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柏拉图主义是公元3至5世纪时最重要的哲学派别。说它最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既是整个希腊哲学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基督教神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通过新柏拉图主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腊哲学理性精神的衰落和向神学转化的必然性。
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Plotinus，一译柏罗丁，204—270）是埃及人，28岁时到亚历山大里亚学习哲学长达11年之久。40岁左右到罗马定居办学，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甚至受到皇帝加里安和皇后的重视，曾计划在康帕尼亚建立一座“柏拉图城”（Platonpolis），以实现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因大臣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他从50岁起开始写作，共撰写了54篇论文，由他的学生波菲利（Porphyry，233—约305，）编辑成6集，每集9篇，故冠名为《九章集》（Enneades）。波菲利的贡献不仅在于编辑了他的老师的《九章集》，而且他所著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对中世纪哲学和逻辑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关于共相与殊相之间关系问题的论述，引发了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论。
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改造：将理念等级变成三个本体，将两个世界分为四个层次，以“流溢”说明世界的创造，通过灵魂的观照与宇宙本体融为一体。
神或者上帝是一切存在物、一切对立与差异、精神与肉体、形式与质料的“源泉”，而它自己则没有对立与差别，因而是绝对的“一”（hen），汉语翻译这个概念时，为了突出这个“一”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译之为“太一”。“一”是最高的原则或原因，它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超越一切的绝对统一体，没有任何规定性，因而通体透明没有任何瑕疵和对立的东西。“一”作为一切存在的产生者，本身不是存在，也不是一切。正因为“一”空无一物，所以万物由它产生。它超越了“是”所指示的属性，没有任何肯定的特征，因而不可言说与名状。如果非要言说，也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没有”什么。普罗提诺的这一思想，可以看做是后来“否定神学”的滥觞。凡肯定的判断，凡“是”和“有”的东西，都有对立面，都是区分的结果，所以都是“多”而不是“一”，都是部分而不是全体，都是缺欠而不是完满。但“一”既不寻求什么，也不拥有什么或缺欠什么，它是极其完美的。（注24：《古希腊哲学》，第685页。）“一”在本性上虽不“是”什么，但我们可以通过形容和比喻来肯定它。从肯定的方面讲，“一”是绝对的同一体，是单纯而单一的神本身和善本身，是存在物的最高原则和终极原因，是完满自足的源泉。它因其完满而“流溢”，因其流溢而产生一切。“存在于‘一’之后的任何事物必定是从‘一’中生成的，或者是它的直接产物，或者可以通过中介物溯源于它。”（注25：《古希腊哲学》，第687页。）
“流溢”是普罗提诺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他用来说明“一”生万物的方式。一切存在皆以“太一”或神为源泉，不过这并不是说神“创造”了世界。因为创造之为创造，暗含着有意识有意志因而有所限定的意思。普罗提诺不说神创造世界，他认为由于神是最完满的，便因充盈而流溢，所以宇宙是从神那里“流”出来的。“一”由于自身充盈，故而自然要溢出，但这种流溢却无损于自身的完满，犹如太阳放射光芒而无损自身的光辉一样。这种流溢说虽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不过也是解决柏拉图因分有或摹仿而遭遇的难题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希腊哲学的“生成补偿”观念，因为生成不缺失什么，所以不用生成物的复归作为补偿。
“一”首先流溢出“努斯”（nous，或译理智、心灵等）。
“努斯”是“一”的影像（eidolon），也是“一”惟一的直接产物。太一的影像反转过来观照原型，即“反思”，因此而成为“努斯”（理智）。努斯与太一的区别在于，在努斯中，由于反转观照即反思因而包含着差别，所以具有多样性和差别，包含着知与被知、能知与可知的差异于自身之内。努斯作为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一”的绝对同一性，包含着原初的区分，因而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可以用最一般的范畴表述它。理念内在于努斯之中，它是努斯中的实体性的存在，理念的统一就构成了努斯。
虽然努斯（理念）包含着多样性和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主体与客体在具体事物上的差别。作为努斯亦即理念世界，思想与思想的对象是统一的，有时人们称努斯是上帝思维自己的思维，因而是“自我思想”，自己与自己是同一的。或者说，在努斯中，思想者与思想是一回事。所以尽管它们之间有差异，但仍然是同一的。
“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古代哲学家们的难题：宇宙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当然具有统一性，其本原应该是“一”，但是万事万物是多种多样的，“一”怎样产生“多”？“多”是如何保持统一性的？早期自然哲学主要是在水、火、土、气四大元素中选取一种元素作为本原，赋予这个元素以“无定形”的性质，通过它的“流变”来解释“一”与“多”之间的关系。柏拉图最初以“分有”和“摹仿”来说明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最后转向了理念之间的“分有”，对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闭口不谈了。现在，普罗提诺以“流溢”来解释“一”与“多”之间的关系，仍然难以避免柏拉图的难题。对于普罗提诺来说，“一”流溢出努斯，就如同太阳发出光线，丝毫也不会影响太阳自身的光辉。然而，如果“多”是从“一”中流溢出来的，那么“一”本身是否原本就包含着差别？倘若如此，“一”就不是绝对的“一”，“一”就是“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一”又如何能够产生“多”？普罗提诺只是用象征性的比喻说，“一”是最高的完满性，“一”因为完满而充溢，因充溢而流出了较低级的东西（多）。而“一”之所以产生了努斯，是为了反观自照，表现自己。
