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欲是构成人的真正、基本的部分，而智力只是从属的、有条件的和派生的——这一点通过这一事实可以清楚看得出来：只要意欲安静下来、暂停活动，智力才可以完美和正确地发挥它的功能。而意欲每次明显的兴奋都会扰乱智力的功能发挥，智力获得的成果就会由于意欲的干扰而歪曲。与此相反的说法，即智力以相似的方式妨碍了意欲的活动，则是不成立的。当太阳在天空照耀时，月亮无法产生效果；但月亮在天空时，却无碍太阳的光辉。
严重的惊吓经常会使我们失去知觉、意识，我们甚至变得呆若木鸡，或者做出一些颠倒、反常的事情。例如，当火灾发生时，我们竟然径直跑进大火中去。愤怒使我们不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更加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急躁、鲁莽让我们无法认真斟酌别人的推论，甚至无法整理和筛选自己的思想；急躁、鲁莽被称为盲目就是因为这一原因。高兴使我们变得忘乎所以和冒失放肆；肉欲也发挥了几乎同样的作用。恐惧妨碍我们发现和采取可行的、并且通常近在咫尺的解救手段。因此，沉着冷静、保持理智就成了应付突如其来的危险，和战胜对手、敌人的最关键的能力保证。沉着冷静意味着意欲安静下来，这样，智力才可以发挥作用；保持理智就是在受到事件的压力下——这些事件向意欲不断施加影响——智力仍然能够不受打扰地工作。可见，沉着冷静是保持理智的条件，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这两者都挺少有的，有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如能真的做到这两者，那也就拥有了难以估量的优势，因为这就使我们在最需要智力的时候得以运用智力。这样，我们也就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谁要是缺乏这两种能力，那就只有在机会走了以后才知道当初应该做些什么和说些什么。对于那些陷入情绪之中，亦即意欲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智力因而无法纯粹发挥其功能的人，把他们形容为“entrusten”(11)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正确认识当时处境、情势是在我们与人、事作斗争中的盾和矛。巴尔塔扎尔·格拉西安的话正好表达了这一层意思：“激情是聪明谨慎的大敌”。如果智力不是完全有别于意欲，而是认知与意欲从根本上就是同一物，就像人们此前所认为的那样；并且都同样是绝对简单的生物所具有的原初的功能，那么，随着意欲的兴奋和加强——情感活动就在于此——智力也就必然得到了加强。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智力因此反倒受到了抑制和阻碍；为此原因，古人把情感称为“起干扰作用的东西”。的确，智力就好比镜子一般的水面，而水本身就是意欲：水的动荡因此马上就会破坏纯粹的水镜及其映照出来的清晰影像。机体就是意欲本身；是现形为肉（物）体，亦即被我们在脑子里面观照的意欲。因此原因，机体的许多功能，诸如呼吸、血液循环、胆汁分泌及肌肉力量等都通过愉快和充沛的情感而加快和增加。而智力却是脑髓的一种功能；而脑髓又是像寄生物一样地依靠机体的滋养和维持。因此，意欲的不安和紊乱，以及连带着的机体的不安和紊乱，必然扰乱了脑髓的功能，并使其瘫痪，因为脑髓的功能自为地存在，除了获得休息和营养以外，别无其他需求。
但意欲活动对于智力的干扰影响不仅见之于情感所带来的扰乱，而且也反映在我们的思想所遭受逐渐的因此维持更持久的歪曲和篡改上面——而这些都是由于我们的偏好所导致。希望把我们渴望的东西，而恐惧则把我们担忧的东西同样视为很有可能发生，并且很快就会发生；这两者都把各自的对象放大了。柏拉图相当美妙地把希望形容为醒着的人所做的梦。希望的实质就是：当意欲的仆人——智力——无法向意欲提供意欲之所愿时，意欲就强迫智力充当安慰者的角色，起码把这可欲之物向意欲映照出来，以童话故事逗哄主人，就像保姆对待小孩子那样；智力必须把这些童话故事精心修饰，务求做得惟妙惟肖。这样，智力肯定要做出违反自己探索真理的本性的事情——因为智力不得不违犯自己的法则，把一些既不真实又不大可能发生，通常甚至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视为真实，目的只是安慰、平息和暂时打发这不安、难驯的意欲小憩一会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到底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了。的确，很多人或许已经留意过这一情况：如果一件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的事情会有多种的结局，那么现在人们要把这些全盘考虑，然后做出一个自己认为是完整、充分的选言判断；但事情最终的结局却往往大异于人们的判断，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不过，人们可能不会同时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几乎总是对他们至为不利的。