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到荒地村三舅那片正在成熟的稻田之前，我沿着一条分岔的铁路线，寻访了四个历史遗迹。嗯，勉强可以称得上是遗迹吧。那是东北还是“世界舞台”时留下的。第一站，是个人烟稀少的鬼镇；第二站，是个人迹罕至的鬼村；第三站，是个早已废弃的鬼博物馆；而第四站，是去见一个男人，他发誓说，自己和一个外星人发生过性关系。
先去鬼镇，哈尔滨西面三百二十公里的地方。我在齐齐哈尔下了车。齐齐哈尔这个名字，大概是这个城市最棒的部分了，富有韵律，特别好听。齐齐哈尔火车站还是日占时期日本人修建的，用了巧克力色的整块巨石。而现在，这里的墙上还刷着红色大字，用“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句响亮的口号迎来送往，在全中国也属绝唱。
清朝时，齐齐哈尔是军事要塞，还是重要的穆斯林社区所在地。这里有三百年历史的清真寺，孤零零地站立在市中心崭新的宽阔大道之间。当时清政府不允许俄国人把铁路修到已有的城市附近，因此中东铁路修在离齐齐哈尔市三十二公里的地方。往返需要乘坐一辆窄轨列车。现在窄轨列车当然已经消失，从市区到那时候的老火车站，要坐大巴，沿着水泥和土路上深深浅浅的车辙，颠簸一个小时，来到一个名叫昂昂溪的小镇。
昂昂溪火车站还在，看上去如同黑海地区的乡间宅邸：窄而长的窗户，山形的屋顶，被漆成浅橙色的外墙。这里没有密集的客流来来往往，也没有火车时不时鸣笛进站。除了树上的蝉声和别处一样聒噪，其他一切都是安宁的静止的。街对面的土路不断延伸，经过砖砌的村舍，木质的门廊上有美丽的雕花。这些五十年以上历史的房子，基本都漆成黄色和蓝绿色，不约而同顶着腐朽的屋顶。破碎的窗户周围野草丛生。
野生的玉米秆长满了过去的人行道。在曾经回荡着马蹄声和车轮声的主路上，四个年迈的中国老太太蹲在水洼旁。她们面前都铺着毯子，上面摆着一些菜，蔫蔫的黄瓜和干瘪的蚕豆之类。和蔬菜的卖相一样，老太太们看起来也相当憔悴萎靡。“你来找历史？”其中一个跟我说，“你来得也忒晚了！”
事实上，我来得刚刚好。俄国铁道俱乐部的旧址门居然是开着的。从外面看，这是个粉色的锯齿形要塞。走进去，会看到一张张桌上散落着扑克牌，椅子也被推得乱七八糟，仿佛大家都弃了牌，匆匆忙忙赶火车回国了。站在这鸦雀无声的房间里，我背上突然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意。我大声问有人在吗，问题撞到厚厚的墙壁，又弹了回来，回声变成唯一的答案。
现在，每天会在这个车站停靠的客运列车，只有三趟。其他大多是货车，运石油或原木。售票处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指了指车站门口挂着的中文标牌，上面写明，车站于1903年建成，有“整条铁路线上现存最完好的木质天桥”。天桥上落满了东北的皑皑白雪。即使是今天，旅客从暖烘烘的热闹火车上看到眼前这荒凉颓败的景象，下车前可能也要犹豫好一会儿吧。怪不得这条线上的车站要漆成那么鲜亮的颜色。
1930年，哈佛毕业生梁思永在这里下了车，独自一人。铁道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一个坟茔，有一些石雕，用他们的话说，“看上去挺老的”。梁思永在这里进行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科学挖掘行动，发现了七千年前的史前古器物。那时他年仅二十六岁。
这个考古挖掘现场有专属的小博物馆，在城外八公里左右的地方，旁边的道路笔直地穿过绵延荒芜的土地。我在第一个展厅遇到一位导游，他的语气里带着职业性的热情，站在真人大小的远古亚洲猎人模型面前介绍道：“这个聚落是北方捕鱼和狩猎文化的摇篮。”导游听起来像在背诵课文。“住在这里的原始人类，用非凡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他们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原始人类应该完全没有中华或中国的概念。他们只不过在不停敲打石头，希望能取一点火星罢了。但导游继续深情地说道：“昂昂溪原始人以坚强不屈、永不放弃和先锋开拓的精神，创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遥远的历史时刻提醒着我们，也要为祖国的富强贡献一分力量。”这个考古遗址也是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连原始人也能和国家的富强扯上关系。
