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着归家路呀，美国人
从我布鲁克林寓所的窗子里，能望见曼哈顿建筑物的空中轮廓线。摩天大楼呈现出柔和的淡紫色和黄颜色，如石笋般直冲天际。自我的窗子俯视海港，可以看到灰色的东河[64]，还有布鲁克林大桥，晚上，河面和海面上会传来寥寥的汽笛声。这海岸之地，托马斯·沃尔夫、哈特·克莱恩[65]也曾生活过。我经常靠着窗子消磨时间，向外看着那些灯火和大桥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的灯光，心里想着它们。我犯了思乡病，就像他们以前也常常思念故乡一样。
这是种古怪的情感，是我脑海之中确凿无疑的思乡情怀。这是美国人的一种民族性，对于我们而言，就跟云霄飞车或者自动唱机一样自然而然。它不是单纯的对我们出生的故乡城市或国家的怀念，这情感犹如雅努斯的面孔[66]一般：我们在对至亲挚友之间的思念与对外国和外国人的热望之间被撕扯着。经常的情况是，我们产生思乡情怀最多的地方，是那些我们从来都不曾知道的地方。
所有的人都是孤独的。但是，在我看来，有时我们美国人似乎是所有人中最孤独的。我们对外国与崭新模式的饥渴如影随形，简直就像是种国民通病。我们的文学被烙上了归属与不安感的印记，我们的作家们都是伟大的流浪者。爱伦·坡转向内心来探究其中的光怪陆离，以及属于他自己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惠特曼，那位高贵的流浪者，把人生看作一条宽广开阔的大路；亨利·詹姆斯[67]抛弃了他成长的故国，去英格兰拥抱那十九世纪茶室里轻快悠闲又堕落的享乐主义；梅尔维尔驱使他的亚哈船长[68]在寻找巨大白鲸的疯狂旅途中走向自我毁灭；还有沃尔夫和克莱恩，他们寻寻觅觅了整整一生，可我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终其一生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这些作家，我们的代言人，他们已经死去了。虽然那港口和大桥使我本能地想到了他们，但这些日子我也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数周之前，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
我的朋友名叫莱斯特，住在纽约南边的北卡罗来纳州。莱斯特大约二十来岁，身材瘦高而不协调，脸晒得黝黑，人很友善。作为长子，并且父亲早逝，他担负了家中不小的责任。他和母亲拥有美国一号高速公路上的一家小店和一个加油站，这条路从纽约一直通往迈阿密，贯通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大西洋之间长长的海岸平原。在这条路上，有成千上万个停靠点和加油站。
莱斯特掌管油站加油泵，负责商店收银台。这个加油站在乡下，离我曾经住过的镇子大概几英里远，因此，有时候我在森林中散步时，会停下来到加油站里面去，在火炉旁边暖暖身子，再来上一杯啤酒。走出松木林，穿越冬天里灰色的野地，看到前方有亮光总是很好的。
午后时分，商店里面闲适且安静，空气里有木屑烟尘的气味，屋子里唯一的响动是座钟懒洋洋的嘀嗒摆动声。莱斯特有时会外出狩猎，然后在我喝啤酒的时候回来。他从结了霜的暮色中走来，带着那条鼻头湿湿的猎犬，他的猎袋里或许会有三两只给他妈妈在晚餐时用来油炸的鹌鹑。其他日子里，如果天气暖和的话，我就会看到莱斯利直直地坐在加油泵旁边的柳条箱上。一圈友好的苍蝇绕着他的脑袋飞舞，他在那儿等着路过的观光客停下来要他服务。
莱斯特是个伟大的旅行家，他搭了很多趟便车，见识过国内的不少地方。但是他做得最多的，还是在自己的脑海中漫游。在收银台后面的架子上，成堆叠放着《国家地理杂志》和一大摞地图册。在我刚认识莱斯特的时候，战争还远远没有开始，那时的地图也与现在不同。“巴黎，法国，”莱斯特会对我说，“那是我总有一天会去的地方。还有俄罗斯、印度，以及遥远的非洲丛林——”
莱斯特身上有种激情——一种了解世界的渴望。当谈论欧洲城市时，他睁大灰色的眼睛，目光中隐约闪烁着温驯平和的狂热。有时候当我们坐在那儿时，一辆车会开到加油泵旁边来。莱斯特对待顾客的态度因人而异：如果那司机跟他相熟，是他们这一带的人，莱斯特就不会自找麻烦、多余添事；但如果车牌显示是来自较远的地方，比如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他就会十分亲切地擦亮挡风玻璃，声音也会温柔得含混不清起来。
对于过路客人曾经去过的地方，他总有巧妙的办法从他们口中套出些相关信息来。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巴黎待过的男人停车路过，莱斯特跟他成了朋友，迅雷不及掩耳地将他灌醉，这样，这位客人就不得不留在镇子里过夜了。
莱斯特并不常说那些他曾经真正去过的地方，但是他非常了解美国。好几年前，他去参加了美国地方资源养护队，被派遣到了俄勒冈州的密林之中。他穿过中西部的大草原，看到了夏日阳光下黄褐色的麦田，越过落基山脉，俯瞰了波澜壮阔的太平洋。
在结束了俄勒冈的一年露营之后，他跟圣地亚哥的一个叔叔一起待了一阵子。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一次搭了便车，走了条曲曲折折的路线，到亚利桑那、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三角洲绕了一圈。他见识过南乔治亚州成熟时的蜜桃，发现了查尔斯顿城的慵懒的壮丽。在烟草收割之季，他及时回到了北卡罗来纳，这时已是离家两年之后了。
但是，关于这一次的放浪冒险，莱斯特却没有多说。他的憧憬热望从来不在家乡，或者说是从来不在他看过、了解过、成为他自己生命一部分的那些地方。他总是渴望着去国外，向往着难以企及的遥远国度。与此同时，待在这乡下地方使他感到愁苦万分，人站在加油泵旁边，想的却都是遥远地方的事儿。
战争开始时，莱斯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太关心欧洲发生的事。他确信战争不会长过数个月，因为希特勒的汽油很快就会用光。而后，我在第二年春天离开了那地方，直到今年秋天收到他寄来的明信片之前，我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他在明信片中提到了烟草收割，还说他的猎犬得了癞疥病。他最后写道：“看看，我想去的那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呀！这场战争毫无疑问做成了一件事——它没留下任何地方让你犯思乡病。”
这家小店还有那个汽油泵孤零零地待在美国一号高速公路上，看起来似乎离曼哈顿的海港颇远，在战争爆发之前，莱斯特这个自由自在的年轻人好像跟我们这一时代的诗人——比如沃尔夫、哈特·克莱恩——也没有太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热望、他们的不安定、他们对未知事物的渴求都是一致的。
世上有成千上万个莱斯特，但是诗人却很稀少，并且这些诗人是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的精神集合体。这些诗人的世界，我们所有生活于此的人们，都被这场大灾难从今日世界中残忍地隔绝开来了。边境之域——无论是那片土地还是精神——都向他们敞开，而从此便对我们关闭了。此刻，美国已被隔绝，以我们之前从未预想过的方式。
