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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国家》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中华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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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和国民来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15]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16]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力,都是“有条件的维护,有保留的赞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应该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更认为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

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有办法吗?有法律吗?有制度吗?有程序吗?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二十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15]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6]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