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可以用这两个概念来概括：一个是超越，一个是反思。它既是超越的，又是反思的。超越就是超出自身之外，反思就是从外部返回自身。
我们前面讲到，自我意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必须借助语言，也就是命题语言、符号语言，在与他人交往的关系中建立起来。当然，语言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它从自身中发展出一个“我”的概念是经过漫长的历程的。我们最开始不会说“我”，小孩子要到三岁已经会说很多话时，才开始会说“我”。人类的语言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语言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从前人那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每个小孩子生下来都要从父辈那里学习语言，原始人也不例外。所以说，语言是传承下来的，它蕴含着人类以往的全部生活经验。而自我意识的培养离不开人和他人、和整个社会的交往；自我意识就是在人与人的不断交往之中，由于语言的形成，特别是由于创造出一个“我”字以方便交往，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意识的运用是后来才出现的。最初人们还不会用“我”来指称自身，但是，语言的产生使人的记忆具有了连续性和传递性，人类就在相互交往中培养起了自我意识的萌芽，首先就是对自己的同一性和连贯性的体认。对自我意识在交往中的形成，记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记忆的传承和整合作用在我们学说话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而由于我们学会了说话，我们就有了一种整体性的记忆，语言就把记忆凝结到了一起。这就使人类的记忆和动物的记忆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点。
人的记忆要考察一下。首先，人的记忆跟动物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动物的记忆只能被看作一个备用的资料库，这些资料互不相干。动物的记忆基本上就是这一点那一点，有的印象深，有的印象浅，它熟悉的某种声音，它经过的某个地方，最终都可以用在它求生的目的方面。但是这些资料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即使有时间、空间上的联系，或者这个表象和那个表象同时在场的并存关系。比如“条件反射”所形成的联系，这也是它所记得的一种现成的资料，它就和其他资料一起摆在那里。动物的脑子就是一个储备箱，它有时候就到里面挑出一些资料来用。人的记忆和动物的记忆不同，就在于人的记忆处于自我意识的统觉之下。人的记忆有统觉在起统摄作用。康德就特别重视统觉。统觉通过自我意识把所有观念表象的记忆统起来，人的每一个记忆、每一个表象里面都伴随着自我意识，并以此来和其他所有的记忆表象产生关联。在自我意识统觉的统摄之下，记忆的总和就构成了组建自我形象的材料。
我的记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自我形象，当我问“我是谁”的时候，我脑海里所涌现的是我从生下来到现在的所有记忆，我在这个记忆里寻求自我。我要看到我自己、考察我自己的时候，就把这些记忆尽可能完备地提取出来，形成一个自我的形象。例如，我是个善良的人或者我是个狠心的人等，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材料，当我自己问自己是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一起浮现出来。人的记忆就是人对自己全部表象的总和。我对自己的内心记忆加以扫描，我记得我自己曾经做过哪些事情，把那些表象加起来、统起来，就是我的形象。它可以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谁。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哪怕是高级动物，哪怕是猩猩、猴子、大象，它们都不会把所有的记忆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自我的形象。只有人才可以把自己当作一个整体的对象来观察、思考、研究。
最早的意识并没有体现为自我意识。“我”的概念、“我”的表象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后来才建立起来的。最早的意识就是一般的意识，也就是关于一个对象的意识，指向一个对象的意识。一切意识都有一个所指的对象，我们称为“对象意识”。对象意识是与自我意识相对而言的，一个指向对象，一个指向自我。一般讲的意识都是对象意识，就是意识到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一定是实有其物，也可能是一切你把它当作对象看的表象，包括你的想象、幻想、梦境……最早的意识就是这种对象意识。
