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连山坡村雨后泥泞的山路上，程林祥总会产生一些幻觉。
有时，大儿子程磊会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还是七八岁时的模样。
儿子牵着他的手，高高扬起下巴问：“爹爹，咱家什么时候能买一辆汽车啊？”
有时，他也会隐约看见父亲程瑞全走在前面不远处。老人裹着穿了十多年的蓝色围裙，背着背篓，拎着一把锄头，锄去路面上突出的山石。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中年人不得不回过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的大儿子和父亲，都已经不在了。
2008 年的“5·12”大地震中，映秀镇漩口中学的高一学生程磊，在倒塌的校舍中遇难。程林祥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了25公里山路，把17 岁儿子的遗体背回了家乡水磨镇连山坡村，并把儿子安葬在家后面的山坡上。
2009 年3 月，程林祥70 岁的老父亲程瑞全，又在家门口这条山路上出了车祸，连人带车摔下了数百米深的悬崖。
现在，这个39 岁的男人只能用忙碌的方式，来暂时麻木自己，不让自己想起这一切。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巴，去山下的镇子上买水泥，他要和山上的邻居们一起，修好这条“该死的”山路。
车祸
这是从海拔2000 多米的大山深处通往山下水磨镇的唯一一条道路。
路长1.5 公里，是在山体上一锄头一锄头硬生生挖出来的，路面最宽的地方不足4 米，最窄处仅2 米多点，下面就是数百米深的悬崖。一旦遇到下雨，路面和沼泽地没什么区别，一层厚厚的泥巴，“就连下坡都要使劲地踩油门”。
2008 年的大地震，又震松了山路旁的岩壁，稍有点风吹雨打，山上就会往下滚石头。路面也被震裂了，很多地方裂开了数十米长、半米宽的大口子。
一年来，这条路上接连已经死了两个村民，都是开车时稍不小心摔下了山。对于大山深处的连山坡村一组13 户人家、58 口人来说，这条路已经成了“随时可能送命的老虎口”。
事实上，只要头一天下雨，次日一早，程林祥的父亲程瑞全就会默不作声地出去修路。生前，老人一直渴望把这条土路修成水泥路，可村里根本没这个财力。老人能做的，只是用锄头把滚到路面上的山石锄掉，或是刨些泥土，把被雨水冲开的大口子填上。
程瑞全从17 岁开始做木匠，他的手艺，在当地很有名。前两年，老人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平常已不大接活了。但地震后，很多倒掉的房子需要重建，人们纷纷找上门来，老人只得重新出山。
3 月20 日，是农历的春分。吃过早饭，程林祥便开着自家的小四轮，载着父亲和妹夫下山干活儿。他母亲原本并不同意他们这天出去，因为“就连过去的长工，春分都得休息的”。但要盖房子的人太多了，他们耽搁不起时间。
小四轮就快没油了，出门前，程林祥咕哝了一声：“今天开出去不知道能不能再开回来。”这句话让边上的妻子刘志珍听见了，她气恼地质问：“这叫啥话？把油加满了就是了！”
程林祥也不还嘴，载着父亲和妹夫下了山。可10 分钟后，这辆车子就再也开不回来了。
这段山路中部有一处大拐弯，路面裂开个大口子。往常程林祥每次经过这儿，都会小心翼翼地放慢速度，可这天，小四轮的马力总也加不上去。他有点着急，踩了脚油门。
那一瞬间，他感觉车轮在口子上剐了一下，“好像完全不受控制”
地冲了出去，在悬崖边上打了个弯，翻下山去，一头栽进了山下的河里。
悬崖下松软的草垫保护了程林祥和他的妹夫，他俩滚下了几十米，奇迹般地竟没受伤。可当他俩在一块山石边找到程瑞全时，发现老人的头被撞了个大口子，满脸是血。待两人费尽气力将老人背上路面时，已经没气了。
援手
刘宏葆到程家那天，正是4 月4 日的清明节，老人的丧事已经办过了十多天。
刘宏葆是广东佛山援建水磨镇工作组组长，到水磨镇工作已经9 个多月。有一天，他无意中听人说起程家夫妻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回办公室后，他从网上找出相关报道，仔细看了几遍。
