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总理的感觉如何？”1933年2月，塞夫顿·德尔默问新上任的政府首脑，他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答复：“您知道吗，德尔默先生……我有一个大发现。政府事务根本无足挂齿，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自有其他人打理……我只需在送到我面前的文件上签上大名，然后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位英国记者在回忆录中所言不虚，希特勒真的说过上述的话，那也不过是他一贯的虚言伪饰。因为，这个政治新人在当政后的头几个月里算得上非常认真勤勉、尽职尽责地履行着帝国总理的职责呢。
上午十点他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与一些最重要的同事们讨论问题，强迫自己批阅文件。他还认真地为内阁会议做好准备工作，因此他对细节问题的了解甚至令保守派部长们钦佩。因为他本人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在主政的初期他依赖于部门官僚机构的支持。1933年1月29日，他在皇宫宾馆任命内政部部门主任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为总理府国务秘书，据说当时他曾经对拉默斯说过：他是个“政治家，不了解行政管理的琐事”。他并不特别在乎此类事务，“但是也不想因此丢脸”。因此他需要“一个对行政事务驾轻就熟的官员”。
当希特勒感觉到他的权位已经巩固了，当他感觉到自己无须那么在意兴登堡和保守派盟友之后，逃离日常事务的念头就越来越强烈。后来他带着明显的快意反复告诉周围的人，起初人们想让“他适应官员的工作方式”，他“忙于审阅文件和处理当前的问题”，“很少有时间安静地思索重大的问题”。“在头几个星期，事无巨细都须由我做出决定”，施佩尔转述希特勒在午餐桌边说过的话，“每天我在办公桌上发现成堆的文件，无论我怎么勤奋工作，文件也不见少，直到我彻底把它们扔到一边去！”
1934年春季，兴登堡由于健康原因回他的东普鲁士庄园休养，希特勒的工作态度明显懈怠了。从此之后再也谈不到常规的行政工作了。1933年圣诞节之前的几天，在弗里茨·维德曼就职之前的面谈中，希特勒告诉维德曼，起初他对部里的官员抱着“极大的尊敬”，但后来发现“那也是一帮俗人”。
希特勒在短时间内学会了怎么让官僚机构为己所用，而不必时时坐镇总理府。于是他赢得了追求个人兴趣爱好的自由空间。在“战斗岁月”里推动着他从一个竞选会场赶到下一个竞选会场的躁动再次爆发了，它表现为无法抑制的旅行欲望。“我无法想象比日复一日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文件度过一生更可怕的事情了”，他曾经在开车出游时对一位随从说过，“我害怕衰老，到时候再也没法随心所欲地出游了”。他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是慕尼黑，从1933年至1934年冬季开始施佩尔成为希特勒的亲密随从，他曾经描述过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首府怎么变回一个波西米亚人：“大多数时间他无所事事地游荡在建筑工地、艺术工作室、咖啡馆和小吃店。”
执政的第一年，当希特勒留居柏林时，他总是住在1930年落成的帝国总理府扩建大楼（威廉大街78号）四楼国务秘书的公务住房里。老的帝国总理府威廉大街77号曾经是拉齐维乌亲王的宫殿，不仅俾斯麦和他的帝国继任者们在此居住过，魏玛共和国历任国家总理们也都入住过，一开始希特勒没法搬进去，因为总统府当时正在修缮，从1932年7月起兴登堡暂时把老总理府当作了自己的公务宅邸。兴登堡搬出之后，1933年秋季，希特勒请慕尼黑建筑师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对他未来的公务兼私人宅邸进行了彻底的现代化装修，并且重新置换家具，早在1930年希特勒曾经聘请他改建慕尼黑国王广场上的巴洛宫。特鲁斯特意外地于1934年1月21日去世，“不可替代的损失，元首很沮丧，没有人能代替他的位置”，戈培尔写道。
但是新的首选建筑师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施佩尔，年方28岁。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曼海姆的建筑师，子承父业，阿尔伯特·施佩尔曾在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柏林学习过建筑专业，1931年3月，在新克尔恩哈森海德参加了希特勒大会之后，他加入了国社党。不久后他认识了柏林党区组织负责人卡尔·汉克（Karl Hanke），汉克想办法为他谋到了最早的一批业务订单，其中包括沃斯大街新党部的改建工程。他为1933年5月1日晚上在滕珀尔霍夫费尔德举行的群众大会设计的舞台背景——巨大纳粹卍字旗帜衬托下的背景，证明了他的即兴创作才能和他在戏剧舞台设计方面的鉴赏力。1933年夏季，阿尔伯特·施佩尔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了戈培尔公务宅邸（戈培尔从胡根堡那里继承而来）的装修任务，这使得希特勒注意到了他。国家总理请他监督威廉大街77号的建筑工程，希特勒每天来工地视察，工程的进展令他感到满意。他催促加快速度，因为总理府扩充建筑顶层的国务秘书住所完全不适合对外展示的需要。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没法“邀请任何人去做客”。1934年5月改建工程完成，希特勒终于搬进了老总理府。
底楼的接待室分别为：正式迎宾的大门厅，朝向花园的小会客室。左边通向“音乐室”，有时晚上在那个房间里放电影；右边通向俾斯麦室，又被称为“吸烟室”，希特勒邀请来吃饭的来宾们在午饭和晚饭前聚集在那里。宾客们可以从吸烟室走到餐厅，透过餐厅的一扇长窗他们能够眺望外面的冬园。希特勒的私人房间在一楼，包括附带图书馆的一间起居室、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和浴室。简朴的铁床上方悬挂着希特勒母亲的画像。总理套房隔壁是后来爱娃·布劳恩住的客房，但是1939年之前很少使用。再过去的隔壁房间是侍从们的住房。从“元首住房”往上走是所谓的楼梯间，它被希特勒的女秘书们当作休息室。楼梯间位于通向大楼侧翼的一个走廊的首端，副官们的办公室、帝国首席新闻发言人奥托·迪特里希、希特勒贴身卫士长和党卫队高级总队长塞普·迪特里希的办公室都在走廊上。
希特勒身边有四位私人副官：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他率领慕尼黑冲锋队参与了1923年11月8日至9日的政变，1930年8月开始为希特勒服务；尤里乌斯·绍布，他也同样参与了政变，从1925年开始他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希特勒；退役上尉弗里茨·维德曼，1916年至1917年他是希特勒在李斯特团的上级，1934年年初他在总理府就职；最后一位是阿尔伯特·鲍曼，他是帝国领导人马丁·鲍曼的弟弟，元首私人办公室领导人。最初有三名军事副官负责希特勒与国防军领导人的联络：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bach）上校负责陆军联络（从1934年开始），少校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尔（Karl Jesko von Puttkamer）负责海军联络（从1935年开始），还有尼古拉斯·冯·比洛（Nicolaus von Below）上尉（从1937年开始）。1938年1月底，总参谋部的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少校取代了霍斯巴赫，被任命为“元首和总理府的国防军副官”；1938年3月格哈德·恩格尔（Gerhard Engel）成为第四位副官。希特勒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包括三名女秘书：约翰娜·沃尔夫（Johanna Wolf）（从1929年开始），克里斯塔·施罗德（从1933年开始），格尔达·达朗诺夫斯基（Gerda Daranowski）（从1937年开始）。除此之外还有两名侍从：海军上等兵卡尔·克劳泽（Karl Krause）和专业泥水匠兼冲锋队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的成员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两人上岗前均在慕尼黑帕兴旅馆专科学校接受过专门培训。管家阿图尔·卡嫩贝格（Arthur Kannenberg）和他的妻子弗雷达负责替希特勒管理家务，希特勒的“司机班子”机长汉斯·鲍尔和多年的司机尤里乌斯·施雷克负责他的旅途安全，1936年施雷克死后由埃里希·肯普卡（Erich Kempka）顶替。
按照仆人林格的说法，希特勒与身边工作人员相处时显得“阴晴难测”。虽然他也能显出和蔼可亲的一面，有时貌似关心地嘘寒问暖，他特别喜欢和女秘书们在楼梯间聊上个把小时。每逢身边的工作人员、“战斗年代”的熟人和朋友过生日以及遇到圣诞节和新年，他基本上不会忘记送给他们小礼物。如果谁生病了，他总是不忘派人送去鲜花甚至亲自探望。根据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1936年5月，当多年为他开车的司机施雷克去世后，希特勒感到特别伤心：“元首非常沮丧，他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整整一天他闭门不出。”
