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1]
[179]我又一次破天荒地听了——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序曲[2]：这是一部华丽堂皇、厚实沉重的近世艺术作品，它骄傲地认为，人们只有假定两个世纪以来的音乐依然生气勃勃，才有理解它的可能：——这种骄傲并没有失算，真是太看得起德国人了！这里交汇了多少鲜活的汁液和力量，多少变幻的时空！它让我们时而觉得古老陈旧，时而又感到陌生、苦涩、过于年青；它既由着性子行事，又大摆传统排场，时不时地调皮捣蛋，狂暴和粗俗更是常态；——它承载着火一般的激情和勇猛，同时又包裹着成熟过晚的水果皮，松弛而泛黄。它如大江奔涌，浩浩汤汤，却忽然莫名地停滞片刻，仿佛在因果之间陡生一缕空白，产生一种让我们身处梦境的压力，而且近乎置人于梦魇——，但很快，原来那条惬意的河流又蔓延开去，携带着五彩斑斓的愉悦，夹裹着往昔今日的幸福，尤其包括艺术家自身的幸福，这一点他绝不想加以掩饰，他喜出望外地发现自己在这儿运用了高超手段，他似乎在向我们透露，这是一些新的、新学会的、尚未获得检验的艺术手段。总而言之，它谈不上美，与南方也了不相涉，没有一点儿南方天空的晶莹澄澈，[180]不见优雅[3]，不见舞姿，鲜有逻辑的意志；甚至有点儿笨拙，而且对此还故意声张，好像艺术家要告诉我们：“这属于我的意图”；一身笨重的衣着，有点儿任性、野蛮、兴高采烈，透出学问来令人敬畏的稀世珍品光怪陆离；一些德国味，在最好和最坏意义上的德意志风格，即德国式的多样、无拘束和取之不竭；一种德国心灵的强大与充溢，它不怕躲在堕落的精美长袍底下——也许心灵在那儿才觉得最舒坦；一种名副其实的德国心灵的标志，既年轻又衰老，既千疮百孔又前程似锦。这种音乐绝佳地表达了我对德国人的看法：他们活在过去和未来，——他们尚未拥有今天。
241
我们这些“好的欧洲人”：连我们也有这样几个时辰，怀着一腔爱国热血，扑通一下滑到老套的恋情和狭隘中去——我刚才就举出了一个例证——，民族之心、爱国之忧以及别的什么老掉牙的激情高涨，汹涌澎湃。[4]这在我们这儿仅仅延续几个时辰就会曲终人散，而比我们迟钝者可能得费不少时间方能了结，有些人需要对付半年功夫，另一些人则要搭上半辈子的光阴，根据各人消化吸收和“新陈代谢”的速度和力量而有所不同。是的，我可以想像，那些麻木、迟疑的种族即便在我们风云变幻的欧洲还要花上半个世纪，去克服祖国情和故乡恋这种返祖现象的发作，重归理性，也就是重新成为“好的欧洲人”。[181]就在对这种可能性浮想联翩的时候，我听到了两位老“爱国分子”之间的谈话——他们显然都有点儿耳背，所以声音越说越大。“他对哲学的态度和认识跟个农民或者军校学生差不多”，其中一位说，“他还无知得很呢。可是今天这又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大众的时代：他们面对大众化的巨无霸时都会趴在地上。在政事上[5]亦是如此。一个政治家，如能给大众造起一座新的巴比塔，或随便什么权力帝国，他在大众眼中就是‘伟大的’[6]：——我们这些谨慎行事、矜持内敛的人目前还没有脱离旧观念，又有什么关系呢？按照旧观念，重要的是伟大的思想赋予某种行动和事业以伟大。假定，一个政治家迫使他的人民今后从事‘大政治’，而人民却没什么从政的天赋和准备，以至于不得不牺牲他们古老而稳固的美德，只为了达到一种新的值得怀疑的平庸；——假定，一个政治家决定让他的人民全部‘政治化’，而人民迄今为止有更好的东西要去做去想，从内心深处厌恶[7]那些真正政治化的民族的动荡、空虚和吵闹，难以摆脱这种谨慎的厌恶。——假定，这么一个政治家，煽起他的人民沉睡的激情和渴望，使他们觉得自己至今畏缩不前、袖手旁观乃是污点，使他们对自己崇洋迷外和暗中追求无限的做法感到内疚，贬低他们最心爱的喜好，扭转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的思想狭隘化，让他们的品味‘民族化’，——怎么样！一个政治家，如果做了这一切，他的人民要在将来，如果他们还有将来的话，替他赎罪，这样的政治家称得上‘伟大’？”“毫无疑问！”另一位老爱国分子言辞激烈地答道，“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想要这样做，也许很了不起吧？[182]不过，或许一切伟大的事情在开始时都很了不起！”——“你别滥用词语！”对方冲着他喊道，“——是强大！强大！是强大和了不起！不是伟大！”——两个老人看上去面红耳赤，就这样冲着对方大声喊出各自的真理；我却幸福地置身度外，思量着过多久更强者就会成为强者的主宰：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浅薄化有一种补偿，那就是另一个民族的精神深刻化。[8]
242
无论是称之以“文明”、“人性化”或“进步”，试图以这些字眼褒扬欧洲人，还是不作臧否，用政治套语称之为欧洲民主运动，在此类表达方式指向的一切道德现象和政治现象的背后，都有一种惊人的生理过程正在进行，越来越顺利地进行着，——这是一个欧洲人趋同的过程，他们日益脱离与气候、阶层相联系的种族赖以产生的条件，逐渐地不再受制于某个特定的、数百年来想在心灵和肉体上镌刻上同样要求的环境，——即一种在本质上是超越民族的、以游牧方式生活的人缓慢地出现了，从生理学角度来说，这种人集适应术和适应力之大成，以这种最大化为自己的典型特征。欧洲人正在形成，这一过程的进展速度可能由于发生巨大倒退而受到影响，但其强度和深度或许正因为此而得以增大——现在仍在咆哮着的“民族情感”的狂飙突进就属于这类现象，正在兴起的无政府主义亦是如此——：这个过程[183]很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那些天真地对它极力推崇、赞不绝口的人，那些“现代观念”的信徒们始料未及的。一般情况下会促成人的均衡化和庸常化——使人成为有用的、勤劳的、用途广泛的、伶俐听话的群居动物——的新条件，在此却极其适合于孕育与众不同的，最有危险也最具魅力的特殊人物。这是因为，虽说上述适应力把不断变化的条件全都试遍了，每隔一代人，几乎是每隔十年就开始新的工作，使得强有力者难以产生；虽说上述未来的欧洲人可能留下这样的总体印象，他们就是那些到处可见、废话连篇、意志薄弱、极其伶俐听话的工人，需要主子和发号施令者如同需要面包；虽说欧洲的民主化旨在培育一种准备好在最美好的意义上为奴的人；但是，在极个别情况下，强大的人会变得比迄今为止更强大和更富有，——这要归功于他受到的毫无先入之见的教育，归功于练习、技艺和面具方面的极为突出的多样性。我想的是说：欧洲的民主化同时也是一种不自觉地培养暴君的活动，——这个词可从任何方面理解，当然也包括在最具精神性的方面。
243
我很高兴，听说我们的太阳正朝着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武仙座[9]急速运动：我也希望，这个地球上的人也能和太阳并驾齐驱？我们走在前面，我们这些好欧洲人！
244[10]
[184]有一段时间，人们习惯地称赞德国人“深沉”：而现在，德意志最成功的那类人正在眼红其他完全不同的荣耀，或许在怀念所有深沉的东西中缺失的“锋芒”，既如此，怀疑就几乎是符合时宜且是爱国的表现，也就是怀疑过去的那些赞扬是否都是自欺欺人，总之，怀疑德国人的所谓深度是否其实另有所指，是否所指更为糟糕，是否是某种谢天谢地终于开始摆脱的东西。让我们尝试重新了解一下德国人的深度：不必大动干戈，只需对德国灵魂稍加解剖即可。——德国灵魂首先是异彩纷呈，来源各异，与其说是真正建造而成，毋宁说是凑合和叠加起来的，原因即在于出身。一个德国人若是狂妄地说宣称“啊，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11]，那么他就会大错特错，错过真相，确切的说，错过有多种灵魂这一真相。作为一个由各种族杂合交错而成的民族，也许雅利安人之前的诸成分还占了主流，作为任何意义上的“居中民族”，德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更难解，更宽泛，更矛盾，更陌生，更难以预料，更令人惊讶，令人恐惧：——他们逃避界定，为此已经让法国人倍感绝望。德国人的标志就是：“什么是德国人？”这个问题在他们那里永不绝迹。科策布[12]对自己的德意志同胞确实了如指掌，于是他们朝着他欢呼雀跃：“我们被认出来了！”——而卡尔·路德维希·桑[13]也认为自己了解德国人。让·保尔对费希特[14]虚伪的、但充满爱国心的奉承献媚、夸夸其谈表示愤慨，这时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过，歌德对德国人的看法很可能和让·保尔不同[15]，即便他也赞同让·保尔对费希特的态度[16]。那么，歌德到底是如何看待德国人的呢？——[185]他对身边很多事情总是语焉不详，终其一生都懂得如何保持妙不可言的缄默：——很有可能他这么做自有道理。有一点是肯定的，能让他高兴地抬头仰望的不是“自由战争”[17]，也不是法国大革命[18]，——促使他重新考虑浮士德[19]问题甚至“人”这全部问题的事件，是拿破仑的出现[20]。歌德的有些话好像是外国人说的，他以不耐烦的强硬口吻否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东西：著名的德国性情曾被歌德形容为“对自己和他人弱点的宽容”[21]。他这么说毫无道理么？——德国人的特点就是，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很少是毫无道理的。德国灵魂可谓曲径通幽，其中遍布各式洞穴、藏身处、城堡地牢；分布凌乱，却散发出一种神秘的魅力；德国人最擅长在通往迷宫的小道上行走。正如世间万有都对自身比喻乐此不疲，德国人喜欢云朵，喜欢一切不清晰的、演变中的、昏暗的、潮湿的和遮蔽的东西：在德国人看来，凡是不确定的、未成形的、自我推延的、成长中的，都是“有深度的”。德国人本身并非静态存在，而是正在形成，正在“发展”。“发展”因此是哲学套话这一庞大帝国中真正德国的发现和成就：——这是个统领一切的概念，它与德国啤酒和德国音乐一起，致力于使整个欧洲德国化。外国人惊讶地站在那儿，被德国灵魂深处的矛盾性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些谜一样的东西吸引住了（这些东西在黑格尔[22]那里得以体系化，最终在理查德·瓦格纳那里流淌在音符里[23]）。“好心肠却又阴险狡诈”——这种并列，对所有其他民族来说都不合乎情理，可惜在德国却经常得以自圆其说：你只要和施瓦本人待上一段时间就知道了！这是一种令人诧异的默契：德国学者笨拙迟钝，在社交场上木讷乏味，却能在[186]内心走钢丝，如此轻盈，如此大胆，连众神看了也不由得害怕起来。若要亲眼目睹[24]“德国灵魂”，那么就去看一看德国品位，看一看德国艺术和德国习俗吧：这是一种怎样的冷漠啊，像农夫一样对“品位”毫不在乎！最高贵的和最低贱的就是这样比肩而立！这种灵魂的宅邸里是多么凌乱，又是多么丰富啊！德国人拖拽自己的灵魂走：他拖拽着自己经历的一切。他对所发生的事件消化不良，永远无法和它们“了结”；德国人的深沉往往只是一种沉重拖沓的“消化过程”。正如所有老病号和消化不良者[25]都贪图安逸，德国人也喜欢“坦率”和“老实”：做人坦率而老实，这是多么舒服安逸的事啊！——这在今天兴许是最危险也最出色的一件伪装，是德国人擅长的伎俩，这种热忱以待、笑脸相迎、公开摊牌的德国式诚实，正是德国人真正的靡菲斯特艺术[26]，借助这种艺术，他还能“获得成功”！[27]德国人自由散漫，而且总以真诚、湛蓝、空虚的目光看着周围——于是外国人马上把他同他的睡衣混淆起来！——我想说的是：无论“德国的深度”意味着什么，——也许关起门来，我们私下里可以允许自己去嘲笑它么？——我们最好还是一如既往地维护它的外表和美名，维护我们作为深沉的民族的古老声誉，而不是把它廉价出卖，换取普鲁士的“锋芒”以及柏林的幽默和沙石。使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深沉、笨拙、善良、诚实、不聪明，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才是聪明之举：它甚至可能是——有深度的！毕竟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德意志”民族也就是“欺骗的”民族[28]这个名字总不能白叫吧——