那么，归纳一下，什么叫对象意识呢？就是首先要把意识和意识的对象区别开来。在意识自身和对象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区别，并且通过语言的共相把它确定下来。也就是说，首先把自己和对象分开，有一个对象，我现在面对着它了，我就用一个共相把它确定下来，把它叫作“这一个”。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把对象称为“感性确定性”，这个最初的对象是感性的“这一个”，是直接的对象，这一个东西在面前，我们就称为“对象”，简单一点说就是“这”。“这”是一个共相，因为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能指着它给它安上一个“这”。我们把它称为“这”，好像是特指的，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但其实它又是一个最普遍的共相。这片树叶、这块石头、这一处泉水、这一座山……都是“这”。所以“这”的概念是一个最广泛的共相，它是一切命名的前提。不管给什么东西命名，首先都要说“这是……”。“这是纸”、“这是桌子”、“这是台灯”……小孩子学语言的时候，母亲给他指着说，这是马路，这是人，等等。我们学英语的时候，首先就是“This is...”，都要用This或者That，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共相、语词。当你会说“这”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意识了，你可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命名就是语言的最原始的状态、语言的细胞，语言就是通过命名建立起来的。前面讲到真正的语言是“命题语言”，而最基本的命题语言，其实就是命名，通过命名才形成命题语言。命题语言形成以后就有了类意识，这个我们前面也讲到了。我们使用同样的语言，那么我们就是同类了。
我们可以给这个那个对象命名，那么我们是否能给同类的这个那个人命名呢？当然可以。只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同，我可以给其他事物命名，但我叫它，它不会答应，它也不在乎我怎么给它命名；而我给另一个人命名，如果他接受了，认可了，我叫他他会答应。有些家养的宠物（比如狗）也能听得懂自己的名字，但野生的就不行。我们看《人与自然》节目，节目里经常给某只野生动物命名，但大家都知道那是为了拟人化描述的方便。人类则借助互相命名而意识到对方不仅被命名，而且也是一个命名者；他能接受我对他的命名，也就意味着他在用我的眼光看他自己、为他自己命名。这样，我们在语言交往中就可以把对方看作自己，同时也把自己看作对方。因此，我在命名的时候也意识到了他人也是一个个体，也有决定权，能够决定是否接受我的命名；而我本身也是一个个体，可以接受别人的命名，也可以给任何物、任何人命名。
我给你命名，你同意了，那么你和我的“这一个”就沟通了，我就知道你也是一个可以命名和接受命名的主体。所以通过我们的类意识，人就能够把对象看作自己。在语言的交往中，我们知道，我说一句话别人懂了，能够回应我的话，我才能把话继续说下去。当我知道对象也懂我的话时，我就把这个对象看作自己人，我就把他看作我自己。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我知道他人和我是“同格”的，我的“这一个”人格和他的“那一个”人格是同格的。如何表达这一点呢？这时候，一个既是个别又是普遍的命名就呼之欲出了，这个命名就是“我”。当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名称，而是一个人称代词，但它可以代替真正的名称来用，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可以说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名。但它只是自称的名称，它所代替的只是每个人的专名，它的所指就是那个说出这个字来的人，而它到底是指谁，要看是谁在说它。张三说它就代表张三；李四说它就代表李四；大家都在说它，它就是“我们”，即复数的“我”。本来我的话是表达自己的意思的，但是通过语言的交往，我知道别人也懂了我的话，那么我就可以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了。
当人类能够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也就能够把自然万物都看作“我们”中的一员，虽然是不说话的一员。“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然万物不说话，但它们可能提供暗示；它们不能在语言上回应我，但它们可能在行动上回应我。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我把自己设想为别人，也将心比心地把别人设想为自己，那么这个别人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对象，包括其他的自然物。正如我把工具当作自己延长的手，我也就能够进一步把整个自然界当作自己延长的身体一样。我把自己的立场置入对象，把自己的情感移入对象，以对象的立场自居，以至于最后我把万物拟人化，从而和万物成为一体，感悟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超越，向外部世界的超越。这就形成了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从对象返回自身，即反思。由于向外部世界的超越从根本上说是立足于自身的移情活动及将对象拟人化，所以有人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内在超越”，因为它整个都是在人性的范围内将自然界“人化”，使自己超越到对象世界中去。但它毕竟超越到自身之外了。另一方面，意识本来就是有对象的，但是又要通过语言的交往来把自己当作对象，从而对自己做整体上的把握，也就是回过头来，把对象、把他人、把整个自然界都看作和我是一体的。我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把自己也看作对象，尝试用一种好像是“别人”的眼光来看我自己，这就是反思。这样我就以别人自居，我就把自己设想为别人。那么我就会想到，在别人眼里，我是什么样的呢？我是谁呢？当我说“我是谁？”的时候，我已经把自己对象化了，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来追问了，这个时候自我意识就产生了。自我意识就是在我把自己看作对象，同时又把对象看作自己的时候产生的。把对象看作自己是向外超越，把自己看作对象是向内回归或反思。
