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荒地绿意深浓。稻子长高了，几乎快到我的臀部。越来越高的草垛都快遮住田里的水了。沿着红旗路一路走，感觉像穿过长毛绒毯子，里面藏着好多青蛙，兴奋的呱呱声从稻田的四面八方传来。
节气正值立秋，三舅说，这是稻农们压力最大的时候。还有三十天就得收稻了，他走在自己的田里，看有没有那种钻石形状的黄色病变斑，是稻瘟病引起的。从前，这是最致命的农作物病菌，一旦染上，一整株性命难保。“一直很让人头疼，”三舅说，“但是生长季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总是会出现。”
他仔细检查着每一株稻子。毛茸茸的外皮不断破碎，像打湿的粉笔一碰就裂。“还有一个月，”他说。他把灌溉渠里长的野草扯掉，解释说很快他就会抽走点水，好让稻子的根部更有力。“现在白天天气热，晚上天冷。等白天也凉快儿了，就能收了。”
我注意到他从没说过什么“老天爷保佑”的话。
“迷信没嘛用，”他说，“干活才行啊。”
但每天，他家里供的神农像前，都会摆上新鲜的水果。雕像光着头，留着长长的胡子，代表着中国农业的始祖。
“那不是迷信，”三舅严肃地说，“那是传统。”
关先生和我住的家里什么神像都没有。没有挂钟、闹钟、电视或收音机。这是我住过的最安静的地方：我的手机铃声经常会把自己吓一跳，我大喊起来的时候，关先生总觉得很好笑。于是我就把手机设置成静音了。
我每天跑步的来回总长延长到十六公里，十九公里，最终达到二十二公里。和一路上的村落相比，荒地显得很有生气也很规整。上次官员视察后，留下了外墙刷成金黄色的房子，拓宽的红旗路上干净的水泥路面以及太阳能发电的街灯。这种街灯在这一片还是头一次安装，人们说这是好东西，但其实村民们日落之后都不怎么出来了。因为日落而息，他们要待在家里，吃晚饭，看电视，然后上床睡觉。三姨看了一眼每个灯杆上装饰的红蓝色旗布。上面宣传着大荒地米和神农温泉。
“这条路是东福米业出的钱，现在变成他们的广告牌儿了，”她说，“应该写限速多少多少公里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个啊。”这话说得在理。改建后的红旗路看上去就像个跑道。汽车在上面飞驰而过，好像下一秒就要起飞似的。这对骑自行车的人和步行的人都不安全，我也被迫把跑步路线改到北边一点的土路上了。
有人在几根灯杆上涂写了一些赞颂法轮功的话。1999年，政府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彻底取缔了该组织。然而在荒地，仍有人用油漆大字宣称其“好”。这是我在村里唯一见过的涂鸦，很快又出现在其他灯杆上。高铁轨道上方凌空架起一座新桥，在通往桥上的阶梯上也喷着这些涂鸦。
灯杆上还贴着一张通知：东福米业在招聘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男性，去大米抛光车间工作，主要负责装卸稻米，操作机器。关先生得到了这份工作，每天8点开始轮班。他很高兴，因为上班前还可以去钓鱼。他说，这样就有两份收入了。东福米业好。
拓宽红旗路的时候，路边的水曲柳都被砍掉了。公司又种上了树苗。虽然新的路基和三姨家的距离变窄了，她还是满意地看到，又有地方可以重新种虞美人了。“我9月份播种，”她说，“春天就发芽了。虞美人很好养活。它们都是自己传播种子的，所以几小袋种子就能种满整条路了。我会种点儿粉的，再种点儿橙的。”她指着房子黄色的墙前的那块区域，说种下的花儿就会在这里开放。我怀疑除了诗人济慈（“穿过虞美人摇曳花茎的微风，如此柔和平静地走进我的灵魂中”），再也没有谁像三姨这么热爱和重视虞美人了。“老漂亮啦，优雅得很，不像向日葵，”三姨做了个鬼脸，“向日葵是用来产葵瓜子的。虞美人么就是花嘛。”
“可以产鸦片啊。”[1]
“胡说！那是犯法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把鸦片都扔水里了。”我们又像通常对话时那样，这次是回到两百多年前，在那个遥远的南方码头的一起历史事件。每次一搭上三姨的“思维列车”，我就觉得时间旅行简直是身临其境。在游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圈之后，我们回到荒地。“看着这些虞美人，你就忍不住微笑。这样的花儿可不多。”她边说边看着那大片大片的稻田，畅通无阻地延伸到远处树林茂密的山脚下。她不认同我的品味，说这不是风景。“是粮食。”
