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空的遐思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1997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及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我充分了解，期望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这一点中方和香港人的意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大家都盼望越少改变越好。中国当局肯定维持香港的现有制度对中国有利，香港人更觉得保持不变以香港人有利，那为什么要改变呢？中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就是以国际条约与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现有制度尽可能不作改变。
由于共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差异，香港人期望能争取到一些保障。中方为了使香港人安心，在许多方面都作了让步。我认识到什么是中方让步的极限与底线，当时的所谓“主流方案”与“双查方案”，相信已到达了底线；而其中“取消大选举团”、“10年后公民投票”等几项，事实上已超载了底线，中方是勉为其难才同意了的（在“六四”之后终于叠同删除）。但当1988年秋冬之季，香港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内情，认为基本法的草案制订得大大不够民主，甚至是违反民主。
现在彭定康挟英国举国之力，再加上美、加、澳的国际政治势力，企图旧事重提，推翻基本法成议，改变功能团体选举性质，加速直选，这能做得到么？
我相信不能够。目前要修改基本法的规定固然不可能，即使在1988年、1989年，彭定康先生就算当时已是港督，结合急进民主人士提出这一套主张来，也决不能为中国当局所接受。在1988年时许多人不了解这一节，到了今日，从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应中，总应该明白了吧。中国当局不愿改变香港现存的稳定繁荣局面，不愿急剧改变政治制度，拿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香港来做冒险性试验。决定了的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发展，有了确定的成绩，局面稳定，再前进一步。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先例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最迟得十年，决不致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去北京之前，查济民先生（他是高我三辈的族尊）吩咐我为《香草诗词》的第二辑写几首诗。《香草诗词》是前香港基本法草委所作诗词的一个集辑，两年前已印了一辑。济民先生70岁开始学诗，今年刚做过了80大寿，对作诗填词兴致很高，有些讽世忧时之作着实不错。我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长者命，不敢辞，半宵不寐凑成了四首。
参覃有感四首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群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京深滇闽涉关山，句酌字斟愧拙艰。
五载商略添白发，千里相从减朱颜。
论政对洒常忧国，语笑布棋偶偷闲。
钱费包张俱逝谢，手抚成法泪潸潸。
法无定法法治离，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筹善法，三番四复问良规。
难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跃狂冲抢险滩，功成一蹴古来难。
任重道远乾坤大，循序渐近天地宽。
当念万家糸苦乐，敢危百姓耐饥寒。
哗众取宠浑闲事，中夜抚心可自安？
当飞机高飞入云，再也望不到香港时，我回忆起当年参加起草基本法的种种经过。又想起报馆里的一些同事，电脑排字部与机器房的工友，写过信给我的报纸与小说的读者，我的司机和他的子女，街头的报贩，他们大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而又将老死于斯的人，人生本已多忧患，又要为1997而忧心。为什么一断有人要掀起风波，更增他们的苦恼呢？
二、北国春早似江南
离开香港时料想北国春寒料峭，所以带了厚毛衣和大衣，岂知抵达北京，下得机来，阳光普照，竟然略有江南阳春三月的意味。来机场接我们的李源潮先生只穿一套薄薄的西服。
李先生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一局局长，负责对外联络的工作。我这次去北京，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和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及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同行。李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其时正在开会，他还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看来很年轻。
从机场到市内，正在修一条高速公路，不久就可通车。我们到得早了一个月，树梢尚未见嫩芽，待得四月间，那就满城万花似锦了。
