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墓志铭

菊田次郎自环游世界各国回来后，大约快一年了。在长达数月的繁琐工作结束之后，为了放松身心，他又出来旅行。在旅馆庭院干枯的草坪上散步时，次郎发现夹着雪花的细雨零零星星地飘落在向阳处，对此甚是惊奇，抬头看了看天空，如果是雪的话，那应该称作“风花”[晴天飘落的小雪片，也指初冬时节的雨夹雪]吧！

细雨似乎是借着风势从远方飘过来的。头顶的天空呈淡蓝色，太阳时而被薄云遮蔽，但连这些阴云也是具有银色轮廓的轻盈的云片。海湾另一侧的海角上空堆积着乌云。除此之外，无法找到这细雨的源头。

此刻，一种宛如音乐般飘渺不定，被溶解、深埋于内心深处而失去常态的情感，像反胃一般袭向次郎。这种情感可以认为是在探索某种手段，那种手段不具备任何可以看到的形态，和现实的任何表现都毫不相似，犹如音乐第一次进入我们心扉时那样。这种手段为了赋予肉体的所有组织一种不协调感，重新将这些组织组合到其他透明的秩序之中，暂且将它们彻底分解。这便是一年前次郎旅行的记忆。

这家酒店位于A市这个低级温泉乡的宁静一角，离市中心稍有一段距离。

次郎于昨夜抵达酒店，房间里暖气十足，他泡完澡，便深深倚靠在一张安乐椅上看起书来。夜晚的庭院中，猫发情求偶的叫声此起彼伏，令他十分厌烦。隔壁房间打电话的声音传了过来，那是和新潟人的长途通话。他听到隔壁房间的客人说了句“哎呀，竟有六尺深呀”，好像是对电话那头的人告知的积雪深度甚为吃惊。

这个声音，唤醒了次郎心中难于言表的同时性幻觉。新潟确实有积雪，但眼前一览无余的庭院根本没有下雪的样子。而且，仅隔一块玻璃，这边是异常温暖的室内，那边确是天寒地冻的户外。再者，隔壁住着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里住着次郎，而且，次郎体表有皮肤和毛发，内部有鲜血淋淋的五脏六腑，他跳动的心脏和新潟的雪同时存在。这种关联是怎么回事呢？

刚到目的地，这次小旅行便以各种细微的启示慰藉了次郎。翌日清晨，睡醒之前那似梦非梦的分界线上，他身在巴黎的旅馆之中，收到了阿根廷朋友发来的电报。去阿根廷的签证办理手续繁琐，他觉得自己必须得起床了，就打了个激灵睁开了眼睛。因为领事馆受理签证申请通常仅限上午。

次郎发现自己在日本旅馆的一个房间睁开了双眼，感到有些异样。他走下床，趿拉着拖鞋，去拉开厚厚的缎子帐幔。已经日上三竿，冬日的暖阳一泻而入。庭院尽头是大海和岛影，而眼底则是一片枯萎的草坪。

窗下有两三棵樱花树，次郎看到那些枝丫竟挂着褐色的嫩叶，对此煞是惊奇。A市的一月非常暖和，樱花树整日沐浴在阳光下，无一例外全部绽放。

……次郎抬起头，看到了光芒闪耀的云朵之间那淡蓝色的天空，此时，从那吸引人的蓝色天井之中，他切实地听到了音乐声，这种感动不可思议地沉闷而模糊，促使他不由自主地向前方走去。

他沿着那个徐徐向海边倾斜的枯草地斜坡慢慢走了下去。

“远方新潟的雪和A市没有雪的夜晚同时存在……”他喃喃自语，内心沉浸在寻找这一谜题答案的思考之中，“梦中的巴黎与日本重叠，冬季与开花的樱花树重叠，晴空与雨夹雪重叠……”

北风呼啸，冰冷的细雨下个不停，旅馆庭院里除了次郎之外别无他人。

草坪斜坡很快到了尽头，变成了弯弯曲曲的石阶一直延伸至海边。石阶左右两旁被茂密的树木遮蔽，透过树与树之间的间隙可以看到右边杳无人影的篮球场。石阶下到尽头，可以看到网球场、亭子以及水已排干的游泳池。