但是所谓关心人的姿态后面并不一定隐藏着对人的真诚的关怀。总体而言在希特勒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中冷漠的功利算计占主导地位。动人的诚挚可能转瞬间变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副官霍斯巴赫曾经描述过，每当他自以为发现了希特勒“平易近人的真面目”时，次日希特勒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感觉到，自己站在一个陌生人或者完全不同的人面前。”克劳泽战后不久也曾经回忆道，那些年与希特勒进行私人间的交谈越来越难：“他相当于自我隔绝了。他在身边筑起了高高的隔离墙。”
希特勒随心所欲的工作方式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他没有固定的办公时间。副官和女秘书们必须24小时待命地为“领导人”——他们私下里对希特勒的称呼——服务。仆人们还必须忍受他臭名远扬的急躁脾气。每次希特勒穿燕尾服或晚礼服时为他打领结就是一大挑战：“（打领结的速度）必须非常快，在25秒内完成。25秒过后领结必须打完，否则他就会不高兴，不耐烦地将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又从右脚换到左脚。”
希特勒希望身边围绕着一群他熟悉的并坚信对自己忠诚的人，因此他很不喜欢更换身边的人。但是一旦某个属下让他厌烦了，只需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他就能开除他或者把他打入冷宫。弗里茨·维德曼就是一个例子，1939年1月他被希特勒打发到旧金山当总领事。当多年的老熟人和对外新闻发言人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在“元首”处失宠之后， 1937年2月他也被轻蔑地驱逐了。
虽然希特勒喜欢不规律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是1939年之前总理府的日常作息时间还算正常。每天早上，希特勒起床之前，侍从必须将当天的报纸放在卧室门前一个专门放报纸的凳子上。叫早自有一套特殊的程序：仆人按三遍电铃装置的按钮，希特勒也按三遍床头柜上的电铃按钮作为回应。然后仆人才可以敲卧室的房门并报告希特勒现在几点钟。从希特勒回答的声音里，克劳泽就能听出来主人今天的情绪。侍从为希特勒准备早餐时——两杯温热的全脂牛奶，最多十块左右莱布尼兹饼干，半板切碎的半苦巧克力——希特勒在洗澡、刮胡子和穿衣服。他站着吃早餐，边吃边浏览德新社（DNB）的最新报道。利用这个机会他与仆人们讨论今天的菜单，从为他准备的三样素菜中挑选出一样。
早饭之后，希特勒来到总理府扩建大楼里的正式办公室，施佩尔将他的办公室从大楼的正面移到了面向花园的背面，因为每天都有一群人聚集在威廉大街，齐声呼喊着希望见到希特勒，希特勒觉得对他有干扰。1935年他让施佩尔在大楼正面设计了一个阳台，他可以不时在崇拜者们面前露面。“这扇窗户让我感到不舒服”，他对他的建筑师说，“我不想从各个角度被人观看。反正我也不会从窗口探出头去。”从私人宅邸到办公楼的路上，希特勒与早就在焦急等候的副官们讨论待办的事务。希特勒做出各种决定：他想见什么人，拒绝见什么人，或者推迟会见的日期。据一位工作人员说，希特勒做决定“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感觉、情绪和当时的想法”，他的说法缺乏可信度，因为在人际交往中用表面的亲善掩盖心底的厌恶正是这位演员最突出的才能。来到办公室之后，希特勒让奥托·迪特里希简要概述上午的新闻，让总理府的国务秘书拉默斯汇报时事。当希特勒集国家总统、国家总理和“元首”的大权于一身之后，国务秘书迈斯纳有时也来汇报工作，此外还有戈培尔在宣传部的得力助手，政府首席发言人兼国务秘书瓦尔特·芬克（Walther Funk）。在此之后，他与部长、外交官和其他比较重要的人物谈话。
图51：阿道夫·希特勒在国际奥委会和德国奥委会成员的陪同下步入柏林奥林匹克体育馆，1936年8月1日
谈话一般持续到14点，往往时间更长，被邀请来吃午饭的客人们必须耐心等待。“希特勒出现的时间基本没谱”，施佩尔回忆道，“午饭时间定在两点钟左右，但是多数时候延迟到三点或者更晚，直到希特勒到来……他的出场就像私人请客时一样随便。他和客人们握手，大家围着他站了一圈，他对‘目前的问题发表这样那样的看法’；对某些他偏爱的宾客他还以最传统的方式问候‘尊夫人贵体安康’，他让首席新闻官给他一份新闻摘录，然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开始阅读。”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又站着等待15到20分钟，直到仆人来报：“午饭已经备好。”他们跟随希特勒走进餐厅——一间正方形的大房间，中间摆放着一张能围坐15个人的大圆桌。屋角还有四张桌子，每张桌子旁边能坐4到6个人。希特勒始终背对着窗户而坐，视线正好落在对面冷餐桌上方的大型油画上——它是曾经创作过《音乐的胜利》的慕尼黑社会肖像画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考尔巴赫（Friedrich August von Kaulbach）的画作。
走进餐厅之前，希特勒先指定坐在他左手和右手边的宾客——每次做的决定都能引起人们激动的期待，因为“靠近”元首同时宣告了受宠的面子等级。“所有的亲信们立即踮起了脚尖，希望自己显得更高、块头更大，以便让元首的目光能落在自己身上。希特勒显然享受着眼前的状况，他有意磨蹭着时间。‘嗯，那么我希望右边坐着’——停顿——‘戈培尔博士，里宾特洛甫先生坐在我的左边，请X将军坐在右手边的下一个位置，党区主席Y先生坐在左手边的下一个位置。’”其他客人按照刚才所言依次落座，副官们和不太重要的客人多半坐在旁边的桌子边。请客的名单不断在变化。因公务来到柏林的国社党全国领导人和党区领导人经常被邀请，此外还有部长们、外交官们和经济界代表。戈培尔几乎每天出现，施佩尔和奥托·迪特里希也经常来，戈林、赫斯和希姆莱则很少出现。虽然有时像玛格达·戈培尔或者莱妮·里芬斯塔尔这样的女宾也接到邀请，但总体来说它是纯粹的男人聚会。午餐内容很简单：一般来说先上一道汤，肉拌土豆和蔬菜是主菜，最后上一道甜点。希特勒吃他的素菜，喝Fachinger牌矿泉水。哪位宾客想效仿他也可以，但是很少有人对此有兴趣。
图52：老总理府的餐厅，1934年
希特勒将他的午餐会称为“快乐总理餐厅”，但是餐桌上根本谈不到无拘无束的快乐，反而笼罩着诚惶诚恐的气氛。“餐桌边的人没有轻松之感”，奥托·迪特里希评论，“希特勒周身的气场让平日里热情活跃的人也变成了沉默寡言的听众……当希特勒发言并用经过千百次磨炼的语言和手势吸引众人注意力时，听众们木讷无语。”希特勒在餐桌上谈论当前的时事，在座的各位由此得到“获取信息的绝好机会”，正如施佩尔在1945年所言，不然他们很可能“迷失方向”。一旦希特勒停下了话头，餐桌立刻笼罩在尴尬的沉默中。戈培尔将会适时地出来打圆场。他扮演着主持人的角色，乐于帮助主人活跃气氛。没人比他更擅长一边说着玩笑话和趣闻逸事让大家开心，一边通过貌似无恶意的调侃暗地贬损竞争者们。他不止一次拿矛头对准在座的某位客人，两人唇枪舌剑地斗嘴，希特勒饶有兴趣地旁观着，当冲突将要升级时才加以制止。
午餐一般持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饭后希特勒单独请某位客人和他一起去公园散步，继续刚才的谈话。对于“第三帝国”的政要们来说，这是他们提出请求并如愿让希特勒拍板定夺的绝好机会。施佩尔也喜欢利用这个机会向希特勒提出他的建筑计划。谈话经常持续到傍晚时分。天气好的话希特勒喜欢和客人在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到处散散步。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一把坚果，他用它们喂驯顺的小松鼠们。刚上台的那一阵，希特勒喜欢轻衣简从去皇宫宾馆喝下午茶，那里始终为他保留了一张角落里的桌子。但很快他就改掉了这个习惯，因为他到来的消息总是迅速传开，每次都引来一群以上了年纪的女性为主的崇拜者。
通常情况下晚饭时间定在20点。和他一起用餐的只有少部分人，除了戈培尔和施佩尔之外，海因里希·霍夫曼和鲍尔机长也经常来。主桌上的位子经常空着，于是副官们不得不火速邀请艺术界的人士尤其女演员们。与午餐桌边的谈话不同，晚餐时他们不谈当前的政治问题，话题内容海阔天空五花八门。“希特勒喜欢听人谈论戏剧表演，他对八卦丑闻也有兴趣，鲍尔机长谈论飞机，霍夫曼谈论慕尼黑艺术家圈子里的逸事……但是多数情况下大家听希特勒讲述他的生平故事，他的成长史。”大家还在用餐时仆人就送上一份单子，上面列出四到六部国内外的电影，希特勒从中选出晚上将要放映的一到两部电影。
于是晚餐之后大家去“音乐室”，勤务兵已经做好了电影放映前的一切准备。“人们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希特勒解开他的外套，两条腿向前平伸着。灯光慢慢暗下来，看电影时内宅工作人员和希特勒卫队的成员可以通过后门出入。”希特勒喜欢看娱乐片，此外他爱看其喜欢的男女演员——埃米尔·扬宁斯（Emil Jannings），海因茨·吕曼（ Heinz Rühmann），亨尼·波滕（Henny Porten），里尔·达戈弗尔（ Lil Dagover），奥尔加契诃娃（Olga Tschechowa），察拉·莱安德（Zarah Leander） 或者燕妮·尤戈（Jenny Jugo）——演的电影，电影必须在公映之前送来。如果片子不合他的口味，他会当场发作：“停下！什么垃圾电影！放下一部！”虽然戈培尔有时在日记里抱怨这一无聊的仪式和由此引起的时间浪费，但对于他来说了解希特勒的意见也不能说不重要，这样一来他可以在电影公映之前插手介入，再对电影做一些改动。
看过电影之后他们去吸烟室。此时大多数客人只能勉强地掩饰着倦意，而希特勒的气色倒是令人惊讶得好，似乎这会儿他才真正精神焕发了。他们坐在壁炉旁边，饮料和三明治被送上来了，他们随意地聊着天。现在是这位独裁者最无拘无束的时刻。副官们很害怕他们在夜色渐深的时候谈到希特勒最喜欢的话题——他在世界大战和“斗争岁月”中的经历。有时谈话可以拖延到半夜两三点，当客人们告辞离去后，希特勒和副官们讨论第二天将要接见的人员名单。他的侍从克劳泽送上最后一批德新社报道，为他准备好当晚的缬草茶（配上一小瓶白兰地），这种饮料有助于他迅速入眠。
晚上希特勒有时也提早回房间，在房中阅读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随意浏览是他的一大爱好”，他的仆人曾经说过。有时为了解闷他也阅读一些旧的期刊。比如1933年12月他让尤里乌斯·绍布为他弄来1912年到1932年的《柏林画报》。乌尔斯坦出版社领导人立即满足他的请求，并且祝愿总理“案牍劳形之余，能借浏览近二十年来曲折多变的德国历史之图卷以消闲遣闷”。