博物馆的另一个展室关门了。一个讲解员为我开了门，打开灯，扭头走了。透过玻璃展示柜，我看到一件手织的毛开衫，一把刮胡刀和一块砚石。一开始，我吃了一惊，以为原始人真的有非凡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过了一会儿才看到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一头黑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眼镜，领子上了浆，戴着领带。原来这是梁思永的纪念厅，他是“中国考古学之父”。
研究北京城市规划的那几年，我深入了解了他的哥哥梁思成，被称为“中国建筑学之父”。我采访过梁思成的儿子，也读了很多关于他父亲的资料。两兄弟的父亲曾是清朝著名的革命者，逼迫慈禧太后进行现代化改革，最后功败垂成。但那时我从来没听说过梁思永这个名字。
我慢慢看着他多年来的照片，还有在昂昂溪挖掘的工作照。接着看到一个玻璃柜，标示牌写着，“梁思永专著与工作日志”。里面有一摞厚厚的纸。最上面一页打印着十分工整的英文标题，Expedition Journal（《远征日志》）。
我突然热泪盈眶。此时此地，我的心境也许和1930年的梁思永类似，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第一次挖掘就有惊天大发现。我已经读了很多西方旅人在东北的游记，那么中国旅人在这里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讲解员正用手机玩着纸牌游戏。她可没我这么激动。她说她不认识英文，所以从来没翻开第一页，看看这到底是真书还是宜家样板间的那种道具书。不过她也没有展示柜的钥匙。“我的钥匙只能开大门。我根本不知道谁能开那些展柜。”她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远了，我被孤独地遗忘在荒野之中，就在昂昂溪人烟稀少的鬼镇边。
梁思永日志的手稿在一万多公里之外的哈佛大学的一间珍本藏书室里。这本书是全英文的，如果留在中国，十有八九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就像他那位著名的建筑师哥哥的那些手稿。梁思永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1954年死于心脏病，享年五十岁。
这本工作日志读来比较亲切，没有那么学术。他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日本占领前夕的东北：梁思永从北京出发乘坐火车，中间经常开到岔路上，给军用列车让路。这本日志写于1930年，描述了两个月之内发生的事情，文字涉及俄国、日本、中华民国和一路上那些起起落落的军阀。
当时的经济也是支离破碎。梁思永写自己到哈尔滨采购生活必需品，“各种各样种类繁多的纸币和钞票让我困惑又震惊。除了大洋和日元，还有哈尔滨元、黑龙江元、银票”，另外还有两种。“每种都有自己的汇率，用不同钱币的商店汇率也都不一样！另外，我提到的后面四种钱币在省外没法用。”
为了开展考古挖掘，梁思永先要取得俄国铁路局和中国省政府双方的许可。不过，一封地头蛇的介绍信免去了这些繁文缛节。梁思永对这位铁腕人物的描述很符合我遇到的很多东北人。他在书里写道：“他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样本。圆乎乎的脑袋，国字脸，粗粗的脖子，宽厚的胸膛，简而言之，是个三十出头的壮实男人。他言行锋利，飞扬跋扈，比较粗犷，甚至可说是粗俗。但他也是个直来直去的爽快人，以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展现了一个精力充沛、办事高效、吃苦耐劳的汉子形象。他是这片土地上典型的男人，雷厉风行，说到做到。这件事需要官方介入的程序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我正式取得了挖掘许可。”
当然，当地的土匪既不会读书识字，也不会讲理。一群匪徒骑着马，追赶着梁思永，直到他找到一个栖身之所，那个地方是“真正意义上的堡垒，墙有六到九米高，还有射击用的枪孔。枪声整夜不停息，响彻整个城镇，像过年的鞭炮一样”。
在整个远征的过程中，睡眠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有时候是土匪火并，枪声吵闹；有时候是睡的炕太热，让梁思永感觉有火在炙烤着脊背；加之用作燃料的牛粪味道难闻，也令他作呕。他经常会半夜惊醒，驱赶到处搜寻食物的老鼠。最难熬的是天寒地冻，“西北的大风实在力大无穷，能穿透我最厚实的大衣。我的鼻子仿佛冻僵了，连呼吸都困难。我的手指已经完全僵硬，都快不能做笔记和拍照片了”。
两百页的日志里收录了八十四张亲手拍摄和冲洗的照片，记录了考古挖掘现场和他一路上遇到的人。照片里只能看到梁思永的影子。他站在镜头后，拍下眼前所见。我想象他咧嘴而笑；而他拍下的人们也有着无拘无束的笑容，第一次见到相机并且被拍的人，很少能有这样的表情。