245
[187]“美好的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它在莫扎特[29]作品中奏响了自己的终曲：——我们是多么幸福，他的洛可可[30]音乐还在向我们倾诉衷肠，他这个“好伙伴”，他温柔的痴迷，他孩子般的对中文和花体的喜爱[31]，他的谦谦君子之心，他对纤细的、热恋的、舞动的、催人泪下的一切的渴求，他对南方的信仰，还在召唤着我们心中残存的某些东西！哦，总有一天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但谁又会怀疑，对贝多芬[32]的理解和品味会逝去得更早呢！他只是一种风格过渡和风格断裂的终结者，却不是像莫扎特那样，标志着伟大的、延续数百年之久的欧洲趣味的尾声。贝多芬处于一个风烛残年、不断衰老的灵魂与一个面向未来、朝气蓬勃、不断成长的灵魂之间；他的音乐上笼罩着永恒逝去的暮色与永恒希望的曙光，——当时整个欧洲正是沐浴在这种若明若暗的光线之下，随着卢梭做着美梦，围绕革命的自由之树翩翩起舞，最后几乎拜倒在拿破仑脚下。而如今，这种情感顷刻间变得如此苍白，对这种情感的认识变得如此困难，——卢梭[33]、席勒[34]、雪莱[35]、拜伦[36]的语言在我们耳畔是那么陌生，欧洲的命运在所有这些人的作品中找到了发言途径，正如它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学会了一展歌喉！——德国音乐的后来者属于浪漫派，即从历史角度上看属于这样一场运动，它比那场宏伟的幕间戏即欧洲从卢梭到拿破仑乃至民主兴起的过渡期更短暂，更须臾即逝，更流于表面。韦伯[37]的《自由射手》和《奥伯龙》，对今天的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同样如此的还有马斯纳[38]的《汉斯·海林》和《吸血鬼》！甚至还有瓦格纳的《唐豪瑟》[39]！这是一种消逝了的、尽管尚未被人遗忘的音乐。[188]此外，浪漫派的全部音乐都不够高贵，不够韵味，以至于出了剧院或离开大众就难以立足；它从一开始起就是二流音乐，不入真正音乐家的法眼。费利克斯·门德尔松[40]的境遇则不同，这位翠鸟般宁静平和[41]的大师，由于其灵魂较为轻快、纯净、愉悦，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尊崇，但同样很快被人遗忘了：他是德国音乐的一段美妙的插曲。至于罗伯特·舒曼[42]，他对事物非常看重，从一开始也就被人看重——他是最后一位自成一派的大师——：今天对我们来说，超越了舒曼的浪漫派不正是一种幸福，能让人长吁一口气而获得解脱么？舒曼的灵魂循入“萨克森的瑞士”，[43]其风格一半像维特[44]，一半像让·保尔[45]，但肯定不像贝多芬！肯定不像拜伦！——他的《曼弗里德》音乐[46]是一种近乎无理的失策和误解——，舒曼的趣味其实是一种小家子气的趣味（即一种危险的、对德国人来说加倍危险的对诗情画意和意乱情迷的偏爱），他总是往边上站，害羞地溜走、退让，这个娇贵人儿沉湎于莫名的幸福和忧伤，像个姑娘似的，从一开始就是三个字“别碰我”[47]：这个舒曼已经只能算是德国音乐界的事件了，而不再像贝多芬那样，或者在更大范围内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音乐界的事件，——随舒曼而来的是德国音乐面临的最大危险，即丧失了为欧洲灵魂歌唱的声音，而沦为纯粹是本乡本土的玩意儿了。
246
[189]——对有第三只耳朵的人来说，阅读用德语写的书是多大的折磨啊！他是多么不情愿地站在这片缓慢旋转着的泥潭旁，有声音而无韵味，有节奏而无舞步，这玩意儿在德国人那里竟然被称为“书”！更别提读书的德国人了！读得那么无精打采，那么勉强而差劲！有多少德国人懂得并要求自己懂得，艺术就蕴含在每一佳句之中，——只要想去理解句子，就得觉察这种艺术！例如，误解了句子的语速，那么也就误解了句子本身！不要对那些关乎韵律的音节产生怀疑，要觉得打破过于严格的对称乃是有意和迷人的举动，对任何断奏[48]和自由速度[49]都要用细腻而耐心的耳朵去聆听，从元音和双元音的排列顺序去猜测含义，发现这种排列顺序是多么柔和而丰富地给它们染上色彩和改变色彩：在读书的德国人当中，有谁那么乐意去认可这些义务和要求，去聆听语言中如此众多的艺术和意图呢？说到底，是“没长聆听这些的耳朵”罢了：这样一来，最鲜明的风格反差也会听不出来，最精湛的艺术技巧也是对牛弹琴。——这就是我的感想，是我发现人们笨手笨脚、木知木觉地混淆了两位散文大师时产生的感想：前一位的话语犹豫不决，冷冰冰的，好似从潮湿洞穴的顶上滴落下来的水珠——他指望的是那沉闷的声响和回音——，另一位则把自己的语言当作一把柔韧的宝刀，从手臂到脚趾感受着战栗不止、锐利无比的刀锋，它要啃噬、挥舞、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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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德语文体与音韵、听觉关系不大。恰恰我们优秀的音乐家不擅写作，这一事实便是明证。德国人读书不出声，不给耳朵以享受，而只是用眼睛看，这时他把耳朵束之高阁，放到抽屉里去了。古代人如果读书——这在当时颇为罕见——的话，那么他们就是读给自己听，而且是大声朗读；如果有人声音很轻，人们会很奇怪，会私下里追问原因。大声朗读：这就是说，通过音调的起承转合，通过速度的快慢徐疾，古代公共世界注重这一切，乐此不疲。那时书面文体的规则和口语表达的规则是一致的；这种规则部分取决于耳朵和喉咙惊人的发育和细腻的需求，另一方面取决于古人强大、坚韧、有力的肺部。在古人看来，圆周句，套叠的长句，只要能一口气说完，那它首先就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整体。比如在德摩斯忒涅[50]那儿，在西塞罗[51]那儿，这样的圆周句都是一口气完成的，其中包括升降各两次：这就是古人的享受，他们基于自身教养，懂得欣赏这种本事，知道要说出这样的周周句是殊非易事，成者寥寥。——我们其实没有资格说这种气势宏大的圆周句，我们这些现代人，我们这些在任何方面都是气短的人有何资格！那些古人其实在演讲方面都是爱好者，所以都懂行，所以能批评——这样他们就把演说家推向极致；同样在上个世纪的意大利，男女老少在歌唱方面都是行家里手，声乐技巧（随之还有旋律艺术）也就达到了顶峰。然而在德国（除了最近，一种看台上的雄辩术羞怯而苯拙地开始了其处女秀），却只有过一种[191]还有那么点艺术性的公开演讲：这就是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声音。在德国，只有布道者知道一个音节、一个单词有什么份量，一个句子如何跌宕起伏，在摸爬滚打中收尾，唯独他的耳朵里藏着颗良心，通常是颗不安的良心：这是因为有种种原因使得德国人很少能练就嘴上的功夫，即便练成了也大多为时已晚。因此，德国散文的杰作当出自其最伟大的布道者之手：圣经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德文著作。与路德的圣经[52]相比，几乎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只能称为“文学”——这种东西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因而也不曾和不会像深入德国人的心田，达到像圣经那样的境界。
248
世上有两种天才：一种主要在生产，愿意生产，另一种则乐意受精和孕生。同样，在那些天才的民族中，有一些要解决女人怀孕的问题，承担起塑造、成熟、完善的秘密任务——比如希腊人就是这么一种民族，法国人也是——；另一些民族则要播种授精，成为生活新秩序的开创者，——就像犹太人、罗马人，再斗胆问一句，德国人？——，这些民族受到莫名狂热的折磨和鼓舞，势不可挡地要从自身挣脱出来，情绵绵、色迷迷地向往异族（也就是那些愿意 “受精怀孕”的异族），充满了主宰对方的欲望，就像所有知道自己创造力旺盛、因而有“神授”特权的东西一样。这两种天才，宛如男女寻觅追求着对方，但又互相误解——和男女之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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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每一个民族有它自己塔尔丢夫式伪善[53]的一面，并称之自己的美德。——人身上最好的一面不为人所知，——也不可能为人所知。
250
