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青少年
在一生中始终驱动我前进的是好奇心。我对事物，哪怕是周围微小的事物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好奇。
神经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
Brenda Milner
阅读和写作有关杰出创新者的故事有一点偷窥的性质，这有点像观看名人秀，比如《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在这个节目中，某人被允许躲着偷看让我们羡慕嫉妒恨的人们的起居室和卧室。然而，反思出类拔萃的人从童年到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非常合理的理由。他们的经历说明：过一种从多方面看比大多数人更丰富、更令人兴奋的生活是可能的。通过解读他们的生活，我们可能想出一些方法，打破常规，突破遗传及社会条件的限制，让自己过得更充实。
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运气的影响，比如天生具有出众的基因，拥有支持性的成长环境，或者碰巧在适当的时机处在适当的地点。
确实，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运气的影响，比如天生具有出众的基因，拥有支持性的成长环境，或者碰巧在适当的时机处在适当的地点。但是很多和他们一样幸运的人却并不具有创造力。因此，除了运气等外界因素外，某些人之所以能够对文化做出杰出贡献是缘于影响他们生活的个人决定。他们让生活符合自己目标的需要，而不是让外界力量支配他们的命运。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人最显而易见的成就是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他们实现这种创造的方法值得我们去了解，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将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无论我们是否能做出富有创造力的贡献。因此，接下来的内容不是轻松有趣的娱乐，而是对如何扩展人类潜能的探讨。
关于天赋的蛛丝马迹
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许在所有的文化中都一样），我们最珍爱的一些故事都与小英雄有关。如果某人非常受人尊敬，人们会普遍希望能够在他生命的早期找到其将成为伟人的迹象，以证明和解释后来的成功。以下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随着雾气渐渐散去，一个个光秃秃的山顶从阴影中显露出来，在阳光下闪耀着。一个正在牧羊的男孩把手伸进披肩的口袋里，摸出一块干面包，费力地咬着。他的狗朝着山谷的方向找寻了一阵子，似乎下面的黑暗中正发生着什么。山谷里有一个旧磨坊。此时母羊开始躁动起来。空气中的紧张气氛让一只一岁的小羊感到惊恐，“咩咩”地叫开了。
然后牧羊的男孩听到上山的石头路上响起了“咔哒咔哒”的马蹄声，一个骑马人的身影立即从山下的阴影中显现出来。这个陌生人会是谁？他只在身边挂着一把细长的剑，所以他不会是一位武士。他没有穿戴任何代表牧师的神职标志，看上去也没有游商那样谨慎小心。不过他肯定不是农民，因为他穿着华贵，蓝丝绒的紧身裤配着金色的斗篷。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人会到这里来呢？谁能在公元1271年如此轻松地骑马穿行于托斯卡纳（Tuscany）荒僻的山岭呢？
骑马人对男孩微笑着，在马鞍上挪动了一下位置。他的眼睛落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嗯，我猜我迷路了。我想找到从佛罗伦萨到卢卡最近的路，但赶了整整一晚上的路后，我好像远离了有人居住的地方。请问，我们在哪儿？”他问道，转向男孩说：“你叫什么名字？”
牧羊的男孩指着与太阳升起的东方相反的方向说：“如果你沿着这条小溪向下走大约9公里，会到达穆杰罗之谷（Valley of the Mugello）。左边是去佛罗伦萨的路，右边是去卢卡的路。我叫安吉奥罗，是邦多纳的儿子。”
骑马人点点头，然后打了个哈欠。他环顾四周像黄褐色大海一样起起伏伏的山脊，然后好像要把自己从睡梦中摇醒一样，他翻身下了马鞍。
“亲爱的圣母啊，我太累了。安吉奥罗，我真希望你能有一些新鲜的羊奶，从昨天中午以后我就没再吃过东西了。别担心，我会多付给你钱的。”他一边说一边把挂在腰带上的红色皮制钱包里的硬币弄得叮当响。
安吉奥罗拿出他放在花岗岩石板后面的一块奶酪和一罐奶。他对骑马人抱歉地说他没有面包了，不过那位绅士从他的鞍囊里取出了一块新鲜的板栗馅饼，和男孩一起分着吃。
他们安静地吃了一会儿后，男孩禁不住问：“大人，我能问您为什么要去卢卡吗？我敢打赌你不是这儿的人。”
“你猜对了。我出生在波河（River Po）边的伦巴第（Lombardy）。我的主人是维斯康提的泰鲍多（Teboldo）。今年早些时候，他被封为圣格雷戈里（His Holiness Gregory）罗马教皇，这是第10世的名称。两天前我从罗马的弗拉米尼亚斯（Flaminian）大门出发，去完成他委派的任务。”
安吉奥罗并不完全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他是一个好奇的孩子，于是接着问道：“那是什么任务？”
骑马人笑着说：“尊敬的教皇想让最好的工匠去罗马，把永恒的罗马城建成它应有的美丽样子。我的任务是找到杰出的建筑者、雕刻家和画家，说服他们为教皇服务。”
男孩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您怎么去发现谁是最好的工匠呢？”
“哦，有的人提问题，听工匠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有的人看教堂里、宫殿里的作品。”骑马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洋洋自得的表情。“不过我有我自己特殊的测试方法。我会让被认为很优秀的工匠徒手画一个直径大约一肘长的圆形。如果他真的很棒，应该能画得很圆。但是没有人能不用圆规或通过一端固定在中心的线绳来画出完美的圆形。”
安吉奥罗在昨晚烧火的灰烬里翻找了一会儿，最后找出一根被烧成炭的木棍。“您的意思是像这样吗？”他问道，并在他们刚才坐着吃饭的石板上熟练地画出了一个完美的圆形。
教皇的使者挠挠头，他看看男孩，看看石头上的圆形。他把目光转向山岭，此时它们都沐浴在阳光里。“不错，真的不错。会画自然界里的东西吗？你画过人或动物吗？”
这回轮到安吉奥罗微笑了。他瞥了一眼胖胖的公羊，它正在男孩的脚边晒太阳。牧羊的男孩只用了寥寥数笔便把公羊描画得惟妙惟肖，好像只要上帝赋予它呼吸，它就能活过来。从罗马来的骑马人陷入了沉思。
这个故事讲的是伟大的画家乔托（Giotto）是如何被发现的。所有意大利的学生都听过或读过这个故事，也许还不止一次。学校的课本上有这样的插图：安吉奥罗在石头上画着圆形，使者在一边震惊地看着；或者安吉奥罗在画羊，骑马人吃惊地抱着头。这个故事继续讲到使者如何把男孩带到著名的契马布埃（Cimabue）的作坊，让他在那里学习绘画。很快那个男孩被人们称为乔托，并开始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令人震惊的作品。他的名气很快超过了他的主人，并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基督教国家中最伟大的画家。欧洲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而且很喜欢读。
不幸的是，就像很多故事一样，这个故事更多地反映了我们的心理需求，而不是真实情况。最近我在一所顶尖大学的图书馆里搜寻了有关乔托童年的资料，我找到了关于他的102部著作，却没有一部著作提供了乔托童年的信息，其实他头30年的生活都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一部典型的传记是这样开头的：“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乔托生于1266年，出生地是托斯卡纳（Vespignano di Mugello）或佛罗伦萨。从文献来看，我们对他的青年时期无从知晓，只有一些传说故事。其中可能只有他在阿西西（Assisi）的艺术生涯的开始部分是事实，不过即使这些内容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很难被证实。”