“没想到在这样的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伟大的父母。”作为一个父亲，他“感动感慨得不得了”，清明节一早，他领着8 个同事，开了两辆越野车，带着些钱和慰问品，上连山坡村去看望程家夫妻。
那天早上，天上飘着小雨，山路又成了沼泽地。就连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开起来都“像开船一样”，汽车的轮子在悬崖边一个劲地打滑，吓得刘宏葆“一身冷汗”。
这天，程家夫妻也早早起来了。他们在家门口摆了一张供桌，放了一些供品和黄色菊花，祭奠老父亲和大儿子。刘宏葆9 点左右来到程家时，祭奠已经结束了。夫妻俩把菊花抖碎了洒在地上，家门口一地的黄色花瓣，星星点点。
前一天，村干部向他们打招呼说刘宏葆要来的事。夫妻俩特意为工作组备了一桌饭菜——腊肉、豆花、土鸡蛋，摆满了整张桌子。
但刘宏葆说自己“一口都吃不下”。他直截了当地问刘志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来水磨镇之前，刘宏葆是广东佛山市的市长助理，在当地主持过高能耗产业的转型工作。他曾淘汰了佛山一大批高能耗的陶瓷产业。如今，地震之后重建的水磨镇，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地震之前，这个被青城山、卧龙、三江等著名旅游景点环绕着的江边小镇，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能耗工业区，有着州里最大的水泥、电石、稀土等高污染企业，镇上的许多农民，都在这些工厂里打工。
但山上的村民们很不喜欢这些企业。自从工厂的烟囱开始冒出浓烟，刘志珍家的田地里，几乎连玉米都种不活了。“我们就算饿死，也不想去这样的厂里打工。”她生气地说。
地震之后，很多工厂都被震塌了，处于半停工状态。借此机会，刘宏葆与阿坝政府协商，想把这些高污染企业统统迁走。他请来北京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做规划，目标是把水磨镇打造成一座以旅游业与教育业为主的全新小镇。
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修好那些地震之后损坏的道路。水磨镇下属的18 个自然村，刘宏葆都带着同事去过，但像连山坡村这样危险的山路，却很少见。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把门口这条路修成水泥的？”面对亲自找上门的刘宏葆，刘志珍犹豫了很久，终于开了口。
刘宏葆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这个“忙得已经半年多没睡过好觉”的中年男人，甚至很细心地帮助程家看了看风水。原本这条土路直接对着程家的大门。他让程家等路修好后，把门的方向改一改，或者在门前加个照壁，“挡一挡晦气”。
“我要把水泥路修到程家的大门口，但我更希望把镇子重建好。”
事后，他解释说，“我不仅是在修一条方便通行的路，我要修的，是一条帮助他们通向城镇化的道路，让他们的命运发生根本的变化” 。
愿望
得知刘宏葆要来的消息，头一天晚上，刘志珍一夜没睡着。她翻来覆去，想着该不该开口，让“这个大官”帮忙修修这条路。
那些天，程林祥几乎吃不下、睡不着。大儿子死后，他有大半年没怎么出去做活儿，才刚刚忙起来，却又因为自己的疏忽，送掉了父亲的命。他一夜夜躺在床上流泪，刘志珍甚至一度担心丈夫会疯掉。
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的自责。在大儿子程磊死后，刘志珍也总觉得是自己把儿子害死的。
程磊初三毕业那年，差了几分，没考上汶川县最好的微州中学。
本来花上4000 元，就可以上那所学校，但程磊当时谈了个“朋友”。
为了把他俩分开，刘志珍坚持让儿子上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
