所有荣耀归于他，令人叹为观止的特技表演。
伊凡·谭纳牌的神奇化妆品，一如我们在上回介绍文字中所引用过查理曼大帝的名言，是“你拥有了另一种语言，就拥有了另一个灵魂”的“语言”，一种涂抹在灵魂上头的美白霜，一种敷在灵魂上头的面膜或者人皮面具。
总有化妆不到的地方
回头来想，阿加莎·克里斯蒂《不祥的宴会》那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女性究竟如何被瞧出破绽?是哪个地方疏忽了没涂抹到?答案发生在书中那场众目睽睽的宴会上，那场既是谋杀设计执行关键、又是凶手在此泄底因此被克里斯蒂以“不祥”名之的宴会，而关键之物就是语言——宴会的吃饱撑着闲话之中，不小心出现了一个不祥的字眼Paris，假扮超级巨星的女演员有足够的学养，知道这是特洛伊那个拐走绝世美女海伦从而引发希腊联军十年长征木马屠城的闯祸王子帕里斯，全程侃侃而谈应对无误；而掉包而来、热衷于流行时尚的大明星本人，则顺理成章只晓得世界花都那个法国巴黎。是的，灵魂忘了也该化妆才能糊弄人，从灵魂上来看，这是长相天南地北、完完全全不像的两个人。
从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创造的不祥谋杀故事中，我们再清晰不过看到了，人的感官并非只有视觉这一项，尽管它是最早最快最直接也最抢眼的一项；人之所以是一片独一无二雪花般的一个人，也并非只有外形的脸孔身材而已。笨的推理小说书写者，其实像极了那些天天号称要追逐独特自我、又全身栽进流行时尚、甚至把时间资源、心力资源、经济资源悉数投在表皮一层的年轻小鬼。你要个性要不同，最有个性最不同的地方不在这里；你要以假乱真要成为另一个想望的人，他最该模仿也最不容易模仿的地方亦不在这里。
汗牛充栋的失败推理作品带来了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如今，仍忍不住要玩这种“A像B”老游戏的书写者，大致都懂得该着墨该处理的地方何在了，除了科幻领域那种连身体带记忆的百分之百复制而外，两个不同的人就是两个不同的人，你只能针对被糊弄者认识或说在意的那一部分模仿并遂行欺骗，长相、声音、指纹、笔迹、密码、信物、某一个秘密或某一段往事记忆云云；同时，模仿游戏也再不可能“一治不复乱”地欺瞒所有不同认识、不同熟悉层面的人，它最有趣也最惊险的地方于是在于，你得竭尽所能躲开那些从各个你没模仿部分辨识真伪的人，模仿游戏遂也成了某种和时间赛跑的紧张游戏，仿佛携带了个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一般。更重要的，你非得老实承认这世界一定存在某个或某些你绝对糊弄不了的人不可，只因为他们对你模仿的对象了解太全面太完整了，已成为某种不假思索无需时间的直觉，你骗不过复又躲不胜躲，只能选择除掉他们，也因此，这种模仿谋杀游戏一定发展成复数谋杀，杀掉那个你处心积虑的人，然后再售后服务保固维修地一个一个收拾掉那些已看穿或势必看穿你假面的倒霉鬼。
事实上，《不祥的宴会》显然也是这么来的，那名在宴会之中不意窥见Paris意义歧路的年轻男演员唐纳德·罗斯，果不其然就因此而后脑勺上多出了一把刀子。
真诚的骗局
让我们回转到语言与灵魂，回转到伊凡·谭纳的神奇化妆秀来。
谭纳的变身秀之所以如此行云流水，首先关键当然在于布洛克聪明地先设定出如此适合他演出的秀场舞台来，所有他要糊弄的观众，尽管心思各异，却全是迢迢千里之外的素昧之人，他们不认得他该是何种外表相貌，事实上也压根不在意他究竟长哪种样子，他们决定一个人是友是敌，有点像阿里巴巴所面对的那扇藏放金银财宝的顽固洞窟之门，它只听某个咒语，“窗户向哪边开?”“窗户向南开。”“几点几分开?”“十点十分开。”答对了大家握手拥抱果然是好同志好兄弟，说错了你下地狱去吧。