我在家门前的车道往右转，走了十五分钟，穿过大片稻田和东福米业新的大米抛光车间。仓库的外墙是金属做的，面对着一个大广告牌，广告牌上是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以及一排大字：人人一条心，建设新乡村。起重臂和几十个农民工也参与其中。我经过他们的临时工棚，往右转，沿着一条窄窄的小径向下跑，我记得大陆的尽头是一片水田。沿路全是一排排蓝色锡板，就是那种围在建筑工地外面的，完全遮盖了那些被荒弃的泥墙小屋。和城市里的建筑不一样，农村里没有什么房子会因为历史悠久而升值。工具生锈，野草疯长，路面下陷，屋顶垮塌。大自然，总是赢家。
一条小河里堆满了垃圾，散发着恶臭，河上有一座单车道的桥，上面竖着另一块广告牌：奉士河清淤工程。旁边的效果图显示，河两边的人行道拓宽了，种了柳树，十分惬意。我看看牌子两边，还是臭烘烘的枯河。回到牌子上，只见清澈见底的河水。牌子两边：粪便垃圾堆在一块；再回到牌子上：河面盛开着美丽的莲花。啊，我又进行了一次时间旅行。
公寓楼已经粗具规模。四层的楼房，没有电梯，外墙上刷着钢铁灰的新漆。但车道没有修好，泥泞一片。楼里也还没有通电。楼房看上去还不错，可以和吉林市甚至是北京的新楼相比。墙上贴着一张通知，说这是第一期，东福米业花了近一千五百万元，修了六百套公寓，希望广大村民踊跃入住。
但是和荒地典型的农舍相比，公寓就显得有点拥挤。从窄窄的窗户看出去，没有延伸至山脚的田野，只能和其他的公寓楼面面相觑。乡下的房子一般朝南的那堵墙都会开大窗户。然而，公寓楼的天花板低矮，光线昏暗。承重墙把本来就不宽裕的空间分隔成更小的房间，不像在农舍，大大的房间，生活起居都在炕上。公寓里没有炕，只有中央供暖。
楼梯也是大问题。就连底楼的公寓也得上几级台阶才能进。老人会不方便，特别是冬天。另外，住这么高，他们再也没法接地气了。
在建的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还有一个停车场和健身场地。这个开发项目背后是东福米业第一个住房修建工程。那是一排平房，仿照了传统的农舍设计，有院子和晒稻谷的地方。村长说要把他的房子租给我时，我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觉得就是个没有灵魂和生气的水泥块。但和新的公寓相比，算是实用亲切的了。
关先生听了我的实地考察说：“我喜欢新房子。盼着搬进去啊。”他已经签了协议。“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房子这么破？”他问。“因为我不会再花钱装修了，他们要拆了种地的。”
“什么时候？”
“他们会说的。”他看见我的脸色一下黯淡下来，补了句，“别担心。要是你的租约还没到期就得搬走，你可以跟我一起住楼房呢。”
他们家也同意把原来的土地承包给东福米业，选择每年拿租金。关先生是东福米业的全力支持者：东福米业种他的地，用公寓来换他的农舍，让他在抛光车间工作并付他薪水。他给我展示过自己的工服：红色的帆布外套，左胸上绣着公司的名字。很快，这种衣服就要在荒地无处不在了，就像当年蓝色的毛式中山装风行中国一样。现在，只有三舅那一辈还在穿。
“很快你就会去温泉度周末了，”我打趣关先生。
“我×！”他爆了句粗口。“那地儿我从来没去过。那是有钱人去的。”
“一开始大家都那么说。但是一旦去了，就会上瘾哦。”
关先生说，比温泉更能让道德腐坏的，是街角那家店里每晚的麻将活动。要钓鱼，就得早点睡觉，没法去搓麻将。但是第二天能听到输赢的情况。“特别容易上瘾，”他说，“不仅仅是想赢，还想打败那种你特别看不顺眼的人。”