处处都有被海滨松[被海风吹摇、树干和树枝向地面倾斜的松树]遮挡的篱笆，这些篱笆从波涛汹涌、白色浪尖啃噬的海岸开始，将一丈左右高的山崖边缘围了起来。次郎坐在亭子里的长椅上，悠闲地眺望着远方模糊的水平线。

此时，亭子后面的树丛中，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剪刀声，继而是将树枝捆起来时树叶相互摩擦发出的沙沙声。

庭院里除次郎之外似乎还有他人。他回过头来，瞥见一个人蹲在那里，此人头发半白，穿着背上印有店号的短褂。原来是上了年纪的园丁在修整春天将至的庭院。

“这个园丁熟练的技能……”次郎心想，“他的一生是掌握了熟练技能的一生，是透明而单纯的日常生活重叠的一生……思至此，与我旅行时在各个国外城市结交的那些特别投缘的朋友相比，我一定会想起那些与我无缘、重复着这种单调生活的人。地球每个地方都有时差，一个地方的白天在另一个地方就是黑夜。南半球的夏天就是北半球的冬天。但是，比如说……”

只要不被解雇，巴黎格兰德酒店客房部的老婆婆，在与今天相同日期的上午，必定在打扫次郎住过的那个房间，更换毛巾，将散乱的杂志和地图等整理好放在梳妆台上。她肯定会打开装有橄榄油的小瓶子的盖子，偷偷取出少许橄榄油擦在自己头发上。而且，如果巴黎今天温暖如春的话，酒店楼下的德拉贝咖啡馆里，那位脸颊上长着黑痣的年轻侍者，肯定身着上有刺绣的土耳其风格灯笼裤，单手托着咖啡壶，麻利地游走在客人之间，忙不迭地将咖啡倒入客人杯中。另外，与今天相同日期的早上，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宫廷酒店，那个肥胖而傲慢的中年男服务生，一定推着餐车往次郎住过的房间送刚做好的早餐。犹如恰在此时的这片草木丛中，老花匠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一样。

这几乎可以说是确切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是确切的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确认就放心了呢？为什么在大致确切这一程度上就放心了呢？”

次郎万分惊讶地这样想着。

他拜访住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朋友时，一张剥落的剧院广告宣传页落在了朋友居住的古老宅邸前面，那个宣传页怎么样了呢？

在迈阿密的麦卡利斯特酒店，他不小心将墨水洒在了绿色的地毯上，那片污渍现在怎么样了呢？

次郎切切实实地将那些事物、那些人、那些生活仔仔细细整理过一次。那种认为仅凭游历世界就能拥有世界的乐天派真是幸福啊！除了幼年时失去的玩具和小小的七宝烧奖牌之类的成为记忆之外，世界之旅也以记忆告终。现在，他觉得失去了许多东西。也就是说，出发之前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一种观念。但是，旅行归来的次郎，以他的“不在”将世界填满。

事物、旁人的生活走近我们，又离我们远去。从一开始它们就具有像记忆那样从忘却之中突然浮现而又消失的形态。它们和“记忆”相似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与那些平时我们司空见惯，只能感知为“具体之物”的事物相比，它们更加深入地扎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

次郎在南美的美丽城市里约热内卢逗留期间，走过道路两旁的椰子树树荫，走过被过去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围起来的某条小路，走过能看到众多小岛的海边散步小路，走过铺着绘有怪鱼、马以及玫瑰图案的马赛克道路，走过许多海员使用元音丰富的语言在高谈阔论的落日下的海港，走过船桅边的人声鼎沸，走过被海风侵蚀的古老的船头雕像，还在狂欢节当夜看到一对情侣靠着公园里榕树垂下的郁郁葱葱的气根，男子扮演波斯奴隶，女子扮成戴着黄金耳环的吉卜赛女郎，互相倾诉衷肠。此时此景，次郎内心被一种情感填满，这种情感与临终之人对自己死后世界依然存在这一点所感受到的那种无法形容的不合理性极其相似。次郎离开这风景旖旎的异国城市已迫在眉睫。

我们确信死后仍是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照耀着我们熟知的这个世界，这种确信是幸福的，但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一点是真真切切的呢？

