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命进化的不同方向——麻木、智能、本能

进化运动是很简单的一种运动，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够确定它的前进方向，前提是生命描述的是一种简单的过程，就像从炮管里射出的坚硬铁球一样。但是它前进的方式却类似于那颗炮弹，会突然爆裂成很多的碎片，这些爆裂形成的碎片其自身又是一颗颗小小的炮弹，它们也会爆裂成更小的，会再次发生爆裂的碎片，它们就这样在一种无法比较的时间长度中不断进行下去。我们只能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东西，那也就是说那些粉碎性爆炸发生时候的那些碎片的运动。从它们身上，我们能够回溯过去，一步一步地来到最初的运动那里。

当一颗炮弹爆炸时，其特定的爆炸方式能够通过其所含火药的爆破能力以及金属抗压力进行阐释。生命爆炸产生个体和物种的方法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取决于两个系列原因：生命从非生命物质那里得到的抵抗力，以及爆破能力——与一种不稳定的趋势平衡性相关——这种能力是生命其自身就拥有的。

非生命物质的抵抗力是需要首先克服的阻碍。生命通过人性的力量似乎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将其自身做得非常细小又极富暗示意味，屈服于物理和化学力量，甚至和它们在这条道路上共同行进一段距离，就像其努力离开的轨道上那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的轨道转换开关一样。在这种生命最简单的形式现象中，很难说清楚它们是否还属于物理学和化学范畴，或是它们是否仍然存活着。生命不得不因此进入非生命物质的领域，从而才能将其一点一点地拉回到原位上去，就像它和另外一条轨道之间有某种磁性吸引力一样。首先出现的动画形式因此也变得极为简单。它们可能是一些质量极小的不同的原生质，表面上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变形虫，但是却拥有着巨大的内部推力，这种内部推力能将其带到生命的最高形式那里。凭借着这种推力，最初形成的那些有机物才能够随意生长。但是有序物质在扩张方面却存在着一种限制，很快它们就会达到这种限制的边缘，在超过了某个点之后，它们开始了分裂，而不是继续生长。数个世代的努力和微妙奇迹的发生对于跨越新障碍的生命来说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它成功地实现了元素在数量上的增长，为分裂做好了准备，而且还让这些元素团结在一起。通过力量的分裂，它用一种不可溶解的纽带将这些元素捆绑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准间断的有机物因此就包含了功能性，而连续的活着的物体就仅仅只是生长得越来越大。

但是分裂真实和巨大的原因其实是那些生命自身所拥有的。因为生命是一种创造的趋势，而且趋势的本质就是在捆扎的形式中发展的，其方式是通过自身的增长，在不同的方向中，它的动力被分化了。我们都能够在自己身上观察到这一点，在进化中，我们将这个特殊的倾向称为自己的特性。我们中的所有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都会发现人类孩子身上所具有的特性，尽管是不能被看到的，但是它们却在不同人的身上共同存在着，这些特征会因为他们尚且处在孩童时期而被暂时地掩盖住：这种充满了希望的犹豫不决是人类孩童时期最富有魅力的众多特征之一。但是这些互相交织的个性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变得互不相融，于是，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只拥有一次生命，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做出选择。我们在现实中会进行各种不间断的选择，同样，我们也会永不间断地放弃很多东西。我们沿着时间的大道行走，足迹散落在所有我们自开始的时候就拥有，后来还剩下的东西之上；散落在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拥有的东西之上。但是自然包含了无数的生命，它与我们所做的此类牺牲毫无瓜葛。它用那些分裂各个物种的连串事物来创造那些将会分开进化的物种。

此外，这些连串的事物其重要性可能各不相同。在一本小说写作刚刚开始的时候，作家会赋予自己的主人公很多东西，而随着故事的进展，这些东西都会被丢弃。也许这位作者可能会在自己的其他书中让这些东西再次出现，将它们赋予新的人物，这些人物看起来可能就像从第一个人物身上分裂而来，甚至可能是其身上的某种特征的再现，但是他们与第一个人物比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又都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陷。在观察生命进化的时候也是如此。进化道路上的分叉数量是非常之多的，但是在两三条高速公路周围存在着很多的死胡同，而对这些高速公路而言，其自身中只有一条路通往能进化成人类的脊椎动物，这条路非常宽广足以成为通往完整生命气息的免费通道。这个理念是在我们比较蜜蜂和蚂蚁社会与人类社会的时候所得到的。其中，前者具有极强的组织性和统一性，但是异常单调，而后者对所有的过程都持开放态度，但却呈现分裂的状态，而且自身内部会形成强烈的争斗。理想的状态是，一个社会，总是处于进步当中，而且一直非常协调，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两种互相完全不同的特征，即便在胚胎时期能够完全互补，但是在变得强大之后它们也绝对无法互相融合。如果一个能够体现出通往社会生命的冲动，那是不是可以说这冲动的动力一直存在于终结于人类的进化线路呢，然后余下的部分都留给了通往膜翅目昆虫的道路：蚂蚁和蜜蜂的社会也就是由此才呈现出和我们互补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已。并没有专门针对社会生命的冲动；这只是生命的普遍运动，其上的分支总是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如果社会能出现在这些分支中的两个上，那这两条分歧的道路将会同时出现。由此，它们发展出了两个等级的特征，而我们也能从中找出模糊的互补关系。

于是我们对进化运动的研究必须阐明一定数量的分支方向，并评估各个线路上所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简而言之，就是去确定各分散趋向的属性，然后评估它们的关系。然后，将这些趋向合而为一，我们就能得出这起推动作用的不可分割的动力原理的近似值，或某种模拟值。由此，我们就得以证明，进化并不单纯是机械论者所认为的一系列适应环境的行为；更不是目的论所说的是在实现一个全盘计划。

适应环境的确是进化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个我们暂且不说。显然，如果一个物种不能适应它所生存的环境，那它必死无疑。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那就是认为外界环境是进化不得不去面临的观点，和说它是进化的直接原因的观点，并不是一码事。后者正是机械论的观点。它绝对地排斥了原始冲动的假说，我的意思是，它排斥了一种推动生命的内在力量，这股冲动的形式越来越复杂，目的也越来越高层。而这冲动是显然存在的，仅需瞥一眼化石，你就能看出生命压根儿不需要进化；或者仅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化——前提是，如果它一开始就做出了正确的抉择，选择了一种于自己很方便的形式。这种有孔虫自志留记开始就没有再进化过。海豆芽也是，它们至今都和古生代时期一样，这些一动不动的家伙经历了多次浩劫，仍静观着地球的沧海桑田。

事实上，这些适应说明的是进化运动的蜿蜒曲折，而非进化运动的普遍方向，它仍然要低于运动本身[M.F.马琳在一则关于物种起源的著名文章中提出了这种适应观点，该文名为《物种起源》（L’Origine des espèces）［发表于《科学杂志曳》（Revue scientifique）1901年11月刊，580页］。]。就像通往镇上的小路，不也是跟随小山上浮下沉的吗？地面本就不平，它不得不让自己适应；但这路可不是为了这地上的坑坑洼洼而修建的，更别说它所通往的方向了。无论何时何地，铺路的人都会涉及一些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这个例子中，就是路面所基于的土壤；但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虑这条路——而非东一段西一段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土壤的凹凸不平顶多只能让工程延期，道路所指向的终究还是小镇，一眼望去它还是一条直线。这个例子很适合生命进化和它所基于的环境——要说不同的话，那就是进化并非一条实在的线路，它的各个方向也永无终点，而且哪怕是在适应，都能富有创意。

但是，如果生命进化并非是一系列针对环境突变而进行的适应，那它也不会是对一个计划的实现。计划都是预先制订好的。在被实现之前，它是会被体现——至少可以被体现——出来的。要想完全将之实现，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甚至会被无限期搁置；但它的宗旨依然可以在当下、利用已然给出的条件进行推算。相反，如果进化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更新创造，那随着它的发展，它不仅创造出了生命的形式，同时还创造出了能够被智能理解的宗旨，以及能够用以表现它的条件。这就是说，后浪总是推前浪，未来可不是一个宗旨就能说清的。

这是目的论的第一个错误。与之紧挨的是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

如果生命是在体现一个计划，那它越是前进，就越该体现出一种更深层次的协调，就像工程师修房子，随着砖瓦的堆砌，实景就会越发类似效果图。而相反，如果在推动生命沿时间之路前进的冲动之中，我们找到了生命的一致性，那这协调就不是居于首位，而是排在后面的了。这种一致性源于一种后面的动力：它在开始的时候以一种冲动出现，而不是挂在终点当诱饵。在它的自我沟通之中，冲动分裂得越来越多。生命，相对它的过程来说，分散在各种表象里，而这表象毫无疑问都归结于它们共同的起源，事实上它们都以各自的特征相互补充，但同时也相互排斥和对立。于是物种之间的不协调还会继续加强。的确，我们仅仅只是指出了它的本质原因。出于简单明了，我们已经假设过，每个物种各自保有此种冲动然后传递给其他物种，然后在生命进化的各个方向，传承都是直线式的。但是，事实证明，的确有延迟进化的物种；的确有退化了的物种。进化，不单指向前的运动；在很多案例中，我们都能观察到一个时间界限，更常观察到的是偏离和返回。正如我们在后面会讲到的那样，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导致进化分支的原因同样也会导致生命偏离自己的轨迹，沉迷于它所带来的前景中。由此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协调。如果进步意味着在初次冲动所带来的普遍方向上无止境的前进的话，那毫无疑问这就是进步；但这进步似乎只出现在进化的两三条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主线上；这几条主线之间还夹杂着无数支线，相反的是，这些占据大多数的支线却在偏离、受阻、倒退。那些事先就认定每个细节都与大计划相连的哲学家们，在用这种理论去检验事实的时候却一次次地碰壁；而且，当他们把万物都置于同一级别的时候，由于其自身不认为结果是出于偶然，所以干脆把万物都视作偶然。那么，他们就得先为偶然设定一个定量，而且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定量。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中的万物不是拥有连贯逻辑的。一旦认同了这一点，我们将得以一探在周围凝聚这不连贯的中心。这种凝聚本身将会澄清余下的内容；主要的方向将会显现，生命在其中运动的同时，原始冲动也在发展。的确，我们不会目睹一个计划在每一个细节上的完成。就实现而言，自然要比一个计划更全更好。计划意味着劳神费力：它关闭了被它指明了形式的未来。相反，在生命进化之前，通往未来之门大大的敞开着。借助最初的运动，进化将永无止境。这个运动构成了有机世界的一致性——一个无限富饶的一致性，超乎于任何智能的想象可及，因为智能不过是它的一个方面或一个产物而已。

只是，诠释这个方法要比运用这个方法容易得多。正如我们所言，要对过去的进化运动做出完整的诠释，必须先知道有机世界的发展史。而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不同物种制定的谱系通常都经不起推敲，又因作者和作者所基于的观点不同而各不相同，接着就引发出当代科学尚无法给出最终答案的争论。然而，对不同结论的对比显示出，它们更倾向于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却不太牵涉主线上的内容；由此，通过紧跟主线，我们将会确保自己不剑走偏锋。再者，只有它们才对我们重要；因为我们不同于自然学家，我们不是要找出各物种的连续秩序，而是要且只要确定出它们的进化方向。也并非所有的方向都对我们有意义：最吸引我们的是那条引向人类的道路。因此，我们在追随条条道路之时，不能忘了我们的目的是要确定人类与动物王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整体有机世界中动物王国所处的位置。

在开始第二点之前，我们得首先说说，动植物之间并无明显特征的区分。尝试确定两者区别的行为无一成功过。就某种程度而言，没有什么植物生命的特征不出现在动物生命中，也没有什么动物生命的特征不出现在植物世界的某个物种或瞬间。于是，那些沉醉于清晰概念的生物学家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两者之间的区别看成人为的。如果要像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那样，必须为某物找出一个别的物种所不具备的静态特征，并以此来做界定的话，他们也许就是对的。在我们看来，适用于生命科学的界定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没有哪个生命表象未包含其他生命表象的本质特征，即便它尚处于潜在的初级状态。不同之处就在于所在比例的高低。只要我们能够证明这不是巧合，那这种比例的差别就能够用来界定种群，而这种群在发展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特点。一句话来说，既只能用有无强化特征的趋向，而非用是否拥有特征的现象来界定种群。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只要重视趋向而非状态，我们就会在动植物之间找出精确的界定和区别，发现它们关联于生命的两条不同分支。

此二者的分歧首先体现在摄取营养方面。众所周知，植物可以从空气、水分和土壤中直接获取生命所需的养料，尤其是碳和氮，是以矿物形式被吸收的。相反，动物必须通过植物，或其他把这些植物直接或间接摄入体内的动物，才能获取营养。所以说到底还是植物养活了动物。事实上，这条法则在植物世界里也不是完全通用。我们毫不犹豫地将茅膏菜、捕蝇草、捕虫堇等食虫植物归入了植物的范畴。另一方面，盘踞在植物世界里的真菌却活得像种动物：无论是靠发酵、腐生还是寄生，它们都是靠已经形成的器官组织来获取营养。由此可见，具体情况终须具体的分析，我们无法通过获取营养的区别来做一个静态的界定，一刀划清动物和植物的界限。但它们之间的不同却可以为二者的动态界定提供一个起点，当中标注出了动植物各自发展的道路。有个显著的事实，真菌安身于世界各地，数量之多难以想象，但它们却不能够进化。它们的有机形式并不高于组织，而在偏高等级的植物中，这种组织是在子房的胚囊中形成的，且先于新个体胚芽的发育。它们可以被称为植物世界中的流产儿。它们的各种类仿佛只是一连串的死路，似乎放弃了植物的营养摄入方式的它们都被带入了植物进化大道上的一个停顿点。而茅膏菜、捕蝇草和捕虫堇以及通常的食虫植物则和其他植物一样，从根部吸收营养；同样，它们也用自己绿色的部分去固定大气碳酸中的碳元素。它们的猎捕、吞噬和消化昆虫的能力多半都是因后来的一些极端情况才发展出来的，例如土地无法提供足够的营养。那总的来说，只要我们不过于在意特征的表象而把注意力放在它们的发展趋向上，只要我们把让进化持续前进的趋向视作本质趋向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植物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把从空气、大地和水中直接得来的矿物元素转化为有机物。但如今我们遇上了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区别，不过它和以上的内容并无联系。

