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有名的散文家。他生长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自从24岁步入仕途以后，他就被卷入了上层士大夫激烈的党争之中，历经宦海浮沉。早年他曾针对当时财乏、兵弱、官冗等问题，大声呼吁改革。但是王安石变法时，他连续上书反对新法，意见未被采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他一直在地方官任上，曾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等职。44岁在湖州任上，被新党中某些官僚从他的诗文中摘出讽刺新法的诗句，罗织罪名将他下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司马光等人执政，苏轼调回京城任翰林学士，因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尤其反对废除免役法，遭到旧党疑忌，又请放外任，历任杭、颖、扬、定州的知州。哲宗绍圣元年以后，新党再度得势，打击元祜旧臣，苏轼被贬到英州、惠州、儋州。直到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第二年就死于常州。
苏轼具有早期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朝廷萎靡的积习和弊政。他反对因循守旧，但又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再加上他性格耿介，讲究风节操守，不愿看风使舵，随时上下，因而既不见容于变法派，又不得志于保守派，一生遭受了许多政治磨难。但他无论是在地方官任上还是被贬到岭南甚至海南，始终热切地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和当地的生产，惩办悍吏、减赋救灾、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处身于政治逆境之中，他善于以庄子和佛家思想自我排遣，能够以顺处逆，以理化情，胸怀开阔，气量恢弘，因而形成了豪爽开朗的性格、达观积极的人生观和超脱旷达的处世哲学。这是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苏轼作词较晚，据朱孝臧《东坡乐府编年》，大约始于37岁任杭州通判时，所作大多是游宴酬赠的小令，词名未著。38岁赴密州，从此词多长调，开始陆续显现出豪放的特色。44岁后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五年，是苏词创作的高峰时期，黄州词计有五十首之多，占他词作总数（二百首）的四分之一，许多名作都产生在这时。之后佳作减少，晚年词作就更少见了。
苏轼对宋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音律，都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他对词的革新主要体现为将诗的境界引入了词里，大大提高了词的品格：从花间南唐到柳永词，不论雅词俗词，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词作为一种从民间新起的文学样式，尚不能与言志载道的诗文同登大雅之堂，而只是专门用来抒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小道”、“小技”，因而缘情而绮靡的侧艳之曲充塞了整个词坛。苏轼以诗入词，把词家缘情和诗人言志这二者结合起来，使词和诗同样具有言志述怀的作用，并吸取诗的表现手法作词，这就解放了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使它具有了更加多样的社会功能；同时，他还从力辟柳永的侧艳词风入手，提高了词的格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皁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苏轼以诗入词的主要表现是：把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羁旅行役扩大到怀古咏史、悼亡送别、说理谈玄、感时伤事、山水田园等各种诗歌的题材中去，用以抒写自己的性情抱负，胸襟学问，使词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尤其在以下诸方面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内容：
首先，讴歌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这是魏晋到唐代边塞诗的重要主题。例如他在密州出猎时所作的《江城子》，是他最早的一首豪放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片描写自己出猎的装扮和阵容，牵狗臂鹰，写得洒脱豪放，极有声势。又以夸张的口吻渲染倾城出动观猎的热闹场面，以三国时吴主孙权射虎自喻，更将豪情胆气渲染到十分。下片生动地刻画出作者两鬓染霜而依旧胸怀开阔、壮志不衰的豪迈神情。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击败匈奴，立有战功，但因报功时杀敌数字略有出入，朝廷将处刑。冯唐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汉文帝便派冯唐持节去云中郡赦免魏尚之罪。这里用此典故，表示了希望得到朝廷信任的意思。