今年，曼哈顿的港口很安静。沃尔夫和哈特·克莱恩不再在这些临海的街道上散步了——沃尔夫因为琢磨不透的热望发了狂；哈特·克莱恩为了无名之地害了病，被整个毁掉了，燃尽在酒精里。这港口，是的，现在更安静了，那些从国外来的巨大的轮船，不再常来靠港。从我窗子里看到的大部分船舶都是小型的，不会去远离海滨的地方。在秋日下午的晚些时候，柔软的薄雾给曼哈顿建筑物的空中轮廓蒙上了一层细纱，这场景让人感到分外悲凉。并且，毫无疑问的是，遥对着大西洋与远处正在抽搐痉挛的整个世界，曼哈顿建筑物的空中轮廓不仅让人感到悲凉，还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绝望。
因此，我们必须向内审视。这种非凡的情感，这种思乡病，已然重要到作为我们国民属性的一部分，应该被转换到好的方面。我们的探求者所找到过的，也即我们必须要找寻的。并且，这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伟大任务。美国很年轻，但是它不会一直年轻。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他必须和他那决裂了的家庭分别，美国现在感觉到了转变的震惊感。不过，倘使一切进展顺利，一个崭新又平静的成熟期将会到来。我们必须起草一份新的独立宣言——这次应是一份更趋向于精神层面而非政治层面的。再没有别的值得犯思乡病的地方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对我们亲近熟悉的大地报以思乡情怀，这块土地，它值得我们怀旧。
为了自由的夜巡
在这个夜晚——旧年最后的夜晚，新年第一个黎明，聆听者们遍布整个地球。大笨钟会在午夜时鸣响。但也许在上一个钟头，那钟楼本身已经受到损伤，或者被整个毁掉了。然而即使这样，人们仍将听见大笨钟的钟鸣，因为那儿正有人在专注地聆听，不是凭借耳朵的一种聆听。那种聆听会使血液暂停流动，会让人静候等待，而心脏本身此时也会全然缄默。
英格兰会在黑暗之中听到大笨钟的响声。或许在钟声响起的那个小时里，会有爆炸的咆哮声，以及轰炸机致命的喃喃低语，又或许那会是静籁无声的一夜。无论是哪种情况，钟声都会在我们心灵的耳朵中响起。以下这些人将会出现在聆听者名单之中：目不转睛地守望着漆黑海峡的哨兵；空袭庇护所中的市民；伦敦地铁隧道与站台上蜷缩着的无家可归者；还有路旁酒吧里的农民们。听见钟声的有医院病房里的伤病员和彻夜不眠的人们；有那个在某处仰着脸的、受了惊吓的孩子；有在飞机场执勤的粗犷的、红色脸庞的士兵，他会对着双手呵暖气，在结冻的硬地上踏脚，在午夜时分静静地站那么一会儿。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将会听到钟声，那钟声会在那黑暗岛屿上的城市和全部的乡间回响。
那些回响共鸣不会停止。不是所有的地方此刻都在午夜时分，然而在那一时刻，十二声缓慢的鸣响像是贯穿了世界上的一切时空。在被打败的国家，大笨钟将会带来希望，会给那许多灵魂带来反抗的狂热悸动。并且，如果轴心国的人们也被允许去听这一鸣响的话，谁知道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疑惑呢？
在这新年时分，我们在美国的人也将是聆听者。大笨钟的声音将响遍所有的州。自俄勒冈到乔治亚，在那些舒适地品尝着盛在银杯中的煮鸡蛋的家庭里，在穷人家糟糕透了的公寓房间里，都将会听见英格兰的新年钟声。远在南方的话，则会是在夜间的早些时候了。祥和的橙色烟火会在厨房的墙面上闪烁，碗橱里会有肥肥的公猪肉和豇豆给新的一年带来好运。太平洋上旭日仍在闪耀。在北方的屋舍中，伴着户外冰雪蓝色的辉光，聚在一起的家人们会为那时刻而守候。
在这个晚上，雾中伦敦也许是灰暗的，也许清朗的月光会在冬夜寒空中投下钟楼的轮廓。然而当钟声响起时，它将会是战斗着的不列颠的心跳，必定带着严峻、深沉的回声。没错，大笨钟今年新年将会再次响起，而聆听者们将遍布整个地球。
吾邻，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来说，是个不可思议之地。我现今居住着的街道，拥有着似乎属于十九世纪的、安静和敏感的恒久性。这条街很短，其中一端有舒适的老房子，这些房子围着雅致的外墙，后院令人身心愉快。在相邻的街区里，街道变得更加多元化，因为那儿有一个消防站，一间女子修道院，还有一家小小的糖果工厂。街道两旁长着枫树，秋天来临时，孩子们用耙子扫拢树叶，在道沟里燃起篝火。
在纽约市，如果你发觉自己真正居住在左邻右舍之中，那将是件稀奇事儿。我从隔壁的男人那儿买煤，并且对住在我屋子右侧的老妇感到强烈的好奇。她热衷于将迷了路的、饿坏了的流浪狗领回家里，除了一打这种狗之外，她还养了一只绿色的、狡猾的小猴子当作自己的宠物和首席伙伴。听人说她非常富有，又十分吝啬。拐角那家药店的老板告诉我，她曾经因为在一次小骚乱中损毁了一家沙龙的窗户而进过监房。
“直角三角形斜边长度的平方，等于——”
晚上走进街角那家药店里时，可以听到一种令人绝望的声音，在重复着如是这般的一些定理。晚餐过后，药剂师帕克先生就坐在柜台后面，为他女儿的家庭作业而艰苦奋斗——看来他女儿在学校里学得不怎么样。帕克先生拥有这家店已经三十年了，他脸色苍白，瞳色淡灰，经常把软软黄黄的小胡子都捻湿了，再梳齐理顺。他长得真像是一只猫。当我称体重时，他就偷偷摸摸踱到我的旁边，在我调整磅秤的刻度时，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偷看。我称完体重后，他总是很快地偷偷瞟上一眼，不过，他从来不会做任何评论，不会以任何方式指出他觉得我是否太轻或者太重了。
除此以外，在每一件其他事情上，帕克先生都很健谈。他一直住在布鲁克林，他的脑袋瓜就是个装着各种稀奇古怪琐碎事儿的麻布袋子。比方说吧，在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窄巷叫“爱之巷”。“这小巷是由这名字而来，”他告诉我，“因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两个叫德贝弗斯的单身汉跟他们的侄女一起住在街角的屋子里，她是那样美丽，以至于她的仰慕者们半夜还在小巷里晃荡，守着篱笆给她写情书。”他说这对老叔叔是全纽约市最早在后院里种了草莓拿去卖的。想想这一家人，就是件挺惬意的事儿——客厅的彩窗玻璃在烛光摇曳下辉映着五颜六色的光彩，两位老绅士为一场棋局正费尽思量，而那年轻的侄女则端坐在踏脚木凳上，吃着草莓和冰淇淋。
“斜边长度的平方——”当你离开药店时，帕克先生的声音就会从之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响起，他的女儿会坐在那里，悲伤地嚼着她的口香糖。
将我所知道的布鲁克林与曼哈顿做比较，就好比将一位安逸又闲适的乳娘与比她聪明得多又神经过敏的妹妹进行对比一样。此处的事与物都运转得比别处要慢许多（在绝大部分主干道上，汽车仍旧在吱吱嘎嘎地慢慢行进），此处有一种恪守传统的感觉。
布鲁克林的历史并不如它表现出来的令人倍感敬意的品质一般激动人心。在上世纪中叶，很多抱持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居住在此，布鲁克林同时也是废奴主义运动的温床。沃尔特·惠特曼在《布鲁克林每日鹰报》工作，直到他那篇反奴隶制社论葬送了他的这份职业。亨利·瓦得·毕奇尔[69]曾在老普利茅斯教堂里不厌其烦地规劝世人。塔列朗[70]于流亡北美之际，曾居住在富尔顿大街上，每日在榆树林荫道下谨慎地散步。惠蒂尔[71]则常常待在老胡柏[72]的家里。
