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快要满十九岁了。
在年度颁奖日，他站在讲坛上，背诵着他本人写的希腊文演说稿。讲堂里挤满了学生与家长，莫瑞斯却只当自己是在海牙会议[1]上讲话，指出会议精神有多么愚蠢。“哦，欧洲的人们，协议废止战争，这是何等愚蠢的举动！啊？战神阿瑞斯难道不是主神宙斯的儿子吗？况且，战争还会促使你锻炼肢体，身躯健壮，与我的论敌迥然不同。”莫瑞斯的希腊文蹩脚透了，他是凭着有见解而获奖的，如此而已。负责审查的那位教师把他的分数打宽了一些，因为他是个品行端正的毕业生，而且即将升入剑桥。在那里，把作为奖品颁给他的那些书籍排列在书架上，就能帮助本校做宣传。于是，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接受了格罗特[2]的《希腊史》。当他回到紧挨着母亲的座位上时，就认识到自己重新变得受欢迎，他感到很奇怪。掌声持续下去，甚至为他全场起立喝彩。艾达和吉蒂满脸涨得通红，在尽头接连不断地鼓掌。毕业班的几个同学大声喊着：“演说！”这不符合程序，被主持人制止了。然而，校长本人起身说了几句话：霍尔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并且他们会一直这样看待他。他说得恰到好处。学生们并非因为莫瑞斯出类拔萃才为他鼓掌，而是由于他是平庸的。人们可以假借他这个形象来颂扬自己。事后，人们朝着他蜂拥而来，用十分感伤的口吻说：“好极啦，老兄。”甚至感叹道：“你走了以后，这个鬼地方就没意思啦。”他的家族也大沾其光。以往家里人参加学校的活动时，他总对她们表示敌意。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他满身泥泞，沐浴着胜利的光辉。当母亲和妹妹们跑过来，想跟他待在一起时，他却说：“对不起，妈，您和小家伙们不得不单独走。”那一次，艾达哭了。眼下艾达正干练地跟最高班的班长聊天。有人递给吉蒂一盘蛋糕，他母亲正在倾听舍监的妻子诉说供暖设备不好用。真令人沮丧。每一个人，每一样事物，忽然都协调了。世界就是这样的吗？
莫瑞斯看见邻居巴里大夫站在不远处。大夫注意到了他，并且用大得吓人的声音喊：“祝贺你的成功，莫瑞斯！我十分感动！为你干这一杯。”他一饮而尽，“令人作呕的茶。”
莫瑞斯笑了，颇感内疚地朝他踱去。他心中有愧。巴里大夫的一个小侄子上学期入了本校，曾拜托莫瑞斯照顾。然而他什么也没做——没把这个当回事。现在他感到自己是个大人了，懊悔自己当初没有更多的勇气，但为时已晚。
“那么，你这辉煌的生涯中，下一个舞台在哪儿？剑桥吗？”
“他们这么说。”
“他们这么说，是吗？你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今天的英雄和蔼可亲地说。
“剑桥之后怎样呢？证券交易所吗？”
“我料想是这样。我父亲的老搭档说，如果一切顺利，就让我参加。”
“你父亲的老搭档让你参加后又怎样呢？娶一个漂亮的妻子？”
莫瑞斯又笑了。
“她将送给满怀期待的世界一位莫瑞斯三世吧？接着迎来老境、儿孙，最后是长满雏菊的坟墓。这就是你对事业的见解，我的见解不是这样的。”
“您的见解是怎样的呢？”吉蒂大声说。
“帮助弱者，纠正谬误，亲爱的。”他朝她望过去，回答说。
“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家的见解。”舍监的妻子说，霍尔太太表示同意。
“啊，不，不是的。我也并非一贯如此，否则的话，我该去照料我的迪基，而不是继续在这豪华的场所待下去。”
“请务必把亲爱的迪基带到我们家来玩玩。他爸爸也来了吗？”霍尔太太问。
“妈妈！”吉蒂悄声说。
“我弟弟去年去世了，”巴里大夫说。“您是贵人善忘。战争并没像莫瑞斯所设想的那样锻炼他的肢体，使他身躯健壮。他的腹部中了一颗子弹。”
他扬长而去。
“我认为巴里大夫变得玩世不恭了。”艾达发表了意见。“我认为他这是妒忌。”她说得一点不错。当年巴里大夫曾经是个使女人倾心的男人，年轻人后浪推前浪地拥上来，他感到不满。倒霉的莫瑞斯再度碰见了他。莫瑞斯正向舍监的妻子告别。她是个俏丽的女人，对高班男生礼数周到。他们热情地握手。莫瑞斯掉头而去的时候，听见巴里大夫说：“喏，莫瑞斯，风华正茂，不论在情场上还是在战场上，都是不可抗拒的。”于是，他的视线与大夫那嘲讽的目光相遇。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巴里大夫。”
“哦，你们这些年轻人！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明白我的意思！在姑娘面前过分拘谨！开诚布公，小伙子，开诚布公。你什么人也欺骗不了。开诚布公的心灵是纯洁的心灵。我是个医生，上了年纪，我告诉你这一点。男人是女人所生的，为了让人类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跟女人同步而行。”
莫瑞斯凝视着舍监太太的背影，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满脸涨得通红。他记起了杜希先生画的那些示意图。一种苦恼——没有悲哀那么美——浮到他的意识表层，显示了一下它有多么丑陋，又沉下去。他并不曾问自己它的真面目，因为还没到时候。然而，旁人对他所做的暗示把他弄得毛骨悚然。尽管他是一位英雄，却渴望自己重新变成一个小男孩，永远半睡半醒地沿着无色的海洋徜徉。巴里大夫继续对他进行说教，大夫装出一副友好的样子，说了许许多多刺痛他的话。
[1] 1899年和1907年在荷兰海牙举行过两次国际会议。第一次会议虽未能就其主要目的即限制军备问题达成协议，但签订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第二次会议也未能就限制军备问题达成协议，但会议精神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大有影响。
[2] 乔治·格罗特（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希腊史》（1846—1856），共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