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见曾建徽主任。新闻办与港澳办是国务院属下的平行机构。国务院属下有“部、委、办”三种不同机构，级别相等，负责人是部长级。新闻办公室本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对外宣传机构，目前工作性质有所改变，减少了共产党的宣传任务，而加强提供信息、对外联络及协助传播媒介、联系沟通等等工作，所以划规国务院系统。曾先生和属下司局级负责人都精通外语，谈到国际及香港各种事务时，消息灵通得很。他告别强调，香港记者想询问情况，随时可请他们协助，新闻办会尽力相助联系有关方面机构。早一日港澳办主任鲁平会见记者，主持招待会的就是这位曾先生，香港人在电视中都见过他了。
晚上曾先生在燕莎中心设宴。燕莎中心是一个包括酒店、商场、餐厅的综合场所，规模很大，“莎”是德航Lufthansa。百货公司的规模也不小，人们一层层的参观。有一座啤酒厅相当别致，酒排里有一双硕大无朋黄铜啤酒桶，旁边一间大房中是一只只的啤酒发酵大木桶。啤酒厅供应最新鲜的自酿德国式啤酒。营业直至凌晨二时，我们去参观时见已坐满了酒客，人人手持大杯，宛然是德国慕尼黑啤酒厅的景象，估计外国顾客约四分之一。
晚宿港澳中心，是瑞士酒店专家管理的旅馆，设备及服务与瑞士本土的旅馆无甚差别。中国人手多，服务水准虽尚不及香港，但胜于欧美。房间的信笺信封上都印了我的英文姓名，可见服务的素质。
三、中国将是经济巨龙
3月19日上午去参观秀水街等几处成衣售卖摊档，是出于我们的要求。
这些摊档全国闻名，主要是供应来自东欧的顾客。秀水街的摊挡品质较好，价格自然也贵些，光顾的大都是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人。使馆区附近一两条街的摊档则是以供应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商贩为主。这些东欧商贩提了极大的条纹胶布袋，和摊档东主讨价还价。讲价钱用小电子计数机进行。东主在计数机上按一个数字，商客摇头，叽哩咕噜的讲几句外国话，另按一个数字；东主连说No，No，加上几句破碎的英语甚至北京话，再按一个数字，相信是减了价；客商再摇头，再说外国话，再按数字。如此如此，终于双方点头，各说对方都不懂的语言，满脸笑容的成交。
客商将各种廉价的花布裙、丝衬衫、羊毛衫、牛仔裤等等塞满一只只大布袋，提到街口，有人手持一卷卷的阔条胶纸，将布袋全部严密包封；又有小货车、单车、三轮车、的士等候载客运货。
这几条街据说营业极旺，下午三、四时挤得水泄不通。据街道的管理员说，一个普通摊档每月营业额约10000元，除去货物成本5000元，摊位租金、管理费、税项、水电等约2000元，每月可得利润3000元。一对夫妇经营一个摊档，生活很富裕了。管理费中包括清扫、晚间巡更、翻译人员（用于解决退货、换货等较复杂的问题）。
典型的东欧商贩是高高瘦瘦、30岁左右的男子，衣衫的水准远不及一般北京人，板起脸孔，眼露疲色。大多数摊档工东主则红光满面，矮胖矮胖而全是笑容，身旁的妻子则大声叫嚷而忙碌。忧郁冰冷和乐天务实，在这里表现了明显的对照。
在这里看到了最简单的市场经济的运作。许多作坊工场制造大批简单的衣裤，贩卖、市集、包扎、运轮、互助、管理，大批人力自发的辛勤努力，政府几乎完全不必插手，经济自然趋向繁荣。个体户晚上收了摊档，喝几瓶啤酒，吃一只鸡，日子过得安适而快乐。
像这样的经济活动，中国数千年前早就有了。现在不过政府不再禁止干预，任由天性勤劳而善于经营的中国人发挥原有的本领。这种本领使得中国人在亚洲四小龙中占其三（另一条小龙南韩，在秦、汉、唐时都曾属于中国，直到清代仍是中国的保护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种本领，使得千千万万华侨在全世界成家立业，发达兴旺。
中国全国在经济上正大举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只消除去种种阻挠市场经济的障碍，解放中国人固有的勤劳积贮、善于计算的天性，中国在经济上不久就是一条巨龙，不单是亚洲的巨龙，而且是世界的巨龙。
再加上教育、扶助、调节、以法律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这些是政府的功能），这将是一条健康而友善的巨龙。
四、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李源潮先生带我们去参观亚运村。体育场和运动员宿舍的范围太大，我们只能坐在汽车里绕着兜个圈子，远观一番。
北京城里仍然到处是欢迎奥运会考察的中英标语。强调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更加开放的北京迎接公元2000年奥运会”。这样的口号无处不在，甚至我们所在港澳中心酒店，健身房的名称也是“2000年奥运健身房”。
香港奥运协会支持在北京举行奥运会。中国当局对香港奥运会此举十分高兴。根据基本法规定，1997年之后，香港仍可用“中国香港”的名义，自组队伍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如果公元2000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那将是香港首次以“中国香港”的名称参加。
奥运会如能在北京举行，我想最大的好处是中国强调“开放的中国盼奥运”。这件事当会推动造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的进程和速度，更加积极的投入国际大家庭，接受国际间公认的普遍价值观念，对法治和人权的尊重，对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对人民重视道德和礼貌的教育，更加重视“公平竞争”的习惯等等，等等。
但中国也有不利的因素。不过即使争取不到，那也不必太失望。在争取的过程中，已经拿到数不清的无形金牌了。
五、见故乡人谈故乡事
19日上午，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会见并宴请。他们两位正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
