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23日，美国外交官罗伯特·福特（Robert S. Ford）拎着行李踏上了一辆小货车。车身四周盖着装甲，而福特即将乘着这辆车走完他这一趟旅行的最后一程。这里，他本不想再来，不过现在反悔也晚了。还有25分钟，他就将抵达此行的终点站—巴格达的“绿区”[1]。巴格达市区里，防爆墙林立，加上杂乱摆放的拖车，简直如同一座迷宫。天气湿热难耐，浓呛的柴油和腐烂的垃圾还在散发恼人的臭味。这一切，福特都得忍受下去。6个月前，他才刚刚辞别巴格达，现在却又再次踏上故地。他回来得真是时候，正好有机会目睹伊拉克这座“大厦”倾覆倒塌的全过程。
机场公路两边破败的风景，似乎象征了这个国家的命运。这段高速公路全程不过30公里，路边却满是密密麻麻的路障和检查点。貌似严密的安保措施，仍然无法阻止日夜不停的爆炸声与枪声。这条大道，被美国大兵称作“爱尔兰之路”（Route Irish）。当地人的称呼则更为直白—“死亡街”。一年之前，从机场前往“绿区”的这条路还算是一条坦途，只需搭上摆渡车就能平安通过。如今，若想保证旅途平安，乘客最好选择“安全出租车”（Secure Taxi）。这种出租车经过改装，不仅配上了防弹玻璃，周围还有卫队随行。雇用这种出租车队的费用也很高昂，每趟行程都要花费1000美元。不过，福特这种资深外交官有另外一种代步工具，美国大使馆的专用防暴小货车正在等他。福特坐定之后，货车即刻启动，速度简直快得骇人。
“真不是什么好兆头。”福特暗自思忖。
在伊拉克，美国人的处境尤为危险。上次驻留伊拉克期间，福特就曾经遭到什叶派武装人员扣押，失去自由长达两个小时。这一次，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上一次来伊拉克，福特还是自愿请命的。美军进入巴格达的几周后，为了帮助临时政府在伊拉克站稳脚跟，国务院发出一纸招募令，希望征集一些通晓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前去巴格达协助工作。福特似乎正是最好的人选，他在中东工作多年，语言能力无可挑剔。招募令下达的时候，他正任职于美国驻巴林大使馆，他在那里是二把手。对于布什政府的伊拉克冒险，福特与大多数同事一样很是怀疑。不过，既然国家有需要，福特还是积极响应。很快，他就搭上了一台军用飞机奔赴伊拉克。
2003年8月，福特抵达巴格达。此时，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遇刺身亡的阴影还笼罩着当地。入职之后，福特径直来到了什叶派“圣城”纳杰夫，执行自己的第一个任务。一支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当地，负责维护“圣城”的治安。福特的工作，就是为陆战队提供联络服务。不过，外交官很快发现，海军陆战队的各位官兵心思全不在工作上面，他们一心想逃离伊拉克。而且，当地什叶派武装派系众多，彼此之间仇怨很深。为了确保当地的安定和平，美军打算把他们悉数缴械。
福特那次惨遭拘禁的经历，正好发生在入职后的第一个星期。福特是一个自信满满、喜欢直面挑战的人。刚刚在纳杰夫站稳脚跟，他就开始在各位社区领导之间走动起来，为此他常常离开美军基地。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再次外出，和城中的一位知名教士见面。事情谈到一半，25个武装分子突然闯了进来，福特和一位海军陆战队少校都成了俘虏。几个枪手拉起福特身边的年轻翻译，拖到屋外一顿乱揍。福特甚至能够听见翻译被打得哀声连连。
当时福特的身边，只有一件“武器”—虚张声势。外交官看来看去，终于找到一个看起来像小头目的人，他把那人唤了过来，对着他的耳边开始低语。
“我叫罗伯特·福特，巴格达来的。我是联军方面的代表。”福特操着阿拉伯语，说出了这样一段开场白，“我和你们的头儿约好今晚午夜时见面。你可以告诉他因为你把我抓起来了，所以我无法出现了。”
这一席话还真管用，福特一行人立即获得了自由。而后，武装分子又急急跑了出去，放回了那个可怜的小翻译。年轻人伤得很重，看起来必须立即送医。几分钟之后，福特又让身边的海军陆战队少校给这帮武装分子的头目打电话，希望借此机会劝说对方缴械投降。
少校难以置信地看着福特—这个精力超级充沛的外交官真是想找死啊！
“真他妈不要命了！”少校未予理睬，他拖着福特回了基地。