我们之前说过，在我们共同承认人可以长得很像而且人的确已有足够改变外貌的技艺此一基础之上，我们依然受不了那种老推理小说的传统变身秀，其中另一个原因是“时间”。改变外貌，不管是暂时性的化妆或长久性的整容，都不能像比方说日本推理之父江户川乱步小说中那样，人的假面像千层派一般可瞬间一层又一层地撕开来，一下子是预言死亡的驼背瘦小老婆婆，一下子是已遭谋杀而死的高大健壮中年男主人，一下子又回到睿智如凛凛天神的侦探本人，我们察觉出其中那个必要的细致变身过程被略去了，也经验地想到这连脱衣穿衣的时间都不够，因此只能以闹剧一词嗤之以鼻。
伊凡·谭纳的瞬间变身，一样需要这个时间过程，而且可能更难更长更辛苦。但我们晓得，谭纳是有时间的，他时间比谁都多，那是因为他睡不了觉、在纽约一人独居的漫漫长日里，除了帮那些宁可花钱也不肯念书的好命大学生写报告或当考试枪手而外，其他时候，从模仿变身的角度来看，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此一作业，主体是语言学习，什么样的鬼语言都学，但也包括跟着此一语言学习而来的阅读、思索、信息收集和书写云云，如此说来，就连他受雇写报告的过程，亦一并包括在他此一模仿变身的前置作业之中。
还有，伊凡·谭纳也不定期慷慨地捐钱，原本宛如投钱入海的无(功利)目的捐钱，日后亦将成为他变身秀的重大关键。
也就是说，谭纳之所以完成这样精彩的变身神迹，奥秘在于他改变的是灵魂这部分而非形体，这个改变更耗时更艰难，惟它可以预先作业；还有，人一个时间只能拥有一种形体，这受最简单也最没转圜余地的物理法则所约束，就跟我们不能同时既在此处又在彼处现身一般(所以推理小说才这么爱玩不在场证明)。但人却同时可以拥有诸多的灵魂形貌，而且更妙的是，它还可能瞬间出入甚或同时出现在不同时空之中，从遥远的撒哈拉，到古昔已不存在的克罗马农人狩猎采集世界，当然，有关人灵魂这些动人的能耐，某些宗教虔信之人、某些神秘主义者可能有他们各自不同主张和相信的特殊运动方式，但这里所说的可半点也没超越常识的神通在内，灵魂的幻化自在，就只是来自于人再平常不过的学习、理解、设身处地以及同情而已，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事。
得提醒一下的是，那些通过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接纳谭纳的各个异议小团体，并非像全民英检的改考卷老师或移民局测试你语言能力及不及格，好决定是否应许你入籍的官员；也就是说，支撑谭纳神奇变身秀的语言，不只是他能听、能讲、能读、能写这个层次而已，而是在语言迅速取得初步的信任优势之后，他还能通过语言无碍地聆听与表达，表达什么?表达他对他的团体异于常人的理解和同情，这可不是现场即兴编造得来的，这些都是他在无所事事的纽约单身公寓里所先累积备妥的。是以，谭纳的变身秀，有一个不易察觉出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特质，那就是“真诚”，他是在表演、是在糊弄人，但也是诚挚的，或者说他只是真实地抖露他某一个灵魂面貌，也正因为他是诚心诚意的，他才是这么好的一个骗子，他的表演才可能如此逼真没破绽，而且才能如此召之则来。
由此，谭纳独特的语言变身秀，是成人童话故事的异想天开美妙设计，也可以是个丰饶的隐喻，连通着我们正常人、正常经验世界的隐喻，不因为我们不负担着秘密任务、不出生入死在那些个险象环生的特殊国度，就无法进一步感受、进一步得到启示。我们生活于人群之中，我们每天接触一样有着不同外表形貌、有着不同记忆、心事和主张的人，每一个再平凡也都同时是独一无二的人，我们也持续聆听也持续表达，我们的灵魂每时每刻地不停出入、穿梭和变易，我们和伊凡·谭纳的处境其实并没有本质性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迥异差别，只是没那么夸张、那么放大到滑稽凸梯的地步而已，仔细想想不是这样子吗?