看不顺眼的原因，可能是钱、家庭关系、工作矛盾或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纠纷，要么就是听谁说了上述谣言，或是传了不该传的话。村里没有秘密。“我妹妹现在就不爱到这儿来，”他说，“谁看不出来啊？大家都在议论她。她没结婚，搬到城里去了，她原来的房间里住着个外国人。”我哈哈大笑，他看着我，又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你给我们的房租多少，行吗？我们跟他们说是帮你的忙，因为你亲戚也是咱村里人，但他们没有多余的房子给你住，而且你在学校免费教书。别人不知道我们还收你的房租。要是知道了，唾沫星子可得把我们淹死。”
他说，对他而言，就算村民们觉得我和他妹妹“有一腿”，也比知道我是个租客来得更好。
“他们会这么说？”
“不不不，”他条件反射般地否认，“只是可能。”他很快把话题转移到钓鱼上。
那个周末，行驶在荒地的卡车又在天亮前把我吵醒了。没电了。“他们在修红旗路，”关先生解释说。
“不是刚修过吗。”
“可能要再拓宽一点吧。”
我赶上了前往吉林市的早班公交车，排队买了票，登上开往机场的高铁，去赶飞机。我要飞到弗朗西斯身边去。这是个冲动的决定。我需要找个人说说话，我需要永远充满前进的势头，一路进行有中国特色的“拥挤障碍赛”：往前挤，挤到队伍前边儿去！别留空位，补上去！别往那边儿看！我终于离开售票处，过了安检，上电梯，走舷梯，进了飞机。飞机起飞，我看着窗外，寻找荒地村，但从这么远的地方看，所有的村庄都一模一样。
接下来的那一周，三姨在红旗路上大发雷霆。
“你看看，你看看，你在香港的时候，东福都干了些啥！我本来想在那儿种花儿的！”她满脸愤怒和轻蔑地指着一溜绿色的草皮。一缕灰白的头发从她的毡帽下跑了出来，垂在她晒黑的脸颊边。“现在我得等到这些草都死了。或者干脆直接挖起来，种我的花得了。他们肯定得知道是我干的。但这是村里的地啊，不是他们的地！你看看，你看看！”
我们盯着荒地村的第一块草坪，默默无语。
这是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对话，三姨先询问了我去看弗朗西斯的情况。“她怀上了吗？还没呢？”接着才说出坏消息，“呃，三舅中风了。”
不是很严重，她说，现在他在家休息。“别去打扰他，”三姨建议，“他很不高兴的。很少生病嘛，别说这么重的病了。明天早上他要去诊所打吊瓶。你去那儿陪他坐坐。”
早上6点，我跑了将近两公里到三舅家，结果发现他骑自行车去诊所了。我又跑去诊所。年轻的护士穿着洗得白亮的护士服，问了我那些常规问题——美国人，属鼠，身高一米八六——我一边回答，一边在走廊里找着三舅。
他躺在一间病房里，一共有四张病床，都躺着人，连着输液管。天花板上一个吊扇，推着空气阻力懒洋洋地转动着，面对村里街道的纱窗外，苍蝇嗡嗡着想闯进来。卡车按着喇叭开了过来，扬起一阵尘土，飘进屋里。生理盐水的袋子空了，病人用尽力气嘶吼着：“换药！”
我问了声好，拍了拍三舅的胳膊，他眼睛一亮。中国的家人之间是不习惯拥抱的，就算另一方经历了中风。
“没事儿，”三舅说，我问到底怎么回事，“啥事儿没有。”在田里检查稻瘟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左手两根手指麻了。“我本来希望只是抽筋，”他说。但还是继续麻着，没有感觉。他独自走了近两公里的路，来到诊所。分诊的护士了解这种症状，找来医生。一架救护车把他送到吉林市的一家医院，做了CT扫描和进一步的检查。看上去没有什么后遗症，但现在每周还是要来医院三次，打个吊瓶。三舅不知道输的什么药。“没事没事，”他连声说着。
有个手上缠着绷带，脖子上挂着白纱布的男人问我去哪儿了。另一个男人把吊瓶举到自己缝着针的眉毛那儿看了看，吼道：“换药！”穿着笔挺白护士服的护士走进来说：“美国人看咱们诊所，是不是觉得老寒酸啊。”我很真诚地说，诊所看起来设备齐全，员工都很负责，而且是个农民也看得起病的地方。但没人相信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在想，三舅的医药费是多少；一屋子的人，我怎么才能让他知道，别担心钱的事儿呢？