次郎惊讶地环顾四周，没有一只船影的大海、右边的海湾、远方模糊的海角，在他尚未看到这些风景的时候，谁又能断言它们不会改变呢？

那些舒适地坐在认识之中的人们，总是凭借认识来拥有世界，相信世界，但艺术家必须观察世界，他只能用观察代替认识。一旦观察了世界，他就会被世界的不确定性包围。

“从这种不确定性，从这些不安当中，”次郎进一步思索道，“某个时候，艺术家的恩宠就像音乐一般熠熠生辉。这是新潟的雪夜和A市夜晚的重叠，巴黎早晨和A市早晨的重叠，晴天和雨夹雪天气的重叠，冬天和樱花的重叠，是奇妙的同时存在的幻影，不是凭借认知，而仅仅凭借存在——那种以更加显露，比赤身裸体还要暴露的状态而存在这一点来与世界发生关联。我感受到这一关联时，自己也和吹进纽约陋巷的纸屑、迈阿密酒店的地毯、巴黎咖啡馆的侍者等以相同的方式存在着，我化身为这些事物。在这一瞬间，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差别消失，全都具有了同等的价值而并存于和谐之中，我的存在与所有事物之间的那种关联，如今填补了已将世界充满的我的‘缺席’。这种无法抵达世界深处的精神，怎么可能化身为作品这样切实（像纸屑、地毯那样切实）的物体呢！”

菊田次郎来信告诉我，他的短期旅行结束了。

我和次郎久别相聚的地方，是一家喧闹的酒吧。他依旧一边兴致勃勃地讲着庸俗的笑话，一边喝着有股药味的加拿大产廉价威士忌，摆出一副绝不会陷入自我厌恶的架势。

他只有二十八岁，被看作是“装腔作势”的男人，他自身也摆出助长这一看法的态度。过去，年轻是他的弱点。如今，他以处理所有弱点的惯常做派到处招摇过市，添油加醋地炫耀自己的年轻。许多年轻人对年龄视而不见，生活在青年特有的观念性的青春期中。但是，即便过了这一时期，由于自己年纪尚轻，接下来尽力客观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其结果便是对自己故意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总是装出像是生活在他人人生中的样子。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写的作品发挥着重要作用。

“你看上去很无聊啊！”我经常嘲笑他，因为我知道这样一说他会很生气。

菊田次郎非常鄙视“无聊”这个带有十九世纪特征的字眼，他用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一本正经地回应了我的讥讽。

“胡说八道！我出生以来从没觉得无聊过，仅这一点我就荣幸至极了。”

他厌烦了自己的生活，时常脑子一热就出去旅行，回来后又陷入对生活的万念俱灰之中。他那长达半年的海外旅行，也不过是比往常稍长一点的精神冲动罢了。

关于菊田次郎的风采容貌，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的，是他那张苍白的脸。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代，苍白的皮肤是爱打扮的人夸耀的资本。我很快注意到，次郎讨厌浪漫主义是因为憎恨自己那苍白的脸色，而不是相反。不仅如此，他还对自己看上去很“知性”这一点深恶痛绝。

像海底生物那样的肤色，像是在诉说幼年时被绑上重石沉入海底的那种人的经历。他那一直憧憬海面亮光的性格用“向日性”一词即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首先要像越狱者那样弄到一把锉刀，然后砍断与重石相连的锁链。砍断锁链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他一味地相信砍断锁链就可以露出海面，这是荒谬可笑的。由于砍断的锁链只是将一根更粗的锁链对折后绑在一起的东西，其结果就是远离海底的距离仅仅是之前的两倍而已。而且，他计算错误，自以为离海面的距离缩短了一半，就这样对人吹嘘。为了获得与此相应的文体，次郎仅仅将文体的明晰性作为目标，但我不喜欢这种伪装的明晰。

菊田次郎的固定观念是“表面”或者“外面”。他经常夜晚在地下酒吧一边喝酒，一边当着我的面歌颂那种阳光之下裸露的“外面”。

“你的恋人仍然是希腊吗？”我试着套他的话。

“和希腊相比，我更喜欢干燥的亚热带。”他说道，“在那样的太阳底下，精神蒸发出来到了表面。希腊就像盐田，多亏了太阳，情绪、感伤（这个字眼说出口之前，次郎就像要朝即将说出的字眼背后吐口吐沫一般）这样的东西出现在表面，转眼就挥发掉了，只有精神纯粹的部分，像盐一样亮晶晶地留在了表面。”