结尾以一个雕塑般的英雄形象的特写重申了作者为国请缨、征服西夏辽国的雄心壮志。苏轼自述作得此词，曾“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简》）。这是他有意抵制“柳七风味”、以讴歌报国壮志的豪放词自成一家的最初尝试。此后，他在《南乡子》“旌旆满江湖”、《阳关曲》（中秋作）等词里都塑造过爱国志士和从军将士的形象。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探索人生哲理：苏轼把宋诗好议论、追求理趣的特点引入词中，不少词能在日常生活中触发哲理，以理化情。如他的名作《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原题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是为怀念离别七年的弟弟苏辙而作。万里离愁，中秋良夜，把酒对月，难免思绪万端，但由于作者旷达的胸襟、丰富的想象和奇妙的艺术构思，却使这首词超出了一般赏月抒愁的范围，而反映了作者所体验到的天上和人间、出世和入世、幻想和现实、悲欢离合等多种矛盾。政治上的失意使他面对着神奇、永恒的宇宙，自然产生了出世的思想，想要乘风飞上月宫，而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又使他从浪漫空幻的世界回到现实，这首词就通过这种寓短暂于永恒的理趣宽解了失意和离愁。“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几句从古往今来人们望月的普遍感慨中提炼出人事与天道的相同规律。“古难全”是事实，“人长久”是希望，两者对立，统一在作者衷心的祝愿中。这种美好的祝愿已经不只是对他弟弟一人而发，而是变为一切热爱幸福生活的人们的共同希望了。浓厚的人情味和人生哲理交织在一起，丰富和深化了词的意境。又如他在黄州所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写途中遇雨之事，能从这一寻常事件中见出他平生的修养和善处人生的哲学。在风雨声中吟啸徐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可见作者在人生路上履险如夷，不为风雨所扰的坦然和坚定。下片写雨晴后迎着山头斜照归去，“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身处风雨之中既不觉风雨相扰，雨过之后也不为晴喜。这就使人联想到苏轼在政治上所走过的虽是一条风风雨雨、阴晴无常的道路，但他能以乐忧两忘、心平气和的旷达态度泰然处之，晴雨变化也就自然置之度外了。一首遇雨的小词，却通过苏轼对自然风雨的态度概括了他一生对待政治风波的哲学。《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词题说：“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词意即从寺前兰溪水西流这一偶然见到的自然现象生发。以水向东流比时间流逝，已成为有上千年历史的固定喻象，苏轼由水的反向焕发出人生可以恢复青春的奇想，反驳了白居易在《醉歌》中“听唱黄鸡与白日”，“镜里朱颜看已失”的哀叹，这种豪迈乐观的高唱在诗里尚且少见，在历来以伤春悲秋为主调的词里更是振聋发聩。
再次，借凭吊古迹抒写历史的感慨：苏轼怀古词中境界最为雄奇阔大者莫过于《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此词发端三句，气势奔腾雄浑，由长江的滚滚东流联想到时间永无休止的流逝。历史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但他们所建丰功伟业的遗迹却与壮丽的江山同在。这就把眼底心头的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推出，视野之大，胸次之高，实为空前。“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句以气吞山河的笔力将赤壁写得惊涛澎湃，雄奇险峻，不仅出于对江山如画的礼赞，更为了烘托风云一时的豪杰。下片从赤壁一战中提出决胜的主帅周瑜，着力赞美他的英俊雄姿、儒将风度，以及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气概。追想古代英杰，难免产生自身功业无成的失意之情。但结尾随即以“人间如梦”化开个人的牢骚：周瑜的业绩尚且已成历史的陈迹，何况乎自己这样渺小的人物？既然只有这江水和明月是永恒的存在，那么还不如在大自然中消解这历史的感慨吧！这首词将各种矛盾的思想感情有机地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眼前景物与古代人事的融合，渴望功业的积极精神和虚无消极的人生态度的融合，豪迈的气概与超旷的情趣的融合，上下古今，目接神游，以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段对词境做了最恢弘的开拓。《满江红》：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1〕，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2〕，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此词题为“寄鄂州朱使君寿昌”，是苏轼在黄州时所作。上片描写长江汉水的浩瀚绵长，隐括了李白的“遥看汉水鸦头绿，恰似葡萄新酦醅”（《襄阳歌》），“江带峨嵋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以及杜甫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登楼》）等诗句。但从水色和水的来历着想，就颇有新意：岷山峨嵋的雪和锦江的春色，都来自诗人熟悉的故乡，所以下面以剑外思归客自喻，就很自然了。下片由汉江风物追想此间历史。诗人从鹦鹉洲和黄鹤楼这两处名胜的来历追想三国时的狂士祢衡和大诗人李白。祢衡因狂放而得罪曹操，后来被刘表的部下江夏太守黄祖所杀，因为他写过一篇《鹦鹉赋》，后人遂将他埋骨的江边沙洲称为鹦鹉洲。又传说李白登黄鹤楼，曾感慨崔颢的《黄鹤楼》难以超越。苏轼将祢衡和李白的两种人生态度做了对比，感慨刚直的狂士没有好下场，不如学谪仙吟咏山水，显然包含着自己被贬黄州的深沉悲慨，“独笑书生”也正是苏轼的自嘲。祢衡的抗“争”之所以可笑，原因在于被害者和迫害者（曹操黄祖）都已一齐归于虚无。这里以虚无的历史观抹平了自己抗争的意义，虽然不免消极，但思考却是很深刻的。
