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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朝圣:跨越八年寻找经幡的灵魂》生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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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初,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乱了我全年的摄影计划。那年春节过后,我已与兰州的朋友们做好了详细的藏地旅行计划,到3月初,已订购了7月10日去中国的机票,办好了签证,还订购了当年刚出的Canon 10D数码相机和Sony 10英寸VAIO手提电脑。出发前两个月,当医生的儿子让我提前做了年度常规血液检查,发现某一个指标微微高出我这个年龄段应保持的数值,因此马上约了专科医生,进一步做超声波及活体切片检查。两天后,显微报告出来了,6个切片取样中,有3个被确诊为恶性肿瘤细胞!

我待在特护病房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电线,在反复注射止痛药造成的昏迷中过了两天

我立即着手办了以下几件事:电话告知远在中国的朋友这个意外的消息、取消已订购的机票、预约了手术的日子(很巧合,那天正是我59岁的生日)。手术用了好几个小时,输了三千多毫升的血。手术后我被推进特护病房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电线,整整两天,我是在反复注射止痛药造成的昏迷中度过的。脱离了生命危险的48小时后,我被转入单人病房。10天里,因为肉体的剧痛和虚弱,我也变得非常悲观,望着窗外充满生命力的蓝天、浮云,听着鸟鸣声,我的内心却充满悲哀,它们让我想起远在地球另一头的西藏高原,那里的蓝天更蓝、浮云更白、鸟鸣更悦耳,但是,我还能再亲眼见到、亲身去体验吗?

10天后从医院出来,我缓慢走过医院长长的过道,穿过绿树成荫的庭院,踏上城市的街道,重新呼吸到户外带着树叶和花草清香的空气,听到人声、车声、鸟叫声,感觉又回到人世间,这是一次生命的重生!

肉体和精神的健康都恢复得很缓慢,最初慢走十几步,我就虚弱得站不住,渐渐地,可以延长到走5分钟、20分钟。手术后半年多,我在南半球的夏季中开始游泳,一直持续到来年的冬季,从每天只能游10米,渐渐达到每天1000米。两年后,在原计划推迟了整整两年之后,我终于又登上了向藏地进发的飞机!

2006年7月22日,我乘坐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从阿德雷德市起飞,向西北方向飞行了四个多小时,下午4点15分,飞机越过大洋洲陆地最西端的Hedland(黑德兰)港,巨大的客机在深蓝色的印度洋上空继续向西飞行。

天气好极了,从小小的机窗望出去,1.9万米高空下面的印度洋,天海一色,一片无边无际的深蓝。机舱内舒适而平稳,只因轻微又单调的发动机的嗡嗡声,才感觉得到这个巨大的钢铁飞鸟正在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飞行着。

然而,我的内心却并不平静:一种绝路逢生后的喜悦、一种对前景不明的担忧、一种迎接困难的亢奋,它们此起彼伏,使我分不清此时此刻是喜还是忧。

虽然出发前曾咨询过医生,但我还是有点担心:腹部有20厘米长的刀口,我能经受海拔几千米高度的低气压吗?手术后遗症造成的不便,我能适应高原的长途跋涉吗?背着十几斤重的摄影包,我还能像以前无数次在藏地摄影那样反应敏捷吗?表面上充满自信和乐观,内心却时常会闪现出种种挥之不去的担忧和无奈,而这种潜意识的存在,我知道,无疑会影响对摄影的观察、理解,以及对作品的构思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