欧洲要感激犹太人什么呢？——有很多东西，好的，坏的，尤其是一种既是最好也是最坏的东西：道德的浩然之风，无尽要求和无尽意义中的可怕气度和王者威严，道德可疑性中的全部浪漫和崇高——从而就还有生活的彩虹里和生活的诱惑中最有魅力、最为迷人、最是精美的部分，在今日我们欧洲文化的天际留下一道余光，点燃了这一夜幕——也许会燃尽熄灭。因而，我们这些艺人，在观众和哲人之中，对犹太人——心存感激。[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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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此也只得包涵一二了：患了民族伤寒和和政治野心的毛病，并且愿意接受这样的煎熬——，这样的民族，其精神家园上会飘过朵朵乌云，形成种种干扰，简言之，就是时不时会有一些愚蠢的小举动，比如今天的德国人就不断犯傻，一会儿反法，一会儿反犹，一会儿和波兰作对，一会儿又鼓吹基督教和浪漫派，一会儿标榜瓦格纳，一会儿以条顿血统为荣，一会儿又宣扬普鲁士精神（不妨看看那些可怜的历史学家，看看西贝尔[55]、特赖奇克[56]和他们缠满绷带的脑瓜吧），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总之是德意志精神和良知受到了轻微的屏蔽。请你原谅，我大胆地在传染病高发区稍作逗留，因而也难免要和病毒打个照面，[193]像所有人那样也开始关心起本来和我无关的事情来：这便是政治传染的初兆。比如关于犹太人：时有耳闻。——我还没碰到一个对犹太人友好的德国人；即便所有谨慎者和政治家都断然拒绝反犹主义，但这种谨慎和和政策并不是指向反犹情绪本身，而只不过是针对其危险的无节制性，尤其是针对这种情绪无聊有害的肆意宣泄，——这一点不可搞混了。在德国的犹太人够多了，德国的胃和血有困难（而且这一困难将长期存在），消化不了“犹太人”这一巨量，——无法学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他们是在经历了更有力的消化过程之后才解决了犹太人问题——：这是一种普遍本能发出的明确宣言，人们得听它的，照它说的去做。“不许再让新的犹太人进来！首先要把通往东方（包括去奥地利）的大门锁上！”这是一个本性虚弱无力摇摆不定的民族的肺腑之言。如此本性就很容易消失，被一个更强大的种族消灭。犹太人却毫无疑问是今日欧洲最强大、最坚韧、最纯正的种族；他们懂得如何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贯彻自己的主张（甚至比在有利条件下做得更好），依靠的是一些今天的人想要称为恶习的美德，——首先要归功于一种坚定的信念，它无需在“现代理念”面前汗颜；如果他们改变自己，那么总是像俄罗斯帝国——一个有的是时间、不愁成过去的帝国——攻城略地那样改变自己，依据的原则是：“越慢越好！”一个牵挂欧洲未来的思想家，[194]无论对这个未来做过怎样的构想，都会像对待俄国人那样把犹太人考虑在内，认为他们是这场大博弈和大角力中暂且最为确定、最有可能的因素。今天欧洲所谓的“民族”，事实上与其说是自然新生的不如说是有意制造的东西[57]（是的，有时酷似虚构的和描绘的东西[58]，难以辨别——），无论如何尚在形成之中，还很幼嫩，易于推延，连种族都不是，更谈不上像犹太人那样比青铜更持久[59]了。这些“民族”自己要留神，对任何头脑发热的竞争和敌对都要加以提防！犹太人，倘若他们愿意的话，或者说倘若人们逼他们这样——反犹主义者似乎就在逼他们这样——的话，他们现在就已可能占上风，确切地说，已可能获得对欧洲的统治权；这点是确凿无疑的。然而，他们并未为此而努力，并未为此而谋划，这点同样也是确凿无疑的。暂且他们有别的打算和愿望，他们甚至有点纠缠不休，硬要融入欧洲，力争欧洲的收容和吸纳，渴望终于能在某地安身和扎根，获得准许和尊重，为流离失所的生活和“永远的犹太人”[60]状态画上一个句号。对他们的这种趋势和渴望（这本身也许就是犹太本能弱化的表现），人们应当重视和迎合，为此也许有益和合理的举动是，把那些声嘶力竭的反犹分子驱逐出境。应当百般小心地迎合，有选择地迎合，大致就像英国贵族所做的那样。[61]显然，比较强大、特征已比较明确的那类新德国人可以毫不迟疑地和犹太人打交道，比如来自普鲁士边区的贵族军官：让人感到在多方面饶有兴致的是，去看看除了遗传下来的命令艺术和服从艺术——如今该地区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堪称经典——之外，是否还能添加上和培养出挣钱和忍耐的才华（还有最主要的，在该地区极为缺少的精神智慧——）。[195]不过在此最好打断我的亲德高调和欢庆致辞吧，因为我已涉及到我的严肃主题了，涉及到我所理解的“欧洲问题”即培养一个统治欧洲的新阶层的问题了。
252[62]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种族——这些英国人：培根[63]简直意味着对哲学精神的攻击，霍布斯[64]、休谟[65]和洛克践踏和贬低了“哲人”这个概念，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康德[66]挺身而出，反对休谟；至于洛克，谢林认为不妨直言：“我鄙视洛克”[67]；英国机械论者使世界愚蠢化，在与他们的斗争中，黑格尔和叔本华（还有歌德）[68]同仇敌忾，哲学界里这两个势不两立的天才兄弟，追求的分别是德意志精神的两个对立的极端，并做出兄弟间才有的不公道的事儿。——在英国一直以来缺少的是什么，那位一半是演员的雄辩家心里很明白，但没有品味的糊涂蛋卡莱尔[69]却试图用激情洋溢的鬼脸来掩盖他最清楚的东西：即他自己身上缺乏的东西——真正的精神智慧的力量，真正的精神眼光的深度，简而言之就是哲学。——这么一个不通哲学的种族，其标志就是恪守基督教：他们需要基督教戒律来推行“道德化”和人性化。英国人比德国人更忧郁，更感性，意志更坚强，也更残忍，——因而比后者更卑鄙，也更虔诚，更需要基督教。对嗅觉敏锐的鼻子来说，即使这种英国基督教也伴有一种纯正的英国气味，气味来自怪癖[70]和[196]醺酒，于是英国基督教被理直气壮地用来治疗怪癖和醺酒，——也就是用精制的毒药来对付粗制的毒药：确实，对那些粗俗的民族来说，精致的中毒方式已经是一种进步，在精神化方面上了一个台阶。 通过基督教的手势语、祷告词和赞美诗，英国人的粗俗和农夫般的耿直披上了让人最能忍受的外衣，确切地说，获得了最能让人忍受的阐释和新解；而对那些烂醉如泥、荒淫无度的畜牲，他们起先在卫斯理宗[71]的压力下，最近又作为“救世军”，叽里咕噜地学起了道德叫唤，这种忏悔的抽搐很可能真可升级为“人性”有史以来取得的最高的成就：这些人们当然应该承认。但让英国人以最人性的方式倍受羞辱的是，他们在音乐上鲜有建树，打个比方（也可不打比方）来说：他们的身心活动缺乏节奏和舞蹈，甚至没有对节奏和舞蹈的渴望，没有对“音乐”的追求。人们听到他说话；人们看到最漂亮的英国美人们走过——试问天底下哪儿还有更美的白鸽和天鹅，——最终：人们听到他们唱歌了！不过这样我就是在苛求了！[72]——
253[73]
有一些真理，平庸的人理解得最深刻，因为用在他们身上最合适；有些真理则只有对平庸的头脑才具有吸引力和魅惑力：——这句也许不中听的话恰恰是现在让人碰上了，自从可受人尊敬、但资质平平的英国人——我举几个例子：达尔文、穆勒[74]、赫伯特·斯宾塞[75]——崛起为欧洲品味中段的主流。确实，有谁会怀疑这些人的精神暂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益处呢？[197]如果你认为恰恰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精神特别适合去确定、搜集大量琐碎的事实并据此推导结论，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倒不如说，他们作为例外的人，处境从一开始就并不优于那些“中规中矩”的常人。说到底，他们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成为新的东西，意味着新的事物，体现着新的价值！知识和能力之间的鸿沟也许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大，更可怕：一个伟大的能人，即创造者，或许必定是一个无知者；而另一方面，对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发现而言，狭隘、呆板、勤勉、细致这些品质，简而言之就是英国人的品质，或许并无大碍。——最后别忘了，那些英国人已经一度因其平庸的资质导致了欧洲精神的全面衰退：这就是人们称为“现代理念”[76]或者“18世纪的理念”或者“法国人的理念”的东西——即德国精神深恶痛绝并奋起反击的东西——，其根源在英国，这一点毋需置疑。那些法国人只不过是模仿这些理念的猢狲，表演这些理念的戏子，此外还是捍卫这些理念的战士，可惜同时也是这些理念的第一个和最彻底的牺牲品：这是因为。“现代理念”极为亲英，法国灵魂[77]便变得如此瘦弱，以至于人们今天回忆起属于它的16、17世纪[78]，回忆起它充满激情的深沉力度，回忆起它充满创造力的高贵品质时，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人们得抵制住表面现象，抵制住过眼烟云，咬紧牙关坚持这句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话：欧洲的高贵——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品味和礼仪方面，总之在该词的所有崇高意义上——乃是法国的杰作和发明，[198]而欧洲的卑劣，现代理念的粗俗——则是英国的杰作和发明。——
254[79]
