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在上萨尔茨堡”，1936年7月17日，贝格霍夫落成后不久，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高兴地站在台阶上欢迎我们，他带领我们参观整幢新房子，包括我们的房间。现在它变得富丽堂皇了。舒适的客房，精美的大厅。整体而言它是一座独特的山间豪宅。人们可以在此修养身心。元首非常愉快。他在这里找到了家。”1928年当希特勒租住在豪斯瓦亨费尔德时，他获得了这幢房子的优先购买权。1932年9月，布克斯特胡德市商务顾问的遗孀女房东玛格丽特·温特尔表示愿意把房子卖给他。1933年6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几个月之后，他将包括家具古董等动产在内的房地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1934年首次造访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对那个地方印象颇深：“抵达贝希特斯加登之后，我们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陡峭山路往前走，直到我们看见上萨尔茨贝格山间屋顶高耸的希特勒舒适的小木屋，房间很简朴：一间餐厅，一间小起居室，三间卧室。费尔提柯时期（译者注：费尔提柯（Vertiko）为一种双开门的小柜子，柜子上端安有抽屉，它源自于制作者德国柏林人费尔提柯的名字，他从1860年开始制造所谓费尔提柯式家具）老德意志乡土风的家具为室内营造了惬意的小市民家庭氛围。”
根据施佩尔的回忆，希特勒在1935年夏天下决心将简朴的度假小屋扩建为豪华的贝格霍夫。这位独裁者亲自绘制草图；泰根湖畔格蒙德的建筑师阿洛伊斯·德加诺（Alois Degano）秉承他的旨意绘制了建筑蓝图。豪斯瓦亨费尔德没有被拆掉，而是通过底楼和一楼的墙洞结构融为新建筑的一部分，侧面宽度为17米、正面长度为37米的新宅与老房子相比显得粗笨。建筑工程于1936年3月开始动工，施工速度非常快。7月8日贝格霍夫已经正式落成，贝希特斯加登的圣诞卫队列队前来，鸣枪祝贺。“元首副手”的办公室主任马丁·鲍曼在建筑项目的资金供给方面帮了希特勒的大忙，由此他打入了元首的私人社交圈。他利用新获得的亲信地位，把自己变成了上萨尔茨贝格不可或缺的角色。早在贝格霍夫施工期间，他已经逐步将希特勒房产周围的土地一块块收购下来。不想放弃地产的人将会遭遇巨大的压力，受到剥夺资产和送进集中营的威胁。老的农舍被拆毁，鲍曼让人在原址上盖起了新房子：一个驻扎着冲锋队警卫连的营地；一个被打造成农业典范的农庄；一个在夏季和冬季为希特勒提供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温室；一个坐落于莫斯拉纳科普夫的茶馆，它距离山上的贝格霍夫只有几百米，还有所有建筑项目中最奢华最昂贵的一个，科尔施泰因山巅的另一个大茶馆，它位于贝格霍夫上方约800米处。
在“第三帝国”统治的早年间，希特勒的追随者们还能不受阻碍地前往上萨尔茨贝格朝圣，近距离地旁观他们崇拜的偶像。希特勒还和他的客人们一起在附近散步，去一个名叫霍赫伦策的山间客栈，他们可以一边坐在木质长椅上晒太阳，一边喝着清凉的饮料。但是 1936年之后上萨尔茨贝格变成了“元首保护区”，四周用铁丝网严密封锁起来。只有拿到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踏足领地。进入内部封锁圈的入口由党卫队警卫连严密把守。从此切断了希特勒与群众的一切自然的联系。
直到“二战”时期贝格霍夫还像一个大型工地，“田园诗般的草地小径变成了宽阔的大道和混凝土道路，曾经牛马挽轭徜徉的幽径，如今巨大的载重机和挖土机没完没了地隆隆作响。鲜花铺地的高山牧场变成了瓦砾场，山间的树林变成了临时木建营房。群山的宁静被炸药的轰鸣声撕碎。”虽然希特勒有时在小圈子里调侃鲍曼的建设狂热——他有权在山上镌刻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已经“钻遍”了群山。可实际上希特勒对这位勤勉下属的忠诚可靠赞赏有加，他如同一本会行走的笔记本，随时准备着记录下“元首”的愿望并尽快予以满足。
鲍曼在希特勒宫廷中地位的上升瞒不过他身边近臣们的眼睛。戈培尔在这一点上尤为敏感，因为他自己始终沾沾自喜于希特勒的恩宠，1936年10月底他写道：“元首对鲍曼表示满意。他有干劲，行事谨慎。”再次造访上萨尔茨贝格后他断言：“鲍曼在山上的工作态度既坚定又可靠。他的地位稳固。”为了能时时不离希特勒左右，鲍曼住进了上萨尔茨贝格的一座旧别墅。1934年赫尔曼·戈林已经在此地营建了一处对他本人来说算得上简朴的乡间别墅。阿尔伯特·施佩尔也不甘落后：1937年初夏他租赁了一栋农宅，把它改建成可供全家居住的住宅，旁边还建了一个建筑工作室，他可以在那里进行他的建筑设计工作。
希特勒的阿尔卑斯宅邸共有30个房间，分布在上中下三层楼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房间是有着巨大的可升降式全景视窗的大客厅，站在窗前能纵览传说中腓特烈巴巴罗萨长眠于此以等待有朝一日苏醒的翁特峰。窗前有一张6米长的大理石桌子，桌上摆放着等待希特勒签字的文件、建筑图纸以及战争时期的军事地图。桌边立着一个同样大得异乎寻常的地球仪，观察者联系到纳粹政权后来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就能明了其中的象征意义。两组座位，一组围着离窗不远的圆桌，另一组在大厅后部的大壁炉前，它们是戈尔蒂·特鲁斯特（Gerdy Troost）设计的全套室内家具的一部分。希特勒非常赏识建筑师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的遗孀，每次住在慕尼黑时，他总是去造访她的工作室。大厅里的两块织花壁毯也是由她亲手设计的，它们不仅可充作墙上的装饰品，还有晚上投映电影的实用功能：其中一块壁毯遮住朝向电影放映室的小窗，对面的另一块壁毯充当银幕。
希特勒对他在大厅里向客人们展示的16世纪意大利艺术大师和19世纪德国画家的绘画收藏品尤为自豪——其中包括帕里斯·波登（Paris Bordone）的《维纳斯和阿莫尔》，乔万尼·保罗·帕尼尼（Giovanni Paolo Pannini）的《古罗马废墟风景》，朱利亚诺·布吉阿迪尼（Giuliano Bugiardini）的《圣母圆形画》，维也纳拿撒勒人画派画家爱德华·冯·施坦因勒（Edward von Steinle）创作的《夏娃和她的儿子亚伯》，莫里茨·冯·施温德（Moritz von Schwind）的《宗教仪式中的艺术》。他最喜欢的画作自然是安瑟尔姆·费尔巴哈绘制的《南娜肖像》，画中女子长得有点像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这幅南娜画像难道不美吗？我总是忍不住看了又看。它应该被挂在壁炉上方这个很棒的位置上，她的手被映照得栩栩如生。”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转述他狂热兴奋的话。收藏品中当然也少不了阿尔诺·布雷克创作的理查德·瓦格纳半身大铜像，它立在一个高大结实的柜子上，柜子里安置着放映有声电影所需的扬声器。
沉重的天鹅绒帷幕将大厅与从前豪斯瓦亨费尔德乡村风格的起居室分开——这是唯一让人回想起从前乡村田园生活的房间，弥漫着某种惬意的气氛。一个巨大的绿色陶瓷炉子占据了室内的中心地位，炉子上的瓷砖是由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的女友慕尼黑手工艺人索菲·施托克（Sofie Stork）亲手制作的。围着炉子摆放的一圈座椅在冬天是客人们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富丽堂皇的大厅始终冷飕飕的。窗户右侧立着一个大书橱，书橱的藏书包括《迈耶斯百科词典》。当人们对某个问题看法不一时，希特勒总是喜欢查阅词典，“元首”想证明自己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又一次说对了。
图57：贝格霍夫大客厅里可升降式的窗户，上萨尔茨贝格