希特勒当政的初期，不光每天的作息时间，连每周的时间安排都有一定的模式。几乎没有一个周末他不去慕尼黑或者上萨尔茨贝格 。因为他一般周五晚上出发，周一返回，因此总理府的工作时间表集中到了周二到周五的四天时间。鲍尔机长管理的三架Ju 52组成的飞行中队负责执行希特勒外出时的飞行任务，1935年春季飞行中队又添加了两架四引擎神鹰机，它们将柏林—慕尼黑飞行时间缩短到了1小时35分。如果希特勒想乘坐火车，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就在火车班次表中的某列柏林—慕尼黑特快列车后面加一节特别车厢。从1937年9月开始有了专门为希特勒预备的带10～12节车厢的专列。“元首包厢”由一间镶有桃心木护墙板的会客厅——希特勒和贴身随从们碰头的地方——一间带浴室的卧房和副官仆人们的卧室组成。当国防军进行演习时，这里就是“总指挥部”。不论他在哪里下车，火车总是停在当地等他。
如果做短途旅行，希特勒还是更喜欢乘汽车。他总是自行决定旅行目的地，随从们经常到最后还蒙在鼓里。有时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于是靠扔硬币做出决定。“一旦他喜欢上什么地方了，就再也不会改变了，始终心存依恋。”奥托·迪特里希曾经如此描述过，他又补充道，这是“希特勒唯一有迷信思想的一个方面”。但即使目的地已经确定了，希特勒也可能忽然想要避开原定的路线。他总是习惯于在同一家旅馆落脚——在维也纳他住在历史悠久的广场上大象宾馆，在巴伐利亚的疗养胜地贝尔内克他住在贝布酒店，在纽伦堡他住在德国皇宫宾馆，在奥格斯堡他住在著名的富格尔德尔莫赫瑞酒店，在法兰克福他住在贝斯勒霍夫旅馆，在斯图加特他住在维多利亚旅馆——正像他有一次开玩笑说的，那个旅馆房间的床头柜上永远放着一本《圣经》，在汉堡住在阿尔斯特湖畔高雅的大西洋宾馆，去莱茵—鲁尔区时住在巴德戈德斯贝格的德里森莱茵宾馆，后来去维也纳时他住在帝国酒店的亲王套房。在旅途中，“元首”的黑色奔驰轿车打头，党卫队保镖、刑警、副官们以及随行医生、仆人们、一位女秘书乘坐的车辆组成的车队跟随在后面，押尾的是行李车。
内心充满躁动的希特勒总是不断找机会迁居。“那些年他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四天，他不习惯在一个宅子里久住”，随行人员之一回忆说，“因此我们几乎可以预测出，什么时候他对随从们下达出发和继续旅行的命令。”不断的迁居给仆人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每次出发都要打点15到20个箱子，而且速度必须飞快，因为希特勒每次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
他在旅途中也没有停止办公。当希特勒在慕尼黑时，紧急会议在摄政王街的希特勒私人宅邸或者褐色大厦里召开。如果他在别的城市，情报和问询将会源源不断地递送到他手里，然后立即得到指示和命令。奥托·迪特里希认为这种难以捉摸的独特的“漂泊不定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希特勒统治方式的一大特色。
即使在总理府办公时，希特勒也尽量避免将命令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他喜欢下达口头命令，几乎可以说是匆匆数语。他做出决定前基本上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有时只是临时起意，手下的工作人员必须完成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将希特勒随意说出的几句话翻译成可执行的命令，并传达到相关部门。在口头命令的管理模式中误解和曲解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如此，围在他身边的活跃分子有了极大的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自由行事空间。戈培尔也深谙此中之道。迪特里希在午餐桌上观察到：“戈培尔谈笑之间给希特勒一些暗示，了解其意向，然后进一步加以推动，在各个不同的方面让希特勒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口头决定。”不仅党内的领导人，连部长们和国务秘书们也遵循此道，因为这位独裁者越来越难以接近。一旦成功了，他们立刻抓住机会，在与希特勒私下里的谈话中阐述他们的问题，诱使希特勒同意他们的意见，过后宣称其为“元首的意志”。1938年之后成为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在回忆录中强调：“国家部门的工作艺术是抓住让希特勒做出决定的好时机，有时还通过言语的诱导，然后把它作为‘元首的命令’贯彻执行。”
希特勒没有官僚主义色彩的个人化的统治方式无疑让下级官员们也鼓起了进言的勇气，他们也想执行所谓“元首的意志”。1934年2月，普鲁士邦农业部的国务秘书维尔纳·威利肯斯在柏林对各邦农业部代表们指出，每个人都知道，元首很难自上而下对所有他想立即着手或者迟早要完成的任务下达命令，因此“揣摩元首的心意为他分劳”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为元首分忧”——伊恩·克肖从这句口号中发现了理解纳粹统治体系独特运作方式的关键。每个想在这个体系里有所作为的人，不能仅仅等待自上而下的命令，而要“想元首之所想”，积极主动，让自己显得与希特勒的思路保持一致，愿意助其筹划和推行。这不但解释了纳粹政权的活力，也解释了它的极端化倾向。因为追随者们为了在独裁者面前争宠，竞相以激进的要求和措施凸显自我。连国社党中小干部——从街区监察员到支部监察员，从地方小组组长到县主席——也无不坚信：当他们折磨犹太人和检举“民族败类”时，他们是在“为元首分忧”。他们不仅是希特勒意识形态理论的自觉执行者，也推动了种族主义政策。
当政党和组织一体化、国家总统和国家总理的职权合二为一、国防军向新的最高统帅自愿效忠之后，希特勒掌握了德国历史上空前广泛的权力。“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不会被免职，只有昔日君主专制政体的君王能与他的地位相媲美。”1934年7月至8月社会民主党海外流亡组织的报道称。与法西斯意大利不同，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必须容忍身边国王的存在，而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产生与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相抗衡的力量。通过1934年6月30日一箭双雕的打击行动，这个独裁者既整治了运动中长期的动乱之源冲锋队，同时又解决了保守派阵营中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直到此时“元首国家”才得到了巩固，希特勒富于魅力的权威无疑是纳粹统治获得支持的最重要的源头。希特勒在做出一系列国内外重大政治决策之后发起的公民投票证实了他压倒性的受欢迎程度。如果没有作为整个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关键人物的希特勒，没有元首神话作为整体的支撑，人们几乎无法解释该政权令人惊奇的凝聚力。“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统治体系的根本要点是”，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评价说，“从始至终它们的成败存亡完全取决于这个男人”。在他的统治之下，没有一项决定不是源自于“元首的意志”或者得到他的批准。
但是把希特勒的统治想象成元首掌控一切、大包大揽的中央集权政体也不符合“第三帝国”的实际。希特勒对官僚主义工作方式明显的厌恶感和他飘忽不定而又冲动的领导风格都与此相悖。他要求同事们尽量帮他摆脱不愉快的日常事务。“对我来说，最好的人是尽量不来烦我的人，他能够自行做出95%的决定”，1941年10月他在元首总部阐释他的领导方法，“当然总是有一些事情最后必须由我拍板”。换句话说：只有在不被视为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的根本性决策上，希特勒才会显示出拍板的权威，坚决地施展其决定性的协调职能。由于他根本无意于明确划分国家行政机关和党组织之间的界限，传统的官僚机构和行政监管程序开始了从内部瓦解的过程。1933年之后，希特勒将他在担任国社党领导人时已经屡试不爽的手段——以模糊职权范围、重复设置官职的方法激起下属的竞争并稳固自身的权位——逐步地应用到国家管理中。由此产生了看似矛盾的后果，伴随着元首独裁统治形成了各官员各部门争权夺位的多头政治。例如上文提到过，除了威廉大街传统的外交部之外，在外交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还有三个非政府组织——国社党外交部门、国社党外国组织和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在政府的新闻政策方面，帝国新闻处领导人和埃尔出版社社长马克斯·阿曼和国社党首席新闻发言人奥托·迪特里希以及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权力之争。