写到当时在东北西部大草原考察时，梁思永公开表示了对汉族“殖民”蒙古游牧民族的蔑视，他认为这种行为就好比日本入侵东北。“我觉得蒙古族—汉族和中国—日本之间的情况有相当类似之处，”他写道，“事实上，过程中的方法和心理态度都如出一辙……汉族的入侵与渗透持续很久，来势汹汹。蒙古人被认为是贫穷落后和不开化的民族。他们的土地也被看做是荒地，应该让汉族人来占领和开垦……官员对他们假意爱护，但只要时机合适，就会横加干涉。商人对他们就是纯粹的欺骗，利用他们的单纯和善良。而蒙古人对汉族人的态度是憎恨和恐惧，最强烈的感情是不信任。他们以非常缓慢但明显可以感觉到的速度，退居更为荒芜的土地。”
到1930年，俄国人撤退得差不多了，因为日本势力越来越大。梁思永坐在一节“十分干净和整洁”的三等车厢里，行进在东北的偏远地区，他记录了这种力量的变化。“这里随处可见日本的影响，”他写道，“一切都是以日本特有的方式在运行。从列车员的行为，到卖糖人的态度。”他经过一些新的火车站，发现高高的屋顶和大大的窗户显然不是这种极寒之地应有的建筑，这说明“设计它们的日本建筑师们忘了考虑这里的地理特征。我感觉仿佛在西伯利亚看到了西班牙的消夏别墅”。
在昂昂溪车站橙色墙壁前的小丘里，连年的北风蚀出一条沟槽。梁思永在里面发现了石片和碎陶片，还挖掘了一具骨架。第二天，他就发现了“一个从未被发现过的新石器时代墓葬。骨架相对完好，一切陪葬品原封不动”。
描述考古发现之余，梁思永在日志中还不时来点冷幽默。他坐在自己那辆超载的小车上，“仿佛圣诞老人要开始送礼物的旅程了”。他花了整整一天，“在沼泽地里走了六千多步”，地里的水“把我的脚冻得冰冷，最后刺骨地痛了起来”，还要对抗“云一般袭来的蚊蝇”。他提到，缺乏排水系统和整个地形的平坦，是“加速满洲铁路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需要做太多工程方面的工作，堆叠土壤搭建路基和铺设轨道十分容易。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挖掘古人的遗迹，实在不是件美差”。
往昂昂溪北边再坐一小时的车，就能看到一个年代比较近的遗迹，虽然凋敝，勉强还算有迹可循。这是东北最后一批母语是满语的人，他们住在一个叫三家子的村子。村民们祖上分属清朝军队编制“八旗”的不同阵营。17世纪，八旗将使曾被派往边境，抵抗俄军的入侵。
通往村子的土路上，满族出租车司机好心提醒我，那儿没啥可看的。“一个特别落后的地方，”他说，“50年代才通了公路，那之前村子都是自给自足的，所以满语才留存下来。他们和外界根本没多少联系。”车窗外，牛羊在开阔的草原上吃草。放牧的男孩子坐在一棵柳树下，盯着手机屏幕。
“‘文革’那前儿吧，我们听说说满语的人可能是苏联间谍，”司机说，“所以很多还会说满语的就改说汉语了。只有老人还说满语。但他们也快死光了。”从一些中国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来看，目前只有三个老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满语，他们都已经八十多了。
据预测，21世纪末，全世界六千八百种语言中，有一半将会灭绝。但没有一种曾经拥有满语的辉煌和普及，那曾经是清朝庞大疆域上的国语。是，普通话也保留了满语中的一些通用语，官方文件也有同时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载的。但在一千万份清朝史料中，大概只有20％是满文，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其他人全都不知所云。
柏油路变成了土路，经过一间茅屋。我还是第一次在伍迪·盖瑟瑞的民歌之外目睹这种茅屋。接下来的那些小屋基本都是用泥巴糊墙，茅草盖顶。相比之下，荒地也算是繁华的新兴城市了。司机停在村子入口处的标志旁，标志是满汉双语的，我只认得后一种：
三家子欢迎您！
这是一个满语村。
来这里为满族文化寻根。
对我来说，中文不是问题，但满语看上去就像天书。这是一种根据蒙古字母系统发展起来的语音类文字。在我这个门外汉的眼里，只有一根根粗粗的黑线，一个个圆圈和黑点，看上去有点像竖起来的阿拉伯文。
“这上面的满文和中文的意思一样吗？”
“我看不懂，”司机说，“学校没教过满语。”
但在这独特的村子里，满语是学校的一门课程。三十四岁的村民石俊光就是从奶奶那里学到这种语言的。他四处录下村子里老人们说的满语，建立了一个口述档案；之后争取到官方的批准，每周在村里的小学教几个课时的满语。
我曾经看到中国报纸将三家子村描述为“活化石”，但今天一看，村子根本就是死气沉沉。正值暑假，小学空无一人。这个小学是我见过的最整洁的乡村小学。小操场上还有很多树荫，这也是我从未在乡村小学目睹过的景象。操场的外围种了一圈柳树，形成天然的护栏，让这里添了很多生机。公告栏上贴了一张宣传海报，用满汉双语写着“传承满族文化从我做起”。