事发之后第二天，福特再次投入工作，继续为伊拉克的团结稳定而奔走呼吁。但是，工作越是深入，福特就越感到失望。几个月过后，当他第二次接到前往伊拉克的命令时，心里已经很是不情不愿了。福特倒不担心人身安全，也不是嫌弃那里的鬼天气。糟糕的生活环境、热水时断时续的澡堂，还有伊拉克各派军阀与部落长老那反复无常的嘴脸，通通不是让他心灰意冷的原因。他只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这种无力感，就像毒气一般消磨了他的意志。
“二进宫”的命令，由上司亲自电话通知。电话这边，福特只是抱怨：“不要，算了吧，我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伊拉克了吗，何必让我再去一次呢？那个国家了无希望，任谁去了都是白费功夫。这种工作，我是一点儿也不想做。”
虽然抱怨良多，但最后他还得再向虎山行。“绿区”又在眼前，目极之处的风景形成强烈的反差，显得有些超脱现实—一面是宫殿般的建筑和棕榈环绕的游泳池，一面是临时搭起、满是拖车的贫民窟。贫民窟常常遭遇迫击炮的袭击，从天而降的迫击炮弹，仿佛是巨人投下的飞镖。面对如此攻势，当地人只能用拖车拖来沙袋，筑成城墙聊以慰藉。因为这次调动，福特的老婆大动肝火，他本人也是闷闷不乐。他又要在这里虚掷很长一段光阴，为了毫无意义的事情跑来跑去了。不过，他还是必须回来。
“没办法，要想脱身必须辞职。”想起自己的决定，福特表示，“要想辞职得有钱才行。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他确实没有选择。他的任命状由国务院的最高领导直接签发，容不得他有半点抗拒。约翰·尼葛洛庞帝（John Negroponte）前往伊拉克履新大使职务之前，特地恳请国务卿鲍威尔指派福特辅佐自己。这一次，福特的头衔是“政务参赞”。这个职位听起来很是风光，以福特的年纪，一般人很难爬到这个位置。之前，福特撰写的内部回忆录和各种邮件，在内部广受好评，大家都觉得他的文字真实记录了战争对于当地局势的影响。而且，福特胆子很大，他曾在中东最为危险的地区工作多年，却毫无畏缩之意。这一点，他的同事们深感佩服。福特通晓5门语言，曾在“和平队”[2]服务。他工作过的地方从摩洛哥的内陆到土耳其的海滨，几乎遍及全球。他就像个记者，总在不同地域搜罗各种信息。他的朋友都觉得，没什么东西能够难得住他。
“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各个危险地区间跑来跑去。”谈到福特，曾经的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罗伯特·诺依曼（Robert Neumann）如此评价，“他不是个坐办公室的人，而是一个深入当地、广结人脉的人。要想像他那样有所作为，你就不可能时时刻刻安全无虞。”
这一次，福特的工作性质略有一些不同。眼见伊拉克局势有失控的倾向，布什政府不得不加紧行动，扶持当地人组成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组建后，从守土保境到组织选举等伊拉克各种事务，通通可以交付后者去处理。美国官员曾经轻视的暴乱，如今已经酿成大祸。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人力方面，暴乱造成的损失都在节节攀升。与此同时，美国大选的日子也是一天近过一天。因此，福特必须加倍努力工作。“我们需要尽快做出成绩，上面很想快点把主权还给伊拉克人，自己好早点抽身。”
按照联军临时当局的构想，一旦临时政府组建完成，临时政府总理伊亚德·阿拉维（Iyad al-Allawi）为首的伊拉克政府会接管当局的一切权力，美方也就能全身而退了。2004年6月28日，政权交替正式完成，此时距离福特二度调任伊拉克还不过一周时间。美国当局已经做出了表态：一旦新生的伊拉克政府足以自立，美军就将全面撤离此地。不过，什么时候新的伊拉克政府才能自立呢？没人清楚答案。反正，几个月肯定不够。当时，巴格达西郊与北郊的小镇已俨然成了“无法”之地，暴乱分子甚至占据了费卢杰和拉马迪的部分城区。同时，还有不少外籍极端分子潜入伊拉克，只为参与所谓“圣战”。上述地区的居民，大都是逊尼派教众，如果新生的伊拉克政府还想保持国家安定，那么他们亟需在逊尼派人士当中找到盟友。盟友一定要德高望重，要有能力让暴乱地区重获安宁。他们必须说服逊尼派部落参与民主进程，让逊尼派群众同意参加选举并拥戴新政府。当然，新政府也必须公平、公正，在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当中毫无偏倚。福特的使命之一便是找到那些可靠的逊尼派人士，拉拢他们，让他们接受美国方面的指令。