人们通过宽敞的过道走到餐厅，餐厅的地上铺着有图案的瑞典松木地板，墙上镶嵌着同样有图案的瑞典松木护墙板。一张长餐桌边总共能坐24个人。餐厅较长的一面墙壁上的落地窗户几乎与房间等高，餐厅末端面积变大，形成一个半圆形区域，早晨，当希特勒还在睡梦中时，客人们在此用早餐。希特勒的私人房间——办公室、卧室和浴室——在一楼。他的卧室旁边，只隔着一间墙壁上共有两扇隔门的小房间，是爱娃·布劳恩的套房，它由卧室、小起居室和浴室组成。“为何与我们见面时被称为爱娃·布劳恩的贝格霍夫女管家的房间需要有一个通向希特勒卧室的特别通道？很快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想法。”1940年之后成为“元首”护卫队成员的罗克斯·米施（Rochus Misch）在回忆录中写道。
成为国家总理以后，希特勒并没有与这个他在1933年之前结识的慕尼黑姑娘断绝关系。他经常回慕尼黑，两人在摄政王街的希特勒宅邸里会面。1933年2月6日他和爱娃·布劳恩一起庆祝了她的21岁生日，他还送了她珠宝饰品。希特勒的女管家安妮·温特在1945年11月的审问中说，有时希特勒的女友“晚上被送回家，有时她在摄政王街的房子里过夜”。机长汉斯·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1933年圣诞节前夕，他在摄政王街的房子里撞见了两人的幽会，爱娃·布劳恩满脸通红，希特勒也显得“有些尴尬”。显然这个独裁者在自己的亲随们面前也想掩饰情人的存在，希特勒当总理的早年间，每次他们在上萨尔茨贝格幽会时他让爱娃前来的隐秘方式也证实了这一猜测。据施佩尔描述，官方车队抵达几个小时后，“开来了一辆车窗遮蔽的小型奔驰车，两位女秘书沃尔夫小姐和施罗德小姐坐在车内，她们身边还坐着一位淳朴的慕尼黑姑娘，与其夸她美丽，还不如说她清新可人，她显得很谦逊，怎么也看不出她是一位统治者的情妇：爱娃·布劳恩”。
施佩尔继续讲述道，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深夜时分一起消失在楼上的卧室里”，大家更加惊讶了。但更多的证据表明，那时元首不让他的情妇在豪斯瓦亨费尔德过夜，而是把她像其他客人一样安置在附近的小客栈里。因为他意志坚定的同父异母姐姐安格拉·劳巴尔那时在上萨尔茨贝格的别墅替他照管家务。她多么在意最琐碎的小事，从她年复一年在管理豪斯瓦亨费尔德过程中记下的大量购物和服务账单就能看出来了。慕尼黑的一些商店从她的购物狂热中赚了不少钱，尤其有一家名为“昂姆施塔胡斯-霍恩”的“服装、织物和家居用品大百货商店”，这家商店出售各种各样的家居用品——从床单、桌布、枕头到躺椅。仅1933年4月到1934年8月她在霍恩购物的账单总金额就将近12000马克。
安格拉·劳巴尔对爱娃·布劳恩有强烈的厌恶感，她尽可能不理睬她，如果不得不说话时，她只以“小姐”相称。在她的眼里这个慕尼黑姑娘是个“做摆设的娃娃，她阴险地编织着罗网，以便捕捉她那在与‘厚颜无耻的女人’打交道方面天真无知的弟弟”。1934年9月国社党党代会上两人的冲突爆发出来，而并不像文献普遍认为的那样，发生在一年之后的党代会上。安格拉·劳巴尔、玛格达·戈培尔和其他国社党重要人物的夫人们对爱娃·布劳恩也出现在贵宾席上感到很不高兴。她们认为，这个年轻女人的举止“太引人注目”，也许“元首”女友的现身对她们来说就是一根眼中刺。这些夫人们大肆说她的坏话，开完会后安格拉·劳巴尔立即把贵宾席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希特勒，她希望达到让希特勒离开爱娃的目的。可希特勒却发火了，他说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他的私生活并且要求他的同父异母姐姐马上离开上萨尔茨贝格。
图58：安格拉·劳巴尔与其女儿格莉在1929年格莉过21岁生日时在豪斯瓦亨费尔德，上萨尔茨贝格
其他说爱娃·布劳恩坏话的女人们，其中包括亨丽埃特·霍夫曼，很长时间无法再来上萨尔茨贝格做客。这件事还给希特勒和戈培尔夫妇的关系蒙上了短暂的阴影，因为玛格达·戈培尔显然也拿爱娃·布劳恩嚼过舌头。1934年10月中旬，宣传部部长夫人和希特勒在总理府谈了一次话，随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正如我猜测的：冯·席拉赫夫人散布的流言蜚语。元首着实令人同情，现在他想避人耳目了。愚蠢的女人间的嚼舌！现在没事了。我窝着一肚子火。劳巴尔夫人已经被赶回奥地利了。总理府没有女主人了。这就是结局。”1935年4月，戈培尔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遇到了安格拉·劳巴尔：“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纽伦堡发生的事情……可怜的女人！我尽自己所能地安慰了她。”希特勒和戈培尔夫妇又和好如初，但是安格拉·劳巴尔仍旧被“元首”的宫廷放逐了。1935年11月中旬她来到柏林，但是没有得到进入总理府的许可。她和戈培尔夫妇一起喝咖啡时诉说了她“全部的痛苦”，“她很可怜”，宣传部部长说，“元首最好能把她召回去，对她的惩罚已经足够严厉了。”
1936年1月，安格拉·劳巴尔嫁给了德累斯顿国立建筑学校校长马丁·哈米施（Martin Hammitzsch）教授。她“非常幸福”，1936年5月她在信中告诉鲁道夫·赫斯，尤其令她高兴的是，她的弟弟访问了德累斯顿，“长久以来她又和他说话了”，他保证“不久后会来我们家里喝咖啡”。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和解”。希特勒依旧与同父异母的姐姐保持着距离，他们很少见面。
通过把安格拉·劳巴尔赶出豪斯瓦亨费尔德的举动，希特勒向亲随们表明了态度：任何想干涉他的私生活和说他情妇坏话的人都将失去无疑能为他们带来权力和影响力的恩宠。爱娃·布劳恩的地位因此明显稳固了，她在“内部圈子里实际上成了一个不可攻击的人”。另一方面，即使在最亲近的下属面前，希特勒依旧掩饰着他与情人之间的关系。当他住在柏林的时候，他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为民族大业殚精竭虑、放弃所有个人幸福的生活刻苦的“元首”形象，连戈培尔都信以为真了，“他谈起他孤寂无趣的个人生活”，1935年1月底宣传部部长在日记中写道，“没有女人，没有爱情，他始终沉浸在对格莉的怀念中。我深受感动，他是个多么好的人。”
希特勒始终没有向周围的人挑明他和爱娃·布劳恩关系的性质，因此历史学家也难以得出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在这方面特别缺乏真实可信的文献资料。在1945年4月23日——她和希特勒自杀前的一个星期——从总理府地堡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爱娃·布劳恩请求她的妹妹格丽特“将她所有的私人信件尤其商务来往信件”全部销毁。“注明寄给元首并保存在地下室保险箱里的信封”也必须销毁（这里的地下室也许是指希特勒1936年为爱娃·布劳恩买下的慕尼黑—博根豪森区瓦塞尔堡大街12号一幢小别墅的地下防空洞）。“请不要阅读！”她请求自己的妹妹，接下去她写道，“我请求你把元首的来信和我的回信（蓝皮本子）包在防水的包裹里，如有可能的话埋在地下。”根据爱娃·布莱恩传记的作者海克·格特马克尔的猜测，还没等格丽特·布劳恩把文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1945年4月26日尤里乌斯·绍布来到“贝格霍夫”，将所有信件和其他希特勒的私人文件一起烧毁了。当然前提条件是，那些信件确实在上萨尔茨贝格，而非瓦塞尔堡大街12号，也许格丽特·布劳恩没有遵从她姐姐的愿望，自行决定焚烧了所有资料。反正不管怎么说：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一封爱娃·布劳恩写给希特勒的信或者希特勒写给爱娃·布劳恩的信。