欺瞒的语言
小说书写者，有的是通过了缜密的思考设计，有的则是感受地、近乎直觉地直接抓取到手。我们没问过布洛克本人，不晓得这里他是怎么来的，但不论如何，他在谭纳这样子的秘密任务冒险故事中独独选择了语言这个一般不容易被视为武器的东西作为谭纳的最重要秘密武器，而不是比方说“七”情报员邦德那些Q所交给他的多功能手机、钥匙圈、钢笔乃至于拉风的BMW跑车，这既是间谍小说史上一次最另类、最天外飞仙式的幻想，气质高雅卓然独立而且宛如羚羊挂角般简直不晓得是怎么想到的；同时，奇怪它也是最现实、最准准嵌合于人类历史经验、也最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证诸这一两百年来、且此刻犹如火如荼的抗争史、种族冲突史的话——又奇想又现实，围棋世界中，这种事我们称之为“两边都下到”，是每一名棋士不太敢置信的梦想。
有关语言和种族抗争史的关系，如今人类可有太多文献、史料和主张论述，书很容易弄到买到，像霍布斯鲍姆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或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都是早有中译本、诚品书店随时有而且精彩好看的经典级著作。这里，我们简单来说，在数以百年计的种族持续再分割和持续冲突的历史里，语言的确已超越了血缘、地域、宗教信仰、文化和生活习俗等等这些过往界定并凝聚种族的老东西，成为新的核心。
此一变化不来自什么学理上的新发现，而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拉动逼生出来的。事实上，若说在此一变化过程中，严肃认真的学理思辨有助于什么一臂之力的话，那只能说是所有学理论证的拆穿和破毁。我们晓得，民族或种族的界定，从来就得不到生物学的任何理论支撑，有着真正生物基础的界分只到人属人种为止，有别于黑猩猩、狒狒等其他灵长类的兄弟姐妹们。因此，生物学所支持的反倒是四海一家、人人都会在几百万年前的东非找到共同老母亲的老掉牙道德主张，而不鼓励人类的再分割和彼此争战杀戮。今天，人类外形的一些差异，不过是严酷天择底下迁徙、微调适应不同生存环境的演化结果及其可贵证据而已；至于非自然的、人为文化的界定，我们简单用霍布斯鲍姆搜罗考查的结论来说，那就是民族和种族的无从定义，学理上的每多一分研究进展，我们就多一分发现，原来过去我们教科书上所洋洋列举下来的那一长串民族要素和定义，没有一个能禁得住稍稍认真的追问，没有一个能稍稍完备地解释人类历史真的发生的事。
如此混乱无序的要命情况下，像切开红海般把人逼向两端，严谨的、恪守基本学术规范的人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话愈讲愈复杂愈暧昧难懂；至于那些浪漫的人、那些希冀现实行动乃至于召唤革命的人，则干脆抛开这一切，改用最简单的话、最无需经验或学理支撑的所谓“信念”来替代，其中最极致而且迅速被全世界此道中人热切接纳的，便是所谓的“唯意志论”。怎么界定(或该说凝聚)一个民族?很简单，你相信自己是就是，血缘不同没关系，长相各异也无妨，宗教信仰、文化教养、生活形式和习惯云云全都不是问题，惟一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目标以及一致的行动；也就是说，民族不再是某种既有的承袭，而是放眼未来的创造，它于是不受任何的约束，取得了完全的行动自由。
勒南演讲中的那两句话，于是也成为人们一再引述的经典名言：“民族，是每天错读历史的结果。”
由此，传统民族定义下要素之一的语言，便从平行列举的一项，跃居于核心甚或惟一的位置。它仍有效联系着过去和历史，好维持住那种共同历史命运的必要情感，但它却远比血缘、长相、文化云云灵活、流体化而且具备弹性，可以依据今天的现实需要如勒南所说来重新解释或有意错读历史，必要时，它还能创造出“历史”来；同时，它看起来也远比血缘、长相、文化云云心胸开阔，既可躲开传统民族运动狭隘封闭唯我的各式道德质疑，又方便在现实的敌友和战瞬息万变关系中，随时改变认定标准做出符合当下策略和利益的调整。
