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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山——广岛 红色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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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凌晨4点10分左右,地震发生后不到30分钟,一辆红色救护车吼叫着从开滦唐山矿开出。它碾过瓦片砖块,驶入起伏不平的新华路,在茫茫灰雾中颠簸、摇摆,拼尽全力奔驰向西。这是自地震之后,唐山市第一辆苏醒的车。车上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仅仅3个多小时之后,红色救护车会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门前。他们中的三个,跨进了国务院副总理们的会议室。

历史应当记下车上那四个人的姓名:

唐山矿前工会副主任李玉林;

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

唐山矿矿山救护队司机崔志亮;

唐山矿机电科绞车司机袁庆武。

一切都是在瞬间决定的。

当李玉林和曹国成从增盛里宿舍区的废墟中钻出来时,他们的第一个闪念是:到矿党委去报告!十多分钟后,他们见到了矿党委办公楼的瓦砾堆。站在这片瓦砾堆上,他们这才注意到开滦矿务局党委和唐山市委也已是一片废墟。

与此同时,在风井口上夜班的崔志亮以为风井出事,驾车回矿告急。

三个人到了一起,完全没有时间商量和考虑。恐惧、焦急、震惊的混乱情绪,在那时只浓缩成了李玉林嘴里短促的几个字:“上车!找电话……”

这时又跑来了袁庆武:

“我也去!”

四个普普通通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就从那一瞬间开始,他们已经成了危难中最先点燃烽火的报警者。

“玉林!咱们上地委!”曹国成喊道。

车刚出门,就见公安分处副处长高锦花迎面跑来,李玉林喊:“我们出去挂电话,走哪儿算哪儿!你赶快组织保卫矿山……”

红色救护车沿着新华路狂奔。李玉林惊愕地瞪大双眼:路上有七个大招待所,七个招待所全成了废墟。他留心数了数,只有几十个幸存者站在路边。这就是唐山!

地委在哪里?

军分区在哪里?

司机小崔对李玉林说:“李叔,我听你的,你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李玉林说:“向西!再向西!”

废墟中已隐约传来一阵阵呼救声,有人挥手拦车,要求运送伤员。

“别停!”李玉林狠狠心,“赶快走!打电话要紧!”

一块块大砖头向救护车飞来。路边的人在破口大骂。

救护车在唐山市郊又一次被拦住了。人群。伤员。横在路中央的尸体和水泥电杆……

“送唐山!快把伤员送唐山!”

“嗨,唐山全平啦!”曹国成探出头去,“房倒屋塌呀,哪儿还有什么医院?你们赶快组织自救吧!”

“这是送信的车!”李玉林跳下车喊,“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上级早一分钟知道,就可以多活不少人!”

人群活动了。人们挪开尸首,搬开石头,移开横在路上的电杆。汽车从染血的路上通过。

50迈!60迈!70迈……一堵堵断墙在窗外飞速闪过,一个个村落的废墟扑面而来。李玉林,这个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的摩托车赛选手,是个身材魁伟、胆大过人的汉子;放高产时,他在井下连轴转地干过八班,矿井出事,他常常出现在抢救现场。此时,他赤裸着上身,只穿游泳裤,紧盯着前方有着条条裂纹的道路。身着汗衫的曹国成,不时把他那顶矿工帽伸出窗外摇晃,示意路人躲避。年轻的司机崔志亮,紧握着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发颤。前方是玉田。

县委大院。背着手枪的县委书记正在废墟上团团打转。

电话!

哪里还有什么电话?

一位县委领导拦住曹国成等人,盘问不休。先问单位、身份、政治面貌,然后又仔细询问地委大院的情况。(人们后来才知道,他的家在地委院内。)

红色救护车又在公路上奔驰。电话,一路上没有地方可以打通电话。前面呢?前面的蓟县能有希望么?

当曹国成在蓟县县委被一连串烦躁的“不行”挡住的时候,他的脑袋都快急炸了:“走,赶快走!”

可是屋里跑出了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的几个工作人员,他们在寻找震中,刚刚赶到蓟县。

“你们是唐山的?快!快说说那边的情况……啊,……啊!……你们派一个人跟我们上唐山,我们派一个人跟你们走!”

车又开动了。袁庆武跟地震地质大队的车返回唐山,地震地质大队一位姓卞的人跳上了红色救护车。快,快走!快去找电话!直到开至北京郊区的通县,李玉林和曹国成还想试图从一个工厂往北京挂长途。只听工厂的看门老头儿说:“还挂什么电话?有等电话的工夫,车就到了!”

对!开到北京去!

又是一个在瞬间作出的决定。从3点42分起神经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李玉林等人忽然发现,在寻找电话的路上,救护车竟然已经开到了北京的城门口。

红色救护车拉响警报器,风驰电掣般驶入北京建国门,沿着雨水浇湿的宽阔的大街疾速奔驰,不管路口是绿灯还是红灯。

“上我们地震局吧。”老卞说。

“你们向中央报告需要多长时间?”

“回去整一份材料,有半天就差不多……”

“半天?那不比打电话还费事!”李玉林几乎要吼起来,“上国务院!”

