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部清洁工蔡守江先生的死亡时间，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有自称目击者的村民说，21 日傍晚“天还亮着的时候”，上游冲下一阵两米多高的大浪，卷走了在大石头上困守多时的他。却也有前去搭救的人说，一直到夜里11 点多，借着路灯的余光，还能看到这个被困在水中间的男人，但12 点后，他就不见了。更何况，在大水之中，还不知道他究竟挣扎了多久，才真正放弃了抵抗。
无论如何，蔡守江已经9 天没有出现过了。在2012 年北京7 月21 日的那场暴雨中，他成为众多失踪者中的一个。即便再乐观的人，也不觉得他能生还。只是，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这个北京房山区孤山口村的60 岁农民，一生贫苦。他是个聋子，没有上过学，打了一辈子光棍，最后消失在洪水中。快乐这个字眼，在他的生命中总是稍纵即逝，就像眼前这条刚刚被山洪侵袭过的荒废河道，乱石嶙峋，电线杆子和各种杂物遍布其间，却找不到什么亮色。
但他给家人留下的悲伤却是永恒的。9 天后的早晨5 点多钟，天刚蒙蒙亮，他的嫂子郑志杰带着我爬上那块大石头，举目四望，突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节哀。”我拍着她的肩膀，不知该说什么。
“老江，你托个梦，嫂子就找你去。找着了把你埋了，有个坟头，嫂子也有地儿哭你去。”她捂着脸抽泣着，从指缝中漏出这么一句话，又嚎哭起来。
一
21 日下午1 点多，天刚刚下起雨，蔡守江突然从外面回来了。
他和哥嫂打了声招呼，就进了90 岁的老父亲蔡莲弟住的北屋。这间房是上世纪70 年代盖的，木头已经发黑，下雨就漏水。担心房子哪天就塌了，蔡家还找了根大木头，顶住了屋顶。
那天下午，他看天色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就跑到供销社买了双新雨鞋，特意给老父亲送来。老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怕老人的脚沾水。把雨鞋递给父亲，两人坐在炕上说了会儿话。
没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蔡守江和父亲聊了些什么。没多久，他就起身离开，要回村部上班。
“要下大雨了，你就别去了。”郑志杰喊他。
蔡守江耳聋，没听见，拉开门径直出去了。从此没再回来。
这天下午，雨越下越大，“就像天上往下倒水”。到了4 点多钟，孤山口村路上的水已经漫到了齐腰深。蔡家也进了水，郑志杰把父亲搀扶到了平日里她住的西屋。老父亲长吁短叹，替二儿子担心，说他耳朵聋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事。郑志杰安慰他，然后找了一个脸盆，往外舀水。
不是没想过出去找蔡守江，但郑志杰走到门口，“就被浪打回来了” 。这些住在山里的村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浪头一个个打过来，漫到了胸口，站也站不稳，她只能退回屋里。
家人并不知道，在几百米外的村部，蔡守江已陷入绝境。
村部建在路旁一条荒废了数十年的河道上，蔡守江住最北头的警卫室。那天的暴雨，引发了山洪，洪水顺着河道呼啸而下，很快就吞没了村部。
有目击者看到，当水漫到窗户下方时，蔡守江才踉踉跄跄地从屋子里跑出来。此时，村部已成水中孤岛，他只能爬上村部旁边的一块大石头。
大约下午5 点钟，来村子里帮人盖房的铲车司机邓占江，正在村部对面的屋顶上躲水，他看到了大石头上的蔡守江正在挥手呼救。
他大喊一声：“水里有人！”赶紧跑下楼，发动了车子。另外一个工友魏国成也尾随而来，爬进了铲车的车斗里。
水已经淹到了驾驶室的下方，车斗里也全是水。邓占江小心翼翼地操作着铲车，靠近蔡守江，但离着还有十来米，一根突然倒下的电线杆挡住了去路。车子过不去，又担心有电，他只能退了回来。
一辆碰巧路过的消防车也加入了救援，但水越来越大，车子被冲翻了，消防员们只能敲碎玻璃，从车窗里爬出来。