在中国，付钱不是一笔财务上的转账那么简单。就算在餐馆吃饭，付账的时候双方甚至多方也可能在饭桌上大争大抢，高潮是某人一把夺过账单，抢先冲到柜台，扔下钱就走。付钱，是尊重对方的表现，也是在“人情银行”里存上一笔，以此搞好互相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老外，我在这个银行里是没法开户存钱的。这间房里的每个人和三舅都认识了大半辈子。他和他们一起走过生命中六十年的岁月。我们通过婚姻成了家人，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是个外人。
我在前台询问了医药费，回答说已经付清了。那天吃午饭的时候，三舅的表亲，在村里开饺子店的，向我转述，三舅取消了我们每周一次的晚饭。“他让我告诉你，不太方便。”
“我跟他说过了，不用做饭。我去他最喜欢的韩国烤肉店买了外卖带给他。”
“不方便。”
为什么？跟钱有关吗，或是面子，还是我开了什么玩笑，或是诊所的人嚼了什么舌头？我有点儿懵圈儿。心想，三舅还不如像平时那样叫我一声傻瓜，直截了当地说出我错在哪儿了。
我很小心地对三姨说起这件事。她咯咯一声：“大伙儿都叫三舅‘鳅子’，心思啊特别难捉摸，一直都这样。他这外号起了几十年了。”
我以前从来没听过。
“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咋了，”她说，“你就去吃晚饭嘛，假装啥事儿没有。”
他下一次去打吊瓶的时候，我一直陪着他，对护士大拍马屁，逗病房里的人笑。然后按照三姨的指示，按时去吃晚饭，提着桃子、猪肉、坚果和菊花茶。什么解释也没有，但那晚和我共进晚餐的三舅精神矍铄，亲切慈爱，咂巴着嘴，用力嚼着爆炒蒜薹肉。孩子们跑进跑出，门不断关上打开。京巴狗用力叫着，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主人的关注。
快到9月中旬，红旗路上日影渐长，山脚下的草渐渐干枯，变成沙子一样的棕色。稻田一片金黄。荒地村小学的孩子们课间外出活动时都穿上了外套，黑板上的内容提醒大家，注意白露霜降带来的寒潮；预防手足口病。很快，黑板上就应该出现说，冬天气温变化最大，要大家保暖了。
我终于刮了胡子，这是入夏到入秋后的第一次。这样孩子们就不会跑到老师毛茸茸的脸上来摸一摸，扯一扯。我经过岔路口街角的商店，店主向我问了声好，然后说：“之前有个利比亚人，大黑胡子，也搁这儿走来走去的。”
我当然不信了，还有个外国人？北非来的？怎么可能来荒地呢？“姨，是我。我那会儿没刮胡子，现在刮了。”
这位姨眯缝着眼睛，仔细瞅了瞅我，说：“真的吗，梅老师？那人比你可好看多了。”
我跑步的长度从二十二公里增加到二十六公里再到二十九公里。我沿着松花江，越跑越北，山脚下的树荫草地似乎日渐萧条。一路上能遇到正在干枯的玉米秆和因为葵瓜子太重而垂头丧气的向日葵。秋天真的到了，却好像是荒地第二春：天空碧蓝如洗，蚱蜢上蹿下跳，蟋蟀器乐和鸣，而我脚下生风，一路经过盛开的野花，轻盈的蒲公英。田野里的颜色还是那么和谐：绿色的茎秆，金黄的稻穗。田里的水被抽了以后，泥地逐渐干涸，青蛙在上面晒着太阳，夏天吃了一整季的大虫子，个个肥不溜秋的。
关先生十几岁的侄女说我看上去“身体不好”，在乡下，意思是“你瘦了”。她开始每晚都把家里的剩菜拿不锈钢碗装着送来，米饭、豆腐和土豆堆得高高的，让我觉得自己是只备受关爱的宠物。关先生用胶带补了补炕上的裂缝，然后加柴火烧暖。我把秸秆塞进下面的烟口，舒舒服服蜷在炕上，肚子那儿好暖和。我很快就像条满足的狗一样，睡着了。
身上现金不多了，我走到十字路口，到农业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上取钱。我做和平队志愿者的那个年代，必须要填好几张表，在银行柜台前排队，近乎低声下气地求柜员把账户里的钱取给我。好几次银行都让我第二天再来，因为当天没现金了。现在，取钱是分分钟的事：荒地的机器直接出人民币，这还是会让我感觉好像找到一个直通金钱的“任意门”，远在一万三千多公里以外的银行里的钱，这样就到手了？
荒地银行的经理姓王。矮个子，胖胖的，总是满脸堆笑。不过三姨说他那是苦笑，婚姻一点儿也不幸福。我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说：“人人都知道，俺们啥都知道。”