因此爱娃·布劳恩日记的22页残篇显得尤为重要，它记录了她从1935年2月6日到5月28日的生活片段。1945年后，爱娃·布劳恩的自拍记录电影、照相集和日记残卷一起被美国人发现，后来它们被送到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当然人们无法确定日记的真实性。1968年美国记者内林·E.甘（Nerin E. Gun）首次出版了日记残篇，出版之前他通过爱娃·布劳恩的姐姐伊尔莎·福克-米歇尔斯（Ilse Fucke-Michels）确定了它的真实性。1971年制作过日记影印本的维尔纳·马泽尔（Werner Maser）也认为它是真的。但是安东·约阿希姆斯泰勒斯却在2003年宣称，只需一个简单的笔迹学对照就能证明它是伪造的，“爱娃·布劳恩在17岁到33岁留下的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她的笔迹是执拗的有棱角的向左倾斜的拉丁字体，与‘日记残篇’中流畅的向右倾斜的德语手写体（聚特林字体）不符。”我们必须认真看待他提出的异议。至少只要我们没发现爱娃·布劳恩用聚特林字体书写的真迹，此事就将一直存疑。海克·格特马克尔则倾向于肯定日记的真实性，他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爱娃·布劳恩关于希特勒在慕尼黑生活的记录与戈培尔日记的内容完全一致，而且日记本身也无自相矛盾之处。
假设日记残篇是真实的——它又是怎样描述爱娃·布劳恩和希特勒的关系呢？它主要反映出一个对比自己年长得多的情人的感情拿捏不住的年轻女人起伏不定的心境。“现在我23岁了，幸福地长大了”，1926年2月6日她写道，“是否真的幸福是另一回事了，这会儿我肯定不开心。”那时希特勒在柏林，他让副官绍布的太太为她送去一束鲜花，还给她发了生日贺电。爱娃·布劳恩显然觉得受到冷落，同时又告诫自己：“只要我不放弃希望。很快我将学会忍耐。”仅仅12天之后她的心情完全变了。希特勒“意想不到”地来到慕尼黑，两人共度了一个“迷人的夜晚”。似乎在这天晚上希特勒向女友保证，他将把她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馆里接出来，并且送她一栋“小房子”。“我开心到了极点，他如此爱我，我祈祷此情永远不变。”
3月2日爱娃·布劳恩再次与希特勒在摄政王街宅邸见面，如日记所言，他们在一起度过了“美妙的几个小时”，一直到晚上12点。她的情人同意带她去参加城里的狂欢节舞会。但是第二天希特勒没有赴约，他的女友徒劳地等待着他的消息：“也许他想和G（戈培尔）博士在一起，如果他独自一人肯定会通知我的。我在霍夫曼照相馆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一刻都想着现在他该来了。”当晚希特勒没和爱娃道别就出发了，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他突然变得如此冷淡。
两人关系的不稳定令爱娃·布劳恩感到痛苦。“我希望自己从未遇见他。我很绝望”，3月11日她在日记中倾诉，接下去她又写道，“他只是因为某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才和我在一起。”——几天之后她自己在这句话下面加上了“蠢话”的评语。
除了对希特勒让人不放心的抱怨之外，她也写了一些表示理解的话：“他现在忙于政务，自然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事实上希特勒当时正忙于采取下一步的外交行动。3月16日他宣布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3月23日他和英国政治家西蒙和艾登在柏林举行会谈。他没有时间去想远在慕尼黑的女友。直到3月底希特勒才邀请她去慕尼黑“四季”宾馆吃晚饭。显然赴宴的人来自一个大的交际圈子，爱娃·布劳恩肯定体会到了，他在这种场合对待她的态度与在摄政王街幽会时截然不同，他显得拘谨有礼，似乎他们只是泛泛之交。“我只能在他身边枯坐几个小时，无法与他说上一句话。临别时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就像他曾做过的那样。”公事公办的给钱方式表明了希特勒多么不顾及女伴的感受。爱娃·布劳恩受伤了：“如果他能写上一句问候或者一句亲昵的话该有多好，我会非常高兴的。”她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作为希特勒的情人，她处于无法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暧昧状态。
1935年4月和5月希特勒没有去过慕尼黑。“眼下爱情似乎已经从他的日程中划掉了”，4月底爱娃·布劳恩写道。当霍夫曼夫人冒冒失失地告诉她，希特勒已经找到了一个“代替她的女人”，强烈的嫉妒折磨着她：“她的名字叫女武神（译者注：瓦尔基里是北欧神话中的女武神），看上去身体只有两条长腿加附件。可他偏就喜欢这个尺码的女人。”她指的自然是瓦尔基里·尤妮蒂·米特福德（Valkyrie Unity Mitford）了。这个年轻的英国贵族女子1934年10月来慕尼黑学语言，其实她的主要目的是结识她疯狂仰慕的希特勒。1935年2月，她在希特勒最喜欢的餐厅“巴伐利亚小酒店”里成功地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她成为希特勒的随从，陪着他到处旅行；她出现在党代会和拜罗伊特音乐节上。副官们称她为“尤妮蒂伴游”，因为她总想时时处处跟随着希特勒。从一件事就能看出当时她和纳粹政权的高官们走得有多近：1936年10月她的姐姐戴安娜与英国法西斯头目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婚礼就在戈培尔的柏林宅邸里举办，希特勒也参加了婚礼——“一件必须严格保密的事情”，宣传部部长写道。
从外表上看爱娃·布劳恩和尤妮蒂·米特福德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慕尼黑女子身材娇小而轻盈，棕色头发；而那个英国女子差不多有1.80米，体态丰满，长着一头坚硬的淡金色头发。因而后者正好符合希特勒最推崇的女性形象，但独裁者感兴趣的并非是她外表的魅力，他想利用她的关系了解英国上流社会的想法并且向英国传递信息，二人并无私情。
所以爱娃·布劳恩根本无须嫉妒，希特勒在柏林与沙龙贵妇和纳粹赞助者维多利亚·冯·德克森（Victoria von Dirksen）的外甥女、美丽的女男爵西格丽德·冯·拉斐尔特（Sigrid von Laffert）之间的桃色绯闻也缺乏任何事实依据。“元首”在4月和5月间很少理睬情人，此中另有隐情：他不仅政务繁忙，而且身体也出了问题。几个月以来他的嗓音严重沙哑——多年来过度使用声带的后果——他担心像从前的99天皇帝腓特烈三世那样患了喉癌。5月23日，柏林夏里特耳鼻喉医院的卡尔·冯·艾肯（Carl von Eicken）教授在总理府为希特勒动了咽喉手术。从声带上切除的肿瘤是良性的。但总理在术后几个星期内必须保护嗓子，到1935年6月底他才完全恢复。
看来希特勒没有向爱娃·布劳恩透露过他生病的消息。她把他长时间的杳无音信看作背弃自己的证明。“三个月来他没给我写过只言片语的好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常信誓旦旦的狂热爱情？”5月28日她写道。当天她决定再次自杀，这次采取吞服过量安眠药的方式：“我决定吞服35颗安眠药，这回‘肯定能死成了’。”爱娃·布劳恩是否真的想死，这一次比1932年的头一次自杀更难以捉摸。伊尔莎·福克-米歇尔斯在60年代中期告诉内林·E.甘，1935年5月28日到29日的夜间，她怎样在父母家中爱娃的卧室里发现了“深度昏迷”的妹妹并且立刻实施了急救。然后她叫来了能够保守秘密的医生，后来公布的日记中相关的几页被撕掉了，但是她的姐姐后来又归还了精心保存的这几页日记。但整件事情的始末只有一个证人，即使是她也对记者说过，她怀疑妹妹的自杀“有一些表演的成分”。