自从儿子死在倒塌的校舍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母亲每天都躺在床上不起来。她一度想到过自杀，可死在哪儿呢？如果死在家里，就成了全家人的负担，可如果不死在家里，“又怎么能和儿子在一起呢”？
自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对夫妻背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后，全国许多的好心人，纷纷捐钱捐物，安慰这对夫妻。一个来自广东的熊姓企业家，2008 年6 月还专门来了趟程家，承担起他们二儿子程勇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费用。
最让刘志珍感到安慰的是，二儿子程勇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地震之后，水磨中学的校舍成了危房，在这所学校读初三的程勇，去了离家100 多公里以外的眉山上学。每到放假，才能回家看一看。
原本，这个15 岁的小男孩很调皮，在班上是“让老师头疼的人”。
但现在，他学习很努力。上学期末，他的总分已经进步到班上第二名。
学校特意给程勇发了2000 元奖学金，他原封不动地上交给父母。刘志珍告诉他，可以用这笔钱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我还是把钱存起来吧，以后上大学用。”程勇回答母亲。
这个原本悲伤的女人，逐渐变得坚强起来。她把那些好心人的电话都存在了手机里，逢年过节，主动发短信问候。“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下去呢？”她时常这么问自己。
公公遇难后，刘志珍一手操办了老人的丧事。周围的邻居说，“村上十几年来没见过这么风光的葬礼”。可看着丈夫一天天消沉下去，她心里“像刀扎似的”。
刘宏葆上门那天，一位同来的佛山记者问她：“家里这么困难，你怎么不和我们领导要房子、要钱，要修这条路做什么？”也有相熟的邻居笑话她“猪脑壳，进水喽”。
“以前我有两个儿子都不怕，现在只有一个了，我还怕什么？”
她回答。“修路是我公公生前的愿望，我要帮他完成。”
当然，刘志珍心底也还有一个愿望：每次下山，她都绕着去镇子上正在新建的汶川二中看看，虽然“看不明白建筑的学问”，但她希望佛山的援建队能把这个学校“修得牢靠些”。
“以后，老二就要在这里读高中了。”望着山坡下的汶川二中工地，她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到时候，我就能告诉他，要是再遇上地震，你就不用往外跑了，待着别动。这个教室很安全。”
准备
“狗日的要修水泥路喽！”对于这个原本宁静的小山村来说，这消息就像一粒火星子丢进油锅里一样炸开了。
从4 月初决定要修路开始，连山坡村一组的50 多个村民连续开了5 次会。很多村民丢掉原本的工作，从成都、都江堰等地赶回村子里，商量起这件“自家的大事情”。
但经费实在太紧张了，整个镇子都在重建，到处都需要钱，建材的价格一直在猛涨。刘宏葆挤了挤预算，从原本的工程抢险资金里抽出30 万元，可这笔钱也只够购买砂石和水泥，以及租用必需的机器设备。
而且，村民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村民希望修路能买自家的砂石；有些人地里的青苗会被毁坏，他们想着要点赔偿；有人开始时捐出了自家的几块棕垫，可回家被老婆一说，又反悔了。
这些没读过多少书的村民们，开始动用自己所有的生活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自发组成的修路队，上至70 多岁的老人，下至10 多岁的女娃，全部是义务参加。他们在一张中学生的作文纸上，写下了连山坡一组58 个村民的名字，出工的人画上一个圈，缺席者画个叉，每缺一个工，就罚款60 元钱。
为了节省经费，村民们动用了各自全部的社会关系。搅拌机是一个在镇上修摩托车的村民从表哥那儿租来的，每个月900 元，比市场价少了300 元；另一个村民找朋友买了200 多吨水泥，每吨比市场价便宜了30 元，光是这一项就节省了6000 多元。