入职之后的头一个月，福特来到费卢杰了解情况。在这里，他与当地的美军领导层以及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外交使节交换过意见。当地的局势，比福特想象得还要糟糕。费卢杰本就是暴乱的中心地区。历史上，此地就是“反叛”圣地。福特发现，费卢杰的逊尼派势力完全没有和美军协商的意思，就连驻扎当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难以掌控全局。整个城市，只有美军基地附近还算安全—这还是海军陆战队时常扫荡的结果。几位军官甚至告诉福特，自从4个美国雇佣兵在市中心死于非命之后，费卢杰的大部分区域对于美国人来说都很不安全。
“费卢杰市区里，暴乱分子和外国武装人员的活动非常猖獗。”福特与海军陆战队官员的对谈内容被写进了国务院的机密资料当中，“为了避免此地成为宗教极端分子的安乐窝，联军不得不努力打击在此活动的暴乱分子与外国武装人员，并对市区内扎卡维等人可能出没的地点进行扫荡和打击。目前，行动还在继续。”
围绕当地局势，福特还和一名约旦外交官有过深入交流。外交官和费卢杰附近的逊尼派部落交情颇深。他曾对福特说，这个地区“了无希望”。对于美国人的到来，逊尼派几乎一致表示反对。对待某些同属外来客的武装分子，他们的态度却又各不相同。一些人表示反感，另一些人却张开怀抱大呼欢迎。经历10余年的压制之后，什叶派武装力量正在对逊尼派进行反攻倒算。逊尼派的某些长老认为，外籍武装分子可以成为他们反抗什叶派的盟友。约旦外交官还告诉福特，一些逊尼派长老甚至觉得，唯有重建君主制，伊拉克才能重获安定。可是，早在1958年，政变[3]就废黜了王室。
“总之，伊拉克的逊尼派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对待美军很不友好，互相之间也多有嫌隙。要想让他们达成共识，恐怕难过登天。”外交官的看法，同扎卡维曾经的判断是何等相似。两相比较，简直就像回音。
除却上述困难，伊拉克要想回归安宁，还有另一重障碍需要跨越。福特觉得，这个障碍最为可怕。费卢杰西面的沙漠当中，扎卡维正在蠢蠢欲动。他也瞄准了逊尼派聚居的中心地带，也想在此地有一番作为。而且，同福特一样，扎卡维也在搜罗情报、拉拢盟友，他甚至也想到了伊拉克未来的政治问题。虽然他的目标和美国人正好背道而驰，不过，双方的努力方向却是那样“相似”。
福特当了几十年的外交官，也见识了不少暴乱局面。他的职业生涯让他相信，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总有一天，逊尼派与什叶派也会厌倦目前的动荡局面。到那时，他们不再继续杀戮，不再致力于摧毁对方。他们终将坐到谈判桌的两边，谈出一个和平共存的方案。当然，扎卡维可不在此列。他不是伊拉克人，也对和平共存毫无兴趣。他的目标在于撕裂，在于破坏，他要制造一片荒芜，他要破坏伊拉克重建世俗社会的基础。
拉马迪，伊拉克小城，也是扎卡维分子口中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首都”所在地。其实，直到2004年初夏，这个地方才算完全沦陷。此后，扎卡维一伙成了拉马迪无可争辩的主人。
从巴格达出发西行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幼发拉底河边的一座小小城镇。这里的房屋低矮，中间夹杂了不少棕榈树。此地，就是拉马迪。不同派别的军阀在此混战，让整个城市变得一片狼藉。从外貌上看，拉马迪仿佛正在经历世界末日一般。破败的大楼矗立在废弃的集市旁边。街上，横七竖八地散落着瓦砾和碎玻璃片。这里的行人与汽车都仿佛“提线木偶”，慢慢悠悠，了无生气。这里的某处郊区围着长长的沙袋掩体。掩体的另一侧，一座美军基地已经建好。美军主管认为，整个城市都在部队的掌控当中。其实，美国人的统治区域除了基地内部和临近岗哨，也就限于重型机枪的射程范围内。每当海军陆战队小组入城巡逻，暴乱分子就会像蟑螂一般躲进深巷。他们的踪迹，美军根本无从寻觅。