即使现在，法国仍然是欧洲最富精神和最为精致的文化的所在地，仍然是培养有品位者的高等学府；但问题是，你得知道如何找到这个“有品味的法国”。凡是其中的一分子，都把自己藏得好好的：可能少数人真有品味，其他的则可能是些底气不足的人，部分是宿命论者、忧郁者、病人，部分是娇生惯养、矫揉造作的人，都有隐身的野心，想让自己深藏不露。这些人有一个共性；他们捂住耳朵，对民主资产阶级的胡言乱语和高谈阔论置若罔闻。事实上，今天在历史的前台上翻筋斗的是，一个变得愚蠢和粗野了的法国，——最近在雨果[80]的葬礼上，它就上演了一场真正的狂欢，不但毫无品味，还要自我欣赏。在另一点上，这些人也有共通之处，即抵制精神日耳曼化的善意以及——在这方面更突出的无能！也许比起在德国的时候，叔本华如今在这个精神与悲观并存的法国过得更加怡然自得，更有归属感；遑论海因里希·海涅[81]，他早就脱胎换骨，跻身于巴黎更高雅、更讲究的抒情诗人之列了；遑论黑格尔，他今天化身为泰纳[82]——也就是在世的首席历史学家——，正施展出近乎暴君的影响力。至于说到理查德·瓦格纳[83]，法国音乐越是学着演绎现代灵魂[84]的真正需求，它就越是会“瓦格纳化”，这点我们可以打保票——现在它的这种例子已经比比皆是了！然而，还是有三样东西，即便今天的[199]法国人也可引以为豪，视为自己的祖传遗产和无可磨灭的丰碑，它标志着旧时法国相对于欧洲诸国的文化优越性，尽管这个民族经历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日耳曼化以及品味的粗暴化。一是燃起艺术激情、为“形式”献身的能力。为此人们发明了成千上百句诸如“为艺术而艺术”的话，——三百年来，法国从来就不缺这种能力，而且出于对“少数”的敬意，还创造了一种文学的室内乐，这在别的欧洲国家还没有，无处可寻——。二是法国人古老而丰富的道德主义文化[85]。这使得法国人傲视全欧，以此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这使得人们甚至在那些报章写手[86]身上，在那些在巴黎街头偶遇的闲逛者[87]身上，也往往都能发现一种心理上的敏感和好奇，而这在别处，比如在德国，是不可设想的（更不要说有这么回事）。在这方面，德国人已经几个世纪没有道德主义活动了，而在法国这项工作却得到不余遗力的推进；谁要是因此说德国人“幼稚”，谁就是把他们的缺陷说成了一种可圈可点的长处。（德国人在心理乐趣方面[88]缺乏经验、天真无知，这一点也和德国人交往的乏味不无关联；而在这个温柔颤栗的领域，法国人却有真正的好奇心和独创力；作为德国情况的对立面，这种好奇心和独创力的最佳代言人要数亨利·贝尔[89]，他是奇特的先知先行者，以拿破仑的速度[90]驶过他的欧洲，横穿欧洲灵魂的数个世纪，成了这个灵魂的考察者和发现者：——整整两代人之后才将就着赶上了他，解开了令他备受煎熬又神魂颠倒的谜，这个伊壁鸠鲁门下[91]的奇人和问题先生，是法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最后还有第三点优势：法国人骨子里[200]是南北交融，是两者勉强的综合，这就使得他们明白了许多事，并去做另一些事，这些事是英国人永远弄不懂的；他们的气质与南方若即若离、时远时近，间或涌动的普罗旺斯人和利古里亚的人血液[92]，使他们得以避开北国可怕的万里阴霾，摆脱不见天日的概念幽灵，免受贫血之苦，——这是我们德国人在品味方面的毛病，为了阻止它过分肆虐，人们目前下定决心，开出了铁血[93]政策即所谓“大政治”药方（依据的是一种危险的疗法，它教我等待再等待，却至今不教我希望——）。即使如今，对那些比较难得的人和难得满足的人——后者胃口太大，任何爱国情结都填不饱，在北方时爱南方，在南方时爱北方——，对天生的中原人，对“善良的欧洲人”，法国还是表示出超前理解，并且笑脸相迎。——比才[94]的音乐就是为他们谱写的，这位最后的天才看到了一种新的美丽和诱惑，——发现了一片音乐的南国。
255
我觉得，对德国音乐的态度以谨慎为上。假定，一个人像我那样爱南方，把它当作一座康复的大学堂，从最理性的和最感性疾患中康复，把它当作一片肆意挥洒的金色阳光，美轮美奂的光晕笼罩在这个专横自大的存在之上：是的，这样一个人会懂得在德国音乐面前小心谨慎，因为它在糟蹋他的品味的同时，也蹂躏了他的健康。这样一个南方人——说他是“南方人”不是根据他的出身，而是根据他的信仰——，他如果梦想着音乐的未来，[201]就必定也会梦想着音乐从北方解脱出来，耳朵里回荡着一种更为深沉而有力、或许更为阴险而神秘的音乐；一种超越德国的音乐，面对蓝色的欲望之海和中原明亮的苍穹，它不会像别的德国音乐那样逐渐消失，变得枯黄和苍白；一种超越欧洲的音乐，面对大漠落日的苍黄景色仍能神情自若，它的灵魂与棕榈树交好，懂得如何在那些高大壮美孤独的猛兽中间闲庭散步——我可以想象一种音乐，它的独有魅力在于消除了善与恶的界限，也许只有某种船夫的乡愁[95]，若干金色的影子和温柔的癖好，不时地在它上面掠过：这种艺术会从远方看到一个江河日下、变得几乎不可理喻的道德世界的色彩，色彩正朝着它逃来，而它有足够友好宽广的胸襟去接纳这迟到的难民。——
256
民族主义的狂潮，过去和现在都导致了欧洲各国之间的病态的异化；目光短浅、行为轻率的政客如今也借着这股狂潮青云直上，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们推行的这种分裂政策必定只是一段插曲而已；——由于以上原因，还有别的暂且还难以说出的原因，欧洲要统一[96]这个最明确的征兆如今被忽视了，或者被曲解和篡改了。对本世纪所有思想深刻、胸怀博大者而言，其内心神秘活动的真正大方向就是为实现新的综合铺平道路，[202]并尝试去预言未来欧洲人的形象：只有在外表上或者在相对虚弱时，比如到了垂老之年，他们才属于“各自的祖国”，——他们成为“爱国者”时，才自己开始稍事休息。我想到的人有拿破仑、歌德[97]、贝多芬、司汤达、海因里希·海涅、叔本华；如果我还要加上理查德·瓦格纳，那么请诸君万勿见怪。我们不可因为瓦格纳对自己的某些误解——他那种类型的天才很少能理解自己——而上当受骗，当然，更不可因为法国人无礼的喧闹声而上当受骗。如今法国人吵吵嚷嚷，他们是在封锁和抵制瓦格纳；但事实却并未因此而改变：四十年代法国晚期浪漫派[98]和理查德·瓦格纳是最亲密的一对儿，在需求的跌宕起伏中如此相似，亲如兄弟：是欧洲的灵魂，是大一统的欧洲的灵魂，贯穿于他们丰富多样而热情四射的艺术，往外突破，向上奋进，渴望着——什么呢？沐浴一片新的光亮么？拥抱新的一轮红日么？但谁会想说清楚连这些新语言的大师们自己也不知如何表达的东西呢？可以肯定的是，折磨他们的是同样的狂飙突进式的激情与渴求，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寻觅着，这些最后的伟大的寻觅者！他们都是周身上下充满了文学气息——是第一批具有世界文学教养的艺术家——，很多情况下甚至本身也是作家、诗人，也是艺术和感官的中介人和调色师（瓦格纳就是画家中的音乐家，音乐家中的诗人，就整体而言则是演员中的艺术家）；他们都是酷爱“不惜一切代价”这一表述的狂热分子——在此我特别要提到瓦格纳的同类德拉克洛瓦[99]——，他们都是伟大的发现者，发现了崇高的王国，也发现了丑陋的王国和可怕的王国，至于说到演出效果、舞台表演以及橱窗展示艺术的发掘，他们就更是了不起的发现者，统统都是超越天赋的能人——，[203]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艺术高手，神秘莫测地与所有诱惑、吸引、强迫、征服人的东西一脉相通，他们天生就是逻辑和直线的敌人，对陌生的、异域的、可怖的、扭曲的、自相矛盾的东西充满渴望；作为人，他们是意志上的坦塔罗斯[100]，崛起中的平民俗人，自知不会在生活与创造中保持一种优雅的速度，不会演奏慢板[101]——比如巴尔扎克——，他们是毫无节制的工作狂，工作起来近乎自我毁灭；在习俗上，他们是二律背反者[102]和揭竿而起者，雄心勃勃，永不满足，不知道什么是平衡和享受；最后，他们这些人全都在基督十字架前轰然跪倒（这合乎情理，因为他们中有谁足够深刻，直达本原，从而提出一种敌基督者的哲学[103]呢？）。总体上说，这是一种骁勇大胆、强健硕美、天马行空、直入云霄的高等人[104]，他们先得使自己所处的世纪——这是一个大众的世纪！——学会“高等人”[105]这个概念呢……。但愿理查德·瓦格纳的德国朋友们能聚首商量，看看瓦格纳的艺术里究竟是否包含显然是德意志的元素，还是说他的作品闪光之处正是来自超越德意志的源泉和动机；在此不可低估的是，恰恰是巴黎对他这类人的形成而言不可或缺，他内心深处的本能使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向往巴黎，他粉墨登场、自我宣扬[106]的全部架势在借鉴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榜样[107]后才得以实现。也许，人们通过更精细的比较会对理查德·瓦格纳的德意志本性肃然起敬，发现他在所有方面都比19世纪任何一个法国人更强壮，更勇猛，更严厉，更到位——这是由于我们德国人比法国人更接近野蛮——；也许，[204]对整个如此晚熟的拉丁种族来说，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中最奇特者不仅今天是、而且永远是难以企及、体味与模仿的：西格弗里德[108]的形象，那个极自由的人的形象，事实上对那些衰老迂腐的文化民族的品味来说可能太自由，太强硬，太无虑，太健康，太反天主教了。他这个反罗马民族的西格弗里德甚至可能曾是反浪漫主义的罪人，瓦格纳在他暗淡的晚年充分地赎了罪，他——提前预支了一种如今已成为政治的品味——开始带着他特有的宗教热情[109]宣传通往罗马之路，即使不曾亲自登程。——为了使诸位不误会我最后这几句话，我想借助几行有力的韵文，让不太灵敏的耳朵也能听出我的用意，知道——我反对“最后的瓦格纳”及其《帕西法尔》的音乐[110]：
——这还是德意志么？——
德国的心灵怎会迸出这样不安的尖叫？
难道是德国的肉体在自我撕咬？
德意志就是这种牧师两手一摊的架势，
这种感官刺激，犹如香烟缭绕？
难道德意志就是这种停滞、蹒跚、踉跄？
这种隐隐约约的丁零当啷？
这种修女的秋波，万福的钟声荡漾，
这全套虚伪的天堂狂喜，仰望上苍？
——这还是德意志么？——
请你们三思！你们还站在门旁：——
因为你们听到的是罗马，——无言的罗马信仰！[111]
[1] [KSA版注]Rs（Mp XVI 1） 初稿：我听了《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序曲：这是一部华丽堂皇、厚实沉重的近世艺术作品，它骄傲地认为，人们只有假定两个世纪以来的音乐依然生气勃勃，才有理解它的可能：——这种骄傲并没有失算，真是太看得起德国人了！这种合金里融合了多少东西！它让我们觉得时而古老陈旧，时而如同朝霞，时而博学，时而意外，时而耍性子，时而摆排场，时而好心肠，严厉又阳刚——它即无辜又堕落，四季糅合在一起，既有各种萌芽的喜悦，又有各种虫咬和晚秋。莫名地停滞片刻，仿佛在因果之间陡生一缕空白，也不缺少小小的梦魇，以及我们梦中遭遇的类似现象——但很快，一条惬意的河流又蔓延开去，包括艺术家对自己手法高明的自得，对此他毫不掩饰。总而言之，它不是美，不是南方，不是天空和心田的晶莹澄澈，不是舞姿，甚至不是逻辑，甚至有点儿笨拙，而且对此还故意声张，好像艺术家要告诉我们：“这属于我的意图”；一身笨重的衣着，透出学问来的稀世珍品光怪陆离。
[2] ［Pütz版注］名歌手……序曲：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1868）的序曲在1862年就在莱比锡首演。有一类歌剧的主导理念是将传统的形式严谨和天才的即兴创作合结合起来，《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序曲就是这类歌剧的音乐胚细胞。其突出特征，是主导动机在音乐结构上的密度，这些主导动机可以多次作为古典的动机分化和特征变体相互推导出来；是半音阶和声和复古全音阶变化的紧密联系，这种变化和半音阶相反，可以赋予作品一种使人伤感的历史氛围的地方色彩。序曲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新旧对立，是尼采下文要探讨的。这种对立也是《纽伦堡的名歌手》情节的要素，标志着贝克梅塞和瓦尔特两人的对立。
