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类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白人。
——詹姆斯·鲍德温
在普林斯·琼斯走后的这些年，我经常会想到那些在他死亡阴影下生活的人。我想到他的未婚妻，她的未来被颠覆，却无人给个解释，这对她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她会怎样告诉她的女儿，我也想知道，女儿会怎样想象父亲，当女儿想念他的时候，她会怎么叙说他离开的细节。但是，我最想知道的是普林斯的母亲过得如何，我问自己最多的问题一直都是：她怎么活？我在网上找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我给她写了邮件。她回复了我。然后，我打去电话，约了时间去见她。她生活在费城郊外一个小型的、富裕的封闭式小区。我去的那天是个星期二，下着雨。我从纽约坐火车，然后租了辆车。此前的几个月，我非常思念普林斯。你、你的母亲和我在返校日回到黑人麦加，我的很多朋友都在那里，但少了普林斯。
琼斯医生在门口迎接我。她有着褐色的皮肤，和蔼有礼。她的年龄看上去介于四十到七十岁之间。在这个年龄段，很难凭外表准确判断一个黑人的年龄。尽管我们谈的是那个话题，但她还是表现得很镇定，在谈话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努力区分她真实的感受和我感觉她会有的感受。那时我感到，她微笑着，但眼神难掩痛苦，我感到，我的到来散布着悲伤，像是为整个房子盖上了一层黑纱。我好像记得后面放着音乐——爵士或福音歌曲，但矛盾的是，我也记得寂静笼罩一切。我想也许她在我来之前刚哭过。我不能确定。她把我带进宽敞的客厅。房子里没有其他人。当时是1月初。圣诞树还摆放在房间的最里面，树上挂着绣有她女儿和儿子名字的圣诞袜，展示桌上放着嵌有普林斯·琼斯照片的相框。她递水给我，玻璃杯很厚重。她喝的是茶。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刘易斯安那州奥珀卢瑟斯市的郊外，并在那里长大成人，她的祖先也是在那里为奴，这段历史余音未绝，导致了穿越世代的恐惧。“我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明白了这一点。”她告诉我。
我的母亲和我一起进城。我们上了一辆灰狗巴士。我跟在母亲身后。当时她没有牵着我，我看见一个空位就坐了下来。几分钟后，我母亲来找我，然后把我带到后排的座位，并向我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能坐在那里。
我们很穷，我们身边认识的黑人大都也很穷。我们对白人美国的印象是从城里得来的，我们在那里看到商店柜台后的人，看到母亲的老板。显而易见，我们之间有距离。
鸿沟以各种方式在我们面前展现。一个小女孩，七岁，在学校里被人嘲笑之后，回到家里问自己的父母：“我们是黑鬼吗？黑鬼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它很微妙——只要看看谁住在哪里，谁从事什么工作，谁失业了。有时候是各种情况兼而有之。我从未问过你，你是如何亲身感受到这种距离的。是迈克尔·布朗事件使你明白的吗？我不认为我想知道。但我知道，你必定已经意识到了，你已经推断出，你虽然是天之骄子，但与其他天之骄子比起来还是有所不同，因为你的身体比这个国家里其他人的身体更加脆弱。我想让你知道的是，这不是你的错，虽然你最终要承担这个责任。你承担这个责任，是因为你被美国梦者包围。这与你如何穿你的裤子，做什么样的发型毫无关系。政策和割裂是有意为之，随后的遗忘，也是有意为之。割裂有效地区分了掠夺者与被掠夺者、奴役者与被奴役者、地主与佃农、食人族与他们的食物。