一个偶遇的孩子给我指了教师宿舍的路。要经过一个前院，土地被悉心开垦过，种上了洋葱。石俊光开了门。也不知他见到我这样一副外国面孔有没有吃惊，反正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他只是简单问我，有没有跟他谈话的官方许可。
“情况有点复杂，”石先生看上去有点尴尬。
“村里的政治？”我猜测。
“啊。”他点点头。最近有些中国记者来访，村领导不是很高兴，因为记者没有申请进入学校和观摩满语课程的许可。那些记者还跑去纠缠那些说满语的老人，不停地叫他们上镜说话。石先生说记者跟县委和省委的宣传部抱怨，说村民不配合。这件事最终怪到他头上，村领导被上面批了，就把气都撒到他身上。石先生觉得这是对自己试验的一个打击。
“我只不过想一直教孩子们满语而已，”石先生用汉语说，“要是我不为维系满语尽一分力，村里的孩子有一天就会怪大人没把他们的文化保护好。我也是一个大人。”
到底该怎么描述一种濒死语言听上去的感觉呢？在我听来，满语就像语速很快，唇齿摩擦更多的韩语。短暂的满语教学结束后，我问石先生满语的再见怎么说。他发了个音，我重复一遍。他又重重说了两遍，Sirame achaki，Sirame achaki。听起来仿佛马儿踏蹄离开。
石先生又说了汉语：“再见。”再见。
一天清晨在哈尔滨，天气很好，我在高远的蓝天下，走过哈尔滨制药集团老干部活动中心和同一个公司的房地产集团办公室。这是非常典型的21世纪东北漫步，路上看不到任何旧时代遗留的真东西，但又能寻找到蛛丝马迹：酒店翻修做旧的黄铜门前有楔石，写着1903。重新粉刷过外墙的犹太会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绿色的洋葱顶。“哈药集团欢迎您来到哈尔滨！”教堂前广场上巨大的广告牌十分醒目。教堂的外墙是红砖砌成的，仔细辨认，上面还依稀留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用明黄油漆刷上的反帝国主义口号。
然而，破坏又重建的历史循环往复，如今，哈尔滨曾经是“世界舞台”的过去并不是需要藏着掖着的丑事，而是城市宣传的重点。两个街区外就是全世界唯一的国际友好城市展览馆，一名导游领着一群中学生，经过一个个展室。每个展室都代表了哈尔滨的友好城市，一共二十七个。“我市政府与这些城市建立的友谊，宣扬了和平稳定与相互理解。”导游又在背诵课文了。孩子们盯着来自英国桑德兰的镀银勺子，智利蓬塔阿雷纳斯的邮票，日本旭川的清酒和以色列吉夫阿塔伊姆的一本《光明篇》[1]。“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导游如是总结。
孩子们你推我攘地走过展览馆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一边摸着胡桃木墙板。从墙板的材质能寻找到这栋大楼过去的踪迹。一个世纪前，哈尔滨还是国际铁路枢纽，而这里是丹麦领事馆的所在地。一会儿学生们又驻足观察芬兰罗凡涅米的小旅鼠标本，闻闻来自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的羊毛围巾，接着看看乒乓球世界冠军维尔纳·施拉格穿过的运动服，他是奥地利维也纳新城人民引以为豪的城市之子。
“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一个男孩打破沉默问道。“这些城市都在什么国家？”在中国，展览馆很少有地图，学生们困惑不已，有些焦躁和嘈杂。导游无意中看见了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也正对着一些展品困惑不已，据说这些展品来自哈尔滨最近的新朋友，我的故乡，明尼阿波利斯。“这是我们在美国的友好城市！”导游兴奋得快喊起来了。“这位肯定就是我们的美国朋友了！”等到大家满含着崇拜和惊喜的欢呼逐渐退却，我用中文解释，自己并不是展览的一部分。接着又转身去看我的故乡代表性的展品。那座我引以为豪的城市，有著名的沃克艺术中心，名扬全美的歌手“王子”，优雅美丽的天际线和宁静的湖泊组成的市中心。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办公室选了一些东西作为城市代表前来展出。最醒目的是珠宝。接着学生们和我一起看了一个弓箭头，射箭靶和百思买集团的标志，还有黄金地鼠的标本，一盒盒金枪鱼罐头和贝蒂妙厨的天使蛋糕预拌粉。“那里冬天很冷，和这里一样，”我补充说，试图找些共同点，“冬天很长，很多人都爱喝酒。”导游打断了我，背起解说词，说明尼阿波利斯有二十一所大学和三十个剧院。但孩子们的目光已经移向他处，盯上了旁边的木偶，来自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