自我意识的形成，把对象看作自己可以说是第一步，这就是用自己的心思去猜测他人、去附会万物，于是就有了超出个人以外的拟人化、移情和诗性精神的对象。把自己看作对象可以说是第二步，在一切对象中看到自己之后，再对这个自己加以反思，将它本身也当作对象，这使我对自己有了一种充实的意识，而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共相。但这两步也是相对的、可以循环的。把对象看作自己是把自己看作对象的前提，反过来，把自己看作对象也是把对象看作自己的前提。总之都是将心比心、以别人自居，也可以叫换位思考，把自己换成别人，又把别人换成自己。换位思考就导致把自己对象化，也把对象“我化”。一方面用他人的眼光来看我，另一方面用我的眼光去看他人和世界，进一步体会他人、体会整个世界。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产生。
自我意识就是这样从意识里面一步一步产生出来的，中间经过了语言和共相的中介。没有语言和共相，它是过渡不来的，意识本身也不可能形成，而仍是感性的表象。感性有很多表象、形象在脑子里面，但是没有概念、意识；只有语言才能把这些表象固定为概念和意识，使它们的意谓对象化出来，成为意识的对象，并进一步形成意识本身的对象化。这才造就了自我意识。但这种对象化不是一次性的。为了把自我这个对象塑造成形，我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用这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又用那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自己，而且在看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发现每次看都不一样。我在用别人的眼光看我自己、认识我自己的时候，最开始是很表面的，但是随着我与他人交往的加深——比如与多年的好朋友，那么他对我的看法肯定比一般人要深刻，通过他对我的评价和反映，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我自己。
这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我对自我的把握，我对自我的认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反复尝试的过程，甚至原则上说是一个无限深入的过程。每个人对自我的认识都可以看作一个无限深入的过程。你表面上好像也能把握自己，比如你从一个良好的自我感觉判断：我是一个好人。但这是不可靠的，有时候你在与人打交道时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好人；又过了很长时间，你也许突然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就是好的底下有坏，坏的里面可能还有好的一面。文学家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层次提取出来，从坏的里面揭示出好来，从好的里面揭示出坏来，同时不断地挖掘、不断地深入灵魂的本性。理解人性最深入的文学家，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他们追究的就是人类心中的善恶层次。我们很难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些人喜欢给某一个人定性：某某人是好人，某某人是坏人。这太简单化了。你必须把所有的记忆都尽可能保持在心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尝试，去检验自己、考验自己，在实践中一次次地刷新以往的经验，你才能够比较深刻地把握你自己。
古希腊人讲“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你说认识就认识了，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一辈子也认识不了。基督教把自我认识的最后一点可能性也给放弃了，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全认识一个人是谁。当然你自己也能够做很多工作，但是最后要由上帝来认识。只要你在你的一生中不断努力认识自己，最后上帝可以拯救你的灵魂。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到底是谁，只有上帝是知人心者。基督教在这方面是讲得比较多的，它对人的自我意识设定了一个历史的过程，一个历史地反思自身的过程。
下面讲得深奥一些了啊，在座的如果一定要听的话，要做好思想准备，有些东西可能不会像听相声那么有意思。但是呢，这一关一定要过，你们要学哲学，或者你们要了解一点哲学，这才是根本的东西。