琼斯医生很矜持。她就是人们从前所称的“女士”。这一点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她是住在贫民区的单身母亲，但言语中却总能让人感到她怀揣珠玉。贫困是琼斯医生的父亲和身边其他人佃农生活的烙印，当她在解释她逃离贫困的动机时，当她在回忆自己当初说“我不要这样活下去”时，我在她眼中看到了钢铁般的坚毅，我记得我在祖母的眼中也看到过这种坚毅。现在你一定不太记得她了——她去世时，你才六岁。当然，我记得她，但在我认识她时，她的事迹——比如白天为白人擦地板，晚上去学校——是个传奇。至今我仍能感受到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和正直，正是这些品质推动她走出贫民区，让她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在琼斯医生面前，我感受到了同样的力量。当她读二年级的时候，她和另外一个女孩约定，长大后要做医生，她为此不懈努力。她改变了镇上高中种族隔离的状况。开始的时候，她打了侮辱她的白人孩子。后来，她所在的班级选她做了班长。她跑田径。她告诉我，那是“重要的入场券”，带她进入了他们的世界，但也不会和他们走得更近了。在橄榄球赛场，其他学生会为黑人明星跑卫欢呼，而当对方球队的黑人球员抢到了球，他们就会大喊：“杀了那个黑鬼！杀了那个黑鬼！”他们坐在她身边大喊，当她不存在。她小时候在教堂朗诵《圣经》，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入选的故事。她的母亲带她去参加儿童唱诗班的面试。面试后，唱诗班指挥说：“宝贝，我想你应该去朗诵。”她在微笑，而不是放声大笑，她控制着她的身体。我感到她渐入状态。当她谈到教堂，我想到了你的祖父。你知道，他就是在朗诵《圣经》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心智上的冒险。我想到了你的母亲，她也是如此。我还想到了我与教会的格格不入，虽然它经常是我们种族的唯一支持者。我经常在想，因为与教会存在距离，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错过了某些关于宏大希望的观念，错过了某种超乎我平庸身体对世界的认知的智慧，错过了什么超越身体的东西。那些我错过的东西，也许我本来可以传递给你。在那个时刻，我想知道这些，是因为超越了我理解范围的力量促使梅布尔·琼斯走上了卓越的人生。
她拿全额奖学金上的大学。她就读于刘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医学院。她在海军服过役。她在放射科工作。她在那时不知道还有哪个黑人是放射科医生。我猜想，这对她来说一定很难，但这种猜想是对她的侮辱。她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她并不认为自己的成就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样说就太轻了，因为唯一重要的评价应该根植于梅布尔·琼斯的表现，不能把整个族群的期望强加于她。从这些角度讲，梅布尔·琼斯的成功自然而然，因为她一直脚踏实地，不骄傲也不放纵，而是勇往直前，如果她要做，就会以命相搏。她对生命的态度像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她知道对手不择手段，知道裁判员会受贿，也知道离冠军只差一次比赛。
她把她的儿子——普林斯·琼斯——称为“石头”（Rocky）。这是为了纪念她的祖父，他的外号是“石头”（Rock）。我问起了普林斯的童年，因为事实上我并不那么了解普林斯。我的确很高兴在聚会上遇到他，也很乐意向朋友介绍他是一个“好兄弟”，但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经历。所以，她为我描述了他，让我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她说，他曾经把钉子钉进电源插座，导致整栋房子短路。她说，他曾经穿上正装，打上领带，单膝跪下，向她唱起《缘定三生的恋人》。她说，他一直都上私立学校——满是美国梦者的学校——但还是可以走到哪，朋友交到哪，不管是在刘易斯安那，还是后来的得克萨斯。我问她，他朋友的父母如何看待她。“那个时候，我是当地医院的放射科主任，”她说，“所以，他们很尊重我。”她说话的时候，眼神是冰冷的，没有感情，就像是在解释一个数学函数。