中国特别喜欢把友谊挂在嘴边，尤其热衷这种友好城市之类的官方行为。不管谁来这儿参观，都会听到各种工作人员不断念叨“为了我们的友谊”，心里会特别烦躁，迫不及待地往出口走，不想再听我们的友谊这次又要出什么幺蛾子（还不如晚上安安静静在家里读本书呢）。在和平队工作期间，我曾经遇到过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被粉饰成了中美友谊志愿者。那两年，我遇到很多要求，让我做这做那，去参加英语角，去卡拉OK唱卡朋特的歌，去吃火锅，去吸海洛因……人人都告诉我那是为了我们的友谊。当一句话大众到连瘾君子都能随意引用，那一定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为了吸引中外游客，哈尔滨复活了原先那些特别上镜的背景。国际友好城市展览馆周围绿树环绕，像是繁忙喧嚷的闹市中一片安谧的净土。两层楼高的建筑，柠檬色的外墙，看上去仿佛这栋建筑在圣彼得堡上了车，在哈尔滨下了车，决定在这座城市结束旅程，安身立命。
展览馆内，孩子们排队经过各种展品。地板光洁如新，反射着顶上枝形吊灯的光，都能做地灯用了。大大的窗户，配着厚重的红色幔帐，就是电影里面经常着火的那种。大理石的台阶也修成电影里那种感觉，旋转上升，仿佛随时随地都会有盛装的美人从上面摇曳生姿地走下来。这栋大楼历史悠久了，在俄占时期、民国时期、军阀时期、日占时期都有使用，一直持续到共产党领导的现在。我很想问一个女生，会不会觉得我们可能在这里遭遇幽灵。不过导游让我们别说话，念经似地唠叨“不要交头接耳，不要乱扔垃圾，不要随地吐痰。禁止拍照，不要玩手机。保持安静”。
我们参观了一些来自加拿大埃德蒙顿的硬币。还有一件连帽衫，上面的价签都没剪，是加拿大麦科文大学的校足球队服（格里芬们加油哦！[2]）。法国阿拉斯的展区有一把摇椅和一封市长让—马里·范里伦伯格的亲笔信。亲笔信字体流畅美观，让同样也写了亲笔信的新西兰南塔拉纳基市长罗斯·顿洛普相形见绌。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糟糕的书写，还是偶得一本八年级学生的数学笔记。不过我还是仔细看了看顿洛普市长那些鬼画符一样的字，字母i上那个小点弄得跟画了颗心似的。从信里的介绍，我了解到，南塔拉纳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乳制品工厂。而且那里的人民都知道，哈尔滨国际友好城市展览馆，能够“帮助哈尔滨市民多多了解那些国际友人的风俗、文化、地标建筑和地理位置”。一个疲倦不堪的参观者，读到这些东西只会翻白眼。然而，展室里是那么安静，甚至能听到孩子们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声音。加上没有人因此而哄笑，就显得更加安静了。
友好城市运动发源于欧洲，也称城市结谊，可以追溯到9世纪。那时法国勒芒率先和德国帕德博恩结为友好城市。1931年，美国俄亥俄州的托莱多邀请了西班牙的同名城市，开启了北美友好城市的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结谊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是为了促进相互间的谅解和睦，一些是为了冷战时期政治鼓吹的需求。1956年，艾森豪威尔治下的美国政府牵头成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协会，现在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办公地点在华盛顿特区。
根据该协会对自己使命的阐述，在“后邪恶帝国”时代，这些友好城市关系，是为了“从各个城市做起，建立全球合作，宣扬文化理解，促进经济发展”。换言之，就是为了我们的友谊。美国的城市通常有很多友好城市，但协会的网站上比较不赞成这种“滥交”。“多于一个友好城市的情况，只能在城市社区认为有必要和有足够资源去支撑多个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发生。”这话令我脑海中浮现一个私人广告，抬头是急寻城市交友：单身、有魅力、性格多样的大都市寻找国外伴侣；希望建立长期联系，互相往来，互通有无；注重规模，乡镇勿扰，谢谢。
中国的第一对友好城市是1980年结成的，上海与旧金山。从那时候起，是否有友好城市和友好城市的多少，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认定一样，在中国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程度的标准之一。中国的都市纷纷对外国城市抛出橄榄枝，热情相邀，建立友谊（还让他们和台湾的友好城市分手：美国莫比尔就抛弃了高雄，与菏泽和天津在一起了）。北京有四十七个友好城市，简直给人一种世界大同的错觉。其中伊斯兰堡和特拉维夫竟然同时在列[3]。有的友好城市结对是凭直觉，完全兴之所至：拉萨和蒙大拿州的博尔德；充满工业气息的武汉和曾经的世界钢都匹兹堡；吉林省的小城市蛟河与同样名不见经传的加州福尔松。以上例子都还算是互相之间比较匹配，有相似之处的城市互相结盟，而葫芦岛，这个已经破旧不堪的东北港市，竟然跟魅力四射的拉斯维加斯攀亲，就需要无限的勇气和足够厚的脸皮了。这个港市已经在积极输入赌城的文化，每年都要举行国际泳装文化节。