我到这里来后，认识的第一个布鲁克林本地人是在我屋子里做了些活儿的电工。他是个活泼年轻的意大利裔，有张热情机灵的脸，懂得在干活儿时用一种听起来很舒服陶醉的方式哼唱歌剧咏叹调。在我来的第三天，他为我工作时带来一瓶家酿的、晶晶亮的葡萄酒，因为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前一天晚上刚刚降生。酒是酸酿，饮起来很爽口，酒至半酣，电工邀请我去参加一周之后在布鲁克林另一侧他家里举办的小晚宴——就在羊头湾那边。聚会真算是千载难逢，那位六十年前从意大利过来的老祖父也在这儿。晚上，这位老人在海湾里钓鳗鱼，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整天躺在后院里的一架推车里晒太阳。他长着一张富有魅力的、仿佛萨堤尔[73]一般的脸，他抱着初生婴儿时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就好像他每天都要抱着很多婴儿走来走去似的。
“他长得非常难看，这个小东西，”他不停说着，“但毫无疑问，他将会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以及——非常难看。”
聚会的食物相当丰盛，健康的意大利美食——菠萝伏洛干酪、萨拉米香肠和酥皮点心，更多的是红酒。整个晚上，亲戚和邻居们如流水般在屋子内外穿梭不停。这个家族在靠近海湾的同一所房子里住了足足三代，祖父有很多年没有离开过布鲁克林了。
布鲁克林的这片区域一直都有海的感觉。在海边的街道上，空气里有新鲜的、粗犷的气味，天上飞着很多海鸥。我所知道的最为华美的街道之一，自布鲁克林大桥与海军船坞之间伸展开来。在凌晨三点，当城市的其余部分变得寂静黑暗时，你突然来到一个小小区域，会发现这里充满了活力，差不多跟乡村集市一样热闹。这儿是沙街，是靠港的水手们打发夜晚时光的地方。在夜晚的任何时间，沙街都有惹人兴奋的事儿发生。脸上晒得黝黑的水手们在人行道上搂着女孩招摇过市。酒吧里面人山人海，载歌载舞，没有勾兑的烈酒价格低廉。
这些沙街的酒吧也有它们自己独特的传统。你在那里找到的有些女人，是这条街上充满活力的、贵族家的老寡妇，有着诸如“女公爵”或者“玛丽号潜艇”这样的花名。“玛丽号潜艇”的每一颗牙齿都是用黄金打造的，她的微笑于是看来富贵又满足。她和其余这些老客人都受到极大的尊敬。她们有一张固定的水手伙伴名单，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桑给巴尔岛的水手都认识她们。她们也意识到自己的名望，不会费尽心思像年轻些的女孩子们那样去跳舞或者调情，而是舒服地坐在屋子正中织着毛衣，同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保持着敏锐观察的眼神。在某一间酒吧里，有一个小个头驼子，每晚都得意扬扬、大摇大摆地来，人人都对他宠爱有加，招待他免费的酒水，酒吧主人都好像把他当作吉祥物似的。在水手之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当他们将要死去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去沙街。
切割开布鲁克林商业与金融中心的是富尔顿大街。这条街上可以找到成打的旧货店和古玩店，对于喜欢二手物品和传世古物的人而言，这里可算是相当激动人心的。我在这些地方买了我大部分的家具，到了这里几乎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么这儿可算是淘物的天堂了，很多东西价廉物美——老式的带雕塑的餐具柜，考究的穿衣镜，漂亮的餐桌转盘，以及许许多多只要付其他地方一半价钱就能买到的奇怪东西。这些商店有一种冷清的、没有生气的氛围，店主全是些不能信任的家伙。
帮我搞到大部分东西的那位女士名叫凯特小姐。她黑瘦，忧郁，非常畏寒。当你走进那家旧货店，很可能会发现她正撑在后屋里一方小煤炉子上面烤火。她每晚都躺在一张维多利亚式绿色天鹅绒长椅上，身披波斯毯睡觉。她的脸蛋是我所能记住的最美丽和最肮脏的之一。
凯特小姐的对街有一家竞争者，她常常跟对家店主在价钱上激烈争吵。即使如此，她仍一直将他归为“一位高贵的人”[74]，曾经有一次，当他因为经营失败，没钱付租金而将被赶出店时，凯特小姐为他提供了现金。
“凯特小姐是个好女人，”那位竞争者对我说，“但她就是不喜欢给自己洗澡。她每年只沐浴一次，那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她大概是布鲁克林最脏的女人了。”他说这些的时候，语调里丝毫不带有嘲讽之意，倒不如说有不少莫可名状的得意。这是我最喜欢的、关于布鲁克林的事儿之一。每个人都不希望跟别人完全相像。
我们打了条幅——我们也是和平主义者
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夏季，我正在帮一位朋友收拾行李。我的朋友名叫麦克，住在我那间屋子隔着大厅正对面的一个房间里。在下午的晚些时候，如果天气良好，城市上方的天空浅灰泛蓝，我们就常常在屋顶相见。
麦克会靠着一根烟囱坐，常常带着本书，因为在办公时间结束后，他会去纽约大学上夜校课。苏加几乎总会跟他一起，待在楼顶，它的脑袋枕在他的一侧膝盖上。苏加是一条很小、很聪明的犬，常常过分强调待人的礼节。此刻，当我们正收拾行李时，苏加坐在房间角落里，间或哀鸣一声，微微打着颤，因为它知道，某些它并不明白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收拾东西，是因为麦克申请做志愿兵，并且被顺利录取了，他就要去参加战斗。
房间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地板上有书，衣服，还有留声机唱片。散落四方的旧报纸上，有那些彩色的、黑白的、关于毁灭的头条，以及那些关于废墟的题注。麦克很快地清理着他的所有物，对物品的去留毫不犹豫。很多东西都必须留下来。
麦克二十三岁，个子矮小结实，红色头发。他有张长满雀斑的脸，现在的表情相当阴沉，愁眉不展，因为刚刚拔掉了一颗智齿，正不由自主地用舌头舔舐着嘴里那个疼痛的空洞。在我们用盛着细刨花的板条箱装唱片，拿钉子钉住那些装书的箱子时，心里都在为离别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变化而焦灼着。
我们大声说出来的很少一些话语，不过是心中所思所想的残片。我们的冥想，大概也是顺着如此的轨迹。我们的背景相似，在既不富裕也不贫困的家庭中，我们拥有众所周知的有生活保障的童年，享有正规教育，并被允许去探求及肯定我们自身内在的精神价值。简而言之，我们作为美国人而成长起来。我们有很多事情去思索，很多事情去记忆，也有不少的遗憾。
“不过，这为什么花了我这么长时间呢？嗯？”麦克说，“守在收音机前面，谈天，谈天。无所事事。为什么？回答我这个问题。”
苏加顺着他的声音望过来。麦克养了它六年了。他在家吃饭时，它就正对着他的餐桌坐着，也吃着他所吃的东西——早餐鸡蛋、胡萝卜，任何东西。每当他给它一些特别美味时，他就将那好吃的凑近它的鼻子，而它会用一种很漂亮的方式伸出它的右爪，那姿势介乎向主人乞要与向仆人祝福之间。
但是，麦克现在完全不在意苏加了。