“太一”流溢出“努斯”，“努斯”也像“一”一样能够流溢，它流出的影像是“灵魂”。灵魂存在于努斯中，犹如努斯存在于“一”中。因此，灵魂与努斯之间的关系，像努斯与太一之间的关系一样。
在普罗提诺这里，灵魂并不是主观性的存在，而是实体性的存在，这就是说，人的灵魂不仅仅是人的实体，也是事物的实体和创造者。灵魂是不朽的，灵魂可以轮回，它是努斯（理念）与可感事物的中间环节，因此与这两者都有关系，它的转向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转向它们的制造者（努斯），另一方面转向它自己的产品（可感事物）。
灵魂作为“一”的间接产物的第三种本体，已不是绝对同一体，也不像努斯那样是一与多的统一体，而既是一又是多。当它转向努斯和“一”并与它们相通时，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但当它转向自己的产品即可感世界，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中时，就成了多。灵魂是能动的、不朽的，它可以轮回，也可以流溢。
灵魂渗透于身体之中，不过不是灵魂存在于身体之中，而是相反：身体存在于灵魂之中。身体可以死亡，灵魂则在身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在普罗提诺哲学中，灵魂的作用相当于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造物主，由自身流溢出存在着的事物——可感世界。
柏拉图把世界一分为二，分为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太一”、努斯和灵魂，这三者是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的改造，灵魂的流溢物就是可感世界。
灵魂按照理念构造可感事物，可感事物分为形式和质料两个方面。形式是存在于努斯之中的理念形式的影像，质料本身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漆黑的混沌。质料不是无，而是非存在，它本身不变，却作为载体承受形式的变化。
灵魂进入人的肉体后，就因为受到污染而堕落了。人的使命就是改造自己，使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经由努斯回归“太一”，这个过程就是灵魂的回归或上升之路。
灵魂从身体中解放出来，回归太一的主要途径是哲学的静观。
“静观”或者“观照”是最高的德性，学习哲学就是蔑视尘世，心向天国，从昏暗的尘世飘然超升至澄明的世界，直至与神融为一体，它使人在突如其来的一刹那间灵魂出窍，舍弃肉体而与“一”处于一种合而为一的、不可名状而又无与伦比的心醉神迷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解脱”（ekstasis）。在这种神人合一的状态中，灵魂获得了宁静，享受着至福，体验着奇妙无比的欢悦。但是，“观照”的境界是罕见的，只有少数圣贤才能享此殊荣，据波尔费留说，他与普罗提诺相处六年，普罗提诺曾有过四次观照的经历，而他自己在68年中仅有过一次。
希腊语ekstasis这个概念不好翻译。由ex（出离）与histanai（放置）或站立组成。通常指一种出神入迷状态，普罗提诺用来指摆脱了身体的牢笼，与神融为一体的心醉神迷的境界，旧译为“迷狂”或“狂喜”，还是译作“解脱”比较合适。
“一”向下的流溢过程和灵魂向上的回归过程，构成了普罗提诺哲学的完整框架。第一个过程是他哲学的形而上基础，第二个过程则是最终的目的。与晚期希腊哲学其他学派一样，他也把伦理学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和核心。他把人生的最高境界视为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回到自身，过一种人神合一的内在的神圣生活。区别在于，其他的希腊哲学家一般都强调人神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他受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注重人神合一。
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标志着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衰落。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哲学起源于惊异，亚里士多德还说，哲学是爱智慧，而爱智慧也是爱奥秘。希腊哲学家们主要是想把奥秘变成智慧，用理性来解释神秘的东西。普罗提诺则走向了反面，把爱智慧变成了爱奥秘。当然，新柏拉图主义是一种神秘主义，不过也是思辨化了的神秘主义，它毕竟还是哲学。尽管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神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但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哲学已难有存身之地。415年，新柏拉图主义才华横溢的女哲学家希帕蒂亚被疯狂的基督徒残忍地杀害在亚历山大里亚，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了雅典的所有哲学学校。我们就以这一年为标志，象征希腊哲学的终结。
希腊人堪称哲学的民族。就“哲学”这一概念所意指的这门学科而论，它完全是希腊人的创造。他们不仅奠定了西方后来所有思想体系的基础以及西方文明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了西方哲学所有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种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注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6页。）因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堪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源头。
希腊哲学的历史可以看做是哲学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史。