所有著作都认为乔托的风格非常新颖，他让已经凋亡的绘画艺术重新复活，并为一个世纪后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然而他是否很早就表现出天赋仍是一个谜。围绕他的生活所杜撰出来的传说说明我们多么需要可预测的、讲得通的事件。如果某人很杰出，我们便希望相信，在他生命早期就存在着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明显迹象。无论是佛陀、耶稣、莫扎特、爱迪生或爱因斯坦，一定在他们生命的早期就展现出了天赋。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基于对某人早期天赋的评判来断定一个孩子是否在将来具有创造力。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基于对某人早期天赋的评判来断定一个孩子是否在将来具有创造力。一些孩子确实在某个领域表现出早熟的迹象，比如莫扎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一位颇有建树的钢琴家、作曲家；毕加索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能画出很不错的画；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上学时跳过级，他们思维的敏捷程度常常让大人们吃惊。但是也有很多孩子早期并没有显露出成功的潜质，历史书中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有些孩子可能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但他们不是富有创造力的，因为创造力涉及改变做事的方式或思考的方式，需要精通旧有的做事或思考方式。无论一个孩子多么早熟，他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莫扎特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已经像当时在世的音乐家一样有造诣了，但除非他创作音乐的方法被人们认真对待了，否则他无法改变人们演奏音乐的方法。要实现这一切，他至少需要用10年的时间来熟悉作曲领域，然后才能创作出令人信服的作品。如果富有创造力的人的真实童年与其他许多普通人的童年没什么差别，那么人们会倾向于杜撰出吸引人的故事，给他们普通的童年带上光环。
我们都知道这类故事是如何编造出来的，因为我们常用它来让自己或者我们孩子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合理。例如，小詹妮弗在初中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很快她的父母便开始跟朋友们说，詹妮弗三四岁的时候说过什么人小鬼大的话，她多么喜欢听童谣，很早就开始认字了，等等。如果詹妮弗后来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那这些童年故事可能会更聚焦于她的早熟。并不是因为有人故意想更改事实，而是因为在故事一遍遍被讲述的过程中，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会强调其中重要的部分，而把与故事主旨相矛盾的细节去掉。这是我们内在一致性的需要，而且听众也会更喜欢这样的故事。每讲述一遍故事，詹妮弗的童年就会变得愈发卓越不凡，由此神话便诞生了。
▲被好奇心牵引
孩子不可能具有创造力，但所有富有创造力的成年人都曾经是孩子。因此合理的做法是，问一问富有创造力的人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以及什么类型的事件影响了他们早期的生活。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具有杰出创造力的人的童年生活时，却发现很难从中找出一致的模式。
一些轰动世界的人物，从一出生就显得很出色；也有很多人小时候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年轻时的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奇才，温斯顿·丘吉尔直到中年才显露出政治家的才华，托尔斯泰、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小时候并没有给大人留下未来会成为天才的印象。
我们实施的访谈也是如此。一些被访谈者，比如曼弗里德·艾根或作曲家、音乐家拉维·香卡（Ravi Shankar）十几岁之前就在各自的领域中展露出了非凡的天赋。而其他人，比如化学家莱纳斯·鲍林或小说家罗伯逊·戴维斯在20多岁才开始崭露头角；在旗公司前CEO约翰·里德在40多岁的时候做出了影响银行业的决策；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总裁恩里科·兰道（Enrico Randone）在将近80岁的时候对自己所领导的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约翰·加德纳成为约翰逊总统的首位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时，他已经50多岁了，并且刚刚发现自己具有政治天赋；巴里·康芒纳差不多也是在50多岁的时候放弃了学院科学，开始从事环保活动。在所有这些大器晚成的例子中，早年的情况充其量只是他们最终所展现出来的非凡能力的一个开始。
童年时是否是天才与成年以后是否富有创造力没有直接关系，令一个人变得富有创造力的似乎是对周围事物具有超乎寻常的强烈好奇心。实际上每个对领域做出创新贡献的人都曾记得生命中感到敬畏的事情，都可以说出很多有关尝试解决这些难题的奇闻轶事。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年轻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达尔文在家附近的树林里散步，他注意到一个巨大的甲虫正忙着要躲到树皮下面。年轻的达尔文收集甲虫，这只甲虫是他没有收集过的。于是他跑到大树边，抠掉树皮，抓住了那只甲虫。而且他发现那里还躲着两只。甲虫太大了，他一只手只能抓一只，于是他把第三只甲虫放在嘴里，一路跑回家。在路上，那只甲虫试图顺着他的喉咙逃跑。
维拉·鲁宾7岁的时候，一家人搬到了郊区。她从卧室的窗户向外看，第一次看到了满天繁星。这种体验太令人震憾了。她说从那以后，她便想不出除了研究星星，还能怎样度过一生。物理学家汉斯·贝特记得自己从5岁起，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和数字玩耍的时候。在8岁时，他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表格，在上面算出了2和其他整数的乘方。不是因为他特别擅长数学，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喜欢做这件事。约翰·巴丁是唯一得过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他在上学时很优秀，从三年级跳到了七年级，但直到10岁时才开始对数学感兴趣。从那以后，数学成了他最喜欢的消遣，一有时间他就解数学题。莱纳斯·鲍林也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上学前，他在爸爸的药店里帮忙混合药物，因此爱上了化学。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回忆道：“那时我应该是三四岁的样子，坐在浴缸里，妈妈在给我洗澡。我问她宇宙有多远……世界有多远……以及比它们更远的地方。当然这让她大吃一惊，就像我之后常常为物理学感到吃惊一样。”
罗伯逊·戴维斯在学校里不停地写作，获得了很多奖项。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是欧洲公众舆论研究方面的前辈，年幼时，她便建立起了想象的社区：“小时候我最喜欢的玩具不是娃娃，而是木块建起的村庄，里面有树木、房子、篱笆、动物和非常不同的房子，比如市政厅。在10~12岁的时候，我会用两三天的时间来构想出村里人发生的故事。”从注册专利的数量和种类来说，雅各布·拉比诺是最多产的发明家之一。小时候他住在西伯利亚，从小就对爸爸的制鞋机非常着迷。从那以后，他探索并尝试搞明白遇到的每一台机器。神经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对自己进行了如下描述：
