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海，地震时55岁，赵各庄矿场班长。
毛东俭，地震时44岁，采掘组副组长。
王树礼，地震时27岁，采掘组组长。
王文友，地震时20岁，新工人。
李宝兴，地震时17岁，新工人。
被救出矿井的时间：1976年8月11日，地震后第15天。
1985年2月5日，我赴开滦赵各庄矿寻访地震时被救出来的最后的五位男子汉。赵各庄煤矿曾经爆发过有名的节振国抗日大暴动，这里似乎是出硬汉子的地方。那一天，我只见到了三位。王文友已调动工作，而最为人敬重的长者、老矿工陈树海刚刚病逝。
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前排左起：李宝兴、王树礼、陈树海、毛东俭、王文友
地震后的矿井内部
在毛东俭家，我见到了当年的一张五人的合影照片，是他们由医疗队返回矿山时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背景是井架，五人精神整齐地穿着全套矿工制服，矿帽、矿灯、宽宽的矿工腰带、齐膝的大胶靴，脖子上扎着雪白的毛巾。尽管获救不久，却不见有历经大难的模样。除了照片的收藏者毛东俭在摄像机前略显拘谨、紧张外，那四人竟个个显出英雄之气。陈树海，宽宽的脸，胡子拉碴，有一双令人信赖的热情的眼睛，笑意中透出深邃、凝重和几分严厉。正当年的壮汉子王树礼，叉着腿，标准的矿工形象，强悍而有力度。那两个当年的小家伙似乎都已忘了在井下软弱得哭鼻子的时候。尤其是小不点儿李宝兴，矿工服长及膝盖，竟也高高地昂起那颗硕大的脑袋，撑起一副瘦肩膀，挓挲开两只细胳膊，俨然一派壮士态。他太瘦太小，那全套的工作“行头”似乎都能把他压倒。他对我说“：我是顶父亲的职进矿山的。我喜爱矿山。”
就是这样的五个人，在我的采访本中留下了风格独特的一页。
稍经整理的采访笔录：
7月28日 3:42～18:45
地震那会儿，我们爷儿五个正在靠近十道巷的零五九七掌掘进。问十道巷有多深？上千米吧。那天，陈树海是当班班长，他刚检查完我们班，嘱咐了声“要注意安全”就震了。我们正刨煤，听到了轰轰的响，抖得厉害，人都动弹不了。九道巷那儿煤面子干，落下来，一片尘土，看不见人。
篮球那么粗的立柱都折断了。跑煤的眼儿也都堵死了。
王树礼：“是瓦斯爆炸？”
老陈：“别处爆炸也影响不到咱们这儿。”
老王：“是老顶来劲吧？”
巷道里电没有了。喷尘水龙头也断水了。
怎么办？得出去。往哪走？往上？往下？老陈有经验，他不同意往上走。他估计越往上塌得越凶；往下呢？下八米立槽，可到达二中巷，那是个运输巷道。
我们五人开始掏“立槽”——那儿全堵着煤。用锹没法使劲，就用矿工帽，一帽一帽地端。还只能一个人下去端，就让小李小王轮着干。也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6点，立槽掏通了。让最瘦小的李宝兴下，他不敢，老陈一脚把他踹了下去。但他下去一看，运输巷也堵了。下午6点40分的余震来了。掏了一天刚掏空的“立槽”又被上面下来的煤给堵死了。拼死拼活十几个小时，一下子前功尽弃！更怕人的，五盏灯灭了三盏！
出不去了，出不去了！小王小李在呜呜地哭。毛东俭在一声声叹气。
王树礼：“老陈，怎么办？怎么办？咱们皮都没破，死了好冤……”
老陈闷头坐着，什么话也不说。
渴。累。害怕。非常绝望，非常绝望。尤其是两个小的，死活不动了。
陈树海说话了：“咱们不能等死。往上去吧，只有一条路了。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废运输巷——中巷。”
我们听老陈的。大难临头了，得有个主心骨。他有经验，他是我们的活地图。
轮班上。老陈指挥。轮着老毛和王树礼上了，用大锹“攉煤”，打通向上的“立槽”。
7月28日，赵各庄矿曾为这失踪的五名工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唐山市文联副主席、作家长正曾在报告文学《顶天立地的人》中这样写道：
……7月28日上午8点钟，赵各庄矿采煤五区党支部书记赶到调度大楼的宣传台前，向矿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在十道巷零五九七掌掘进的五名夜班工人，到现在还没上井！”
当时，一直在现场指挥抢救井下工人脱险的矿党委书记马四，花白的头发早已被雨水打湿。他把叉在腰间的手掌猛力一挥：“马上派人去找！”
