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论疯癫
在历史上，诗人发疯的比比皆是，哲学家发疯的却十分稀少。哲学家的行为往往离奇古怪，容易被俗人看做神经病，但他们并不是真疯。尼采似乎是一个特例，他44岁时真疯了，一疯便不治，无用的生命拖了十余年，直到死。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对德国的疯诗人心领神会，比如克莱斯特、荷尔德林，都是他的挚爱。他诚然是一个大哲学家，但骨子里也是一个疯诗人，而且，他身上的大哲学家救不了他身上的疯诗人，正说明他身上的诗人疯得很厉害。听一听这样一位哲学家对疯癫的看法会是有意思的，他一身兼医生和病人，对疯癫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切身的体验，说出的话应该比那些单纯的哲学家医生中肯得多。
一 艺术与神经官能症
说起尼采对疯癫的看法，不能不首先想到酒神狄俄尼索斯。对于希腊神话中这个最不登大雅之堂的神灵，尼采情有独钟。酒神崇拜原是古代世界流传甚广的民间信仰，在此类节庆中，人们群情亢奋，狂欢纵欲，颠倒在尘土中，其场景很像是一种集体疯癫。尼采自己说，他是凭借他“最内在的经验”理解了“奇异的酒神现象”的。（《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2）他由这种现象推断，酒神冲动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其实质是渴求摆脱个体化的束缚，获得一种众生一体、回归自然之母怀抱的神秘体验。他对酒神现象评价极高，不但不认为是一种病态，反而嘲笑那些视之为病态、以“健康”自满的人是“缺乏体验或感官迟钝”的“可怜虫”，他们的所谓“健康”相形之下显得毫无生气。（《悲剧的诞生》1）
在分析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时，尼采一反启蒙运动的传统，不是强调希腊人天性的和谐和宁静，而是把酒神冲动提到首位，认为正是由于在希腊人身上这种冲动格外强烈，又能用相反的日神冲动加以制约，才诞生了辉煌的悲剧艺术。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就是围绕着这个论点展开的。
后来，尼采明确地把酒神冲动与疯癫和神经官能症联系了起来，但指出这是一种“健康的神经官能症”：“什么是酒神冲动？……从生理学上看，那种产生出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疯癫，酒神的疯癫，又意味着什么呢？怎么，疯癫也许未必是蜕化、衰退、末日文化的象征？也许有一种——向精神病医生提的一个问题——健康的神经官能症？民族青年期和青春的神经官能症？……用柏拉图的话说，正是疯癫给希腊带来了最大的福祉？”（《自我批判的尝试》4）不但在民族的青年期，而且在个人的青年期，我们都可发现这种健康的疯癫。比如在恋爱中，或在舞会和其他社交场合，当两性亲密接触时，男人和女人岂不都陶醉而至于有些疯癫？酒神冲动一旦发作，人便会进入一种如痴如醉的审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了善于创造美和欣赏美的艺术家。尼采为此感叹道：“有时候有点儿疯癫是多么聪明？”（《权力意志》807）
人们习惯于把神经官能症视为病态，尼采指出，健康与病态的区分只是相对的，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病的。关键在于内在的生命力，同样的症状，在生命力乏弱的人身上是病态，在生命力强盛的人身上却是健康。就说神经官能症吧，“正如生命的枯竭一样，生气和精力的充溢也能够带来局部的压抑、感官的幻觉、对暗示的敏感等表征”，区别在于发病的原因和最后的效果。“艺术家属于一个更强壮的种族。对我们来说会造成危害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会成为病态的东西，在他身上却是自然。”因此，在艺术家身上，这些症状恰好是“充实而旺盛的生命的标志”。在此意义上，尼采说：“就像如今‘天才’可以被看作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形式一样，艺术的暗示力量也许可以被同样看待”。然而，在那些病弱的天性身上，这些症状却由于神经的离心倾向而导致极度松弛，成为真正的病态，典型地表现在歇斯底里女人身上，以及在尼采看来“事实上仅仅与歇斯底里女人是一路货色”的“戏子们”即现代艺术家身上。（《权力意志》812）
因此，如果说艺术家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则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生命力过剩而造成的健康的神经官能症，希腊悲剧家是其典范；一种是由于生命力衰竭而造成的病态的神经官能症，尼采认为这正是现代艺术尤其是浪漫主义的症结之所在。“现代艺术家在生理上与歇斯底里血缘最近”，其特征是“整个系统荒谬地易于激动”，如同歇斯底里女人一样，这种激动多半带有表演的性质，往往“把‘戏剧性因素’塞进最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里面”，使他们不再是真实的人而只成了“角色的会合”。（《权力意志》813）尼采把瓦格纳当做患这种现代病的典型个案：“瓦格纳的艺术是病态的。他带到舞台上的问题（纯属歇斯底里患者的问题），他的痉挛的激情，他的过度亢奋的敏感，他那要求愈来愈刺激的佐料的趣味，被他美化为原则的他的反复无常，以及他对男女主人公的选择（他们被看作生理类型——一条病人肖像的画廊！）