没过多久，元首专制统治下无序的职能重叠的体系和多个权力中心彼此竞争的格局使得内阁制政府沦为牺牲品。1933年2月和3月间，内阁召开了31次会议，平均两天开一次会。授权法颁布之后，总理不再受制于总统的紧急状态法，希特勒明显地逐渐失去了与部长们定期开会的兴趣。1933年6月到12月之间，内阁还召开了20次会议，1934年全年召开19次内阁会议，1935年为12次，1936年4次，1937年6次，1938年2月5日召开了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随着内阁开会频率的降低，会议风格也在改变，“起初内阁会议上还有热烈的争论，后来变成了希特勒对着越来越宽敞的房间发表独白”，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回忆说。内阁逐渐降格为“元首意志”的执行机构；1934年10月部长们也须向希特勒宣誓效忠。1937年1月30日，“民族集中内阁”成立四周年之际，希特勒下令让迄今为止尚未成为国社党员的部长们加入国社党，同时颁给他们金色的党徽。只有吕贝纳赫以不满政府的反教会政策为理由拒绝授奖，此举在内阁中引起震惊：“我们所有人都呆若木鸡。没人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戈培尔写道，“戈林、布伦堡和诺伊拉特都衷心地感谢元首……但大家都没了心情。”吕贝纳赫当天就被迫提交辞呈，他的部门被拆分了，尤里乌斯·多普米勒（Julius Dorpmüller）成为帝国交通部长，威廉·奥内佐格（Wilhelm Ohnesorge）成为邮政部长。
从1933年夏季开始，立法程序有了改变。在一项法案被呈送总理府之前，相关的部长们必须先行沟通并澄清一切有争议的问题。随后国务秘书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将法案送交给帝国政府成员，并要求他们在一定时间期限内提出异议。直到这个书面流通过程完成之后，拉默斯才会将法案呈交总理签字。希特勒可以批准或者否决这项法律——他对立法的准备工作没有多大兴趣。在内阁失去重要性的同时，拉默斯的权力在增长。由于拉默斯扮演的部长们与总理之间联络人的新角色，他跻身于帝国重要人物之列。因为他很早就知道立法的计划，所以他能及时介入表决程序，最后通过汇报的方式影响希特勒的决策。1937年11月希特勒任命拉默斯为帝国部长，以此嘉奖这位高级官员的工作，从此所有的内阁成员都获得了同等的地位。在政权的最后几年，拉默斯在与党务办公厅主任兼“元首秘书”马丁·鲍曼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后者操控着谁能在元首总部觐见希特勒的权力。
希特勒的个人习惯促成了传统的政府管理形式的瓦解，某些被视为紧急事项的任务必须由专人全权负责处理，他们通常既不属于国社党也不属于国家行政机构，而是直接听命于他并得到他的信任。由此不可避免地在新成立的特别机构与政府部门、国社党办事处之间产生竞争和职能之争，希特勒置身于其上，决不会插手干预。他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念，最终强者（也就是较优秀的）将会胜出。同时他深信，这一方式能够打破官僚程序的壁垒，建立加剧竞争的激励机制，以便有效调动所有资源。说到底他也有权术上的考虑，通过分而治之的有效模式让各派力量彼此争斗，从而避免造成对自身权位的潜在竞争。
工程师里兹·托德是被希特勒授予全权的一批人中的头一个，1933年6月30日，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道路总督察”，他的任务是迅速扩建高速公路网。主管交通运输的部长埃尔茨-吕贝纳赫必须把下辖的K部门（汽车运输和全国道路管理）移交给托德，该部门被提升到直接对希特勒负责的“最高帝国机构”等级。1933年11月24日，针对内阁中部长们的疑虑希特勒回答说，想建造高速公路这样的宏伟工程“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当高速公路建设完成之后，新机构将被并入帝国交通部”。精力充沛的托德所完成的工作显然令希特勒满意，因此1938年12月他又被任命为“建筑行业监管总代理”。从他管理的建筑公司和建筑工人中产生了“托德机构”，它负责在西面的首批防御工事建设工程，即纳粹德国“西部防线”（译者注：史称齐格弗里德防线）。它是纳粹德国唯一一个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特殊机构。
将管辖权从传统的部门中抽出来并移交给希特勒的亲信，这方面的另一个实例是劳工团的发展历程。早在1931年夏季，布吕宁政府已经成立了义务服务的劳工团，1932年7月，根据劳动部长的建议，政府委派国家专员为劳工团的领导人。希特勒成为国家总理之后，新任劳动部部长、钢盔团领袖弗兰茨·泽尔特要求获得国家专员之职，而希特勒则寄希望于他的代理人、前陆军将军康斯坦丁·希尔，1933年5月初他把劳工团领导人的职务交给了在劳动部担任国务秘书的希尔。劳动部长和“帝国劳工领袖”——1933年11月之后希尔的称号——之间长期存在着摩擦，1934年7月初，希特勒任命希尔为驻劳动团的国家专员，取代了泽尔特的职务，终于为两人的争端画上了句号。形式上他仍然隶属于内政部长弗里克，但由于有希特勒撑腰，事实上他是一个特别机构的领导人，1935年6月建立了义务劳动制之后，该机构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数十万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的青年男女必须为“德意志民族光荣服役”半年。
与希尔同时，1933年6月被希特勒封为“德意志帝国青年领袖”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计划将他的机构扩建成“最高等级帝国机构”，让希特勒青年团发展成为国家青年团，它将吸收10~18岁全体青少年，向他们灌输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1935年底，希特勒在原则上同意了席拉赫的计划。1936年春季，国务秘书拉默斯向主管部门递交了《帝国青年法》草案，但是却遭遇到了阻力。教育部长伯恩哈特·鲁斯特（Bernhard Rust）反对“让青年人的指导工作彻底摆脱帝国现有青少年教育整体框架”的企图，财政部部长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也对 “建立一个代价高昂、完全脱离普通行政管理的新机构”提出了反对意见，内政部长弗里克则开诚布公地表明：“建立新的帝国特别管理机构将会破坏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必要的有机统一。”激烈的反对明显让希特勒感到吃惊，他决定先撤回法律草案。到了10月份，席拉赫再次向希特勒提起他的计划，并且再次获得希特勒的认可。1936年12月1日，内阁通过《希特勒青年法》，该法将希特勒青年团提升为青少年必须参加的组织。事先希特勒恳切地敦促教育部长，请他消除疑虑，不要在内阁中出言阻挠。由于有希特勒在背后撑腰，席拉赫终于在与各部门的争端中胜出。该法的第三条规定：他和他的“帝国青年指导”组织具有“最高等级帝国机构的地位”，“其总部在柏林”，“直接受元首和帝国总理领导”。
在党卫队权力综合体的形成过程中，“政党和国家职能合并形成一个直接受元首领导的特殊机构”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影响也最为广泛。以巴伐利亚为跳板，从1933年秋季到1934年春季，党卫队帝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帝国保安部领导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逐渐地几乎掌控了德国各邦的政治警察。但是在普鲁士邦，最初他们的扩张势头遭到了邦总理兼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的阻挠，但在1934年4月他们还是达成了协议：希姆莱被任命为“普鲁士秘密警察总监”；紧随其后海德里希晋升为国家秘密警察局局长。虽然希姆莱名义上是戈林的下属，但政治警察整体实际上掌握在党卫军领导人的手中。盖世太保总部所在的普林茨-阿尔布莱希特大街很快成为纳粹恐怖体系的代名词。
1934年夏季的血洗冲锋队对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来说意味着又一次战略上的成功，党卫队完全摆脱了隶属于冲锋队的组织关系，帝国保安部（SD）被确认为纳粹运动唯一的情报机构，同时所有集中营被彻底掌控在了党卫队手中。达豪集中营指挥官提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被任命为全国集中营督察员兼党卫军看守部队领袖，直接听命于党卫队帝国领袖。“达豪体系”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党卫队领导人不断以希特勒的意志为名驳回司法部部长居特纳对保护性拘留的随意性和集中营的高死亡率的指责。
希姆莱的权利欲并未就此得到满足。下一步他想掌控全国的警力并且将其与党卫队结合起来。1935年10月18日，他在与希特勒的谈话中得到了这位独裁者原则上的认可。但是9个月之后他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原因在于，弗里克竭尽全力反对将警察权力从内政部剥离出去，他想将秘密警察重新纳入警方体系，让集中营处于国家监控之下。事实再一次证明，声称得到了“元首之命”的权贵最终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1936年2月10日颁布的《普鲁士盖世太保法》意味着希姆莱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它确认了政治警察是独立的特别机构。6月17日希姆莱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党卫队帝国领袖和内政部德国警察首脑”。弗里克想让他成为“内政部”的附庸，借此让希姆莱乖乖听话，但弗里克的意图被证明是水中月镜中花。虽然身兼内政部国务秘书之职的希姆莱名义上是弗里克的下属，但他作为党卫队帝国领袖实际上只听命于希特勒，他可以越过内政部长随时直接和希特勒联系。