[3] ［Pütz版注］优雅：源自拉丁文 gratia。在古典神话里被拟人化，成了所谓优雅三女神；在德国古典文学时期，成为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核心术语。在席勒（参见第八章245节注释“席勒”）《论优雅与尊严》一文中，与完全依赖自然的“结构美”不同，优雅指的一种“运动美”，只有在自由的影响下才会产生，体现为感性世界的运动。优雅的运动“是（至少是似乎）无意识的，主体本身……从不显得知道自己的优雅”（参见弗里德里希·席勒：Über die Anmut und Würde，herausgegeben von Klaus Berghahn，Stuttgart 1971，页90），关于这一点，海因里希·克莱斯特（参见第九章269节注释“克莱斯特”）的《论木偶戏》一文尤其强调，他认为，若是意识到自己的思想通过木偶的动作而得以表现，那么便意味着丧失了优雅和纯洁。
[4] [KSA版注]激情高涨，汹涌澎湃。这其实是一种我们的祖先就表现出的礼貌。Vs（N VII 2）
[5] ［Pütz版注］在政事上：in politicis（拉丁文），参见第七章232节注释“女人莫谈政治！”。
[6] ［Pütz版注］一个政治家……‘伟大的’：影射俾斯麦（Otto Fürst von Bismarck，1815-1898），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创始人。
[7] [KSA版注]此后删去了：——这些民族到处注目到处担忧，不再也不能再固守自己的“家园”——Rs
[8] [KSA版注]我却幸福地置身一隅，思量着，[一种幸福]智慧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在[一个]一切个人问题上都不会被引诱去说“是”或者说“不”；对[此]这种问题，或许只有遥远的、被漠然视之的未来才能多少公正地作出定论。Dm
[9] ［Pütz版注］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武仙座：赫拉克勒斯是最著名的希腊英雄，在神话中代表着意志力和体力。今仍有效的天道十二宫通过“星化”得以扩展时，他成了星座。所谓“星化”指宗教和神话中的人物形象映射到星和星座上。
[10] [KSA版注]参见第11卷，34[114]；34[97] Vs（W I 5） ：人们称赞德国人“深沉”。我们不要这么奉承，而是来看看到底有多少是事实，也许还能对此作出解释。——德国灵魂首先是异彩纷呈，来源各异，与其说是真正建造而成，毋宁说是凑合和叠加起来的。一个德国人若是宣称“啊，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那么他就错过真相了。作为一个由各种族杂合交错而成的民族，也许雅利安人之前的诸成分还占了主流，作为欧洲的“居中民族”，德国人比任何其它民族更难解，更宽泛，更矛盾，对自己更陌生，更难以预料，更令人惊讶，甚至令人恐惧：德国人的标志就是：“什么是德国人？”这个问题在他们那里永不绝迹。德国人可谓曲径通幽，遍布各式洞穴、藏身处、城堡地牢；德国人的灵魂分布凌乱，德国人熟悉通往迷宫的条条小道。正如世间万有都对自身比喻乐此不疲，德国人喜欢云朵，喜欢一切不清晰的、演变中的、明暗相间的、潮湿的和云雾般的东西。外国人惊讶地站在那儿，面对着德国人“反思的”天真，天才和“德国愚昧”的结合（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就有此特点）使他们不安[参见第11卷，26[420]，梅里美（Mérimée）]歌德自己也曾将著名的“德国性情”定义为“对自己和他人弱点的宽容”，好像作为外国人说的，他不耐烦地否定了这种对他自己造成了极大困惑的东西。好心肠却又阴险狡诈——这种谓语并列，对所有其他民族来说都不合乎情理，可是你生活在施瓦本地区！德国人外在的笨拙迟钝，在社交场上木讷乏味——你快速想象一个巴伐利亚人，他比任何其他欧洲人能够想象的都更危险，更大胆，更无畏，更隐秘，更广博，更可怕，更狡猾（因此也就更“坦诚”——）。歌德本可以从德国灵魂里不仅拉出靡菲斯特来，而是拉出要危险得多、或许也有趣得多的“魔鬼”来。我认为，比起忧郁的大学教授浮士德的那位邪恶程度一般的朋友来，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是一位更有趣的靡菲斯特，遑论另一位更伟大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即那位神秘莫测的霍亨斯陶芬人了。——所有深沉的德国人，迄今为止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他们相信自己有权获得“南方”——他们只能觉得自己是欧洲之主。
[11] ［Pütz版注］啊，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引自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城门外”场，1112-1117句：“啊，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想互相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的居地。” [译注]译文从钱春绮《浮士德》，《歌德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61页。
[12] ［Pütz版注］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德国戏剧家，主要生活在维也纳和俄罗斯，写有200多部剧本，多为伤感的家庭剧。这些舞台上的家庭画卷说明他对舞台效果的感觉极为敏锐，因而成为当时最成功的戏剧家。除了戏剧家的工作，他还担任了不少高级官职，为俄罗斯服务。他在自己1818年创办的《文学周刊》上嘲讽大学生社团的自由理想，因此遭到了卡尔·路德维希·桑的谋杀。
[13] ［Pütz版注］桑：Karl Ludwig Sand（1795-1820），耶拿大学神学院学生，以福伦（Karl Follen，1796-1840，作家、政治家）为首的学生社团右翼成员。他认为科策布是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于1819年3月23日将其刺杀，自己也因此被判处死刑。他的这一行为导致了卡尔斯巴德决议和对煽动民众者的迫害。
[14] ［Pütz版注］让·保尔对费希特……：让·保尔（Jean Paul）是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1763-1825）的笔名，德国作家。他继承了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的传统，其叙事作品一方面围绕着幻想和情感世界的张力场，另一方面也聚焦于客观现实（比如《黑斯佩罗斯》1795，《齐本克思》1796/1797，《巨神提坦》1800-1803，《少不更事的年岁》1804/1805）。由此，长篇小说逐渐成为德国文学中受欢迎的体裁。让·保尔对费希特哲学进行了批判，其长篇小说《巨神提坦》后的附录（Clavis Fichtiana seu Leibgeberiana）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文中认为，费希特将自我提升到创造性的、确立一切现实的世界原则的高度（参见《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乃是一种毫无节制、趋于极端的主观主义，所以断然拒绝。同样，他也批判了费希特1807/1808年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费希特在那些讲话中以德国文化史和德国民族史的特点抵制拿破仑普遍主义的统治欧洲的诉求（参见让·保尔关于《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书评，载 Heidelberger Jahrbücher，1810）。
[15] ［Pütz版注］歌德对德国人的看法……不同：指歌德在德国政治状况以及拿破仑战争给德国政治状况带来的改变这些问题上的难以确定的立场。
[16] ［Pütz版注］即便他也赞同让·保尔对费希特的态度：具体来源不详。
[17] ［Pütz版注］自由战争：指1813-1815年使德国摆脱法国统治的战争。维也纳和会对领土和政治状况进行了重新规定。德国成了各邦联盟（“德意志邦联”），该联盟于1866年解体。
[18] ［Pütz版注］法国大革命：歌德和法国大革命（参见第二章38节注释“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异常紧张，他觉得它是一场巨大的干扰，对残酷的革命手段表示断然拒绝。
[19] ［Pütz版注］重新考虑浮士德……：拿破仑带来的动乱，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拿破仑的形象——这些都以各种方式进入了歌德的晚期作品。早在《大魔术师》和叙事诗《列那狐》中，歌德就涉及了政治时事。晚期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对狂飙突进时期的普罗米修斯理想进行修正。如果说在七十年代的未完成同名作中，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体现了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对暴政枷锁的反抗，对追求和创造的巨神精神的赞同，那么在《潘多拉》残篇中，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就代表了“技术人”（Homo faber），代表了锻造不断扩张的劳作和技术世界的铁匠。技术傲慢地与缪斯为敌，使自然世界俯首称臣。与这一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潘多拉的天赋，是形式、艺术和科学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把无条件的行为冲动引导到温柔的、《浮士德》第二部中勾勒的教育之路上来。在此，（“人造人”插曲中）造人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带上了戏拟的特征。歌德敬而远之的还有那些百里挑一者的形象，那些行动者和统治者，他们不可遏止地追求绝对性，导致的却是暴力和毁灭。（关于这个问题，亦可参见《格言与反思》，尤其是按“汉堡版”编排的第252条和第1081条，第12卷，399页和517页。）