在一生中始终驱动我前进的是好奇心。我对事物，哪怕是周围微小的事物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好奇。我妈妈过去常认为我只是对其他人的事情很好奇。但是我不只对人好奇，还对周围的事情好奇。我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
社会学家戴维·瑞斯曼说：“如果你问什么驱动着我，我会说是好奇心。”不过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包括达尔文和瑞斯曼，曾被认为是天才或具有天赋的孩子。然而，他们具有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至少对周围环境的某个方面会非常关注。无论是对声音还是对数字，对人还是对星星，抑或对机器还是对昆虫，必然存在着强烈的爱好，而且这种爱好通常持续一生。
确实，这些童年的记忆可能更容易受到扭曲，更容易引发传奇故事，让我们错误地相信天才在早期就显露出非凡的能力，比如乔托的故事。也许这些故事很大程度上只是马后炮式的杜撰，然而我有理由相信它们不是。在八九十岁高龄，人们对自己最初的强烈爱好的描述会比较具体而实际，因此显得更真实。有时还会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比如童年时造的旧望远镜；很多年前给予他们启发、被翻烂的一本书；少年时期写的诗或画的素描。因此，虽然这些人可能没有很早取得成就，但他们似乎很早便开始探索并发现周围世界的某个部分。
然而，这种强烈的兴趣来自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等到对创造力比现在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才能得到明确的答案。此时我们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是，孩子们会对能让他们在竞争资源上具有优势的活动感兴趣。其中最重要的资源是意义重大的成人的注意与赞美。尽管在后来的生活中，富有创造力的人学会了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但最初这种兴趣通常来源于竞争优势。因为跳跃和翻筋斗的能力而受到认可的孩子，可能会对体操感兴趣。因为绘画出众而比朋友们得到更多好评的孩子会对美术感兴趣。
重要的不一定是天赋的绝对数量，而是在特定环境中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一个天赋平平的女孩可能会对音乐产生强烈的兴趣，如果周围人比她更不擅长音乐。
重要的不一定是天赋的绝对数量，而是在特定环境中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一个天赋平平的女孩可能会对音乐产生强烈的兴趣，如果周围人比她更不擅长音乐。相反，一个非常擅长数学的男孩可能不会从事数学事业，假如他的哥哥被大家认为非常具有数学天赋，而他却不得不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中。他可能选择发展自己第二擅长的事情，开始对其他事情感兴趣。
在有些情况中，竞争优势是遗传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与生俱来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具有音乐、数学天赋的孩子来说，出众的表现势不可当，人们除了认可它之外找不到别的理由（当然前提假设是周围人懂音乐或数学）。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通常是继承了前辈们的天赋，并会变得越来越有兴趣发展它。在其他情况中（也许是大多数情况），最初的好奇心是由社会环境中的某些特点激发出来的。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是印度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的侄子。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期望他能效仿这位卓越的叔叔。钱德拉塞卡知道，如果想得到亲戚们的认可和赞美，他最好对科学产生兴趣。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都是从孩子时起就对科学感兴趣的，也不是每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从很早就开始写作了。乔纳斯·索尔克年轻时换过职业，最终他发现了小儿麻痹症疫苗，这种疫苗被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乔纳斯·索尔克的故事是普遍存在的职业转变的典型例子：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想学习法律，这样就可以进入国会，制定公正的法律。那时我大约8岁或10岁。后来我决定学医，其中与我妈妈有很大关系。她觉得我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因为每次与她争辩，我都赢不了。
卓越的德国诗人希尔德·多明在妈妈去世之后，在自己接近中年时才写出了第一首诗，开始发表诗作就更晚了。简·克雷默（Jane Kramer）是具有开创性的电视制作人，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的校长，但在20多岁之前，她都不知道自己想从事什么职业。乔治·法鲁迪在发现自己画不好画之后才转向写诗的，而另一位诗人安东尼·赫克特说：
在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是音乐，而不是诗歌。我想这对成为诗人是一种抑制。我总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考虑，一直非常努力地尝试去取得音乐方面的成果。我思考和希望的都是把诗歌转化为抽象的音乐。我必须明白的事情之一就是停止这种想法。这需要付出巨大的专注与决心。
即使如此，这些人或许并不知道什么形式的好奇心（对周围世界保持开放的态度，有兴趣去了解世界）能让生活过得尽可能充实。
几乎没有人的人生道路会像化学家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的一样迂回。他是流亡到比利时的俄国贵族的儿子，于197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年轻的时候，他主要对哲学、艺术和音乐感兴趣，但家人坚持认为他应该学习一门受尊重的职业，因此他进入了法学院。在阅读刑法期间，他开始对罪犯的心理产生了兴趣。由于不满足于肤浅的知识，他决定要更深入地理解大脑的机制，这促使他开始学习神经化学。进入大学的化学系后，他意识到自己最初的兴趣或许太野心勃勃了，并开始对自组织系统的化学过程进行基础性的研究。
然而普里高津不断受到最初的好奇心的激励，他逐渐认识到分子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可能对一些基础的哲学问题会有所启发，比如选择的问题、责任的问题以及自由的问题。虽然牛顿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物理定律具有确定性，表达了可以被应用于过去和未来的必然性，但普里高津发现，在他所研究的不稳定的化学系统中，化学过程是无法被预测的，而且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
如果你说宇宙是确定的，具有某种自动化，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责任”呢？这个问题成为了所有西方哲学的重要主题。对我来说，我们似乎必须在否定人文传统的科学观点以及试图破坏我们从科学中学到的东西的人文传统之间进行选择……对于这种对立，我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我从人文科学转向了自然科学……然而我在热力学中的所学证实了我的哲学观点，并给予我力量，使我能够继续更深入地阐释时间及自然的法则。因此我想说，这就是人文观点与科学观点之间的一种联系。