在香港时，新华社曾问我，除了预定要见的中央领导人外，还想见谁。我想，人大、政协正在紧张开会，不便要人家抽时间出来，打扰重要工作，所以只提了一句：“如果浙江省领导人那一位有空，想请他谈谈家乡情况。”不料两位领导人都到了。此外与宴的还有嘉兴市副市长范巴陵女士，她是一位作家，去年12月我去嘉兴时承她相陪同游南湖。她说我所捐赠的“金庸图书馆”建造顺利，嘉兴杜云昌市长要求“保证质量、保证进度”，预定年底可以落成。
万学远省长是新当选的。最近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省长，3个候选人竞争激烈。据说中央比较支持原省长葛洪升，第1、2次投票时他都领先。但第三次的投票（淘汰了第三名候选人而投票）时给万学远反先而当选。葛洪升是部队出身的山东人，在浙江工作已数十年。去年我去杭州时，他曾请我吃饭，介绍浙江的经济发展情况，头脑很清楚。事后我问起其他工作人员，有人说葛省长抓工作挺好，领导浙江的工农业发展都相当理想，只可惜脾气急躁些，同时他的山东话有一小半听不懂。万学远省长是上海人，看样子斯斯文文的，大概人缘很好，要投票选举，语言与人缘两者就占便宜了。无论如何，那总是在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
张浚生先生是福建长汀人，但过去长期在杭州读书和工作。他在浙江大学毕业，在浙大当光学教授，实际从事过的科学工作范围很广，包括制造天文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红外线仪器等等，后来调去当杭州市委书记。他早已以杭州为家，儿女都在杭州。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人如其名，是浙江人民。所以我们三人听李书记谈浙江事务，都感到熟悉亲切，也有了一份了解，其中当然是我了解得最少，因为离家乡既久，也少有回乡。
浙江省的工农业生产在全国是颇为先进的，发展速度名列前茅。不过近年来名气没有“三东”大。所谓“三东”是广东、山东、辽东。我想不久又得加一个浦东，成为“四东”。其实浙江的绍兴、宁波、温州等地发展市场经济也很有成绩，尤其是温州，事事抢选创新。江苏南部的经济产值是全国最高的，据说单是无锡一县，就超过西藏、青海、甘肃三省的总和。全国100个强县中，无锡县居首。所以“四东”似乎应该指“江东”，传统上那是江浙一带。
六、江泽民谈中国的脊梁
19日下午3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想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见面，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浙江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2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700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员，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新闻记者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衡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公约、协议的纪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情诗词是冲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大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欢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串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TimonofAthens，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尚的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人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欲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七、谈到香港、西藏
后来又谈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他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保证是一定要实现的。关于内地和香港人的关系，我曾说过一句‘河水不犯井水’。香港就有人说，我只说‘河水不犯井水’，没有说‘井水不犯河水’，意思是井水可以犯河水。其实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歇后语，两句话说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后一句，用不着全部说完这么罗嗦。我说‘河水不犯井水’，就包括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含义。查先生你的小说中不是有很多歇后语么？这是中国语文的一种特色。”
"努力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是我们的长期国策，那是决不会改变的。”
他说：“我到过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时我是电子工业部部长，出国访问，经过香港。新鸿基的冯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参观股票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鱼缸’的。那次住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风景好得很。香港的经济发展很有成绩，我一直很注意。”
