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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俅》北宋牛人高俅:从小秘书到一代权臣的发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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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原本的职业定位,相当于绿叶,没台词,不露脸;如今却常上头条,劲爆得很,甚至专门有了“秘书帮”。有些秘书的“成长路线”,不过是条抛物线,靠着领导平步青云,然后开始膨胀,最后,“啪”地一声从青云跌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北宋末年的高俅,就是这么一位“抛物线”秘书。

跟对人,很重要

《水浒传》里说高俅是个市井小混混,小说家言,不可当真。《挥麈后录》卷七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他不但是苏东坡的秘书,还写得一手好字,抄录誊写,颇为出色。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东坡先生以翰林侍读双学士外调知定州,将高秘书推荐给了时任知瀛州的曾布,被曾布以“史令已多”为由婉拒,复荐其跟了好友王晋卿,也就是王诜(小说里的小王都太尉)。《水浒传》里说高俅是个市井小混混,小说家言,不可当真。《挥麈后录》卷七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他不但是苏东坡的秘书,还写得一手好字,抄录誊写,颇为出色。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如此,问题也就出现了,苏东坡为何要在离京时将高俅“送”人?综合来看,应该是高俅自己想离开的,原因就在于他觉得没盼头了。

北宋中后期新旧党争异常激烈,苏东坡属于旧党。此前曾被新党折磨得够呛,“乌台诗案”就是新党整治他的经典之作。

高太后临朝那几年,旧党秉政,苏东坡受到重用,却因公开反对司马光对王安石新政的全盘否定,受到了旧党的排挤,仕途一片灰暗。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新党再次上台,苏东坡外调其实是被贬。桌面上的政局变化以及主子权力的削弱,高秘书不可能瞧不出来。

跟领导出京,机关牌子小了,靠山不硬了,看不到希望了,遂请求主子利用人脉关系,给他重新选个主子。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苏东坡是个重情重义的明白人,小秘书要求“进步”的心思,他是领会的,只要不走邪路,就遂了他的愿吧。于是刚到定州的高俅又回到了京城。

有机会,要抓住

说起来呀,苏东坡对高俅实在够意思,推荐的两个主子,都很不简单。比如曾布其人,份属新党,却先后与新党主流派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关系交恶;不见容于旧党,却跟旧党大佬司马光、苏东坡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曾布是个很会做官的人,知道怎么为自己留退路,难怪《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让高俅跟曾布,靠山是选对了,可惜曾布不要,奈何!

王诜就更牛了,著名画家,贵族出身,还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后来的宋徽宗)的姑夫,皇亲国戚呀。王诜跟苏东坡交情不浅,“乌台诗案”发生时,他两是一对难兄难弟。但王诜本质上是个纨绔子弟,不涉党派之争,与苏东坡的友谊,仅限于琴棋书画饮宴唱和。让高俅跟王诜,在皇亲国戚身边混,机会肯定不会少。这不,高秘书在王诜身边干了七年,机会来了。

大概是元符二年下半年吧,王诜出任枢密都承旨,有一次上朝,遇到了端王。史料里是这么叙述的,说端王鬓角乱了,出门时忘记带蓖刀子,王诜就把自己的拿出来给端王用。端王看蓖刀子式样很可爱,王诜就说这种式样的有两把呢,回头让人把那把没用过的给您送去。晚上一下朝,果然就派高俅当差去了端王府。这对高俅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我们说,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机会只属于那些善于抓住机会的人,高俅正是个中高手。当时端王正在踢足球(蹴踘),高俅的球技也够国家队水平,为了表现自己,他一边看球一边“睥睨不已”,也就是故意流露出有点瞧不起端王球技的意思。端王一看这人表情有异,就问:莫非你也是同道中人?就叫过来试球,一试之下,果然不俗,于是就留下高俅,倚为亲信。