人文探索与科学探索的协同作用对普里高津很有帮助。除了阐释基本的热力学过程之外，他的观点还启发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各类学者。他创造的、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比如“耗散结构”和“自组织系统”，已经被用于城市规划及人格发展的探讨中。然而就像普里高津所研究的分子系统一样，单从他最初的兴趣来看，我们无法预测出他的职业生涯。他的好奇心、父母的期望、知识环境所提供的机会以及他的实验结果之间，发生了微妙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了他所提出的概念体系。
▲来自父母的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负责激发并引导孩子兴趣的人是他们的父母。有时父母对孩子智力发展的唯一贡献是像成年人一样对待他们。
在大多数情况下，负责激发并引导孩子兴趣的人是他们的父母。有时父母对孩子智力发展的唯一贡献是像成年人一样对待他们。唐纳德·坎贝尔在方法与理论上的很多新颖贡献丰富了当代心理学，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的父母从来不用居高临下的语气跟他说话，并耐心聆听他对各种各样成人话题的观点。唐纳德·坎贝尔是有这种感受的众多被访谈者之一。小说家罗伯逊·戴维斯所说的话代表了很多被访谈者的情况：
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的父母很相似。如果他们之间存在100个不同点的话，那么也很难说清楚它们是什么。不过有一点令我非常感激，那就是他们非常宽宏大量。他们从来不拒绝孩子们的任何事情，只要这事对孩子们有帮助。他们对我非常慷慨。由于我表现出了对教育的渴望，因此他们帮助我接受了很多教育。他们还通过言传身教帮助我在音乐和文学方面打下基础，并把我送到能够接受相关教育的地方。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感激他们。尽管我们在观点上经常会存在很大分歧，但我始终觉得他们对我非常宽容慷慨。
在其他情况下，整个家庭都会被动员起来帮助孩子培养兴趣。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和她的每个姐妹都被委派了一个姑姑、姨妈或叔叔、舅舅，每个月负责至少带她们去两次博物馆和听音乐会。她说每个姐妹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专业领域是很重要的，经常被带去看芭蕾的孩子就不会被带去参观艺术博物馆，反之亦然。这样手足之间的竞争被减少到最小，个人兴趣得到了强化。
伊莎贝拉·卡尔（Isabella Karle）是世界顶尖的晶体学专家，是电子衍射分析和X射线分析等新方法的先驱者。她对童年的回忆很具有典型性。她的父母是波兰移民，只接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而且收入有限。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大萧条时期，伊莎贝拉的妈妈也会从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让全家人到东海岸度两周假。父母带孩子们去图书馆、博物馆，去听音乐会。在上一年级之前，伊莎贝拉的父母已经教会她用波兰文阅读和写字了。“他们非常擅长引导我们去认识世界，”伊莎贝拉说，“尽管他们的资源很有限。”在读了15年书后，她成了非常优秀的学生，获得了化学博士的学位。在学习化学之前，她的兴趣集中在历史小说上。在上高中二年级之前，她没有上过科学方面的课程。当时有位辅导老师建议她上一门科学课，这样会比较容易进入好大学。在包含生物、化学和物理的课程清单中，她随便指了指中间的一个。她说：“化学太让我着迷了。”即使孩子不需要在早期就发展对某个领域的兴趣，以便在今后展现出创造力，但早期富足而多样化的生活对未来也会很有帮助。
对于不得不与贫穷或社会地位低下的背景进行抗争的孩子来说，父母强有力的影响尤其必要。在缺少其他优势的情况下，比如无法进入好学校或者没有良师益友，如果再没有父母的支持与引导，孩子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著名的爵士钢琴演奏家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记得，当他还是个小孩时，他的父亲（加拿大铁路的一名搬运工）每次跟车从蒙特利尔到温哥华时，都会给他安排练习一段钢琴曲的任务。他父亲一回到家，就会检查奥斯卡是否完成了家庭作业。如果没有，他的屁股就会挨踢。家庭对奥斯卡最重要的影响是，让他建立起了强烈的自律与自信，并鼓励他热爱音乐：
他们不会试图限制我，让我遵守规矩。他们看着我做事并会对我说：“我认为你知道更好的做法。如果你照照镜子，仔细地去看，你就知道你并不打算那样做。那不是你。”由此他们让我知道，他们对我有着多么大的期望，甚至比我当时能做到的更大。
我的家庭首先给予我对音乐的热爱。他们帮助我学会欣赏我所听到的一些音乐，那让我一跃而进入中等水平。他们还教授给我一套生活的个人准则，避免我陷入当时很多音乐人陷入的一些麻烦。他们让我觉得只要我想做，我就能做好，由此我获得了自信。
从家庭中吸收到的自尊与自律对奥斯卡·彼得森后来的生活很有好处。当时爵士界面临着强烈的诱惑，他的很多同辈沉溺于性、毒品和酒精的诱惑中，但出于对父母及他们价值观的尊重，彼得森一直坚持走正路：
他们让我知道，他们永远无法忍受或接受吸毒。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但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人曾提供给我可卡因，我猜那是可卡因，不对，很抱歉，应该是海洛因。他称之为：“海洛因的冲击。”我坦率地对他说：“如果我这样做，就永远都不能回家了。”这件事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令我害怕。我想不出，如果我沾染了恶习后回到家，将怎样面对妈妈，更不用说爸爸了。我没有理由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怕他会对我做什么，而是怕这会彻底摧毁他。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向他解释。
非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记得，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总是在阅读，因此他在成长中逐渐认为，阅读是成年人日日夜夜应该做的事情。他记得母亲总是给予他充分的鼓励与支持。富兰克林认为父母为他的人生提供了智慧与道德的基础：
你知道，我的父母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妈妈是学校老师，毕业于罗杰威廉姆斯大学（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的教师培训项目，我爸爸上的也是这所大学。他们在那里相遇。之后爸爸在亚特兰大的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继续深造，并从那里毕业。后来他学习的是法律，在一个律师办公室中攻读法律。1900年左右，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以第二高的分数通过了律师职业考试。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在印第安准州（Indian Territory）（当时还不是一个州，俄克拉何马也不是一个州）取得了律师资格。因此，父母对我的智能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他们那里，我看到了学习、阅读等这类事情的价值，还学到了诚实与正直。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不必疑惑自己是否应该做或不应该做某些事情。由于他们的影响，这已经成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曼弗里德·艾根从爸爸那里学会了演奏音乐，懂得了什么是高标准的表现。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父亲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对职业的综合性观点影响了儿子的职业发展。弗里曼·戴森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他的父母：