“事情是这样的，”他说，“一种美德之为美德，只有在它确实带来了良好事情的情况下才成立。一旦它被作为一种弱点、一种为邪恶开道的工具而受人利用时……”
麦克把一件运动衫揉成团，扔到角落里的一堆衣服上。“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确实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和平主义者。在我们的青春期以及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对将要打仗根本就没有概念。战争是邪恶的。上一次世界大战在我们的记忆中根本就未曾存在过，但是我们却听说和阅读过关于它的一切。我们童年时代的英雄不是战士，而是伟大的冒险家。
譬如伯德[75]，譬如林德伯格[76]——我觉得他棒极了，并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他棒极了。但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恍若隔世。
而后就是高中。我的高中跟美国千百所高中毫无区别。每个星期四，我们学习一门叫“当今时事”的课程。我的老师斗志昂扬、热情洋溢地向我们灌输战争的恐怖之处。她其实大可不必那么担忧，因为我们天生有着和平主义者的观点。
相比她在班上讲过的东西，我倒更记得这位老师的各种肢体语言与怪癖——在阐明重点时，她用一支铅笔敲自己的头顶；在被激怒时，她取下眼镜，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球，嘴里不停地“啧啧！啧啧！啧啧”。当她这副样子出现时，总是引起咯咯笑声，这时她就会把眼镜戴回去，然后面带愤恨地环顾四周。
一场裁军会议——国际联盟[77]。德意志帝国新成立了一个政党，由一个叫作希特勒的人领导。所有这些都没太多意义。每个人都知道，绝不可能再有另一场战争了。哪个国家还会再挑起那样一件事情呢？即使未来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为什么将会在欧洲？一张张美国人的脸庞，绝不会再在欧洲的泥塘子里面腐烂。
“他们说了实话。他们是对的。”麦克说道，我抬头看着他。他仍旧在给书籍打包，在这些书中有《K连》[78]《永别了，武器》《战争之路》以及《巨大的房间》[79]。在我们的青春期中，一切关于过去战争的痛苦与毁灭的制高点，最终都已被表达。这些书对我们的影响不能被夸大。麦克按照书的大小将它们分门别类，堆积起来。
“他们是正确的，但只在他们的时代。他们不会意识到有些东西甚至比战争更加糟糕。你知道的，对吗？”
“是的。”我回答道。
现在书被装到箱子里了，麦克也停下来歇口气。他走到药品柜那儿，张大他的嘴，在烂掉的牙龈上涂抹碘酒。然后他在一只还没打好包的箱子上坐下，双拳支撑住额头，他的脸色潮红，不停地出汗。
“听着！”麦克突然说，“你还记得一九三五年五月吗？你是否能想起那么久以前发生的事？”
苏加抬头看他，他没有给它什么回应，它深深地叹了口气，肋骨都突了出来，然后低下头来，枕在爪子上。
“那年五一节时是我在大学的第一年，我还是一个学生俱乐部的成员。我们在阅兵场内游行，我当时举着一方巨大的标语，上面写着：‘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一切事情非黑即白。战争是邪恶的，法西斯是邪恶的——它们之间可以画上等号。我们从来都没有料想到，我们将不得不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那一年，他们也在德国举行了游行，”我很快地应道，“但是他们游行的标语没得选。”
“是呀，”麦克说，“他们同时也在游行。”
麦克开始叠他那套不错的西装，以便放进旅行袋里。“是西班牙，”他说，“是西班牙使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醒过来的。”
“那是第一回合，我们输掉了第一回合。在那之后，我们被迫陷入了怀柔政策，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放弃了。我们并没有造成这场战争，为什么不得不陷到这场战争中去呢？我为什么要问你？让我们就在这儿这么坐下来，喝着潘趣酒，看看会发生些什么。或许地球那一边的野蛮兽类压根就不会注意到，我们也进到这个擂台上来了。”
他刚刚说的话里多少有些真相。过去的这一年有种怪异的、摇摆不定的特征。闪电战[80]——欧洲的溃败——收音机中的葬礼进行曲，预示着每一场新的陷落——残骸的前身，曾经是所谓的“民主政治”。我们身在美国，不能一下子领会到其中的全部奥妙。我们时刻准备着，准备为民主政治的改善而战，而为民主政治而战则意味着它本身不再是一场卑劣的战争了。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将不得不开足火力指向外界，以此来逃脱完全的毁灭。我们曾经士气低落。与我们的内心达成妥协，并将我们的传统调整到必要性上，以便作为一个立场分明的国家来推进行动，这花了我们很多、太多的时间。我们不得不去重新验证我们的理想，将很多东西抛诸脑后。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场道德危机，对于它我们并未准备充分。不过，在最后，我们终于得出了结论，并且准备好要行动了。我们挺过来了。
民主政治——知识分子化与道德的自由，能随意去选取对于我们而言具有最大生产力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去建立我们自己独立精神价值的权力，那就是“美国理想”的呼吸。我们美国人会为保护它而奋战。我们已攥紧了巨拳，在获得胜利之前，决不会再松开了。
“感谢上帝，算是结束了。”麦克说道。
他指的大约是过去的犹疑不决，或者是整理行李这件事。我们结束了。纸箱和手提箱堆放在落满灰尘的地方，这房间现在有一种悲伤、荒芜的氛围。麦克到楼下去拿啤酒了，当他上来以后，我们关上屋门，爬到了楼顶上。这是安静、暖和的黄昏时分，湿衣服挂在一条晾衣绳上，鸽子们在护栏上昂首阔步。我们坐下来休息，背靠着烟囱。
麦克开了啤酒。因为温度较高的缘故，啤酒泡沫从瓶颈那儿喷出来，溢到了他的手上和胳膊上。他将胳膊递向苏加，它立刻十分优雅地将那些溢出来的东西舔舐得干干净净。显然，那味道令它满意，它很慢很慢地抬起了右爪，向麦克乞要更多。他把苏加拉到膝盖之间坐下，从后面搔它的耳朵。明天，苏加就会被送上火车，送到麦克在特拉华州的兄弟那儿去。
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当麦克再说话时，他的声音克制而又平和。
“他们说我们清楚正在对抗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弄清楚自己在为什么而战斗。他们想要我们停下来，去组织些口号。这就像是去问一个喉咙哽咽、有着窒息危险的人为什么要挣扎一样。而那个人并没有对自己说要挣扎，只是因为在呼吸受阻的紧要关头，他没办法弄到空气罢了。他并没有提醒自己空气中含有氧气，没有提醒在氧化过程中身体能获得供应自身功能运转的能量。他没有静静地躺在那儿，没有告诉自己说有足够的三分钟时间，没有在这三分钟里找出他意欲对抗压住他的人以便重获呼吸权力的诸多原因。一个身处那样险境的人，自然而然地要去抗争。为了解放，为了空气，为了生命，他用身体里每一盎司的力量来挣扎，在所有知觉感觉的踪迹从他身上离去之前，或者在他再一次被允许呼吸之前，他都不会停止抗争。”