动物无法直接摄入随处可见的碳和氮，它们必须搜寻包含这些元素的植物，要么就是那些已经从植物中获得了这些元素的动物。于是，动物不得不动。从在水滴里靠扇动假足搜捕有机物的阿米巴原虫，到具有搜寻猎物的感知器官和运动器官，以及协调感觉和运动的神经系统的高级动物，动物的生命在整体上看是以它们在空间中的运动为特征的。其最基本的形式为一小堆顶多裹着一层类蛋白膜的原生质，这层膜让它们得以自由地改变形状和运动。相反的是，植物细胞被包裹在一层纤维素薄膜中，这让它们不能移动。而且，在植物世界中，从最底层到最高层的个体都在强化这同一个习性，它们不需要移动，只需要从周围的空气、水和土壤中直接摄入矿物元素就行。现实中其实也有会动的植物。达尔文在一本著作中展示了攀援植物的运动。同时他还对一些食虫植物——诸如茅膏菜和捕蝇草——捕食猎物的才能进行了研究。金合欢是种敏感的植物，它的叶片运动众所周知。不仅如此，从植物叶鞘内的原生质循环，我们也能见证出其与动物原生质之间的联系。同时，在很多动物物种（通常都是寄生虫）中，有能观察到类似植物才有的固定现象。这里，再一次，我们不能就固定或移动这两个特征来区分站在面前的东西是动物还是植物。但在动物界中，固定通常看上去都像是该物种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不愿在往特定的方向进化下去；寄生虫就是这样，它的特征极似植物的特征。另一方面，植物的运动方式既没有动物那样的频繁也没有动物那么多的花样。通常来讲，它们仅仅演变自身的一部分，几乎从来不会延伸到整个身体。偶尔有些例外，植物会表现出一种主动性，似乎是一种沉睡许久的活力意外苏醒了。简而言之，虽然无论移动还是固定都既存于植物又存于动物的世界，但显然前者更趋于固定，而后者更趋于移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向清晰地指出了两条进化道路，而这两条道路足以界定何为植物何为动物。然而，再一次，固定和移动不过是一些更深层次趋向的外在表现而已。

移动和感知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关联。毫无疑问，高级有机物的感知力似乎绑定在某种理智机制上。神经系统越是发达，它对运动能做出的选择就更为丰富和精确；同样，与之相伴的感知力也更为清晰。但是，无论是这种运动，还是这个选择，还是因此而来的感知力，都不是神经系统出现的必要条件；后者只会成型于一些特定的方向上，分散于大量的有机物质之中，然后进入更高的强度等级，进入一种初级而模糊的活动中。我们越是观察低等的动物，越能发现它们的神经系统更趋于简单，与此同时，各物种之间的差异也随之增大，直至神经元素完全消失于分化程度较低的有机物中。然而，器官之间也是如此，组织结构也是如此；如果因为一只动物没有大脑就宣称其不具备感知力，其荒唐程度不亚于因为它没有胃而宣称其不能摄入营养。事实上，正如其他系统，神经系统也产生于劳动分工。它并没有什么新创的功能，只是通过给予它反射和自主的双重形式，把强度和精确度带入了更高的等级。为了完成一次真正的反射运动，它需要一整套存在于脊髓或骨髓中的机制。为了在数条已确定的活动线路中做出自由的选择，它需要各种大脑中枢——这是一个交叉口，各岔路的起点皆位于此——通往各种形式不同却又同样精确的运动机制。但在神经元素所不及，尚未聚合成一个系统的地方，反射和自主会以一种类似分裂的方式形成某个东西，而这东西既不具备前者的机械精确也不具备后者的智能游移。但它是一种尚未确定的反应，且也极为少量地参与了这两项行为，因此也具备模糊的感知力。这就是说，最低级的有机物，其感知力与其自由移动的能力成正比。在与运动的关系中，感知力是因还是果呢？某种意义上它是因，因为它指导着移动。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它又是果，因为是它在维持动力活动，而且，一旦活动消失，感知力就会消亡，至少都会陷入沉睡。很久以前，诸如根头虫之类的甲壳动物必定曾有过分化程度更高的结构，固定和寄生随着退化出现，神经系统几乎完全消失。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只有把所有的感知活动都定位于神经中枢上，有机物才可以进化。我们还能得知，这种动物的感知力甚至比分化程度更低、压根儿就没有神经中枢却又保有移动能力的有机物还要脆弱。

那么，那些扎根在地上，就地取食的植物，又是如何在感知活动的方向上发展的呢？那些包裹着原生质的纤维薄膜可不仅仅只让这些最简单的植物不能移动，还能在某种程度上让它免受作用于动物敏感神经上的、使之免于睡觉的外界刺激。由此，植物没有感知。然而，又一次，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些根本上的分歧。“无感知”和“感知”并不是能被机械地各自粘贴于植物细胞或动物细胞上的标签。当感知力沉睡退化为丧失移动力的寄生虫体内时，它也可以苏醒在获得了自由移动能力的植物中，此时它的苏醒程度与这种植物所获取的自由度一致。不过，感知和无感知仍然标注出了此二者所发展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看法，欲寻找感知动物的最佳样本，我们必须上升至该类物种的最高形式；欲寻找感知植物的可能案例，我们必须尽可能下降至植物类的最低层次——例如藻类的游动孢子，更普遍一点，下降至那些尚游离于动植物之间的单细胞有机物。就此立场、就此范围，我们应该以敏感神经和觉醒后的感知力来界定动物，以无敏感神经和沉睡的感知力来界定植物。

总的来说，植物从矿物质里直接制造有机物；有了这种能力，它得以免于运动和感觉。而动物呢，不得不四处觅食，于是走上了运动行为的发展路线，所以拥有了越发清晰、丰富的感知力。

现在，我们似乎发现动植物细胞拥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而最初的生命有机物是游离于动植物之间，同时拥有两者特征的。的确，我们方才看过了此二者的特征进化趋向，虽然有所区别，但又相互依存，同时出现在动植物两者之中，唯一不同的就是所占比例。通常情况下，这两种趋向之一会覆盖或摧毁另外一个，但在个别环境中那被压抑着的趋向将会重返舞台，夺回自己失去的位置。植物细胞的移动力和感知力并非不可唤醒，在条件允许或不得不觉醒时，它们将会焕发生机。另一方面，动物的进化一直以来都在被潜藏于它的植物趋向拖着后退，所以曲折、停滞甚至倒退。无论怎样充分，无论动物的特征呈现出怎样的活力，麻木和无感知一直在静待着时机。动物完全是靠疲惫的努力才保有这种特性，在它们进化的道路上，充斥着无数缺陷和衰败的实例，而这通常都与寄生习性相关；它们就是无数变道植物生命的样本。由此，所有证据都承载着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动植物同根同源，它们的祖先结合了这两种趋向最本初的状态。

但这两种在最初阶段共生的趋向一旦发展起来便不可同存了。于是有了拥有固定力和无感知力的植物，有了拥有移动力和感知力的动物。在解释这种分化的时候，并无涉及神秘力量的必要。只需一点便足够，生命会自然地倾向于对自己更为便利的方式，只是植物和动物各自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对自己便利的方式，来获取碳和氮而已。植物不间断且机械地从不停提供此类元素的环境中摄取它们；动物在感知力的指导下，通过间断的行动和瞬间的行为，在已经固定了此类物质的有机物上寻找它们。它们各自付出着自己的努力，换句话说，各自享受着自己的闲暇。也正是因此，我们才会怀疑自己能否在植物身上找到神经系统——无论形式多么原始。我们相信，它与动物持有的指导性意识是相对应的，是当它在用光将碳酸中的碳从氧中分离出来的时候，转化太阳辐射的能力。而它与动物持有的感觉能力相对应的则是它的叶绿素对光的易感性。现在可以看出，一套神经系统首先得是一个能协调感觉和意愿的机制，而植物真正的“神经系统”似乎是一个能协调易感性和叶绿素光合作用的独特机制——或者换个词来说，独特的化学过程：由此可见，植物并不具备神经系统，在植物身上，这种给予动物神经及神经中枢的冲动肯定已经完结了，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光合作用的能力。[就植物而言，在某些情况下，潜伏于它们身上的积极活动能力会得以恢复，动物也是一样，在一些特殊环境下，它们也可以把自己转化为植物的生命形式，然后自行发展出等同于光合作用的功能。事实上，玛利亚·冯·林顿的最新实验表明，一些鳞翅目的蝶蛹和幼虫能在光的作用下固定大气碳酸中的碳元素。［详见玛利亚·冯·林顿的《鳞翅目昆虫对碳酸的摄入》（L’Assimilation de l’acide carbonique par les chrysalides de Lépidoptères）］]

对有机世界的初步窥探让我们得以更精准地把握是何物将这二者联合，又是何物将它俩分离的。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讲到的那样，假设在生命的源头存在着一种努力，它朝物质存在的必然性灌输了极为大量的不确定性。这种努力不可能带来能量的创造，或者，就算它能，但那新能量的大小也不是我们靠感官和仪器能够测量出来、靠经验和科学能够推算出来的。那么，这个努力所能做的，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开发已然存在的能量。现在，它发现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办到这一点，那就是紧抓潜藏在物质当中的那些慢慢积累起来的能量。这样一来，它可以在任何需要行动的时候，只需牵一发，便可动全身。这种努力本身只会占据已被释放出来的能量。然而释放的过程，虽然总是等于或小于任何可被测算的量，但会随着重量越大、高度越高而越为有效——换句话说，可支配的潜在能量积累的越多，它就越为有效。现实情况中，我们星球表面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就是太阳。而问题就在这里：从太阳那里获得它不断输出，却又部分悬留于地球表面的可用能量，然后将其适当地储存起来，留给需要的时候，用在需要的地方，朝着需要的方向。构成动物的食物的物质就是这样的能量库。它们由非常复杂的、蕴含着潜在化学能的分子构成，就像炸药，只需一点火花就能把能量释放出来。那么，很有可能生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同时拥有这个炸药和它所需要的爆炸能力。这么说来，这些直接贮存了太阳辐射能量的有机物，在自由的空间运动中又将其释放了出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假设，第一批生物在不停地积累太阳能量的同时，也在运动中以间断且爆发的方式释放能量。也许，就算是在当下，那些带有叶绿素的纤毛虫——例如眼虫藻属——仍然呈现出了这种原始的生命趋向，虽然形式低劣，不可进化。动植物之间的发展分歧是否可被归结为对这个过程中两条岔路之一的遗忘？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是不是因为生命在这颗星球上所遇见的物质的根本属性拒绝了让共存于一个有机物身上的这两个趋向都能拥有长远的发展？可以确定的是，植物主要趋向于第一种，动物主要趋向于第二种。但如果自然在一开始制造这些炸药的目的就是为了爆炸，那么动物——而非植物——的进化就在全局上成为了生命的根本方向。

动植物之间的“融洽”，它们各自扮演的互补角色，可能正归结于在最初之时合二为一的那个趋向在它们身上都得到了发展。这种单一的原始趋向越是发展，越是难以在一个生物体内统一这两种原本相互交融的特质。由此分道扬镳，踏上了两条不同的进化之路；由此出现了在某些方面对立或互补的两种特征，而无论是对立还是互补，它们永远维系着一种共生的关系。当动物顺着不无曲折的道路，面朝一种在需要之时能越发被自由消费的能量进化之时，植物却选择了扎根原地，静静地积攒能量。我们不打算过于纠结这第二点。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类似于动植物划分的新划分中，植物必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最原始的植物细胞不得不独自固定碳和氮，但就在拥有超强氮固定功能的微生植物出现之后，它几乎就可完全放弃这个功能，甚至在碳固定的功能上提升几个层次。固定空气中氮元素的微生物，以及那些将氨化合物转化为氮化合物，再转化成硝酸盐的微生物，在最原始趋向的分裂中，它把整个植物世界内部的关系也分化成了植物相对动物那样的关系。如果能为这些微生植物建立一个特殊的王国，那就可以说，在这片领域内的微生动物及植物中，我们可以看见所有在最初被包含于一种相互关联状态的生命的分解，它源自生命在这个星球上找到的可支配的物质。那么，说这是一种“劳动分工”是否比较恰当？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四个字并不是进化的真实概念。存在劳动分工的地方，必然存在联合且聚合的努力。然而，我们所说的进化从来都是以分散而非联合的形式获得成功。它从不走向聚合，反而走向分叉的努力。在我们看来，那些存于特定事物之间的互补而融洽的关系，并非是在进化过程中因对适应环境的需求而产生的；相反，它只在一开始的时候才是最完整的。它始于原始的一致性，始于进化过程的事实——最初的时候，它们相互依存，完美互补——像一捆线束被分散开来，对应着它们的同步发展。

然后，那些被归入分裂趋向的元素其重要性也各不相同，换句话说，它们的进化能力各不相同。可以说，我们方才在有机物的世界中区分出了三个不同的王国。第一个只包含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微生物，而动物和植物则朝着令人羡慕的命运飞去。事实上，这就是划分趋向之后的普遍现象。在发展中的各种趋向当中，有的会无限延展下去，有的则或快或慢地走向各自的极限。后者并不直接来源于原始趋向，而是来自它的分支元素；它们是一些还将持续进化的真正基础趋向所制造和遗留下来的残余物。现在，我们认为这些真正基础的趋向承载着能够将其识别的标志。

这标志就像一个仍可看见的轨迹，标注出了代表基本方向的原始趋向中所蕴含的东西。一个趋向之中的元素并不是紧挨在一起的相互排斥的物体，它们更像是精神状态，虽然开始的时候总是孤零零的，但它们中的个体总会相互分享，于是最终它会包含它的主体的全部特质。没有什么是真正的生命表象。相反的，当我们在进化的一条线路上看见了本应发展于其他线路上的潜伏于原始记忆中的能力（recollection），我们就必须指出在我们面前的是从同一个原始趋向中分离出来的元素。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植物和动物展现出的是生命发展的两条主要分支。虽然植物因固定和无感知而被区分于动物之外，但移动力和感知力却仍然沉睡于它体内，作为原始记忆的能力，随时可能觉醒。但是，除了这些通常都处于沉睡状态中的能力，还有一些其他活动中的，并不阻碍基本趋向本身发展的能力。我们可以制定这么一个法则：当一个趋向在它发展的道路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每一个由此产生的细分趋向将会尽力去保留并发展原始趋向中的每一个与它现在的细分工作不相冲突的特质。这非常精确地解释了我们在上一章中探讨的问题，换言之，即在各自独立的进化线路上出现了相同的复杂机制。这种存在于动植物之间的深层次的相似也许并不存在其他的原因：生殖繁衍也许只对植物而言才是奢侈行为，对动物来说它可是必要行为，而将植物推到这一步的冲动肯定正是将动物推到这一步的冲动，这种最本初的原始冲动要先于这两个物种的分化。可以说，植物朝着复杂化发展的趋向也是一样。这种趋向是动物世界的根本，一直受到对越发广泛越发见效行为的需求的困扰。而对处于固定性与无感知的植物来说，它们呈现出这种趋向的唯一原因就是在最初承受了同样的冲动。最近的研究显示，当“突变”来临之时，植物所进行的改变是随机的；但我们相信，动物必定是在一条确定性高得多的线路上进化的。然而，我们不会在生命的原始双线条问题上做深入的探讨。让我们走进动物的进化历程吧，这才是我们更关心的东西。

