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十万大军还在公路上奔行的时候，唐山在痉挛，在疼痛，在苏醒。
震后的黑色的雨，瓢泼般地倾向废墟；和历史上许多大震之后的情形一样，无休无止的暴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唐山的废墟中开始一片一片地渗出殷红色的液体。它越渗越多、越积越浓，像一道道细细的殷红色的泉水，从预制板的裂缝中淌出来，沿着扭曲的钢筋滴下来，绕过毁断的窗棂门框，又从灰白的墙壁碎土中渗出来。人们终于看清，这是从蒙难者尚未清理的尸体中流出的血水。淡红色的血水缓缓地流着，聚合成一条条红色的小河，在黑色的废墟上留下了一道道离逝了的生命的轨迹。所有经历过“七二八”震灾的唐山人，都很难忘记暴雨中这一惊心动魄的惨景。尤其是那些沿着这一道道红色的轨迹爬出生还的人，他们更难忘却。
采访笔记（一）
唐山市建设银行女职员姚翠芹，一个23岁的姑娘。半年以前，她还是一名漂亮的女兵，一名部队宣传队的女演员。她脱下军装才几个月，刚刚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刚刚开始恋爱，她的生活似乎注定是要和歌声、掌声、微笑与甜蜜联系在一起的，可是……
我醒来时正躺在瓦砾堆上哼哼。我记不得我们住的宿舍楼是怎样摇晃着倒塌的，只记得周围的同伴在喊叫。我以为是梦，拼命想从梦中醒来，却怎么也醒不了，直到嘴和鼻子都被灰土塞住，身子像被刀刃卡住，脑袋疼得像要崩裂一样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噩梦中。有一串重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在模模糊糊中被一位看大门的师傅救出来……一阵剧痛，我又昏迷过去。那会儿，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剧痛是从脊椎发出的，脊椎折断了，我已经永远站不起来了。
我躺在那儿，一会儿昏睡，一会儿又疼醒。当我清醒时，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只觉得灰蒙蒙的天很低，在哭，在叹气。
我感到口渴难忍。“衣服……衣服！”我还衣不遮体地躺着。有人扔给我一条裤子，不知因为那是一条孩子裤子，还是因为我的大腿已经肿胀，我只能拉上去一半。我的腿已毫无知觉，像不属于我了。
当时的情景非常恐怖。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看见有个女人正在一口接一口地吐血，一个男孩伏在一具尸体上抽泣，还有一个头发蓬乱的少女正捧着一只肮脏的茄子大口大口地吞食。我渴极了，我伸出手去，想要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喊不出，只是朝那少女望着。突然，我发现那坐着的少女的身下，有一摊越来越大的血迹。
周围残存的房屋还在倒塌，身边是纷乱的脚步声。有人在喊着“：受伤的，快上机场呀！”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哥哥赶来了，他把我抱到一块破纱门上，又请人帮着抬上了一辆架子车。我问“去哪儿？”哥哥说“上机场！”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那一天，那一时刻，几乎所有的唐山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机场。于是，从唐山市区通往飞机场的九公里的公路上，人流如潮水般地涌去，嘈杂，混乱，恐慌……规模空前的大逃亡。人们毫不怀疑机场会是个救死扶伤的所在地，是由死转生的希望所在，所有能动的人都不顾一切地向那里溃散，拄着树棍的，互相搀扶的，赤裸身体的，光着脚的。据说，一位中年妇女怀抱着一个已经咽气的孩子，死不放手，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位中年男子，顽强地在路边爬着，用手抓着地上的石头，一寸一寸挪向机场……有些人仅仅是头上身上擦破了皮，却也被惊惶失措的情绪挟裹进了逃亡的人群。那是一条混乱的血迹斑斑的求生之路。）
上午10点，又下起了雨。整个机场塞满了伤员和逃难的人群，显得越发凄惨。到处是湿漉漉的瑟瑟发抖的人。还能走动的人，四下寻找食物和衣裳。
我仍然躺在那块破纱门上，浑身已被雨水浇透了，身上冰凉。我的伤太重了，机场卫生队根本无法处理。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我已经从哥哥那里得知父亲被砸死的消息，我觉得自己也要到父亲那儿去了。我能听见周围的人在一个一个死去：先是呻吟，再是喘息，而后声音突然停止，便有人呜呜地哭……
哥哥又把我抬上了车子……