我们这个小小的旅游团迈着疲惫的步伐，来到楼上，经过一顶犹太男子戴的圆顶小帽，这个展品旨在说明哈尔滨曾经拥有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区。我们盯着一个生锈的熨斗，证明“哈尔滨繁荣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现代城市”。没有什么东西能跟附近的犹太会堂、圣索菲亚大教堂、修复的鹅卵石大街或颓败的原俄国人聚居地联系起来。没有任何说明提到沙皇、中国皇帝、军阀以及他们所统领的军队，都曾为了哈尔滨挥师杀敌，大开杀戒。没有提到这里曾经是说着四十五种语言的五十三国人民趋之若鹜的居住地和避难所。
映入我们眼帘的，只有五花八门的展品，来自泰国清迈（手工挂毯）、菲律宾卡加延德奥罗（一个鸵鸟蛋）、英国桑德兰（一张乔治·华盛顿的照片，他的父母是那里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也送了一颗蛋，是鸸鹋蛋，还有袋鼠皮和黄尾袋鼠牌的酒（不过现在只看到空空的酒瓶）。日本旭川的清酒瓶也是空的，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送的伏特加也不知道被谁喝干了。孩子们盯着玻璃柜里陈列的一个飞去来器，很是好奇。展厅里鸦雀无声，光线昏暗。我们参观着空空如也的啤酒瓶和锁起来的武器。角落里是罗瓦涅米的展区，有一堆给圣诞老人的信，没有开封。
“罗瓦涅米最受欢迎的居民就是圣诞老人，”导游的背诵打破了沉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世界各地的游客去参观在北极圈的圣诞老人村。”那些去不了的人，就会写信去，比如这位香港九龙界限街139号的马克斯·李小朋友。结果他的信没人看，被原封不动送到哈尔滨来展览了。
导游把我们带到楼下，进行了一番总结：哈尔滨，国际化的大都市，代表了友谊、发展、现代化和最重要的友谊。孩子们都盯着我笑了。我心想，这总比被叫老外好。展览馆的闭馆时间要到了，孩子们走过明尼阿波利斯的展区，那些展品恰好佐证了一些批评家的观点，他们说友好城市运动不过是相互做生意和增加贸易往来好听点的说法而已。但我放下了这种属于外来者的嘲讽心理，按照导游的要求，用带着明尼苏达口音的普通话，热情介绍了那盒皮尔斯伯里·芳菲蒂的布朗尼蛋糕预拌粉如何反映了密西西比河上米尔城人民的生活。
从小，我就习惯了疯狂地盼望最新一期的《国家地理》。我喜欢里面的地图，拿来贴在卧室的墙壁上。如果你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陆，四面八方几乎都是等距离的土地，很自然地就会去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和平队里很多志愿者来自中西部，并不符合美国的人口比例，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参加和平队，是一张走出大陆的票。
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美好清晨，我在我们的友好城市哈尔滨经历和目睹着下面的一切：圣索菲亚广场，我坐在一条绿色的木长凳上，旁边是一丛丛黄色的金盏菊，黑色蝴蝶环绕在周围。一个小女孩在喂鸽子；一个小男孩在吹泡泡；来来往往的女人们撑着阳伞；一对路过的情侣穿着愤怒的小鸟情侣装。空气中回荡着公交车的喇叭声和大嗓门的东北口音：哎呀妈呀，嗯呃。饺子店的雇员们站成整齐的一排排，做午饭后的广播体操，聆听经理激情满怀的训话。蜻蜓飞到金盏菊丛中，发出嗡嗡的响声。一个女人靠在老教堂的墙上，拍了好多照片。一个男人大摇大摆地走过，手包夹在腋下，好像那是他随时要抽出的武器。他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两手都拿着一个棕色的用细绳封好的档案袋。一辆餐车上飘来热狗和爆米花的香味。旅行在外，一切看起来都可能是新鲜的，平时司空见惯的东西也会变得有趣。哈尔滨整座城市仿佛是一场大型展览，这里的游客也是展品（特别适用于中国）。一位老爷爷抱着宝贝小孙子，快步走向金盏菊丛，扒开他的开裆裤，抱着孩子就开始给花儿们“浇水”。我看着他们，他们看着我。我们的表情一模一样。友好市民嘛。