希特勒于1936年6月17日公布的敕令为“建立新型政治镇压机器奠定了基础”，它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即在一种永久性的紧急状态中运转。其组织结构上的直接影响是，警察被按照冲锋队的模式重新分为两个主要部门：党卫队高级总队长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治下的普通警察（宪兵队和保安警察）和帝国保安部首脑海德里希治下的安全警察（盖世太保和刑警）。希姆莱和他的同事们想出一个“国家安全总队”的综合概念，它的任务是对所谓任何“民族和种族”的威胁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海因里希在国家秘密警察局的代理人维尔纳·白斯特（Werner Best）早在1936年春季就概述过政治警察在“民族主义元首制国家”的任务：“一个留心观察德国民族体政治健康状况的机构，及时识别每一种病症，辨认出起破坏作用的病菌——也许它是自我分解产生的，也许是被人蓄意下毒从体外传染的——并且对症下药。”
在所谓种族卫生综合预防的前提之下，警察监视的范围现在从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扩大到了不断产生的新的“国家公敌”和“民族败类”：共济会会员、有政治倾向的牧师、耶和华见证人会、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娼妓、“反社会者”“好逸恶劳者”“惯犯”。但是长期以来认为“第三帝国”秘密警察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流观点已经被目前的研究纠正了。如果没有群众的配合，如果他们没有积极主动地揭发不受欢迎的人，盖世太保的工作就不可能如此“高效”。在强化恐怖统治的同时，希姆莱和海因里希也在进一步推动党卫队与警察相互融合的进程。1939年9月2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星期，融合过程终于宣告完成，安全警察和帝国保安部（SD）合并而成的超级机构——帝国中央安全局（RSHA）成立，它将成为战争中负责执行纳粹灭绝政策的主要部门。
在身兼数职和扩充职权方面，向来自称“元首手下第一要员”的赫尔曼·戈林自然独占翘楚。除了普鲁士邦总理兼内政部部长职务之外，1933年5月初他被任命为帝国航空部部长。虽然1934年5月他把普鲁士内政部长之职交给了弗里克，但是他在7月份就获得了补偿，凭借帝国高级护林员和猎场看守人的头衔，戈林成为新成立的帝国最高机构等级的帝国林业局的领导人。虽然希特勒有时也调侃这位普鲁士邦总理的官瘾和爱炫耀的个性，可是仍相当重视他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他在1934年12月的秘密敕令中确定戈林为他的继任者：“我去世之后，他将立即要求政府成员、德意志帝国国防军以及冲锋队、党卫队向其宣誓效忠。”
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手中最重要的个人权力工具是新成立的空军，1935年5月初他以上将军衔执掌空军最高指挥权，大力推进作为陆军、海军之外第三个军种的空军的建设。从这个位子上，他试图扩大其对整个经济和军备政策的影响力——由此必然与根据1935年5月的《帝国国防法》被指定为“战时经济总代理”的帝国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产生矛盾。
作为无可争议的经济问题专家和战备融资的设计师，沙赫特在国社党当政的最初几年格外受希特勒的器重。但是当这位帝国经济部长兼帝国银行行长越来越强硬地指出加速扩军将会给德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之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事实上在1934—1935年间这些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鉴于外汇储备有限，德国不管在采购扩充军备必需的原材料还是进口人民必需的食品方面都越来越捉襟见肘。“从国社党夺权前后的几年以来，他一直是大力重整军备的坚决支持者”，1935年12月沙赫特对国防部部长冯·布伦堡说，但是现在“出于责任感他必须指出这一政策的经济极限”。围绕着外汇分配，他与农业和食品部长理查德·瓦尔特·达雷更是处于长期的矛盾中。希特勒应该做出决断了，但是他像往常一样依旧听之任之，尤其1936年春季他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他所策划的有外交冒险性的行动上，即国防军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因而无暇旁顾。1936年4月4日，他在一道被视为国家机密的命令中任命戈林为帝国原材料和外汇问题的专员。
起初沙赫特对启用戈林表示欢迎，因为他认为，戈林能使他免受党内的攻击，可很快证明他彻底想错了。原因在于，戈林并不满足于在外汇事务上充当裁判的角色。作为空军最高统帅，他对大力扩军有着强烈的兴趣，他借新的“元首任务”之名试图掌控整个军工业。1936年5月初，在事先没有通知经济部和其他部门的情况下，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新办事处，取名为“总理戈林将军原料和外汇管理处”。随后沙赫特要求限制戈林在外汇政策方面的权力，但是希特勒生硬地回绝了。他不想“再插手此事”，沙赫特“可以自己去和戈林争论，但他在这些问题上不会再为他说话”。戈培尔是这位尖嘴利舌的经济部长的冤家对头，他满意地写道，“沙赫特的好运不长了。他并非全心全意地追随我们。元首对他十分气恼。”沙赫特自认为不可取代，因而高估了希特勒对他的支持，他只能输掉与戈林之间的权力争斗。
在1936年5月12日的普鲁士部长会议上，大家讨论了总体经济形势和扩充军备的融资问题，沙赫特和戈林的不同观点正面交锋了。沙赫特虽然强调了“他对元首始终不渝的忠诚”，但是他警告说，如果扩充军备的速度得不到控制，将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在会议上他头一次以辞职相威胁。而戈林毫不动摇地坚持扩军优先的立场，他主张通过在本国加强原材料开采和通过用“替代品”取代国外原材料的方法解决外汇问题：“如果我们明天要打仗，就必须通过替代品做到自给自足。然后金钱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和平环境中创造先决条件。”希特勒在这场经济政策的原则之争中站在哪一边，从他的意识形态前提和由此产生的一以贯之的政治目标就能看明白了。1936年8月底，他写了一份有关未来经济政策方向的内容广泛的备忘录，他基本上同意戈林的立场，在备忘录的结尾处他提出明确的要求：“（1）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备参战的能力；（2）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备支持战争的能力。”
在被视为“帝国秘密事务”的9月4日部长会议上，戈林向在座的部长沙赫特、布伦堡、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传达了希特勒备忘录的内容，并且将其诠释为德国军工业的“总指示”，他将独自承担起贯彻实施的责任。“元首的天才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貌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针对沙赫特的怀疑他反驳说，同时他明确地阐明他对具体实施的构想，“我们要像战争已迫在眉睫一样实施各项措施”。1936年9月9日希特勒在党代会上公布了“新的四年经济计划”，10月18日，他正式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专员”，戈林有权向所有的帝国机构和国社党办事处发布命令。戈林自觉志得意满。通过对“元首意志”的广义诠释，他几乎获得了军工业的主宰地位。他为新部门各个业务小组招募的“特别专员”们——其中有来自党内和军方的，也有来自私营企业的，例如法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合成燃料生产方面的专家卡尔克·劳赫（Carl Krauch）——现在可以深入到经济部，染指其核心权力。沙赫特仍旧官居原职，希特勒还不想让他走人。“元首对沙赫特疑虑重重。但他没有免他的职，这并非出于责任感，而是有外交方面的原因”，1936年11月中旬戈培尔断言。
希特勒继续挽留沙赫特不仅由于他在国外的威望，不想让戈林坐大的考虑明显也是原因之一。沙赫特竭尽全力对抗其对手的张狂，对于希特勒来说也算喜闻乐见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他无动于衷地旁观着四年计划专员与经济部长之间长达数月的权力斗争。1937年7月初，戈林与沙赫特订立了正式协议，双方承诺将通过“最密切的合作”完成各项任务。但是几日之后，戈林在萨尔茨吉特宣布成立“赫尔曼·戈林帝国采矿与炼铁联合公司”，而事先并未通知经济部长，他们的协议被证明是一张废纸。这一侮辱令沙赫特忍无可忍。他在8月5日致戈林的信中愤怒地写道，他不能再为戈林的一意孤行承担共同责任。“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里根本不可能执行这样自我分裂的经济政策”。
8月11日，沙赫特在萨尔茨贝格与希特勒会谈，他再次提出辞职请求。但希特勒还不想放他走。他劝说沙赫特再和戈林进行沟通，并且给了他两个月的考虑时间。直到1937年11月底，希特勒才接受了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的请求，戈培尔的国务秘书瓦尔特·芬克成为沙赫特的继任者。但是沙赫特被说服继续担任帝国银行行长。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他担任此职直到1939年1月20日，当希特勒对他做出“他无法适应国家社会主义的整体环境”的评价后才被解职。具体的诱因是沙赫特于1月7日写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再次用戏剧性的语言警告了通货膨胀的危险：“无限膨胀的政府开支超出了任何合理预算的可行范围……政府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并且将由此摧毁中央银行和货币。”这个怀疑论者让希特勒感到厌烦，但是他还不想让分歧暴露在公众面前。他让沙赫特担任不管部部长，而后者毫无顾忌地索取相应的特权——从不菲的年度津贴到附带司机的公务车。