修路队成立了4 个小组：施工指挥组、测量组、材料采购组、财务监督组。每个组的“领导成员”有3 人，由村民自发投票选出村民小组里“最有威信的人”担任。每天晚饭后，他们就集中在程林祥家里，分配第二天的工作，协商解决出现的问题。
程林祥也慢慢从消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带着一帮年轻人，到10 多里地外的深山里砍树，然后用摩托车拖回家里，加工成一块块2 米来长的木板，供修路使用。
按照山里的风俗，在父母过世后的100 多天里，做儿女的不能剪头发。程林祥两个多月没剪过发，头发已经很长了，上面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木屑。可他只管埋头加工木板，甚至都顾不上抖一抖。
他手上那些掉了漆的木工工具，都是父亲留下的。
“忙起来就不会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他说，“我要修好这条路，帮爹爹完成他的心愿。”
山下的刘宏葆，正忙着镇子的重建，没有亲自过问这条路的进展。
但从旁人那儿，他或多或少听说了一些修路队点点滴滴的故事。
“村民们太值得尊敬了。”他感慨地说，“如果灾区的老百姓都能够这样自救，那地震后的重建工作该省多少心啊！”
4 月29 日这天晚上，在修路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刘志珍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又地震了。这条山路上挤满了从山上滚下的大石头，她怎么也爬不过去，可程磊突然间出现在她眼前。他让刘志珍抓住自己的脚踝，带着她慢慢飞到了一块平地上，把她放了下来，然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这个母亲和旁人回忆起这个梦，很认真地问道：“你说，军娃（程磊的小名）是不是想告诉我，这条路一定能修得成？”
那个人还没有回答，她就自顾自地点了点头，笑着说：“我想，一定是的。”
夜话
夜深了，山里下起了小雨。
这是4 月30 日晚上9 点多，修路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材料和机器设备全部到位。山路太窄了，搅拌机和水泥运不上去，只能放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上。
担心材料和机器被人偷走，修路队的壮劳力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守夜队，每天轮流排班守夜。他们住在堆满水泥的救灾帐篷里，有人从山上的家里抬下了一张木床。
这天下午，在这条山路上，修路队差点又出了车祸。前一天夜里刚下过雨，一辆运砂石的小四轮打滑失控，半个驾驶室已经冲到了悬崖外。幸好后面装载的砂石很重，才没有摔下山去。
“狗日的，差个两秒钟，我就没命喽！”这天晚上，正好轮到这辆小四轮的司机程建超守夜。在一片漆黑的帐篷里，这个19 岁的大男孩手舞足蹈地回忆起那惊险的一幕，嘻嘻哈哈地笑着。他的哥哥程建学原本在映秀镇打工，在2008 年的大地震中失踪，至今没找到遗体。
“你小子积德了，命大啊。”一起守夜的几个村民也大笑着。
在外人看来，他们谈论的好像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山村的夜很冷，4 个守夜人只能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有人打亮了打火机，点上一根烟。在微弱的火光下，可以看到从嘴里呵出的阵阵寒气。
但接下来讨论的，却是一个很热闹的话题。有人问道：“你们说，等路修好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佛山的人？”
“摆上三天三夜酒席，请他们喝个痛快。”程建超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人家有纪律，不能喝酒的嘛。”有人表示反对：“我们送他们山上的特产、土鸡蛋，城里面卖一块钱一个呢。”