每一次美军出巡，扎伊丹·贾比里都眈眈相向、不发一语。曾几何时，这位族长也想调和本地居民与美国驻军的关系。不过，这样的愿望他现在早就放弃了。他不愿意接近美军，不单因为他们伤过他的面子。如今，城里实在有些危险，外出活动有害无益。族长的一位老朋友就是前车之鉴。这位朋友来自安巴尔大学，是一名外科教授。一次，他冒着风险会见了几名美方官员。拉马迪的形势实在棘手，美国人想听一听这位朋友的意见，看一看他有何“高招”来控制日益猖獗的暴力活动。结果，会面过去刚刚一天，这位朋友就被人从座驾中揪了出去，一枪打死。
死亡，在如今的拉马迪很是稀松平常。就连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也牺牲了16条军人的性命。而后，美国人仿佛滋生出了一种报复心理。哪怕就在大白天，他们也会在民居附近发起枪战。有时候，子弹甚至穿堂过屋，打进某户人家的卧室里面。惯骑快车的摩托骑手，常会沦为美军岗哨的活靶子。如果听不懂美国大兵的英语喝令，也可能遭到枪击身亡。拉马迪附近的沙漠当中，更是发生过一起人间惨案—美军军机空袭了一座楼房，45个伊拉克人因此丧生。美方坚信，袭击地点乃是暴乱分子的藏身窝点。可是伊拉克人却觉得，那不过是一处婚礼现场—至少，视频显示，事发之处横七竖八躺了不少女人和孩子。他们都已死去。受害者中，甚至可以看到婴儿的尸身。
重重羞辱之下，拉马迪的逊尼派居民开始对那些反抗占领军的势力有了好感。一些外来客打着驱逐美军的旗号，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相比本地的暴乱力量，这些外国人组织严密，纪律也更加严明。而且，他们特别大胆，似乎无所畏惧。不过，当地人很快便明白了一点，原来这些外人图谋深远，他们打击的对象不仅仅限于美军。外来客霸占了许多房产，还向一些商家索要“税款”。他们大摇大摆开进街区，而后四处布置重型武器。这些地方，也就成了他们的“领地”。领地中的各种规矩实在严苛，吸烟饮酒一律不许，女性也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权力，至于西方的各种玩意，更是在严禁之列。即便留个西式发型，也可能惹祸上身。在拉马迪，有人仅仅因为点燃一根香烟，就落得个被宗教极端分子组建的“巡逻队”就地枪毙的结局。
当然，宗教极端分子倒也做过一些安民的“努力”。他们组织法庭，又恢复了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不过，事实证明这帮人既无统管局面的能力，也没有维持社会安定的兴趣。各类商家自然是倒了大霉。各大道路之上不但有极端组织设下的重重路障，还埋着无数颗炸弹。在这种情况下从事运输行业，无疑面临着盘剥与丧命的双重风险。扎伊丹这样的牛羊贩子，生意自然也大受影响。城市里的情况同样糟糕，现代生活的种种痕迹渐渐褪去—垃圾清理、电话服务、电力，一项一项变得无踪无影。一些小店主本想努力营业，却又苦于宗教极端分子立下的各种古怪规矩。比如，在某些小区，黄瓜和西红柿绝对不能同台贩售—原来，宗教极端分子觉得这两种东西酷似男女的“隐私”部位，摆在一起，大有宣扬淫秽不雅的嫌疑。
虽然经营维艰，一些商家却仍对宗教极端武装分子表示支持。他们觉得，相比无人管理的状态，有人维持秩序总要强一些。当然，扎伊丹不同意这种观点。眼见外国军队侵入自己所在的城市，族长相当愤怒。宗教极端武装分子的鲁莽行径，等于是在挑战部落的权威。这一点，扎伊丹同样难以容忍。外来客的极端行径令族长咋舌，他们耀武扬威的作风，又叫扎伊丹有些轻蔑。族长甚至觉得，这些人其实就是一群市井无赖。那个叫扎卡维的约旦人，尤其让扎伊丹看不惯。不过，有些本地居民似乎已经把他当成一代“传奇”，还渐渐对其生出了仰慕情绪。为此，扎伊丹不止一次向身边人大吐怨言。
“看看那个扎卡维身边都是些什么人，不过是本省的人渣、泼皮而已。”扎伊丹常常这样抱怨，“那些人之所以会接受他，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失去牧羊人的羊。而他的那些心腹之人，都是卑鄙小人，根本没有良心。他们跟着这个扎卡维，不过是贪图他的钱财而已。”