暮色降临。一架飞机从逐渐暗下来的天际线上划过。麦克没有再多说什么——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明天，他就将在军队里了。
麦克，成千上万与他一样的其他人，并没有以狂喜的、徒有其表的荣耀感来面对我们眼前的挣扎。他很清楚，挣扎将会使他这一代的人们付出自我否定和痛苦折磨的代价。然而，他已经完成提问的阶段了——以怀疑作为结束。
低下我们的头
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的感恩节，在这一天，那些惯有的、对上帝的感谢被放到一旁，我们低下了头。这感谢的日子是个全民节日，我们的国家从未被如此深深地感谢过，同时我们也从未对神的劝解如此渴望。在经年累月的普遍痛苦与荒芜之后，战争结束了。今天，我们为和平而欢庆。不过，在我们的欢庆之中，有着一种庄严，一种缺失感，以及与道德良心联合起来时那种极端使人生畏的力量。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在这个遍布了苦难与莫名需求的星球上，我们的国家是极少数躲过了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物质毁灭的纯白无瑕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我们低下头来的日子里，对于那些不可胜数的受苦受难的国家，这尊重专属于它们。
感恩节，本质上来说是个家庭节日。十一月里的这个星期四，在这一天里，各自飘零的家庭成员聚到一起来共享盛宴，并为彼此祈祷。这个节日在丰收季节的尾声到来，那时，光洁饱满的麦穗颗粒归仓，地球上种类繁多的水果也尽皆成熟。在那土地休眠的冬季来临之前，这是一个金黄色的收获季节。然而，尽管我们的大地并未受到战争破坏的滋扰，我们却都知道一种更加险恶的毁坏。过去的一些感恩节，是以“缺失”来标记的。我们的丈夫、兄弟，我们爱着的这位那位，在家族聚集的时候不在这里，这个国家的主力远在异国他乡。因此，我们的宴会无论如何也难逃惨淡凄凉。那些曾经缺席的人们中的大部分，今天也不会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将在不熟悉的气候下，在遥远的异国庆祝另一个感恩节。也还有另一些人，正在漂洋过海返回家乡的途中。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和平已然恢复到了“安宁”的程度。那些被撕裂开来的神经会变得平静些了，那人人心悬一线的苦恼已经放松下来，或者已经就此解除。在战争这一最巨大的灾难时刻，人类发现个人的幸福是如此转瞬即逝、不可捉摸，我们每个人获得的人生规划是多么的脆弱不堪、难于把握。因为战争与机会是密不可分的。冒险的冲动此刻已平复，在这用以感谢的一天，我们大多数家庭已经可以从焦虑与惊恐之中解脱出来。很多人都很幸运，能把我们的战士留在家中的自己身旁，来为我们的祈祷牵头。因为，我们的战士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远方，都忍受了可怕的战争，承担了战场上的恐怖与苦难，这样才使得和平成为可能。我们的头低下了。
今天，没有哪个家庭不会为我们中那些承担了沉痛损失的人表现出悲恸之心。我们有人在医院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可以从科学中得到帮助——科学在平等地为黑暗与光明服务——他们将被治愈，很快就能回到我们身边。但还有另一些人将不再会四肢健全了，他们手脚残缺，双目失明，永久残疾。对于那些遭受如此折磨的人，我们仅仅能够承诺，我们对于所谓罪孽的坦诚将会坚持下来，贯穿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个生命。战俘们已经回家，或者很快就将与亲人团聚，我们为那些遭受了敌人故意伤害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的爱意和细心照料之下，很快克服精神冲击与身体虚弱，重新恢复到健康平和的状态。还有一些被爱着的人们，他们再也不能参加到我们的祈祷中来了，他们做出了人生中默默无语的最后牺牲。对于死者家属，现在只有对一首诗文的细腻理解可以值得信赖：
整个世界正活在战争之外，
而我仍旧无法找到任何安宁。
我们沉浸在无声的祈祷之中，祈祷那些遭受了无比创伤的人们能够找到抵抗持续绝望的力量，并且还将穿过忍耐和悲伤，成功到达安宁平和之境。为着哀悼，今天，我们的头低下了。
这是全国的节日，而我们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我们幅员辽阔，困难不少，气候多样，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我们的国家是丰富多彩的。在盲从和无理由的排外当中，我们没有变得强大。我们之所以逐渐强大，不是通过偏见和孤立，而是通过很多国家的人民，还有多个民族紧密团结时所展现出的聪明才智。我们的骄傲，不是狭隘的、缺乏信任的无力又不牢靠的骄傲。这是一个宽宏大度的国家的骄傲，因为它能够吸纳人类天生具有的种种天赋。并且，我们祈祷，我们的骄傲能够自偏见中解放出来，成为伟大的和强有力的骄傲。为了这个，我们的头低下了。
在一九四五年的感恩节，我们祈求一种少有的智慧。刚刚过去的战争遗留下来的最后的武器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如果和平不能被维持，人类的未来便会风雨飘摇，仿佛在一切的历史中都不曾存在一样。这场已成过去的战争，给整块大陆留下饥荒，留下怅然若失的感受。我们祈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将会拥有那种智慧，去公平慷慨地使用我们的力量，去跟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长久持续的秩序与稳定。我们以对责任的严肃认知，为心灵之纯净、道德之伟力而祈祷。人类的灵魂，不得逾越无道德审判的思维界限。我们为心灵的智慧进行最大的祝福。在今日，我们谦卑地低下了头。阿门！
圣诞之家
八月里炙烤炎热的下午，闲极无聊，弟弟、妹妹和我会聚在后院大橡树的稠密阴影之下，聊着圣诞节，唱着圣诞颂歌。有次进行完这样的秘密聚会之后，圣诞颂歌的余音仍在热浪蒸腾的空气中回响，记得那时候我爬到了树上小屋里，独自坐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
弟弟对我喊着：“你在干吗呢？”
“想事情。”我回答道。
“你在想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好吧，既然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怎么会是在想事情呢？”
我不想跟弟弟说话了。我正在经历对时间那无尽神秘的初次惊奇。我在这儿，在这个八月的下午，在树上小屋里面，在这个被炙烤着的、让人感到厌烦的后院里，对于这个夏季里的一切都感到难受和疲惫。（我第二次读了《小妇人》，以及《汉斯·布林克尔和银冰鞋》《小男人》，还有《海底两万里》。我读电影杂志，甚至尝试去读《妇女家庭良友》杂志上的爱情故事——我对一切都求知若渴。）我是我，此刻是此刻，而四个月后将会是圣诞节，冬日时光，寒冷的天气，圣诞树上微暗与灿烂的灯火——这一切都怎么成其为可能呢？我为“此时”和“以后”感到迷惑不解，使劲摩擦我的手肘内侧，直到食指和拇指之间搓出了一个小小的皮垢泥团为止。在八月下午“此时”的树上小屋里的这个我，与在冬天的烟火和圣诞树旁的那个“我”，会是相同的吗？我极度好奇。