然而，灵活、弹性、有宽广到几乎无所不能的解释空间对谁最有利?永远对少数掌握权力、掌握解释权的人最有利，这是语言一直有的、一直为人诟病的欺瞒本质，容易成为权力工具的面向——也因此，这一波仍(号称)为着争取自身自由平等地位的民族运动，包括我们在台湾每天看到听到的，总带着集权的令人不安气味，不只是革命战斗特殊时刻必要的权力集中好方便统一意志发号施令而已，而是它的根本体质、它的哲学基础乃至于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不深烙着集权的印记，一旦它不小心胜利，带出的通常也不会是民主自由平等。
如斯情况下，这一波民族运动，于是很容易出现某个理论上颇吊诡但因为屡见不鲜已见怪不怪的画面——在这支理应最排外、最刺猬般竖着硬毛的战斗队伍中，我们总是看到其中间杂着几个完全不同长相的人，一看就晓得系来自遥远国度(尤其是美国)非我族类的人。
下次再看到这个，记得和善地跟他招呼示意一下，非常可能，他就是伊凡·谭纳，那个滑稽、真诚、充满同情心的骗子。
《谭纳的十二体操金钗》加法的冒险故事
先来看书中的几段话：
首先，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某牧羊人。他协助伊凡·谭纳穿越希腊和塞尔维亚边界，为的是谭纳要去看他那个传说中他日会成为马其顿革命领袖的儿子——“国界?”他笑了起来。“什么国界?”他双手握拳捶着大腿。“国界?只因为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的心脏地带画了一条想像的线，就表示有一条国界吗?只因为专制君王和压迫者拉起带刺的铁丝网，设立了岗哨，就能构成一条国界吗?”……“所以我们得找个地方，越过边境会比较容易的”，他说。“我们就扮成两个赶着羊群的傻牧羊人。山羊会懂什么国界或带刺的铁丝网吗?山羊只晓得哪里有草就往哪里去吃。”
其次，是米兰·布泰奇，小说中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政部副部长，大战期间的反抗军领袖，战后铁托政府的重要组织干部，也是极受尊敬的学者思想家，他写了一本有关巴尔干半岛前途的书，谭纳要把书连同作者运回美国。——“但战争总是与我们常相左右，我怀疑往后也会是如此。我知道过往的战争是什么样子。我一辈子都在研究历史，谭纳先生，而且我知道战争的成长模式，史无前例的大国投入史无前例的大型军队，彼此对抗。你知道那首诗《多佛海滩》吗?那是英格兰诗人马修·阿诺德的作品。我还记得其中一句。‘无知的军队在夜色中交战。’所有的军队都是无知的，谭纳先生，而且所有的战争都发生在灵魂的黑夜。现在我们的世界由巨大的国家组成，不是吗?中国、苏联、美国、西欧共同市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国和多国联盟。多年前若有两国交战，寻求和平的人可以走五十里到另一个国家，这样他就不必担心自己置身于战火之中。小型国家打小型战争，小型军队打小型战役，世界仍持续运作。但想像今天一场战争发生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或是美国和中国，或是苏联和中国。我们能走到哪里去?躲到哪里去?整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是伊凡·谭纳自己想的。彼时他急于找出逃离拉脱维亚的办法，遂只身前往爱沙尼亚的海港首府塔林碰运气。这番感受和心思有点康拉德的味道——“塔林的港边酒吧就像任何港口的港边酒吧一样。大家聊着女人和船，拼命喝酒，店里有十二种语言同时在交谈，而在这一切之下，是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良性漠视。骨子里，每个船员都是走私贩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航行在开阔水域，身边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水手，他就会学会不要太服从于地球占四分之一土地的政府——出于某种神秘的理由，上帝觉得应该糟蹋掉这四分之一的地球，于是覆盖上陆地。”
当然不止这三段，但先这样。