我们不清楚，5月27日飞往慕尼黑治疗嗓子并逗留数日的希特勒是否听说了布劳恩家的秘闻。但是也许有一件事可以作为证据，1935年8月初，爱娃·布劳恩和妹妹格丽特搬进了海因里希·霍夫曼按照希特勒的吩咐租下的威登迈尔街42号三居室寓所。它和摄政王街的希特勒宅相距不远，只需步行5分钟。显然这个独裁者不光想表明他在意与女友的关系，还想让她借机摆脱严父的监管。不久之后，霍夫曼再次按照希特勒的授意买下了上文提到的博根豪森上流街区的瓦塞尔堡大街（今天的德尔普大街）12号的小别墅，爱娃·布劳恩和格丽特·布劳恩于1936年3月搬了进去。1938年9月初，这幢房子成为爱娃·布劳恩——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私人秘书”——的个人资产。希特勒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不仅送了女友一栋房子，还让她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虽然她在名义上依然是霍夫曼店里的女店员。
上下两层的小楼从外形看不起眼，但是精致的家具、昂贵的地毯、珍贵的油画等内部装潢完全符合爱娃·布劳恩作为欧洲最有权势的男人的情妇的身份。但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希特勒很少去瓦塞尔堡大街。每次回到慕尼黑摄政王街的家中之后，他立刻召来女管家玛格丽特·温特尔。她不仅要向他汇报近日慕尼黑的市井流言，还负责打电话联系爱娃·布劳恩。“元首”情妇立刻乘坐小型奔驰车——他送给她的另外一件象征身份的礼物——来到摄政王街。当希特勒不在慕尼黑时，她喜欢邀请女友们来家中做客，一起开疯狂的派对。
在上萨尔茨贝格，她的另外一个住处，自从安格拉·劳巴尔被赶走之后，她逐渐充当了女主人的角色。但她无须亲自管理家务，自有其他人替她效劳，一开始是从前在巴伐利亚小酒店干活的爱尔莎·恩德雷斯（Elsa Endres），1936年之后是赫伯特和安娜·德林夫妇（Herbert und Anne Döhring），在战争时期是威利和格丽特·米特施特拉塞尔夫妇（Willi und Gretl Mittelstrasser）。如果有特殊的接待任务，管家阿图尔·卡嫩贝格和他的妻子会从总理府被召来帮忙。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无法忽视爱娃·布劳恩在贝格霍夫的特殊地位，她的房间紧挨着希特勒的房间并且有专用通道的事实更明白无误地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人们还是竭尽所能防止“元首”有情妇的事情从小圈子里扩散到公众中。服务人员和客人们都必须严格保密。海因茨·林格曾经说过，他们的座右铭是：“勿视，勿听，勿言。”管家的堂妹安娜·米特施特拉塞尔（Anna Mittlstrasser）1941年5月开始在贝格霍夫做打扫房间的女仆，初来乍到立刻有人提醒她：“你在这里所知道的一切，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绝对不可外传。你不可对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发表意见，对谁都别说，永远都别说……这一点必须搞清楚。绝对不可谈论‘元首’和爱娃·布劳恩。”
1936年成为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秘书的莱茵哈特·施皮钦（Reinhard Spitzy）在1937年1月第一次去贝格霍夫做客时大吃一惊：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大客厅里进行深入的交谈，时而来回踱步，突然通向起居室的沉重的帷幕被掀开了，一个年轻女子对着屋内喊道，他们应该去吃饭了，客人们没法再等了。他“如遭雷殛”，施皮钦写道，“谁敢这样对元首说话？这个女人是谁，她来自何方？”饭后里宾特洛甫的陪同向首席副官布吕克纳询问详情，对方回答说：“我们的元首也有过私生活的权利，我奉劝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你看到和听到的有关事情……最好你自己也忘掉它，否则……”言语之中明明白白带着威胁，于是他自己也“乖乖地加入了立誓保密者”的行列，莱茵哈特·施皮钦在回忆录中坦白地说。
除了保密规定之外，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防止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的秘密关系外泄的措施，遇到正式的接待任务或者外国客人来访，她必须退回自己的房间，也就是说假装她不存在。希特勒“显然想让情妇在社交场上谨守本分”，阿尔伯特·施佩尔认为。他误判了贝格霍夫男主人的主要动机——他想让自己的私生活避开公众的视线，以此维持“为民族日夜操劳的孤独元首的神话”。出于同样的原因，爱娃·布劳恩也不能和元首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党代会期间她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及其家人和其他随从人员的陪同下抵达纽伦堡，从来不住在希特勒下榻的宾馆里。只有一张公开发表的新闻图片上能看到她和希特勒在一起。它拍摄于1936年2月加米施—帕腾基兴冬季奥运会，爱娃·布劳恩站在独裁者身后的第二排。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者都想不到她和希特勒之间居然有着亲密的关系。希特勒出访国外期间，比如1938年5月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与其他纳粹高官们的夫人不同，她始终与希特勒保持着距离，也没有参加任何正式的活动。
虽然有种种保密措施，但是社会上还是流传着一些关于“元首”情人的传言。副官尼古拉斯·冯·比洛于1937年11月头一次来到贝格霍夫并认识了爱娃·布劳恩，他回忆说，随后他应邀去国防部部长布伦堡家做客，希特勒的私生活曾是他们“谈论的话题”。鲍尔机长也提起过，“慕尼黑人偷偷议论着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风流韵事”。1937年秋季，捷克的一份杂志刊登了爱娃·布劳恩摄于贝希特斯加登的一张照片，图注是“希特勒的蓬巴杜夫人（译者注：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情妇）”。布劳恩家的一位朋友在维也纳出差的途中买了一份杂志，他把它拿去给弗雷德里希·布劳恩（Friedrich Braun）看，随后弗雷德里希·布劳恩狠狠地骂了女儿一顿。内林·E.甘自称他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调查中得知了此事。但德国民众没见过这本捷克出版物。只有少部分知情者了解爱娃·布劳恩的真实角色；大多数德国人到战争结束时都不知道爱娃·布劳恩的存在。
即使对圈内人来说，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性质也同样显得暧昧不明。表面上她是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的“私人秘书”，有其他人在场时，希特勒对她的态度显出一种“不自然的距离感”。他避免任何亲昵的举动和温情的交流。爱娃·布劳恩像贝格霍夫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称他为“元首”，他则以“布劳恩小姐”或者“爱娃小姐”相称，只是偶尔叫她“傻孩子”。起初有其他人在场时他们彼此用“您”的敬称，后来在随从们面前才换成了比较亲密的“你”。“局外人难以觉察到，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尼古拉斯·冯·比洛评论。
毫不奇怪，1945年之后对两人感情生活的各种猜测纷起，即使熟识希特勒的人对此也意见不一。同时代的证人们在这一点上的说法多不可靠，历史学家们应该抱着怎样适当的怀疑听取他们的证词，阿尔伯特·施佩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他曾经多次自相矛盾。1945年夏季在克兰斯贝格城堡第一次接受审讯时，他说希特勒一直对爱娃·布劳恩——“他爱的女人”——忠贞不渝：“她对他来说很重要；谈起她时他总是带着极大的尊重和内心的崇拜。”1949年3月在施潘道监狱里，他却开始怀疑希特勒对爱娃·布劳恩“是否真的有类似友谊、感恩和忠诚等真挚的感情”。在他坐牢时开始撰写的、1966年10月被释放之后于1969年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他的怀疑变成了确认。他将希特勒描述成一个感情粗鄙的无情暴君，他竟然当着爱娃·布劳恩的面说过这类话：“智慧超群的男人应该和质朴愚笨的女人在一起。”在他与大力促成其回忆录出版的约阿希姆·费斯特的交谈中，施佩尔表示，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关系的实质“很容易破解”：他认为“只不过为了某些自然的需求”——也就是说为了“调节荷尔蒙激素”。施佩尔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从何而来。