嗯，我非常幸运，拥有这样的父母。他们俩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的父亲既是一位作曲家又是一位管理者，这是很不寻常的组合。它大大地激励了我，让我觉得一个人拥有做很多事情的自由，并且能把它们做好。我母亲也很不同寻常，她是一名律师，阅读非常广泛。事实上，她陪伴我的时间比爸爸更多。他们的个性都很强，但依然让我拥有做自己的事情的自由，即从事科学的完全自由。他们俩都不是科学工作者，但他们理解科学是什么。
父母的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有时这种影响会给人留下紧张而矛盾的感觉。黑泽尔·亨德森以自己的妈妈作为榜样，但怨恨她对具有家长作风的丈夫太顺从。谈到自己的父亲，她说：
他有些独裁，因为男人被认为就应该那样。妈妈在争执中从来没有赢过。我不想像爸爸那样，尽管我认识到权力是有用的。嗯，在某些方面我确实很想像他，我想像他一样高效，但我不想被轻视，不想成为受气包。因此我的童年充满了紧张，到底该拿它怎么办？尽管我从来没有说出来，或者当时也没有这样想，但我最后决定要把爱与权力结合起来。
父母常常被孩子的兴趣吓到，这对艺术家来说尤其常见。美国桂冠诗人马克·斯特兰德一开始对绘画感兴趣。“当我宣布自己想成为画家的时候，我的父母不太高兴，因为他们担心我没法维持生计。当我说自己想当诗人的时候，情况更加糟糕。他们认为所有的诗人都三餐不继，或者酗酒、自杀。”乔治·法鲁迪在转向写诗之前，不得不选修大学中的很多科目以取悦他的父亲。我们的样本所代表的那一代女性会因为希望以科学作为职业，而受到父母的阻止。她们成为物理学家或化学家的机会是什么？较好的做法是先努力成为高中老师。
他们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真诚和坦率，这是他们从以身作则的父母那里学到的美德。
正如以上引述所表明的，父母不只是知识或知识学科的源头；他们的作用也不仅局限于向他们的孩子展示某种职业，提供接触学界的机会。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在于塑造了孩子的某种性格。许多被访谈者提到父亲或母亲在传递给他们某种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可能是诚实。大多数被访谈者说，他们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真诚和坦率，这是他们从以身作则的父母那里学到的美德。罗伯逊·戴维斯的父母都是作家，他这样谈及自己的父母：
他们对自己的作品非常真诚。他们对我的教养不应该被说成是严格的，因为他们并不苛刻严厉。但我是在一种宗教氛围中长大的，因此对真相、真理怀有极大的尊重。父母时常引用《圣经》，因此我时刻牢记着，上帝是不会被欺骗的。
德国物理学家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将两位学生培养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认为科学导师的责任并不只是要自己做到诚实，还要确保自己的同事是诚实的：
我不知道“诚实”一词是不是最好的词汇。你要在工作中不断寻找真理，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必须想到一切事情可能与你所认为的相矛盾，一定不要掩饰错误。整个氛围都应该如此，这样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当你领导一个实验室或机构的时候，你必须努力帮助那些诚实的人，帮助那些不只为他们的职业而工作，还在尽力减少其他人工作的人。这是教授应该承担的最重要的任务，也是非常根本的任务。
为什么人们都认为诚实如此重要？虽然基于被访谈者所在领域的不同，他们的回答千差万别，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自然科学家们说，除非他们对实验的观察结果是诚实的，否则便不会从事科学，更不用说具有创造力了；社会学家们强调，除非同行尊重他们的诚实，否则他们观点的可信度就会受到损害；艺术家和作家所说的诚实意味着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感受和直觉；商人、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认识到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以及对于他们领导或从属的机构来说，诚实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一个领域中，如果你不诚实，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扭曲证据，你都无法获得最终的成功。大多数被访谈者为拥有诚实的父母，并以他们为榜样而感到幸运。
只有在少数情况中，父母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孩子会希望自己未来不要像他们那样。孩子不希望像父母那样总是争吵，唯利是图，对生活充满抱怨。不过总的看来，父母对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拥有好奇心以及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种影响依然会存在。
▲失去父亲
与父母的重要性明显不一致的事实是，很多富有创造力的人，特别是富有创造力的男性，早年便失去了父亲。在我们的样本中，3/10的男性和1/5的女性在成长到十几岁之前就失去了父亲。
新兴的肿瘤生物学的创建者之一乔治·克莱因便是如此。在一本书中，他详细描述了父亲的死对他生活的影响。他认为驱动自己傲慢的自主性和责任感都源于不用害怕父亲，也没有父亲可以依靠。没有父亲的小男孩也许会觉得非常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与此同时，他也会感到巨大的负担，因为他必须不辜负他认为的已故父亲对自己的期望。
没有爸爸的男孩可以随意想象父亲是什么样的。他不必站在强大而爱挑剔的父亲面前来证明自己。而另一方面，他没有机会成长为爸爸的朋友和伙伴。这种关系凝固了，在孩子记忆中，父母是万能的。他始终记得父母的高要求。这种矛盾心理可能塑造了富有创意者复杂且通常是扭曲的人格。在题目为《没有父亲》（The Fatherless）的文章结尾，乔治·克莱因写道：
父亲、弟弟、我的儿子、我的创造者，你永远都不会让我去了解你，你永远都不会压制我、征服我，把我塑造成你想让我成为的样子，成为我永远都不会成为的人，除非我能告诉你……我想告诉你什么？也许只想告诉你：活着真好，谢谢你让我有可能活着。如果你还在人世，我可能会让你痛苦不堪，但是如果你已经死了，我就永远都不会拥有生命。
尽管几乎没人对失去父亲表达出如此的洞见和悲伤，但在多数情况下，父亲的早亡似乎都在儿子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韦恩·布斯生长于摩门教家庭。在摩门教中，父亲被视作上帝的代表，他们几乎就像神一样。因此，当看到父亲去世时，年幼的韦恩感受到的是双重的打击。首先，对于失去父亲，他自然会产生悲痛之情。其次，这是对他最基本信仰的打击。如果父亲非常强大，那他怎么会死？强烈的悲痛再一次转化为了不寻常的收获。在高度等级化的摩门教家庭中，年龄很小的他就取代了已故父亲的地位，获得了最年长男性才能拥有的尊重与高期望。韦恩·布斯的职业生涯反映了他早年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在教学、文学研究和评论上表现出对秩序和传统的尊重；另一方面，他不断质疑已经被接受的真理，70多岁时仍保持着像年轻人一样的好奇心。