第四，描写田园生活的新鲜意趣，寄托离世隐遁的愿望：在山水田园中消解政治失意的孤独和寂寞，是六朝到唐代诗歌中的常见主题。苏轼虽然经常在诗里流露隐逸归田的愿望，却终其一生，未能归田。但他很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山水田园的乐趣。在任徐州太守时，他到石潭谢雨，就道上所见，作了《浣溪沙》五首，第一次把田园诗的风味引进了词里。这五首词涉及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收麦、赛神、缲丝、煮茧、梼、卖瓜等，和着雨后农作物的欣欣生意和农民的喜悦之情一起写出，凡农村景物如池鱼、树鸟、桑麻、蒿艾等，也带有雨后日照下鲜洁的色彩和薰人的清香。其中写农家妇女争看太守下乡的场面，尤其生动可喜：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妇女们匆匆忙忙打扮起来为看太守，却又三三五五挤在篱笆边，以致推来拥去踏破了红绸裙，抓住几个动作和细节，便传神地画出了未见过世面的村姑们天真好奇的神情。另一首：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更将仲夏时节农村中一片繁忙的气氛和古朴的情调渲染得风味十足。酒困口渴的太守敲门求饮的细节虽带有诗人雅士所欣赏的野趣，却也将使君与农民之间一片融洽之情轻轻点出。风格如此清新朴素的田园词亦为苏轼之前所未见。
苏轼也常有高蹈隐遁的念头，在这些词里，深深地渗透着不愿随波逐流、希望精神解脱的孤清和寂寞。如《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词题为“夜归临皋”，是苏轼在黄州所作，临皋在湖北黄冈县南长江边，苏轼有寓所在此。夜饮归来，似醒又醉，作者或许是想到了自己既不能独醒、又不肯与世人同醉的处境。所以当他敲门不应，进不了家门时，便从眼前这一件偶然的小事生出离家远遁的念头。《庄子·知北游》：“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原意是说人身不属于自己所有，不能得天地之大道。苏轼用“此身非吾有”的原话，叹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为功名利禄经营劳碌。此时他作为罪人被贬在黄州，连挂冠隐居的自由都没有，因此希望乘舟逝去，也只是徒然渴望精神的自由而已。《卜算子》借咏孤鸿再一次表露了不为世人所知的寂寞：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能够看到幽人独往独来的，只有那只缥缈的孤鸿，它时时受惊，无人理解，拣尽寒枝，不肯栖宿，只能寂寞地在沙洲上飘游，这处境不正是苏轼内心不安、孤独、高傲和自甘寂寞的境地的写照吗？这些原来常见于贬谪诗的人生思考和精神追求，使宋词的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除以上几类外，苏词的内容还开拓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忆梦）是一首著名的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用白描的手法、不加雕琢的语言表达他对妻子永不能忘的深挚感情。“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以假设相逢之景写出生者死者离别之久，以及生者历经沧桑的感慨，极其沉痛，感人至深。《蝶恋花》借伤春的传统题材抒写自己贬谪途中失意的心情：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虽然花褪残红，柳絮稀少，春天已随芳草到了天涯，但是“天涯何处无芳草”给人的感觉却不是春天完结的悲伤，而是处处都能给人希望的启示，写得深情绵邈而又爽朗豁达。下片分三层对比墙内和墙外的动静，写出墙内佳人的欢笑在墙外行人驻足倾听中渐渐停止的过程，“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又别有一番幽默的风情，与前人描写女子的风情显然不同。可见苏轼即使是写闺情的词，词品也较唐五代以来的婉约词高出一格。又如他的《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词里所写的是一个歌妓（或侍妾）幽独寂寞的心情。作者没有描写她的绮艳之态，而是着重渲染她那孤高芳洁的幽姿。上片写她晚凉新浴后孤眠于幽静的华屋中的情态，“手弄生绡白团扇”、“桐阴”、“风竹”衬托出心境的静寂和人品的修洁，俨然是一幅美人春睡图。下片写美人以不屑与“浮花浪蕊”争艳的榴花自喻，愿在众花谢落之后“伴君幽独”，这就刻画出一个甘于寂寞、具有较高精神追求的超群脱俗的美人形象。石榴花鲜红色，又有多重花瓣，这里用“红巾蹙”和“芳心千重似束”来形容，美人、红花互喻，形神俱肖。此外他的（洞仙歌）“冰肌玉骨”、（南乡子）“冰雪透香肌”等词中所描写的美人也都冰清玉洁、一尘不染，间接地表现了作者自己旷达冲淡的襟怀。