对此现象的解释就是：当人们的智力误以为在全面审视各种可能性的时候，那最糟糕的、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却被视而不见，因为意欲就好比用手把它捂住了；也就是说，意欲控制住智力，使它无法目睹最坏结局的面目，尽管出现这一结局是最有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一结局的确出现了。不过，那些情绪明显忧郁的人，或者有过类似经历并因而变聪明了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情形就确实刚好相反，因为现在忧虑接替了在这之前的情形希望所扮演的角色。乍一看到危险存在的假象，他们就会陷入毫无来由的焦虑不安之中。如果智力开始探究事情的真相，他们会对其加以拒绝，并认为智力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事实上，他们会把智力视为花言巧语的诡辩论者，因为我们惟一相信的只是我们的心；我们内心的胆怯、犹豫现在就直接成为了证明危险的确存在以及危险程度的理由。我们根本不允许智力去寻找充足的反驳理由；但如果智力可以自主的话，它很快就会找到它们。意欲勒令智力马上向我们勾画出至为不幸的结局，甚至在智力无法把这一结局视为可能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假的东西，是我们真正害怕的； 因为最坏的事情总是最接近真实。
——拜伦：《拉莱》，第1节
爱和恨完全歪曲了我们的判断。在我们敌人的身上，我们看见的除了缺点以外，别无其他。但对于我们喜爱的人，我们看到的只是优点和长处，甚至他们的缺陷在我们的眼里也是可爱的。我们享有的优势，不管这优势是什么，也会对我们的判断产生类似的秘密影响：与这些优势相一致的东西马上就变得公平、正义和合乎理智；与此相抵触的一切，无论我们如何严肃、认真地审视它们，都仍然显得有违公正、令人讨厌，或者不明智和荒唐。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这许许多多由社会阶层、职业、民族、宗教、政治派别所带来的偏见。一旦我们有了一个既定的假设以后，对于能够证实这一既定假设的一切东西我们都会有猞猁一样的锐利眼睛；但对于与这一假设互相矛盾的东西，我们却熟视无睹。凡是与我们的政党，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希望相对立的东西我们经常都根本不能明白和理解——这些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最清楚不过的事情；对上述有利的一切，从老远就会跳进我们的眼睛。有违于心的事情不会获得头的首肯。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死死抓住许多的错误不放，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不让自己检查它们的理由根据，完全就是因为某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的害怕：我们担心万一发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和断言的东西其实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的智力每天都被我们的偏好所耍弄的把戏愚弄和收买，培根的这些话很美妙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智力并不是不需燃油的灯，它从意愿的激情那里得到燃料；而这产生了符合我们愿望的认识，因为我们最喜欢相信自己所愿意的情形。激情影响和左右着智力，其方式层出不穷，有时是难以察觉的。”（《新工具》），第一，49）很明显，正是这同样的道理促使人们反对在科学中出现的一切新的基本观点和对任何公认的谬误的批驳，因为没有人会愿意看到这样的东西是正确的：它证明了自己欠缺思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只能由此解释为何歌德的颜色学说——它是那样的清晰、简明——仍然被物理学家们所矢口否认。因此，甚至歌德也得亲身体验这一道理：允诺给人以教益的人比保证提供消遣、娱乐的人，处境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可见，生来要成为文学家的人比天生要成为哲学家的人幸运得多。在另一方面，越是顽固地坚持错误，那令人信服的证据随后就会变得越加让人羞愧。一个被推翻了的体系和一个兵败如山倒的部队是一样的，最聪明的人就是最先逃离的人。
说明意欲对智力的神秘和直接控制的一个微小和可笑、但却相当鲜明的例子，就是在算账时，我们出现的差错更多是对自己有利，而非不利；并且这里面确实没有一丁点不诚实的企图，这只是我们出于无意识的减少欠钱、增加结存的倾向所使然。