普林斯和他的母亲一样聪明。在高中，他被得克萨斯州的一所英才学校录取，修数学和科学专业。在那里，学生可以取得大学的学分。这所学校是从人口大致相当于安哥拉、澳大利亚或阿富汗的得克萨斯州招生，普林斯是那里唯一的黑人学生。我问琼斯医生，她是不是曾希望他去霍华德大学。她笑着说“不”，然后补充道，“我很高兴有机会谈这个话题”。这句话让我放松了一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认为自己不那么冒犯了。我问，她希望他上哪所大学？她说：“哈佛。如果哈佛不行，就普林斯顿。如果普林斯顿不行，就耶鲁。如果耶鲁不行，就哥伦比亚。如果哥伦比亚不行，就斯坦福。他达到了这个水准。”但是，像来到霍华德的三分之一的学生一样，普林斯厌倦了不得不代表黑人。霍华德的这些学生和我不一样。他们是杰基·罗宾森那样的精英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逃出了贫民区、农田，来到了郊区，却发现自己身上带着擦拭不去的标记。他们中的许多人即使功成名就，也会被挑选出来，奉为楷模，变成多样性的传说。他们是榜样和标杆，而不是普通的孩子或年轻人。所以，他们来到霍华德，来过寻常的生活——此外，还可以看到普通黑人的生活多么广阔。
普林斯没有申请哈佛大学，也没有申请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或斯坦福。他一心想去黑人麦加。我问琼斯医生，她是不是后悔让普林斯选择霍华德。她吸了口气。看上去，我在她的伤口上撒了太多盐。“不，”她说，“我后悔的是，他死了。”
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强作镇定，痛苦却愈加明显。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身体的姿态和指向都很奇怪。美国对你造成的伤害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你是否认真看过20世纪60年代的静坐照片，认真、仔细地看过？你看没看到那些脸？脸上的表情既不是气愤，也不是伤心或快乐。他们表现得几乎没有情感。他们的目光越过过去的折磨，越过我们，望向超越我已知的一切的地方。我想，他们与他们的神联系在一起，我不可能知道那是什么神，我也不信他。但不管是不是神，他为他们提供了盔甲，那是真实的。或许那根本不是盔甲。也许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种贷款，让你现在承受得住欺凌，之后再偿还。不管它是什么，我在那些照片中看到的高贵和空洞，正是我在梅布尔·琼斯眼中所看到的。它在她锐利的褐色眼睛里，喷涌不止，连绵不绝。她压抑了太多，我确信，自从她的“石头”被夺走，她的血脉被切断，日子从未好受过。
而且，她无法依靠自己国家的帮助。有关她儿子的死，琼斯医生的国家给出了它最擅长的回应——它忘记了他。遗忘是一种习惯，是美国梦又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奴隶制中的大规模盗窃让他们发了一笔横财，他们忘记了；为赢得选票散布了一个世纪的恐惧，他们忘记了；平等但隔离的政策为他们提供了城郊的住所，他们忘记了。他们已经忘记，因为想起这些会将他们从美梦中惊醒，让他们不得不跌落到我们这里，跌落到真实的世界。我相信，美国梦者，至少今天的美国梦者，比起自由地活着，更喜欢作为白人活着。在美国梦里，他们是巴克·罗杰斯 [73] 、阿拉贡王子和整整一个种族的天行者。叫醒他们，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是凡人的帝国，像其他凡人的帝国一样，是创建在毁灭身体的基础上的。这会玷污他们的高贵，使他们回归脆弱、容易失败和受伤的人类。
琼斯医生接到电话的时候还在睡觉。那是早上五点。在电话中，警探告诉她，她应该开车去华盛顿。石头住院了。石头中了弹。她和她的女儿一起开车过去。她相信他还活着。她在解释这些的时候，几度停顿。她直接去了重症监护室。石头已经不在那里了。一群有头衔的人——医生、律师、警探，也许就是这些——把她带到一个房间，告诉她，他已经走了。她又一次停顿。她没有哭。在此时，镇静太重要了。
“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她告诉我，“这是身体上承受的极大的痛苦。我只要一想到他，就会很痛。我所能做的只是祈祷和请求怜悯。我觉得我快失去理智、快发疯了。我觉得我生病了。我感到自己快要死了。”
我问她是不是希望枪杀普林斯的那个警察被起诉。她说：“是的。”她的声音五味杂陈。她说话的方式像一个美国人，期待公正，即使公正是迟来的、吝啬的，正如她多年前在医学院所经历的那样。而她说话的方式又像一个黑人女性，长久以来的苦痛使她在真切的伤痛面前显得镇定。