采煤五区党支部立即组织人，跑步从四零六井口顺马路眼直奔井下而去。当他们来到十道巷的时候，发现通往零五九七掌的巷道由于严重垮顶，通道已被砖石堵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敲打金属支架，可是这一切都如同石沉大海，里边毫无反响。
……
7月28日 18:45～（29日）15:00～（30日）4:30
老毛和王树礼终于打通了往上的路。从前一天一直干到29日下午3点多，整整19个钟头。
一中巷是一条废弃了的运输巷，非常窄，仅一米半宽。由于地震，不少地方支撑着的金属架已经压弯，有一处在地震前人就只能蹲着过去，“鬼门关”似的。这会儿，一中巷内到处是一堆一堆震下来的煤，谁知道能不能走得通呢？
已经36个小时滴水未沾，渴极了，比昨天更难以忍受。
我们喝自己的尿。用手捧着喝。小李小王两个娃儿都吐了。
又发生了一件怕人的事：两盏矿灯，有一盏已经发红，只剩下蜡烛头似的光。
用王树礼那盏灯照着，我们来到那个“鬼门关”前。果然，那儿已经被矸子堵得严严实实。希望又灭了。
怎么办？陈树海说，压力大，金属架往下趴，架子上方的矸子可能松了，从上面掏，有空地。老陈让小王小李爬上去干。但他俩爬上去又都下来了。
小李：“我整不了！”
小王：“是矸子，太硬！”
陈树海火了：“咱们不能窝在这儿等死！你们皮都没破，手上连血都没出。”
李：“我整不了……”
陈：“你他妈真废物！”
李：“你不废物，你怎么不干？”
陈：“我只能出主意，不能干。”
小家伙们当时也是急红了眼。其实，哪能要老陈干呢？苦了大半辈子，一身的病，他这“活地图”要垮了，我们谁能出得去？
王树礼继续干。矸子真硬，扒开一条缝，人硬往里钻，肚皮蹭破了，满手的血。他拼着命撬开一块块矸子，简直是一寸一寸朝前挪。正干着，他那盏矿灯也发红发暗了。可怜的灯光，终于只剩下了洋火头大的一星。大伙儿都紧张起来，一双双眼睛都盯着那一星儿微弱的光亮。终于灭了！漆黑一片。手指贴着眼珠都看不见。“老陈，灯死了！”王树礼绝望地喊。没有灯，就像人没了眼睛，没了眼睛，人怎么能活着出去呢？
就在这一瞬间，李宝兴看了一眼表：4点30分，这是7月30日早上的4点30分。
这以后，漆黑的巷道里再也看不清表，时间都靠估计了。
7月30日 4:30～？
王树礼流泪了。
毛东俭又在叹气。
小王小李更是嚎啕大哭。
就地坐下吧，哭吧，说些什么呢？绝望？难受？都来不及抱怨了。
老毛：我那一大家子，都指望我呢。一大群孩子，怎么活？最小的才一岁……
老毛辛酸得很。他原是干的井上活，为了多赚一二十块血汗钱，自愿下的井。他这一辈子就想要个儿子，所以连生了四个丫头，第五个才抱上小子，刚抱上没几天，自己就要死在这儿，你说有多惨？他哭了，他说，老婆恐怕连我的整尸首都见不着了。
王树礼：我要死了，老婆该怎么办呢？才二十六，是守着公婆过，还是拖着孩子走？大的才六岁，小的正吃奶，还没过周岁，连我的模样还记不详细啊。我死了，国家当然会照顾他们，可国家照顾得再周到，也不及身边有个人。老婆心眼儿特好。那会儿我要下井，父母不同意，父亲在矿上干过，碰上冒顶，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说，凑合着在农村干，挣稀的喝稀的，挣稠的吃稠的，保险不是？我进矿后遇见几次冒顶，有一次从立槽栽下去，胳膊脱了臼，老婆哭了，说，在家种地，哪有这事？秋天看场就是让镰刀砍一下，也只拉一个小口子。
小王想奶奶。娘死，爹死，后妈又走，从小跟着奶奶过。平时上班，奶奶天天要送出好远；下班晚了，她总是远远地在路口张望。
小李想爸爸。多病的爸爸，这会不知该急成什么样了。
老陈依然沉默，不做声。他在想心思。
王树礼不哭了，他建议学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陈树海说话了：“得上去，只有活着上去，才能让领导放心，让家属放心。”
于是，我们又开始往里掏。锹也使不开，太窄，但我们不能等死，我们得活啊！
8月2日或3日／时间依据——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
我们终于爬出了鬼门关，最先过去的是王树礼、王文友和李宝兴。
我们最先过去的三个人，由王树礼领路，拉着水管电缆，通过煤眼儿上到九道巷。走着走着，我们脚下踩到了水，大伙儿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齐伏下身子，去喝轨道中的“道心水”。然后，又继续往前摸。后来老陈、老毛也钻出鬼门关跟了上来。