他好像在等待自身的大海枯竭。

……突然，次郎从口袋里抽出一叠原稿，在我面前展开。

“你能帮我看看吗？这是我在这次旅行中写的。”

我开始阅读它……

“菊田次郎自环游世界各国回来后，大约快一年了。在长达数月的繁琐工作结束之后……”

我逐页读下去，读到“一种宛如音乐般飘渺不定……”这些他使用音乐这一比喻的地方，我便眉头紧锁窥探他的表情。因为在我们耳边，响起了街头乐师那严重跑调、不堪入耳的弹奏。但是次郎镇定自若，仿佛音乐不存在一般。

“啊哈，写‘音乐’这个词时，这家伙原本打算表述为‘内心的音乐’吧。”

我这样想着，带着苦笑继续往下读。

“……怎么可能化身为作品这样切实（像纸屑、地毯那样切实）的物体呢！”

原稿以这句洋洋自得的话结束了全篇。我默默将原稿递到他手中，他也默默接过来放到原来的衣袋里。

“这就是你所说的‘表面’吧？”我问道。

“嗯，也就是说，使用外面来表达内面。”

每每聊起自己的作品，他总是会采取一些手段以避免自己陷入常规性的羞涩，这些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为什么将作品人物冠以自己的名字？”

“因为自己的名字也是别人的所有物。”

“语言是别人的所有物，那么，即便是‘我’这个词，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的确，语言是所有人的共有物，但你不认为‘我’这个词是更加虚构的共有物吗？谁都不会用‘喂，我！’来叫自己，对于绝对不会被那样叫的安心导致了‘我’的自大，最后变成了一种权利。”

我有些不高兴，反唇相讥道：

“也就是说，你用菊田次郎这个名字，为你的自我赋予了一个切实的外表对吧？”

“没错。”

“那好吧。但是，你描写了思考的结构，谁能保证那就是你的思考呢？”

“我的思考、我的思想，那样的东西不可能存在。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严格地说已经不属于我了。因为在那个瞬间，我和别人共同拥有了那个思想。”

“那么，也就是说，只有表达之前的你是属于你自己的。”

“这就是在堕落的社会所说的那种个性，说到这个程度你应该明白了吧，换句话说，个性这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

“但是，环游世界之时，你不能说没有和肉体同行吧？”

“当然，因为身体比个性重要百倍，即便旅行时我忘了带旅行包，也不会忘记身体啊！”

“肉体没有个性吗？”

“肉体只有类型。神如此看重肉体，就没有赋予它应被赋予的自由，而将自由这东西给了精神。这东西是精神钟爱的合适的玩具。……肉体经常占据一定的位置。在世界之旅中，经常令我诧异的就是这一位置的不可思议性，我忘不了肉体占据着这一位置。比如，我站在梦寐以求的希腊废墟上，那时，我的肉体占据着切切实实的‘我’的空间，这是我的精神从未占据过的。”

“也就是说，精神并没有形态对吧？”

“是啊，所以精神应该努力去拥有形态。”

“如此说来，你稿子中所描写的，就是从精神角度观察到的存在之不确定性吧。”

“的确如此，因为精神在任何地方只能看到精神。把环游世界仅仅当作走过一条异常蜿蜒曲折、镶有镜子的长廊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但是，最终你好像没有观察人，一直在观察物质。”

“你想想看，地球背面有一个城市，那里存在着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无言的人类生活，是犹如物质一样谦虚的东西，我认识到了这一点。”

“你没有接触生命吗？”

“你是想说用手指触摸生命吧，真是龌龊！生命是不能用手指触碰的东西。生命是用生命来接触的，正像物质与物质接触一样，怎么可能会有超越这种程度的接触呢？……即便如此，旅行的回忆与恋爱的回忆非常相似。事前欲望已无法追溯，由于这种欲望发生了微妙的属性变化且就在眼前，回忆这一行为给人一种宛如可以追溯事前欲望的错觉。”