我们说过，构成动物性的能力可以利用一种释放机制来将尽可能多地贮存起来的潜在能量转化为“爆炸”行为。最初的时候这种爆炸是偶然的，并没有预先确定好的方向。阿米巴原虫就是同时朝所有方向伸出它的假足。但是，随着我们在动物界的发展，可以看出身体形式其本身指明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方向，而能量就是顺着它们传输的。大量神经元素将这些方向标注了出来。现在，神经元素逐渐从尚未分化的有机组织中显现了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神经元素出现的时候，在它及它的附属物里，就已经拥有了能够将逐渐积累起来的能量突然释放的机制。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活体细胞都在一刻不停地释放着能量，以维持生理的平衡。而从一开始就陷于麻木的植物细胞，则全神贯注地从事起了这种维持工作，似乎它把这种在最初只是方法之一的手段一路坚持了下来。然而，在动物里，所有一切都指向了运动，这意味着一切都指向东奔西走的利用能量。是的，每一个动物细胞都会在维持生命的时候释放出足够分量——通常是全部——的能量；但作为整体的有机物会试图去吸引尽可能多的能量，让其进入动力运动生效的部位。所以，在有神经系统以及与之互补的感觉器官和动力储存器的地方，事情就应这样，即身体的其他部位仿佛是在为它们做准备，并在需要的时刻把能量传递给它们，迫使它们以某种形式爆炸出来（这是它的根本功能）。

实际上，在高等动物之间扮演食物角色的东西是极端复杂的。它首先要为器官提供修复功能，然后提供动物所必需的热量，让其能在外界温度变化的时候，尽可能独立地释放它们。因此，是它维持并支撑着有机物，神经系统就存于后者当中，神经元素也必须靠其存活。而一旦有机物不再向神经元素——尤其是它们掌控下的肌肉——传输它们所要释放的某种能量，那它们就完全无法存活。甚至可以这么推测，总的来说，这就是食物的根本及最终的目的。这并不意味着食物的绝大部分被用到了这个作用里。也许要花费大量的支出才能确保精力恢复，在扣除收集能量时的耗费之后，它将会消耗完的总量也许非常之小：这个总量依然是精力以及为了恢复精力而消耗能量的原因。所以动物需要的是食物中的能量。

似乎有许多事实指出，神经及肌肉元素与其他有机部分处于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先看看在各生命体中，不同元素之间的营养物质分布。这些物质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四价的，也称类蛋白，另一类是三价的，包括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类蛋白具有很好的可塑性，注定会被用作组织修复——然后，归功于它们所含的碳，它们偶尔还能提供能量。但供给能量的功能在第二类营养物质中有着更为独特的发展：它们并不是构成细胞的一部分，而是直接置于细胞当中；它们以潜在化学能的形式运输能量，并把它们直接转化成运动或热能。简而言之，类蛋白的首要功能就是修复机体，而另一类则是提供能量。自然地，类蛋白并无其他什么特别使命，因为机体的任意部位都需要维护。但其他物质并非如此。碳水化合物的分布极为不均，但对我们而言，这种分布上的不均匀具有最高级的启发意义。

以葡萄糖作为传输形式，以血液作为传输媒介，这些物质化作肝糖原存在于构成组织的各类细胞中。我们知道，肝脏的一个主要功能便是将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而办到这一点的就是肝细胞中的肝糖原。那么，在这葡萄糖循环和肝糖原积累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有机物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向肌肉元素和神经组织提供潜在的能量。有机物以两个不同的方式运作，结果都殊途同归。第一个方式中，它将储备好的大量能量提供给了肌肉细胞：相比其他组织，肌肉中蕴含的糖原总量是非常之多的。相反，在神经组织里，储量则非常小（神经系统的功能仅为释放储备在肌肉中的潜在能量，它从不在同一时刻去做过多的事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储备会在被释放出去的时候由血液补充回来，以此保证神经能够立刻重获潜能。所以我们说肌肉和神经组织都是很幸运的，前者贮存着大量的能量，后者总会在需求之时获得其意愿范围内的补充。

说得更具体一些，这种潜在的能量是来自需要肝糖原的“知觉—动力”系统，就像是有机物的其余部分仅仅是为了给神经系统以及它控制下的肌肉输送能量一样。是的，当我们把神经系统乃至“知觉-动力”系统所扮演的角色视作有机生命的调节器时，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在神经系统与身体其他部分交流的这种良好职能之中，它是否真的就是身体所服侍的主人呢？可一旦我们能考虑到潜在能量——哪怕仅在静止的状态下——在组织中的分配，我们就会偏向这样的假说；而一旦我们想到了能量释放和贮存的条件，我们就将完全认同这一种说法。假设“知觉-动力”系统和其他系统一样，同属一个等级，存在于整个有机物当中的它会静待潜在化学能的超标，否则不会执行任何的运作。相当于说，正是肝糖原的产物在调节神经和肌肉的消耗。相反，如果“感觉-运动”系统真是主人，那它运作的持续时间和覆盖范围将会——至少在一定范围内——独立于它所保有的肝糖原储备，甚至独立于整个有机物所保有的肝糖原储备。它将运作起来，同时其他组织会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潜在的能量。这恰好就是事实的样子，正如莫拉特和都佛的实验所显示的那样[详见1892年《生理学档案》（Archives de physiologie）。]。肝糖原的功能依赖于控制它的敏感神经，而敏感神经的运作又从属于某物对运动肌的刺激——这么说来，肌肉在不计成本的运动中消耗掉了糖原，也耗尽了血液里的葡萄糖，最后让不得不朝耗尽糖原的血液中补充储备糖原的肝脏开始生产新的糖原。如此一看，一切都是从“知觉-动力”系统开始；一切都汇聚于这个系统；而我们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有机物的其余部分都是在为这个系统服务。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长期绝食会带来的后果。在那些被饿死的动物中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是，虽然它们的大脑几乎完好，但身体的其他器官却多多少少地减重了，同时细胞也承受了深度的异变[德·马纳塞涅，《完全失眠症影响的实验观察》，［出自《生物学档案》（Arch. Ital. debiologie）1894年第21卷322页起。最近，在一个因绝食35天而死于营养不良的人身上做了类似的观察。可在1898年的《年度生物学》第338页塔拉克维奇和斯查尼的论文摘要上查阅该案例的详情］。]。这看上去似乎是身体的其他组织曾竭尽所能地维持神经系统的完好，仅把自身当作全神经系统的一种手段。

总结一下：长话短说，只要我们同意依据“知觉-动力”系统去理解大脑—脊髓神经系统以及在它其中的知觉器官和它所掌控的肌肉组织，我们就可以说，高级有机物于本质上就是在消化、呼吸、循环、分泌（诸如此类）系统上加装了一套“知觉-动力”系统；上述的几种系统其功能在于修复、清洁和保护后者，创造出持久的内在能量，以转化为动力运动[居维叶曾说：“实际上，神经系统就是动物的全部；其他系统仅仅是为其服务。”［摘自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Arch. du Museum d’histoire naturelle），1812年，第73-84页］。当然，必须对这个公式加以大量的限制——例如，允许包含神经系统在内的降级和退化现象的存在。不仅这样，神经系统必须既包括知觉器官又包括运动器官，它在其中扮演调节器的角色。详情请见Cf.福斯特在1885年于爱丁堡为《大英百科全书》编写的“生物学”词条。]。的确，越是完善的神经系统，就越是需要能够维持它发展的各种功能，最后其自身也越发精准。鉴于神经活动来自快要将其淹没的原生质群，它不得不在它周围聚集各类可以支持它的活动。它们的发展必须基于其他活动，这再一次依赖到了其他活动，并无限地以此类推。有机物就是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运转中越发高级，一路通往无限。对这些有机物中的某一个进行研究，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兜着同一个圈子，因为一切仿佛都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但这圆圈必定有一个中心，这中心正是延展在知觉器官和动力组织之间的神经元素的系统。

我们在这里就不过多探讨这一点了，因为它在我之前的作品中已经有过深入且详尽的说明。我们只需回想一下，神经系统的发展受到了可供生命选择的两个方向的影响，前者既对运动更加精准的适应，后者则是更大的自由程度。乍一看这两个趋向相互对立，实际上它们也的确这样；然而，一条哪怕处于最低级形式的神经链也能成功地将此二者协调起来。另一方面，它标注出了一条介于外围各点——知觉和动力——之间的清晰路线。由此，它将一个原本散漫在原生质群中的活动汇聚成型。但是，在另一方面，组成它的元素有可能是断断续续的；无论怎么说，就算它们交杂在一起，都会呈现出功能性上的不连续，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在一个类似交叉路口的地方终止，让神经流得以选择它的方向。从最卑微的无核原虫，到鬼斧神工的昆虫，再到最具智能的脊椎动物，这个进程最主要体现出的就是神经系统的进程，它会在每一个阶段连接起这个进程所需的一切新型机理构造和复杂机制。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始时预示的那样，生命为物质注入了某种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例如不可预见性——是生命在进化的道路上创造出来的形式。同样，不确定性越多，自由度就越高，这些形式成为了活动的载体。在一套神经系统中，神经元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首尾相连，在它们的各个末端会有各式各样的岔路，这些岔路自身会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故神经系统就是不确定性的大杂烩。我们相信，耗费在创造这类器官上的生命冲动的主要能量，只需一瞥有机世界便可被轻易发现。只是，对生命冲动本身做出一些解释还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绝不能忘记，贯穿整个有机世界的力量是有限的，它总是寻找机会超越自己，且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老是力不从心。激进派目的论的错误和幼稚正是由于对这一点的错误解读。它将整个生命世界的样子表述为一个架构，一个类似于人类行为的架构。一切布局都是为了让机械的功能达到理想状态。每一个物种，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然后万物合一，走进一场音乐会，表面上的不妥之音其实是为了发出最深刻的和声。简而言之，自由中发生的一切都如同人类只能所造就的一切，兴许成就微不足道，但至少成果和付出的关系总是如此恰如其分。

但生命进化中从未有过此类的实例。耕耘和收获不成正比。在有机物世界里从下往上，我们的确是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努力；但往往英雄气短，有时被反力量抵消，有时候误入歧途，目的被形式蛊惑，实相被镜像催眠。哪怕在它最完美的作品里，它战胜了外界的阻力，也战胜了内在的自己，但这实则是得益于它所具备的物质实体。这一点，我们自身都能够感觉。我们的自由，在运动中得到了证实，创造出了愈发增长的习惯，若无一种持续的努力能使其不断进步，这种习惯便会被扼杀：让它无懈可击的是“无意识的行动”。思想之河道冻结了意识之川流。词句和观点，由此而敌对。

文字刺杀了灵魂。最狂热的激情一旦具化为行动，自然就沦为对私利或虚荣的冰冷算计，它们极易披上其他的外衣，若我们不知道死者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生命的特征，那我们将困惑不已，怀疑起自己的真诚，否定了爱和善良。

造成这不和谐的深层原因潜伏在已然无法弥补的节奏差别之中。生命普遍地自行变化着；生命的特殊表现形式被迫接受了这种变化，还总是慢它一拍。生命的移动永远走在前面；它们想要用自己去标志时间。普遍进化要走的并非一条大直道；每一个物种的进化都是迂回前行。正如当风掠过时被卷起的沙尘，被生命飓风推动的生命也在围绕自己旋转。由此它们相对稳定、看似静止，让我们把它们视作东西而非进程，也忘记了它们那恒久不变的形式不过是一个进展的外在表象罢了。然而，当一切浓缩为稍纵即逝的影像时，承载生命的无形呼吸将在我们的眼前具象起来。有时，当我们身处母爱的某些表现中时，这种启发突如而来，它摄人心扉，在动物中也是一样，甚至当植物在关照自己的种子时也是这样。这种蕴藏着生命奥义的爱也许能向我们传递生命的秘密。它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代代相承。它让我们得以一窥，生命本身就是一条大道，生命本质则是传送生命的进程。

普遍生命和其中表现形式之间的对立充满了数不尽的相同特征。也许能说，生命趋向的是最大程度的行动，然而每个物种却更愿付出最小程度的努力。考虑到其真正本质——即各物种之间的过渡，生命是一项不断发展的行动。但被生命穿过的每一个物种都只会顾虑其自身的便利。这让它们更倾向于只需付出极少劳动便可获得的成果。它专注于将要采取的行动，从而陷入了局部的沉睡，忽略了生命的其余部分。这么说来，生命为创造新形势而采取的行为，以及让这种形式成型的行动，是两种截然不同、往往对立的运动。前者紧随后者，只是必须偏离其自己的方向，反之则无法继续。就像一个正在跳过障碍的人，他必须把视线从障碍物上挪开且一直盯着自己。

就其定义而言，生命形式就是得以让生命存活的形式。无论你对有机物适应环境是做何解释，理由肯定是很充分的，因为反正这物种存活了下来。就这个角度来看，古生物学和动物学描述出的每一种传承下来的物种都是生命造就的成果。然而，一旦我们将每一个物种都对应到进程——它将物种丢弃在半路，并未带领它们通往早被设置好的目标——上时，我们得到的将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通常，这进程都偏离了航线；同样普遍的是，它并没有持续太久；原本的无垠大道变成了终点站。从这个全新的观点去看，似乎失败才是常态，成功反而是例外，而且总有瑕疵。我们将会看到，在动物转变其目标的四个方向中，有两条是死胡同，而另外两条上的努力往往和成果不成比例。

资料文档很难重现这一历史的细节，但我们仍可勾勒出它的主线。我们已经说过，动物和植物肯定在很早以前就从共有的族系中分离了出来、植物陷入了静止的沉睡；动物相反，觉醒程度越来越高，为了征服神经系统而不断前行。也许，动物世界的努力创造出了拥有一定活动能力的简单有机物，它们尚未定型的形状能让它们踏向无数不可知的未来。这些动物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蠕虫，但也有一些区别：能与之进行对比的当代蠕虫，只是拥有无限可塑性的空洞而固定的实例，孕育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是棘皮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

在它们的前方埋伏着一个危险，这个障碍也许曾阻断过动物生命的上升。一旦我们回收远古时期的动物，就会忍不住被它们的一种特征所震慑，它们似乎被囚禁在固态的套子里，而这套子常常妨碍它们的运动，有时还让运动功能完全丧失。相比当代，那时的软体动物无一例外的长有外壳。节肢动物也普遍背着硬硬的甲壳，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甲壳动物。更古老的鱼类则被极为坚硬的骨质鳞片覆盖[要查看这些不同的观点，请参见高德伊的《古生物哲学论文》（Essai de paléontologie philosophique）中第14-16页和第78-79页]。要探寻这普遍事实的原因，我们必须深入一个趋向，那就是软体有机物为了自我保护而努力使自己变得不容易被对方吃掉。每个物种都会在演变为该物种的路上选择尽量简单的方式。这就像一些原始的有机物，它们放弃了从无机矿物中生成有机物，转而从植物身上摄取现成的物质，它们用这种方式踏上了动物生命的道路。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动物世界里，许多动物都得依靠吃掉其他动物来维持生命。对动物来说——动物意味着可以动——它们可以利用其移动能力去搜捕那些防御力较低的动物，像吃植物那样吃掉它们。于是，能动的物种越多，被吃掉的风险就越高。由此，动物在通往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具移动力的道路上遭遇了一次突然的停滞。棘皮动物坚硬的钙质皮肤、软体动物的外壳、节肢动物的甲壳以及远古鱼类的骨质胸甲，可能都来源于动物物种的同一种努力：在敌对物种面前保护自己。然而，保护动物的胸甲却降低了它们的移动力，有时还把它们固定在了原地。若说植物是以把自己裹进纤维薄膜的方式放弃了感知力，那动物就是因为把自己关在了一座堡垒或盔甲中而陷入了局部的沉睡。棘皮动物，甚至一些软体动物至今都处于这种麻木状态中。兴许，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也都随时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中。然而，它们躲过了一劫，这种幸运的环境要归功于高级生命形式的扩展。