大伙摸到工具房，那儿有电话机。摇电话，却没声儿。糟了，准是出大事了。要不，电话总机不会断。而且，九道巷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坐在工具房里等着，等了很久。怎么办呢？
老陈这时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唉声叹气起来：“唉，明年就该退休吃劳保了，还摊上这么个事，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但他毕竟有主心骨，他说，“咱们还得往外走，不走不行。”走哪儿算哪儿吧，就顺着铁道，王树礼打头。
这时，大伙都累极了。小李不时地栽进水洼子。真是深一脚、浅一脚，脚底都走脱了一层皮——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老毛从一节空车头上拉下两张草垫子，他很细心，也许为了防备万一吧。
既然停了电，是没法乘升提罐上去的，只能走“马路”。我们已经摸到了“马路”口，可没人熟悉那条路，它曲曲弯弯的，很不好走。
谁也没有力气再走了，就地坐着。安静的巷道里，只听见水声好似牛吼。听那声响，大概已经漫到十道巷了。不能再等。得赶到水的前头，得走。
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
“没有。”老陈为宽大伙的心，说没有一礼拜，“不是总黑着天吗？”
“黑天？”王树礼说，“井下总是黑着天。”
我们又开始艰难地攀登。垂直300米啊，从斜马路上去，一步一个台阶，有800米。我们早已耗完了体力，除了喝道心水，什么吃的也没有。这800米，简直要我们的命。
累。饿。乏。我们竭尽全力。
8月6日或7日／时间依据——李宝兴：难走啊，800米，走了总有四五天吧……
我们攀登，从九道巷向八道巷。
每登一个台阶，都要使出极大的力气。我们找了根棍子，每个人都死死地抓住。一路走，一路不停地吆喝：“小李，小王，抓住呀！”
才走上三四十个台阶，我们就迷了路。那里是一个平台，我们转来转去，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找到向上的台阶。再往上，每走三四十个台阶都要遇到一个平台，于是又都是好一阵摸索。
我们爬几级，就要歇好一会儿。要不是爷儿五个在一起，怕是谁也坚持不下去。老陈是越来越不行了，小李小王上去搀扶着他。老毛把草垫子裹在身上，休息下来就用草垫子给大伙儿垫。你问我们身体有什么反应？唉，那滋味啊……头像患了重感冒似的沉。心跳得好急啊。胃在胡乱搅和。肚子已经瘪了，肠子在咕咕叫唤。我们一路攀登一路喝道旁的水。喝了尿，尿了再喝。水里有屎尿、有煤渣子也顾不上了。身体直冒虚汗……
难走啊！800米，走了总有四五天吧。
小李、小王一会儿哭一场，一会儿哭一场，调都变了。
？～8月9日／时间依据——赵各庄矿为恢复生产，于8月9日派人下井，一名青工在八道巷曾听到人声。出于恐怖，他逃走了
到八道巷的时间已经没法摸清了。但按前面过程估计，那会儿应该是8月6日或7日。
经过800米“马路”的攀登，我们已经一点劲儿也没了。从八道巷再往七道巷去，“马路”口谁也不知在哪儿。
老陈：“摸车去。”
我们摸到了载人运输车，五个人分别进了三个车厢，躺下了。
这时的情绪是麻木的。我们想，反正是一死，等着吧。老陈怕我们钻到难受的事里出不来，就和我们聊天。
老陈：“你们在家都吃过什么最好的东西？”
老毛：“肉包子。”
小李：“水饺。”
王树礼：“馅饼。”
王文友：“糕点。”
老陈：“小李、小王，你俩要上去，一定要好好干。你俩岁数小，工作时间还长着呢。”
老毛：“你们两个娃，每月工资开支怎么花？”
王：“给奶奶买水果。”
李：“给爸爸打酒。”
更饿了。八道巷的水臭。喝不下。
我们当时第一是想吃。
王树礼：“要能上去，第一件事是奔食堂，有刚出笼的大馒头最好，要没，喝粥也行，粥也没，哪怕是捡点西红柿尾巴、瓜尾巴吃，也管点事儿。要死，吃饱了死，当个饱死鬼。”
李宝兴：“上去，只要管饱，窝头就大葱也行。吃饱喝足再说。光灌凉水，真受不了哇！”
毛东俭：“我就想去食堂喝面粥，去就吃，身上没带粮票也不怕，等吃完再说，先欠着账好了。”
我们正议论着，发现老远有灯光。我们都喊了起来：“来人呐——我们是采五的！”
灯光突然不见了，像是被我们吓回去的。等我们追上去，早没人影了。后来听说，9号，矿上为恢复生产，派人下来，一个青工到八道巷，听见人声，他当是鬼，吓跑了。
希望，又没了。
8月9日～8月11日
