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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剪裁的衣服》01.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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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问我,你发表处女作是哪一年?我说,是l987年,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五周岁了。人们就“啊”了一声,不再说什么,但表情里含了疑惑:早些年你干吗去了?

在写作以前,我在遥远的西藏当兵,学的是医务。我在白衣战士的那条战线上,当到了内科主治医师的位置。假如不是改了行,就当到了副主任,您现在到医院看我的门诊,就要挂三块钱一个的号1了。

一个女人,更具体地说,是一个医术很好颇有人缘的女大夫,在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沉稳日子里,为什么要弃医从文,拿起生疏的文学之笔开始艰难的跋涉?

在许多孤寂写作的深夜,我对着苍天自问。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到一个苍凉而喑哑的声音,在寒冷的西部呼唤我。

你既然来到了这里,你就要让世人知道这里。

他说。带着无上的权威。

我没有办法抗拒。你可以违背一个人的意志,但是你不能违背一座雪山。

这就是昆仑山啊。我们民族最伟大的峰峦。

不管文化古籍里怎样考证,说传说中的昆仑山是现如今的什么什么山,我总认为它不是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一个象征。想想那时候,交通工具多么不便,又没有精确的地图,指南针还没有发明出来。古人绝不可能把山与山的分野搞得条块分明。他们只有对着西部广袤的隆起兴叹,在落日辉煌的余晖里,勾勒云霭中浮动着鬼斧神工的宫殿……于是他们把无数神奇的传说附丽其上,敷衍出最雄伟的想象。那里有九条尾巴的天神把守的天宫,那里有直插云霄的天稻,每一粒谷子都是鸡蛋大的玉石……

无独有偶。在印度辽阔的恒河平原上,更为优雅的神话野火般流传。赤足的人们向西眺望,看到皑皑的冰峰劈裂云霄。他们认为有超凡入圣的法力统治其上,于是说那里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两大古老种族神秘的目光交会于此——这就是地球上最高耸的原野——藏北高原。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六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五个女兵当中的一员,到达了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

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作“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语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谜。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他们都在呼喊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逗你玩的,你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地镇静起来。比如我的作文被老师批过“5+”的分数,但是小小的我丝毫不骄傲,因为我知道那是她逗我玩的。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是很难考的,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而且女生录取得很少,只及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我这个年纪的北京人,都会记得当时每年一度的北京外语学校招生,是怎样地惊动京城。

我考上了,妈妈难得地高兴了一回。但是我已经养成了宠辱不惊的脾气,并没有特别地兴奋。

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5分,期末考试都是“优”。我后来在军队院校军医专业学习的时候,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由于一贯的优异,使我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在校学习这件事。你想啊,上边有老师喋喋不休在讲,周围有同学可研讨,你什么事都没有,一门心思学那点前人遗下的知识,你要是还学不好,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我在外语学校最大的收获,是见了一个比较大的世面,读了不少的书。退回去三十多年,许多社会名流的孩子已经在“反帝反修”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外语。我们这所学校干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过了京城的任何一所学校。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位正师级干部,但相比之下,我只能算作平民子弟。由于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保持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态度。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它的华贵,也看到它的羸弱。

读了许多课外书,则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停课。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我们是没有机会读小说的。功课压得非常紧,老师原本要求我们夜里说梦话都用外语的。现在一停课,大松心了,快活无比。只是图书馆里的书可不是无偿看的,看一本,要写出一篇批判文章。

刚开始大伙觉得这个交易做得来,不就是看完之后胡乱照着报纸抄点革命词语就能交差了吗?于是大家都去借,并相约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后,彼此交换。这样各人写一篇批判稿,就可以看几本好小说,不是太合算了吗?