红色救护车向新华门飞驰而去。

在访问唐山矿病休干部李玉林和服务公司负责人曹国成时,我发现他们对当年的情景都记得那样真切。是的,这是烙在他们心上的一段特殊经历。时光如流,中国政治舞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匆匆过客已无可挽回地被人淡忘。但非凡的历史事件将被留下。对于曹国成、李玉林、崔志亮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在那一天见过谁,而是他们本身的存在,是他们为几十万濒死的唐山人所做的这一件事。

我有责任记下他们的回忆。

钱钢(左)采访李玉林

李玉林:

……救护车在距新华门十米的地方被一个警察拦住了。小崔刚刹住车,警卫战士就冲了出来。我光着上身,穿着裤衩跳下车去。警察问:“干什么的?”

我说:“唐山来的,到国务院报警……”

那民警态度倒很好,他说:“你们上国务院接待站去,府右街四号,六部口向右拐!”

到了国务院接待站门口,我穿上了一件修车的破衣服,正想进去,一看,两手的血,那是地震时扒一个邻居的孩子时,他母亲身上流出的。我蹲在路边,用地上的雨水洗净了血迹,又抹了抹脸,才往里走。

那时是早晨8点06分。

国务院接待站有位解放军首长,一听说是唐山来报警的,立刻进去打电话。一会儿便出来,让我们登记。正在这时,唐山机场乘飞机的两位空军干部也到了。我们和两位空军干部一起被领进中南海。进去时,一辆“大红旗”正开出来,和我们擦肩而过。

当时,政治局关于大地震的紧急会议刚刚结束,震中已初步确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和煤炭部部长萧寒奉命立即乘飞机赶赴唐山。和李玉林等人一同进入中南海的两位空军干部,是某飞行团副政委刘忽然和师机关参谋张先仁。他们乘坐兰州空军高永发机组赴唐山执行任务的“里-2”飞机,于6点51分起飞,7点40分在北京着陆。

曹国成:

我们被领到中南海紫光阁。当时在会议室里有几位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桌上摊着一幅大地图,他们拿着红笔在那儿指指点点,气氛很紧张。不一会儿,吴德到了,好几个人一齐问:“老吴!北京郊区怎么样?”

吴德说:“一会儿报数!一会儿就报数!通县大概是倒了400户!”

李玉林:

看到我们进去,他们站了起来。我说:“首长啊,唐山全平啦!”李先念、陈永贵、纪登奎过来把我抱住了。记不清是谁说:“别急,别急,坐下来,喝口水,慢慢说……”

所有人都问:“怎么样?”

我说着就哭了起来:“首长啊!唐山100万人,至少有80万还被压着呐!”

在座的人都哭了。

李先念问我:“井下有多少人?”

我说:“一万!”

他说:“这上万人,危险了……”

他又问:“唐山楼房多还是平房多?”

我说:“路北楼房多,路南平房多,一半对一半吧。”

“得赶快想办法救人!”

陈锡联递过一张纸,叫我画一幅唐山草图。吴德走过来问:“开滦总管理处那座英国人盖的大楼在哪个位置?”

我指着图说:“在这儿。已经塌了……”

吴德叹了口气。他当过唐山市委书记,知道那座英国人盖的老楼——那楼十分坚固,墙有一米厚。吴德说:“……唐山不存在了,唐山不存在了……”

曹国成:

我们提了三条要求: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

当时真是十万火急,我们说一条,会议上议一条。几个副总理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马上有人问陈锡联“:老陈!哪个部队近?”陈锡联报了一连串野战军的番号和驻地。正在这时,有个解放军跑进来报告:沈阳军区李德生司令来电,沈阳军区的救灾部队已经待命!和我们同去的空军同志打开皮包,掏出地图,标出全国各个机场的位置,立刻帮着拟订矿山救护队的登机方案。

会议室里一片紧张的声音:

“叫总参来人!”

“叫空军来人!”

“通知卫生部、商业部、国家物资总局的领导,立刻到这里开会!”

“煤炭部,还有煤炭部!萧寒呢?”

“跟子厚上机场了……”

“噢,对,叫他留在唐山,别回来了!通知煤炭部副部长——”

“他立刻就到,已经在半道上!”

当时主持会议的像是纪登奎。李先念低头坐在一边,纪登奎有时回过头去,问他:“先念,你看这样好不好?”先念就说自己的意见。他显得心情十分沉重,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老。

进去半小时之后,有解放军给我们几个送来了军装,有军医来给我们看病。当时我们都快垮了,玉林直感到恶心。

国务院各部的领导都到了。他们开紧急会议,我们被领到隔壁吃饭,酱牛肉,咸鸭蛋,一人两三个的小花卷。我们饿极了,可都吃不下。陈永贵进来说:“你们完成任务了!”我们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直喊“毛主席万岁!”

曹国成、李玉林、崔志亮的出现,使国务院副总理们深切意识到了灾难的惨重程度。中南海被搅动了。整个中国被搅动了。

7月28日上午10时整,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率领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

少顷,空军机关人员到达。

11时,河北省委、省军区先头人员到达。

12时许,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马力,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煤炭部部长萧寒乘坐的飞机降落。

下午2时,三架飞机载来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和辽宁省医疗队。

下午4时起,五架飞机分别运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

此时,救灾部队正由西南和东北两路向唐山开进。

此时,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正迅速组成……

1976年8月1日上午。上海虹桥机场。

有关部门没有允许我登上飞往唐山的飞机。这是一架满载着塑料尸体袋的“三叉戟”。

“不行!现在跟唐山联络不上,你一个人下去找不到上海医疗大队的……”

“不怕,我自己闯!”

“那太危险!没吃没喝,到处有传染病……”

“我得赶去采访!”

“跟防疫队坐火车走!”

……我跟着防疫大队来到了唐山。

我开始了对唐山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