图59：爱娃·布劳恩和阿道夫·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鹰巢别墅，1938年秋季
如果希特勒身边真的有人了解他和爱娃·布劳恩之间的性关系，那也只能是生活在贝格霍夫的人——管家夫妇、仆人、打扫房间的女仆。但他们日后被询问时，给出的答案也各不相同。贝格霍夫的管家德林声称，他和他的妻子“特别留意过床单衣物”，但他们都没见到“能够证明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有亲密关系的证据”。他们之间甚至谈不上“真正的友谊”，“只是平淡无奇的熟人关系而已”。而仆人林格则确信希特勒爱着爱娃，他们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他甚至声称自己有一次撞见过他们“在紧紧拥抱”。德林继任者的妻子格丽特·米特施特拉塞尔也理所应当地认为，希特勒和女友睡过觉。她曾经告诉清扫女仆安娜·米特施特拉塞尔，当希特勒住在贝格霍夫期间，她从药店里买过让爱娃推迟经期的药。
事实上有些证据确实证明了，在表面的冷漠态度之下，希特勒暗中与爱娃·布劳恩保持着正常的爱情关系。但是我们对此也不能完全肯定，传记作者应该避免激发读者们窥探私生活的想象力。奥托·迪特里希曾经认为，“编年史作者有义务避免触及并尊重人物最隐私的部分”。
爱娃·布劳恩绝非仅仅是希特勒的“花瓶”，也不光是“用来摆脱所有纠缠不清的女性的盾牌”，她在他的私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1938年5月2日，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几天，希特勒订立了第一份书面遗嘱，因为他担心在旅途中遇到不测。在遗嘱中“慕尼黑的爱娃·布劳恩小姐”被称为第一继承人。他死之后，她“能终生每月领取1000马克，即每年领取12000马克”。第二位和第三位继承人才是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和妹妹保拉，她们也能得到相同的数额。
谁属于贝格霍夫圈子，谁又不属于贝格霍夫圈子？最重要的选择标准不是他在纳粹等级制度中的官位，而取决于希特勒对他的好感。同时也看那个人是否懂得如何与爱娃·布劳恩相处，并接受她在贝格霍夫的角色。希特勒喜欢让他感觉舒服和放松的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围绕在自己的左右。与总理府不同，贝格霍夫小圈子有更多的家庭氛围，有更多女性元素的加入。
这个选择标准解释了为何在上萨尔茨贝格拥有房产的戈林不属于贝格霍夫。他只为了公事而来，希特勒与他并无私交。希姆莱也是一样，希特勒称赞他是“全国恐怖和镇压机器的无情的组织者”，但在小圈子里嘲讽过他的“日耳曼狂热”。此外还有里宾特洛甫，虽然1938年2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外交部长，但是严格地将他摈除于贝格霍夫私交圈之外。而里宾特洛甫的联络人瓦尔特·海威尔（Walter Hewel）大使却得到了希特勒的喜爱，因而被接纳到贝格霍夫圈子。
鲁道夫·赫斯只是以职务身份出现在贝格霍夫。“希特勒夺权”之后， “元首副手”逐渐失去了1933年之前他当希特勒私人秘书时享有的特殊地位。马丁·鲍曼在这方面超越了他，由于在重建上萨尔茨贝格过程中马不停蹄地工作和妥善地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他获得了希特勒的赏识。此外他特别关照爱娃·布劳恩，正如奥托·迪特里希意识到的，希特勒“在这一点上特别敏感”，因此鲍曼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鲍曼是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离不开的影子”，他的妻子格尔达却不一样，她是“纳粹党最高法官”瓦尔特·布赫（Walter Buch）之女，婚后两人不断地生孩子，只有得到她权欲熏心的丈夫的允许她才能来贝格霍夫做客。戈培尔在贝格霍夫的地位处于二者之间，他和他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虽然经常接到以私人身份做客贝格霍夫的邀请，但不同于在柏林时，他们不属于贝格霍夫的固定成员。多半情况下他们只在贝格霍夫逗留短短数日，住在距离贝格霍夫有一段距离的贝希施坦因别墅，1935年之后它变成了专门招待纳粹精英的宾馆。
阿尔伯特和玛格丽特·施佩尔夫妇才属于受欢迎的长期客人。这位建筑家从1933年至1934年就陪希特勒来过贝格霍夫，后来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希特勒，显然她立即博得了希特勒的好感，她也进入了贝格霍夫的圈子。施佩尔在上萨尔茨贝格安家显然是希特勒的主意。遇到特殊的日子，例如希特勒的生日，施佩尔的孩子们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带过来，向“元首”献花。施佩尔回忆说，希特勒肯在孩子们身上花心思，甚至试图“像父亲和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但是他没有找到正确的坦诚方式，“说几句慈爱的话”后就转移了话题。
施佩尔夫妇尤其关心爱娃·布劳恩。他们一起去滑雪，希特勒紧皱双眉跟随着他们，因为他担心会发生事故。他压根讨厌雪，“这种冷冰冰无生命的元素让他本能地感觉陌生。雪景总是能刺激到他。”施佩尔在回忆录中的描述让人觉得他“出于同情”关怀这个“迷恋希特勒的不幸女子”，可我们必须像海克·格尔特马克那样对此打上一个问号。施佩尔和鲍曼一样，早就了解爱娃·布劳恩在希特勒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明白，通过与她的友谊，他能进一步拉近与“元首”的关系。
施佩尔夫妇与卡尔和安妮·勃兰特夫妇是亲密的朋友。这次是妻子把丈夫拉进希特勒的圈子。安妮·雷博（Anni Rehborn）是20年代最著名的游泳运动员之一。她多次获得德国100米自由泳和100米仰泳冠军，不断创造新的纪录。1927年或者1928年她与希特勒初次相遇，希特勒一见面就喜欢上了她。30年代初她把自己的未婚夫介绍给希特勒，当时他在波鸿的“贝格曼海尔”诊疗所当实习医生。夫妻俩都加入了国社党，1933年6月希特勒邀请他们来上萨尔茨贝格做客。1933年8月15日是这对夫妻生活中最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天希特勒的副官布吕克纳在莱特的一个偏僻角落遭遇了车祸。年轻的外科医生卡尔·勃兰特恰好开车随后路过。他对布吕克纳实施了急救，把头部严重受伤的病人送到附近特劳恩施泰因的医院，并且亲自为他动了手术。此事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请求这位医生成为他的随从。从此以后他在旅途中伴随着希特勒，以便遇到事故和袭击时立即就地进行治疗。由于新获得的职位，他打入了内部圈子。1934年3月卡尔和安妮·勃兰特在柏林举办婚礼，不仅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威廉·布吕克纳参加了婚礼，连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也到场了。1934年7月，应希特勒的邀请，这对夫妇首次参加了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