戈林与沙赫特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之争是希特勒驭人术的经典案例。鼓励竞争而非减少对抗，让事情悬而不决，只要不直接威胁到他的权位，他避免明确地做出有利于这一派或者那一派的决定。在另一个充满争斗的领域他也奉行同样的原则：国社党全国领导层中的职权分配。国社党夺权之后，希特勒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日常党务工作。他在1933年4月21日发布的指示中任命鲁道夫·赫斯为他的副手，并且授予他“在政党领导工作的方方面面以我的名义做出决定的全权”。赫斯的升迁要归功于1933年之前他作为忠心耿耿的私人秘书博得了希特勒的信任。同时这个独裁者确信，他多年的亲信几乎没有什么个人野心，不会对他构成挑战。作为“元首的副手”，虽然赫斯与圈子内其他党内精英相比拥有突出的地位，但希特勒在4月21日颁布的言简意赅的指令中还是有意识地避免让全国领导人和党区领导人正式听命于他的副手。其后果是下属们为了争夺党政职权而长期争斗。赫斯能在明争暗斗的丛林中站稳脚跟，与其说由于他本人的好斗天性，还不如归功于马丁·鲍曼强大的执行力和精明的战略头脑。马丁·鲍曼于1900年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个邮政官员，1918年之后他加入了自由团，1923年春因参与政治谋杀被判了一年的刑，出狱后参加了魏玛国社党党部的工作，后来他接管慕尼黑总部冲锋队“保险公司”并将其可扩展为“国社党的保险机构”。1933年7月初，这位勤勉肯干但公众知名度不高的希特勒追随者被任命为“元首副手的办公室主任”， 1933年10月他被晋升为国社党全国领导人之一。
赫斯和鲍曼不光要和自我意识强烈的党区主席们打交道，这些人坚持独立性，经常通过与希特勒的单线联系诱导希特勒做出符合自己心意的决定。对“元首副手”在党内的权势提出挑战的主要对手是帝国组织部长罗伯特·雷，身为DAF（德国劳动阵线）帝国的领导人，他手中掌握着很强的实权。雷警惕地注视着赫斯机构的建设，这个机构正在索取越来越多的原来属于帝国组织部长职权范围的权力。在赫斯/鲍曼和雷之间进行的权力角逐中，希特勒再次展示出独特的反应模式：他呼吁对手们互相沟通，只有当双方不但没有找到一个能切实可行地分割权力的折中解决方案、反而进一步发生争端时，他才介入调停。于是在帝国组织部长下辖的总人事局之外，元首副手的机构里也成立了一个人事局，它越来越多地插手到下级政党部门的人事任免工作。
不仅在人事政策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组织部中几乎所有部门在元首副手机构中都有了一个对应的部门，由此双方在事实上开始了长期的权力竞争。甚至在1939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星期，雷还在敦促希特勒重新恢复赫斯办公室建立之前国家领导的明确职责，如此方能避免“组织上的冗余以及人员和经济上不合理的重复劳动”。鲍曼粗暴地回绝了他的要求：“毫无疑问，元首的职权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元首的副手也应该同样无可置疑地在党的整体职权范围内代表元首，在此范围内——只要元首授予他代理权——他的职权从原则上说也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对元首副手的职权限定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再次表明，在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角逐中，拿“元首意志”和由此产生的任务作为说话依据的人最终能占上风。
相较于国社党高层的权力争斗，希特勒不喜欢明确划分职权的特点在国社党与国家行政权力分配的争议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1933年12月1日颁布的《保证党和国家统一法》虽然规定国社党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是德国国家思想的载体并与国家密不可分”，但是它的具体含义依旧不明，希特勒在1935年的党代会上发表了一句名言：“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由国家来解决；国家从本质上说无力解决的问题，通过运动来解决。因为国家也只不过是国民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但他也没有具体地加以阐明。一边是代表国社党公权力的地方小组组长、区领导人、党区主席和元首副手，另一边是市长、县长、行政专区主席、高级主席、邦政府和中央政府部长，他们的并存和彼此争斗造成了长期的紧张状态，引发了剧烈的摩擦。希特勒派出的人数可观的专员和特别机构还是成功地篡夺了政府职权。而赫斯作为元首副手和不管部部长（1933年12月1日开始）能把影响力扩展到立法领域。1934年7月27日，当赫斯陪同希特勒去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时，他得到了希特勒在一道元首敕令上的签字，这一法令保证了他参与和控制所有部门立法计划的权利。根据1935年9月颁布的另一道元首敕令，国家部门必须在任命和提拔高级官员之前将其个人履历呈交元首副手过目。
希特勒不喜欢严格界定党和国家的职权范围，而倾向于将其糅杂在一起，国家督察员的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各邦与国家一体化的二号法令》规定，有必要向除普鲁士之外的各邦派遣国家督察员，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国家总理确立的政策方针”。他们不可以同时是各自邦政府的成员。1933年5月间，根据希特勒的建议，几乎所有各邦的国社党党区主席都被兴登堡任命为国家督察员。1934年1月30日《国家重建法》颁布之后，各邦的主权归到中央，国家督察员原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这一职务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根据该法的第三条被置于“内政部部长的权力监管”之下。党区主席/国家督察员们拒不接受，他们提出请求，当他们与中央政府部长以及邦政府部长们产生分歧时请“元首”做出裁决。但是弗里克认为，这违背了“总理先生和支持他的部长们集中统一管理国家的思想”，他请求希特勒站出来训示党区主席/国家督察员们。虽然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认同内政部长，但是正如1934年6月拉默斯对弗里克所言，他在“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上想破个例”。“按照总理的想法”这样的规定“与他的领袖地位相称”。如此一来，《重建法》的第三条实际上失去了意义。依据其分而治之的策略，希特勒为自己保留了起关键作用的裁判角色。
国家督察员真正的权力基础在区党部，为了能对他们有所控制，1934年秋弗里克计划颁布一部法律，它旨在取消1933年4月7日颁布的不可兼职的规定，同时规定国家督察员职务和各邦的总理职务由一个人兼任。根据“邦政府领导人”的新身份，国家督察员应该严格听命于内政部长。希特勒同意他的基本思路，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改动，他取消了新法规的普遍约束力。1935年1月30日颁布的《国家督察员法》第四条规定：“元首和国家总理可以委任国家督察员为邦政府领导人。”法律条款中“必须”被改成“可以”的一词之差给了希特勒随意行事的自由。他干脆爽快地让黑森邦和萨克森邦的国家督察员当上了邦总理，却拒绝让符腾堡、巴登和图林根完成同样的步骤，即便他应弗里克之请已经在相关文件上签了字。
政党与国家双元并存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弗里克通过“全面的国家改革”重新构建各邦体制和精简管理机构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停留在起步阶段，最终它们都因希特勒不愿意明确划分职权而宣告失败。他也同样反对内政部长想用《国家立法法》取代1937年3月31日到期的授权法案的计划，新的法律将把目前的紧急状态转换成长期的合法程序。他“感到怀疑，现在通过这项法律是否合适？”1937年1月26日他在内阁解释他为何投票赞成延长授权法案时说，“只有当我们创建了一部尽可能精简的、儿童们在学校中就必须学习的国家基本法之后，才是同时重新调整国家立法整体程序的适当时机”。但这样一部“国家基本法”却永远不会产生，这个独裁者从未真心地考虑过它。在元首总部发表独白时他还嘲弄过官僚们想用法规搞定一切的倾向。“例外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概念，因而他们也缺乏承担重大责任的勇气。”他形容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统一立法是一个“痴迷的念头”。“为什么不能一个地区有一套法规呢？”国家领导人只需“纵览行政管理的大事，掌控全局”即可。纳粹政体各级各部门奇特的游移不定状态并非源自于执政者的无能——它是希特勒在政治上刻意为之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染指权力和留有回旋的余地。