这里，我们把这三段话从完整的小说中割出来，或者说“解放”出来，单独阅读，如本雅明所说“我发动武装抢劫，把这些句子拯救出来，让它熠熠发亮”，是试图多指出一种读小说的方法，一种见树不见林的读法，一种在小说森林中也试着单独凝视某一棵树的读法。
得简单说明一下的是，读小说有很多方法，多到你可以在概念上把它当无限多种好保护其开放性，因此意思上遂也等于是没有方法。这里，我们不是单独标示其中一种，而是“多”标示其中一种，也许仍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但只要记得方法和方法之间不要彼此排斥彼此取代就行了，而且，谁说一次阅读只能容纳一种视角、节奏、焦点和心思呢?而且，谁说同一部小说不可以再读一遍?
人其实可以远比自己以为的要自由灵活多了，人其实只是常画出一条想像的线，甚至架起带刺铁丝网限制自己而已。而这三段我们解放出来的精彩话语，恰恰好讲的就是这个，人的心并不难比塔林的酒吧更宽广，可以同时有十二种语言进行交谈，可以“良性漠视”法律和秩序，可以做个纵横四海的走私贩子和无政府主义者。
这三段话语构成的一幅无政府的迷人无边风景，一眼跳过，老实说，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正常进行，但博尔赫斯讲得好，小说并非只是情节而已，尤其是长篇小说。博尔赫斯以为，短篇的小说往往是一段情节、一个特别的故事，但长篇小说最终真正呈现的，却是某一个特殊的人物。就像《堂·吉诃德》真正呈现的是那位拉曼查的愁容骑士和他的随从桑丘·潘沙一样。往往，漫长、不免冒险的情节难保有不合理甚至失误，塞万提斯也有这个麻烦，但博尔赫斯以为，当他写成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这些瑕疵便只是专业文学者的职业性挑剔和识者的笑谈而已。
一样的，在我们此刻手中这个漫长的、系列的密探冒险故事中，真正精彩迷人的、真正有别于其他拯救世界的英雄密探故事的，最终仍是这个无政府主义者伊凡·谭纳本人不是吗?
一开始就走了另一条路
这是我们这位闲着不睡觉的谭纳老兄的第三个跨国冒险故事，由一段浪漫凄迷到掉眼泪的跨国爱情故事(爱情如吃草的山羊，不懂得国界和带刺铁丝网)引发，但愈往前走愈臃肿邋遢直至不可收拾，最终，原先要从波罗的海老苏联铁幕里带出美丽女孩的最初意志得到贯彻，可也鬼使神差地顺便以及被迫做成了一大堆其他事情，更好笑的是，出发时是谭纳单操一人，回家时却扶老携幼一整个大旅行团，像《圣经·福音书》里耶稣诱拐渔夫彼得跟他走时所讲的话，“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
然而，要将这样一个滚雪球似的结果悉数归诸命运，那也不尽公平，毕竟，最开头的那颗小石子其实是谭纳自己有意无意扔下去的——我们谁都晓得，作为一个身怀秘密任务的密探，过的理应是某种“减法”的人生，这正是他的道德困境和人生宿命悲剧的原因，勒卡雷一部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所触及的正是这个。他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有朋友，而且理论上还非有不可，否则就容易启人疑窦，容易从他想隐身、如水滴溶入大海的社会之中异常地浮现出来；也就是说，一具正常家庭的“躯壳”，既是他人性上的自然需要，还是个必要的掩护。因此，他的真正困难不在于孑然一身，而是在非孑然一身的状况中狠着心(对亲人也对自己)时时保持一种实质的、内在的绝对孤独或说无情，有些秘密心事永远不可以讲，有些行为永远得背着所有人去做，有些再自然不过的情感永远有立入禁止的森严界线，不可以让它自在地、放心地发展，否则不仅可能危及一次任务的执行，更可能刨根似的直接瓦解那个终极性也同时是排他性的情感和信念，那就是密探世界的上帝，你时时准备为它而死的国家怪兽云云。这样子的自我减除、自我强迫的孤独，尤其在一次任务的前夕，那一刻你什么都得放下来，包括自己的命和所有他者的命，你的人生狭窄到只容一件事，陪伴你的只有镜子里头的自己。
但我们看伊凡·谭纳做了什么?他想顺便到马其顿去看他不小心遗留在那里的儿子，像我们正常人出发旅行时一样，好不容易又花时间又花金钱跑这么一趟，总要尽可能地利用甚至帮邻居谁谁买个礼物回来不是吗?