弟弟重复道：“你说你在想事情，但是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你到底在上面做些什么呢？搞到了一些秘密糖果吗？”
九月来临，妈妈打开了香柏木箱子，我们开始试穿冬衣，还有去年的毛衣，看看它们是否还穿得合身。她把我们三个带到闹市区，给我们买新鞋子，还有新校服。
九月的一个星期天——圣诞节更近些了——这天爸爸用车载上我们，开到满是尘土的乡间路旁，去摘接骨木[81]的花蕾。爸爸用接骨木花来酿酒——这是一种浅黄色的酒，颜色就像冬日里没精打采的太阳。酒会向着倾斜的那面蒸腾掉——千真万确，放一些年，它就会变成醋了。当朋友们来时，这酒会在圣诞期间跟切成薄片的水果蛋糕一起供大家享用。在十一月的星期天，我们带着一大筐炸鸡、保温瓶和咖啡壶到森林里。我们在离小镇很近的松树林里猎松鸡，摘浆果。这些猩红色的浆果隐蔽地生长在棕褐色的、带着光泽的松针下，那些松针在高高的、迎风沙沙歌唱的树下铺得像毯子似的。亮晶晶的浆果是一种圣诞装饰，放在水里，整个季节都可以保持光亮。
十二月，闹市区的橱窗里摆满了玩具，弟弟妹妹和我每人都得到两美元，各自去买圣诞礼物。我们去了十美分店，在抓子游戏[82]、铅笔盒、水彩颜料以及缎子做的手帕收纳袋中选择。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糖果柜台买一块价值五美分的牛奶巧克力，这样可以在柜台间走来走去难以做出选择的时候把它含在嘴里。这是场苛刻的一锤子买卖——耗掉了几个下午的时间——因为那个十美分店既不能退也不能换。
母亲做了水果蛋糕，在早几个礼拜之前，全家人就将山核桃肉给挑出来了。当心山核桃带苦味的那一层——它会给你嘴巴里镶上一层令人感到不快的毛刺。最后，我被批准去用开水烫杏仁，将烫掉皮的坚果收聚起来，我弄得它们有时候蹦到天花板上，有时候又一跳一跳地弹过房间。妈妈将柠檬切成片，做了菠萝、无花果、大枣的蜜饯，每一样上都搭配了糖霜樱桃。我们裁剪了圆形的褐色烤纸，用来垫锅。通常而言，蛋糕有各种口味，在我们去上学的时候会被放进烤箱里。下午的晚些时候，蛋糕就会烤好，用白色的纸巾包起，放在早餐室的桌子上，稍后会用白兰地把它们浸一会儿。这些水果蛋糕在我们的镇子里大受欢迎，妈妈经常把它们当作圣诞礼物来送人。当大伙儿来的时候，切了块的水果蛋糕、酒和咖啡总是已经准备妥当。在你拿着一片水果蛋糕站在窗边，或者迎着火光时，那片水果蛋糕将是半透明的、淡雅的柠檬绿，还有黄，还有红，如我们那儿的教堂彩窗般绚烂夺目。
爸爸是个钟表匠，在整个圣诞周里，他的店都还一直开到午夜。我作为最年长的孩子，被允许跟妈妈一道熬夜，等着爸爸回家。“当家的男人”不在，妈妈总是会感到紧张不安。（在很少有的情况下，爸爸必须在亚特兰大整夜工作时，孩子们就用锤子、锯子和扳手武装自己。紧紧围绕在宣称害怕“逃犯和神经兮兮家伙们”的、担惊受怕的母亲周围。我从未见过一个逃犯，不过，曾经有一次，一位“神经兮兮”的人曾经过来拜访我们。她是位很老很老的女士，穿着高雅的黑色塔夫绸衣服，她是母亲的隔代远房表姑，在一个安静的礼拜天早上过来，宣称她一直喜欢我们的房子，打算要跟我们一起生活，一直到她死去为止。当她坐在我们家门廊的安乐椅上摇晃时，她的儿子和女儿还有孙子们聚在一起来恳求她——在他们许诺带她兜风，并且给她买冰淇淋之后，她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在圣诞周的这些夜晚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不过，在信任和尊重下，我却突然觉得自己成长了，长大了。妈妈暗中向我透露，比我小的孩子们都会从圣诞老人那儿得到什么。我知道圣诞老人的东西藏在哪儿，并且被指派去照管弟弟妹妹，监视他们不要进到后间的壁橱，或者爸妈房间的衣柜里面。
平安夜是最长的一天了，不过，它却是已被明日的喜悦所填满。起居室里闻得到地板蜡以及干净、冷冽的云杉气味。圣诞树立在前厅的角落里，高及天花板，庄严、未经修饰打扮。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在圣诞前夜，孩子们上床之前，圣诞树都不会预先装饰。我们很早就上床了——几乎是在冬日夜晚降临的同时。我躺在床上，躺在妹妹的身边，试着让她保持清醒。
“你还想猜猜圣诞老人会送你什么吗？”
“我们已经猜过太多次了。”她说。
妹妹睡着了。于是又一个谜团随之而来。她睁开眼来就会是圣诞节了，而与此同时，我却躺在这儿，在这黑暗中，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怎么能这样呢？时间对我们两个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却不是全然相同。这是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我想着伯利恒[83]，想着樱桃糖、耶稣和冲天炮。我醒来的时候，天色仍暗。在圣诞节，家里允许我们五点钟起床。后来我发现，爸爸耍了花招，在圣诞节前夕调了钟，所以五点实际上应该是六点了。无论如何，当我们齐刷刷冲到厨房炉灶旁边梳妆打扮时，天还是黑的。家里的规则是，在我们到圣诞树旁边之前，必须先要穿衣服和吃早饭。在圣诞节这天一早，我们总是以鱼、培根肉和粗燕麦粉作为早餐。我是每一口都心怀怨恨，因为当起居室里满是糖果，最少有整整三箱子糖果的情况下，谁愿意早餐吃得饱饱的呢？早餐之后，我们排成一排，开始唱圣诞颂歌。我们清唱的声音盈盈上升，率真而神秘，仿佛我们已一个接一个地穿过那扇门到了起居室里。圣诞颂歌没有收尾，而是结束在不经修饰的欢悦的喊叫、嬉闹声中。
圣诞树在烛光灿烂的房间里闪耀。那儿有薄绵纸包好的脚踏车和其他成捆的礼物。我们的长袜挂在壁炉架上，里面装满了橘子、坚果和较小的礼物，多得鼓起来、凸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宛如天堂。窗外看得到蓝色的黎明，天空在逐渐明亮，蜡烛被吹熄了。九点的时候，我们已经骑上了带轮子的礼物，穿上了可以穿的礼物。我们拜访邻居家的孩子，同时每家也都轮流回访。我们的堂兄表弟会来，还有那些从别的社区过来的大人亲戚们。一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吃巧克力。在大概两点或者三点的时候，圣诞大餐开始了。餐厅的大餐桌被请了出来，装上额外展开的扩大桌面用的木边，再铺上极好的亚麻桌布——带玫瑰图样的厚花缎料子。爸爸带着大家做祷告，然后就站起身来切火鸡。调料、米饭和鸡杂汤也准备就绪。雕花的碟子上盛着闪闪发光的果冻，以及那庄严肃穆的节日酒。甜点总是会有乳酒冻或者法式水果奶油布丁，还有水果蛋糕。大餐结束的时候，下午几乎都要过完了。
黄昏的时候，我坐在门廊的楼梯上，被太多的幸福感弄得疲惫不堪，肚子觉得难受，身体也累坏了。隔壁的男孩子穿着新的印第安人服装，溜着旱冰过去了。一个女孩子被一个炸响的爆竹声吓得晕头转向。弟弟则挥舞着烟火棒。圣诞节结束了。我想着往后那千篇一律的时间，在这苍白的节日远去的绚烂之中，无可安慰，下一个圣诞节到来之前的这一年，被无限拉长——仿若永恒。
圣诞节的发现