“小石子”发力飞腾

高俅的运气确乎好过常人,跟随端王没两月,宋哲宗死了,端王华丽变身,做了宋徽宗,高俅也就顺其自然的成为潜邸“旧臣”。这个末班车搭的太有价值了,荣华富贵说来就来,挡也挡不住。

那么,是不是说高俅马上就可以做大官了呢?也不尽然。

《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记载:“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宋徽宗倒是很想提拔高俅的,然而爱莫能助。因为朝廷有制度,祖宗有家法,文官必须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武官虽然不需经过科举,但高级武官的晋升必须是立过军功的才行。

高俅的文化水平比他的球技差远了,参加科考肯定没辙,只能放弃文秘老本行,从低级武官干起。当然,有最高领导的眷顾,有潜邸“旧臣”的身份,他到哪儿都是个角儿。那几年,高俅下基层,跟着大将刘仲武在西北混。崇宁三年十月打了一次不小的胜仗,功劳虽是刘仲武的,但功劳簿上肯定少不了高俅。崇宁四年五月又以武官身份随外交官林摅一起出使辽国,成功拒绝了辽对宋夏战争的“调解”,又是一个大功劳……

随着“军功”积累得越来越多,高俅这枚“小石子”终于越飞越高。《宋史》本纪云:“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十日),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另据《靖康要录》言,高俅还做过检校太保、奉国军节度使、简国公,位极人臣。

自作孽,摔得惨

秘书晋升为领导,其实也没什么,在啥位谋啥政,把工作干好,没人会说三道四,顺顺当当干到退休,保住晚节,所谓的抛物线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自以为靠山硬,人脉广,恣意弄权,胡作非为,祸国殃民,那结果就不好说了,“你懂得”。高俅就属于后者。

《东京梦华录》里说,有一次皇帝检阅水军训练情况,高俅安排“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又列两船,皆乐部。”科目训练则是“旋罗”、“海眼”、“交头”等。有音乐,有杂耍,煞是好看,可打起仗来这等花架子有用吗?还有一次是皇帝夜宿大庆殿,高俅负责安保,“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数十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瞧瞧他多会作秀,通过士兵的声音,让皇帝知道他是尽心尽职的。京城防务交给这样的人,宋徽宗也真是荒唐。

高俅抓军事不行,徇私敛财搞裙带却很有一套。

自打他发迹之后,高家老小个个“鸡犬升天”:父亲高敦复做了节度使,兄弟高伸中进士后,火箭般的升任延康殿学士,另一个兄弟高傑,做了左金吾卫大将军;高俅的儿子们也个个进入体制内,高尧卿是岳阳军承宣使,高尧辅为安国军承宣使,高尧康为桂州观察使。朝廷好像是他们家开的。他管理禁军,常挪用军队地皮盖自家宅邸,还喝兵血,克扣将士们的饷银,搞得士兵无心训练,“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靖康要录))

经过高俅的多年折腾,大宋王朝的禁军沦为了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部队,“人不知兵,无一可用”。《靖康要录》尖锐的指出:“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高)俅恃宠营私所致。”“恃宠营私”四个字,可谓一语中的。

靖康元年,金兵来犯,宋徽宗吓得差点尿裤子,赶紧禅位。靠山靠边站了,高俅也该倒霉了。宋钦宗甫上台,第一个打击的对象,正是高俅。

先是正月六日削其兵权,任命外戚王宗濋担任殿帅;随后在正月十二日,又下令抄了他和蔡京、童贯等六贼的家,获银500万两。高俅的两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抄家,由于隐匿财产还被告发贬了官。

宋徽宗南逃,高俅、童贯等扈从南下。行到中途,高俅“以疾为解,辞归京师”,五月即病重,“独死于牖下”,躲过了法律制裁。但他丝毫没有得意的理由,折腾了一辈子,聚敛无数家财,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去世,“天子当挂服举哀”,但宋钦宗愣是不同意给予他这份哀荣,彻底否定了高大秘的一生。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