所以事情打从一开头就“错”了，在该运用减法那一刻，谭纳居然使用了加法，未来因此全然改观。
带来瘟疫的英雄
传统密探的减法故事，可不只表现于我们上述的接受任务准备行动那一刻而已，那只是这个减法运算的正式启动，它一样会滚雪球般展开来，愈演愈暴烈，直到故事落幕的前夕才真正抵达高峰；而且，它也绝不会局限于、满足于、运算于这个密探本人而已，接下来，它一个一个减除的，是所有旁及的倒霉他者，不管善恶是非，抵挡它的人得死，好心协助它的人死更快，因此，故事的最末尾高峰的运算答案，通常是最小的自然数“1”，也就是剩下这个密探本人一个而已，恍然如恶梦——好吧，好心一点的密探故事会多少再留点东西给我们，答案等于“2”，通常是个年轻的女性，衣衫褴褛、满脸血污、惊魂未定但还是很美丽的女性。
于是，在如此英雄故事的表面框架底下，我们真正读到的，其实是一个致命传染病爆发蔓延的医学实录，书中的主人翁密探是自己已产生抗体的带原者，是“伤寒玛丽”，他所到之处、所触碰之人总无一幸免；也仿佛是一则最严酷的优生学寓言，不分年龄、族裔、职业、性别，惟有那两个长最帅最美丽的才能活下来，这里的上帝是庸俗的，只看人外表长相的追星族。
这类的减法密探故事大行于近代，二十世纪的东西冷战把整个人类世界转变成超大型的病菌培养皿，让它先是文字书籍、接着是连续影像的电影电视大行于世，但其实它的极致形式，我个人以为，它早在近千年前的中国已然完成，那就是传统中伍子胥的逃亡故事。
春秋战国之交，楚国大夫伍奢一家遭灭门之祸，只有次子伍子胥坚持复仇，不愿赴难，向东逃往崛起中的下游吴国。如同伊凡·谭纳，在这趟后有追兵的死亡旅程中，他也一路得到素昧平生的渔人农户的冒死协助掩护，但个性褊狭而且多疑的伍子胥，担心这些好心的人泄露他的行踪，临别时居然还要求他们保证封口守秘，于是便有人当场自杀于伍子胥面前，用死亡掩埋掉所有秘密，好让他安安心心向下一站出发，再去害死另一家好心人。
通常，要洞察事物的虚伪和荒唐，有个再简便不过的除魅方法，那就是顺着它的逻辑再多夸张一点点、再多往下推一步，我们就清清楚楚看它露出可笑或骇人(两者经常是一体两面)的本来面目来——伍子胥的逃亡，正正好就多了这么一小步，遂把英雄还原成为病毒，泄露了秘密。
两个无限大于一个无限
问题是，我们这些一样善良、尊重生命、放生巴西龟和食人鱼，而且在电视机前挂心迷途搁浅海豚的人，为什么安心浸泡在这样的减法故事里几百年时间不生气，而且还挺享受的呢?