：这一切描绘出一种病象，这是毫无疑问的。瓦格纳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我们的医生和生理学家可以在瓦格纳身上找到最有趣的、至少是十分完整的病例。既然没有什么比这种综合征、这种神经机制的迟暮和亢奋更为现代的了，那么，瓦格纳正是卓越的现代艺术家，现代的卡里奥斯特。”（《瓦格纳事件》：《1888年都灵通信》5）在尼采看来，现代艺术家的问题就出在缺少真正的生命冲动，远离生命之根本，所以要通过艺术来寻求麻醉和疯癫。从效果看，现代艺术也是“把可怜的精疲力竭的病人从人类痛苦的大道引诱到一旁去”，“向他们提供小小的麻醉和疯癫”。（《快乐的科学》89）由此可见，尼采并非一视同仁地肯定疯癫。有富于创造力的伟大的疯癫，也有作为廉价安慰剂的渺小的疯癫，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二 疯癫在道德史上的意义
这个小标题借自尼采本人，是《朝霞》第14节的原标题。在这一节中，尼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疯癫对于文明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一切群体赖以生活的习俗道德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在如此可怕的压力下，新的异端思想何以仍能不断冲破压力，爆发出来呢？尼采指出，靠的就是疯癫：“几乎到处都必是疯癫在为新思想开路，冲破庄严的习俗和迷信的禁令。”古人远比我们懂得：“凡有疯癫之处也就有天才和智慧的种子，——某种‘神性之物’”。“一切出类拔萃者不可遏止地要打破任何一种伦理的束缚，创立新的法则，如果他们原先并非真的疯了，则他们除了把自己弄疯或者假装发疯之外，别无出路”。
一切领域的改革者之所以必须靠疯癫开路，一方面是因为舍此不能震慑占据绝对优势的习俗力量。疯癫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声色俱厉，变化无常，使人不得不畏惧；它带着完全不能自主的标记，会被人看成神的面具和传声筒。这些特征赋予了它以震慑作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者必须借疯癫获得自信。疯癫又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新思想的承载者自己也敬畏和害怕自己，因而不再有良心不安，驱策他去做新思想的先知和殉难者”。因此，如果一个改革者原本不是疯子，又不敢装疯，最令他苦恼的问题便是如何使自己真疯。尼采仿佛听见一切时代最有创造力的人都在孤独和绝望中发出这样的悲叹：“啊，快赐我以疯癫吧，你们这些天神！那使我终于相信自己的疯癫！赐我以谵妄和抽搐，突然的亮光和突然的黑暗，吓我以世人未尝经历过的严寒和酷热，喧嚣和憧憧鬼影，让我咆哮和哭嚎，如兽一样爬行：只要我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自信！怀疑在吞噬我，我杀死了法则，法则令我惧怕就像尸体令活人惧怕一样：如果我不多于法则，我就是天下最堕落的人了。附在我身上的新精神，如果它不是来自你们，又会来自何方？证明给我看，我是属于你们的；唯有疯癫能给我这证明。”（《朝霞》14）使命之伟大令凡胎肉躯不能承受，唯有疯癫才能使其承受者相信，自己有神灵附体，是神灵驱使他来实现这个使命的。读者不难感到，这些话完全出自尼采之肺腑，一定常常在他心中呼叫。最后，也许正是孤独和怀疑把他逼疯了，而疯癫则使他终于战胜怀疑，获得了空前的自信，竟至于自命为“酒神”、“上帝”、“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在其他著作中，尼采还谈到过疯癫对于文明的意义。例如，在谈及欧洲统一的“大政治”理想时，他说过一句话：“也许一切伟大在开始时都是疯癫的！”（《善恶的彼岸》241）在阐述“超人”哲学时，他指出：“人是一种应当被克服的东西”，而为了克服人，就必须有“那用舌头舔食你们的闪电”和“那给你们注射的疯癫剂”。它们在哪里？“看啊，我教你们以超人：他就是这闪电，他就是这疯癫！”与超人相反的是“末人”，“末人”的价值观是：“人人皆平等，谁有不同的感觉，就自愿进疯人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言3、5）在这些地方，疯癫概念看来不含明显的病理学意义，毋宁说更是一个譬喻，指的是违背常识、习俗、传统的新思想、新行为、新事物本身。无论如何，一切惊世骇俗的言行即使不是出自疯癫之人，也仍会被世人视为疯癫。
如同在艺术领域里一样，在道德领域里，尼采也区分两种不同的疯癫。比如说，他始终把基督教看做一种负面的疯癫，其性质正相当于艺术中的浪漫主义。他称基督教信仰为“整整千年的疯人院世界”，在其中“阴郁而亢奋的想象占据着支配地位”，他批评道：“基督教必须有疾病，大致相当于希腊精神必须有过剩的健康，——使人生病是教会整个救治程序体系的真正的隐秘意图。而教会本身——它岂非把天主教疯人院当作终极的理想？——归根到底把地球当作疯人院？……凡宗教危机支配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病的流行始终是其特征……基督教当作一切价值中的最高价值强加给人类的‘最高’境界乃是癫痫病症状……无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成为基督徒：一个人不能‘皈依’基督教，——他必须病得足以为此……”（《反基督徒》38、21、51）尼采的出发点是生命，他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其总体倾向是否定生命，因而对之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现在如果有为新思想开路的正面的疯癫，所要冲破的恰好是基督教的习俗道德。