事实上，在两个方向中，我们都能看到生命运动的冲动在重获主动权。鱼类脱下坚硬的胸甲，换上了鳞片。而在更早之前，昆虫就已经出现了，它们同样丢弃了曾守卫着祖先的盔甲。更高的敏捷度成为了它们新的护身法宝，这让它们既能逃离敌人的追捕，又能发动更为有效的进攻，还能选择遭遇战的地点和时间。在人类的武器发展史中，我们能找到相似的进程。最初的动机只是为了寻找掩护；接着，稍有进步了，人们开始追求更强的敏捷，以供逃跑；最重要的是学会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于是，古希腊重甲步兵被古罗马兵团取代；全副武装的骑士不得不让路给轻装上阵的步兵；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生命的进化道路都正如人类社会和个体命运的发展，最伟大的成功不外乎战胜最严峻的风险。

那么，移动力的增进显然是为了动物的利益考虑。正如我们曾说的，普遍状态下的对环境的适应，物种的任何演变都是为了其自身的独特利益服务。这为变异给出了直接的原因，但通常这只是最表象的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正是把生命推入这个世界的冲动。是它让生命演变出动物和植物，是它给予动物灵活机动的形式，是它在动物世界遭受麻木威胁的时候，确保——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它们能唤醒自己，继续前进。

在脊椎动物和节肢动物各自进化的两条道路上，发展（排除因寄生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退化）最首要的部分就是“感知—动力”系统。它寻求着移动性和灵活性；同样被寻求的还有运动的多样性——经过多次实验性的尝试，且在最初的时候也并非没有一条通往物质过剩和强大力量的趋向。但它却是在诸多分叉的方向上进行着探寻。只需对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看上一眼，我们就能找到不同。节肢动物的身体由一系列或长或短的环节构成；这让它们的机动能力被分配给了诸多——有时甚至数不胜数——附肢，它们中的每一节都拥有独特的功能。而在脊椎动物身上，行动能力被浓缩到了仅仅两附肢体上，且它们的实际功能并不严格受限于它们的外观形式[关于这个课题，详见纱勒的《个体论》（The Individual）中第118-125页。纽约，1900年]。这种独立性在人类身上体现得最为完整，我们的手可以用来从事任何工作。

这至少在我们眼中是这样。但在我们所见的背后，也许还存有一些推论——两股力量，存于生命内在，于一开始的时候相互交融，却又注定了会在成长的旅途中分道扬镳。

要定义这两股力量，我们必须全面考虑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进化，它们分别标志着各自的顶点。这个点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呢？这里，几何学意义的精确性会再次让我们误入歧途。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标志性符号去判断同一条进化线路上的物种谁更高级。这儿有各式各样的特征，必须在各种特殊案例中进行对比和衡量，才能得知哪些是基本特征、哪些是偶然特征，以及它们要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够被纳入考虑范围。

毫无疑问的，成果是判断优胜的最普遍标准。就某个层面而言，这两个词语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在生物体的意识之中，成功必须有一种能够在各种环境中生存发展，穿越无数困难和阻碍，然后占据尽可能多的广阔天地的品质。一个敢于将整片大地都宣称为自己领地的物种才是真正的领主，由此也是较高等级的物种。例如人类种族，它代表着脊椎动物进化的顶峰。在节肢动物中，昆虫——尤其是膜翅目昆虫——也是如此。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类是地上之主，蚂蚁是地下之主。

另一方面，一些出现稍晚的物种大多是退化后的物种；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某种造成退化的特殊原因。按道理说，这些物种理应比之前更为高级，因为它本该站上进化中更高等级的舞台。如今人类应该算是脊椎动物中登台最晚的物种[雷勒·昆顿对该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食肉动物和反刍动物，以及部分鸟类都出现在人类之后［详见昆顿的《有机界之海》（L'Eau de mer milieu organique）第435页］。这里我们可以说，虽然我们的普遍结论和昆顿先生的截然不同，但也并非就是完全矛盾；因为一旦进化真是我们所说的那样，那脊椎动物肯定曾为了让自己生存在最有利的活动环境下——实际上，生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环境——而做出了努力]；而在昆虫物种中，没有谁比膜翅目昆虫来得更晚——除非它属于鳞翅目，这个物种多半是退化的产物，寄生在开花植物上。

那么，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了相同的结论。节肢动物的进化在昆虫——尤其是膜翅目——身上到达了顶点，而在脊椎动物处于相同地位的则是人类。那么，由于昆虫世界里无孔不入的本能——它在膜翅目昆虫中有着奇迹般的发展，远超过其他类型的昆虫——我们可以认为，在排除指向植物生命形式的退化之后，动物世界的全部进化就发生在两条相互对立的道路上，一条通往本能，另一条通往智能。

植物的麻木、本能和智能——在动植物共有的根本冲动中，这些元素是同步发展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无法预见其形式，但它们在其中被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它们随着各自的成长而逐渐分离。一个始于亚里士多德，且已经严重扭曲了自然哲学的重大错误认为，在植物、本能和理性生命中存在的是同属于一条趋向当中的三个相继出现的发展等级，但实际上它们是随着成长而分离的三个全然不同的方向。不是说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或者说通俗点：等级——而是说，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型。

在这一点上多花点心思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已经看过植物和动物是怎样相互独立，又怎样相辅相成的。现在我们必须展示的是，智能和本能也是既相对又相生的。但还是让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是凭什么去普遍判断孰优孰劣的。现实中的它们根本就是不同的家伙：它们并没有相互传承，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划入不同的等级。

正是因为在太初之时相互渗透的智能和本能保留了一些它们的共性。我们从未看见过存在于纯粹的智能或本能。我们说过，潜伏在植物体内的感知力和移动力处的可被唤醒的休眠状态；而动物则一直生活在坠入植物生命形式的阴影之中。这两个趋向，从一开始就彻底地交融在了一起，之间从未有过完全的隔断：它们无止境地相互萦绕在对方那里。不同的只是所占据的比例。没有哪种智能当中找不到本能的踪影，更没有哪种本能不被智能所围绕。正是这个智能外套造成了诸多误解。表面看去，本能多多少少有点智能的感觉，所以有人觉得本能和智能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复杂和完美程度，更直观的是，其中之一相对另一个更具表现力。事实上，此二者相互依存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能够互补，而它们得以互补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同，本能中的本能反应能力刚好对应着智能中的智能思考能力。

我们一定要详谈这一点。它是最重要的一点。

让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先说一下，我们将要到达的彼岸将是世所不容的；因为我们要给本能中的本能反应和智能中的智能思考下定义，但所有具象的本能中都混进了智能，正如所有真实的智能中都渗入了本能。不仅如此，无论智能还是本能，都没有把自身引入僵化的定义：它们是趋向，而非实物。同样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这一章中认为智能和本能是被生命顺着自身发展轨迹一路安插的表现。现在，生命通过一个有机物显露出来，在我们的观点中，这生命是要以某种特定的努力从物质世界中获取某种特定的东西。如果我们感受到的是本能努力和智能努力之间的差异化，如果我们能看透这两种模式在精神层面的活动，那毫无疑问其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两种对待非活性物质的截然不同的手段。这种对它们相当狭隘的看法其实也有个好处，它为我们在区别二者的时候提供了客观的依据。然而，它又只能给我们一个中间位置，普遍智能和普遍本能则围着它上下摇摆。出于这个原因，读者看见的将会像一个表格，其中，智能和本能的各种表象要比它们原本呈现出的样子更为鲜明，而因为它们各自的不明确性和相互渗透性而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过渡则被忽略了。我们没必要在这非常朦胧的物质中力求清晰。让两者的表象更显柔和，并修正图标中几何意义太强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用生命的灵活去替代图标的僵硬——总是能让事后的工作更加简单。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标志时间究竟是哪一天呢？是第一批武器、第一批工具被打造出来的时期。布歇·德·佩特斯在奎格农-磨坊采石场的发现所引起的著名争议，至今都没有被人忘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发现的究竟是真正的短斧还是因意外而被破坏的打火石。我们假设就是短斧，那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出现的智能了，说具体一点就是人类智能，这一点无人怀疑。现在让我们看看有关动物智能的趣事：除了很多被解释成模仿一类的行为之外，对于它们的某些行为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称其为智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制造意识的萌发，无论是它们自己制造了一件工具，还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去使用人类的工具。猿和大象是智商仅次于人类的动物，它们有时可以使用人类制造的工具。位于它们之下很近位置的是能够辨别人造物品的动物：例如狐狸，人类的陷阱在它眼中真的就是一个陷阱。不用说，具备逻辑推理能力的动物都具备智能；然而，把过往的经历灵活运用在当下经历方向上的推理，已经算得上是发明的第一步了。一旦这种意识具象成了某种“人”造的物件，那发明也就完成了。朝向这个成就的动物智能更像是朝向一种观念。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它并不能真正的造出并使用工具，但却可以借助自然赋予的本能所上演的极端变化而为此做好准备。而对于人类智能，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它的机械发明能力从一开始就是它的基本特征，直至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在围绕人造品和工具运用，那洒满进化之路的发明同时还标记着它的方向。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花费了远多于改变工具的时间来改变自己。我们个人乃至社会习惯的持续时间也远超过让这些习惯得以成形的环境的持续时间，所以一项发明的最终影响要真正为人们所注意，肯定是在它已经失去了新奇感之后。一个世纪以前发明的蒸汽引擎，到了今天才让我们感受到它对我们的冲击有多大。然而，它在工业界造成的革命却彻彻底底地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新的想法不断涌现、新的感受破茧成蝶。站在宏观的角度，远观千年以来，那些过去时代的模糊轮廓、那些战争和革命，都显得无足轻重，无论它们是否为人所铭记。然而，蒸汽机和与之一道出现的发明却像历史上的青铜和切削石器一样，标注出了一个时代[保罗·拉贡曾着重强调过伟大发明对人类进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详见其所著《科学史探查》（De Phistoire considérée science），重点在第168-247页］]。如果我们能够放下所有的傲慢，如果我们能够严格把握历史告诉的人类和智能那从未改变的特质，那当我们在界定自己物种的时候就不该说“智人”，而该说“制造人”。简而言之，智能的最初特征似乎就是一种能够制造物品，尤其是用工具来进行制造的机制，也是一种能够改变造物的能力。

那么，一只不具备智能的动物是否也能制造工具或机器呢？当然，只是它们的工具成为了使用者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动物还拥有一种与这工具相关联的使用本能。是的，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一切本能都包含于一个能够使用天生机制的自然能力中。如此的定义并不是罗曼尼斯所说的“次级”本能；而不止一个“主要”本能并未包含在其中。但这个定义，正如我们暂时对智能的定义一样，至少能确定各式各样的本能在理想状况下能够企及的范围。是的，我们常说绝大部分的本能都只是器官运作的延续或对器官运作的完成。本能活动从何而来？这自然的能力又将止于何方？我们不得而知。在幼虫结茧、破茧成蝶的过程中，蜕变往往需要具备主动性的幼虫做出适当的行为，在动物本能和生命材质的器官运作之间并无明显的分界。我们也很乐意说，要么是本能器官化了即将投入使用的材质，要么就是器官化的进程紧随在必须使用器官的本能之后。昆虫最神奇的本能也就仅仅是将自己的特殊结构发展成运动：的确，社会生命在个体中进行了劳动分工，从而给不同的个体赋予了不同的本能，在不同的结构中我们也能够看出相对应的区别：蚂蚁、蜜蜂、黄蜂和一些伪脉翅目昆虫的多态性众所周知。由此，如果我们只考虑这类智能和本能均大获全胜的案例，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最根本的不同：本能最擅长的是对有机组织的运用甚至构建；智能最擅长的是对无机物件的制造和使用。

这两种行为模式的优势和劣势都非常明显。本能发掘出自身的可操作器具：这些能够自我构建和修复的器具和所有自然的造物一样，总有一套极端复杂的细节架构，却又指向一个非常简洁的使用功能，它会在受到需要的时候毫无困难地立即投入运作，其完美程度往往使人震撼。随之而来的是，这种器具还保留着几乎不能变更的结构，因为结构的改变会引发物种的改变。因此，本能必须特殊化，它并非什么高深的东西，只是为了达到物种目标而对物种器具的利用。相反，由智能构造的器具则并非完美的器具。它需要花费努力，要操控它还挺麻烦。但由于它是用无机物制成，故可以随意变换其形式，也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将生物从不断涌现的新困难中解放出来，并赐予它无限的力量。虽然它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不如自然器具，但随着紧迫度的下降，它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最重要的是，它是为制造它的生物量身定做的；因为它让制造者获得了一个新的功能，我们可以说它扩展了制造者的器官，它就是天然器官在人造品上的延生。对于每一个需要它去满足的需求来说，它又创造出了新的需求；如此一来，它并没有把动物封闭在一个只能无意识移动的圈子里，而是为活动新开了一片广阔天地，随着它在其中越来越深入，它创造出的自由也越来越多。然而，智能相对本能的这种优势只有在后期才能得以显现，那时的智能已经把结构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不断创造着极具建设性的器具。起初，人造器具和自然器具之间的优劣取得了很好的平衡，以至于很难预测究竟谁会把生命带入一个更加宏伟的帝国。

我们可以推测，它们始于相互包容，最早的精神活动能在同一时刻包含两者，如果我们回溯得足够遥远，就会发现一些比当今昆虫本能更接近于智能的本能，以及一些比当今脊椎动物的智能更接近于本能的智能；在那个初级阶段，智能和本能都还无法控制物质，沦为了物质的囚徒。如果生命内在的力量是一股无限之力，那很可能它会在同一时刻让本能和智能在同一有机物上共同发展。但似乎一切都指出这力量是有限的，它在刚刚得以呈现之时就耗尽了自己。它很难在同一时刻深刻地走入不同的方向：它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那么，它面对着两个能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选择：要么直接创造出一个有机器具，要么间接地通过有机部分——而非将其化作自然器具——去制作一个无机的物质工具。由此，智能和本能随着各自的发展越发分离，却又从未完全隔断过。另一方面，昆虫身上有一种优秀本能，正好闪耀着智能的微光，那就是它们对筑巢地点、时间和材料的选择：例如蜜蜂，个别情况下它们会在露天筑巢，此时它们会发明一些全新而富于智能的蜂巢结构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但是，在另一方面，智能对本能的需求甚至超过了本能对智能的需求；要为天然物质塑形原本就关系到一种高等级的有机物——这等级之高是动物不可企及的——而这有机物本身就是基于本能发展来的。所以，当自然索性让节肢动物朝本能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在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身上都观察到了智能的——与其说发展扩张，不如说——努力争取。但构成脊椎动物精神行为基础的仍是本能。不过，其上的智能仍随时准备着取代本能。智能在组建器具上尚未取得成功；但至少它正努力地尝试着，尽可能多地执行它试图取代的本能的功能。智能的大获全胜只发生在人类身上；人类的自然属性难与敌人和饥寒抗衡，而这正好反衬出智能的成功。一旦我们努力去衡量它的意义，这不足之处便显露出等同于史前文献的价值；它是智能和本能最后的诀别。但毫无疑问的是，自然曾在这两项精神行为模式——一个能确保立马见效，另一个充满风险，如果无法取得独立那就成了劳神费力，而一旦取得成功就将拥有无限的可能——中摇摆不定；这里，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最大的回报需要面对最大的风险。由此看来，本能和智能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两套不同的适用方案。