我现在想了解她女儿的情况，我知道她女儿刚刚结婚。房间里有她女儿女婿的照片。琼斯医生并不乐观。她很担心即将出生的外孙，因为她救不了他，她不能保护他的身体，使其免受针对黑人的仪式化暴力的伤害，这暴力已夺去她的儿子。她将美国比作罗马。她说，她认为这个国家的辉煌时代早已过去，而即便是辉煌时代也被玷污了：它创建在别人的身体之上。“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她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正拥抱死亡。”
我问琼斯医生，她的母亲是否还健在。她告诉我，她的母亲2002年就去世了，享年八十九岁。我问琼斯医生，她的母亲对普林斯的死说了什么。琼斯医生的声音低得如同耳语，她说：“我不记得她说过。”
她提到了《为奴十二年》。她谈起所罗门·诺萨普：“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能力。他有家庭。他像个人一样活着。但一次种族主义行动就夺走了他的一切。我也是这样。我花了很多年，发展事业，积累财富，承担责任。只是一次种族主义行动。只需一次种族主义行动。一切灰飞烟灭。”然后她又谈起了她曾拥有的一切，她凭借超乎寻常的勤奋、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度过了逃离贫穷的漫漫旅程。她谈到，她的孩子在奢侈的环境中成长——每年去滑雪，去欧洲短期旅行。她说，女儿在高中学习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她就带女儿去了英国。还说，女儿十六岁时取得了驾照，一辆马自达626就等在她的面前。我感到琼斯医生为孩子付出的欲望与自己年轻时的贫穷困苦有着某种联系。我感到，她为孩子付出了多少，自己就得到了多少。她说，在普林斯过从来不在意物质问题。他喜欢阅读。他喜欢旅行。普林斯二十三岁生日的时候，她给他买了一辆吉普车。她在吉普车上系了一个巨大的紫色蝴蝶结。她告诉我，她仍能看到他站在那里，看到他望着吉普车，简单地说，谢谢你，妈妈。她没作停顿，补充道：“他就是在那辆吉普车里遇害的。”
我离开后，在车里呆坐了几分钟。我想到了普林斯的母亲对他的付出，他死后她失去的一切。我想到，是孤独感带着普林斯来到黑人麦加；我想到，黑人麦加，我们大家，都救不了他；我想到，我们最终连自己也救不了。我回想起那些静坐请愿者和他们脸上的坚忍，我曾经嘲笑他们投身于生活中最糟糕的事情。也许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非常可怕的东西。也许他们情愿舍弃黑色身体的安全与尊严，因为安全与尊严本来就不存在。所有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老照片，所有那些我看过的、黑人在警棍和警犬面前被按倒在地上的电影，没有什么可耻，事实上那一点也不可耻——它们只是真实。兄弟，我们被捕获，被美国多数派劫匪包围。它在这里发生，就在我们唯一的家园。而可怕的事实是，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逃脱。也许这曾是、现在也是民权运动的希望：叫醒美国梦者，让他们明白，他们希望成为白人，像白人一样说话，认为自己是白人，这事实上是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人类固有的缺陷，让他们明白，他们这样想对世界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但你不能让美国梦者主导你的生活，也不能指望他们会清醒过来。属于我们的时刻过于短暂。我们的身体极为宝贵。你现在已经在这里，你必须活下去——在外面的世界，有很多东西值得追求，不仅仅是在别人的国家，在你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黑色力量的温暖吸引我来到黑人麦加，让我认识了普林斯·琼斯。黑色力量和我们的世界是美丽的，不管它们是多么短暂和脆弱。
我回想那次返校日的旅程。我回想包围着我们的温暖力量。我们去看橄榄球比赛。我们和老朋友还有他们的孩子坐在露天看台上，既不关心谁进了第一个球，也不关心谁又失了球。我记得我望向球门时，看到一群校友拉拉队。他们换上了旧时的校服，衣服已经太小，他们只是勉强可以穿上。我记得他们在跳舞。他们摇摆、静止，再摇摆，而人群在大喊：“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坐在我两排前的一个黑人女性身穿紧身牛仔裤，她站了起来，不停摇摆，好像她不是孩子的母亲，过去的二十年只是一个星期。我记得步行去参加车尾野餐聚会，没有带你。