“你的事前欲望是什么？”

“希望在我去的国家爆发战争或革命，我作为自愿参加的一个人被卷入其中！”

“哈哈，又是你那个‘想成为他人’的欲望啊！”

次郎没有回答，一个劲地傻笑着。我非常了解他总是被那种难以控制的小孩子似的欲望所驱使，突发奇想要当船员啦，戍边的士兵啦，探险家等诸如此类的工作。

我们厌倦了争论，互相都觉得为这些向他人羞于启齿的观念上的问题在白白浪费时间。调酒师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过来擦拭桌台，所以我们一边谈话一边将酒杯移来移去，杯底在纹理可见的洁净桌面上留下了许多水痕。此时，即便我想起让·科克托[让·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诗人、小说家、电影导演、画家、戏剧家、音乐评论家]《致雅克·马利丹的信》的前言，应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菊田次郎脸上写满了疲倦，他表情冷淡，犹如我并不存在一般，对他这种不怀好意的态度我已习以为常。我对他无所不知，这和我对他一无所知是一样的。次郎的口头禅就是：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对方，这是连接人与人关系的唯一桥梁。

我和次郎相识之时，正值他刚刚战战兢兢地踏入青春期。他总是一副憔悴的面容，逢人便宣扬自己无忧无虑。而且，他内心的自负如棘刺一般，总是扎得自己生疼，令他坐卧不宁。实际上，他追求的是像王者那样宽容的自负。他认为战后一段时期的社会混乱只是心理上的现象，开始持有一种荒谬的盲信，相信能够通过规范内心世界来赋予外界以秩序。他开始着手扼杀自己感性的工作，因为他的感性就像恶龙，他必须全神贯注地击败它。如果以某种形式感受到外界的话，他便以失败告终。作为大获全胜的权宜之计，次郎甚至打算自己暂时变身为外界，但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次郎直到如今还只是在谈论“外面”，他的行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春天的时候，他来我家玩，我们一起在武藏野那留有昔日痕迹的树林里散步。春树萌芽，黄莺对鸣。但是，我们脚下的草地，发出的仍然是枯草那干涩的声音。

“已经是春天了啊！”我说。

“我最厌烦春天了！”他说。我没有理会他的话。“春天真是一副故弄玄虚的样子，你若不去感受它就不知道它已经来了。空气犹如温吞吞的浓汤，形态这种东西根本没有。你看那片模糊、丑陋的云彩，云还是夏天的最好啊。”

他在巴黎时恰逢巴黎四月的春光。回来后，他立刻告诉了我。

巴黎之春和日本的春天不同，日本的春天像素描那样必须经过多次修改才能最终成为真品，巴黎之春却像拜伦勋爵[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的名声一样在某个早上突如其来。

“一个早上，我一起床，就觉得浑身发痒。”次郎拉着脸说道，“我一开始以为是跳蚤，后来才发现那就是‘巴黎之春’。”

那天下午两点，菊田次郎在香榭丽舍的咖啡馆露台上，等候和报社的人见面。

从地铁站出来时，他因外面强烈的光线而感到头晕目眩。遮住地铁出口的那棵七叶树的嫩叶，如同阳光瀑布一般。阳光从树冠照了进来，在透过枝条上树叶的叶尖之后变成了淡绿色的光，如灌顶之水般洒在行人头上。行人全都脱掉了外套，摘下了帽子。一个像是美国人的性急的青年，只穿一件花哨的运动T恤在路上走着。

咖啡馆的露台大都坐满了客人。一群身着金黄色、红色、深蓝色和白色华丽制服的士官学校学生在喝茶。洒落大理石桌面的酒渍，反射着灿烂的光芒。身穿黑色套装的女士们在眼前的人行道上此来彼往。这种黑色在淡绿的七叶树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