城中，扎卡维的身影难得一见，不过，他那些本地跟班倒是很快就臭名远扬了。一帮跟班之中，要数“电工奥马尔”（Omar the Electrician）的名头最响。“电工”的身体结实粗壮，门牙的牙缝豁开很宽。对于宗教，他怀有极度的狂热。此人本是一名小贩，20多岁的时候，他为了替一名死去的亲戚报仇而枪杀了一名警官。当时，萨达姆还未倒台。案发之后，“电工”匆匆逃亡，来到“伊斯兰护卫军”的地界寻求庇护，恰好扎卡维也隐匿在那里。而后，“约旦人”潜入巴格达，奥马尔也追随他而来。到了费卢杰，“电工”已经升任扎卡维的亲卫队队长。他手下的这支武装名声极差，常常打家劫舍、掠取钱财。有时候，他们甚至还会袭击美军的巡逻小队。绑架，是奥马尔一伙的敛财手段。人质无法交付赎金，就只有死路一条。不过，奥马尔本人曾经发誓“绝不亲自斩首犯人”，另有人会代他完成杀戮。这点原则来自他的手下对记者的陈述：“‘电工’说了，砍人脑袋的活计，就交给那些没有心肝的人去办。”手下回忆道。
终于，扎卡维向当地人摊了牌：安巴尔省的诸位部族长老必须向他宣誓效忠。按照传统，他们应当献上“拜雅特”（Bay'at），一种宣示忠诚的盟誓。2004年夏天，一位表亲找到扎伊丹叙旧，给族长带来了一个消息：扎卡维想让扎伊丹发表效忠声明。这是扎伊丹平生第一次收到如此要求。表亲表示，这个消息自己也是在啜饮咖啡的场合偶然听见的。不过，他还是进一步追问族长：“你看，你打不打算发个声明响应一下呢？”
这可如何是好？扎伊丹心里已是火冒三丈。这个外国佬、贼监犯，实在是无知胆大！部落的权威延续了几百年，岂容他随意挑战？按照扎伊丹的判断，这个扎卡维的真实身份必然是美国特务无疑。华盛顿当局派他潜入此地，就是要搅得一方不得安宁，西方人和伊朗人才好借机浑水摸鱼。他们会让伊拉克四分五裂，然后从中谋利。不过，即便贵为族长，扎伊丹也不敢当众忤逆扎卡维。眼下，他只能巧言应付。“你说的那个扎卡维是什么来头？”扎伊丹装起了糊涂，“我和他没见过面吧？”
2004年7月，布什政府发出了“悬赏令”。白宫方面宣称，如若有人提供信息，指出扎卡维的具体去向，那么他将获得一笔巨额奖赏。原先，扎卡维的悬赏金额就已经高达1000万美元，而从这一天开始，悬赏金额更是大涨特涨，升至2500万美元。如此一来，扎卡维的项上人头已经和本·拉登一样值钱了。
眼见自己身价上涨，扎卡维似乎有些得意。他特地录制视频，上传到了宗教极端分子聚集的网站。视频中，他用上了自己的最新绰号—“屠场主人”。扎卡维的声音也显得自信而亢奋。他大谈特谈历史上那些英雄豪杰。穆萨·伊本·努萨伊尔（Musa Ibn Nusayr），一位参与征服西班牙的名将的名字，被扎卡维反复提及。话语间，扎卡维仿佛在暗示，有朝一日，他的名声将和他口中的这些历史人物一样显赫。接着，扎卡维激情饱满地向伊拉克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宗教信众发出邀请。他希望他们能来到他的身边，和他一起共谋大计。
“这是我的呼吁，出自真心的呼吁。巴格达与安巴尔的雄狮，迪亚拉与萨迈拉的英杰，摩苏尔与北方的猛虎，请大家协力同心，准备战斗。”扎卡维表示。
他所谓的“战斗”暗指何事，他那些听众都清楚万分。伯格惨死之后，扎卡维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血腥斩首事件向伊拉克政府发出挑衅。陆陆续续，“约旦人”的手下已经斩下过十几名人质的头，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录像存证。受害者中包括一名保加利亚籍司机、一名来自韩国的翻译，以及一名埃及雇佣兵。而后，又有几位美国、英国、日本、奥地利与意大利公民先后遭遇身首异处的下场。几名黎巴嫩人质交付赎金之后，侥幸逃生。不过，他们讲述的扎卡维一伙犯下的种种暴行，实在叫人坐立不安—几名外国工人无法偿付赎金，因此被暴徒用电钻慢慢折磨致死；扎卡维的手下行刑的时候，往往会让其他俘虏陪同观看；暴徒会将俘虏倒吊悬挂，之后钳掉他们的舌头。那些响应扎卡维号召前来投奔的年轻极端分子，往往会被“约旦人”当作执行自杀式任务的炮灰。有时候，他们拼出性命所摧毁的东西，不过是另几条倒霉的无辜生命而已。若论战略价值，几乎等于零。
扎卡维招募自杀“人弹”的举动，本就触犯了宗教禁忌。《古兰经》明文规定伊斯兰教信徒不应轻生。当然，凡事皆有例外。一些宗教学者指出，战场上不屈的斗士结束自己的生命，倒也不能看作违背教义。几十年来，无数的宗教极端分子为了一个问题争辩不休—到底什么人才叫斗士？对于伊斯兰法律体系，扎卡维的理解相当片面。经他阐释过的“教法”，已是极尽疯魔之能事。扎卡维还特地聘请了一批“教法”专家，专职大量批发“斗士”的头衔。任何为他效命的人，都可能通过“斗士”认证。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波自杀式炸弹袭击的高峰。根据学者的统计，这种情况在“圣战”的历史上可谓前所未见。