三 天才与疯癫
尼采曾经提出“天才=神经病”（转引自：MartinHeidegger.Nietzsche.VerlagNeske.1961.Bandl.S.112）的公式。不过，在具体论述天才与疯癫的关系时，他并不一概而论。事实上，天才和疯子的确也不能划等号，只有一部分天才有疯癫的症状或者终于发疯了。
生活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非凡之人所面临的一般危险是孤独，他们被深深地逼入自我之中，其中有的人就这样被逼疯了。尼采指出：“我们的荷尔德林、克莱斯特等人无不是毁于他们的这种非凡，忍受不了所谓德国教育的气候；唯有像贝多芬、歌德、叔本华和瓦格纳这样岩石般的天性才能站住脚。”可见在脆弱的天才之外，还是有天性极其坚强的天才的，他们能够抵御不利的环境而使自己不至于毁灭。（《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3）其中，歌德堪称天才战胜环境的成功典范。尼采最敬佩的德国人就是歌德，他用赞美的口吻列举歌德的特点：“他执著人生，入世甚深……他要的是整体……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他自我创造……”还说：“歌德塑造了一种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财富施予自己，他强健得足以承受这样的自由；一种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坚强而忍受的人，因为在平凡天性要毁灭的场合，他仍懂得去获取他的利益；一种无所禁忌的人，除了软弱，不管它被叫做罪恶还是德行……”（《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9）很显然，尼采虽然同情而且十分理解荷尔德林、克莱斯特这样脆弱的天才，自己实际上也属于此种类型，但心中真正羡慕的却是歌德这样强健、均衡、全面的天才。在他眼里，平庸的“健康”远远低于疯癫，歌德式的伟大的健康则远远高于疯癫，可惜这个榜样是他能够欣赏却无能效仿的。
作为一个脆弱的、容易毁灭的天才，尼采对于同类型天才的弱点了如指掌。他说：“这些大诗人，例如拜伦、缪塞、爱伦·坡、莱奥帕尔迪、克莱斯特、果戈理，——正如他们所是的，也许不得不是这样的人：活在瞬间，兴奋，感性，童心，动辄怀疑或信任……经常与长久的厌恶、与不断显现的无信仰之幽灵搏斗，这幽灵令人毛骨悚然，迫使他们向往光荣……”实在因为同病相怜，尼采才如此入木三分地“猜透”了这些大艺术家的病症，因此感到这些先例如同“刑罚”一样加在了他身上。（《善恶的彼岸》269）在另一处，他也提到拜伦和缪塞，如此描绘这个类型的特征：“智力痉挛”，“对自己焦躁而阴郁”，“他们做任何事都像脱缰之马，从自己的创作中仅获得一阵短暂的、几乎使血管崩裂的快乐和热情，接着便是严冬一般的悲凉和忧伤，这种人该如何忍受自己呵！”如此看来，一个天才是脆弱还是强健，不只是性格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经类型。那种脆弱的天才，其显著特点是神经极其不平衡，容易极度兴奋也容易极度抑郁。当周期性的抑郁来临时，无信仰的幽灵就显现了，于是会严重地怀疑自己，厌倦人生，结局是发疯，如荷尔德林、克莱斯特，或者渴望通过行动来逃避自我，如拜伦。尼采认为：“行动欲骨子里也许就是自我逃避……行动欲的最高典范可以证实这个命题。不妨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公正地考虑一下，历代最渴望行动的四个人——即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都是癫痫病患者；拜伦同样也备尝此种痛苦。”（《朝霞》549）所以，不但艺术的天才，而且行动的天才，都有可能是神经病，疯癫在赫赫战功中也可能发生了隐秘的重要作用。
关于天才与疯癫的关系，还有一个情况：有的天才是真疯，有的天才的疯却是半真半假的，或多或少带有装的成分。前面曾谈到，改革者必须靠疯癫开路，其中就包括装疯。不过，尼采对这种装疯好像并不赞赏。在提及擅长此道的萨伏那洛拉、路德、卢梭、罗伯斯庇尔、圣西门时，他把他们称做“与强健自由的心灵相反的类型”，并以明显讽刺的口吻写道：“然而，这些病态心灵、这些概念癫痫患者的伟大姿态对大众很有效果，——狂信者是富有诗情画意的，人类爱看表情胜于爱听理由……”（《反基督徒》54）尼采认为，通过半真半假的疯癫造成的天才迷信有利也有弊。其好处是，使人们相信天才身上有超自然的力量，这是令人振奋的，天才借此发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坏处是：“在每个自信有神性的‘天才’身上，它终究会随着‘天才’年老而发挥毒性。”拿破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信念最后转变为一种近乎疯癫的宿命论，夺走了他的敏锐眼光，导致了他的毁灭”。因此，尼采的主张是，天才最好还是对自己力量的纯粹人类来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卷164）他的意思似乎是，为了使命不妨向大众装点儿疯，但千万不要把自己也弄糊涂了。
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