王先生说，最近银行搞了个试点项目，把钱借给农民，可以买好一点的农具，或者搞点副业。“问题是他们没有抵押品，”他对我说，“他们没法用分到的地来抵押。我们允许他们用房子做抵押，但值不了几个钱。贷款也是很小额的。说真的，要是一个农民想买一群鸡，弄个鸡笼啥的，肯定不会跑来找我，花一个小时填表，借三百块钱吧。他随便找个亲朋好友借就得了。这个村儿最需要的，是更多的打谷机。一台就要两万。是这里房子均价的两倍了。”
过去一周，三姨夫一直在催促我买一批收割机。“你可以搞个日租，”他说，“生意肯定老好了。现在大伙儿都在等着这机器呢。我这儿还有张名单。”
“但是过了这个季节，机器就需要储存起来，还得维护。”
他仔细考虑了下我的话。“想想也是哈，”他说，“反正马上收割都是由东福来做了。”
公司又把红旗路口那个牌坊修了起来。新的广告牌上，宣布荒地是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区”。三舅讲不清到底什么意思，关先生和其他我询问的农民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甚至都没好好看看那几个字。接着我想起了刘博士，东福米业的农学家，她跟我说过，公司的地一开始叫“科技试验基地”，因为2000年那会儿政府喜欢这些字眼儿。现在用词变了，公司的眼界明显更上了一层楼。
东福的工人们穿着清一色的红色外套，拿着专用的镰刀在成熟的稻田里仔细寻找，挑选明年可用的稻种。稻子已经长到他们的腰上面，远远望去，就像畅游在一片金色的海洋中。
压力不小，中秋节之前要完成收割。中秋节大家都会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所以对新鲜大米的需求也达到了全年的顶峰。整个荒地的农民都忙碌地收稻子、打谷子。固执的三舅因为家人实在担心自己的健康，还是屈服了，雇了两个人。只用了一下午，他们就开着收割机，把他的地给收完了。
机器收割的缺点是，只要谷子被装了起来，就需要干燥，赶紧卖掉，免得发霉变烂。然而，人工收割的谷子，是连着茎秆割下来的，保存时间要长些，可以等谷价涨的时候再卖。但一直弓着腰收稻子，是人都受不了啊，还得举一把胳膊长的大镰刀。这工具倒是轻巧锋利，但要一直在茎秆之间挥刀向前，还是很费力气的，一边猛地拉扯一把，一边手起刀落。腰要弯得够低，必须刚好割到根部上面一点点。
一拉一割之间，空气中会扬起无数的谷糠，模糊人的视线，衣服上也蒙了一层粉，眼睛、嘴唇全沾上了。机器收割后的土地一片狼藉，人工收割后的秸秆却一捆捆绑在一起，堆成一堆，黄澄澄的，像一只跪着的狮子。荒地人的骄傲和自豪弥漫在农田中，面对着逐渐西下的夕阳。
打谷之后，大米就摊在水泥路上晒干，小路大路都行，但红旗路上不行，温泉的停车场不行，那里停满了游客的车辆。关先生最后一次在自己屋前的车道上摊开从田里收来的米。明年，收这些米的就是东福了，他们会把米放进一个烘干机，然后用日本造的机器进行抛光一类的加工。但现在，关先生还是很仔细地绕着这片金黄的稻谷，用耙子翻来翻去，那全神贯注旁若无人的神态，活像和尚在沙园中参禅。
9月末，一辆平板货车运来一块小轿车大小的粉色花岗石板，放在红旗路口。现在，只要进入我们这个小村庄的司机，就能看到上面雕刻的红色大字：荒地村。背面是小一些的字，漆成了绿色，开头写着：简介。
石板上说，荒地是1722年康熙年间起源的，这位满族皇帝还建起了吉林市的船厂。简介上的下一个年份是一个世纪后，1823年，这里修了一座庙，供奉着一位女菩萨，传说每到新年便举行宴饮，吸引东北平原上的子民们前来参加。
接下来的年份又跃进了一百年，来到1931年，日本人侵占了这片区域。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接管了这里，1948年，共产党执政，1956年，荒地建村。
我以为故事到这句熟悉的话就结束了。但下面又列出了三个年份。我跪在黏糊糊的新草坪上去看，1958年，荒地成为九台人民公社的一部分。1962年，改名为荒地营。
我现在五体投地，低着头，偏到一边去看最后一个年份：1984年，荒地营又改名为荒地村。
和村里的田地一样，荒地的历史在季节和岁月中流转，周而复始，回到起点。
[1]虞美人在花形上和罂粟花十分相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