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我当小说家的梦也没有破灭。尽管如此，我也毫无自信，只靠这单一念头生活下去，正如任何人都会这样想的那样，我朝着两重生活的方向走去。在学校学习和创作同时放在天平的两边，这时期对我自己来说，是平凡的法学学生的生活，不像现在那样有诱惑年轻人的各种享乐，也没有游乐场所。学校放学后即径直回家，别无去处。外面的社会犹如暴风雨，文坛正迎来疾风怒涛的时代。
我内心中也想在时代中乘风破浪，但战争期间的小团体内的评价如泡沫似的消失了。战争末期，确信惟有自己才是时代的象征者的这种梦想也消失了。自己发现自己虽然只有二十岁，但竟早早地完全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对此，我也束手无策。我向来所爱的拉迪盖、王尔德、叶芝、日本古典，所有的一切都与时代的好尚背道而驰。其实，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实，战争期间私下的个人嗜好反而是被允许的。可是，战后的社会立即重开了粗野的思想和艺术理念的自由市场，社会对不合自己体质的东西抛弃一边而不顾。战争期间，在小团体里摆着天才架子的少年，战后却只不过是一个谁都看不上的、无力的学生而已。
这时，合并了七丈书院的筑摩书房，迁移到面向水道桥和御茶水之间的电车道旁的旧大厦的二层，我就把包括《鲜花盛开的森林》、《中世》和《海角的故事》的大部分原稿带去了。
这是十多年以后才明白的笑话，后来年长的友人、当时筑摩书房的顾问中村光夫读了这些原稿，好像是给打了负一百二十分，这样的稿件当然见不到天日。尽管我多次去打听，结果都是白搭。我终于将原稿要了回来。二十岁的我，面对这种事态，幸好有母校的训练，有自信采取相当冷静的贵族的态度。与此同时，我只好想，只有踏踏实实地学习，当个官员，除此别无他途。
当时，新杂志不断出现，但大多只热心于采用著名大作家的稿件，而冷落新人，期待新人的时代还未到来。永井荷风、正宗白鸟等大作家的作品犹如很久以来未尝到的上等米一样，以新鲜的魅力使人们心荡神驰。
我又回到拉迪盖的文学出发点，开始写第一部长篇《盗贼》，这部原稿后来不时地使川端康成苦恼。一九四六年正月我初次访问川端时随身携去的原稿是《中世》和《香烟》。因为《文艺世纪》已经停刊，所以迄今只排了《中世》开头的一部分。
我为什么有勇气去拜访川端，已记不清了。由于我是个不具备那种不持介绍信也胆敢造访著名作家的蛮勇的人，肯定是由于某种原因才使我鼓足勇气的。我听说他读过我的《鲜花盛开的森林》和《文艺世纪》所载的《中世》，并向某人透露过赞赏的话。这是我惟一的依靠，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川端租用镰仓大塔宫后面的薄原有明的房子，就是同房东住在一起的形式。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只好从电车站步行而去，一走进客厅，已是高朋满座，那时川端已作为镰仓文库的重要角色，创刊《人间》杂志，过去只知道过单调的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我，这时才第一次接触到战后文坛沸腾的活力。
新出版社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前来要求重版川端旧作的出版者蜂拥而至。此外，我还看到川崎长太郎、石冢友二等，穿着长筒胶靴蹒跚回家的川崎，对文坛生疏的我还以为他真是个卖鱼的呢。
一九六三年的今天，川端坐在正中央，一点也没变，他的脸部表情是平静的、不动声色的，不觉兴趣也不觉滑稽地默默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