次郎终于找到一个空位，就叫来侍者，要了杯乐堡啤酒。

这春天里的巴黎、七叶树、红色军帽、女士们、小鸟、露台的椅子、云朵……

这并非是自然的春天，而是许多人聚在一起生产出来的春天。无论是七叶树，还是女士们，巴黎外面的一个个事物都象征着抽象的意义。女士们在成为成熟的“女士”之前，只是“巴黎女郎”。所谓精神打造的都市，便是如此。在次郎眼前的人行道上，游荡着情欲、吝啬、青春、财力和政治。而且，在它们行走的光鲜的街道下面，巴黎下水道里漂浮着昨夜扔掉的不计其数的避孕套、三个月大的胎儿。它们的头顶上还有太阳，发出宜人的柔和之光，呈现着一副简直可以称作理性之光的表情。“这才是巴黎之春。”次郎想。“原来如此！其结构如此考究，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个自身毫无感觉，却让人无端陶醉的患了性冷淡症的春天！这个让人安静地细细品味鉴赏的幸福的春天！这个利用众人多愁善感的精明的春天！这美丽的古都，在淋漓尽致地利用她自身的这种自恋。说起这种淋漓尽致，真是……”

巴黎之春只适合有少量存款的老年夫妇。次郎看到来自新兴国家美国的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男女都陶醉其中，不由得惊奇万分。所谓真正的年轻人，他们自身就是春天，按道理应该对季节之春天无动于衷才是。

“我想起在南美看到的那种神奇的花，”次郎说，“那是缠绕在藤萝架上的蔓生植物。我去时正值盛夏，在那能将皮肤晒得火辣辣生疼的日光下，这种植物开着鲜红色的花。正值夏季，而这种花的名字却叫普莉玛维拉（春天）。”

被置于盛夏之中的“春天”从容不迫，没有因缺水枯萎，也没有被晒蔫，终日睁大眼睛，忍受着亚热带直射的阳光。我看到夜晚降临时分的普莉玛维拉，太阳在咖啡园的远处落下，晚饭前农夫们在殖民地风格的建筑里弹着吉他，拉车的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马厩，无精打采地踢着墙壁。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和马厩的屋顶带上了一抹拖长的金色余晖，令人觉得沉闷。普莉玛维拉在暮色即将来临的黑暗中一如既往地睁着眼睛。星光下，颜色看上去像微微发黑的血滴。没有一丝风，夜晚的热气从松软的红土地面升了上来，普莉玛维拉的花朵纹丝不动，好像在黎明那冰冷白皙的手来抚慰它之前，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

“……这样，比起巴黎之春，我更喜欢被置于遥远的南美盛夏中的这个‘春天’。这点你应该也明白。”

我和次郎之间，突然出现了一束蜡纸包着的花束，吓了我们一跳。一个小女孩个子还没有椅子高，手里举着一束花。

“买花吗？买一束吧！”

卖花的小姑娘大胆地从花束间望着我们。她那脸色苍白的母亲，肯定在期待着女儿的童真能打动客人的同时，将脸埋在毛线绽开的围巾中等候在酒吧门口。但小姑娘辜负了母亲的期待，以孩子绝不应该有的那种吓人的眼神瞪着我们这些客人。

菊田次郎毫不客气地用这种眼神顶了回去，卖花姑娘一瞬间翻了脸，去纠缠别的客人了。也就是说，在被她怒目而视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觉得那个贫穷的小女孩是陌生人。

“那才是真正的人观察人的眼神啊。”我说道。

次郎抿了口酒，笑着说道：

“准确地说，那个小姑娘期待着我们是人，期待着我们的人性。他人之眼这东西更加纯净，它只将对方看作是物质。

话又说回来，他人之眼那东西，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稀罕。说到和她瞪着我们的那种眼神相似的眼神，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家人的目光，恋人的目光、仇敌的目光、友人的目光、爱犬的目光、对我们毫不关心的人们的目光，一律如此。而且，如果在战争期间，电车里响起空袭警报的话，满车的乘客都会用那种眼神对视。

战争年代的回忆非常不可思议。他人并不存在，有着他人一般纯净表情的也只有路边躺着的被烧死的尸体。”

“你在国外遇到他人了吗？”