我五岁那年的圣诞节——当时我们仍住在乔治亚老城区的家里——我的猩红热刚刚好，并且，在那个圣诞节我还克服了一场就好像猩红热那样的、使我患病的心变得斑驳而苍白的竞争。这场转变为爱意的竞争，令我的发现——圣诞老人跟耶稣与我曾经设想过的不同，他们不是亲戚——黯然失色。
首先是猩红热。十一月里，弟弟布奇和我被隔离在后屋，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跟温度计、便壶、酒精洗液和罗莎·亨德森打交道。罗莎是个实习护士，负责照料我们，因为妈妈为了我那讨厌的竞争者——刚刚出生的妹妹——而抛弃了我。妈妈会半开着房门，将送到屋子里的礼物传给罗莎，关上门之前，再大声说一些话。她没有带着宝宝过来，我对此感到很欣慰。礼物很多，罗莎将它们放在我和弟弟床铺之间的一个大肥皂箱里，里面有桌面游戏、橡皮泥、绘画套装、扁头剪刀和玩具火车头。
布奇要比我小得多。他太小了，不会数数，不会玩巴棋戏[84]，不会自己洗脸。他只会做扁扁的橡皮泥球，以及用剪刀剪下轮廓简单的、又大又圆的纸片——比如杂志上的圣诞老人。然后，因为实在太难的缘故，他的舌头会从嘴角伸出来。我则剪下那些难剪的东西，还有纸娃娃。当他弹奏竖琴时，会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尖利杂音。我则演奏迪克西[85]和圣诞颂歌。
快天黑时，罗莎会大声地给我们读东西。她会读《孩童生活》[86]、故事书或者一本《真实告解》[87]杂志。她那柔软的、疙疙瘩瘩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高低起伏着，恰如壁炉火焰投在墙上的斑驳摇曳、在金亮与灰暗之间蹒跚转换的影子一般。有时宝宝会哭泣，我也会感到仿佛有一只虫子在体内爬行，弹奏着竖琴，打算将罗莎的声音淹没掉。除此之外，整个房间就只有她那五颜六色变化着的声调和火光之下变幻不停的墙面存在而已了。
隔离开始的时候是深秋时节，从紧闭的窗子向外看，能够看到秋天的落叶逆着蓝天和阳光的方向纷纷落下。我们唱着：
来呀，小小叶子，有一天风儿在说了，
跟我一起穿过那草地，我们一起玩耍……
然后，一天早上，寒霜突然就把草地和屋顶染成了银灰色。罗莎对我们说圣诞节已经不远了。
“还有多久？”
“大概就跟那位带链子的游牧国王[88]的链子一样长，我猜。”在隔离期临近末尾的时候，我们用赛璐珞彩片做了一根有很多种不同颜色的链子。我对问题的答案感到迷惑不解，而布奇想了想就把舌头放在了小嘴角。罗莎补充道：“圣诞节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会直接计算日子。如果你们仔细听的话，可以听到鹿群自北极点那边飞驰而过的声音。不会太久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会从这个老房间里出去玩吗？”
“我相信我们的主。”
一个突如其来的恐怖想法笼罩了我。“真有人会在圣诞节生病吗？”
“是的，宝贝。”罗莎正在火上做晚饭要吃的土司，用一柄土司叉小心地翻着，当她说第二遍时，声音就像是被撕开来的纸一样，“我的小儿子是在圣诞节那天死掉的。”
“死了！谢尔曼死了！”
“你要知道，那不是谢尔曼，”她严厉地说，“谢尔曼每天都会到我们的旋转楼梯这边来，你知道的。”谢尔曼是个大男孩，放学以后，他会站在我们窗户外面，罗莎会把窗子朝上拉开，跟他讲好半天话，有时候会给他一个十美分硬币，好让他到商店里去。谢尔曼在窗口这儿时总是捂着鼻子，因此，他的声音全是鼻音，好像尤克里里琴[89]的弦音。“是谢尔曼的弟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也得了猩红热吗？”
“不是。他在圣诞节的早上被烧死了。他只是个小婴儿，谢尔曼把他放在灶台上面，跟他一起玩。然后——就像孩子们会做的那样——谢尔曼把他给忘了，把他单独留在灶台上。火苗滚滚，一个火星撞在了他的小睡袍上。当我发现的时候，我的宝宝已经——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脖子上会有一处皱皱的白色伤疤的原因。”
“你的宝宝跟我们家新来的宝宝像吗？”
“差不多大。”
在接着说下面的话之前，我想了好半天。“谢尔曼那时很高兴吗？”
“为什么呀？你脑袋里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想法呀，小妹妹？”
“我不喜欢小宝宝。”我说。
“你迟些就会喜欢宝宝的。就像你现在很爱你弟弟一样。”
“邦妮闻起来糟糕透了。”我说。
“几乎每个孩子都不喜欢新生婴儿，习惯了以后就好了。”
“是‘每一个’，而且‘都这样’[90]吗？”我问道。
那些日子里我们正在脱皮。每一天布奇和我都一条条一块块地掉皮，然后把它们收在药丸盒里。
“我想知道，要把这些皮收集起来做些什么？”
“到那个时候再说吧，小妹妹，你现在还是尽量找找自己的乐子好。”
“我想知道，我们用自己做的这根长链子能干些什么。”那根链子放在我跟弟弟之间的盒子里，把玩具娃娃、火车头等等所有其他玩具都给遮住了。
隔离期结束了，我们重获自由的喜悦，却被一种突如其来、无可名状的悲哀所封存：我们所有的玩具都要被烧掉——每一样玩具，那根链子，甚至还有那些掉下来的死皮，这显然是所有损失中最最恐怖的损失了。
“这是因为病菌的缘故，”罗莎说，“每一样东西都烧掉，床和床垫将会交给消毒人员，整个房间得用来苏尔消毒液擦个干干净净。”
消毒人员走后，我站在那房间的门槛上。这儿不再有玩具的共鸣感了——没有床，没有家具。房间里寒冷刺骨，潮湿的地板味道很重，窗户也是湿的。我的心随着合上的房门一起关闭了。
妈妈给我缝了一件红色礼服，让我在圣诞期间穿。布奇跟我可以在所有的房间自由出入，还可以到院子里去。但是我并不开心，因为那个宝宝一直都在妈妈的怀抱里。我们的厨子玛丽会嘴里说着“咕萨——咕萨——嘎”逗她，还有爸爸，他会将宝宝抛到空中。
那年的圣诞节，有一首糟糕透顶的儿歌：
吊起宝宝的圣诞长袜子，
保证你不会忘记事——
亲爱的带酒窝的小宝贝儿！
她还从来没看过圣诞节呢……
我极端讨厌这个烦心抱怨的调调还有歌词，便用指头堵在耳朵里，独自哼着迪克西，直到话题转换到圣诞老人的驯鹿、北极点和圣诞魔法，才把手指拿开。
圣诞节到来的三天前，现实和魔法如此激烈疯狂地碰撞，以至于我的认知世界瞬间就被摧毁殆尽了。因为某些现在已经无法知道的原因，我打开了猩红热隔离间的门，一瞬间像被咒语震慑住了似的，我站在门槛上，身体瑟瑟发抖。这房间在我那不可置信的眼睛前天旋地转。什么熟悉的东西都没有，房间里面全是布奇和我写给圣诞老人，并从烟囱里送出去的礼物清单上面的玩意儿，全部都是，甚至还更多，因此这个房间现在看起来像是百货大楼里面的圣诞老人房间一样。有一辆三轮车，一个娃娃，一辆带车厢的火车，还有一张儿童桌和四把椅子。我怀疑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不是现实，就去望了一眼窗外熟悉的树木，还有天花板上一处我知道得很清楚的裂缝。然后，我以一个小孩子闯荡陌生地方的那种方式，偷偷摸摸地进去探个究竟。我用食指很仔细地触摸了桌子、玩具，它们是可以碰到的，真实的。然后，我看到一样神奇的、没有提过想要的东西——一只拿着手摇街头手风琴的绿色猴子。这猴子穿着一件深红色外套，有着那种特有的急躁表情，满怀担心的眼睛看起来非常像是真的。我喜欢这只猴子，但却不敢去碰他。我最后看了一眼圣诞老人的房间。在揭露真相的震惊之后，我的心中有一种缄默和郁结的感觉。我关上门，慢慢走开，一下子见识了太多，压得我整个人发沉。
