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5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涉嫌受贿一案。在此之前，湖北省纪委通报了近三年来包括李金和在内十名高校贪官的典型案例。高校领导干部经济犯罪的问题由此浮出水面，引起广泛关注。
目前被揭露的主要是主管基建和后勤的官员，这方面的经费收支是硬性的，有账可查，问题比较容易暴露。我们不能不想到，高校还有大量软性的经费收支，其中是否也存在着腐败现象。比如说，高校经费中有一大块是科研经费，其分配时暗箱操作严重，“小项目大审，大项目小审，超大项目不审”，助长了权力寻租、“跑部钱进”、行贿受贿等行为，早已引起教育和科研界正直人士的不满。在分配到课题组或个人之后，经费的使用也缺乏有效的管理，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变成了个人的灰色收入。按照惯例，一个项目拿到手，个人可以从相关经费中“合法地”提成，其余部分也可以用于与科研无关的个人消费单据报账。有时候，往往是在年终，为了结清旧项目和拿到新项目，还会出现突击花钱的情景。至于项目的结项，基本上是走过场，并不需要拿出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成果。丘成桐院士曾经沉痛地指出：中国这十年来在教育和科研上投了不少钱，投进去以后，却不问成果如何。他举例说：有些人同时在几所大学任职，从不同途径获得大量科研经费，但没有做多少科研工作；北大聘的某著名教授在国内得到的年薪已达一百万以上，却没有履行工作合同，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在国内。
上述情况表明，加强对高校经费收支的管理和监督，已是刻不容缓之事。去年，国家审计署把教育经费纳入审计范围，实为有的放矢之举。在审计中，不但要清查贪污腐败等犯罪行为，更要清查经费支出的效益，即是否真正用于教育和科研并取得成绩。《审计法》规定，审计监督的内容为“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李金华审计长最近强调对效益进行审计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效益低下、损失浪费等，这类问题带来的危害有时不亚于贪污腐败。教育领域并不例外，何处对效益漠不关心，何处就为贪污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然，审计只能起检查和监督的作用，根本解决问题还要靠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现行官本位体制的一大弊病是鼓励在位者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最不问效益的，也是最喜欢做出慷国家之慨的“大手笔”的。近些年来，形象工程在教育界蔓延的趋势不容低估，绝不亚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各地高校通过大合并打造所谓“航空母舰”，争相把院系提级升格，以好几倍的规模急剧扩大招生，纷纷标榜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所追求的恰恰是形象而不是效益。衡量教育的效益，第一标准是教育质量，亦即所培养出的合格人才和优秀人才的数量。大量资金投进去，如果产出的只是大校舍、大招牌、大编制，教育质量却降低了，从教育上看就是低效益、大浪费。同样，在科研的管理上，把大量财力投在并无相应社会效益或学术价值的大项目上，用完成项目和发表论著的数量证明领导学术的政绩，其实也是一种形象工程，至于所产出的是真正的成果还是学术垃圾，就非他们所关心的了。
去年十一月，北京大学主办第二届北京论坛，邀请老布什出场。据报道，举办该论坛共花费一百万美元，其中十分之一花在老布什的出场费上。老布什做了二十分钟演讲，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如果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我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南方周末》2005年11月24日）十万美元，多么昂贵的一句话！当时读到这个报道，我立刻想到的是那些贫困大学生，如果这笔钱用来救助他们，可以使几十人顺利完成学业啊。这些年来，在学界和政界，举办论坛成风，以请到国外名流为荣，一次论坛动辄耗资百万、千万，有的甚至上亿，其中多数效益究竟如何大可质疑，很可能只是一种新形式的形象工程罢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近些年政府财政预算对教育的投入有大幅度增加，但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仍是偏低的。与此同时，在市场化的名义下，近些年高校收费普遍上涨。高校经费由两块组成，一是国家财政的投入，二是向学生收费。2003年的统计数字是，前者约700亿元，后者约400亿元。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无论是纳税人的钱，还是学生家长缴的钱，都来之不易，本应扎扎实实用于教育，容不得挥霍。由于学费上涨，加上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高校贫困生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城市贫民和普通农民家庭的子女即使考上大学也无望筹到高额学费，学生家长为此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许多贫困生不得不在入学前放弃或在入学后中断学业，顽强坚持者也往往被债务所困，为维持生存而苦苦挣扎。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应要求高校经费收支做到透明、合理、有效，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到底，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办学的理由和目的之所在。因此，在经费的收支上，一方面尽量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尽量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和服务，原是当然的道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如果遏制了经费使用中的腐败、浪费和灰色薪酬，把这些钱用在学生身上，高校贫困生的人数会减少，日子会好过一些。
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