我们现在把刚才讲的总结一下。刚刚讲到类意识，类意识已经是一种超越意识，它超越个体、超越肉体。我们进行一种语言上的交流，当然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物质现象，但是谁都知道它的意义不在于空气振动，而在于所表达的思想，它可以跨越在物质层次上两个不同肉体的人，使他们达到精神上的沟通，所以语言本身就具有超越性。维特根斯坦说，没有私人的语言。你可以先设想一种私人语言，是你一个人用的，你像天外来客，你自己的语言，谁也不懂。但那是不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气功热的时候，有些气功师就喜欢搞什么“宇宙语言”，神神道道的，谁也不懂，只能由着他解释。语言都是公共的，而且具有历史性，是前人传下来的。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使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内在性，意识到别人跟我们一样也是人，这是语言最重要的作用。语言的工具性作用当然也很重要，人类所做的事情绝大部分需要语言做媒介才能够完成。但是从根本上说，语言是人的存在，不仅是个人的存在，也是类的存在。语言使人意识到他人跟我是同类。类意识就是超越的意识，通过类意识，我就能在他人身上看到我自己。这种超越个人之上的普遍意识，也就是最初我们所讲的理性。
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就表现在对自己的超越性方面。理性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当然情感有时也能够沟通，同样的人的情感可以沟通，不同的人的情感有时就无法沟通。但理性总是可以沟通的，所以类意识是很重要的，它把人从孤独状态中拯救了出来。一个完全孤独的人，他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我们经常以为，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在那里冥思苦想，他就是沉浸于自我意识中了。其实不是，孤独的意识是看不到自己的，就像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眼睛。我们前面讲过，人需要一面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而他人才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在社会中，你要找自己的镜子，就得到别人身上去找。人只有在社会中、在他人身上才能看到自己，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人，而所看到的这个自己就是一个普遍的人。个别的人，比如你，你的手脚的某个地方有个痣是别人没有的，这你自己是可以看得到的，但你的灵魂、你的内心、你的本质究竟是怎样的，你必须通过与人沟通才能够看到。而这样看到的这个自己是可以与他人沟通的，是可以普遍化的，于是从这里就产生了对自己的反思。
什么叫反思？就是从别人身上反过来看自己，把别人当作自己的镜子。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也就是反思自己。人的意识对物质世界的超越、对肉体的超越首先就体现在反思上。自己和别人在肉体上肯定是不同的，但反思、换位思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人的意识由此就提升到了超越的层面。超越自己和对象的肉体区别，看到了我们精神的共通性，这就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反思就是照镜子，reflexion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镜子里面的反射、光的反射，就是从自己所做的事上面，从自己对客观事物包括对他人的影响上面，反过来观看自己，彰显自己的本质。你光说你的本质是好的，你生下来从没做过坏事，那是不够的。哪怕你生下来没做过坏事，你下一步也许就可能做坏事。你的本质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要看你做了什么事，不能看你没做什么事。你一实践就可能显出你的本质。所以只有在对对象、对他人的影响上面，我们才能够看出自己的本质，这就是反思。对象世界就是你的一面镜子，你的灵魂就是你发出的光，这个光在镜子上面反射回来，你才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这就是反思本来的含义。
但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反思与此不同，比如曾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或者孟子讲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也是反思啊，这个反思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反思有什么区别呢？“反身而诚”或者“吾日三省吾身”，当然也是自我意识，不能说它们不是自我意识，但它们是自我意识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缺乏一种深度，它是平面的。“反身而诚”就是我坐在屋子里回头一想，反思到自己是诚心诚意的，就“乐莫大焉”，就感到很快乐了。我这个人心里对谁都没有恶意，都是很友好的，从来不欠谁的，一想到这一点就很高兴、很轻松。“吾日三省吾身”也是这样，我每天检查我是不是对得起朋友，我是不是为人谋而不忠，先生交代的作业我是不是每天都温习了，等等，用一种已经定下来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来检查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到了，符合标准了。