因此，本能和智能产生了深刻的内部结构差异。在这儿，我们只讨论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的方面。可以这么说：本能和智能相当于两门截然不同的知识。但我们首先还是要解释一下何为普遍语境下的意识。

曾有人问本能上的意识能达到何种程度。我们认为本能中的意识也分为大量的等级，互相之间差异极大；有时本能也多少具有意识，而另外一些时候本能又是无意识的。我们即将看到的是植物也具有本能，虽然这本能多半没有感知能力。即便是动物，也难以具备不无意识——至少在其运动时——的复杂本能。但我们在这儿不得不指出一个不常被人察觉的区别，那就是在这两种无意识之间，一个是意识缺席，一个是意识抵消。两者都等于零，但一个零的表示的是压根儿没有，另一个零的表示的是正负相抵。一个向下坠落的石头的无意识就是前者：石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往下掉。在本能无意识的极端案例中，本能的无意识是否也属于这一类呢？当我们机械地做出习惯动作，当梦游症患者自发地行动的时候，此刻的无意识多半是绝对的；但这完全是因为行为本身的执行压过了它的表现。这些行为的执行和理念融为一体，使得意识无法立足于二者之间。表现被行为停止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一旦行为的完成受到阻碍，意识随即就会出现。存在的意识被实现，然后填充表现的行为被抵消掉了。阻碍并没有带来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它仅仅造成了一个空缺，把停下表现的行为给移除掉了。行为在带来表现时的匮乏正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

倘若我们更仔细地对其观察，就会发现意识是环绕在可能行为或潜在行为周边的光芒，而此类行为又围绕生物做出实际的行动。它等同于犹豫或抉择。在充满各种同等的可能行为，却又没有发生任何实际行动的地方（例如尚未得出结果的沉思），意识将会强化。而在仅有一种可能行为的地方（例如梦游症或更集广义的自发性行为），意识就被弱化为零。一旦我们发现在一连串规则行为中，它的最后一个已经在第一个中得到了预示，那意识和知识就多少存在，另外，意识还会在遇到阻碍的时候从中闪现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生物的意识也许该被视作潜在行为和实际行动之间的数值差异。它衡量出了表现和行动之间的间隔。

可以借此而推论，智能往往会指向意识，而本能往往会指向无意识。因为，当被使用的器具是被自然有机化的，也是由自然物质结成的，且使用的结果也被包含于自然的意志之中，那所留下的选择也就微乎其微了；表现中的固有意识因此相互抵消，无论何时它想要通过行为释放自己，这种与表现相同的行为将构成它的抵消之力。在意识出现的地方，本能都不会像在影响它的障碍物中那样发出光芒；正是本能的缺陷，这种存在于行为和目的之间的距离，成就了意识，于是这里的意识就是一个意外。根本上讲，意识强调的只是本能的起点，一整套自发运动就是从这个点上涌现而来。相反，缺陷正是智能的通常状态。在困境中苦干是智能的唯一本质。智能最初的功能就是制造非器官化的工具，因此就算面对着重重困难，它仍不得不选择自己的工作地点和时间，以及用于制作的形式和材料。而且，它永远不会完全地自我满足，因为每满足一个需求，新的需求就会诞生。简而言之，当本能和智能都关系到知识的时候，本能中的知识是被执行和无意识的，智能中的知识则是被思考和有意识的。然而，与其说这是类型上的区别，不是说是程度上的区别。如果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意识，那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根本看不出两者的真正差别。

为了获取根本上的差异，我们必须跳出照亮此二者的或明或亮的光线，直接走进两个由本能和智能分别主导的具有深度差异的物体。

当一只马蝇在马腿或马肩上产卵的时候，它似乎知道它的幼虫必须在马胃中成长，也知道这匹马会在舔自己的时候把幼虫带入消化道。而当一只有毒的黄蜂叮向受害者的神经中枢，使其在不被杀死的前提下丧失移动力的时候，它就像一名熟练的昆虫系外科医生。但是，我们又该如何评论那种经常被人提到的小甲虫，西塔里斯甲虫呢？这种虫子会把卵产在条蜂属蜜蜂挖下的地道入口里。它的幼虫会在经历漫长等待之后，趁雄蜂出门之后搭上它的身体，附着在它的身上，一直持续到“交配飞行”的时候，抓住机会从雄蜂身体转移到雌蜂身体，静待它产卵。接着，它跳上浸在蜂蜜中的蜂卵，把它作为食物，在几天之内将其吃光，把卵壳作为外套，开始经历它的第一次蜕变。浮于蜂蜜之上，它形成了器官，并把蜂蜜作为营养补给，成为了一只甲虫，一只完美的昆虫。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指出，西塔里斯甲虫的幼虫自出生开始就知道雄蜂会首先出现在洞口；同时还知道交配时的飞舞会让它得到转移至雌蜂身上的机会，而雌蜂又会把它带到存放着能为蜕变提供养料的蜂蜜的地方；而在蜕变之前，它还可以吃条蜂卵，这除了能让它在这段时间得到食物、爬到蜂蜜上层之外，还可以消灭掉来自卵里的竞争对手。所有这些，都在说明西塔里斯甲虫仿佛知道它的幼虫清楚这些一样。这些知识——如果这里存在知识——是不言而喻的。这知识并没有向内反映在意识当中，而是向外反映在实际行为中。另外，这些昆虫的习性还牵涉了一个概念，它针对于在特定时空点上的特定事物的存在或被产出，持有这种概念的昆虫无须学习就已经懂得。

那么，如果我们以相同的视角看待智能，我们会发现它同样无须学习便可知道很多事情。但这两个案例中的知识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千万要避开那些针对固有概念的古老哲学争论。所以，我们仅将讨论局限在各方都能认同的观点上，即小孩能很快学会的东西，动物究其一生都无法习得；这么看来，智能也和本能一样同属固有能力，所以它也是一种先天性能力。但是这种固有智能，虽然具备理解机制，却并没有一个直接理解的对象。新生儿初次找寻母亲的ru头，显示出它对自己前所未见的东西具有一定的理解（毫无疑问，这是无意识的），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它的先天知识具有一个特定的理解对象，所以这种知识属于本能而非智能。所以智能并非某些客体的先天性知识。然而，如果智能无法自然而然地知道事情，那它也就没什么先天性了。那么，被万物忽视的智能能不能去理解万物呢？除了物，还有关系。离智能相差甚远的新生儿既不知道特定的物件也不理解任一物件的属性；但在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他就会听到某个实物的名字，这让他立即理解了这个称谓所指代的意思，自然也就领会了名称与实物之间的关系，相同的情况还包括由动词表述的普遍关系，这种关系能够迅速在脑中生成，就算说话时脱离它，人们也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例如原始语言就根本没有动词。因此，智能生来就会利用各种关系，诸如相似关系、内外关系、因果关系等，所有包含主语、定语、谓语的短语全都潜藏着这样的关系，无论这短语是被直接表述出来的还是在心里理解到的。也许有人会问，智力是否具有针对这些特殊关系的先天知识呢？去判定它们是很多不可简化的关系，亦或它们可以被归纳入更普遍的关系，这是逻辑学家的工作。但是，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分析思维，最后总会通往一个或多个大体范围，而由于先天就能利用它们，所以意识占据了有关这些范围的先天知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本能和智能中，无论是什么先天知识，前者都基于物而后者都基于关系。

哲学家区分出了我们知识的物质和形式。物质是感知机制提供的处于基础状态的东西。形式是为了搭建出系统知识而建立在这些物质之间的所有关系。这种形式能否脱离物质称为知识呢？假设这种知识不像我们拥有的习惯那样被占据得如此稳固的话，那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所谓的习惯，与其说是状态不如说是方向：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说它是注意力的一种天然指向。指导老师会教授分数的学生会在懂得分子和分母之前先画出分数线；这么一来，他便会得知这两个东西存在某种普遍联系，哪怕他并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他知道了覆盖物质的形式。在我们的体验被植入的领域中，会在体验出现之前发生同样的事情。就让我们使用约定俗成的词汇，给智能和本能做出一个更为精确的界定吧：处于先天范畴的智能是针对形式的知识；本能则是对物质的知识。

从第二个观点——即用知识而非行动——来看，存于生命中的固有力量再一次以一种有限动力的形象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其中交织着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认知模式。前者能利用自己的身体立马搞定特定的客体。它会这么说：“这个玩意儿还就是这个玩意儿”。后者并不专门针对某事；它仅是一种为不同客体、不同部分、不同特征建立关系的自然能力——简而言之，它是从前提推出结论、是用已知探索未知。它不认为“这就是”，而是说“如果这样，那会怎样”。由此，本能的知识可以用哲学家口中的“范畴”来进行展现，而智能的知识则必须用假设的方式来呈现。乍一看，在一开始的时候实用的还是前者。而一旦它的知识覆盖了万物，那它将永远实用下去。但它却只针对某种特定的客体，实际上，它只针对这客体的某一部分。但至少它熟知这一部分的知识；虽不会直接彰显在外，但却暗涌于已然完成的行动中。而智能刚好相反，它的天赋知识是外在而空白的；但它却因此而得到了一门技艺，就是为那些即将对号入座的万物搭建一个足以容纳它们的框架。仿佛推动生命发展的那股有限之力，曾不得不在自然即天赋知识中对自己的限制方式做出选择——一个是知识的延展，一个是知识的内涵。前者当中，知识被打包起来，装得满满的，但随即就会被指定到一个特定客体上；而在第二个情况下，它不再受到其客体的牵制，因为它原本就空空如也，成为了一个脱离物质的形式。这两种趋向，从最初的水乳交融到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它们开始寻觅各自在世上的宿命，然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本能和智能。

如此一来，我们从知识而非行为的角度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知识模式区分了出来。但知识和行为在这里只是一种相同机制的两个不同特征。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第二个定义只是第一个定义的新说法。

说到头，本能是使用天然器官工具的机制，它必须包含天赋知识（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无意识的），其中蕴含着相关器具和所针对客体的信息。所以我们说本能是对一个事物的天赋知识。而智能是构造非器官工具——即人造品——的机制。若有朝一日，大自然不再赐予生物适用的器官，那它很可能就会为了适应环境而发展出自己的“人造”工具。由此可见，智能的基础功能就是在任何环境下化繁为简，找到能解决问题的最佳答案。正是这样，智能扎根在其所面对之环境和利用环境之方案之间的关系上。那么，存于智能中的天赋就是建立关系的趋向，而这种趋向天生就包含了一些特定的最普遍关系，它能把每一种具体的智能行为切割成更加细分的关系。因此，在行为直指制造的地方，必定有基于关系的知识。然而，这种全然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的智能知识拥有一个本能的物质知识不敢仰望的优势。正因这形式内部是一片空白，所以它可能挨个装进任何它想要的东西，哪怕那些东西毫无作用。所以，形式知识不会受到“是否有用”的牵制，虽然截至目前它都是以其实用价值展露于世。具备智能的家伙，内心都承载着超越其自然属性的力量。

然而，它的自我超越程度并未达到它的期望，同样，也没有达到它自认为能够达到的地步。智能的纯形式特征剥夺了它用以扎根最感兴趣之物上的船锚。相反的是，拥有精妙实体的本能却无法对它的客体做出进一步的把握；它不会思考。至此，我们走到了当下课题的关键节点。我们将要指出的本能和智能的区别，正是这一整段分析的底蕴所在。我们如此来说：有的事物可让智能独立探寻，但光靠它一个永无法找到。这些事物可由本能独立找到；但它却永不会将其探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考虑到一些关于智能机制的初步细节。我们说过智能的作用就是建立关系。让我们把这种关系的性质定义得更精确一些吧。就这一点上，只要智能被看做一种纯粹的思辨机制，那我们要么会过于模糊，要么会过于随意。于是我们要将范围缩小到用于理解那些绝对、不可简化、不可解事物的普遍框架中。这种理解力一定是和它的形式一道从天国坠入凡间，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人天生就带有它的面貌。当然，这种形式可以被定义，但也就仅此而已；我们无法追问它究竟为何会成为这般模样。由此就可以说智能的作用从根本上就是统一的，它每一次运作的每一个目的都是在不同现象上搭建这个统一。但还是要先说一点，“统一”是个含糊不清的词汇，它的意思远不如“关系”甚至“思维”清晰，除此之外它也没有表达更多。不仅如此，或许还有人问，相比统一，智能不更多是在分割吗？最终，如果智能如其所愿地进行着统一，或仅由于需要统一而寻觅着统一，那我们的所有知识就成为了针对意识——它与知识完全是两码事——的某些特殊需求的东西：若智能被塑造成不同的形状，那知识也会随之不同。智能不再依托于任何东西，而万物却都依赖于它；如此一来，把理解力抬得过高的我们，终结于把它赋予我们的知识置于过低的位置。当智能变得绝对，知识就成为了关系——相反，我们把人类智能对应到了行为的需要。设定好了行为，就可以推论出相关智能的形式。因此，这种形式既非不可简化的，也非不可解的。而且，由于其不是独立的，我们就不能说知识是基于其上，知识不再是智能的产物，而成为了现实的组成部分。

哲学家会回应说行为发生在秩序世界，这种秩序本身就是思维，而当我们用预先假设出的行为来解释智能的时候，这个问题变得理所当然。其实，若我们本章的观点是我们的最终观点，那哲学家的说法就是正确的。而一旦这样，我们就被斯宾塞的错觉给愚弄了。斯宾塞相信智能是对物质普遍特征带给我们的印象的完整解释：说的好像包含于物质的秩序不是智能本身一样！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放到下一章，当中就会阐述该问题所囊括的范围，以及哲学史如何追溯智能和物质的真正起源的。目前，吸引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一种心理学秩序。我们正在追问的是，我们的智能在物质世界里究竟占用了多少比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无须对自己的哲学观念做出选择：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常识的角度来看。

那么，就让我们从行为讲起，并把智能的目标对准制造。这种制造完全是基于无机物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算被用于制造的物质是有机物，它也把它当成无机物来使用，从来就不考虑其上的生命。而针对无机物本身的制造就只需处理一些固态物质；流体自然逃脱了被用于制造的命运。因此，如果智能的趋向就是制造，我们就有可能会发现，现实中的一切流体和生物中一切明显的活物一道逃脱了被用于制造的命运。我们的智能，一旦逃离自然的掌控，便将无机固体作为其首要的客体。