扎卡维本人也对这种现象有过论述。他觉得，自杀式炸弹袭击乃是他们“武器库中最为致命的一件武器”。他的这件“武器”，可以“在敌人的肌体上划出最深的伤痕”。接着，“约旦人”还无不嘲讽地写道：“自杀式袭击省时省力，执行起来非常简单，而且成本也最为低廉。”那么，豁出性命的“人弹”，又会得到怎样的回报呢？这个问题，扎卡维在招募录像中也有解答。他给出的好处，无非就是升入“天堂”的保证。当然，扎卡维的“事业”最为吸引人的一点并不在此。“约旦人”一再吹嘘，声称自己领导的这项运动前无古人，即将创造历史。这种“理想”宣言产生的诱惑，可能才是许多宗教极端分子愿意追随扎卡维的原因。追求“穆斯林世界的解放”的目标，无疑已经足够诱人。不过，在扎卡维看来，如此目标只是他奋斗终生的“事业”的第一步。他的宏愿，在于重塑世界秩序。“安拉保佑，我们会战胜美国。当然，胜利可能需要时间。”扎卡维表示，“美国的可耻形象，还会继续被人唾骂很久。”
由此扎卡维也谈到了自己的命运。“约旦人”觉得，他就像一个助产士，将会引导宗教实现中兴。《圣训》中有这样的记载，伊斯兰获取最终胜利之前，整个世界会出现一片濒临灭亡的末日景象。这种种景象，也被扎卡维常常挂在嘴边。同时，根据古圣先贤的预测，人类的终极之战将以叙利亚北部为战场。具体的地点，就在一个叫作达比克的小村附近。这样的传说，比基督经典中关于末日来临之时正邪比拼的预言更为详尽。
“圣战的烈焰将会熊熊燃烧，”扎卡维说，“直到十字军完全化作灰烬。”
扎卡维的宣言实在大胆。由此，他也触怒了不少宗教领袖与学者。他们纷纷向他发难，并提出了强烈的反驳。
反对者中，也包括几位扎卡维的同道中人，其中的一位还算得上是他的熟人。在一片批评之声当中，要数他的言辞最为犀利。这位熟人，正是扎卡维曾经的囚友兼导师，曾和他在贾法尔同窗共囚的麦格迪西。当年，正是麦格迪西第一个承认了扎卡维的领袖地位。后来，扎卡维漂泊异国期间，麦格迪西又进过几次监狱。其实，出狱之前的几个星期，师徒二人的关系已经现出裂痕。此后，裂痕一直存在，从未弥合。如今，师父更是成了徒弟的反对者。扎卡维大肆杀害穆斯林男女的行为，麦格迪西很不认同，虽然他们确定这些男男女女未曾与腐化的统治者进行过斗争。
“伊拉克国内的乱局与民意，我有所耳闻。有人正在采用手段，破坏‘圣战’的圣洁名声。他们爆破汽车、在路上设置炸弹、用迫击炮轰击街市……几乎穆斯林聚集的所有地区都深受其害。”麦格迪西的这些文字，全都写在自己的私人网页之上。他很清楚，扎卡维一定会上线拜读。“圣战士的手不应当沾染血腥，更不应当夺取那些他们不该伤害的人的性命。即便他们身负罪责，也不该落得如此下场。”
其实，麦格迪西本人对于暴力并不过敏。某些暴行，并不会刺激他的良心。但是，导师觉得暴力运用亦有其道。而他那位学生，无疑忽视了一些“重要细节”。
“比如，”麦格迪西举证说明，“有时候，我们的战士可能为了非伊斯兰教法的原因，而胁迫了一名穆斯林，甚至夺取了他的性命。这名穆斯林可能正为异教徒效力，不过他的效命并不足以向对方提供有效帮助。这样的情况下滥施杀伐，无疑不合教法。”
自杀式袭击，则是麦格迪西抨击扎卡维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导师”指出：“教义反对自杀。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教徒方才可以自行了断而不犯教法。扎卡维手下那些人弹选择自尽，本就已经违背教法，他们杀戮无辜的行为，更是增添了自己的罪孽。即便死者尽数属于什叶派，也并非脱罪的借口。”
“当然，某些伊拉克弟兄可能有其理由，不过，炸毁清真寺一事仍然属于犯罪。”麦格迪西表示，“一些弟兄觉得什叶派的鲜血毫不值钱，如此想法实属谬误，真正的‘圣战士’应当避免。”
主流宗教界也掀起了一股风潮，向扎卡维式极端主义发起挑战。谴责之中最尖锐的声音来自扎卡维的祖国。发出这声音的人，正是当年那位赦免扎卡维的新任君主。
2002年，阿卜杜拉二世曾经向美国提出警告，指出美国入侵伊拉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因为这番言论，约旦国王遭到了美方的责难。而后，国王不幸一语成谶，尽管他本人也并不乐见预言成真。看到扎卡维窃用宗教的名义滥施炸弹袭击，乃至对人质实施斩首暴行，国王深感恶心与憋屈。他特地召见了一些宗教学者，想要为自己的信仰正名。阿卜杜拉希望得到学者们的帮助，将两件事区别开来：一是伊斯兰教，二是扎卡维心中的妄念。此外，阿卜杜拉还想借由宗教的力量，戳穿扎卡维利用所谓“叛教信条”指控他人“背弃信仰”，为各种杀戮恶行巧言辩护的伎俩。