比较息事宁人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晓得故事是假的，被害死的人是演员是道具云云，但不止这样。
没事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通常认定而且讲生命是无价的，强调的不见得是它的价值连城，如我们说“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幅恍惚的名画或图腾卡门的黄金面具是无价的一般(我们什么时候像保护那幅画、那个面具那样保护过人?我们也以为因这幅画、这个面具必要时牺牲掉几条人命是合理的壮烈的不是吗?)，而是如同古希腊的烦恼数学家碰到无限的数一般，它无法建立式子，无法彼此演算，所以我们说生命不可让渡，也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加减乘除——对不确定、不明白的东西，搁置疑问，保留其素朴样态不侵犯是好的，也是明智的。
可我们又知道它绝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彼此有着逻辑上吊诡的、无从推演的“关系”，因此衍生出一堆著名的诡辩来，最简单的是，有些无限是另一些无限的一部分，就像自然数是整数的一部分一样，因此，在直观中，有些无限就远比另一些无限要“大”不是吗?这里便有些不祥的气味透露出来了。
更严重的不祥是，生命无法演算，但它却是有“单位”的，一个人、一条命云云，我们用眼睛就可以看出来，用手指头就可以进行加减乘除，遂时时引诱人去加减乘除，二就是大于一，是一的两倍，因此，在概念真理世界中生命不可让渡不容替换，然而在诸神冲突的现实世界里，生命通过一个数字化的简单转换，又变成是可牺牲的了。
减法冒险故事的正当性，便是建立在这样数字化、可牺牲的现实世界之上，为了保护两个人，干掉或害死一个人，很明显是有盈余的，而且两倍利润的高获利，也有效弭平我们的道德焦虑。
赚到整个世界的骗局
但我们进一步来问，在这样所向披靡、瘟疫般人走到哪里死亡到哪里的故事中，既然最后只活下来一两人，那我们究竟保护了谁?我们牺牲了可见的所有人，赚到的那些丰厚盈余究竟在哪里?
答案有点像广告用词，我们赚到了全世界——这是任谁都知道的这类减法密探故事的永恒背景，也是它全部正当性的源头。总有某个或某些既聪明冷静却又疯得不晓得如何是好的怪人想控制全世界甚至干脆毁灭全世界，从古老宗教的恶魔到从中世纪流传至今不衰的那种“三百个人秘密控制整个世界”的纯恫吓传统说、到希特勒式的现代狂人等等等等，这些玩意儿最终汇集到二十世纪的东西冷战，形成末日恐惧的高峰，极现实的和极想像的相互援引彼此支撑，一方面，恶被实体化，从神经质的个别想像释放到光天化日来成为每天每时的现实，另一方面，现实也被象征化了，每天每时的必要计算，不再运行于理性基础之上，而是向着无法验证难以回返的恶梦展开。二十世纪的冷战，正是庄周梦蝶是庄子抑或蝴蝶的梦魇版本，更糟糕的是，它还真不容易醒，冷战告终，柏林围墙倒塌的历史巨响，都惊不破沉酣已久的人们，我们自己今天的海峡两岸对峙，不也这样又现实又梦幻吗?