[20] ［Pütz版注］拿破仑的出现：1808年10月2日、6日和10日，歌德和拿破仑（参见88页注1，104页注5）在埃尔福特会面。《浮士德》也是在那年出版的。拿破仑给歌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歌德尊敬拿破仑，认为是他建立的新秩序克服了法国大革命的弊端。
[21] ［Pütz版注］对自己和他人弱点的宽容：尼采略加改动，引用了歌德的《格言与反思》：“德国人应该三十年不说‘性情’这个词，那样或许性情会慢慢产生；现在只要对弱点的宽容，宽容自己的和他人的弱点。”（汉堡版，第12卷，第165条，386页）
[22] ［Pütz版注］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黑格尔和费希特、谢林、荷尔德林（1770-1843）同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哲学的学术研究之外，尤其通过黑格尔派左翼以及马克思（1818-83）对他的接受。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黑格尔开创了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体系之一，推出了一种关于绝对性作为源于自然意识的精神在历史中自我形成的教育小说。这部著作的百科全书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1817，1827，1830）。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黑格尔描述了作为世界基础的理性（逻辑学）、理性成为物质世界的外化（自然哲学）以及理性指向自身的回归（精神哲学）。这是一种大胆的、同时从历史角度看最终的尝试：使全部人类文化的基础，直至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或者近来的历史意识，统统纳入一种理性知识的体系。尼采对黑格尔的态度不无矛盾：他一方面嘲讽只能在老脑筋中盛行的黑格尔哲学，另一方面又毫不隐瞒自己对他的认可：“在德国名人中，也许没有谁比黑格尔更有才智”，但马上又补上一句：“然而他又怀有如此巨大的德国式恐惧，这种对才智的恐惧造就了他特有的蹩脚文体.。”（《朝霞》，3，193）
[23] ［Pütz版注］……理查德·瓦格纳……：指瓦格纳最后的剧作即“舞台神圣节日剧”《帕西法尔》（1882，参见第八章256节注释“通往罗马之路……《帕西法尔》的音乐”），该剧以对立的音乐手段表现了善（圣杯世界）与恶（克林莎巫术世界）的道德原则。在此，瓦格纳成功地在音乐上整合了人物形象作为个性特征的和作为理念代表的戏剧功能之间的持续矛盾。除此之外，尼采所说的矛盾还表现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世界观的思想要素的紧密联系上，表现在人物形象尤其是孔德丽的分裂性和双关性上。瓦格纳通过紧扣主题使得这种分裂性和双关性暴露无遗。
[24] ［Pütz版注］亲眼目睹：ad oculos（拉丁文）。
[25] ［Pütz版注］消化不良者：Dyspeptiker（希腊文）。
[26] ［Pütz版注］靡菲斯特艺术：为了使学者浮士德不再追求全部知识，而是陷入世故，周游世界，追求感官享受，靡菲斯特多次以其“艺术”为引诱。所谓“艺术”指的是魔术和骗术。参见《浮士德》第一部，第1432句：“以我的艺术不失尊严地打发时间”；第1673句：“看见我的艺术”；第1787句：“时间短暂，艺术悠久”。以靡菲斯特魔术和骗术惑人耳目，这一主题在《浮士德》第二部“皇帝的宫城”中再次出现。
[27] ［Pütz版注］获得成功：瓦格纳天真地相信《浮士德》（第一部，570句起）中人类的进步：“原谅……取得成功。”
[28] ［Pütz版注］“德意志”民族也就是“欺骗的”民族：das “tiusche”Volk，das Täusche-Volk，tiusch 是deutsch（德意志的，德国的）一词的中古高地德语形式。尼采对该词可能的来源的影射并不确切，大概意在讽刺。中古高地德语中tiuschen一词的意思是“欺骗”、“嘲弄”，词根来源于Tausch 及tauschen。但不能因此认为deutsch 由tiusch引申而来，因为它意为“属于民族的”。
[29] ［Pütz版注］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派的主要代表。尼采对传统的爱好可以从他对瓦格纳歌剧的抵制来解释。
[30] ［Pütz版注］洛可可：音乐中的“华丽风格”相应于洛可可的立场，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转向短小精悍的形式、情感丰富的旋律、雅致、简单的和声以及纤巧的装饰，另一方面也包括精美和高度风格化的艺术。“华丽风格”系18世纪后期流行现象，只是众多风格可能性中的一种；因此，“洛可可”概念用在古典派之前的音乐上，并不能涵盖当时丰富多彩的音乐形式和表达方式。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1735-1782）纤巧典雅的音乐可以视为纯粹的“华丽风格”。巴赫是当时善于交际、时髦雅致者的原型，对年青的莫扎特影响极大。
[31] ［Pütz版注］孩子般的对中文……的喜爱：在莫扎特的时代，非常流行玩弄中国主题即所谓“汉风”（源自法语chinois）：瓷器图案依据中国瓷器的样式和装饰，室内装潢模仿中国厅堂和镜室的风格，园林建筑中也有按中国式样封顶的宝塔和亭子。
[32] ［Pütz版注］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维也纳古典派作曲家，创作钢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和交响乐，通过对奏鸣曲主题和动机的加工，最终实现了器乐的解放。
[33] ［Pütz版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哲人、作家。1750年，他参加了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活动，回答了颇能体现他本身特点的问题：“科学和艺术的重建是否能促进道德的完善？”他极有特色的回答是否定，征文获奖，卢梭登上了法国社会的舞台。1751年起，卢梭反对迄今为止的启蒙主义立场，主张感情高于理性，自然高于文明。他不再乐观地认为历史向着理性迈进，而是推出了历史衰亡的诊断。在他看来，这种衰亡虽然有必要阻止，但却不可能扭转。 这种观点既反映在他的教育论著（《爱弥儿》1762；《新爱洛绮丝》1761）中，也反映在他探讨国家理论的文字（《社会契约论》1762）中。《社会契约论》使他成了对法国大革命（参见第二章38节注释“法国大革命”）而言举足轻重的哲人（参见1793年6月24日制定的法国宪法）。
[34] ［Pütz版注］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与歌德同为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受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影响，在其最著名的剧本《强盗》（1782）、《华伦斯坦》（1799）、《玛利亚·斯图亚特》（1800）、《威廉·退尔》（1804）中描述了个性自由和历史悲剧性进程之间的对立。
[35] ［Pütz版注］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诗人。
[36] ［Pütz版注］拜伦：George Gordon Noel（1788-1824），Lord Byron，英国浪漫派作家。
[37] ［Pütz版注］韦伯：Carl Maria Friedrich Ernst von Weber（1786-1826），德国浪漫派作曲家。通过其当时深受欢迎、至今在音乐史上仍很重要的歌剧《自由射手》（1828），韦伯使德国浪漫派歌剧获得了突破。他的《奥伯龙》则无法在舞台上站稳脚跟，主要因为这部歌剧脚本从音乐和戏剧角度来看说服力不够。
[38] ［Pütz版注］马斯纳：Heinrich August Marschner（1795-1861），德国浪漫派作曲家。他完全依靠歌剧奠定了自己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其歌剧中的佼佼者是《吸血鬼》（1828）和《汉斯·海林》（1833），后者是瓦格纳之前德国浪漫派的主要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浪漫派歌剧”的收官之作。在这些歌剧中，马斯纳不再采用迄今通行的反差情节，而是开始塑造一个充满矛盾的核心人物形象，以音乐手段描绘其心理状态。马斯纳以此证明了自己乃是卡尔·玛利亚·韦伯和理查德·瓦格纳之间的中介人，是后者的直接先驱。
[39] ［Pütz版注］《唐豪瑟》：《唐豪瑟与瓦特堡歌赛》（1845），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对历史素材的音乐处理大体上相应于浪漫派歌剧传统（在舞台上高调和外向地营造情感氛围，咏叹调和合唱的相对完整性形成节目特征），瓦格纳后期歌剧的主导动机技术尚未成熟。
[40] ［Pütz版注］费利克斯·门德尔松：Jak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1809-1847），犹太裔德国作曲家和钢琴家，哲人摩西·门德尔松（1720-1786）之孙。在美国演奏更多的是门德尔松的作品，而不是贝多芬的作品，门德尔松在那儿是成功音乐家的化身。终其一生，他的作品在德国和英国也享有盛誉。但后来由于反犹主义的怨恨，德国不常演奏他的作品了。
[41] ［Pütz版注］翠鸟般宁静平和：参见第七章224节注释“海尔塞尼般自足”。
[42] ［Pütz版注］罗伯特·舒曼：德国浪漫派作曲家（1810-1856）。他鄙视音乐厅里日益严重的浅薄，崇拜以前的大师、尤其是维也纳古典派大师的杰作。舒曼是自学成才的音乐家，通过其音乐创作为钢琴音乐的革新做出了贡献，作为交响曲作曲家，他也享有盛名，1841年至1853年期间有四部交响乐作品问世。
[43] ［Pütz版注］舒曼的灵魂循入“萨克森的瑞士”：画家将易北砂岩山脉的萨克森部分称为“萨克森的瑞士”，其特点是奇异的岩层。尼采在此影射舒曼日益加剧的孤独。自己的作品受到冷遇，而妻子克拉拉（1816-1896，钢琴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舒曼因此非常痛苦，再加上病情日重，于是越来越与世隔绝。舒曼对让·保尔极为赞赏。