我不能带上你，但可以告诉你我看到的景象：形形色色的人——骗子、律师、优等生、小混混、医生、理发师、特种兵、醉汉、极客和书呆子——包围着我。DJ对着麦克风大喊。年轻人簇拥着他。一个大男孩拿出了一瓶白兰地，打开了瓶盖。与他同来的女孩微笑着，仰头痛饮，继而大笑。我感到自己融化在他们的身体里。与生俱来的诅咒消失不见，我可以感到手臂的重量，听到呼吸的节奏。我那时没有说话，因为语言已经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时刻，一个欢乐的时刻，一个超越美国梦的时刻——一种比任何《投票权法案》更伟大的力量赋予了我们这一时刻。这种力量，黑色的力量，来源于一个黑色的重要星球，来源于在它之上仰望的美国星系图景。黑色力量是蒙蒂塞洛的地牢，只有通过斗争才能看见。黑色力量孕育了理解，使所有星系重新闪耀真实的色彩。即使是美国梦者——迷失在他们了不起的白日梦里——也感受到了黑色力量，因为他们悲伤时，会听比利；他们在需要勇气时，会放声唱出“匪帮二人组” [74] 的歌；恋爱时，他们哼唱艾斯利的歌；狂欢时，他们会高唱德瑞博士 [75] 的歌；艾瑞莎的歌是他们临终前听到的最后声音。我们在底层取得了成就。我们拿来美国梦者的一滴血原则，并抛弃了它。他们把我们隔离成一个种族。我们把自己壮大成一个民族。在黑人麦加，在选择的痛苦中，我们建成了一个家园。像黑人一样，用针、药水瓶和跳房子的格子来占领夏日领地；像黑人一样，在房租筹措晚会 [76] 上跳舞；像黑人一样，在家庭聚会上，我们都被当成灾难的幸存者。像黑人一样，喝白兰地和德国啤酒，递雪茄，争论MC [77] 这样的说唱乐手。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航行穿越死亡，航向生命的海岸。
这就是引导普林斯·琼斯的爱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神性，而是对“万物皆脆弱”的深切领悟——就连美国梦也是脆弱的，它尤其脆弱。坐在车里，我想着琼斯医生对国家命运的预言。我一生都在听闻这种预言，从马尔科姆那里，从他死后的追随者们那里。他们高呼，美国梦者一定会自食其果。我在马库斯·加维 [78] 的文章中也看到了同样的预言，他预言一群复仇的先祖，一支中央航线的亡灵军队将如旋风般归来。不，我离开黑人麦加，因为我知道这预言太简单，知道如果美国梦者自食其果，我们也会与他们同食苦果。掠夺已经形成习惯和毒瘾。那些制造贫民区死亡流水线、私人监狱大规模强奸以及发明自我遗忘机制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掠夺更多。这不是对预言的盲从，而是廉价汽油的诱惑使然。
曾经，美国梦的参数受限于技术、马力和风向。但美国梦者在发展自己，在海上创建大坝发电，采煤，用石油制造食物，这些技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扩大了掠夺。这次革命使美国梦者不但可以掠夺人类的身体，也可以自由地掠夺地球。地球不是我们创造的。它无需尊重我们。它用不着我们。它的复仇不是大火屠城，而是烈焰焚天。有比马库斯·加维的预言更激烈的东西乘着旋风而来。有比我们所有的非洲先祖更令人敬畏的东西正从海底升起。两者之间并不陌生。我们用锁链铐住的双手递过去的棉花打开了这个时代。是我们的航班把他们送到了更遥远的丛林。穿越这些新区域、扩展区的交通工具是汽车，而汽车是缠绕在地球颈部上的绞索，最终会勒住美国梦者自己。
我从梅布尔·琼斯家开车离开，心里想着这些。我开车离开，和平常一样，心中想着你。我不相信我们能够阻止他们，萨莫里，因为他们最终会自己阻止自己。但我还是要鼓励你抗争。为缅怀你的祖先而抗争，为智慧而抗争，为黑人麦加的温暖而抗争，为你祖父母和你的名字而抗争。但不要为美国梦者而抗争。如果你容易动情，对他们抱有希望，为他们而祈祷吧，但不要努力改变他们。美国梦者必须懂得自我奋斗，必须明白他们的梦境、他们把自己涂成白色的舞台是我们所有人的坟墓。美国梦就是危害地球的习惯，就是坐视我们的身体被监狱和贫民区吞噬的习惯。我在从琼斯医生家折返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贫民区。它们和我多年前在芝加哥看到的贫民区一样，和我母亲从小生活的贫民区一样，和我父亲从小生活的贫民区一样。透过挡风玻璃，我看到了贫民区的标志——遍布美容院、教堂、酒铺和摇摇欲坠的住房——我感受到了古老的恐惧。透过挡风玻璃，我看到雨倾盆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