没人能救得了蔡守江，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对着岸边挥手。
天色渐暗，这个老人的身影也一点点被夜色吞没。邓占江说，夜里11 点多的时候，他还隐约看到蔡守江，但12 点后，人就不见了。
但有另一个目击者告诉郑志杰，他看到，天色还亮着的时候，一阵大浪拍过，蔡守江就消失在洪水之中。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回忆起9 天前发生的这件事，郑志杰轻叹一声。山村夜深，当事人轻声细语，时而抽泣，没有抱怨，只是静静等待。来访者失魂落魄。屋子里的凝重和悲伤，大得几乎要将人心压碎。
二
出生没多久，蔡守江就差点死了。
他出生于1952 年6 月。那年7 月，他突然发起高烧，家里无钱医治，束手无策。几天后他挺了过来，但耳朵已经烧坏，几乎听不见声音，好在后来学会了说话。
因为聋，他没有上过学。同龄人上学时，他在山上劈柴、放牛、割猪草。他只认识十几个字，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名字。年轻时，他靠在村里帮人做些杂活度日。他曾经试图到邻村打工，但对方一看到他是聋子，就不敢要他。
前些年，他身体还算好，能干些体力活，一天能赚个百八十块。
但这几年，岁数大了，干不动了，他就只能在村子里为邻居们掏掏粪坑，一次赚个二三十块钱。
在邻居们的印象中，这个聋老头个头不高，身高170 厘米左右，沉默寡言，却逢人便笑，然后习惯性地摸摸头。他干活勤快，掏过的粪坑总是干干净净，自己那一亩玉米地，也厘得横平竖直。村里种过田的老人，提起这事儿就竖大拇指。
他生活节俭，从来没买过新衣服，身上那些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裤子，都是邻居们不要了送给他的。他不喝酒，不舍得花钱买烟，只抽自家地里种的烟叶子。对他来说最奢侈的事情，就是每个月到市场上割一条窄窄的猪肉，回家炖着吃。
他几乎没有出过村子。最远的一次是2010 年，郑志杰带着他去十多公里外的良乡医院办残疾证。坐两块钱的公交车，他都心疼了好久。但郑志杰也注意到，在公交车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事物，眼前这些旁人熟视无睹的场景，对他而言都是新鲜事。
他省钱是为了娶媳妇。大约五六年前，经人介绍，他从门头沟花钱“买”了一个媳妇。结婚当天，老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不怎么喝酒的蔡守江，那天晚上喝了两瓶白酒，还高兴地哼起曲子。
在郑志杰的回忆中，这是小叔子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刻。但两天后，这个嫁过来的女人卷着几千块钱，突然消失了。他回门头沟找了两次，也没找着。
有人劝他报警，这个聋子不说话，蹲在地上磕着旱烟袋，半响才憋出一句话：“算了，都不容易。”
旁人看来，蔡守江一切如常。但郑志杰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以前，蔡守江喜欢看电视剧，时不时“嘿嘿”两声，从那事以后，他再也不看了。“心死了。”她说。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蔡守江眷恋的人，也许只有他的老父亲蔡莲弟。蔡家有两兄弟，四个姐妹，生活都不宽裕。蔡守江是唯一没成家的，他便承担了大部分赡养老人的义务。“他心好，平时总唠叨哥哥儿女多，自己能多担待就多担待。” 郑志杰说。
父子俩感情很好，每到换季，蔡守江就把节省下来的钱给父亲买新衣服。一有空，他就到父亲床前，两人连比划带吼地说上一阵子话。21 日那天，他除了给父亲带了双雨鞋，还塞给哥哥2000 块钱，嘱咐哥哥给父亲买药吃。天知道，这笔钱他要存多久。
这些天，得知二儿子被水冲走的消息，蔡莲弟受了刺激，半身不遂。9 天后，当我们找到郑志杰时，她的丈夫蔡守金带着老人去住院了。偌大一个院落，只留下了她一个人。
她带着我走进老父亲住的北屋，人去屋空，炕上一片狼藉，一把马尾拂尘静静躺在枕边。这把拂尘，是平日里蔡守江为老父亲驱赶蚊蝇用的。她拿起拂尘看着，突然掩面哭泣。