在我们回顾智能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智能永不安于现状，除非它正好在对无机物——说得更准确一点无机固体——产生作用。而物质世界的最普遍属性是什么呢？那便是延展：我们看到的是层层叠加的客体，而在客体内部又是层层叠加的部分。毫无疑问，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是实用，因为从我们之后的操作来看，要将每一个客体都视作可分开的部分然后随意切割，得来的部分在我们眼中仍然是可以分割的，如此越分越细、无穷无尽。但就对于我们目前的操作来看，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暂时把手上的真正客体或已经从中解构出的真实元素看成许许多多的单位。这种按照我们的意愿把物质不断细分——爱怎么分就怎么分——的可能性其实已经包含在了我们所谓的物质延展的持续性上；但这种持续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仅仅是我们的一种能力，物质因这种能力而允许我们选择一种非持续性的模式，这些非持续性正好可以从这些物质当中找到。实际上，那些以实相出现在我们眼前并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永远都是那些曾被选中的非持续性模式，这完全是因为它掌控着我们的行为。所以说，非持续性是为它自己利益而考虑；它在其内部可以思考；通过我们意识的积极行动，我们由它形成了理念；而与此同时，智能持续性的表现则是消极的，若以真实实相的角度，它只能被视为潜在可能的东西。是智能的非持续性独立形成了清晰理念。

另一方面，受我们作用的客体不用说都是移动的客体，但我们真要知道的重点是这些移动客体将要去往何方以及它们在当前道路上正处于何处。换言之，我们的首要兴趣在于它们的行为方向或未来位置，而不是它们从这里到那里所经历的过程，过程本就是运动自身。在我们的行为——这种被系统化的运动中，固存于意识中的是运动的终点或手段，它被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一句话，就是它要实现的静态计划。只有当整体因途中的意外而前进、滞后、打断时，那些在行为中正儿八经移动着的事物才会勾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智能从移动中脱身而出，因为移动无法为它带来任何东西。若智能意味着纯粹的理论，那它就应该发生在运动之中，因为运动即是真实本身，而静态却总是表象或相对。然而，智能却意味着某些截然不同的东西。除非它想跟自己过不去，否则总是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它总是从静态开始，就像这才是终极实相：当它试图形成一个运动理念的时候，它是通过从各种静态的糅合中构建出运动来办到这一点的。若我们将这运动联系到恰当的目的之上，那此种操作便能轻易地证明出自己的正确；但它在思辨领域却存在着不合理和危险性（它指向一个死胡同，带来人为的哲学陷阱），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讲。自然状态下的智能简直是在瞄准一个极为实用的结果。当它用糅合在一起的静态取代运动的时候，它并没有摆出一副要重构运动的样子，哪怕它真这么做了。它仅仅是以一种相对应的实践来将其替换。哲学家错就错在这里，他们把思考行动之源的方法引入了思辨领域。我们这一点放到更久之后再说。我们现在只需阐明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智能是凭借其自然本性的特征而被稳固性和不变性吸引的。智能只通过静态性而形成一个清晰的理念。

那么，制造存在于在物质中将一个客体切割成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形式的获得。我们总是选择最为方便的物质；但是，为了将其选出——意思是说，为了在茫茫万物中将其搜寻出来——我们必须（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在各种物质身上尝试造出该客体的形式。换句话说，一种针对于制造的智能，永不会止步于为事物塑形或将它视为最终结果，相反的是，它们会把视线放到所有物质上，并设想它们都能够造出合适的形式。柏拉图将优秀的辩论家比作技艺纯熟的厨师，能根据自然标注出关节，在不伤及动物骨骼的前提下将其肢解。一种老是如此的智能看似还真是一种指向思辨的智能。但是行为——尤其是制造——需要相反的精神趋向：它让我们将包括自然物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实际形式都看做人为或暂时的；它让我们的思维将那标注出其内在结构的外在线条从客体——哪怕是有机的生命——中移除；简而言之，它是让我们认为它的物质对它的形式毫不在意。由此，整个物质以一张巨大的布匹的模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将其裁剪，也可以根据喜好将其缝合。我顺便说一下，正是因为这个能力，我们才敢断言空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种同质化的空白媒介，既无限又能被无限细分，这让它完全不在意被分割的方式。诸如此类的媒介永远不会被观察到；它只会被设想到。能够被观察到的，是被实体和其真实元素之间的界限上色、加固和分割后的延展。但当我们就这个物质来考虑自身能力——跟随意愿进行分解和重组的能力——之时，我们在一个同质化空间的形式中，于真实的延展之后，投放出了所有可能的分解和重组。这个空间于是首先成为了我们对事物的可能行为的计划，虽然事物实际上具备一种自然趋向——我们之后再对其做出解释——能进入到这样一种框架中。这是由意识采取的角度。也许动物是一无所知，哪怕它们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了延展的事物。这个观点把人类智能的趋向引向了制造。但我们现在可不能被这观点束缚。这么说就已足够：依任何规律进行的分解或被重组进任何系统，此二者无限的力量为智能赋予特征。

我们到这里已经列举出了人类智能的数个基础特征。但我们至今都还在对个体进行考量，尚未涉足社会生命。实际上，人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生物。如果人类智能当真针对的是制造，那我们就必须补充一点：这种智能肯定还关联着其他的智能。设想出一种成员之间无须符号便可交流的社会是非常之难的。昆虫社会也具备着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和人类一样，这种语言能够满足公共生活的需要。唯有语言能让协同行动实现。但蚂蚁对协同行动的要求与人类对协同行动的要求根本就是两码事。昆虫社会中往往存在多型现象，劳动角色的分配是天生使然，每一个个体都因其身体的结构而注定了它要行使的职能。任何情况下，这种社会都是基于本能的，因此，任何行为或制造都多多少少会受制于它的器官构造。比如蚂蚁，确有一种语言，但构成它的符号数量极为有限，而当中的每一个，都自这个物种诞生以来就一直只针对一个特定的客体或行为：这些符号和它们所表达的意思紧密黏合在了一起。而相反，在人类社会中，无论制造还是行为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子，同时，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学习那些东西，因为他没有生来就长成那样的身体结构。所以就需要一门语言，让已经知道的人把信息传递给尚不知道的人。符号让自己传递于不同客体之间的这种趋向是人类语言所独有的。留心一下刚学会说话的小孩儿，你就能看出这一点。他会立即且自然而然地把他所学词汇的意思扩展开来，利用那些纯属意外的联系或最为遥远的类比把符号和客体拆分开来，转移到其他任何你能想象到的东西上去。“这一切总能指代那一切”，这是小孩儿语言的潜规则。这个趋向错误地混淆于概括功能。动物自己就在概括；不仅如此，一个符号——哪怕是本能符号——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示着一个类别。但让人类语言变得独特的并非概括性而是移动性。本能的符号是固定的，智能的符号是移动的。

那么，让词汇得以在各事物之间传递的移动性，同时还让它们从事物扩展到了观念。当然，语言从未将反射机制赋予给一个完全具象化且不可重置的智能。一个能够反射的智力在最初的时候就拥有可供支配的额外能量，此外还具备特定而实用的努力。这是一种在概念上超越了自我的感知意识。但这种概念最终还要付诸实际。如果没有语言，智能也许会一直被捆绑在那些它所感兴趣的物质之上，如同身处梦游之中，在忘我的状态下被催眠似的工作。语言为智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些生而可以在各事物间传递的词汇实际上在一开始就是可以自由转换的。由此，它们不仅仅能在被观察到的事物之间传递，还可以从被观察到的事物延伸到对该事物的回忆，从清晰的回忆延伸到一个稍纵即逝的画面，而最终从这个画面延伸至构成这个画面的行为图像，即观念。由此，它向智能——截至目前都还是由内而外——揭示出了一整个内在的世界——对自己职责的沉思。最终，语言赋予了它唯一需要的机会。得益于词汇是外在事物的事实，这让智能得以触手可及；同时它又是无形的，基于这一点智能可以深入其自身运转的最深处。它最初要做的事就是制造工具，但这种制造只有在运用到特定方法的时候才有可能，这种方法并不是根据它们的客体量身打造，而是超越于它并由此给智能提供补给——这意味着完全中立的运作。自从审视自己所为的智能发现自己是一个观念创造者起，它就希望为每一个客体创造观念，哪怕这些客体与实际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这就是我们为何说有的事物可让智能独自探寻。实际上，智能常独自用理论来麻烦自己；它的理论乐于拥抱世间万物——不仅仅是它天生就能掌控的无生命物质，甚至还包括生命和思维。

我们可以轻易地猜出它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即它处理这些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起初，它是依据物质的形式而被设计出来。让它得以拓展操作领域的语言，其出现的目的是给事物命名，仅此而已：只是因为词汇可以移动，因为它流转于各个事物之间，所以智能迟早都会将它拿下，正因其不基于任何事物，才好将它用于并非实物的客体上；这些客体一直在黑暗中等待着词汇的到来，以进入光明的世界。而通过将这种客体推上台前，词汇又把它转化成了一种物体。于是，就算智能不再对它本身的客体进行操作，但却仍保持着在操作中养成的习惯：它采用的形式的确是无机物的形式。它就是为此类工作而生。只要有这样的工作，它就可以获得满足。而这就是智能说它只能抵达明确性和清晰性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因此，为了能清晰而明确地考量自己，它必须在非持续性的形式下观察自己。事实上，各概念是相互外在的，就像空间中的各种客体一样；同样，它们也有和这种客体相同的稳定性，它们就是基于其才得以成型。把它们放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易于理解的世界”，它把固态世界融入到了它的基础特征中，只是它的要素更加轻薄透明，相比实体物件的形象，智能可以更轻易地对其进行处理：实际上，所谓实体物件的形象不是物体的概念本身，而是智能对物体所做出的行为的表象。因此，概念不是形象而是象征符号，我们的逻辑学一套在运用象征符号时必须遵循的规则。随着这些符号从对固体的观察中脱颖而出，随着整合这些符号的规则除了表述固体间最普遍关系之外一事无成，我们的逻辑在一门把物体的固定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几何学。逻辑和几何相生相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稍后就会看到。自然逻辑正是出于特定自然几何的延展，而固体最能被直接观察到的普遍特征又暗示出了自然几何。反之，自然逻辑又引发除了科学意义上的几何，然后发展除了越来越深入的相关固体外在属性的知识。几何和逻辑都严格地适用于物质；它们在物质中就像在家里一样，而且还可以完全独立地运作。但是，一旦脱离这个领域，纯粹的推理就需要受到常识的监督，后者是个全然不同的东西。

由此，智能的所有基础力量都趋向于把物质转变成行为的工具，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就是转变为器官。它并不满足于造就有机物的生命，很乐意给予它们一些无机的附属物，通过生物在工业上的能力把它转变为各种各样的器具。这就是为什么智能总是沉迷于专注静态物质。生命总是朝外看，把自己置身于自己之外，主要采用无机物属性的方式，以将它们付诸实现。因此，当它转向生命体并面对有机物时，会感到迷惑不解。它只能尽力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将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因为它无法在不颠倒其自然方向并自我扭曲的前提下思考持续性、真实移动性、相互渗透性——用一句话说，就是生命这个创造性进化。

让我们再来看看持续性。能够被我们智能所掌握的生命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的感觉所能理解的那个方面，这种感觉是我们智能的扩展——就是能够引发出我们行为的那个方面。于是，为了改变一个客体，我们必须将其看做可分割的和断续性的。从肯定科学的角度来看，当有机组织被分解为细胞之后，一种无与伦比的过程也就完成了。反过来，对细胞的研究还表明，越是深入地打量细胞，越是发现有机物的复杂。科学越是进步，它就越能看到成分混杂的元素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些元素相互独立地簇拥在一起，构成了生物。科学也因此更接近生命了吗？与之相反，当科学进一步研究联合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的细节时，难道就没有发现，生物中真正的生命似乎在随着其研究而不断减少吗？在科学家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趋势，他们将有机物的实质看做持续性的，并将细胞看做一种人为划分开来的实体。但是，即使这种观点最终会占据上风，它也只能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将我们引向某种分析生物的方式上来，并因此将我们引向一种新的断续性——即便这种断续性与生命真正的持续性之间的距离似乎不是很远。事实上，这种持续性不能用智能来思考，因为它追随的是它的自然运动。智能即刻暗示了元素的多样性和所有元素之间的相互渗透性，因此在我们的工业领域以及我们所从事的智能领域中，这两种条件很难协调一致。

就像我们在空间中是彼此分离的一样，我们被固定在了时间之中。智能并不是用于思考进化的，从这个词的合适意义上来讲——也就是说，改变的持续性是一种纯粹的移动性。我们不应该过多的纠结这个观点，我们会在一个专门的章节中对其进行讨论。我们只需要知道智能将变化展现为一系列的状态，每一个这样的状态与其自身都具有形同的本质，因此又是不变的。我们是否能注意到这些状态中有谁发生了内部改变吗？我们立即将其中之一分解成另一系列的状态，在把这些状态重新联合在一起之后，我们会认为这构成了某种内部的改变。每一个这样的新状态都必须是恒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被迫去注意其内部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就会再次被分解成一系列新鲜的恒定状态，以此类推，以至无穷。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就存在于重组之中，而且我们在重组的时候，自然会使用各种既定的元素，因而就会使用静止的元素。因此，即使我们可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通过做加法去模仿变化的移动性，但是正当我们以为自己握得很紧的时候，变化自身仍然也会从我们的指缝中溜走。

正因为智能总是试图利用既定之物进行重组，所以才会让历史瞬间里的那些新奇东西逃脱。它不承认不可预见的东西，同时拒绝了所有的创造。正是那种确定的前件引发了一种确定的结果，它是可以演算出来的，只有这一点获得了我们智能的认可。只有存在一种确定的结局才会引发确定的方式去获得这种结局，这一点也为我们的智能所理解。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不得不去利用已知的东西，这种已知的东西也是由一些已知的东西结合起来的，简言之，重复利用旧的东西。在此之中我们的智能无拘无束；而且，无论客体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智能都会对其进行抽象、分离、消除，以致在必要的时候，用一种极为相似的对等物去替换这个客体本身。但是，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全新的赠予，新东西不停涌现，下一秒出现的形式（即便它的产生会被看做一种被其原因所确定了的结果）永远都不可预见——因为这独一无二的原因会被视做结果的一部分，它与结果同在，而且与结果相互确定——所有这一切都会由外而内被我们的内心所感受所预测，但我们不能思考它，意思是说，不能根据纯粹的理解力来表达它。难怪，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智能打算做什么。智能寻寻觅觅，找到了这种因果关系，将其表现在了我们的制造能力上，其中，我们继续用同样的部分去重组同样的整体，重复同样的运动以获得同样的结果。智能掌握得最深入的终局论是工业的终局论，在这种终局论当中，我们致力于实现一种既定的模式，换言之，即重组旧有或已知元素的模式。至于那种被称之为发明的东西，却是与工业模式相分离的点，我们的智能并不能完全把握它的涌现式的发展，即它的不可分割性；也不能把握它的炽烈的激情，也就是它的创造性。通常来讲，发明也就是把不可预见的新东西分解为旧有的或者已知的元素，按一种不同的秩序对其进行排列。智能不能承认完整的新奇，也不能承认真实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此智能会再次让生命的本质从指缝中溜走，仿佛它并不希望思考这样一种客体。