这里有一点我们一定得指出来，如此不幸的结果，全怪到这些减法密探故事的小说书写者、电影电视编剧者头上并不尽公允，他们是有责任，但只是不知情或稍稍知情的小角色共犯，真正的主嫌仍是那些手掌大权的家伙(政客、军火商、跨国企业巨子云云)，他们非常需要这些既存的恶梦，更需要一海票催眠师哄人们入睡，梦中，便无须公共辩论，不必理性或言之有据地说服，这省好多事，也省好多成本。
如此这般，这种死一个无限生命换两个无限生命的不得已计算方式，便不再如某个人跳水拯溺、救上来两个人却自己慷慨牺牲的既温暖又哀伤故事，它失去了这样直观的、现场的、实时的计算基础，要命的是，这也是它勉强成立的惟一基础——如今，牺牲的成果在空间上分隔，亦即被拯救者并不在场；还在时间上被延迟，亦即被拯救者是未来式的甚至根本还没出生，这样本身既无信誉、又无法验证、事后也不附带惩罚的允诺，绝大部分时候于是只是骗局，而且还真难不是骗局。想想，牺牲你，救他们，惟独我没事，而且利益全归我，你说这样子的事怎么可能不是骗局?
每个人都该是人道主义者
在密探小说的书写历史上，最理解这种骗局的人大概是勒卡雷，因为他自己曾经也是这个诈骗集团的一员，真的参与过英国的情报工作，日后，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同样写这种减法的密探故事，却把一个一个倒下的人还原为就只是死亡，没有什么壮烈牺牲这回事，有的只是被骗害死他人或自己傻乎乎去死而已，一种虚伪、不义、毫无补偿而且最终是全然虚无的死去。像他《镜子战争》一书所直接标示的一样，所谓的拯救世界捍卫世界那一套唱词，不过是镜花水月是看起来真的一样的幻象；而且，两边阵营的人，互为这样可悲的镜像，没有谁真的是恶魔是英雄，他们做着完全一样的事，都只是为着一个幻象不断害死无辜的他者也害死自己而已。
从没参加过诈骗集团的布洛克，则从相反的方向来，彻底翻转了这个已成格式的书写途径——心软的伊凡·谭纳不是杀人密探，更没打算时时要牺牲，他是去救人的，包括原来要救的人，还有一路上碰到得伸手一救的人。当然，在此过程之中他也会陷入杀身的危机，但我们晓得，救人是有风险的，去问问冲进火场抱出号啕大哭小孩的消防人员，或是我们前面讲过那种跳水拯溺的人，这样的风险不是常识吗?
马克思痛恨这样的温情主义人道主义，不是因为他天性好乱好杀，乐于看人陷入悲惨的境遇不伸援手，而是担心因小失大，为拯救一个人而坏了历史任务、妨碍了历史大事。他是相信那种延迟偿付的人，极可能还是这一套梦想最激烈最有力的主张者辩护者。
而博尔赫斯则明明白白、甚至带着某种不解的语气讲，每个人都该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不晓得人为什么可以不是人道主义者，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吗?这是需要解释需要怀疑的吗?
但一如我们总会以为博尔赫斯远比马克思天真一样，布洛克回归常识、回归正常人道主义世界的密探故事，也普遍被看成是密探小说的成人童话，这如若不是我们集体发生了感觉功能障碍，那必然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发生奇怪而且令人悲伤的事了，我们一定陷入了某种幻觉和恶梦之中，梦魇成为现实，夜晚成为白天，以至于现实反而被视为梦境，常识之言反而被当成是梦话。
是哪一位人类学者讲的?只有小孩和野蛮人才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但仔细想想，是这样子的吗?
博尔赫斯没告诉我们如何醒来，如何做个本来就该是的人道主义者(可能因为他本来就是少数没沉睡过的人)，但布洛克的伊凡·谭纳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他告诉(或说转述)我们，别没事画一些想像的线来限制我们自己，更别在这想像的线上架起铁丝网、设置岗哨、还动不动发誓要以自己和他者的死亡来保证它、确认它，我们分割完陆地，还持续分割海洋和天空(这点可远比谭纳以为的要严重多了)，在这样恣意画线的过程中，我们也无可避免地把自己切割得一塌糊涂，倒头来还不如那头理直气壮的吃草山羊。我们以为这是必要的保护，但我们却只保护了自己的猥琐、自私和残酷，并误以为人的生命全由这些坏东西所构成，而忘记了那些恢宏的、美好的情感和想像也是我们正常人性的一部分，最重要或者说最值得保卫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