勃兰特夫妇在上萨尔茨贝格的贝希施坦因别墅租了一间套房，以便于希特勒能随时找到他。他们和施佩尔夫妇一样爱好运动，同样与爱娃·布劳恩关系密切，所以他们经常一起活动。施佩尔和勃兰特的人生轨迹惊人的相似：两人都还年轻——30岁左右——他们都由于希特勒的提携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两人同样外表优雅、彬彬有礼，与粗蛮的“老战士”们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人同样在专业上才华横溢，两人同样野心勃勃，愿意不择手段地实现希特勒的理念。因此1939年“二战”开始时，希特勒让卡尔·勃兰特负责实施“安乐死”计划，这并非是个巧合。
卡尔·勃兰特不是希特勒随从中唯一的医生。1936年春季，1932年加入国社党的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成为第二名随队外科医生。他在学生时代已经是卡尔·勃兰特的朋友，1933年11月他和勃兰特一起从波鸿被调到了柏林大学医院外科部。到“二战”爆发前，他也一直是希特勒的随从之一，虽然与勃兰特相比，他和独裁者的关系相对疏远。
1936年出现了另外一位医生——50岁的特奥多尔·莫雷尔（Theodor Morell），他在临近纪念教堂的柏林选帝侯大街开了一家诊所，主要为电影和舞台明星提供服务。海因里希·霍夫曼也是他的病人之一，他又向希特勒推荐了莫雷尔。莱茵重新军事化之后扣人心弦的几个月里，这个独裁者受到胃痛和腿部湿疹的折磨。莫雷尔为他开了恢复肠道菌群的Mutaflor胶囊，他的疗法奏效了。这个曾经的船上医生显然懂得巧妙地针对患者的病症对症下药。反正从此之后希特勒绝对信任莫雷尔的医术，他对小圈子里的人说过：“他拯救了我的生命！他给予我的帮助实在太神奇了！”从1937年之后，莫雷尔和他的太太女演员约翰娜（汉妮）·莫勒［Johanna (Hanni)·Moller］成为贝格霍夫社交圈不可缺少的人物。夫妻俩也擅长和爱娃·布劳恩搞好关系，因为正是她为他们铺平了通往贝格霍夫的道路。莫雷尔在希特勒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私的帮助者，一心只想着“保证德国最伟大的人物长远的身体安康”。但实际上他不仅虚荣心强，还特别有商业头脑。他能从“元首私人医生”的特殊地位中捞取物质利益，例如制药企业利润丰厚的分红。
这个身体肥胖的不断围着希特勒献媚的新来者在贝格霍夫圈子里不受欢迎。尤其勃兰特对竞争对手的出现感到不悦，他把莫雷尔看作一个自吹自擂的江湖医生。但只要独裁者还无比地宠信他，莫雷尔的地位就无人可动摇。1938年12月，为了表示对他的嘉奖，希特勒授予莫雷尔教授头衔，他要求身边的每个工作人员，无论生了什么小毛小病都必须找他的“私人医生”诊治。爱娃·布劳恩也是莫雷尔的病人之一，虽然根据施佩尔的回忆录，她做完身体检查之后曾经抱怨过，他是一个“令人作呕的肮脏的人”。莫雷尔身上散发着难闻的体味，希特勒也觉察到了，但是当手下人进行相关的暗示时他回答说，“莫雷尔不是拿来闻的，他的作用是让我保持身体健康”。
慕尼黑的一帮老伙计中，只有一个还经常来贝格霍夫：海因里希·霍夫曼。通常情况下他的第二任妻子埃尔娜·格吕普克（Erna Gröbke）陪他一同前来，她是什未林市一位室内乐歌手的女儿，1934年4月二人成婚。霍夫曼在上萨尔茨贝格不仅扮演着受人欢迎的 “帝国摄影记者”兼 “宫廷小丑”的角色，他还是希特勒的艺术顾问，负责为他购置绘画作品。1937年6月，希特勒委派他为在慕尼黑“德国艺术之家”举办的第一届“德国大型艺术展”挑选参展画作，之前由于对画展十二人评委会的工作感到不满，希特勒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了。在随后的几年里，霍夫曼在格尔蒂·特鲁斯特以及“德国艺术之家”馆长卡尔·科尔布（Karl Kolb）的协助下一直以“元首”私人代理的身份负责画展的工作。1938年7月希特勒也授予他教授头衔。
霍夫曼特别喜欢拿特奥多尔·莫雷尔恶谑，一有机会就让他在众人面前丢脸。对于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来说，这个摄影师是“聚会中的邪灵”。霍夫曼深受希特勒的喜爱，贝格霍夫的主人对老战友的狂喝滥饮宽宏大度地视而不见。只消一个事实就能说明，这个独裁者多么信任霍夫曼：霍夫曼负责处理替爱娃·布劳恩租房子以及后来买别墅的财务问题。霍夫曼在贝格霍夫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照相工作室，这样他在山上也能继续追求自己的爱好。“元首”的情人变成了一个热情的女摄影师和电影摄像师。她用16毫米阿克发摩维克斯摄像机拍摄了大量的窄胶片电影，其中大部分保存下来——和瓦尔特·弗伦茨的照片一起——成为让人们近距离了解上萨尔茨贝格生活的证物。有时霍夫曼也从他的前女店员手里购买照片，并且按照希特勒的暗示付给她不菲的酬金。
也许作为她无法在公开场合露面的补偿，希特勒允许爱娃·布劳恩选择一些朋友来上萨尔茨贝格做客，山上始终为他们保留着客房。其中有她长期的女伴——妹妹格丽特，她从1932年起也成为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女店员；还有最年长的和她最要好的女友赫塔·施奈德（Herta Schneider，未出嫁前姓奥斯特迈尔Ostermeier）；玛丽奥·舍恩曼（Marion Schönmann，未出嫁前姓佩策尔Petzl），她是歌剧女演员（Maria Petzl）的女儿，希特勒在维也纳时曾经看过这位女演员的演出。“她活泼俏皮的魅力是维也纳式的”，卡尔·勃兰特在1945年8月撰写的《希特勒身边的女人们》一文中描述玛丽奥·舍恩曼的性格，它也解释了为何希特勒特别注意爱娃·布劳恩的这位女友。1937年8月她和一位慕尼黑建筑承包商结婚，她邀请的婚礼嘉宾寥寥无几，其中包括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
结婚照上还能看见索菲·施托克，她和威廉·布吕克纳1936年解除婚约之后依旧属于贝格霍夫的圈子。索菲·施托克第一次来豪斯瓦亨费尔德做客时就和爱娃·布劳恩成了朋友，她还为她拍摄的彩色电影写了标题字幕。在贝格霍夫的除夕晚会上，“小施托克”或者“查丽”（她的昵称）是活跃气氛不可缺少的分子。她与希特勒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过从甚密，希特勒本人也非常欣赏这个有才华的女手工艺人，当她父亲在慕尼黑雷西登茨大街24号开的钓鱼用具商店陷入困境时，希特勒还资助了大笔资金。
除了常客之外，还有不定期来访的客人。有时霍夫曼带“老战友”兼希特勒多年以你相称的朋友赫尔曼·埃塞尔一起来，1933—1935年他是巴伐利亚经济部长，1936年被任命为帝国旅游委员会主席。 他的妻子也和爱娃·布劳恩交好。阿尔诺·布雷克和他的妻子米妮娜有时也陪施佩尔夫妇来，米妮娜是个俏皮伶俐的希腊女子，希特勒喜欢与她开玩笑。财务主管弗朗兹·克萨维尔·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和他的妻子以及戴姆勒奔驰经理雅各布·韦尔林也不时来访，他们都是希特勒在20年代的老熟人。
为了补充完整名单，这里还要提到希特勒手下的几个工作人员，他们也属于贝格霍夫社交圈——帝国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领导人塞普·迪特里希，还有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布吕克纳和绍布。当希特勒的女秘书约翰娜·沃尔夫、克里斯塔·施罗德和格尔达·达朗诺夫斯基也参与到贝格霍夫的社交生活中来时，她们与其他常客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分界线。在所有的军事副官中，29岁的尼古拉斯·冯·比洛得到希特勒特别的垂青，他和他富有魅力的19岁的妻子玛利亚在上萨尔茨贝格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与施佩尔夫妇以及勃兰特夫妇之间关系密切。