（7月28日下午，从机场通往唐山市区的公路上，又出现了回涌的人流。这股退下去的潮水和继续涌来的潮水碰撞着，又汇成了更大的洪流返回废墟。路边的小沟里已填满尸体，走投无路的唐山人不知奔向何方。机场，依然处于拥挤与堵塞的中心。）
采访笔记（二）
空军唐山机场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队。当成千上万灾民涌来时，这个仅有40名医护人员的卫生队，像是汹涌巨浪上的一条板质单薄的小木船。
7月28日当天的情景，军医邵俊兰和汪雅莲一提起来心就发颤。地震发生后，她们从破裂的房屋中跑出来，立刻赶到卫生队。当时，机场的苏式平房倒塌不多，她们想象不到市区的惨状，当附近农村的伤员送来时，她们还是照惯例止血、包扎、派救护车“转送二五五医院”。可是救护车开出不远就返了回来。它带回了“唐山的医院全平了”的消息和满满一车最先出现在公路上的伤员。不多时，成群成群从废墟中挣扎出来的人，便带着更大的恐怖拥进了机场大门……
我们手忙脚乱，搬出了所有的战备药箱，给伤员清创、固定、注射强心针。急救药很快就紧张了，可伤员却越来越多。机场的各个角落都躺着人，到处有人在伸手呼救。我们不知往哪里去，去了也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的衣角不时地被人拽住。一个老太太哭着说：“大夫，救救我的儿吧！他要死了，就剩我一个啦……”一个小伙子指着一位姑娘说：“大夫，救救她吧，我们才刚结婚呀……”还有几十个人在那儿喊：“我们是贵州来的！我们是贵州来的……”一打听，是贵州铜仁地区的，这个地区派出260名公社以上干部，到大寨和沙石峪参观学习，结束后途经唐山，准备上北京去，谁料到全部被砸在旅馆里，只剩30多人还活着。
医护人员和伤者（唐禹民 摄）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开始手头还有强心针，还有绷带，到后来只剩了红汞、四环素。卫生队的药箱全空了，连胃舒平都有人要，那些受伤的人，好像觉得只要是药就能救命。
……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叫人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哭着、喊着：“阿姨！快救救我的哥哥吧，我的爸妈全没了，只有我哥了，你们救救他吧……”他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正满口吐血，胸前一片殷红。一看就知道，这是被砸坏了内脏，正内出血。可我们别说没有手术设备，就连止血药也已用完。孩子休克了，没法子，急慌了，给他掐“人中”。明明知道不管用，还是拼命地掐呀、掐呀，直到孩子的脑袋耷拉下来，身体越来越凉……
我们的心碎了。眼看着一个个人死去，耳听着一声声呼救，我们直淌眼泪，毫无办法。什么也没有啊！对尿闭的伤员，没有导尿管；对骨折的人，没有夹板；对需要清创的人，甚至连麻药都没有。
没有麻醉的清创，活活痛死人的呀。有个7岁的孩子，头皮被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必须用盐水冲洗，用刷子刷。谁下得了手？孩子的母亲说：“救命要紧，你们就冲刷吧！”那一次“清创”，现在想起来都叫人心里发痛。我们用盐水冲着孩子血肉模糊的头颅，一点一点刷着嵌在肉里的沙粒。碰一碰，孩子就痛得抽搐一下。他妈妈在旁边喊：“好孩子，忍住，忍住，别怕疼，你要像解放军一样，勇敢……”孩子咬着牙，真的没哭，真的没哭啊……
下雨时，伤员们更加可怜了。有个人，脸都被砸歪了，居然还在雨中跌跌撞撞地走着。有个干瘦干瘦的老太太，穿着我们卫生队的接生服，在小树丛里穿来穿去。躺在地下的伤员，有的在抽风，有的在惨叫，有的在高烧中说着胡话。我们找到了一个氧气瓶，给一个昏迷不醒的伤员接上，等到奔忙一圈回来，发现氧气瓶边已经躺了一圈人。那些人不知是怎么爬过来的，更不知是怎样找到了一根根管子，也把氧气接到了自己的嘴边。他们就这样在雨地里躺着，靠那一点点氧气维持生命。
还有几十个临产的孕妇啊！这边人在死，那边人在生，现在简直想不起来，那时是怎样给那些人接生的。
这些母亲，一定不会忘记“七二八”那天的唐山机场。
采访笔记（三）
赵福，二五五医院一位男护士。一位在地震中折断了手臂的伤员。提到7月28日，他最难忘却的是医院的篮球场——那个堆满伤员和死尸的小小的四方空间。
球场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人，活的，死的，混杂在一块。死人的头上一般都蒙着条毛巾或手绢；活人在喊，在叫，由于胳膊腿肿胀，为了“减压”，医生用刀在上面划了一道道口子。我们也不知道疼了，只知道渴，只知道饿。有人给我一玻璃瓶糖水梨罐头，我往地下猛地一砸，把夹杂着沙子泥土和玻璃屑的梨块抓起来，一把把往嘴里塞。