那是获救前的最后三天。
日子变得简单了，就是等待。一线希望。老陈说，有人就有救。
冷。极冷。冻僵了。
五人挤进一节车厢。除一人在门口放哨，观察巷道尽头，继续等待灯光，其余的人都紧紧地抱在一起。身上的热量都不多了。这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时间，就这样抱在一起。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睡过觉，我们知道不能睡啊，得睁着眼等待。
8月11日中午12点整——这个时间我们是后来知道的——来人了！一串灯光直冲我们而来了，领头的是技术科的罗老爷子罗履常。我们一齐扑上去，哭着扑上去，可那时已经喊不出声了，有气无声，老罗用矿灯一照，说：“这不是采五的人吗？”他问：“你们知道今儿几号了吗？”“哪知道啊？”“8月11日啦，半个月啦！早琢磨你们死了，没想到你们还活着。”
15天啦，我们也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啊！
我离开赵各庄矿时，正是下午。冬日的阳光下，一座座矸子堆成的黑乎乎的山，就像一座座冷峻地沉默着的黑色金字塔。直到那辆“罗马”车开出很远很远，我还能看见那尖尖的塔顶。
对这几位活着走出废墟的渴望者的采访结束了。可是激动之中，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难以说清的深深的缺憾。当我乘坐的车重返唐山市区，平静地穿过当年曾是尸山处处的街心时，那种缺憾便像膨胀了似的越发显得沉重。
我想起了一位死者，一位名叫丰承渤的姑娘，想起了她未能幸免的死，也想起了关于她的一些传说。
她是陆军二五五医院的一名护士，大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二楼病区值夜班。她所在的三层楼整个儿倒塌了。一天一夜之后，有人从外面打穿了几层楼板，凿出了一个小洞，发现她还活着。但她的身体却被残酷地夹在一块巨大的楼板和一个铁床架中间，下半身死死地嵌入乱石中，上半身完好无损。她就那么站着。
战友们拼命扒开碎石，撬开杂木，可是他们无法掀动那块楼板。这时，整个唐山灾区还没有开进一台吊车。所有的锹和镐都无济于事。丰承渤年轻的身子就像被一双恶魔的巨爪拦腰掐攥着，丝毫动弹不得。
她才20岁。战友们都哭了。
“能截肢吗？”有人问。
“不行，”一个外科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
丰承渤好像没有听见这些对话，一天一夜，折磨得她像是累了。她脸色苍白，把头斜搭在自己的臂弯上，依然用淡淡的笑容向着围住她落泪的战友。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等着。那天值夜班前，她刚刚洗过澡，蓬松的黑发还没有来得及梳理，正披在她白色的护士服上。
没有比看着一位姑娘死去更残忍的了。有人忍着悲痛送来了半个西瓜，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她。战友们的心都碎了。她们一个一个轮流钻进小洞去陪伴她，看望她，眼看着小丰支持不住了，一次又一次地昏过去。
“真是太惨了。”她的一位战友告诉我，当她最后一次睁开眼的时候，她的好朋友张淑敏正在她的身边。
“小丰，你还需要做什么？”
丰承渤想说什么，已经发不出声音。张淑敏懂了。含着泪，她以十指为梳，一点一点梳理小丰散乱的头发。谁都知道，小丰是个爱美的姑娘。在那个年代，对她的评价可不怎么好，据说她主要的缺点是“爱美”，“不艰苦”，爱用香皂洗脸，爱在额前做个“刘海”什么的。那一天，这位爱美的姑娘就在好友为她梳理头发后死去了。她显得很安静，像是睡去了，永远地睡着了。由于那块无法挪动的楼板，小丰的遗体又在原地待放了许久。“她还像活着。”这位姑娘在生前未能自由自在地尽兴打扮自己，然而辞别人世时毕竟是美丽的。我仿佛也见着了她最后的形象。一位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你能说，她已死了吗？
我相信，在人类的生命史上，生理上的死是不能由人左右的，但是，人类可以超越死亡。一些精神崩溃的蒙难者用自己的手扼杀了自己，而许多像丰承渤那样的人，虽未免一死，却在灾难的废墟上留下了人类精神对死神的胜利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