"香港人大都要求稳定繁荣，凡是支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得到香港人拥护，破坏稳定繁荣的，香港人就反对。其实香港要稳定繁荣，中国何尝不要稳定繁荣？全世界都需要稳定繁荣。中国12亿人永远站在稳定繁荣一边，一方面要坚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坚持原则，不容许别人乱七八糟的乱搞。”
他接着谈到西方国家对于西藏的干预，谈到他去西藏视察的经过，那一次是和丁关根同去的。他说先在青海过一夜，分阶段的适应高山气候，也即是“循序渐进”的应付困难环境；不过去向班禅喇嘛的遗体致敬时，室内空气不畅，酥油灯烟雾缭绕，还是感到有些晕眩。
"美国人老是根据不准确的资料，说我们欺压西藏人，可是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多少个亿啊，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西藏一部分穷人是奴隶。北京有一个关于西藏的展览馆，有很多实物。穷人给奴隶主斩手、斩脚、剥皮的情状都可以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我会见时，曾说西藏本来有600万藏人，现在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说西藏地方给汉人占了。其实西藏自治区人口300万，其中藏人290万，汉人只有8万。西藏高原那样空气稀薄的地方，汉人长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肃境内的藏人另有200多万。我拿具体的资料给他看，卡特笑了，他说他手头的资料中，居然说四川成都也属西藏。”
"1997年之后，香港不用缴税给中央，中央也不给香港补贴。可是现在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公路等等现代化设施。汉人人多，经济力量大，对于兄弟民族，我们是一贯支持帮助。”
八、新闻、经济、对港政策
我问到新闻领域和文艺领域方面，今后如何进一步开放。
他说：“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其中就有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任务，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不是八股式的口号，而是真正切切实实的做到。”
"新闻报道必须根据事实，决不是不可以提批评建议，但重点是鼓励全体人民乐观向上，精神奋发。文艺创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不过主流应当是振奋人心，激励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国有这样伟大深远的文化遗产，有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想起来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国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干下了多少伟大的事业？12亿人民极大多数是十分可爱的，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写和歌颂。”
我提到目前社会风气还是有令人忧虑关注的地方，贪污腐败的情况需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加强法治的良策。
他说：“这是中央的重点工作之一。这次人大开过之后，我们立刻要快马加鞭的制定许多法规，尤其是经济法规。在经济法规的制订和执行上，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很多。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些方面非快速赶上不可。例如公司股分制度，股票交易制度，就需要尽快完善。”
在谈到股分制度时，他说：“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们不准备大举在其他地方扩展，要先有良好成绩和经验再说，不能一下子就搞乱了。”
我说在较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私营企业中，不妨鼓励私营合作和股分制度，用以吸收民间融资，发展生产，同时可以减低通货膨胀，节制不正常的奢侈浪费。他点头同意，其后谈到目前税收制度相当不完善，急须改进。他说，“许多个体户和小集体企业，赚钱很多，但几乎不缴税。只要每个小企业多缴几百元税，国家财政就会大大改善。”我说征税制度要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只能说是“藏富于民”的阶段，民间财富多了，国家自然兴旺发达，另一方面也要严格禁止不合理的摊派和非法征税。他说：“要点是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立法和执行都须大大改进。”
谈到外国的大企业经验时，他举了美国、法国、荷兰的许多例子，又提到德国奔驰公司，科威特国家银行占了很大股份，原来的大股东反而变成了小股东，但公司仍然经营很好。他认为中国不少国营公司亏蚀很大，急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下改革结构。我说：“好像你刚才所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IBM、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等等，总经理、厂长等等不一定是大股东，都是受薪的雇员。我国许多国营公司国有的所有性质不变，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干的人来管理经营，为国家赚大钱，付给管理人员的薪金酬劳再高，也只占利润的一个极小百分比，胜于年年亏损，国家要补贴。”