哲学起源于惊异，也可以说哲学起源于问题。前苏格拉底哲学作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以自然的本原为研究的对象，哲学家们的问题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统一的“本原”是什么，由此而产生了一与多的关系等问题。由于哲学家们试图以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所有自然元素，因而他们所断定的本原既缺少普遍性亦难以解释与其他自然元素之间的关系，所以便陷入了众说纷纭的困境。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意识到自然哲学的缺陷，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转向了惟一的、永恒的、不变的和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为后来统治西方哲学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亦使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静止与运动、本质与现象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迫使其后的自然哲学为了避免这些矛盾而采取了多元论的立场。随着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智者的泛滥，知识问题越来越突出了。苏格拉底自觉地树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将问题集中在“是什么”亦即事物的本质定义上，促成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建立。而柏拉图在划分两个世界的同时，遭遇到了理念与事物的“分离”难题，引发了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试图将自然哲学与本体论结合起来，以深入缜密的分析推理来消解一般与个别之间的矛盾。但是因为认识论的缺失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等历史性的局限，因而不可能解决问题。由于社会历史方面的种种原因，伦理问题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理性主义的衰落亦造成了思辨精神的衰微，于是便形成了感觉主义、怀疑主义乃至神秘主义盛行于世的局面。到此为止，希腊哲学自神秘主义的宗教神话中脱颖而出，又回到了神秘主义之中去，它已经无法抵挡基督教思想的挑战，甚至构成了基督教哲学的理论来源。
其实，上述希腊哲学的演变不仅有自然科学和认识论等不够发达的特殊的历史原因，而且亦有哲学上的普遍原因，这就是哲学中方法与问题之间的矛盾。
一般说来，就西方古典哲学而言，哲学的问题或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普遍的、永恒的和无限的东西，例如本原和存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不可避免地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因为概念、判断、知识或思想不可能没有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与哲学方法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谁找到了方法这把钥匙，谁就掌握了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但是实际上谁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方法的问题。因此，西方哲学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方法问题，而且越到后来越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方法是使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相互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希腊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的探索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西方哲学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基本倾向和科学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一样，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既在形成蔚然大观的西方文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被有些思想家视为造成西方文明之种种弊端的根源。例如，当20世纪西方哲学反思自己历史的局限时，许多哲学家把其最基本的局限性归结为“科学思维方式”，并且将它的滥觞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希腊人虽然崇尚知识崇尚科学，但是他们眼中的科学知识与后世所理解的科学知识是不同的。以自然观为例，希腊人的自然观是朴素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他们以自然为认识的对象，但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改造自然。当然，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毕竟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尽管促成其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西方哲学的确以希腊哲学为其发源地，不过它不止这一个源头。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是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相互融合的结果。实际上，在晚期希腊哲学的时代，基督教哲学就已经登上了哲学的历史舞台，并且逐渐取代了希腊哲学的地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参考书目
1.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2.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