蔡守江还留下了一个旧账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每个月的进账。“杂活60 元”，“掏粪20 元”……类似的字眼随处可见。
进账最多的一个月，他的收入是1200 元。
翻到最后一页，是2010 年，他借钱和人盖新房，每笔欠账都是数千元，他都记着，准备以后慢慢还。
三
如果不是大队扒了蔡守江的新房子，他本不会死。
2010 年春天，郑志杰的女儿结婚，家里越来越不够住。蔡守江和亲戚朋友们借了六七万块钱，在自家的地里盖了座新房。
包工头杨福（化名）说，为了节省工钱，蔡守江不愿意多请工人，自己也跟着干活，和工人们一起睡在工地里，夜里轮流起来看材料。
两个月后房子盖好，上了门窗，他摸着墙壁，咧着嘴笑了老半天。
但蔡守江还没住进新房，大队派的扒房队就来了。
大队给蔡家的理由是，在这片土地上盖房子的批文，二十多年前就过期了。现在这块地是农用土地，禁止盖房。
扒房子那天，蔡守江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十几个年轻人一拥而上，把他拉出了房门。铲车冲向房子，一阵尘土过后，新房子就成了一片瓦砾。郑志杰记得，小叔子蹲在地上，直勾勾地盯着废墟，谁叫他都没反应。
第二天，蔡守江就到村部要个说法。可他老实，不会发火，只知道坐在村长办公室门口，一坐就是一天，不吃不喝，动也不动。
时间长了，村里也怕出事，就和蔡守江商量，给他一个村部清洁工的工作，打扫和收拾各个办公室，一天10 块钱。村里还给他在村部警卫室里安排了一个床位。他似乎对这份新工作很满意，每天都把村部的卫生打理得井井有条，村干部上班前，他就把所有的暖壶都冲上水。这份细致，就连村里正式的清洁工都自叹不如。
只是，常有人看到，一有空，蔡守江就会回到那座新房的废墟里，坐在砖头上，抽着旱烟，一声不响。
21 日下大雨那天，村干部先下班了。据说，有人曾叫蔡守江回家，但他的回答是：“不能走，拿了村里的钱，就要给村里干活。”
他终究没能拿到那10 块钱。几个小时后，一阵浪头便带走了他。
现在，大水已经退去，蔡守江生前住的警卫室里，地上一层没脚跟的淤泥，床和衣柜七倒八歪，水线到了窗户上半截。只有几件挂在门后的旧衣服，证明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蔡守江被大水冲走后，村里也发动过村民寻找，但沿途的河道都积上了厚厚的淤泥，下游还是个大水库，搜索了数天，还是一无所获。
陈宝存是参与寻找的村民之一，他和蔡守江是“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得知消息后，他拿上家里的蓝色充气床垫，用几块胶合板粘在一起当桨，每天都到水库上划上一个多小时，搜遍了各个角落。
船行水上，他有时也会想起过去一些记忆的片断。和蔡守江一起放牛，用石头丢他，他也只是咧嘴笑笑，从不生气。长大后，两人一起看菜地，煮碗菜粥两个人分着吃，然后躺在棚子里，聊着以后娶媳妇的事。
“我这老哥人好，可怎么就这么命苦啊。”他说，“就是把天翻开了，我也要想法子找到他。”
“如果找着了，会办葬礼吗？”我问他。
“办，得好好办。”他说。
但郑志杰并不这么看，“家里穷，办不起。”更何况，蔡守江打了一辈子光棍，按照村子里的习俗，死了也埋不进祖坟，只能在荒山野岭处找个风水还算好的地方，给他立个坟头。
头七那天，郑志杰叫上了村里的几个姐妹，带上纸钱，还买了两盒五块钱的烟，到大石头前祭拜蔡守江。她把烟插进土里，一根根点上，嘴里念叨：“你苦了一辈子，死了才抽上纸烟。抽就抽了，你倒是让我们找着你啊。”
这个女人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也许，小叔子的尸体被厚厚的淤泥盖住了；也许被冲到了下游的水库里，还漂在某个无人发现的角落；甚至，“早就被石头和树杈撞散了，找不到完整的”。
但她还是没有死心。每天晚上睡觉前，她把院子的门关好，却不愿意关灯。每当有风吹动某个物件，或是雨水打在门板上，声音略大些，院子里的狗轻吠数声，她就会披衣起来看看，好像蔡守江回来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