我们所有的分析都把我们引向了这一结论。但是，我们几乎不必对智能的运转机制进行详细的阐述；只需考虑结果就足够了。在我们看到，智能处理非生命客体的技术是多么纯熟，但是一旦让它接触到生命体，却显得笨手笨脚。无论智能是想要处理实体的生命还是意识的生命，它都会继续使用一种严格、生硬而且野蛮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并不是为了这个用途而设计的。卫生学或者教育学的历史在这种事情上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当我们想到这些基本而急迫且持续不断的需求时，我们就不得不保存我们的肉体，提升我们的灵魂；当我们想到这个领域赐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殊能力时，我们就不得不在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上不停地做实验；当我们想到那些因为医疗事故或者教育失误而对我们造成的明显伤害时，这不仅是对这种错误的暴露，也是对它们的惩罚，我们都会惊讶于错误的愚蠢，尤其会惊讶于错误的难以根除。我们可以在这种天生的倔强中轻易地发现它们的起源，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倔强，像对待无生命的物体一样对待生命体，并且用轮廓分明的固态形式去思考所有的现实，无论它会如何流动。只有面对这种断续性的、静止的和没有生命的客体时，我们才能无拘无束。理解生命天生的无能，这便是智能的特征。

与之相反，本能却是基于生命形式而被塑造成形。智能机械地处理一切事情，而本能却会有机地处理这一切。沉睡在本能中的感知意识一旦醒来，一旦本能被包裹成知识而非展开成行为，一旦我们提出的问题能被本能所回答，那本能就会向我们透露出生命最核心的机密。因为本能只能凭借生命组织物质的方式去完成这项工作——因此，我们不能说有机物在哪里结束，本能又从哪里开始。当小鸡用喙啄开蛋壳，这其实就是本能行为，但是它只是完成了自己胚胎生命中所固有的那种运动。相反，在它自己胚胎生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当胚胎以类似幼虫的形式自由生存时），那很多这种其所完成的行为必须被解释为本能。因此，最基本的原始本能其实就是生命过程。与之相伴的潜在感知意识通常只能在行为开始的时候得以体现，而这个过程中的余下部分将会自行继续下去。这种潜在的感知意识只需将自己扩展开来，然后完全潜入其自身的最深处，成为生命中的一种生殖力量即可。

当我们在一个生命体中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细胞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工作、共同分配任务、为自己同时也为其他细胞而活、自我维护、自我喂养、自我再生、并在应对危险时做出恰当的防御反应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想到如此多的本能呢？但是，这些却都是细胞天生的功能，都是细胞生命力的基本元素。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我们看到蜜蜂的蜂巢居然是一个如此严格组织的系统，没有一个个体能够在离开其他个体之后独自生存哪怕只一段时间，即便为这些离开的个体提供食物和居所，它们也无法存活；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还当真要承认，蜂巢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有机物（这可不是比喻），在这个有机物中，每只蜜蜂都是一个细胞，通过一种看不见的联系，与其他蜜蜂联合在一起。赐予蜜蜂生命的本能与赐予细胞生命的力量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换句话说，前者是后者力量的延伸。在像这样的极端例子中，本能与有机物的工作之间是相一致的。

当然，同一种本能在完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例如，在野蜂和蜜蜂之间，这种差距就很大。我们需要穿过大量的中间蜂种才能完成从野蜂到蜜蜂之间的过渡，这关系到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复杂性。但是，那些多少具有同源关系的组织，其组织学意义上的元素功能也存在着同样的差异。在这两种情况下，就同一个问题存在着多种变化形式。但是，问题的持久性非常明显，而变化形式只会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的多样性。

于是，在两种情况之下，动物的本能和细胞的生命特质，都展示了同样的知识和同样的愚昧。一切都在进行着，细胞似乎知道了一些在其他细胞中与自己有关的东西；动物似乎也知道了一些在其他动物中能够被它利用的东西——即其他所有尚处于阴影之中的东西。只要与一种物种联系在了一起，生命就仿佛从自己的其余工作中被切割了下来，只剩下了与那个新生物种相关的一两点内容了。此时的生命正如感知意识那样运转，如记忆那样运转，这难道不是明显的事吗？我在自己身后投下了所有的过去，却毫不自知；我们的记忆只将一些零散的回忆注入当下，它们以某种方式补完了我们当前的形式。因此，在某个特定点上，一个物种所拥有的另一个物种的本能知识，是扎根于生命的一致性的，套用一位古代哲学家的话说，就是“对自身的整体共感[sympathy，在之前的中译本中被译作‘同情’；但正如柏格森将在下文中指出的那样，应从词源学的角度去理解该词；sym本意是共通、相同，pathy源自拉丁语pathia，来自希腊语的pathos，意思是‘感受’”]。如果不将它们与这些回忆——看似被遗忘，却会在需求的紧迫压力下突然迸发——相联系，想要检测出这些显然产生于非常环境中的特殊的动物本能和植物本能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毫无疑问，科学解释已经承认了很多的二级本能，以及很多不同种类的主要本能。但是，科学能否用其现有的解释方法，成功将本能完整地分析一遍，还是很难说的事情。原因是，本能和智能是同一原理在两种不同方向上的发展，一个保存在自己的内部，一个踏出自我之外，专注于外部的非生命物质。这种渐进的分歧证明了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基本不兼容性，并且指向一个事实：智能重新吸收本能是不可能的。本能中的那种天赋东西不能通过智能来表达，因此也不能用智能来进行分析。

一个天生的盲人，他刚好居住在另一群天生的盲人中间；这个人绝对无法相信的是，当他试图去触摸一个遥远物体之前，不需要先触摸到他与这个物体之间的其他物体。但是，视觉完成了这一奇迹。在某种程度上讲，盲人的感觉是对的，因为视觉是通过光波对视网膜的刺激而产生，它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一种视网膜的触觉。这确实是科学的解释，因为科学的功能就是根据触觉表达所有知觉。但是，我们已经在别处展示了知觉的哲学解释（如果它还能被称为解释的话）必须是另一种解释。现在，本能也是一种远距离的知识。本能与智能之间的关系与视觉和触觉之间的关系一样。科学除了能够根据智能来对本能进行表达之外别无他法；但是，在表达本能的时候，智能却只能仿造出本能的赝品，而不是深入本能之中。

想要确定这一点，你可以读读对进化生物学这一独特理论的研究。这些理论可以缩减为两大类，但是这两个种类总是会被混在一起。第一种跟随新达尔文学说的原理，认为本能是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偶然差别的集合：如此这般的有用习性，凭借基因的偶尔因素而被个体顺理成章地采用了进来，已经从一个基因转移到另一个基因，同时静待时机，用同样的方法把新的改良措施注入其中。第二种是将本能看做堕落的智能：物种发现某个习性有用，原本想要把它变成一种习惯，但是遗传传递却将这种行为变成了一种本能。在这两种类型的理论中，前者的优点在于引入了遗传传递，故没有引起严重的反对；这个理论认为所谓偶然的改良措施本身就起源于本能之中，而不是个体去获得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理论却绝对无法办将大多数昆虫的本能解释为高级的本能。当然，这些本能并不是一次性就达到了如今的复杂程度，它们有可能是进化而来；但是，在类似于新达尔文学说的一个假说中，本能的进化却能够按照新本能的逐步添加来完成，而这些新本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凭借巧妙的偶然，与旧有本能相适应。很明显，在大多数的例子中，本能不能通过简单的堆积来自我完善：其实，如果不想破坏整体的话，每一种新本能都需要针对整体进行自我重塑。只凭机会，这种重塑是如何完成的呢？我同意，基因偶然的改良可能会被遗传传递下去，然后以某种方式等待新的偶然改良的到来，让它变得更具复杂性。我也同意，自然选择可以消除所有那些不适于生存的太过复杂的本能形式。为了使本能的生命得以进化，就必定会产生刚好适于生存的复杂性。那么，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当新元素的添加给所有的旧元素带来环环相扣的改变之时，这种复杂性才会产生。没有人会相信机会能够完成这样的奇迹：我们会以某种形式恳求智能的帮助。我们应该假设，凭借一种或多或少带有主动意识的努力，生物才能发展出更高的本能。但是，随后我们应该不得不承认，一种后天习得的习惯也能被遗传，而且这种习性很有规律，足以保证进化。折中来说，这种情况难以预测。即使我们能够将动物的本能说成是智能习得的、通过遗传传递而获得的习惯，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讲清楚这种解释如何能够扩展到植物界，在植物界，永远都不会是智能在努力，即便我们偶尔把它们看做有意识的。但是，当我们目睹藤蔓植物如此精准地使用它们的藤蔓之时；当我们目睹兰花是如何巧妙地联合起来，借助策略让昆虫帮助它们完成受精之时，我们如何不去想，这本能是不是多得有点过头？

这并不是说新达尔文学说的理论必须被全盘否定，也不是说要全盘否定新拉马克学说。第一种学说主张进化是发生在基因之间，而不是个体之间，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第二种学说主张在本能起源的地方存在着一种努力（即使这种努力与智能的努力大不相同），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前者将本能的进化看做一种偶然进化可能就错了，而后者将本能的努力看做一种个体的努力也错了。一个物种改良其本能时的努力，以及改良其自身时的努力都只能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东西，既不依赖于环境，也不依赖于个体。虽说运气也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决非全凭偶然；它也不单独依赖于个体的主动性，即使个体在其中存有合作。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不同种类的膜翅目昆虫在同一本能上的不同形式。它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总是一种因为元素的彼此叠加从而造成的复杂性的增加，也不是在一个阶梯上的步步向上。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想到一个圆形的环境，这些不同变种便是从这个圆上的不同点出发的，但所有的点都指向一个相同的中心，每一个变种都在朝那个方向做出努力，但是每一个变种的前进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以内，都在这个中心为其照亮的范围之内。换言之，每个位置的本能都是完整的，只不过被或多或少地简化了而已，而最为重要的是，本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被简化了。另一方面来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确实得到了一种类似爬楼梯的印象，仿佛同一种本能已经在一条指向同一个方向的道路上让自己变得越发复杂，而那些顺着本能的线条一列排开的物种并不总是同源同族。因此在近几年中，针对不同蜂种在社会本能方面的对比研究证明：无蛰针蜂的本能尚处于野蜂的基本和蜜蜂的完美之间；但是蜜蜂和无蛰针蜂之间依然没有亲属关系。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些不同社会的复杂性程度与叠加元素的数量没有任何关系。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一首曲子，它作为一个整体，首先被转化成了一定数量的音符，在这些音符上仍然存在着整体的旋律，而这旋律被演奏成了不同的变奏曲，有的非常简单，有的却需要一定的技巧。至于这首最初的曲子，既消失无踪，又无处不在。如果我们试着要根据某种理念来表述它，都只能无功而返：从源头上来看，它必然已成为了一种感觉，而非思维。某种黄蜂的麻痹本能也给了我们同样的印象。我们知道，具有麻痹本能的各种膜翅类昆虫都会把卵产在蜘蛛、甲虫，或者毛虫体内，这些昆虫首先会接受黄蜂纯熟的外科手术，然后静止不动地瘫上几天，为黄蜂幼虫提供新鲜的食物。这种昆虫会叮咬受害者的神经中枢，摧毁其行动的能力，但是却不杀死它们。这些不同种类的膜翅类昆虫真可谓是具体猎物具体分析，考虑到了不同种类的猎物之间的差别。攻击玫瑰甲虫幼虫的土蜂，只会在甲虫身上叮一个点，但是在这个点上集中且只集中了甲虫的运动神经节：叮咬猎物的其他神经节可能会导致其死亡和腐坏，这是万万不可的。黄翅掘土黄蜂将蟋蟀选作猎物，它熟知蟋蟀的三个神经中枢，分别控制蟋蟀的三对腿——至少看起来它是知道的。掘土黄蜂的第一口叮咬会选择脖子下方，然后是前胸，最后是胸腹交接处。毛刺砂泥蜂会在毛虫的九个神经中枢点上连续叮咬九次，然后抓住毛虫的头，用其下颚将其咬住，以麻痹毛虫而不致其死亡。所以，蜂种麻痹猎物的主旋律就是“瘫痪而不致死”；至于变奏，则需要视猎物的身体结构而定。毫无疑问，这种麻痹手术并不是百发百中。最近的研究表明，毛刺砂泥蜂有时会杀死毛虫，有时也会麻痹不完全。但是，因为本能和智能一样，都有出错的时候，因为本能也会出现个体差异，所以就不能说毛刺砂泥蜂的本能是从尝试性的智能试验中获得的。即使假设随着时间的推进，泥蜂已经通过尝试性实验，渐渐学会了识别猎物的神经中枢，也学会了必须在头部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使得猎物麻痹而不致死亡，针对此，我们又怎能将这如此特殊的元素和如此精确的知识想象成通过遗传代代相承呢？如果在我们当前的所有试验中，出现过一次此类传递的确凿实例，那自然就不会有人来置疑这种后天特征的遗传性了。实际上，一种后天培养出来的习性，即便通过遗传传了下去，它所展现出来的效果也是既不规则又不准确。

但是，所有的困难都源于我们自己，是我们非要用智能去表达膜翅目昆虫的知识。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我们才将毛刺砂泥蜂比作昆虫学家，昆虫学家非常了解毛虫——它将自己定位为局外人，不会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或者关乎生命的利益。我们认为，毛刺砂泥蜂必须逐一地学习毛虫身上神经中枢的位置，就像昆虫学家一样——至少须在尝试过这些叮咬效果之后，才能获得关于这些位置的实用知识。但是，一旦我们假设毛刺砂泥蜂和其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共感，它由内而外地透露了毛虫的弱点，那我们就不再需要上述的观点了。这种对弱点的感知可能与外部的自主觉察毫无关系，但若把毛刺砂泥蜂和毛虫视为整体的存在，那它俩就不再是两种有机物，而该被看做两种行为模式。这便是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当然，科学理论不会对此有所考虑。它决不会将行为置于有机物之前，也不会将共感置于知觉和知识之前。然而，此时又是这样，要么就是哲学一无所见，要么就是它的角色在科学止步的地方隆重登场。