国王的想法很好，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罗马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什叶派都拥有架构统一的教士体系。体系之内，教士可以组织宗教辩论，从而促使参与者在思想上达成一致。体系的权威性，也得到了信徒的广泛认证。伊斯兰教逊尼派则不然。身为高级教士，逊尼派的教法解说人权力很大，他可以签发“教令”、引导思想。但是，各位教法解说人的思想并不统一，他们的看法，甚至可能针锋相对。同样一种行为，一位教法解说人可能视若犯罪，到了另一位教法解说人那里却又合乎情理甚至变成必为的人生义务。寄居伊拉克的扎卡维，正好利用了这种矛盾。他豢养的教士都和他臭味相投，他们滥发“教令”，为他施行杀戮、制造爆炸觅得“宗教上的理论依据”。相反，大多数理性的教士，都认为扎卡维的种种暴行有辱教门。
阿卜杜拉认为，唯有调动伊斯兰教各派的道德之力，彻底批驳扎卡维，宗教极端主义的流毒才能得到消解。当然，从开罗到喀布尔，从德黑兰到通布图，世界各地的教士学者必须协同努力、一致发声，相关的声明，应当得到两大宗派主流人士的认可与接纳。如此艰巨的任务，国王托付给了自己的表亲加济·本·穆罕默德亲王（Prince Ghazi bin Mohammed）。此人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位宗教学者。同时，阿卜杜拉二世将约旦的高层教士与宗教专家召集一堂。大家群策合议，准备起草一则宣言。宣言内容直指三个核心问题：其一，穆斯林的定义是什么？其二，什么样的教士才有签发教令的权力？其三，在何种情况下，一位穆斯林才能将教胞指为“叛教者”？
2004年11月9日，宣言撰写完毕，经由大法官伊兹·丁·塔米米（Iz alDin al-Tamimi）之口而公告天下。法官讲话期间，国王一直在旁边安坐。阿卜杜拉希望这份宣言能够成为范本，自此之后，教众不会再为扎卡维之流鼓吹的“叛教”所蛊惑。
“我们谴责极端主义、激进主义与某些狂热思想。历史上，伊斯兰一直在与这些极端思想作斗争。”塔米米朗读道，“我们以宗教与道德的名义，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错误行径。此等行径危害人类的生命，其形式也违背了安拉的旨意。”
国王的宣言并未引发西方世界的关注。此前一周，布什再次当选美国总统。面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布什的优势微乎其微，仅仅获得一场小胜，个中的原因与秘密，才是美国各大媒体忙于分析的焦点话题。而后，法国又爆出一件大事，新闻界的目光都聚焦到那个大新闻上了。当时，巴勒斯坦领袖亚希尔·阿拉法特罹患流感，正在当地接受治疗。宣言面世之后不到36小时，他就溘然长逝了。随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一片悲恸与惋惜之中。相形之下，阿卜杜拉反对极端主义的宣言完全乏人关心。
不过阿卜杜拉仍在竭尽全力争取宗教界的支持与肯定。几个月之后，200多名宗教人士齐聚安曼。他们来自50余个国家，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黎巴嫩皆在此列。各位教士此行同样是为了起草宣言，宣言旨在谴责某些打着宗教名义的暴力行径。由于涉及多国多地，达成这份协议花了不少时间。到了第二年，共有500多名学者和7家国际伊斯兰协会正式认可了国王的宣言—或者说“安曼公报”（the Amman Message）。
“任何人都无权将其他信仰安拉的穆斯林团体指为‘叛教者’。”公报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有史以来，不同派别的宗教人士第一次共同发声，否定了“叛教”指责的合法性。对于正常的宗教信徒而言，此等宣言具有很高的约束效力。不过没人指望一份宣言能够平息伊拉克的乱局。各种杀戮事件仍在当地屡见不鲜。不过，阿卜杜拉事后回忆认为，当时自己已经别无选择。表面上，扎卡维是要打击美国占领军与什叶派势力，但实际上，他是想蛊惑年轻一代穆斯林。扎卡维希望自己能够操控这些年轻信徒的思想。晚间新闻里每一帧记录炸弹袭击的电视画面，网络上任何一段关于宗教极端主义的视频，都会让扎卡维距离目标更近一点。让人焦虑的一点在于，整个穆斯林世界似乎尚未看到这个危机。