“对于外国人来说，游客原本就不算是他人。我在巴黎支票被偷，但我忘不了抢我支票的那个小偷的眼神。小偷这一行，如果不是那种对他人极具人性关注的家伙的话，好像还真干不了。那家伙白天在街头用英语和我打招呼，‘您有美元吗？一美元可以给你换五百法郎呢！’我回过头来，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小个子中年男人站在那里，他胡子拉碴，白衬衣的衣领脏兮兮的，流露出为人和善的澄澈目光，殷勤地朝我笑着。在这种男人的眼里，同胞只是他人。但是，一提到钱包稍微鼓起的游客，在他眼里就像是家人。我答应了，立即到附近的死胡同进行交易。那个男人突然从支票本撕下开好的支票，立刻失去了踪影。总之，那家伙清澈的目光、亲切的微笑并非虚假。不过，那家伙为我做了小偷这一棘手的工作，而这一职业因为太繁琐是无法为陌生人服务的。”

我们四目相对，哈哈大笑起来。

“游客也是小偷似的人啊！”次郎继续说道，“我们知道一分钟后就会成为毫不相干的人，我们就安心地成为朋友，肆无忌惮地走进对方的内心，擅自拿走他们的全部。在这世界上，交朋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哎呀呀，今夜的犬儒主义真是没完没了了。”

“你真是个不明事理的男人。一个不会觉得无聊的人，怎么可能会持有犬儒主义的想法呢！”

他站了起来，将两手支在台面上，做了个类似体操的动作。他那续了多次酒的杯子空了。

“哎呀，十一点了，我要回去了。”

“你忘东西了，”我像他说的那个抢走支票的小偷那样笑嘻嘻地对他说道，“你忘了把‘事件’放进去了。小说中必然有事件发生，这不是你的信条吗？这本小说只是轻松愉快且富有诗意的散文以及我们兜圈子的对话，事件一件都没发生就要结束了吗？客人会让你退入场费吧。”

“这很容易，”次郎边打哈欠边说道，“明天晚上我们再聊。”

他急匆匆地和我握了握手回去了。

翌日傍晚，我们又在同一家酒吧相聚，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沓原稿，仔细确认台面是干的之后，摊在了上面。我点着烟吸了一口。接下来，昏暗的灯光和潦草的字体让我的眼睛很不适应，我开始阅读……

……菊田次郎在朋友读原稿期间，双手捧着酒杯，凝视着晨昏蒙影中的酒架，绿色或红色的酒被封闭在那冰冷的瓶子里。

可以看到一个很高的方瓶上写着“波多黎各人”，是那个岛的特产朗姆酒。次郎耳边传来了奇怪的说话声，像是西班牙语，让他感觉自己仿佛又坐在了圣胡安郊外的酒馆。在那里，洒在桌上和地板上的酒滴无人擦拭，水手们在里面的桌旁摇着骰子。但是，这是他耳朵的错觉，那听着像西班牙语的语言，只不过是醉酒的客人的对话。他们用某地口音浓重的日语，快言快语地感叹着生意难做。

次郎起身去上厕所，厕所位于地下酒吧上楼的地方。走出厕所，他站在酒吧门口，以便让头脑清醒一下。

银座后面那条街，正值生意兴隆之时。行人寥寥无几，但从许多窗户里传来了娇声细语和靡靡之音。卖艺乐师两三人结伴同行，吉他上宽宽的彩带随风飘扬。他们推开某扇门走了出来，又匆匆忙忙推开隔了两三家之后的另一家店铺的门鱼贯而入。次郎看到一栋房子二楼的窗户映出一个女人和醉客饶有兴味的身影。想起了奥斯卡·王尔德的诗《妓院》中的一节：

次郎一时兴起想横穿马路，他之所以想这样做，肯定是因为眼前不断缓缓行驶的出租车长龙。一看到次郎伫立的身影，出租车就一辆接一辆地靠了过来。于是，次郎从不知是第几辆车的出租车前傲慢地横穿过去，进入对面的店铺之间垂直向里延伸的窄胡同中。从胡同里走出两三个醉汉，其中一个想避开次郎，反而重重地撞到了他的肩膀。

胡同又分岔出许多胡同，鳞次栉比的房子全部都是酒吧。次郎踩到了下水道井盖，井盖发出声响，一只猫突然飞快地从他鞋尖上掠过。

他微微一笑，稍稍抬起脚，看了看平时不经常擦油的皮鞋鞋尖。

“哎呀！鞋尖闪闪发光，那只猫用它那漂亮的毛发在一瞬间把鞋给擦干净了。”