苏轼不但提高了词品，开阔了词境，而且使词的抒情艺术达到高度的个性化。苏轼之前的词人虽各有特色，但情调大抵相同，显示不出作者的个性。苏词中则处处体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表现了以顺处逆、达观超脱的人生态度，开朗旷达的襟怀和豪放洒脱的风神。如《念奴娇》（中秋）：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在这首词里，他描绘出“冷浸一天秋碧”的月色和水晶宫般的琼楼玉宇，使自己的精神飞升到透明澄净、超尘绝俗的世界，并融合了李白的《月下独酌》、庄子的《逍遥游》中的意境，将他自求解脱的心情外化为一个在风露下醉舞狂歌、举杯邀月、飘飘然欲乘风登月的浪漫形象。《西江月》写他在黄州春夜醉酒乘月卧于溪桥的情景：
照野瀰瀰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攲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天上月色与溪中风月融成一片瑶池仙境，无拘无束地放马于绿杨桥边、怕过溪踏碎琼瑶般的水月，宁可醉眠芳草之上的东坡老那种潇洒放达的风神，也就全在他那怜惜风月的情态中自然流露出来了。从前面所举的诗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轼丰富性格的许多侧面。“谁道人生无再少”的乐观豪迈，“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旷达，“尘满面，鬓如霜”的沧桑悲凉，“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幽默多情，从各种角度烘托出苏东坡鲜明的自我形象。无论是“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还是甘心“伴君幽独”的孤寂美人，都是东坡自己孤高自负、失意寂寞的内心形象的写照。
豪放、潇洒、飘逸是苏词的主要特点，但他的婉约词艺术表现的高超，丝毫不亚于正宗的婉约词人。如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词题中的章质夫是苏轼在京师的同僚，他先作了一首杨花词，一时盛传。苏轼依照章词的原韵写了这首词，叫做次韵。咏物从齐梁以来在诗歌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杜甫、李商隐的咏物已发展到传神写意、脱略形似的极高阶段。章质夫的原词主要写杨花到处飘坠沾惹的动态，词藻华丽，虽然极尽形容之能事，还是拘泥于写形摹态。苏轼则全从比喻和写意着笔，构思之高远出于原作之上。上片从杨花像花又不是花，并不受人珍惜的特点立意，设想杨花看似无情却也是有意之物。随后从杨柳这一方面着想，以柔肠比喻柳枝的柔条，以困倦时欲开还闭的娇眼比喻似眼的柳叶，而由于这两个比喻又写出了一个思妇悲愁的容貌，所以下面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被黄莺惊醒，都是直写思妇的梦境。而柳枝、柳眼、随风万里，又无不与杨花离枝飘荡的动态有关。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拘泥于这种比拟，而是借杨花的飘坠暗示了思妇的惜春，或者说借思妇万里寻郎的相思梦反过来写出了“无情”的杨花所引起的深“思”。下片就杨花飞尽时的光景追踪春天的遗迹。杨花使人们怜惜无法收拾的落红，而它自己却在一场晨雨中化为浮萍（古人认为杨花入水化为萍）。还剩三分春色，二分委于泥土，一分随水流去。最后以点点离人之泪比喻杨花，与上片结尾呼应，十分新颖。这首词始终没有正面形容杨花的形状动态，而是在离人的眼里写出了杨花飞尽时人们惜春的伤感，比喻、构思乃至数词量词的使用都别出心裁，为咏物词传神写意的表现手法提供了范例。所以宋末张炎《词源》称它“真是压倒今古”。
从前面所举诗例还可以看出：除了豪放、婉约这两种风格以外，苏轼也有不少清丽韵秀、缠绵妩媚或空灵隽永、清新淳朴的作品，风格是多样化的。但他能在多样化的风格和意境中始终突现出抒情主人公爽朗的笑容、恢弘的度量、从容的神情和雄健的气魄，因而他的词才以能见性情面目而超出于北宋诸家之上。
苏轼的词还打破了词律的束缚和词调的凝固化。前人多批评东坡词“虽工而不入腔”、“多不谐音律”。其实苏词有不少是协律合腔，传唱不衰的。只是由于风格转为豪放，就不能沿用花间南唐旧调，而要在用调上另辟蹊径，以求声辞相合。他用来写豪放词的曲调如《沁园春》、《永遇乐》、《贺新郎》、《水调歌头》、《念奴娇》、《醉翁操》、《满庭芳》等，更适合“东川壮士”、“关西大汉”“执铁板”“抵掌顿足而歌之”。苏词也确有不尽协律的一面，他是“曲子束缚不住”的，在大体遵守音律的基础上，对词的句法、押韵稍作变动，以意为主，不拘守词调原有词律句法，又往往一调多体，这对词调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苏轼对宋词的改革在当时就产生很大影响。由他开创的苏轼词派，在北宋有晃补之、黄庭坚等传人，南宋有叶梦得、陈与义、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克庄等继承发扬，成为南渡后词坛的主流。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遂被合称为苏、辛词派。金代有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词人宗尚东坡乐府，元好问推广苏词就不遗余力。此后苏词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阳羡派的陈维崧和江左三大家中的蒋士铨，始终不曾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