“一小撮宗教极端分子就可以通过暴行影响一大批人。对此，温和中正的信徒负有反击的责任。无论教派为何，大家都应该同声谴责。”国王表示，“大众的沉默，就是对宗教极端分子的纵容。”
能够蛊惑年轻穆斯林的极端分子，当然不止扎卡维一人。另一位善于蛊惑人心的恐怖大亨，近来也与扎卡维找到了共鸣。之前，本·拉登很不喜欢扎卡维，而且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看法。但是“9?11”事件过去已经3年，扎卡维在这期间的种种作为，似乎已让本·拉登刮目相看了。这个“沙特人”觉得，扎卡维具备一种潜力，能为自己带来亟需的东西—“胜利”。
当时，本·拉登过着流亡生活，他平时能做的事不多，只能写写邮件，或者派出使节，对几百公里之外的事务进行形式上的遥控。趁着现在扎卡维风头正盛，如果“基地”组织能和扎卡维一伙联起手来，那么前者无疑可以分享后者的“胜利荣耀”。扎卡维的“明星光环”，也会给本·拉登等人带来好处。
终于，本·拉登决定与扎卡维结盟。这个消息还是“沙特人”亲自灌制音频，通过一家阿拉伯语有线新闻台公布的。本·拉登行事一贯低调，这种主动示好的事他做得可不多。音频中他表示，“基地”组织最近又新添了一个分部，分部的领袖之位，他决定授予扎卡维。
“众所周知，我们的圣战弟兄阿布·穆萨卜·扎卡维乃是‘基地’组织两河流域分支的领袖。”本·拉登表示，“两河地区的‘基地’组织弟兄们都应当听从他的指示，遵从他的命令。”
扎卡维方面当然也得投桃报李。西方分析人士觉得，“约旦人”的回应明显经过精心编排，显得热情洋溢。扎卡维宣称他和本·拉登的联合具有历史意义，这种联合能让“伊斯兰世界的人民感到十分振奋。那些奋战在一线的信徒，尤其应该感到高兴”。
“今天是一个幸福的日子，我们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团结与圣战会的领导人阿布·穆萨卜·扎卡维及其追随者，在今天向我们这个时代圣战武装的伟大领袖阿布·阿卜杜拉·奥萨马·本·拉登宣誓效忠。安拉保佑本·拉登！”扎卡维在网上贴出的声明如此表态。声明还指出，本·拉登与扎卡维之间并非简单的伙伴关系，两人的这一次联手，象征着“圣战”进入了新时期。以后，他们会合力扫荡一切“阴险与不忠的叛教势力”，最终让伟大的哈里发国得以重建。
“毫无疑问，安拉保佑，最终胜利正在步步接近。一切都将回到光荣的往昔。”扎卡维的声明还在继续，“我们会怀着愤恨，在那些伊斯兰的敌人的心中种下恐惧的种子。”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扎卡维显得很是得意。他不禁强调，正是自己制造暴乱的主意赢得了本·拉登的青睐。“‘基地’组织的兄长很有雅量，他们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策略与主张。”扎卡维如是说，“我们的宏伟计划，得到了他们的击节赞赏。”
声明最后，扎卡维再次向本·拉登拍了胸脯，保证自己一定对“基地”组织恪尽忠诚—“哪怕您吩咐我们集体跳海，我们也会听从您的指示”。
就这样，“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部正式开张。那位出身扎卡小镇、暴戾恣睢的凶狠流氓也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埃米尔”，意即“领袖”。接着，“领袖”旗下的分部很快得到了总部的最新命令—本·拉登希望扎卡维赶快行动，破坏伊拉克即将开始的全民选举。
[1] 绿区（Green Zone）：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联合国派驻伊拉克的分支机构和多国驻伊大使馆均设在此地。
[2] 和平队（Peace Corps）：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任时组织的青年团体，专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服务。
[3] 政变：1958年，伊拉克发生宫廷政变，国王费萨尔二世被迫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