那是条不可思议且索然无味的街道，火柴盒大小的房子紧紧挤在一起，女人的娇声、男人放肆的浪笑以及跑调的音乐，在封闭的房间内合成一种混音，从半掩着的一户户的窗户传了出来。所有房檐下都挂着招牌，或将店名直接写在墙上。店名千篇一律，都是模仿西洋名称，比如“艾斯卡鲁高[来自法语escargot，指蜗牛]”“拉莫”“约瑟芬”“香榭丽舍”“马尔多罗”“约翰”“拿破仑”“马赛”……

突然，菊田次郎产生了一种错觉。严格地说，这不是错觉，毋宁说更接近于社会上称之为“认识”的东西。但是，这一认识并不具有认识的形态，几乎是以幻想那样的形式出现的。

换句话说，次郎突然这样想，他现在站在远东一座城市纵横交错的街道一角，这场景反复出现在十九世纪欧洲吸食鸦片的瘾君子的梦中，是令人恐怖的亚洲一隅。神秘而巨大的偶像，鲜血淋淋的奢华，旷日持久的倦怠，如同苍蝇般不断增加的民众，枯燥无味的音乐，令人心惊肉跳的地震、洪水等天灾地变，将天空一片一片隔开的低矮屋顶的曲线，眼角上扬的女人们，视死若生、有勇无谋的男人们，怪诞诡奇的咒语，将人引向死亡的甜美的抒情诗，面无表情的审视，人力车，臭虫，瘟疫猖獗的湿地……这些事物构成了亚洲。

又有一个醉汉高声唱着歌从次郎身边走过，次郎完全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这种元音很多的语言极其复杂，听起来悲悲切切，令人昏昏欲睡。这是日语中存在的那种并不透明、十分微弱且极其神秘的力量。次郎陶醉在歌声之中，他从未在其他国家听到过能够如此扣人心弦的歌声。

“艾斯卡鲁高”“拉莫”等荒唐的店名不过是亚洲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所钟爱的欺骗这一兴趣的表现而已，它几乎就是欺骗他人和自我欺骗合二为一的产物。渴望和好奇心、无休无止的谦让、靠屈辱来维持的统治加上那种南方特征的迅即拔剑相向的血性，这些都是永恒的。在远东的一座都市，众多酒吧起了马尔多罗、拿破仑那样的店名，就语言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再没有比这一点更具有异国情调的了。

自己头顶上空是东洋的星空，次郎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这片天空才是在长期的瘟疫和精神萎靡之上铺展开来的那片星空。并且，这些瘟疫和精神萎靡不断消耗的能量，还是为了对新事物、异质事物那种带有牺牲性质的渴望而绵绵不断耗费的能量。这片星空深谙此道，深埋于亚洲之地的这种精神资源的埋藏量，真是无穷无尽。

次郎觉得自己生在了一个尚未开化的文明、令人震惊的亚洲特征的混沌、各个时代尚未灭绝且不断增加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能量的中心。

他有害怕这一切的资格。在世界面前，他为拥有这种恐惧的天赋感到自豪。比如，比起白人那种动物性的凶残，黄皮肤的民族所持有的植物性的凶残是多么令人生畏，又是多么美丽啊！欧洲那些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好像通过梦的直觉而知晓了这一点。

……菊田次郎仿佛在半梦半醒之间回过头来，这时，有东西撞到他身上。那是用玻璃纸包着的许多花束，碰到身穿西装的次郎的胸口而发出了沙沙的声响。错过身后，他看到一个高高抱着花束的小孩，是昨天没有买她花的那个卖花小姑娘。

小姑娘稍微跑开一段距离后站定，用手整理弄皱的玻璃纸，眼睛始终瞪着次郎……

……我读完了菊田次郎的原稿。读完“小姑娘稍微跑开一段距离后站定，用手整理弄皱的玻璃纸，眼睛始终瞪着次郎……”这最后一句，我打了个哈欠，将稿子叠在一起。次郎刚刚起身去了别处，尚未回到我的身边。我重新要了一杯酒，过了一会儿，次郎回来了。

“原稿，我已经看完了呀。”

“有趣吧？”

“一点也不……先不说这个，你刚才躲到哪儿去了？”

“我吗？……我去亚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