但这种反思恰好是阻断人的反思的，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阻断反思的反思”。为什么是阻断反思的呢？因为在反身而诚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内心的那个衡量标准是既定的，它不需要再反思，需要反思的只是外在的一些举动是否符合这个既定的内心标准。这个标准是一面镜子，但这种反思是颠倒的，不是把外面的世界当作自己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而是把自己的内心当作一面镜子去照外面的世界，这是非常主观的。我们常听说某人把某种主义当作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为什么不照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这种主义的化身，他自己就是评判一切外部事物的一面“照妖镜”。即使这种外部事物就是自己做出来的行为，也不能动摇自己纯洁本心的信念。
中国人，特别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喜欢标榜“我的内心是一面镜子”，因为自己经历了这么多，所有的世态炎凉、所有人间的善恶都一清二楚，而自己的内心从未动摇过，可以对所有这些事情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自己的内心是什么呢？不知道，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一转念，就可以置身事外，自己是一个“0”，一个“无我之人”。的确如此，当你把自己的内心当作一面镜子的时候，你自己就消失了，你就看不见自己了，因为镜子本身不可能反映在镜子之中。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看不到镜子，看到的是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东西，镜子本身是看不见的。如果你能看到这个镜子，那说明这个镜子的质量不好，像哈哈镜。正因为你看不到这个镜子，这个镜子质量才是好的。所以，这样一种反思实际上是拒绝反思，不是要认识自己，而是要把一切可以用来认识自己的东西都从自己心中排除掉，达到“无我”或“忘我”。而剩下的那个“大我”是一个空的、静止不变的东西，大而化之，虚假不实，在里面看不到生动活跃的“小我”。
镜子的问题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以作为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一个枢纽。西方人讲的镜子和中国人讲的镜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面互相颠倒的镜子。西方人把外部世界看作内心的一面镜子，要在对象世界里看到自我、反思自我。当然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对象世界本身不可知，就像康德讲的，自在之物不可知。中国人遇到的问题则是自己不可见，就是说无我。很多人标榜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我的境界，放弃我的执着，凡是我个人的事都不当回事，一切任务都已经由别人、先人安排好了。我内心的道德法则不是由我自己建立起来的，而是古圣先贤定好了的，我拿它们来做自己内心的镜子，来衡量我的一切所作所为。这就叫作“做人”，否则我就还不是人。所以，内心的这个我是天然固定好了的一面看不见的镜子，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谁追究过它的根据，对它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清理过它里面的学理？不需要，只要反身而诚就可以了，就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了。所以这个我、这个内心其实是无，就是没有自我、无我，它本身不需要拷问，也拷问不到它，因为既然自我感觉良好，那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儒家讲的这个反省，这个“反身而诚”、“吾日三省吾身”，或者“慎独”——一个人在黑屋子里面没人看见也可以坚守自己的原则、把握自己不犯错误——这些当然也可以说是反思，但是它们的结果是无我，它们的原则是拒绝对自我反思。
儒家的这个结果在道家和佛家那里早就看出来了。和儒家的忠厚愚拙相比，道家是聪明过头了，它看出来，你们讲到最后不就是无我嘛，就是忘我、坐忘。庄子讲“坐忘”、“吾丧我”，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执着，忘掉自己有自由意志，把自己等同于自然。佛家也是这样。佛家有名的一场争论，就是禅宗的神秀和惠能的争论。神秀就是把人心比作一面镜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惠能看到这首偈就不服气，他也写了一首，他认不得字，就让别人写出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首诗，佛家叫偈，这两首偈语里面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就是说神秀的那种说法呢，其实还是儒家说法，“时时勤拂拭”，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天天打扫自己的心灵，保持内心的干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神秀虽然是佛家禅宗弟子，但他骨子里还是儒家的。而惠能则指出了这种说法的理论归宿，必然会推到否定镜子本身，所以他提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哪里有什么菩提树，也没有什么明镜台，你到哪里去打扫呢？何处能惹尘埃呢？人心在佛家看来就是无，就是空，你不能去打扫，你找不着。你想去拂拭它，去擦干净它，都无从下手，不如干脆放开来，就彻底轻松了。