[44] ［Pütz版注］像维特：指歌德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新版1784）中主人公以自我为中心的放纵情绪。
[45] ［Pütz版注］让·保尔：参见本章244节注释“让·保尔对费希特……”。
[46] ［Pütz版注］《曼弗里德》音乐：《曼弗里德》舞台音乐，《曼弗里德》系为合唱团和交响乐团创作，根据拜伦的同名剧本改编。
[47] ［Pütz版注］别碰我：noli me tangere（拉丁文），基于《约翰福音》20章17节的习语。
[KSA版注] 像被罚立墙角的学生，胆怯腼腆Dm；参见《约翰福音》20章17节
[48] ［Pütz版注］断奏：staccato[断开的、分离的]，在音乐中指以音符上下的一点标示的、与该词义相应的演奏说明。
[49] ［Pütz版注］自由速度：rubato，意大利语tempo rubato[偷得的时间]的缩写；指这样一种演奏方式：演奏者在保持基本速度和速度框架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斟酌，在节奏分配上加以变化，从而影响表达效果。
[50] ［Pütz版注］德摩斯忒涅：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前384-前322）。
[51] ［Pütz版注］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著名演说家、作家、政治家，被视为拉丁语文学散文的集大成者和拉丁语古典文学形式的创始者。
[52] ［Pütz版注］路德的圣经：路德（参见第三章46节注释“路德”）的德语圣经翻译（始于1521年，1534年全集出版）不仅对宗教改革运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也对德语书面语的形成和跨地区标准德语的奠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还没有哪部著作在德语区的所有城市里如此广泛地流传。路德使德语获得了与迄今为止被认为享有神圣特权的三门语言即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平等的地位。最后一版由他主持翻译的《圣经》于1544年问世。
[53] ［Pütz版注］塔尔丢夫式伪善：参见第一章5节注释“塔尔丢夫式”。
[54] [KSA版注]此后删去了：覆盖在深沉的叔本华思想之上的，是一种犹太背景的感情；他当时向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投掷过来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犹太人的诅咒——叔本华这样做没有道理，但我们因此对他心存感激 Rs（W I 8）
[55] ［Pütz版注］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历史编纂者，1856年在慕尼黑建立首家历史学所，1859年创办《历史学报》，1875年成为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作为普鲁士议员（1862-1864）和“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代表（这一方案决定了他对中世纪德意志皇家政治的态度，从而决定了他对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的态度），西贝尔激烈地反对俾斯麦。
[56] ［Pütz版注］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普鲁士王国历史编纂学家，俾斯麦以普鲁士为主导统一德国政策的先锋。作为德国议员（1871-1884），他反对普遍选举权、联邦制度、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犹太教。
[57] ［Pütz版注］与其说是……不如说是……：mehr eine res facta als nata（拉丁文）；转义：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人为。
[58] ［Pütz版注］虚构的和描绘的东西：res ficta et picta（拉丁文）。
[59] ［Pütz版注］比青铜更持久：aere perennius（拉丁文），参见贺拉斯（古罗马作家，前65-前8）《颂歌》III，30，1：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我建起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持久]。
[60] ［Pütz版注］永恒的犹太人：永世漂泊的犹太人这一传说中的形象首见于一部1602年在莱顿、鲍岑、石益苏勒格、但泽、日瓦尔同时出版的民间话本。根据该话本的描述，1543年，主教保卢斯·封·艾岑在汉堡的一次礼拜上看见一个穿着忏悔服的男子，男子说自己是犹太人亚哈随鲁（这名字借自《旧约·以斯帖记上》1章1节起），在耶路撒冷要求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耶稣在通往各各他的受难之路上想倚在他家门前，他恶言恶语地赶耶稣走。这时耶稣回答他说：“我要站着这儿休息，你却会到处走动，直到末日审判。”从此自后，他就在不停地在世界各地游荡。
[61] [KSA版注]原为：而不是“张开双臂”！不是像狂热者那样今天“为兄弟情谊干杯”，明天就相互抓挠得鲜血淋漓！Rs（W I 5）
[62] [KSA版注]Vs（N VII 1） 初稿：英国人比德国人更忧郁，更感性，意志更坚强，更“卑鄙”——因此也更虔诚！英国人更需要基督教。他们的基督教即使在其卡莱尔的文学余音中，也伴有一种怪癖和醺酒的气味，可以被理直气壮地用来以毒攻毒，治疗怪癖和醺酒
[63] ［Pütz版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政治家、哲人，英国经验主义的创始人。他宣布观察自然乃是科学至高无上的使命，从而为自然科学思维的统治铺平了道路。主要著作有与亚里士多德（参见第五章188节注释“亚里士多德的前提”）《工具论》对立的《新工具论》。
[64] ［Pütz版注］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人，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主张严格的、以人的自然天性解释人意志的决定论。在霍布斯看来，人的自然天性本来是由保存自我、获取享受的利己主义决定的，所以人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只有通过契约而取得统一，归顺一位统治者，才会有人道生活的可能性。主要著作有《哲学基础》（1642）、《利维坦》（1651）。
[65] ［Pütz版注］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最重要的启蒙主义哲人。其学说以经验主义而闻名，将认识的可能性简约为一种对感性的观察材料和经验材料进行整理的能力。基本概念，如因果性概念，并认为不是客观，而是完全主观的，完全基于习惯（参见休谟的主要著作《人类理性研究》1748）。休谟与唯理论针锋相对，否定了纯粹的、即不依赖经验的理性认识的可能性。
[66] ［Pütz版注］康德：参见第一章5节注释“康德”。按康德自己的说法，除了理性的二律背反、自相矛盾之外，主要是休谟哲学使他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参见第六章209节注释“教条的沉睡”）。尽管如此，在康德看来，休谟只是给哲学带来了“火花”，而不是带来了“明灯”，因为他错误地将认识简约为检验判断，从而忽视了综合判断以及先验判断的（即使是有限的）可能性（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Akademie-Ausgabe，页 257）。
[67] ［Pütz版注］我鄙视洛克：je méprise Locke（法文），引文出处不详。
[68] ［Pütz版注］叔本华（还有歌德）”：关于叔本华，参见第一章16节注释“叔本华”。如同谢林一样，歌德（参见第二章28节注释“歌德的散文……玩意儿”）也阐发了自己的自然形而上学。他的自然哲学观察和研究（尤其是在《植物的变形》1790和晚年诗作《原道，神秘》、《遗嘱》、《单一与万有》中）代表了一种创造性的自然学说，与经验论、机械论的自然观针锋相对。所以歌德断然拒绝牛顿（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的颜色学。
[69] ［Pütz版注］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文化哲人，植根于苏格兰纯粹派（参见78页注5），受德国唯心主义影响，坚决反对19世纪的唯物主义。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1837）、《论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中，世界历史似乎成了上帝控制的伟人的作品。
[70] ［Pütz版注］怪癖：spleen，与希腊文splen[脾脏]相应的英语词，其基本词义在英语中也是“脾脏”。但因为过去认为脾脏病影响情绪，所以这词也有“坏脾气”、“怪癖”、“忧郁”的意思。在18世纪的英国，尤其是忧郁症被描绘成脾脏的形式。
[71] ［Pütz版注］卫斯理宗：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John und Charles Wesley，1703-1791，1707-1788）兄弟二人创立的、由英国圣公会分裂出来的顿悟运动，在英国成了大众运动，在美国也有很大规模。卫斯理派反对英国圣公会的唯理论和僵硬的教条主义，但却认可宗教改革运动的原则，强调罪孽和神恩具有普遍性，强调在忏悔中接受救赎，强调个人的救赎确定性和对神圣化的严肃追求。
