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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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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兄妹两人,只有一个荷包。说得更确切些,哥哥经常借用妹妹的荷包。装零花钱的黑皮马蹄形小荷包,红线镶边,这是女子用品的标志。因此,尽管安娜有一只与这个一模一样的荷包,但他不仅没有怀疑,还觉得这个俄罗斯姑娘也赶女学生的时髦,怪可怜的……

对了,妹妹邀他出来逛百货商店时,看见装饰着化妆品的玻璃柜上的篮子,用嘴指了指那上面挂的“每件一律五十分”的牌子,说:“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有这样的荷包呢。”

那就买一个。荷包就是这样买下来的。

安娜也有与它一样的荷包。像死蝙蝠的翅膀一样挂在摊上的黑色披巾,长长地垂了下来,她买炒咸豆的时候,他看见了她这个小荷包。他知道她有与这相同的东西,就忽然向前迈出一步,想和她搭话。安娜用黑色的翅膀搂着弟弟伊斯拉尔那没有穿外套的肩膀。伊斯拉尔的弟弟达尼耶尔则把没有戴帽的脑袋,向老人的腰兜上蹭了蹭。

浅草公园一间间小戏棚的后台门口,涌出一些艺人和售票姑娘,这是流浪者引人注目的时刻。尽管如此,俄罗斯乐师们还是像乞丐一样,迈着缓慢的步子,踩着裸木般结了冰的影子远去。这个青年时而在后面,时而在前面尾随着安娜,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公园后面的小客栈。他为了能看到安娜在二楼的廊道上走的情景,就靠在马路对面的胃肠医院的白墙上,呆立不动。

一个中学生像壁虎似的紧贴在白墙上,一边伸伸懒腰,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客栈的二楼。毫无疑问,也是尾随着安娜来的。那时,他是个上大学预科的学生。两人像要哭出来似的,互相避开对方诚实的面孔,冰凉的腿约莫站了十来分钟。忽然,中学生猛地将斗篷从头上套下来,然后像狗一般跑了。他走进小客栈。客栈主管把他带到安娜隔壁的房间里,立即说道:

“对不起,小店规定先付房费。”

“是吗?是一元三角钱吧。”说着,他将手伸进上衣兜里,可是兜里没有荷包。他慌忙搜遍了全身的七个口袋,都没有找到。

因为荷包刚才已经被安娜掏走了。

安娜她们从N馆的后台门口出来,又在滑旱冰的小棚前驻步,钻进观看滑旱冰的人群里。他站在安娜的紧后头,让斗篷的袖口稍稍触到她的披巾。安娜想走开,猛回头的当儿,踩中了他的脚。

他脱口说了声“对不起”,安娜脸上顿时飞起一片红潮,微笑了。她那瓜子脸上的眉梢和有点往上吊的嘴角,像一只凶猛的鸟似的,她微笑着瞪了他一眼,而后又低下头来。他决意尾随她……大概荷包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她掏走的吧。

客栈主管在走廊上,依然双手着地,抬起头来嘲笑似的望着他。

“荷包可能是丢失了。明儿一早我让妹妹给送来不行吗……真不好办,深更半夜的,即使往我的公寓挂电话……妹妹也无法来呀。”

“先付款是我们的规定,所以……”

“就是说不能住宿啰。”

“真对不起,不过……现在可能还有电车,住在本乡的话,即使步行也能走回去嘛。”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安娜那只扔在门口的舞鞋,一边走下小客栈的楼梯,一边用英语断断续续地唱起俄罗斯歌曲,向本乡的方向走去。

“欢迎惠顾。”第二天晚上,客栈主管佯作不认识似的欢迎他。他从隔扇的缝隙窥视安娜的房间。只见壁龛里放着安娜兄妹们满是皱纹的贴身汗衫,两个又旧又脏的箱子,箱子上面放着炒咸豆的袋子、生锈的口琴,衣服架上放着一个落满灰尘的花环,还有一具用木板组成的小木马——除此别无他物。倒下来的木马脖子上挂着一块似乎不是玩具的俄罗斯勋章。

“少爷。”来铺床铺的女佣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名词招呼他,而后嘎噔一声,把隔扇打开了,“如果您喜欢这里的那个外国姑娘,我可以帮您忙。”

“啊。”

“能出二十元吗?”

“可是,可是,那个姑娘才十三岁呀。”

“哦。十三岁吗?”

安娜他们回来之后,弟弟们说了两三句话,马上就入睡了。他在硬邦邦的卧铺上哆哆嗦嗦地发抖。

第三天晚上,他从朋友那里筹借了二十元钱。但是,到他房间里来的,是另一个女佣。

父亲和弟弟入睡之后,安娜还在小声唱歌。窥视了一下,就见她坐着,只把两只脚伸进铺盖里坐着。她把裙子折叠得整整齐齐,摊放在床铺下,膝盖上摞着一摞贴身汗衫。安娜用日本针缝了起来。

传来一阵街上的汽车声。再窥视一下,只看见同伊斯拉尔搂在一起睡觉的安娜的头发。父亲和达尼耶尔睡在另一张床铺上。他悄悄地打开隔扇,像爬行似的爬了过去,将荷包——黑皮马蹄形红线镶边的小荷包放在安娜的枕边。这是他今天特地从百货商店买来的、同上次一样的东西。

他睁开哭肿了的眼睛,发现他房间的隔扇边上,竟并排摆放着两只相同的小荷包。新的荷包里装着昨夜的二十元钱,旧的荷包里装着十六元多——这是安娜前些日子从他那里偷走的钱,她如数奉还了。隔壁房间里的衣服架上只剩下落满灰尘的花环。安娜他们逃走了。他尽了一片稚嫩的心,却反而吓住了安娜!他从花环上摘下一朵人造菊花装进荷包里,然后急步向N馆走去。在节目单上没有安娜他们的名字。

鲁波斯基姐弟作为革命的对象,被撵了出来。漂泊无着的俄罗斯贵族的孤儿,住在N馆里。在电影幕间,十三岁的安娜弹钢琴,九岁的伊斯拉尔奏大提琴,七岁的达尼耶尔演唱俄罗斯摇篮曲。

他回到公寓里,对妹妹说:

“前些日子丢了的荷包找回来了。我去了一趟浅草警察署,原来是可怜的俄罗斯少女给捡起来的。”

“那太好了。是不是给那孩子一点谢礼?”

“她是个流浪的姑娘,不知上哪儿去了。以为丢了,本来已经死心……我想买点俄罗斯的什么东西,算是对她的纪念。”

“革命后,俄罗斯没有什么东西进口呀。进来的只有条纹呢绒。”

“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奢侈的啊,买点耐用的东西吧。”

他在那家百货商店给妹妹买了一个红色皮革的化妆盒。三四年后,妹妹旅行结婚时,还带着那个化妆盒呢。

三月间的一个晚上,一群像是不良少年的人,在银座人行道上撒开走了过来。他躲避到街树旁给他们让路。他看到这群人后面有个像蜡偶人似的白皙的美少年,身穿久留米碎白花粗布衣裳,眼窝深陷,头戴黑色钟形帽子,身披下摆开衩的学生斗篷,光脚穿朴齿木屐,美得令人真想咬上一口——是女子吗?擦肩而过时,他不禁脱口说出:

“啊!是安娜,安娜。”

“不是安娜。是日本人呀。”少年明确地说完,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不是安娜。是日本人呀。”他喃喃自语,忽然伸手摸摸西服内兜,荷包果然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