“那些东西吃几天就吃光了嘛。”又有人表示反对：“我们还是送锦旗，写上我们所有人的名字，敲锣打鼓给他们送去。”
“我们给这条路取一个名字吧，和佛山有关的。”沉默了很久的程林祥突然开口说：“我想好了，就叫佛援路，佛山援助的路。”
不过还没等别人说话，他又否定了自己的建议：“佛援路不好，不好看，还是叫佛缘路吧，我们和佛山有缘分。然后，再给它刻块石碑，能传个几百年。”
“老程，你还真有两下子啊！”有人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夜里10 点多，累了一天的人们逐渐沉默了，雨越下越大，打在帐篷的顶上，叭叭作响，远处隐约传来几声低沉的狗吠。透过厚密的雨幕，在暗灰色的天幕下，有着大山沉默的侧影，山岭的最高处，闪烁着几道微弱却又清晰的灯光，温暖着守夜人的视线。那儿是他们的家。
开工
佛缘路终于正式开工了。
5 月2 日早晨8 点，修路队的人们吃过早饭，陆陆续续来到程家的大门口集合。这儿热闹得“像赶集似的”，就连路旁猪圈里的几头大肥猪，也兴奋得嗷嗷直叫。
开工之前，程林祥把自家的饭桌端到门口，搭成一个临时香案，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开工仪式”。桌上摆着四碗供品——土鸡蛋、豆花、蛋糕，以及一块切成方块的肥肉。他点燃了蜡烛和香，烧了一叠纸钱，又磕了三个头，求山神保佑施工顺利。
进入4 月中旬以来，这里便进入了连绵的雨季，雨陆陆续续下了半个多月。但开工这天却是个大晴天，十几天都隐没在云层后面的太阳，此刻从云缝中探出头来。阳光温暖地铺在山路上，香案上的两个酒杯，反射着柔和的白光。
“真是个好兆头哩！”有人兴奋地叫道。
按照先前的计划，修路队分成了两个部分：大部分青壮年到山下的搅拌机那儿搅拌好水泥，然后用小四轮送上山来；老人和女人们都留在山上，他们要用木板搭出槽子，用来固定水泥路面。
现在，有人用镰刀削好一根根木桩，有人负责把它们捶进土里，还有人把木板横过来钉在木桩上，一块块连接起来。这道流水线的工序高效而有序，不到一小时，程家门前十几米的山路，就被木板整齐地包围起来了。
不过，山下的男人们却碰到了一些麻烦。
小四轮的马力太小了，装载的水泥又太重，当车子行进到一个坡度很大的上坡处时，就怎么也爬不动了。司机连忙打电话，把山下的壮劳力们喊了上来帮着推车。
小四轮和男人们一起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声，人们的身子倾斜，用力紧绷着，和路面的夹角越来越小。用了半个小时，小四轮才终于爬过了这个土坡，来到程家门前。
由于用时太长，拌好的水泥即将凝固。等候已久的老人和女人们一拥而上，用锄头把水泥快速地扒下车斗，有人拿着手动压路机，开始平整起路面。
这儿的许多村民都有修路的经验。过去镇子上修路，他们去打过工。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是在为自己修路，由此引发的心情，也很复杂。
“以后赶猪下山去卖，就好走多喽。”有的人兴奋地说。
“我们以后就成立一个专业修路队，去帮人家干活，狗日的赚他一笔钱去。”有人用玩笑话表达着自己的愿望。
“走了几千年了，都是泥巴路，搞什么水泥路嘛。”一个70 多岁的老妇人嘟囔着，用锤子使劲地把木桩钉进地里。
直到上午11 点左右，这条大山里从古至今的第一条水泥路，终于有了最初的模样。尽管此刻，它仅有1 米多长。
中午收工时，前一天才从佛山赶到水磨镇的一位摄影记者，想要给修路队拍一张集体合影。虽然山下的几个壮劳力一时上不来，但留在山上的人们，却有些迫不及待了。
刘志珍大声指挥着人们，拿起自己的工具——锄头、铁锹、锤子，站好自己的位置。现在，她是村里公认的“女强人”，人们都有点“怕”
她。一个穿红短袖的村民，甚至被她指挥着爬上了一旁的小四轮，因为那样站得高，“拍起来会比较好看”。
可真正拍照的时候，这个“女强人”却“露了怯”。
修路队的成员们看起来个个都有些紧张。他们一脸严肃地盯着镜头，摄影记者喊起了“一、二、三”时，原本板着脸的刘志珍，突然间“噗哧”一声笑了。她很不好意思地用手捂着脸，干脆哈哈大笑起来。
祭奠
下午5 点过后，水泥路面已经铺出去10 来米了，可刘志珍却放下工具，悄悄回到家里。