阿尔伯特·施佩尔后来追忆道，上萨尔茨贝格“每天的日程一成不变”，“围在希特勒身边的总是同样的一群人”，“令人生厌”又“无聊”。没过多久他就“觉得筋疲力尽”，记忆里“只留下奇特的空虚感”。人们忍不住要问了，既然施佩尔认为住在贝格霍夫“纯属浪费时间”，他为何还要死乞白赖地留在希特勒身边呢？“你怎能忘记，我们所有人那时何等地兴奋？我们住在那里时往往多么开心？”当玛利亚·冯·比洛读过施佩尔的回忆录中《上萨尔茨贝格》章节后，她质问施佩尔。玛格丽特·施佩尔也告诉基塔·瑟伦利，她觉得在希特勒身边的生活是“令人着迷的”。他“对待女性总是很有骑士风度，很有奥地利人的气质”。她在丈夫写的回忆录中找不到他们对在上萨尔茨贝格共同度过的那段时光的个人回忆了，她指责他说：“生活给我留下的东西不多了！现在你连仅存的那点都破坏了！”显然女人们在1945年之后面临的自我辩解的压力相对较小，因此她们认为无须篡改在贝格霍夫生活的记忆。
如同在总理府一样，上萨尔茨贝格的日常生活也有一定的模式。早晨，这座阿尔卑斯山中的别墅安静得怕人。希特勒还在睡觉，人们必须蹑手蹑脚地去吃早饭。客人们不能洗澡，因为水流经希特勒卧室墙壁里的水管，引起的噪声会打扰这位独裁者的安眠。只有在服务区和副官们居住的侧楼里，一天的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
一般来说希特勒将近中午时才起床，“二战”爆发前他一直穿便装。在短短的时间里吃完早饭之后，11点到14点，他在大厅里开会。而客人们在阳台上轻松惬意地度过这段时光。阿尔伯特·施佩尔在施潘道监狱里回忆当年的情景：“我们随意地站在阳台上，女士们躺在铺着农家格子花纹坐垫的编织躺椅上。她们像在疗养地一样晒日光浴，因为现在流行棕色皮肤。穿制服的侍者都是从塞普·迪特里希的亲卫队挑选出来的党卫队队员，他们脸上带着完美无缺的近乎贴心的表情端上各种饮料：香槟酒、苦艾酒加苏打、果汁。”然后希特勒的贴身男仆会有规律地在某个时候出现，宣布元首将在十分钟内到来；长时间开会之后，他退回到楼上休息几分钟。午餐时间将要推迟一个多小时…… 希特勒即将到来的消息让人们压低了说话的声音，这儿或那儿发出的零落笑声戛然而止。爱娃·布劳恩从躺椅上拿起电影摄像机，尼格斯——一只按照阿比西尼亚皇帝的名字取名的苏格兰狗——跟在她的身后。她准备拍摄希特勒出场了。”
随着主人的出现，气氛顿时为之一变。在场的人似乎一下子都紧张起来，显然他们都想给希特勒留下好印象。为了不让他的脸被太阳晒到，希特勒头上戴着一顶毡帽；他衣着体态“给人某种居家过日子的感觉，几乎称得上雍容端方”。他向包括女秘书在内的女士们行了吻手礼，和其余的男宾握了手，和蔼可亲地向他们嘘寒问暖。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仆人告知午饭已经备好了，希特勒伸出手臂，让事先被他指定坐在自己身边的女士挽住。爱娃·布劳恩跟在他的身后，1938年之后总是由马丁·鲍曼引她入座，这同时彰显了她作为女主人的身份和马丁·鲍曼在希特勒宫廷中新获得的权势。其余的客人随意地三三两两跟在后面。
座次都是事先明确排好的。希特勒总是坐在长餐桌的中间，正对着窗台的位置，右手边坐着他亲自选择的女宾，爱娃·布劳恩总是坐在他的左手边，她的另一边坐着鲍曼。希特勒对面的位置留给正好在场的某位贵宾——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话，一位女士。希特勒很在意鲜花的摆放。桌上摆放着刻有希特勒姓名字母的卢臣泰瓷器和餐具。穿着白衣黑裤的党卫队勤务兵在桌边伺候。施佩尔的母亲1939年曾经数次被邀请到贝格霍夫做客，她后来说：“那里完全像个新的帝国。用餐时的服务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餐桌装饰华美，希特勒非常和蔼可亲。但那是一个属于暴发户的世界。”但菜式仍旧像在总理府一样简单，即使有外国贵宾，餐桌上也只有一道主菜，再加上餐前小吃和饭后甜点，客人能享用到鲍曼温室每日供应的新鲜蔬菜。
与柏林总理府的午餐谈话不同，这里的谈话内容一般不涉及政治。希特勒在女宾们面前扮演着细心的主人角色。“他非常真挚，很有人情味”，玛利亚·冯·比洛回忆说，“他向我和玛格丽特·施佩尔、安妮·勃兰特询问孩子们的情况……他对孩子们的逸事很感兴趣，边听边笑，不时会心地点着头。”他总是热衷于讲述他在学校里的恶作剧和“斗争岁月”里的趣闻，言语之间颇有维也纳人善于恭维妇女的迷人风度。他喜欢宣传素食的好处并且推荐他喜欢的菜式：他母亲以前做过的酸模酱土豆丸子。他常常拿不在场的某位下属开玩笑、模仿他的言谈举止。有时他也戏弄餐桌边的某位客人，这时就会陷入尴尬的冷场，因为对方无法用同样的方式回敬“元首”。早年间爱娃·布劳恩很少参与贝格霍夫的此类谈话，后来当她变得自信、逐渐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之后，有时她会打断情人滔滔不绝的独白，提醒他时间已经不早了。
午饭一般持续一个小时。希特勒起身离座，向同桌的女伴们行吻手礼，接下去他还有别的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大家像进行固定仪式一样散步去莫斯拉纳科普夫的小茶馆，这是希特勒每天唯一的室外运动。悠闲地漫步到茶馆只需20分钟。希特勒走在最前面，他带着一顶大鸭舌帽，穿着不合体的卡其色风衣，手中提着手杖，还牵着遛狗绳，他养的牧羊犬跟在他的身边。他招呼一位客人与他并肩同行，每次这都被看作特别的恩宠，他们私下里谈着机密的政治话题。包括副官和秘书在内的随从们鱼贯地跟在他们的后面，警卫人员走在队伍的最后。来到茶馆之后，希特勒逗留在观景平台上，反复用同样的话赞美着山下朝向萨尔茨贝格方向的景致。
茶馆是一栋圆形的石头建筑，除了厨房和供警卫与工作人员休憩的公共休息室之外，还有一间圆形的大房间，屋内围着一张圆桌摆放着一圈舒适的座椅，墙上开了六扇大窗，凭窗眺望，可以看到周围的全景。希特勒总是坐在壁炉边的座位上，爱娃·布劳恩依旧坐在他的左手边。勤务兵送上咖啡和各种蛋糕。希特勒爱喝茶和巧克力，喜欢吃刚烘焙好的苹果饼。谈话艰难地进行着。海因里希·霍夫曼负责活跃气氛，一旦希特勒提出请求，他会说起鲍比伯爵的笑话。有时候独裁者说着说着睡着了；其他人就像没发现一样，继续轻声细语地说话。大约18点一行人回家。希特勒乘坐大众敞篷轿车回贝格霍夫，其他人步行回去。晚饭前希特勒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客人们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晚上一般20:30开饭，入席礼仪一如中午。女士们穿上了晚礼服，得体地化了妆。不喜欢女性化妆的希特勒时不时地批评“脸上涂抹的胜利油彩”，但是爱娃·布劳恩不为所动。这个有时尚感的慕尼黑女子每天都要换几套衣服，晚上露面时也显得仪态万方。吃完晚饭后希特勒又去大厅开会。他在不同的时刻转换着自己的角色：他的身姿变得挺拔，从和蔼可亲的一家之主变成了有魅力的“元首”。客人们在布置好保龄球球道的地下室里玩乐，或者围坐在起居室的绿色瓷炉边上，等待会议结束。和希特勒一样爱看电影的爱娃·布劳恩已经知道宣传部送来了什么新电影，她从中挑选出当晚放映的一两部电影。如果没有新片子送来，她就从贝格霍夫库存的大量电影中寻找，其中包括戈培尔1937年圣诞节送给希特勒的30部经典电影和18部米老鼠动画片。就像在总理府一样，工作人员和元首护卫队成员也可以在大厅里看电影。两块挂毯被升高了。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坐在第一排，其他观众坐在他们的身后。“二战”爆发之后，这个独裁者放弃了晚上例行看电影的习惯，因为他表示“当德国人民做出如此大的牺牲”而他本人“必须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的时期，他无法再看电影了。