[72] [KSA版注]在这个意义上荒腔走板不得体——在这点上，今天英国最好的作家和议会演说者都一样。比如上面提到的卡莱尔，说起灵魂的富有，他是这批人中最富有者之一，行为举止却像个农夫和傻瓜，即便他满怀激情、声嘶力竭地演说时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毫无乐感或者铁皮管似的灵魂就更别提了，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他们举手投足确实就像铁皮人. 最后人们看到最漂亮的英国美人们走过：我不想要求，为的是不苛求人们听到她们唱歌！Rs（W I 6） 初稿
[73] [KSA版注]Vs（W I 1） 初稿：有一些真理只有平庸的人能理解；比如我们现在受到资质平平的英国人（达尔文、穆勒、斯宾塞）的影响，不愿去怀疑这些人暂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益处。如果你认为恰恰至高无上者适合去发现真理，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要是什么，体现着什么，却偏偏任何真理都不在考虑之列。这是能力和知识之间的巨大鸿沟——！尤其是现在，科学的发现者在某种意义上必定是贫乏和片面的人。
[74] ［Pütz版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人、国民经济学家，在19世纪与孔德（参见第三章48节注释“孔德的社会学”）同为实证主义（参见第一章10节注释“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其著作《演绎与归纳逻辑学体系》中，穆勒提出了一种普遍的科学方法论：传统逻辑应该能使社会科学也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预言。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是所谓归纳逻辑的发展，从精密的具体分析得出正确的一般化结论。在伦理学上，穆勒是功利主义的信徒：他不接受绝对的道德价值。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穆勒被认为是古典国民经济学最后的代表人物。
[75] ［Pütz版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人、社会学家。他在达尔文之前就认为，应由进化法则决定物理的、伦理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宇宙观。道德只是生存竞争的适应现象。人的意志以自我存续和物种存续为目的，首先以前者的存续为目的（快乐原则先于同情原则）。所谓善，就是在社会和谐状态中，既在利己主义的，也在利他主义的意义上促进生命。斯宾塞将进化论和功利主义结合在一起。
[76] ［Pütz版注］现代理念：在此涉及哲学上的经验论（参见第一章20节注释“洛克”）和功利主义（参见第四章格言174注释“功利主义者”），这些学说主要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家为代表。
[77] ［Pütz版注］法国灵魂：âme française（法语）。
[78] ［Pütz版注］它的16、17世纪：法国哲学和文学的全盛期。哲学有笛卡尔（参见第三章54节注释“笛卡尔”），拉罗什福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帕斯卡（参见第三章45节注释“帕斯卡”），培尔（Pierre Bayle，参见第二章28节注释“培尔”）。文学有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拉辛（Jean Bapiste Racine，1639-1699）、莫里哀（参见第一章11节注释“莫里哀”）、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
[79] [KSA版注] 审美激情和为文〈学〉形式献身，致使三百年来不断形成旨趣不一的宗派和各自的追随者，任何时候而且出于对“少数”的嫉妒，还形成了一种文学的室内乐，这在德国至今没有：——你想想，德国学者有多大的耳朵——如果他们真有耳朵的话！[比如有人指责我……]因为我听说，他们没有时间去拥有耳朵，而且去接触音乐和有节奏的格言纯属苛求□□□Vs（N VII 2）200页6-8行：使他们得以避开北国……受贫血之苦 ]长久以往不能忍受那种可怕的德国的万里阴霾，不能忍受不见天日的概念幽灵和贫血：尽管在这个世纪，北国的暝晦和德国“诸神的黄昏”已经有力地跨过了、正在跨过莱茵河 Vs
[80] ［Pütz版注］雨果：Victor Marie Hugo（1802-1885），法国作家，以其诗集《颂歌和杂咏》（1826）、《东方诗集》（1829）和故意违背古典主义的剧作《欧那尼》（1830）成为法国浪漫派全盛期的主要代表。由于观念左倾，在第二帝国（1851-1870）时间不得不流亡海外。此时问世的除了诗集之外，还有用侦探小说扣人心弦的手段写成的《悲惨世界》（1862）。雨果在世时就已是一部传奇，去世的那天成了全国哀悼日（下葬于先贤祠）。
[81] ［Pütz版注］海因里希·海涅：原名Harry Heine（1797-1856），德国作家，犹太裔，1825年受洗。1831年作为《奥格斯堡汇报》记者前往巴黎，其创作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国和法国之间进行沟通。他对德国政治和文化状况冷嘲热讽，无情批判，因此德国议会在1835年将其著作列为禁书。其他作品有《诗歌集》（1827）、《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1844）、《游记》（1826-1831）。
[82] ［Pütz版注］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人，受孔德（参见第三章48节注释“孔德的社会学”）影响，试图以一种环境理论解释思想史和政治史。这种环境理论以自然科学为指向，认为心理、精神、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比人们迄今认为的重要。
[83] ［Pütz版注］理查德·瓦格纳：瓦格纳极大地影响了法国音乐的发展。他的交响乐思想，他基于主导动机的结构原则，他的半音阶写作方式，他高尚的抒情表达，他的理想性以及他以合为上的精神，都对许多法国作曲家产生了影响，比如肖松（Ernest Amédée Chausson，1855-1899）、杜巴克（Henri Duparc，1848-1933）、丹第（Vincent d'Indy，1851-1931）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夏布里埃（Alexis Emmanuel Chabrier，1841-1894）。80年代后出现了一种具有法国特色的瓦格纳热，席卷了音乐界甚至文学界。1884年由爱德华·杜夏丹（Edouard Dujardin）创办的《瓦格纳派期刊》说明了法国颓废派作家对瓦格纳的狂热接受。关于这点可参见Erwin Koppen：Dekadenter Wagnerismus. Studien zur europäischen Literatur des Fin de Siècle.Berlin und New York 1973.
[84] ［Pütz版注］现代灵魂：âme moderne（法语）。
[85] ［Pütz版注］道德主义文化：尼采在早期的《悲剧的诞生》（1872）就认为法国的教养和文化优于德国。“道德主义”在此并不是僵硬的、教条主义的道德代言人的贬称，而是指观察人类生活方式、分析心理活动、批判社会现状的道德主义者。法国道德主义最重要代表是拉罗什福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和沃夫纳格侯爵（Luc de Vauvenargues，1715-1747）。
[86] ［Pütz版注］报章写手：在此指给报纸写连载小说的人，一般指粗制滥造的副刊小品的作者。尤其在19世纪的法国报纸上，形形色色的副刊小品非常流行：短篇小说、评论、报道、论文。这类文字也以轻松的、闲聊的、文学的口吻讨论日常生活现象，感觉灵敏、妙趣横生地观察日常生活现象。
[87] ［Pütz版注］巴黎街头……闲逛者：boulevardiers de Paris（法语）。
[88] ［Pütz版注］在心理乐趣方面：in voluptate psychologica（法语）。
[89] ［Pütz版注］亨利·贝尔：法国作家，笔名“司汤达”。参见第二章39节注释“司汤达”。
[90] ［Pütz版注］拿破仑的速度：暗指拿破仑闪电般地飞黄腾达，又接二连三地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参见第五章199节注释“拿破仑”）。
[91] ［Pütz版注］伊壁鸠鲁门下：伊壁鸠鲁的信徒和弟子，参见第一章7节注释“伊壁鸠鲁”、“花园之神伊壁鸠鲁”。
[92] ［Pütz版注］普罗旺斯人和利古里亚的人血液：普罗旺斯位于法国南部，中世纪的宫廷文学和宫廷文学在那里首次兴盛起来。利古里亚是与普罗旺斯相邻、位于热那亚湾的地区。两者在此意为“南方的”、“地中海的”。
[93] ［Pütz版注］铁血：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说法，由于俾斯麦才流传开来。俾斯麦在1862年的一次议院会议上声称，当下的重大问题不能通过讨论和多数决议，只能通过“铁与血”来解决。另参见本章241节。
[94] ［Pütz版注］比才：Alexandre César Léopold，人称 Georges Bizet（1838-1875）。所作歌剧有《采珠人》（1863）、《卡门》（1875）。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几乎是狂热地宣称比才的音乐是能与瓦格纳分庭抗礼的杰作：“这种音乐在我看来美轮美奂。它轻盈、柔韧、彬彬有礼地飘将过来，它和蔼可亲，不会大汗淋漓……。它建造着，组织着，会大功告成：这样他就对立于那些音乐中的息肉，对立于那‘无尽无休的旋律’。”（《瓦格纳事件》，第1节）但尼采的这一说法纯粹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1888年12月27日从都灵写给福克斯（Carl Fuchs，参见第二章32节注释“非道德主义者”）的信中，尼采修改了自己对比才的观点：“我关于比才的那些话，您都不必当真；对我而言，比才一点儿也不值得考虑。不过，作为瓦格纳的讽刺性的对立面，比才还是很派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