最后，这一事实也与我们讨论的事情有关：当给予别人建议的时候，给建议的人所带有的一点点目的和打算通常都会压倒了他对事情所具有的相当的认识。当我们怀疑他的目的牵涉在里面时，我们就不可以认定他说出的是他对事情的客观认识。在希望贿赂我们，或者恐惧愚弄我们，猜疑折磨我们，虚荣心恭维我们，或者，某一假设蒙蔽和迷惑了我们；又或者，当近在眼前的小目标损害了那更大、但却距离较远的目标，——在所有这些时候，我们都是那样习以为常地欺骗自己。每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一旦一个人的利益牵涉其中，我们还能够期望这一个人，能够给予我们多少百分百的真诚——尽管他平时是多么的诚实、正直——这我们就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了。在这些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意欲对认知施加的直接、不利和不知不觉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征求别人的意见时，如果别人的意欲马上就口授了答复——甚至在这一问题还没进入他的判断力法庭之前——那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
在此我想简单表明这一点——这一问题将在另一篇(12)详细讨论：最完美的认识，因而也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纯粹客观，亦即天才的理解，就是以意欲的深度安静作为前提条件；只要意欲能够保持宁静，甚至个体性也会从意识中消失，我们也就成了纯粹的认识主体，事物理念的对应物。
意欲对智力所产生的干扰影响——这已经被以上的现象所证明——和相比之下智力的势单力弱——因为这一原因，每当意欲以某种方式活动起来，智力就无法正确地运作——为我们提供了多一重的证据。它证实了：意欲是构成我们真正本质的根本部分，它以原初的力量发挥着作用；而智力则作为外加的、并且是有不少前提条件的东西发挥其从属和带条件的作用。
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意欲对认识力的干扰和蒙蔽相应的认识力对意欲的直接干扰却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对这种事情形成一个概念。我们不会说：被我们错误理解了的动因把意欲引入了歧途；因为这只是智力在发挥其功能时出现了差错，这一错误纯粹是在智力的范围之内，并且这一差错对意欲产生的影响也全然是间接的。如果把犹豫不决归之于智力的影响，那还可信一些，因为在犹豫不决的情形里，由于智力把不同的动因呈现给意欲，所以，意欲举棋不定，亦即受到了阻碍。不过，只需仔细检查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阻碍意欲活动的原因并不在于诸如此类的智力活动；原因纯粹只在于智力活动所介绍给我们认识的外在对象。这些对象与已经感兴趣的意欲刚好处于这样的一种关系：它们以相同的力度把意欲引向不同的方向。这一真正的原因只是经由智力——这一动因的媒介——才发挥了作用；当然，前提是智力足够敏锐以精确把握这些对象及其复杂的关系。欠缺果断作为一种性格特征既以意欲素质，也以智力素质为其前提条件。而那些思维相当狭窄的人不会有这一性格特征。因为这些人微弱的理解力无法让他们在事物中发现如此复杂的内涵和关系；再者，他们也无力琢磨和思考这些事情，并因此考虑接下来每走一步都将带来的后果。这种人宁愿根据自己的第一印象，或者遵照一些简单的行为准则马上做出决定。但对于具有相当理解力的人来说，情形则刚好相反。如果这种人还特别关心自己的安逸，即绝对不想吃亏，时时处处都能安全无恙，那么，这种人每走一步都会战兢不安，并由此导致欠缺果断。所以，这一特质完全不是说明了一个人缺乏理解力，而只是表明这个人欠缺勇气而已。但具有非常出色头脑的人却能快捷和确切地综观事情的关系及其可能的演变；如果这种人能有一定的勇气作其后盾——这使他们获得果断、坚毅的素质——那他们就有能力在处理世事中发挥一个重要的角色，只要时、势能给他们提供机会。
意欲遭受来自智力明显和直接阻碍的惟一情形确实是一种全然的例外。这种情形的发生是由于智力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智力占据了优势，因而也就是获得了被称为天才的高度禀赋。这样的智力禀赋对性格能量，因而也对行动力的确构成了明显的阻碍。因此，历史性的人物并不是真正伟大的思想者，因为有能力驾驭人类大众的历史性人物是与世事作斗争的。思想能力逊色许多的人，如果他们非常坚毅、果断，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那反而更加适合处理世俗事务；而这些素质却根本不会在具备极高智力的人身上出现。由此，具备了高度的智力就确实会出现智力直接阻碍了意欲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