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美妙。很多人书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写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失去了继续借书的资格。我也不愿意写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时候,对大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书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们,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管图书馆的小个子老师很严厉,交不了稿,你就不要想从她的手里再借出一张纸。为了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我只有硬起头皮来批判大师们。

道理虽说明白了,但写的时候,心痛如绞。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看完《复活》,我就在纸上写: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尔斯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然后我开始大段地抄录老托尔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细,连一个标点都不错过……

还书的时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个子老师看出什么。没想到,她连连表扬我的认真,原来她是只看标题,看字迹是否整齐,看篇幅的长短,并不在意你写的是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借书写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学开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书暂不要还,让大家都传着看一看。我当然不能拒绝,只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经过了好多天了,你问她看完了没有,她还说没完。知道书看到半截被人夺走的苦处,我不好意思催,只得耐心地等。但看惯了书的人,就像大烟瘾,是很难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书的时候想办法——连借带偷。图书馆的小老师对我已是十分地信任了,每次我来借书,她不跟着,让我自己在书架里挑。

我们的图书馆是一座建立于20世纪初期的西式楼房,窗户很高很小,像旧时的教堂。加上书架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走道幽暗深邃。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场所。我在书架里转啊转,看到一本好书,就夹在胳肢窝的衣服里……这样几圈下来,双臂就像机械的木偶,动也不敢动了。最后僵硬地走到老师跟前,只把手里抱着的书登记。

这样我看好几本书,只需写一本书的大批判稿,不但减轻了手的负担,加快了看书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心灵的负担。

但还书的时候,气氛挺吓人的。借的时候,只图一时快活,完全忘记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掏出来的书,可还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小老师是很认真的,一旦她发现大量的图书放错了地方,怀疑到我身上,我的秘密书库就会被彻底摧毁了,损失不堪设想。我谨慎地控制着偷书的数量,严格地完璧归赵。每次还书时候,都恐惧万分。身上夹带着好几本书,像个沉重的孕妇,还要等着小老师验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师那里过了关,急急钻进书架的峡谷,拼命回想上次取书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刚轻松了一秒钟,又贪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夹带……

同学们坐享其成,却全然不体谅我的苦衷,轮到我要还书了,她们就耍赖,说还没看完呢。我说,那你们也得给我一个时间,你们不能老这么耽误我呀。她们就说,要不这样吧,书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内一所古老的校舍里,每逢夜深人静,在一间住着八个女孩的房间里,就会传出娓娓的话语,中外文学大师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笼罩着我们,伴我们走进悠远的梦乡。

为了给同学们讲得不露破绽,我读原著的时候就格外地认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位现已在美国定居的朋友,说她至今记着我给她讲过的《笑面人》,而且拒绝看雨果的原著。她说,毕淑敏在那个夏夜所讲的《笑面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面人》,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再好的故事了。

我对这个评价淡然一笑。我知道,这是她在怀念自己的少年时代。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充满严寒,绿色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记忆。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令人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给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来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者为胜。记得我得了第一。好像是贮藏了十几滴水吧,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乖乖地趴在我的指甲上。

我是一个优秀的卫生员。有一天,我在军报上看到了一个叫作“毕淑敏”的人写的一首诗,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众,全中国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有许多叫这个名字。但是我的姓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亲切,就很仔细地读。

一读之下,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是军邮车下次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首诗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子就是稿费了。我用这个本子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写的。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他。

他这才告诉我,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的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首……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只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内心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一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给藏族老乡送医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作一失足,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不一会儿,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蓝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进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机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那一瞬我苦恼至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汽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2,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绺绺的军马,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和干粮,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儿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儿,就得滚到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胆地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毫无痕迹。

我为一个二十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一只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瓷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肠管已经变得像铁管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流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战士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要嘲笑我的。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的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棱着,像一种干燥的翅果。

那个小兵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冻土,有一小块一定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尝一尝吧?

1980年我转业到北京,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当医生,后来当了所长。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词的评价。

对一个三十岁的女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

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

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那样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揣了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它们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开始了新的审视。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的父亲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地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日光灯管发出咝咝的叫声,四周一片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在高耸的雪山上开始了我为医的生涯,雪山也将它的身影,倾泻于我的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