有时父亲虽然活着，但实际上儿子跟父亲已经没有什么接触。印度音乐家拉维·香卡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必须谈一谈我父亲。他是一位探索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一直在探求知识。在每一门学科上，从梵文到音乐，他都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的职业是律师，就职于伦敦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当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在日内瓦成立时，他就在为国际联盟工作。在接近50岁的时候，他在法国开始研究政治学。在生命的最后五六年，他放弃了所有事情，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的基金会中做印度哲学方面的演讲。在不同的场合，他赚了很多钱，但从来不攒钱。他对我们没有什么照顾。妈妈很早就和他分开了。他娶了一位英国夫人，我只听说过她的事情，但从来没见过她。从童年起我就看到妈妈很不快乐，很孤独。但是你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她将全部的精力、时间以及一切都用在了孩子们身上。由于我们的钱很少，让我们兄弟接受教育真的令她很为难。
正如我所说，我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很孤僻的人。他不和家人住在一起。我很少看到他。把与他相处的时间全部加在一起，我估计也就两天、三天或一个月。最长的一次是在日内瓦，我们相处了两个星期，当时他在为国际联盟工作。在那之前我已经有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没见过他了。因此很不幸，我和爸爸没有什么交往，尽管我非常尊重他、喜欢他。我在成长过程中也很孤单，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
影响孩子们今后生活的并不是没有父亲的事实，而是他们从这个事件中演绎出来的意义。父亲的亡故既有可能破坏儿子的好奇心和抱负，也有可能提升它们。重要的是丧失父亲的孩子是否有足够的情感与认知支持，以把这种父爱的丧失解释为他必须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的标志，需要他更加努力，不辜负期望。此时妈妈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正是为了保护和安慰妈妈，孩子才变得非常努力，并取得了成功。
影响孩子们今后生活的并不是没有父亲的事实，而是他们从这个事件中演绎出来的意义。父亲的亡故既有可能破坏儿子的好奇心和抱负，也有可能提升它们。
父母的亡故通常会产生复杂的影响。布伦达·米尔纳很崇敬爸爸，在她8岁的时候，她爸爸死于肺结核。他曾经是一位钢琴家、《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音乐评论员。由于他的工作可以让他很多个上午都待在家里，因此他负责布伦达的教育。他教给布伦达运算表，让她读莎士比亚。父亲的死是布伦达人生中“最糟糕的情感经历”。这次事件后，布伦达被科学所吸引，这一部分是为了避免受到富有艺术性的妈妈的过度影响。当与妈妈分开时，布伦达会感到非常爱她，但与妈妈在一起时，只要在同一个房间里超过一刻钟，她们就会争吵起来。“我想展示，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我妈妈的事情。”对于追求科学的决定，她这样说道，“这也许是自私的，但当你还是个小孩时，和一个将那么多感情投入到你身上的人住在一起会导致幽闭恐惧症。”
在某些情况中，失去父亲的孩子可以从更大的团体中获得支持。在莱纳斯·鲍林父亲去世的时候，波兰其他药剂师承担起了照顾这个9岁男孩的责任。每天放学后，他会去不同的药店，帮助爸爸的同事们准备药品，由此进一步发展了他对化学的最初兴趣，这种兴趣最早是在爸爸的店里帮忙时培养起来的。失去父亲没有让鲍林对周围世界失去兴趣：
我不认为自己曾坐下来问过自己，现在我该做什么？我只是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11岁的时候，我最喜欢阅读。我读了很多书。在我爸爸临去世前几个月，也就是我快9岁时，他曾说过我对阅读非常有兴趣，已经读了《圣经》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说我似乎喜欢历史。我还记得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一门古代历史课。我非常喜欢看这本教科书，所以在开学的头几个星期就把整本书都看完了，还到处寻找有关古代世界的其他资料。11岁的时候，我开始收集昆虫，阅读有关昆虫学的书籍。12岁的时候，我努力收集矿石。我找到了一些玛瑙，那是我在威拉梅特谷（Willamette Valley）所能找到并认识的唯一矿石。不过我阅读了矿物学方面的书籍，从书上把矿石的属性表抄下来，其中包括硬度、颜色、条纹和其他属性。13岁时，我开始对化学感兴趣。当认识到化学家能够将某种物质转变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其他物质时，我觉得很兴奋。这就是我学习化学的开始。它让我很有兴趣。氢气和氧气能够形成水，钠和氯能够形成氯化钠。元素构成的不同物质混合后会形成化合物。从那以后，我把很多时间用在了更好地理解化学上，这意味着真正地理解这个世界，理解宇宙的本质。
虽然富有创造力的成年人常常要克服失去父亲的打击，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格言“父亲能够给儿子的最好礼物是早亡”，却是一种夸大。有太多富有创造性的个体拥有温暖且积极向上的家庭背景，因此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艰难困苦或矛盾冲突是释放创造力欲望所必需的。事实上，富有创造力的人在童年时要么特别能够得到支持与帮助；要么非常贫困，得不到足够的教育或者生活非常具有挑战性。
父母的社会等级也会影响孩子。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出身非常贫寒，也有许多人出身于高知家庭或上流阶层。几乎没有富有创造力的人出生于广大的中产阶层。我们的访谈对象中大约有30%的人，他们的父母是农民、贫穷的移民或蓝领工人。但是，他们并不认同自己下层阶级的地位，对孩子的成长抱有很高的期望。心理学家伯尼斯·诺嘉顿（Bernice Neugarten）的父亲是一位欧洲新移民，没有上过什么学。在大萧条时期，他勉强能够维持生计。伯尼斯上大学时有一次放假回到内布拉斯加的家中，她的爸爸问：“你喜欢上大学吗？”伯尼斯解释说，她开始产生了自卑感，因为在芝加哥大学里周围有那么多博士生。“那是什么？”她爸爸问。伯尼斯回答：“爸爸，如果你上大学，只是拿到学士学位，那你读得还不够。人们会继续攻读，取得被称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东西。”这时她爸爸向她摇动着手指说：“那你应该得到它们。”
富有创造力的人中大约只有10%的家庭是中产阶级。大约34%拥有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比如教授、作家、交响乐团指挥或科学家。25%出身于律师、医生或富有的商人家庭。显而易见，出生于经常从事知识活动的家庭，或者出生于认为教育能改变社会地位的家庭会对个人成长有所帮助。
▲立一面反省的镜子
在回顾童年时，我们的感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下环境以及这些年来所经历的事情的影响。比较幸福和满足的人可能会想起比实际情况更多的愉快往事，而受到生活伤害的人或许会把更多的不幸投射到过去。我们确实知道，一些拥有积极自我的成年人会用更带赞许的措辞来描述自己的童年。目前仍不清楚的是，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这些成年人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幸福的童年，所以才具有积极的自我概念的吗？或者是因为他们父母的自我概念是积极的，所以他们记忆中的童年比较幸福，因此他们也就具有了积极的自我概念？