按农历，这天是四月初八，也是程磊周年忌日。可大家都在忙着修路，程林祥说：“既然电视上都说‘5·12’，那就到那天再办吧。”
但这个母亲却放不下儿子。她从厨房的斗橱里抽出两根蜡烛和一些香，还有三叠纸钱，拉开吱吱作响的木门，往后山坡上走了。
地震后，很多人都劝她搬到山下去住。有一个北京的企业家甚至愿意资助他们在山下的镇子上买一套房子，但这些好意都被刘志珍拒绝了。
“我要在这里陪着他。”沿着崎岖的山路，她边走边说，“如果我搬到山下去住，儿子在这里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当初我把他背回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程磊的坟离家很近，走上5 分钟就到了。她蹲下身去，熟练地插上蜡烛和香，用烛火点燃了纸钱。
已经整整一年了，这座用石头垒起的小小的坟茔上，爬满了茂密的野草。坟前还有不少供品，这一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不少来访者，在这儿祭奠过这个17 岁的男孩。
几个月前，在清理程磊的遗物时，刘志珍意外地发现了儿子初三时写的一篇作文，是儿子写给她的，题目是《成长的路上，她牵着我的手》。虽然那些用蓝色钢笔墨水写成的字迹，已经略微有些褪色，但每一个字，刘志珍都记在了心里。
在作文的结尾，儿子这样写道：“……在我成长的路上，她总是牵着我的手，带着我越过一道道高坎，翻过一座座大山，她从不放开，也从不厌烦，她，就是我的妈妈。”
可现在，这个母亲却不能确定儿子的灵魂是否已经回家。程磊死后，刘志珍许多次地梦见过儿子，可他几乎没有在家里出现过。
只有一次例外。2009 年的春节，家里大门上的门神画像旧了，刘志珍把它揭了下来。当天晚上，她就梦到程磊从外头回来了，坐在堂屋的饭桌前，说自己要吃炒黄瓜。可吃完后，他放下饭碗，转身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总担心他回不了家。”回忆起这个梦，她揉揉被纸灰迷住的眼睛，低声说道：“等路修好了，他来来回回的，也好走多了。”
山林里一片寂静，回应她的，是微微抖动的烛火与纸钱燃尽后冒起的一缕青烟。坟边有一大片不知名的黄色野花，它们只在春天开放。
收工
夜色慢慢笼罩了佛缘路，已经是晚上7 点多了，修路的人们不得不收工。他们带着疲倦的身躯，大声讨论着明日的工作，沿着山路各自回家。小山村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沉寂。
5 月2 日这一天，修路队并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水泥路面只铺了短短的10 多米。按照之前每天40 米、40 天完成的计划，显然差距不小，但程林祥依旧信心满满。
“万事开头难嘛。”这个男人扛着手动压路机，笑着说，“等过几天熟练了，说不定能超进度完成任务呢。”
结束了祭奠的刘志珍，此时已经在家里做好了饭。丈夫辛苦了一天，她特意多做了几样菜。吃了几口，程林祥突然放下筷子，走到那台用了14 年的21 英寸旧彩电前。他拿出一张碟片，放进VCD 机里。
2008 年春节，在广东打工的程林祥的弟弟程平，带着新买的DV 回老家探亲。他给热热闹闹的一家人拍了录像，然后刻成了光盘。
不过，碟片被看得多了，卡得很厉害，就像是一张张照片的回放。
那个时候还没有地震。在这条熟悉的山路上，程瑞全老人依旧裹着他的蓝色围裙，侧着身子对着这台“新鲜玩意儿”，脸上有着孩童般的微笑。
长大后的程磊一直不爱照相，二弟程勇和一帮娃娃恶作剧般地把他围在中间，他逃避着镜头，露出羞涩又无可奈何的神情。
碟片的最后，是一朵朵在夜幕中腾空而起的烟花。那是大年三十那天，程林祥带着二儿子程勇下山去买的。夜里12 点，程磊亲手点燃了一根烟花，在绚烂的花火中，一家人快乐地大喊着：“过年喽！”
在程家这座略显简陋的三层小楼里，这个17 岁男孩和他的爷爷，也从来不曾真正离去过。他们就这样活在已经泛黄的电视屏幕上，活在夹杂着饭菜香的空气中，活在程林祥眼角滑落的眼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