政府脱离正轨不仅造成极端主义的倾向，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滥用职权、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现象。在“夺权”后的最初几年，国社党员一面不知疲倦地诋毁魏玛共和国民主政客所谓的腐败堕落，一面自己却大搞腐败之风。它最早始于有贡献的“党内老同志”在找工作时受到的优待，尤其在公共部门，由于政策的倾斜，国社党员竞相占据空缺的职位，即便他们常常缺乏必要的资质。正如弗兰克·巴约尔指出的，连市政公共企业——自来水厂、煤气厂、发电厂和公共交通企业——以及当时的工会或工会相关机构下辖的企业例如大众保险公司或者德国消费者协会大型采购公司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纳粹就业公司”。卖官鬻爵、以权谋私主要盛行于政府高层。“统治阶级的腐败程度和范围前所未见”，1940年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回顾1933—1938年他逃亡到英国之前在“第三帝国”的生活时指出。在此希特勒给他的属下们做了一个坏的榜样。1934年10月，慕尼黑东区税务局一个有责任心的税务稽查员计算出，国家总理仅1933—1934年的拖欠税款就高达405 494.40马克。随后慕尼黑高级财务长路德维希·米雷（Ludwig Mirre）被传唤到柏林，财政部国务秘书弗里茨·莱因哈特开诚布公地告诉他，鉴于希特勒的“宪法地位，他没有纳税的义务”。1934年12月，米雷吩咐主管税务机关的负责人，“所有证明元首有纳税义务的税单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因而元首无须纳税”。为了感谢他的“行政配合”，米雷每个月的俸禄额外增加了2000马克，1935年4月他被提拔为德国财政法院院长。
免于交税的独裁者还有好几个赚大钱的门道，他用赚来的钱资助和馈赠自己宠幸的人和手下的有功之臣或者购置私人艺术收藏品。财源之一是总理储备基金和——兴登堡去世之后——总统储备基金，作为国家元首他可以自由地动用这笔资金。除了《我的奋斗》带来的每年一两百万的收益之外，1937年之后他又多了一个红利滚滚的财源：希特勒可以从印有其头像的邮票发售中得到一定百分比的分红；收入连年累积达到数千万。帝国邮政部长奥内佐格于“元首生日”之际亲自奉上了支票。根据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的倡议于1933年6月建立的“德国经济界阿道夫·希特勒捐款”更是有利可图：企业主应该捐赠企业工资成本的0.5%——这笔钱可以从税收中扣除。这些钱流入了希特勒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基金。他指定马丁·鲍曼为募捐账户的管理人，后者利用部分钱款将“豪斯瓦亨费尔德”扩建为富丽堂皇的阿尔卑斯山区宅邸“贝格霍夫”。
以元首为榜样，他的大多数手下也同样逃避纳税的义务，坐拥豪宅，建立不受财政监督的专项基金、基金会和小金库。虽然排在希特勒之后的二号人物戈林以其奢华的生活方式著称于世，尤其他位于柏林北郊绍尔夫海德的豪华庭园“卡琳宫”非常出名，可其他“第三帝国”的政要们在滥用职权中饱私囊方面也不遑多让。一度是魏玛共和国“吏治腐败”最尖锐的批评者的戈培尔如今也坐拥万湖施瓦能岛上的别墅和兰克-尼德巴尼姆县博根湖畔的另一处住所，过着奢侈的生活。甚至连在施潘道监狱坐牢时撰写的回忆录中慨叹统治集团腐败的阿尔伯特·施佩尔也曾是特权制度的受益者，年仅30多岁的他私人资产已经飞速增长，除了利希滕斯坦大街的一座新宅子之外，他在奥德布鲁赫还有一处庄园。
党内各阶层的干部——从党区主席到县主席和地方小组组长——也在利用各自的关系网做着与政府高官一样的事情。挥霍公款、侵吞和挪用党的资金，肆无忌惮的贪婪和争权夺位乃是司空见惯之事。副官弗里茨·维德曼回顾往事时指出，制度化的腐败已经“无药可治”，因为与官方口径一致的媒体不允许进行相关报道，同时也因为希特勒“庇护老战友们的此类行径”：“于是瘟疫自上而下地蔓延，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如同腐败大行其道一样，当时还兴起了具有明显的纳粹政权特色的狂热建设。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想在建筑的宏伟程度上超越前人。超大的外形尺寸“不仅能给民众留下深刻印象，还能震慑人心，以此从心理上保证他和他的继任者的政权长治久安”。此外它还将向后代见证“第三帝国”无与伦比的威仪，作为“元首”的他凭借着自身的天赋在衰败时期之后重振帝国雄威，并将其展现在德国人民面前。希特勒在1937年纽伦堡党代会上宣布，他下令建造的纪念性建筑“并非为1940年所建，甚至也不是为了2000年建造的，它将像过去的大教堂一样在未来屹立千年”。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我们必须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把建筑“造得尽可能大”，“并且让它能与世长存”。
这些狂妄的幻想绝非1933年之后才在希特勒粗陋的思想世界中出现，它们可以追溯到他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时开始撰写的《我的奋斗》第一册中的想法。他在书中提出强烈的指责，“我们现今的大城市”缺乏“能被视为时代象征并主导整体市容的纪念性建筑”。他举出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作为反例，城市中的建筑——雅典卫城或者哥特式大教堂——“并非为眼下建造的，而是着眼于永恒，因为它们反映出公众的伟大和重要意义，而非炫耀房子主人的财富”。
在写作的同一时期，他还对狱友鲁道夫·赫斯抱怨说，“我们这个时代能留给后世的纪念性建筑实在太少了，除了几幢摩天大楼百货商店等等”。因而“缺乏有整体归属感的、统一的、与我们的大教堂相匹配的建筑”，“在这方面德国以后也要加把劲”。当时希特勒向他惊讶的弟子展示了前文提到过的他绘制的巨型圆顶建筑的素描图，以后它可充当“大型国家庆典活动”的大会堂。即使当代社会“无法充分理解”如此劳师动众的工程，“市侩们唾骂它，但后世必将理解它——人不能仅仅为了面包而生活，一个民族也是一样的”。希特勒的政治使命感与他对不朽建筑的激情由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贝格霍夫被释放之后，他仍继续追求想象中的建筑项目。赫斯提到1925年7月他和希特勒的柏林之旅时说，“领袖”梦想着怎么继续扩建这座他“仰慕的”百万人口大城市。1928年12月赫斯总结希特勒的想法，一个作为无可争议的中心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大都市”“最终能消除小国寡民的倾向”。
不光赫斯，希特勒也向戈培尔透露过他的白日梦。“他谈起过德国未来的建筑构想，他是个了不起的建筑规划师”，他的崇拜者在1926年7月写道。之后的几年，“元首”和他的宣传部部长也经常共同沉浸在建设未来恢弘建筑的狂想中：“希特勒制订出梦幻般的新建筑规划，他是个了不起的人”，1930年10月戈培尔激动地写道，一年之后，“民族反对派”召开巴德哈尔茨堡大会的前几天，他陶醉地写道：“领导制订了柏林的建筑规划。了不起的天才想法。为今后几千年着想。石头筑成的理念。他是个天生的艺术家。”
从早期开始，希特勒在公众面前也毫不掩饰一旦他当权之后将彻底改造大城市市容的想法。1929年4月初他在慕尼黑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的一次演说中宣布，在未来的“第三帝国”他将不会再建造商店、厂房、摩天大楼和旅馆等实用性的建筑，而将建造“能屹立千年的艺术文化纪念物”，“我们看到古代的城市，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斗兽场，看到有着巨大教堂的中世纪城市……我们知道，如果人们不想让社会分崩离析，他们需要这样的中心”。
当时他的计划还不成熟，当希特勒“夺权”之后，他立刻又想起了那些计划。早在1933年1月30日到31日的晚上，他没完没了地发表长篇讲话时就已经提到了他的建筑计划。他宣布，首先将要让人修缮帝国总理府，它目前的状态不能充当一个“体面的接待宾客的场所”。他在1933年4月底的“元首会议”上宣布，即将创造“新的令人难以忘怀的纪念性建筑”，它们将让德意志民族跻身于“世界历史上的伟大的文化民族之林”：“我们不是为此时此刻做工，我们是为了千年的评价。”1934年春天，当阿尔伯特·施佩尔在晚间招待会上向希特勒介绍自己的妻子时，总理用丝毫不带玩笑之意的庄重口吻说：“您的丈夫将为我建造四千年来独一无二的建筑。”
人们对希特勒青睐施佩尔的原因有诸多猜测。如果我们相信施佩尔的描述，希特勒本人对此有过貌似合理的解释：“我在寻找一位能将我的建筑计划委托给他的建筑师。他应该是个年轻人，您知道，这些计划将延伸到遥远的将来。我需要一个在我去世后能利用我赋予的权威继续干下去的人。我认为您是合适的人选。”不过明显还有其他的因素：凭借他善于洞察别人长处和短处的敏锐目光，这个独裁者不仅看出了施佩尔在建筑和组织方面的才能，也看出了隐藏在他冷静自制外表之下的勃勃野心。此外希特勒还从这个雄心勃勃的建筑家身上看到了他年轻时代梦寐以求的一切——另外一个自我，“但是有着良好出身带来的自信，能轻松自如地展示自我”。不管怎么说，他对施佩尔比对其他下属更好，戈培尔除外。虽然一直有人猜测，他的关注含有“色情的因素”，但是这与其他关于希特勒感情生活的传言一样，缺乏确凿的证据。
施佩尔在“施潘道监狱日记”中披露，他本人喜欢和希特勒在一起，他“确实受到希特勒的吸引”。他享受着受大人物赏识的感觉并将希特勒视为慷慨的赞助者，希特勒为30岁出头的他在专业领域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前景。除了抓住提供给他的绝佳机会、像浮士德一样将灵魂卖给摩菲斯特，他别无选择，1945年之后这些话已经成为他自述如何成为“元首”首席建筑师的标准故事范本。希特勒对他施加了“暗示性和强制性”的影响力，而任务本身的伟大又让他感受到“神魂颠倒的狂热”和“难以置信的自我提升”，很快他就像瘾君子离不开毒品一样需要它。但事实上施佩尔并不像后来他自己描述的那样完全受到感情的支配。显然他从一开始就非常乐于接受庞大的建筑项目，根本无须希特勒再向他游说其中的意义。施佩尔对独裁者的建筑和政治理念的赞同程度有多高，以及他如何有意识地博取希特勒长久的欢心，从他1936年撰写的全盘复制戈培尔拜占庭式阿谀风格的文章《元首的建筑》中就能反映出来：“在关键的转折时刻，元首不仅凭借最伟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革新开创了我们的历史，同时还以卓越的建筑专业知识建造石头建筑，作为政治意愿和文化才能的证明，它们将在今后的几千年证明我们的伟大时代，这一切在德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深入合作的早期试点项目在纽伦堡，党代会的会址。1934年初施佩尔获得了一个任务，在齐柏林集会场建造巨大的阶梯式石头看台，取代原有的临时木结构看台。希特勒非常喜欢他的设计，因此1934年秋季他把帝国党代会场地的整体设计任务交给了他的建筑师。除了现有的会议大厅和阅兵广场——卢伊特波尔德大厅、卢伊特波尔德竞技场、老体育馆和齐柏林集会场——之外，还将建造一系列的大型建筑：大会堂、德国体育馆和三月集会场。几个月之后希特勒已经能向纽伦堡市长利柏尔展示初步的建筑草图。1935年3月底成立了负责计划实施的“纽伦堡帝国党代会场地特别协会”，依据“元首的意志”施佩尔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他的想法。整个建筑工程的竣工之日定在“夺权”之后的第十届党代会期间，即1943年9月。希特勒一再莅临纽伦堡，了解建筑工程的进展。他也经常在柏林的总理府看施佩尔的建筑设计。“元首给我们看施佩尔的建筑图纸”，1935年12月戈培尔写道，“真正壮观！独特的纪念性建筑！施佩尔干得很好。”希特勒对建筑工程融资的问题基本不感兴趣：“元首闭口不谈钱。建造，建造！总有办法付钱的。腓特烈大帝建造无忧宫时也没有过问金钱的问题。”