我曾对一些艺术家进行过时隔20年的访谈，并发现了一种有趣的模式。1963年时，一位特别成功的年轻艺术家说自己的童年非常正常，甚至是田园诗般的宁静幸福。他特别向我保证，在艺术家的自传中读到的各种冲突和紧张关系从来不曾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但10年后，这位艺术家在事业上遇到了困难。他的绘画作品不再流行，评论界和收藏家都避开他，他的作品销量一落千丈。此时，他开始提到童年生活中不那么美好的事件了。他爸爸为人冷漠而且严厉，他妈妈固执己见、占有欲强。他不再像10年前那样会谈起在果园里度过的美好夏日时光，而是念念不忘小时候他经常尿床让他的父母非常惊愕。
无论如何，人们都会面对让过去与现在保持一致的强大压力。屈服于这种压力，人们会提供一种主观的事实，无论它与过去客观的事件是否相符。
又过了10年，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艺术家的事业可谓一败涂地。人们非常不喜欢他的作品，他经历了两次棘手的离婚，严重依赖药物，还在努力控制酗酒问题。此时在他对童年的描述中，父亲和叔叔都是酒鬼，动不动就对他拳脚相加，而且在情感上很专横。这样的孩子成长为失败的成年人就不足为奇了。他对童年哪个版本的描述更接近真相呢？他接受的治疗是否帮助他更清楚地看到被压抑的过去？或者是不是“乐于助人”的治疗师为他提供了为什么他会失败的解释？我们无法断言哪个选项是正确的。早期的成功可能只是一种侥幸，而后来的失败才是不幸的童年注定会导致的结果。或者艺术家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自身有什么过错，而是因为艺术品味与市场的变幻无常。无论如何，人们都会面对让过去与现在保持一致的强大压力。屈服于这种压力，人们会提供一种主观的事实，无论它与过去客观的事件是否相符。
因此，在富有创造力的成功者的记忆中，童年之所以基本上都是温暖的，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很成功。为了与当下相一致，他们的记忆优先选择过往的积极事件。如果传记作者确信富有创造力的人的童年一定饱含着痛苦，那么他们也许会找到我们的访谈没有提及的不幸遭遇的证据。与之类似，如果传记作者确信富有创造力的人一定拥有幸福的童年，那他们肯定也能找到很多相关的证据。问题似乎不在于客观事实是什么，而是孩子们如何理解、诠释这些事实，他们从中获取了什么样的意义和力量，以及对于后来生活中遇到的事件，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记忆。
▲受惠于良师的谆谆教导
令人奇怪的是，学校对富有创造力的人似乎都没有什么影响。人们经常觉得，即使学校有影响，那也是抹杀孩子们在校园外寻找兴趣的好奇心。学校对于爱因斯坦、毕加索或艾略特所取得的成就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从记录上看，情况很糟糕，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在正式的教育系统中投入了那么多努力、资源和希望时。
虽然学校本身很少被作为鼓励的来源被提及，但学校里的个别老师常常能唤起、保持或引导孩子的兴趣。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相信，他在布达佩斯路德教会高中的数学老师拉兹（Laszlo Ratz）激发了他和其他一些同学对数学的兴趣，这些同学包括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物理学家里奥·西拉德（Leo Szilard）和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没有一个人能像拉兹一样引发孩子们对某门学科的兴趣”，显而易见，这位老师一定做了某些正确的事情。
什么使得这些老师这么有影响力？有两个主要因素比较突出。第一，老师关注这些学生，相信他们的能力并给予关照；第二，老师关照的方式是给他们布置额外的任务，提出比其他学生更大的挑战。在维格纳的描述中，拉兹老师很友善，他把自己的科学书籍借给有兴趣的学生，给予他们个别指导和特殊的测试，以挑战他们卓越的能力。罗莎琳·耶洛虽然接受的是物理学的训练，但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她记得她对数学的兴趣是在10年级的时候被激发出来的。当时她12岁，老师是里皮先生（Mr. Lippy）。以下是她对这位老师以及其他对她产生过影响的老师的描述：
我是一个好学生，他们总是给我布置很多额外的作业。里皮先生是我的几何老师。他把我带到办公室，给我一些数学难题，这些题是给全班同学布置的作业之外的题目。化学老师也是这样。
约翰·巴丁大约也是在这个年龄开始对数学感兴趣的，他受到了一位老师的影响。这位老师注意到了他的能力，鼓励他，并给他建议去做哪些题目。因为这种额外的关注，约翰·巴丁10岁时学习了初中的代数，并在数学竞赛中赢得了年终大奖。第一位给予莱纳斯·鲍林密切关注的老师是他读中学时的化学老师威廉·格林（William V. Greene）：
他给我上中学二年级的化学课，为此我得到了化学课两年的学分。我是二年级化学课上唯一一名学生。有几次他让我在放学后多留了一个小时，帮助他操作弹式量热器。
要保持对某个科目的兴趣，十几岁的孩子必须喜欢这个科目。如果老师把学习任务设定得特别难，学生就会觉得非常沮丧和焦虑，不会对它有兴趣，也就不会喜欢上这门科目。如果老师把学习任务设定得太简单，学生会感到厌倦，也会失去兴趣。老师的艰巨任务是要在挑战与迎合学生能力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这样学生才会有学习的兴趣和愿望。
虽然我们样本中的学生在几十年后变得非常出名，但令人奇怪的是，其中很多人都不记得曾与某位老师有过特殊的关系。科学以外的领域尤其如此。这也许是因为早熟的数学能力更容易被发觉，老师们似乎更愿意鼓励未来的科学家，而不是有艺术天赋或对人文学科更敏感的学生。事实上，老师们有时会被一概抹黑，被认为都具有同样的缺点。乔治·克莱因认为除了一位老师以外，其他老师都很平庸。而且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觉得相对于从课堂中学到的东西，他在与同学的争辩中学到了更多的哲学与文学知识。神经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还记得上学时她是多么泄气，因为她不会画画、唱歌，或者做其他老师认为“有创造力的”事情。由于她特别争强好胜，虽然不擅长学校重视的技能，但她转向了自己擅长的科目，而且特别卖力：
我经常回到家把白天做的糟糕的针线活拆掉，大哭一场。当我试着画一幅五大湖区的地图，却没法把它们连接起来时，也会大哭。在晚上，我最喜欢做的是代数方程。我觉得那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不擅长那些需要手巧才能做好的事情。学校总是奖励艺术作品以及所有我不擅长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因为擅长拉丁文和代数而获得认可。
还有一些人记得自己更喜欢课外活动，而不是学校的课程。当罗伯逊·戴维斯赢得了学校颁发的大多数文学奖时，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位作家了。当约翰·巴丁在竞赛中超过年龄比他大的同学时，他便知道自己很擅长数学。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在学校里如鱼得水，是因为老师认为她写的诗非常优美。在布达佩斯路德教会学校里，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为拉兹老师设立的每月竞赛感到兴奋不已。每个月在校内的数学期刊上，老师会发布一套新的题目，学生们可以在闲暇时间里进行讨论。到月底时，解题方法最巧妙的人便会得到同伴和老师的称赞。
孤独的青春期
任何人在十几岁的时候都不太好过。在这个人生阶段，无论父母给予孩子多少关切，无论社会文化在缓解成人与青少年之间的冲突方面是多么宽容，都无法避免12~20岁的孩子出现紧张状态。青春期的孩子突然要面对各种任务，比如适应身体的改变、调节性欲，在与家人、同伴保持联系的同时学会独立自主。这会导致各个方面的苦恼。
具有天赋的青少年必须花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和天赋，这通常意味着与其他青少年相比，他们独处的时间更多。因此总体来说，他们的快乐较少。
具有天赋的青少年不仅不能免于这些苦恼，还要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碍。例如，他们必须花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和天赋，这通常意味着与其他青少年相比，他们独处的时间更多（练习音乐、写文章或解数学题）。因此总体来说，他们的快乐较少（尽管在独自一人时，他们明显比同龄人的痛苦少）。