他说：“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聘请能干的管理、经营人才自然是绝对必需的。至于国有的小企业，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
预定谈话的时间是一小时，但江总书记谈兴很高，我看时间已超过了将近半小时，于是说：“请问关于香港问题，江总书记还有什么话要对香港人说？”
他想了一想说：“第一，香港问题在九七之前，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绝对不容许第三者插手干预；在九七之后，是中国的内政，自然不容许外人干涉。有人企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第二，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一切国际协议和承诺，希望别的有关国家也同样严格遵守。第三，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我说，大多数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复以前的和谐合作，希望中英对于解开目前的僵局进行谈判。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谈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法治的基础，一是已制订、公布的法律，二是国际条约与协议。倘若不遵守这两者，什么法治、稳定，全都谈不上了。只要英方切实尊重这两点，恢复友好合作是不难的。
临别时，他拿了一叠书送给我，都与我家乡有关，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所编，是萧乾先生所编文史笔记丛书中的一套。江总书记笑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九、钓鱼台宴会席上
当天晚上，丁关根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一起参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张浚生先生。丁先生还特地约了我围棋老师聂卫平，他们两人是桥牌的牌友。
宴会的气氛很轻松，聂卫平老师谈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纪录，谈到台湾的沈君山先生，谈到教过我围棋的陈祖德、罗建文两位。丁先生问聂老师：“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考虑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这句外交辞令其真实还不是很准确，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席间当然也谈了些正经事，我问到今后的文化新闻政策。丁先生谈得很开放，他还说，宣传部英文译作MinistryofPropaganda，在国际间形象不好。他客气的说请教，怎样改一个译名。他说苏联共产党的宣传部从前叫MinistryofPropagandaandAgitation（宣传及鼓动部），共产党搞革命，名正言顺的要宣传与煽动。现在中共宣传部的任务改变了，虽然仍管思想、文化、新闻和宣传，但在开放政策下，以提供正确资讯，促进沟通交流、内外友好团结为主要工作。我说美国与法国都在Information与Communication这两个字眼作过不同选择。丁先生觉得，Communication这字本来很好，但中国过去有“交通部”，易生混淆。他主张今后中宣部的外文译名是MinistryofInformation，但中文名称则不改。
在谈到中国的治安与违法乱纪时，丁先生说，他在任铁道部部长时对此深有体会，但也觉得真正问题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严重。他说全国铁路员工400万人，如有万分之一的员工不遵法律规条，每年就有400件案子，报上每天登一件也登不完。但当然决不是说中央对此不加重视，对重犯自当严惩严办。
宴会完毕时，丁先生送我出门时，我问起邓小平老先生的健康情形。他说：“邓公身体不错，去年夏天还在海里游泳。现在偶而还打打牌，脑筋仍和过去一样灵活。他戒烟之后，对健康有明显好处。”
我追忆到十二年前会见邓先生的情景。我一直盼望他健康长寿。
十、姬鹏飞、鲁平的邀请
20日中午，姬鹏飞先生和鲁平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与会的都是熟人老朋友。姬夫人许寒冰女士以为我妻子也来京，特地来作陪。此外有李俊、郑伟荣、萧蔚云、陈滋英、王超凤，以及新华社张俊生等各位先生。
宴会所谈，自不离彭定康与基本法。大家都认为，如能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衔接基本法、依照中英已达成的协议与谅解三项原则而举行会谈，商讨1995年的选举安排，由此而达成协议，则肯定与彭定康的政改建议截然不同。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香港人，有利于英国和英国工商界以至英国职工，唯一对之不利的只是彭定康的建议。
姬鹏飞先生说，他双眼的白内障不久前在香港动了手术后，右眼视力大有改善，左眼还是不大好。他说到上午去向王震将军的遗体告别。
我不禁想起数年前在香港见到王震将军的情景。当时他问到我的小说，后来我送了他一套，他写信致谢。他对武侠小说还是有些成见，认为年青人沉迷于斯，有碍学业，所以不想让他的孙儿们看我的小说。