施佩尔将原有的建筑群与新设计的建筑融为一体，连接二者的元素为两公里长的花岗岩铺砌的“大道”。场地的南端还将建造三月集会场，它是专供国防军阅兵之用的大型阅兵场，1050米宽，600米长，周边环绕着能容纳160 000名观众的看台，其顶端装饰着一个比纽约自由女神像还高14米的胜利女神像。北端新大会堂的设计出自纽伦堡建筑师鲁道夫·鲁夫（Ludwig Ruff）之手，1934年6月初得到了希特勒的认可。它被视为党代会神圣的中心建筑，内部能容纳50 000个人——“自古以来最雄伟的封闭性建筑”，戈培尔热情洋溢地说。希特勒在1935年9月12日的奠基仪式上宣布，“数百年间这里将成为纳粹帝国精英每年聚会之地”：“即使我们的运动有朝一日销声匿迹，千年之后这个建筑仍将继续诉说它的往事。在古橡树圣林中，人们将怀着敬畏瞻仰第三帝国建筑中的第一个巨型建筑物。”
计划建造的德国体育馆外形更为雄伟，马蹄形建筑能容纳400 000观众——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相形之下柏林的奥林匹克体育馆也显得小了。在1937年9月9日的奠基典礼上，希特勒在国社党要员们面前对施佩尔表示祝贺：“今天是您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起码到了此时此刻，这位明星建筑师应该心知肚明，按照希特勒的构想中巨大的建筑与哪些政治目标密切相关。它是德国外交扩张政策的先声，最终德国不仅将在欧洲建立霸权，还将在全世界发挥主导作用。1937年春季，当施佩尔提醒他的雇主，体育场的超大规模不符合奥委会标准，据说希特勒回答说：“无关紧要。1940年还将在东京举办一届奥运会。在那之后奥运会将永远在德国举办，就在这座体育场里举办。体育场的大小应该由我们来决定。”
图53：阿道夫·希特勒和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路德维希·鲁夫面对着纽伦堡帝国党代会场地设计草图
最终没有一幢大型建筑物能够完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体育馆的掘土工作尚未完成，三月集会场计划中将建造的26个雪花石膏门楼中只有少数建造完成了。大会堂也没有竣工，虽然此处的工作进展最快，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即使希特勒没有在1937年发起战争，这些建筑项目也无法如期竣工落成。因为党代会会场并非唯一的大型建设工地。“运动之都”慕尼黑也将要彻底重新改建。除了新中央火车站之外，还计划建造希特勒亲手设计的作为城市未来标志的巨型“运动之柱”，它的高度将远远超出圣母教堂的塔楼。1937年希特勒不仅把施工任务交给了施佩尔，同时还交给了慕尼黑建筑师赫尔曼·吉斯勒（Hermann Giesler）——符合他的处世格言，分担责任和激发竞争，激励他的下属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吉斯勒1940年秋季还得到了改建“元首故乡”林茨的任务。这里将要建造两座有代表性的多瑙河大桥、一个拥有宽敞党部大厅的党部论坛、一座美术馆和一幢希特勒的养老宅邸。在汉堡的易北河上即将建造一座能使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相形见绌的高桥。其他许多城市也在营造划时代的建筑项目。
然而帝国首都在建筑规划中依旧处于中心地位。柏林必须在“城建和文化方面提升到能与世界所有首都相媲美的位置”，1933年9月希特勒在以“国家督察员”和后来的市长尤里乌斯·利珀特（Julius Lippert）为首的市议会代表团面前宣布。为了这个目的他每年拨专款四千万马克——1934年7月又增加到六千万马克。在随后几个月的讨论中，建造主要的城市南北轴线逐渐成为柏林城市改建的核心议题。为此首先需要征用波茨坦火车站和安哈尔特火车站的轨道设施场地，为了在城市轴线的南北两端建造两个新的中央火车站，前面说的两个火车站将被废弃。1934年3月他对柏林城市父母官们透露了他最喜欢的一个想法：他希望在新的南火车站附近“为世界大战中不可战胜的军队建造一个巨大的凯旋门”，在城市中央，离勃兰登堡门不远处，建造一个“能容纳250 000人的巨型大会堂”。但是这些规划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实施，因为柏林市议会心存疑虑：是否应该有意识地激进地干预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希特勒本人也没有打定主意，他不知该把这一世纪性的任务交给谁。他还没找到“合适的建筑师”，1935年6月底他告诉利珀特，“建筑师施佩尔是否够格，他还心中无数”。
1936年春季希特勒似乎下定了决心。他将要把任务交给“最伟大的建筑师”，他不经意地向施佩尔透露。仅几个月之后希特勒就把他招来，要求他承担帝国首都改建的整体规划任务，施佩尔对此应该不会感到吃惊。根据施佩尔的回忆，当时那位独裁者把凯旋门和圆顶大会堂的两张草图交给了他并且说：“这两张设计图纸是我在十年前完成的。我一直保存着它们，因为我从未怀疑过有朝一日我将建造这些建筑。现在我们要着手实施了。”施佩尔在扩建纽伦堡党代会会场时遵循了希特勒的指示，现在他也同样心甘情愿地听取希特勒关于柏林凯旋门的建议。“在元首家里，（我）和他以及施佩尔一起看了柏林改建规划图纸”，1936年11月中旬戈培尔写道，“了不起的城建规划，既伟大又壮观。（设计者）有着20年的长远眼光。（柏林将）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此外还将出现新的宏伟建筑。柏林由此将成为领先全球的城市。元首的想法既有气魄又大胆。他比我们的时代超前100年。”戈培尔归功于希特勒的成果很大一部分是施佩尔的杰作，有迹象表明，建筑大师身边的新宠臣认为，要想完美实现他的建筑狂想，最好进一步夸大其压倒众生的排场和尺寸。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任命施佩尔为“帝国首都建筑总监”（GBI）。巴黎广场上“艺术学院”的房子被分配给了新的办事处。这一举措的好处是，希特勒可以避开公众的视线穿过部长花园抵达那幢房子。有时候他率领着与他一起用餐的伙伴们，更多的时候独自一人，在午饭之后或者深夜里来到艺术学院过去的展览室，放置在室内的城市模型已经日渐成型了。他对按照1 : 1000比例制作的城市南北轴线特别入迷，它被拆分成部件，可以通过带滚轮的桌子被分开。施佩尔回忆说，他从未看到希特勒像此时此刻这样“活跃、自然和放松”，“他们一起俯身看模型，陶醉于建筑物巨大的尺寸”。但是，当施佩尔的父亲有一天看到自己业已成名的儿子骄傲地向其展示的模型时，他明显被吓蒙了：“你们完全疯了！”
确实，这些城建规划在追求大型化方面令所有同类黯然失色。其中的精品部分南北轴线约有120米宽，7公里长——比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宽很多长很多。南端的中央火车站将有四层楼，用自动扶梯和电梯上下连接，比纽约中央火车站多了一层。当人们走进火车站前广场时，眼前巨大的凯旋门会令他们感到震撼，柏林凯旋门有170米宽，119米厚，117米高，拿破仑的凯旋门与之相比像个玩具。透过凯旋门80米高的“大拱门”，观察者的视线神奇地被5公里之外“大会堂”高耸的穹顶吸引住了，它充分地体现出城建规划的疯狂之处。大会堂能容纳150 000到180 000名观众，它的高度为226米，直径250米，内部空间比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大七倍。1937年4月20日，希特勒过48岁生日时，施佩尔送给他一个圆顶会堂的模型。“我们在模型前站到半夜两点，编织着幻想”，戈培尔写道。
除了凯旋门和圆顶会堂之外，这条繁华大道的两边还矗立着其他景观性建筑：其中包括“士兵堂”，德国过去和未来著名军队统帅的灵柩都将安放在其地下墓穴中；为赫尔曼·戈林建造的“帝国元帅府”，据说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巴洛克式楼梯，它满足了未来房主的奢华需求；最后还有希特勒的“元首宫”，一座堡垒式的建筑，有着防弹的滑动百叶窗和钢质大门。“不能排除有朝一日我将被迫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也许将会有民变。必须防患于未然……帝国的中心必须像堡垒一样固若金汤 ”，据说希特勒曾经对建筑师透露——从这番表白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妄自尊大和自我神化后面隐藏着怎样一种隐秘的恐惧。由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Arno Breker）创作的同样具有英雄主义恢宏特征的雕塑也被归于超越常规的建筑物之列，1936年他为帝国体育场创作的雕塑作品《十项全能选手》博得了希特勒的欢心，此后不久他打入了核心权力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