我上次和伐木工人孟照国见面，还是在荒地村以北一百二十多公里的红旗林场。林场周围是仅存的一片橡树、桦木和水曲柳，曾经的覆盖面积是怀俄明州的两倍。那次，孟照国事先跟我打了招呼，说了地址，我在那条乡村小路的最后一间房子里找到了他。现在，他叫我去哈尔滨商业大学，走到校园里的最后一栋楼。“要是找不到我，随便问个人就行，”他说。人人都知道这人曾被外星人绑架过。
我站在哈尔滨商业大学门口，感觉我又来到了另一座鬼城。校园是某个工程的一部分，哈尔滨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要在这一片修建哈尔滨新的市中心，规划区域和纽约差不多大。不过现在工程止步不前，人们就是不想搬到松花江这边来。而有些烂尾楼的建筑工地，重新长满了青纱帐和一排排豆子。大学的主楼很空，只有一群学生大喊着英语短语，手里拿的课本是著名的《疯狂英语》。我感觉这套教材教的不是如何用英语交流，而是如何用英语咆哮。我走在移植过来的高大松树之间，学生们的吼叫齐刷刷地传来：“It's better than nothing（聊胜于无）！You can't please everyone（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Time will tell（日久见人心）！”
走到学校那一头，我就看到笑容满面的孟照国。“在这儿工作我特别高兴，”他说，“校园很安静。我负责在锅炉房烧开水。”这工作比伐木好多了，他说。过去的他干了小半辈子伐木工。现在曾经的林场只剩下10％的树，被保护起来，作为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红旗林场原来的工人，要么离开另谋生路，要么留在那儿继续种豆子。
孟先生穿着一件干净的白大褂，宽松的长裤和一双休闲鞋。一头黑色的短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他看上去瘦了些，但是更健康了。和那时候一样，一脸真诚实在。但他很厌倦再讲述所谓的孟照国事件。跟他聊天，就好像我想象中和一个曾经的艳星聊天，两者都对自己的过去羞于启齿。“有的学生跟我讲，他们在电视上见过我，”他说，“我就说那是别人，只是长得像我。”
但正是这份“恶名”帮他搞定了工作。“一个朋友跟我讲他们在招锅炉工，我来面试的时候，老板在新闻里看过我。学校分了个房子，有暖气的。我老婆和女儿也在学校工作。我儿子在哈尔滨上中学，学校不错。他在学英语。他在这儿比在林子里待着好。”
孟先生是我在东北见过的最富自我创造性的例子。在其他中国人的眼里，东北人慷慨宽容、勤劳肯干，有时候有点二。所以，全国第一个声称和外星人发生过关系的人来自东北，也不算什么奇事。
之前去红旗林场看孟先生的时候，他住着两间房的木屋，每一根木头都是他亲手钉上去的。光秃秃的灯泡放着黄色的灯光，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他没有电话，那儿也没有信号。炕上的枕头瘪瘪的，没塞什么东西。一头的墙上贴着一幅褪色的世界地图。“我很久以前就贴上去了，”他解释说，“当时梦想着，多去点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另一面墙几乎被一台大屏幕的索尼电视完全覆盖。“在这儿只能收到两个台，”他说，“所以真是浪费钱。但不是我买的。一个做生意的听完我的故事，给我送来的。”还有个马来西亚的游客，给他带了头奶牛过来。“我卖了，”孟先生告诉我，“养奶牛是要花钱的。我在这么个地方，要奶牛干吗？”
我们一起到屋外散步，踩在雪地上，听着唰唰的响声。面前的龙山连绵起伏，天光渐暗，紫烟升腾。孟照国说，1994年，就在一个很相似的晚上，他见到山峰后发出金属一般的光束。“我以为是直升机坠毁了，所以就跑过去，打扫一下现场。”他来到谷口，远远地想看一下坠毁现场。突然，“轰！什么东西正好击中我的额头，把我给打昏过去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家了，根本记不得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惊醒过来，发现自己飘浮在炕上。老婆就睡在他下面，而自己身边是个三米高，有六根手指的外星女人，大腿上一层毛辫子，腿就缠绕在孟照国的腰间。孟先生和这个外星人做爱长达四十分钟。“接着她就穿过墙，消失了。我飘回炕上。她给我留下了这个。”他脱掉裤子，露出一条五厘米左右的锯齿状伤痕。看起来更像是伐木时不小心被锯子割到的，但他坚持说，只是碰巧看起来像而已。
第二天早晨他跟老婆讲了晚上的事情。老婆没觉得他是负心汉，他说。毕竟，那一刻他是很无助的，就在自己床上，被一个外星人劫持了。