所以说对自我意识中的真正的反思，中国的儒家和佛家、道家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勉强可以承认它们触及了反思，但是不能深入，在一个平面上就止步了，并且弹回去了，不再反思了。这个平面就是自己的“本心”、“诚心”，凡事到达这个平面就止步了，乐莫大焉，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凭借这个本心的平台，就可以做任何事情。我做一切事情都是出自本心和诚心，只要我的本心是好的，我就不会干坏事。因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我的本心是和天道相通的，我做的事就是“替天行道”。这种对自己的本心不加反思的信心，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里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很难跳得出来，它也是中国一切极“左”思潮和“愤青”情绪的心理根据。
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吸收了西方文化心理中的真正的反思原则，我们就可以对这种未经反思的天经地义的信心进行一番深度挖掘，进行一番自我拷问。就是说，你内心的那些道德法则，是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是前人的道德楷模和传统教化留下来的，你首先得自我拷问一下它们有没有道理，为什么要遵循它们。传统的中国人是不敢这样问的：我为什么要学那些圣贤和道德模范？你要提出这个问题，长辈就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甚至家法伺候。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就要问一下，人为什么要学那些死了几千年的楷模？他们提出的这些道德法则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以前我们听说这些法则是基于自我的本心和本性的要求，这个本性只能爱护不能怀疑，但现在我要问一下自己，我的本心是否像我自己所感觉的那样良好、那样纯洁无瑕？对此要加以怀疑、加以推敲、加以拷问，要通过自己所做的事情反身来看自己。中国人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反身而诚就不是乐莫大焉，而会是苦莫大焉，因为真正的真诚是发现自己骨子里的不诚，苦得很哪！自己要反思自己，要拷问自己，那不苦么？要否定自己，要推敲出自己人性善底下的伪善！然而，当你推敲出自己的伪善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时候你才是善的，因为只有善人才会推敲自己的伪善，只有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罪。这时你的善是建立在性本恶之上的，那么这个善后面是恶，而恶的后面才是善。所以要不断地深入，对人的本心的推敲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这样的反思就不再是平面的了，而是立体的，具有向内心不断深入的深度。它不再是静止的了，而是动态的，不再是什么也不干、“虚壹而静”，而是骚动不安，不断折腾自己、深化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一种反思运动。
所以自我意识是不断反思、不断深入自我的过程，一个人只要愿意反思，他对自己内心的探索是没有底的。基督教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正因为人生在世对自己的拷问是没有底的，像奥古斯丁所讲的，“人心是一个无底深渊”，所以基督教发展出一种忏悔精神。所谓忏悔，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盛气凌人，不要自以为纯洁，而是要低调、谦卑。哪怕你实际上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你都要承认自己做坏事的可能，承认自己的“原罪”。凡是虔诚的基督徒都会觉得人生苦莫大焉，在绘画和雕塑中都是一脸的苦相。那些修士修女们每天流泪祈祷、忏悔，普通人每个礼拜要去一次教堂，一脸的严肃和深沉。我们中国人会说，何苦呢！中国人是很实际的，对内心灵魂的事情不太关心，只在现实生活中找乐子，“没事偷着乐”，充满着“乐感意识”。其实基督教的这种文化体现了自我意识的反思结构，当然是以宗教的形式，就是有个上帝在充当人心的无底深渊中的那个“底”，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只有上帝才有权下断语。但对于有限的人类来说，灵魂仍然是无底的。我们中国人太快乐了，太怡然自得了。你到网络上看看，读读那些微博，你还会发现他们太盛气凌人了，因为他们的“底”就在当下，他们缺乏反思，也就缺乏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