“我们不在壁炉边再坐一会儿吗？”看完电影之后希特勒问道。简短的聊天时常变成长时间的聚会，一直拖到半夜，其间主要是希特勒在说话，有时他也若有所思地陷入沉默，用拨火棍一个劲儿拨着壁炉里的火。当某位客人建议放点音乐听时，大家都觉得如释重负。在客厅前部的一个柜子里存放着许多唱片和一个由鲍曼负责操作的留声机。每次他们听的曲目都差不多：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尤其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伊索尔德唱的终场曲《爱之死》，希特勒说“他在弥留之际想听的曲子”；布鲁克纳与贝多芬的交响曲；弗朗茨·莱哈尔（Franz Léhar）的轻歌剧；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ß）和胡戈·沃尔夫（Hugo Wolf）的歌曲。于是个把小时过去了，根据奥托·迪特里希的回忆，希特勒从来没有问过“在座的诸位是否觉得困倦想回房间？”“听他说话，与他做伴，直到他认为可以睡觉了，这是他坚持要求客人们做出的奉献。”最后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悄悄地耳语几句，她退回到一楼自己的房间，没多久他也跟着去了。他们走了之后，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一时间充满了热闹的喧哗，一直闹到大家都回去睡觉了，贝格霍夫又重新笼罩在静谧之中，直到次日黎明。
人们很少在上萨尔茨贝格过节。希特勒一般在慕尼黑过圣诞节。1927年圣诞夜，他让仆人克劳泽大吃一惊，他订了一辆出租车，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乘车转悠了三个小时。圣诞节的第二个晚上他驱车去了上萨尔茨贝格，他习惯在那里过新年，身边只有贝格霍夫圈子里的人陪伴，“不想被外界打扰”。除夕夜总是热热闹闹的。“屋子里挤满了人，共有30多个人，我翘首期盼着将要开始的活动”，1938年12月31日格丽特·布劳恩在从贝格霍夫寄给副官维德曼的信中写道，索菲·施托克和爱娃·布劳恩的妹妹惋惜他此次不在场。“理发师被女士们包围了，先生们为能穿上大礼服而感到高兴。”晚饭之后燃放管家卡嫩贝格准备好的焰火，希特勒一向欣赏他的烟火表演，然后独裁者走进大厅，祝福客人们和工作人员新年快乐。这是他一年之中难得的打破酒戒的场合，他苦着脸从玻璃杯里抿上一口香槟酒，和随从人员们碰杯祝贺新年。他也参加“倒铅”的游戏（译者注：德国新年习俗，将铅块加热融化后迅速倒入冷水中，待其凝固后捞出，根据铅块的形状预测新年运势），心甘情愿地摆好姿势拍每年必拍的集体照，在客人们的座席名片上签名。“多数时候活动很有意思”，海因里希·霍夫曼曾经说过，“但要等到希特勒离开之后。他总是午夜过后就走了。”希特勒在贝格霍夫时，爱娃·布劳恩总是比较矜持，当他一离去，她的态度立刻变了。“我们还能看见沿着盘山公路往山下行驶的轿车，”亲卫队的一个成员回忆说，“各种娱乐活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刚才大家还像女教师一样端庄，现在却闹腾得天翻地覆。他们显得很开心，开心又放松，简直像一帮孩子。”
战后几乎所有贝格霍夫圈子里的人都保证，政治从来不是上萨尔茨贝格的主题，他们也从来不谈论政治。1945年8月卡尔·勃兰特写道：“希特勒在此地尽可能地做一个普通人，并保持他的私人关系和个人爱好。”而奥托·迪特里希的观察则正好与之相反，希特勒“没有区分公务与私生活的能力”：“他过私生活时办理公务，在处理政务和办公时过私生活。”迪特里希说中了希特勒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他的政治事务和个人生活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上萨尔茨贝格的生活也以两个领域相互融合为特色，贝格霍夫不分生活区和公务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图60：1938年12月31日，格丽特·布劳恩从贝格霍夫寄给副官维德曼的信
阿尔卑斯山的别墅对于希特勒来说不光是一个消遣散心的地方，它不仅为他提供了远离高层政治的个人庇护所，当他面临着重大政治抉择时他也选择隐居于此，养精蓄锐，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我来到山里，不光是为了山间的美景”，1942年1月他在狼穴元首总部里说，“在这里我的想象力更加活跃，远离世间琐事，然后我明白了：什么才是更好的，什么才是正确的，这些将引领我走向成功。”希特勒心中的决策在贝格霍夫日渐成熟，每年8月底9月初他还在此酝酿纽伦堡党代会上的主题演讲，另外他还在此地接见过重要的外国政治家，例如1936年9月初他接见了前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感谢上帝吧，你们有一位了不起的元首。”据说这个英国人和希特勒谈了3个小时之后曾经说过。1937年10月底来贝格霍夫拜访这位德国独裁者的温莎公爵夫妇也同样喜欢他，当前英国国王表露出敬意时，希特勒显然也感到受宠若惊。他很少见到“元首”“像在此次会见中那样兴高采烈、活泼热情”，副官维德曼回忆说。同时在希特勒采取新的外交行动之前，上萨尔茨贝格还是一个进行紧张的政治交锋的舞台。1938年2月12日，奥地利被“合并”的几个星期之前，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曾在此地承受着被敲诈勒索的压力，当“苏台德危机”达到顶点时，希特勒曾经邀请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他有心“在一个符合英国人爱好田园风光的天性的环境里接待对方”。
图61：贝格霍夫大厅1938年除夕集体照，客人：
第一排从左到右：海因里希·霍夫曼，格丽特·布劳恩，特奥多尔·莫雷尔医生，布勒夫人，菲利普·布勒，格尔达·鲍曼，阿道夫·希特勒，爱娃·布劳恩，马丁·鲍曼和安妮·勃兰特
第二排从左到右：克里斯塔·施罗德，弗雷达·卡嫩贝格，阿尔伯特·施佩尔，玛格丽特·施佩尔，汉妮·莫雷尔，施蒙特夫人，伊尔莎·布劳恩和海因茨·劳伦茨
第三排从左到右：恩斯特·巴尔斯，格尔达·达朗诺夫斯基，阿尔伯特·鲍曼，雅各布·韦尔林（戴姆勒奔驰公司），苏菲·施托克，弗里茨·舍恩曼，鲁道夫·施蒙特（希特勒的国防军副官），玛丽安娜·舍恩曼，卡尔·勃兰特医生和阿图尔·卡嫩贝格
所以贝格霍夫兼具两个功能：它既是希特勒的避风港，又是柏林总理府之外“第三帝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1936年初做出的安排正好符合它的双重功能：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西北方，距离上萨尔茨贝格只有6公里的地方，建立了总理府的一个办事处，1937年1月举行了封顶庆典。此举保证了政府事务的平稳运行。通过现代化的通信设施和赖兴哈尔—贝希特斯加登政府机场，看似幽静的希特勒别墅与外界紧密相连，随时可以与之取得联系。至少根据帝国总理府主管拉默斯的经验，当“元首”待在贝格霍夫时，希特勒可以几天不传唤他。
也正是由于政治与私生活密不可分，贝格霍夫私人社交圈闭口不谈政治的印象是错误的。戈培尔在1937年7月初留下记录，他们在上萨尔茨贝格的午餐桌上“热烈讨论”过英国在全世界扮演的角色。众所周知，爱娃·布劳恩的女友玛丽奥在希特勒面前说话口无遮拦，奥地利被合并之后她经常公开批评某些政治举措。施佩尔和贝格霍夫圈子里其他人将爱娃·布劳恩描绘成一个完全不关心政治的、天真单纯的“元首”情妇形象，但海克·格尔特马克却揭露出了实情：这是有意识的歪曲，他们想借此表明自己对希特勒统治的罪恶行径一无所知。爱娃·布劳恩绝非是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金发小傻瓜，她是个现代的年轻女性，她清楚地知道，当她与希特勒保持关系时自己参与了什么事情，通过交给霍夫曼的照片和流传后世的记录电影她本人也成为元首神话的一部分。她和她在贝格霍夫的密友们赞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政治信仰，她们必然也了解政府对犹太人的排斥和迫害。从来不谈或者很少谈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贝格霍夫社交圈对此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对由希特勒本人推动的反教会国家政策也持同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