我请他画一画那个外星人。他接过我的笔，从一卷草纸中扯下一片（“这说不定就是用我砍的树做的”）。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外星人挺眼熟。看起来很像梁思永年轻时在林场附近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现场挖出来的大眼睛雕像。事实上，比那些雕像还要更眼熟一些。孟先生在外星人的大腿根部画上一个小小的×，我灵光一闪，啊，原来他画的是米其林轮胎先生，只不过全身长着毛。
红旗林场的生产基地有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口的招牌上就有轮胎先生，肥嘟嘟的大白脸，满脸笑容地向来客招手。我想着那块招牌，想着孟先生门口那一堆堆空空如也的五星牌啤酒板条箱和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想着东北的漫漫寒冬，以及无边无际的空虚和孤独。但孟先生讲故事的时候，特别平静，不着急，也不要讨好谁，听上去特别可信。我压制了内心这番演绎。孟先生建议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到外面去，把我给他们带的鞭炮放了。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睡在他炕上，睡的很浅，生怕自己也被绑架了。
中国政府允许人们表达对外星生命的相信，这大概可以归入天文学的范畴，也可以说是共产党支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一本专注于飞碟学的期刊发行量是二十万册；中国UFO研究中心有五万成员，每年都会召开会议。后来，和所有以信仰聚集起来的团体一样，这个组织分裂成不同阵营，因为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吵得不可开交。孟先生的故事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网流传开来，媒体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他在全国性的报纸和电视上都露了脸。他甚至成为维基百科上一个页面的主题。这个页面存在很大争议，列出了他故事的不同版本，其中包括他被带到外星人的母星，木星，并受到外星人“不断地骚扰”。
“记者不断想在我的故事里找破绽，”在林场的时候，他告诉我，“一遍又一遍我讲得都烦死了。说到底我就是个农民。”
但第二天早上他又给我讲了故事的后续：外星人造访他家炕头的一个月后，他再一次惊醒，发现自己的身体飘浮着经过炕头墙上的世界地图。他飘啊飘，飘过云端，进入一艘宇宙飞船，一群外星人围着他，给他穿上一件人肉做的袍子。
“什么袍子？”
“人肉做的袍子，”他重复了一遍，“他们说的是中国话，但是口音很重，所以一开始我也听不懂。他们说他们都是逃难的。和我一样，他们想逃离过去的生活。所以离开了快要消失的家。”
这个故事和无数迁徙到东北的人一样。
孟先生要求见自己的外星情人，就是那个大腿内侧编着毛辫子的女人。
“‘不能见，’他们说。但他们接着说的话给了我一点儿希望。‘六十年后，在遥远的星球上，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将会诞生。’”
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孟先生将中国人的阶级意识带到了星际关系之中。这个故事帮助孟先生和他的老婆孩子离开了林场小路上最后一间房子，进入了省会城市的大学校园。我们在哈尔滨共进午餐，他又讲了一遍这个故事。只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变了：他说做爱时间是一个小时，不是四十分钟。“我问那些外星人，我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子，”他补充说，“他们说可以，但不能告诉我在哪里。”
我开玩笑说，可能是在友好星球上。但孟先生没有笑。“曾经，人类认为地球是方的，平的，”他说，“十年前，还没人相信有手机这玩意儿。人啊，要是从来没亲眼见到什么东西，自然就会怀疑那东西的存在，也不相信有人会过那样的生活。我是第一个有勇气站出来说‘我看到了’的人。”
“不过，你也知道，”孟先生边说边郑重其事地点点头，“在这儿，啥时候见不到点奇怪的事儿呢。”
[1]中世纪犹太神秘教的经典，是犹太神秘主义对摩西五书的注疏。——译者
[2]格里芬是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鹫的怪兽，也是麦科文大学的标志。所以校队队员也被称为格里芬。——译者
[3]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的首都，而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