王震将军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但一生努力学习。文革期间他激烈反对“四人帮”，在新疆主政时保护知识分子，诗人艾青是他所极力回护的。此后对邓小平之复出、平反冤假错案贡献都很大。
十一、山东“天尽头”
参加了港澳办公室的午宴后，下午飞赴青岛。在山东停留了4天，参观了青岛、烟台、威海三地的开发区、高科技发展区、博物馆、甲午战争纪念馆，以及崂山、蓬莱阁、天尽头等等名胜古迹。每处都被要求题字，因为即景挥毫，等于快速智力测验。我颇为懊悔过去没有钻研一下书法，以至写的字毫无功力可言。张浚生先生的字就比我好得多，他说每星期六下午都要练几小时书法。
天尽头是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当年秦始皇曾至此观海，盼望见到神仙。当地有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写“天尽头”三字，另一块写“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的职工循例要我题字留念。我回忆当年会见胡耀邦时他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他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他正直的性格，写了几句：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关于秦始皇，我写了三句：“秦皇观海，东至尽头。混壹邦国，厥功伟焉。获罪于民，不可怜也！”
山东各方面的建设飞跃发展，各地领导人大都热情而豪迈，好些人颇有武侠小说中人物的气慨。
张浚生先生赶着要回香港处理公务，烟台与威海之行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长孙南先生陪同。我向他请问：我们去年在大连、沈阳观光，这次到胶东，见到的各级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过去中共任用干部，首先要看他的阶级成份，现在怎么改了？孙先生详细解释：在83年、84年间，干部政策有了根本性的改革，只看工作表现、学历、才能，阶级成份完全不理会了。我想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所以能得到这样巨大的成绩，不根据阶级成份来任用干部是决定性的关键之一。再者，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阶级成份的因素也已不再计入。一个人出生于什么阶级，父亲是地主、富农，还是资本家，完全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由于所谓“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使他终生不以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份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十二、中国的开放与香港的不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地上每一处、每一地都分成派系，激烈斗争；香港人则埋头于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现在情况却倒了转来，中国大地上从大城市到乡镇、农村，人人热衷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香港社会上却为政治问题吵得激烈异常，虽然，大家并没有忘了做生意赚钱。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责怪基于向西方民主制度而要求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做所为对大多数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于自己有利，那是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张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了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的讨论、商谈，不必互相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大家已不谈马列教条，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要求变，而应努力要求不变。
不适合于实际情况的刻板思想是教条。苏联式的马列主义是教条，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祸害。欧美式的民主本来可以是好的制度，但如不顾香港的实际情况，硬加套用，那也是教条，未必就不会造成祸害。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有保守党、工党，美有共和、民主两党，法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己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
注：我在1981年夏蒙邓小平主任接见，84年会见胡耀邦总书记，这次会见江泽民总书记，和中共三位最高领导人都作了相当长时间的交谈。以前两次会谈的内容都曾在《明报月刊》发表，这次也不例外。就像过去两次那样，会谈内容当时并未用笔记录，全凭记忆而事后补记，语句和数字或轻微出入。如有错漏，应由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