我身边是一具死尸，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小个子男人。我的脑袋就枕在他的冰凉的胳膊上。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那躺的地方地势比我高，下雨时，水从他那儿往我这边流。我挣扎着爬起来，心说，对不住了，换个地方吧。一点点爬过去，把他挪到低处……雨真大呀，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我听人说过，地震后必有海啸，当时我心里直发毛：海浪卷来时怎么办呢？我决定往高一些的废墟上爬，可是我的胯骨也被砸裂，根本没法爬啊……
我就那样跟死尸在一起躺了一夜。
（许多经历过大震的人都曾说起，“七二八”之夜，整个唐山市区没有一星灯光，仿佛整座城市陷入了墨黑的海底。雨渐止，但阴云仍重重地压着，天幕上星光全无。黑暗中只有几点微弱的手电光，像墓地中的磷火。偶尔有几声犬吠，尖而悠长，显得格外凄厉。在救灾大军尚未赶到的时候，唐山坠入了死夜。那一夜，使多少人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死寂。）
第二天，我们医院不知从哪儿搞来一辆卡车，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外地转送。
进唐山的救灾部队已经源源不断地赶来，公路上人山人海，常常挤得水泄不通。我在车上听人喊：让运伤员的车先走！运物资的车往稻田里开！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伤员越拉越多。
那一个个伤员的惨状，我多少年里都不敢去回想。太残酷了，地震真是太残酷了！就说跟我同车的人吧，有一个男的，脚已经没有了，皮翻卷着，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只有一根绳在膝关节处扎住大血管，他一路惨叫，叫得嗓子像被撕裂一样。还有一个20多岁的姑娘，可能是脾脏破裂，车一颠簸她就“啊！啊！”地喊，她要车停下，说疼极了，实在受不了了，可车怎么能停呢？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求求你，同志！你把我打昏过去吧。求求你，把我打昏！我疼死了，实在受不了啦……”
我们被送到蓟县一个部队医院，只听一个战士喊：“活的往这边抬！死的往那边抬！”
我拉住一个军医，请他给我做手术，他说：“这里哪还能做手术？昨天一天，这儿就死了1400个伤员。管不过来啦！管不过来呵！”
我一看，医院的院里院外，遍地躺着人。火辣辣的太阳烤着，伤口腐烂的味儿，屎尿的味儿，直冲鼻子，苍蝇嗡嗡乱飞……我就在那里躺下，一直等到卫生列车到来。
（震后一二天内，当救灾部队尚未大批到达的时候，最早钻出废墟的幸存者们展开了紧张的自救。震后还活着的唐山人中，十之八九是被亲人、同事、邻居从瓦砾中救出来的。常常是一个自己挣扎出来的人，决定了几十个人的命运，这几十人又决定了另外数百人的命运。唐山人自救互救，自寻生路，自发组织向外运送伤员的情景十分悲惨。那些被砸得不像样子的破烂汽车，摇摇晃晃地开出唐山，缓缓地、艰难地从迎面压来的大批车马人员中穿过。它们不时停住，抬下一具具刚刚咽气的伤员尸体；不时被人拦下，又抬上去一个个早已候在路边的生命垂危的灾民。
唐山军分区有关抗震救灾的材料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一辆卡车满载着伤员驶往玉田县。车子行走得十分困难，方向盘似乎不灵，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上坡时，冒着黑烟，半天爬不上去。车终于开到了玉田县城，伤员们一个个被抬下车。这时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没有回音。打开驾驶室门，人们惊呆了：那个司机本是一个重伤员，头部砸伤，肠子流出，左手骨折。当人们想把他扶下车时，发现他已伏在方向盘上死去，驾驶室满地是血……）
当我奔赴唐山的时候，我身上揣着厚厚一叠纸条：“请帮我打听×××的下落！”“请寻找×××同志。”“请速了解×××家中伤亡情况。”……
我母亲也令我查询她的好友——唐山市民政局长蒋忆潮和他妻子周桂兰的情况。
蒋叔叔！看着我长大的蒋叔叔！
多么凑巧啊，正当我在废墟上开始第一天采访的时候，我在上海医疗队的帐篷前听到了那个熟悉的苏北口音。是他，他还活着！我飞奔过去，站在那个因砸断了肋骨而弓着背的老干部跟前。
“这小伙子，好面熟……”
“我是钱钢啊，蒋叔叔！……”
我一下子被一双颤抖的手紧紧抱住了。
“唐山，……你看我们唐山……”蒋叔叔失声痛哭。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颗破碎的心的深深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