无论是将本能看做一种“复合反射”，还是一种已经变成了自动行为的智能所形成的习惯，还是经由选择积累而后固定下来的偶然优势的总和，无论哪种情况，科学都主张要么将本能完全分解为智能行为，要么将其归纳入层层叠加以建立起的机制——就像被我们的智能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一样。此处我确实同意科学发挥了作用。在缺乏对本能的真正分析这一情况下，科学以智能的语境写下了一册本能的译本。但是，科学自己邀请哲学以另一个方式来检测物体，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我们的生物学依然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如果生物学将所有生物都看做呈直线发展，如果它向我们展示了朝着智能进化、一路上穿梭于感觉与本能之中的整体生命的话，那我们，我们这种智能生命，就应该把目光转回到较早也较低劣的生命机制里，在不破坏它们形式的前提下把它们装入我们理解力里的模具当中。但是，生物学的一个明确结果已经表明，进化是沿着有分歧的道路进行的。正是在其中两条线路——两条主线——的极点上，我们找到了几近纯粹的智能和本能。那么，为什么本能应该被分解为智能元素呢？甚至，为什么要归纳入完全的智能术语呢？在这里想到智能，或者绝对的智能，就是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理论中，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毫无疑问，即使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理论中，也好过在本能面前做短暂的停留，这感觉像是逗留在一个隐逸秘密的门口。但是，即使本能并不属于智能范畴，它也并没有坐落在意识的极限之外。在情绪感觉的现象中，在非反射性的共感和独感[antipathy，现代英语中为“反感”之意，此处对应共感，是在本性中相抵触的方面]——即使是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形式，且与智能的相互渗透过于深厚——之中，我们体验着只会发生于主动意识中的昆虫的本能行为。为了将最初相互渗透的元素发展到终点，进化确实付出了努力，但却最终将它们分离了开来。更确切地说，智能首先是一种将空间中的一点与其他各点联系起来的能力，是一种将物质客体彼此联系起来的能力；它应用万物，却始终置身于万物之外；而且，因为某种深刻的原因，智能只能觉察到“肩并着肩”绵延而出的结果。无论是何种力量导致毛虫神经系统的诞生，其在我们和我们的智能的眼中不过是一种神经和神经中枢的并置。是的，我们由此得知了这种力量的外部效果。毫无疑问，毛刺砂泥蜂识别到了这种力量中极小的一部分——只与它相关的那一部分；但是，它至少能够从内部识别，这种识别的过程与知识的形成过程截然不同——凭借着一种直觉（生命内在的直觉而非外在表现出的直觉），这也许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天赋共感。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关本能的各种科学理论一直都处于徘徊状态，有的将其看做智能，有的则将其看做可以用智能去理解的简单东西。或者我可以这么说，这种科学理论要么将本能比作智能的“退步”，要么就将本能削减为一种纯粹的机制。这两种解释体系都会在批判对方的时候获得胜利，第一种体系表明，本能不可能是纯粹的反射；另一个体系表明，本能是一种与智能不同的东西，即使落入无意识状态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它们是两种象征体系，在某些方面都能被接受，在另一些方面也都不足以说明它们的客体，此外，还意味着什么呢？具体的解释不再是科学上的解释，而是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解释必须沿着另一条道路寻找，不是沿着智能的方向，而是“共感”的方向。

本能就是共感。如果共感能够扩展其客体，并仔细考虑其自身，那么它便会将生命运作的钥匙交给我们——就像接受过训练的发达智能会将我们引向物质。因为智能和本能所走的是两个对立的方向，智能指向非生命物质，而本能指向生命。智能借助于科学（智能的工作）将会给我们传递越来越完整的物理操作的秘密，带给我们一种有关生命的非生命翻译，智能在生命周遭活动，从外部提取了尽可能多的有关生命的观点，将生命拉向自己，而不是让自己进入到生命之中。但是直觉将我们引向了生命的本质——这里所说的直觉指的是站在客观立场上，且拥有自我意识能力的本能，它能够将这种意识反射到其客体之上，并将其无限扩张。

此类的努力并非不可能存在，人类拥有的审美能力和正常的知觉能力就能证明它的存在。我们的眼睛能够觉察到的生物特征都是装配好了的特征。生命意图就是顺着生命路线的简单运动，将生命路线捆绑在一起然后赐予它意义，这种意义是我们的肉眼无法看到的。画家试图重获的正是这些意图，他借助某种共感将自己放回客体之中，借助某种直觉的努力，打破模特与他之间的空间障碍。实际上这种审美直觉和外部知觉一样，只能获得个体。但是，我们能够转而构思一种与艺术同方向的调查，这种艺术将普遍生命作为其客体，就像物理科学一样，追随外部知觉所指引的方向，将个体事实延长到普遍规律。毫无疑问，这种哲学获得的有关客体的知识，将永远不能与科学获得的有关客体的知识相提并论。智能仍然是发光的核子，在这些核子周围，本能只形成了一道模糊的星云，甚至会被放大或者纯化为直觉。但是，在缺乏只为纯粹的智能所保留的所谓知识的情况下，直觉让我们得以掌握智能无法带给我们的东西，展现出其补足智能的方式。一方面，直觉将会利用智能的机制本身，去展现智能模具有多么不合适；另一方面，凭借其自身的运转，直觉会带给我们一些模糊的暗示，告诉我们必须用什么来代替智能的模具。因此，直觉会让智能认识到，生命既不能被纳入众多，也不能被归于单一；无论是机械的因果关系还是终结论都无法为生命进程提供一个够资格的译本。那么，通过我们和其他生物之间建立起共感交流，并扩大它带给我们的感知意识，直觉将我们引向了生命本身的领域之中，这个领域相互渗透，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创造。但是，即使直觉因此而超越了智能，但推动直觉上升到其该有的水平的那股动力却是来自智能。没有智能，直觉就会保持本能原有的形式，被固定在对它没有实际效益的特殊客体上，并且被这个客体转向外部落入到动力运动当中。

知识理论该对这两种能力（智能和直觉）做何解释？因为没有在它们之间做出足够清晰的区分，所以知识理论陷入到了解不开的难题之中，创造出理念的幻象，并与问题的幻象十指紧扣。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稍后的部分进行讨论。我们应该看到，就这一点来看，它的问题是与形而上学的问题共存的，而且这两种问题都依赖于经验。一方面，如果智能中确实充满了物质，本能中确实充满了生命，我们就必须将它们挤压在一起，以便从它们之中获得双重本质；形而上学也因此取决于知识理论。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感知意识由此分裂成了直觉和智能，那是因为意识在追随生命之流的同时也需要将自己应用在物质之上，这是一种需要。因此，感知意识的双重形式应归于真实的双重形式，而知识理论则必须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这两条思路是彼此相通的；它们形成了一个圆形，在这个圆中，除了凭借经验对进化进行研究再无其他中心。感知意识穿梭于物质，在物质中迷失了自我，最后又在物质中找回了自我，进行自我划分和自我重组，因此，我们应该形成一种观念，即这两个术语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还可能同出一源。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仔细思考这两种元素的对立性和其起源的同一性，也许我们应该更加清晰地说明进化自身的意义。

这就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但是，我们刚刚注意到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表明这样一个观念：生命既与感知意识相联系，也与某种类似于感知意识的东西有联系。

纵观整个动物世界，感知意识似乎与生物选择的力量成正比。它点亮了围绕在行为周边的潜能区域，填充了已完成和可能完成的行为之间的间隙。从外部看来，我们可以将感知意识看做一种对行为的简单援助、一盏由行为点燃的灯、一个在真实行为和可能行为之间摩擦出来的转瞬即逝的火花。但同样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感知意识是原因而非结果，那物体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假设，即使是在发育最不完善的动物之中，感知意识不偏不倚地覆盖了一大片广阔的领域，但它却被某种钳子死死夹住：神经中枢的每一次前进，都会因为让有机物能在更多行为中做出选择，从而引发出能够包裹真实的潜能，由此放松了钳子，使得感知意识可以更加自由地通行。第二种假说和第一种假说一样，感知意识仍然是行为的工具；但是，说行为是感知意识的工具也许更为确切，因为被囚禁的感知意识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便是以行为去复杂化行为，用行为去对抗行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两种假说中做出抉择呢？如果第一种假说是正确的，感知意识必须无时无刻不明确地表现出大脑的状态；那么精神状态和大脑状态之间就呈严格的平行对应（只要是在智能所及的范围之内）。第二种假说刚好相反，认为大脑和感知意识确实是共生共存，但却并不是平行关系：大脑越复杂，有机物的行为就有更多的选择，感知意识就越能够超出其物理载体。因此，如果知觉是相同的，那人和狗对于同一场景的记忆将面临同样形式的改变；但在人和狗对这一场景的记忆本身肯定是非常不同的。在狗的大脑中，记忆仍然是知觉的战俘；只有当相似的知觉重现了同一个场景，记忆才会被带回感知意识之中，接着，它会通过一种对当前知觉的认知——不是思考而是执行——呈现出来，而不是通过一种对记忆本身的实际重现。与之相反，人类的大脑却能够随意召唤出这种记忆，无时无刻不独立于当前的知觉之外。它不会局限于重演过去的生活；它只会通过想象将其显现出来。大脑的“本地化修改”机制与记忆息息相关，它在人与狗身上是相同的，两种记忆在心理学上的差异并不是产生于两种大脑机制之间在细节上的特定差异，而是源于大脑整体之间的差异。两者之间更为复杂的那个大脑，通过设置更大数量的机制用于对抗另一方，已经让感知意识从整体和全部的限制中自我释放出来，达到独立。事情就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我们必定会选择这两种假说中的第二种假说，这就是我在上一本书中，通过研究最能体现感知意识状态和大脑状态之间关系的现象，研究正常认知和病态认知——尤其是失语症形式的病态认知——所要想证明的。如果事实不能证明这一观点，那么纯粹的推理也能将其说明。我们已经提到过认为大脑状态和精神状态之间存在对等的假说，其先决条件是多么地自相矛盾，两种互不相同的象征手法又是何等地混淆不清。

从这一点来看，就算生命的进化不能被归纳到任何实际的概念中，但它依然接受了一种更为清晰的意思。仿佛一股感知意识的洪流——和所有的感知意识一样，它负载着大量相互交织的不同潜能——已经渗入到了物质之间。它已经将物质有机化，但是它的运动却立即受到了无休止的妨碍和分割。一方面，感知意识确实不得不进入睡眠状态，就像蚕茧中的蛹一样，休养生息，准备着它的翅膀；而在另一方面，感知意识中所包含的多种趋向已经分散在多个系列的有机物中，此外，这些趋向还在运动中获得了外在的表述，在表现中获得了内在的表述。在这些进化进程中，有的生物睡得越来越沉，而其他的生物却越来越清醒，而部分生物的冬眠也满足了其他生物的活动需要。生命，就是发射到物质中的感知意识，将其注意力固定在它自身的运动上，或者它所经过的物质上；而且，它已经由此转向了直觉或智能的方向。在第一眼看来，直觉似乎比智能略胜一筹，因为在直觉中，生命和感知意识仍然各自为阵。但是，看看生物的进化我们就会知道：直觉不会走得太远。从直觉上来看，感知意识发现自己受到了外壳的严格限制，这样直觉便不得不缩减为本能，换言之，它将只包含生命中让它感兴趣的一小部分；而且只能将这一小部分包含在黑暗之中，可触而不可见。在这方面，视野很快就被关闭了。与之相反，感知意识在将自己塑形为智能时，即首先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质上时，似乎自行将自己客观化了；但是，就是因为它让自己适应了来自外部的客体，它才能成功地在这些客体中间移动，避开这些客体为它设置的障碍，由此为自己打开一片广阔的天地。此外，一旦感知意识获得了自由，它就能自行转向内部，唤醒仍然处于沉睡之中的潜在直觉。

从这一点来看，不仅发现感知意识呈现出了进化的运动原理，同时还发现，在有感知意识的生物之中，人类占据的是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区别不再是一个程度问题，而是一个种类问题。我们会在下一章中展示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现在，让我们展示一下前文中的分析是如何表明这一点的。

值得注意的是，发明结果与发明本身绝对不成正比。我们已经说过，智能是基于物质而成形，它首先指向的便是建造。但是，它是为了建造而建造，还是说它是有意为之？建造包括对物质的塑形、柔化、弯曲，将其转变为一种工具，以便操控它。造福于人类的正是这种操控，它甚至比发明本身所创造出的物质结果更具意义。即使我们从现成的物体中获得了一种临时优势，即使这种优势是所有发明家所追寻的，但是与发明在各方向上所引发出的新观念和新感觉相比，这种优势便显得微不足道了，仿佛这种结果的本质部分就是将我们提升至高于自身的位置，以便拓展我们的视野。结果和原因之间是如此的不均衡，以至于很难将原因看做效果的生产者。原因释放结果，同时也的确安排好了结果的方向。一切仿佛是这样的：智能掌握物质的主要意图就是让一些东西穿过被物质压抑着的事物。

当我们将人类的大脑和动物的大脑作比较时，就会获得同样的印象。最初的不同似乎只是尺寸和复杂性的不同。但是，若用功能来进行评定，就必定会发现一些别的东西。在动物的大脑中，大脑所建立的动力机制——即那些自动养成的习惯——除了达成这些习惯所标注出的、贮存于这些机制中的运动之外，别无其他目的。但人类大脑的动力习惯可能会产生第二种结果，它与第一种结果不成比列：它能够牵制住其他的动力习惯，并由此克服自动行为，释放感知意识。我们知道语言在人类大脑中所占据的广阔区域。与词汇相对应的大脑机制所占据的区域尤为广阔，这样它们便可以控制其他的机制，包括与物体自身相对应的机制，甚至可以用来让不同的机制之间相互制约。与此同时，感知意识被贮存起来，然后获得了释放，它被拽入并淹没于行为的达成中。

因此，这种差别肯定要比我们从肤浅检测中得出的差别更为精确。这是吸引注意力的机制和转移注意力的机制之间的差别。就像纽克曼设计的蒸汽引擎一样，最初的蒸汽引擎要求额外聘用一个人专门负责开关阀门，要么让蒸汽进入汽缸之内，要么往汽缸中喷射冷水雾，让蒸汽凝结。据说有个男孩被聘来负责这项工作，工作非常辛苦，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将阀门的手柄用铁丝绑在引擎的横梁上。然后，机器就能自己打开或者关闭阀门；完全自行完成。现在，如果有一个观察者将第二种机器与第一种机器作比较，不用去考虑负责看管两台机器的男孩；他会发现这两台机器仅仅是在复杂程度上有些许不同。这确实就是我们只看机器时所能觉察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眼两个男孩，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一个为了开关阀门而忙得满头大汗，而另一个却可以随意离开机器到一边去玩耍，从这一点来看，两台机器之间的差别非常彻底，第一台机器将注意力看做一个俘虏，而第二台机器则将它看做自由之身。我们认为，同样的差别也能在动物的大脑和人类的大脑间找到。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希望用终局论来表达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说，感知意识为了解放自己，已经被迫将有机物分解为两种互补的部分——一部分是植物，一部分是动物——然后在本能和智能两个方向上寻找出路。感知意识在本能方向上没有找到出路，而想要获得其智能的一面，感知意识就必须从动物飞跃到人类。因此，归根结底，人类可能被看做我们星球上所有生命有机物存在的理由。但是这可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在现实中，只存在“存在趋势”和“相反趋势”；因此，生命就是这样进行整体进化的。我们必须严密掌控这两种趋势之间的队形。也许我们能够由此为它们找到一个共同的源头。毫无疑问，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渗透到形而上学里最为晦涩难懂的领域。然而，因为我们必须追随的两个方向已经被清晰地标注出来了，一个方向是智能，另一个方向是本能和直觉，得知这一点的我们再也不怕迷路了。一篇有关生命进化的调查表明，知识的概念和形而上学是相互包容的。一旦看清了两者，这种形而上学和这种评论便会轮流对整体的进化进行一定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