妈妈在前面屋子里织毛衣，宝宝待在她带护栏的婴儿游戏床里。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用质问的语气问道：“为什么圣诞老人的东西会在后面的屋里？”
妈妈一脸尴尬，像是某个讲故事的人出了错。“为什么？好女儿，圣诞老人请求你爸爸，问他是不是能在后面的屋里存放一些东西。”
我压根儿不信，就说：“我想，圣诞老人其实就是爸爸妈妈你们自己。”
“为什么呀？好女儿，亲爱的！”
“我对烟囱感到奇怪。布奇房间里压根就没有烟囱，但是圣诞老人总是会去他那儿。”
“圣诞老人有时是走门的。”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妈妈正在跟我讲故事，于是我想：“耶稣是真的吗？我只知道圣诞老人和耶稣是近亲。”
妈妈放下手上的毛衣活儿。“圣诞老人是玩具和商店，而耶稣是教堂。”
关于教堂的这个解释反而使我心烦——彩色玻璃窗，管风琴音乐，一刻不得安宁。如果教堂就是耶稣的话，那我讨厌教堂和耶稣。我只爱圣诞老人一个，然而他还不是真的。
妈妈又解释道：“耶稣是圣洁的婴儿，是基督的孩子——像邦妮那样的孩子。”
这再糟糕不过了。我蹲坐在地上，对着宝宝的脸大声吼叫：“圣诞老人只是爸妈！耶稣是——”
宝宝开始哭了，妈妈把她抱起来紧紧贴住身子，让她偎依在怀里。“现在你得自觉守点儿规矩了，年轻的女士。你把邦妮给弄哭了。”
“我恨死这个讨厌的丑邦妮了。”我嚎啕着，跑到客厅去大声哭泣。
圣诞日就像是个完成了两次偶然事件似的。我在圣诞树下玩着那只猴子，帮着布奇将玩具火车的车厢安放在车头上。宝宝拿到了积木和一个橡皮娃娃，她只是哭，并不玩耍。我们有一盒子金银岛巧克力，布奇和我分着吃掉了整整一层。到了下午，我们对玩耍和糖果已经是兴味索然了。
再晚点的时候，我独自坐在圣诞屋里，身边只有护栏床里的宝宝。明亮的圣诞树烁烁生辉，闪耀着冬日之光。突然之间，我想到了罗莎·亨德森和她那个在圣诞日被烧死的婴儿。我看了一眼邦妮，又匆匆瞥了一眼整个房间。妈妈和爸爸出门去拜访威尔叔叔了，玛丽在厨房里。我独自一人万般小心地将宝宝抱出来，把她放在壁炉前面。在意识不清的五岁这个年龄上，我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怀疑火花究竟是否会进出来，我跑到后面的屋子里去跟弟弟待在一起，心里感到悲伤和不安。
圣诞夜放烟火是我们家一贯以来的传统。我仍记得，天黑之后爸爸会燃起一堆篝火，我们会放五彩焰火筒，还有冲天炮。装烟火的箱子在后面屋子的壁炉架上，我打开它，挑了两根五彩焰火筒。我问布奇：“你想要找点乐子吗？”我很清楚这是错的，但是，因为愤怒和悲伤，我就想做错。我带着五彩焰火筒到壁炉火那儿，给了布奇一根。“瞧着这儿。”
我以为我记得烟火的样子，但是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东西。焰火筒滋滋溅射了一会儿之后，激烈而绚烂地迸射出黄色和红色的光的河流。我们面对面站在屋子两侧，那闪耀的焰火在墙与墙之间飞跃穿梭，交织出一个辉煌显赫但恐怖可怕的拱形。
我觉得好像听到宝宝的哭声了，但是当我跑到起居室时，发现她既没有哭，也没有被烧掉，更没有顺着烟囱向上飘走。她翻了个身，正向着圣诞树爬去。小小的手指摁在地板上，长睡衣被卷到了尿布上。我之前从未看过邦妮爬动，我看着她，第一感觉自己充满了爱意和自豪，之前的敌意早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带着一颗清洗掉嫉妒的心同邦妮玩耍，在她出生之后这很多个月里第一次感到喜悦欢乐。我跟圣诞老人和好如初了，他只是家人，但如此一来又有了新的安心感觉，我觉得，或许我的家庭和耶稣之间是某种关系的亲戚呢。就在那之后不久，当我们搬到郊外的新家时，我教邦妮怎样走路，甚至在我弹手摇风琴时，让她抱着那只猴子。
医院里的圣诞节前夕
在圣诞节前几天，我遇到了卡罗尔，我们俩都是医院里物理康复疗法的病人。卡罗尔是个很忙的女孩子，她画水彩画，涂蜡笔画，但大多数时间是在筹划未来。那时她在筹划一场圣诞夜的聚会，因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能够用崭新的两条义肢在聚会上走路。
卡罗尔是个截肢病人，一生下来双腿就扭曲得不成样，因此在十九岁的时候，这两条腿就被截掉了。
在这个圣诞节前夕，病房里来了太多的病人家属和朋友，医院方面还组织了聚会。但是对卡罗尔而言，这却是场灾难。她想去的那场聚会把她拒之门外，因为她的一条腿正在修理当中。这将要毁掉她的整个圣诞节前夕，当我看着她的时候，她默默无语，正在怨恨地抽泣。
我请她过来看看我。她移动自己的轮椅相当在行，很快就过来了，不过仍在哭泣。
“今年整整一年这条腿都在修理，而我现在万分期盼着能在聚会上走路，向朋友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新腿。”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给她读文学作品中最活灵活现的段落——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91]，除了《圣经》之外，那是我所知道的最生动的文章了。
窗格上几声轻磕，引得他把脸转向窗子。雪又开始下了，他看着那些雪花，略带睡意。银色的雪花略显黯淡，向着路灯的光线翩然斜落。时候到了，对他而言，是该踏上去西方的旅途了。没错，报纸上说的是对的，爱尔兰全境基本有雪。雪落在昏暗的中部平原上的每一处，落在无树的山岭上，轻缓柔和地落在艾伦沼泽[92]上，落向遥远的西部，仍旧轻缓柔和地落在香农河那阴暗暴虐的波涛中，也落在山上安葬麦克·费瑞[93]的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处。它飘落在几欲倾倒的十字架和墓碑上，飘落在小铁门每一处竖起的尖片上，飘落在荒芜土地的荆棘刺顶上。当他听着雪花刺透宇宙飘曳而下时，他的灵魂渐次沉沦，正仿佛它们沉沦到底的最终结局一般，降临在所有在世者与往生者的身上。
我读这一段，宽慰她恰如宽慰我自己。优美的语言，在那个圣诞节前夕，在医院病房里，给我们俩带来了祥和美好的感觉。
她是个具有极大勇气的女孩，以优雅的爱好和平静的态度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缺陷。我知道她仍旧在为聚会的事烦扰，因为她反复说着，“所有夜晚之中的今天这个夜晚，我要让朋友们看着我自己款款步入会场”。
医生为此也很烦扰，但突然之间，像是一股上旋风团似的，过道里发生了一阵骚动。消息传了过来，说卡罗尔的腿将会按时修好，她终于可以去参加聚会了。九人病房里洋溢着欣喜祝愿的气氛，卡罗尔又哭了，这次是因为激动。
聚会开始了，卡罗尔在衣着上无可挑剔，穿上了她最好的衣服。她的义肢已经带过来了，卡罗尔用最近刚学会的技巧来行走。一位医生站在门口，观察她的情况如何，康复理疗师则说：“好女孩儿，卡罗尔！”
她检查完假肢上的皮带，努力保持住站立的姿势，然后，骄傲地在病房走道上开始行走，脑袋高高仰起，向朋友们正等着她的地方走去。
经年累月的伤病折磨，我是再清楚不过的，英雄气概、顽强努力和执着胆量总归会有所报偿，卡罗尔必定会没事的。
我最后一次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是，她正在上大学，参加所有的学生活动，并且准备在毕业之后教授物理治疗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