具有特殊天赋的年轻人与普通年轻人相比，性意识较弱，并且较晚从家庭中独立出来。在他们的发展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意味着他们会在受到保护的、爱玩耍的人生阶段中度过更长时间。在这个阶段里，孩子们更容易完成实验和学习。性活跃的青少年会很快融入基因设定的程序中，如果他们太早获得独立，那么便要承担社会责任，比如找工作和养育孩子，以致他们没有什么自由来尝试新观点和新行为，而这对于发展创造力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对性不太感兴趣、比较依靠父母的青少年可能不太受欢迎，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
不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同龄人看来，强烈的好奇心和专一的兴趣是很怪异的。独创性的思考与表达方式也让他们显得多少有些可疑。不幸的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到既杰出又平常。富有天赋的孩子的父母们经常为此感到焦急，并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变得受欢迎，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在青春期时，有人气或与朋友关系密切是一种共性，它促使年轻人能融入同伴的文化中。如果同伴群体本身喜欢智力活动，就像乔治·克莱因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那么融进同伴文化有利于天赋的发展。但是大多数情况并不是这样。孤独虽然是令人痛苦的，但有助于保护青少年的兴趣，避免天赋被那个阶段典型的忧虑所削弱。
在我们所访谈的富有创造力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在青春期时很受欢迎。其中一些人的青春期似乎很平静，而另一些人在回想起那段日子的时候，却满是经过伪装的恐惧，几乎没有人怀念十几岁时的时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被边缘化，即感到自己在圈子外面，跟大家不一样，只是置身事外地观察同龄人的奇怪仪式。当然，被边缘化的感觉在青春期时很普遍，但富有创造力的人拥有的创造力绝不是空穴来风。
其中一些人，比如社会学家戴维·瑞斯曼认为这种局外人的角色是很必要的。事实上，它具有积极的作用：“边缘化对我很有利，我只和班里的好学生以及校内的好朋友进行交往，不过有时我也会因为自己的观点而被他们边缘化，甚至被隔绝。”有些人长期生病，这使他们不能去上学，不能与同伴交往。物理学家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曾卧床三个月，学年中剩下的时间则在瑞士的山里休养，以从肺病中恢复过来。布伦达·米尔纳和唐纳德·坎贝尔抱怨自己年轻时协调能力差，因此很不擅长体育运动或跳舞。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坚持他们富有创造力的事业，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孩子更孤单。当发现自己被排斥在外时，他们能够利用这一点，而不是悲叹自己的孤独。
那些在智力上早熟的人，比如约翰·巴丁、曼弗里德·艾根、恩里科·兰道和罗莎琳·耶洛，经历的是另一种边缘化。他们升入了更高年级，因此在成长过程中周围都是比他们年龄大的青少年，他们无法与同学们建立亲密的友情。约翰·加德纳回忆道：“我在学校里升级升得很快。那时还允许孩子想升多快就升多快，只要你有能力。所以我在5年里学完了8个年级的课程，结果就是我的同学们都比我大、比我壮。”
相对于其他领域，在某些领域中，学校里的表现会更重要。对于数学和科学，中学的优秀表现对进一步深造是必要的。要想被好的大学接受，进而进入好的研究生部，高级课程中的好成绩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这是今后从事相关事业的必要步骤。然而，对于未来在艺术和人文学科方面的创造力，中学时的表现却是一个糟糕的预测指标。
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尤其是视觉艺术家，对学术科目不感兴趣。他们的在校时的成绩通常也反映了这一点。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法国人想贬低某人的智力时，就会用“像艺术家一样蠢”这种说法。伊娃·蔡塞尔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她的陶瓷作品在很多家博物馆展出，包括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她说在家里她不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与叔叔迈克尔·波兰尼、卡尔·波兰尼以及堂兄里奥·西拉德比较，情况确实如此）。她告诉我们，在17岁的时候，一次去听音乐会，她听到在后面几排座位上有一对夫妇在谈论她：“她的祖母非常聪明、博学。她妈妈真是一个美人，现在看看她……”
多才多艺的加拿大艺术家、音乐家、电影制作人迈克尔·斯诺承认，中学时他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对于高中二年级时被授予艺术奖他感到挺吃惊。拉维·香卡10岁时便跟着一个乐队到处旅行，从那以后他的教育都由他的导师，一位年长的音乐家来实施。
兴趣也会代代相传
在某些情况下，兴趣直接从童年延续到了后来的生活中。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连续性是迂回的。莱纳斯·鲍林对宇宙的物质构成的兴趣始于他在爸爸药店里帮忙的时候。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对公众舆论的兴趣和价值观可以追溯到她的想象游戏。在游戏中，想象出来的居民居住在她修建的玩具村庄中。弗兰克·奥夫纳回忆起早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
我知道自己一直想玩机械装置，并想制造出类似的东西……在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家住在纽约，我记得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里有一个地震仪。它有一根触针，会沿着烟熏的鼓状物工作，还有几个很重的铅锤。我问爸爸它是怎么工作的，爸爸说：“我不知道。”那是第一次……你知道，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曾经认为爸爸是无所不知的。我对它的工作原理非常感兴趣，最终把它搞明白了。
特别有趣的是，在奥夫纳的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发明都与触针沿着鼓状物移动有关。例如，他发明了水晶式笔尖记录器，“它使心电图的效率比以前提高了100倍”。他还完善了第一台脑电图描记器。不过奥夫纳从这种兴趣的连续性中没有看出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我们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只是耸耸肩，不予理会。
在另一些情况下，成年人会向孩子重新提起前辈们的兴趣。C.范恩·伍德沃德改变了我们对美国南部的历史的理解，他这样追溯自己对历史的兴趣：
兴趣来自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对它的某种强烈感受。我常对我的学生说：“如果你对这个科目不是真的很感兴趣，对它没有强烈的情感，那就不要研究它。”
我成长的地方非常重要，那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各州开始重建的时代。人们的谈论形成了我最初的记忆。打赢战争的不是胜利者，而是谈论并思考这场战争的人们。我生长于曾经拥有奴隶的家庭，我们家是种植园主，生活在一个小镇上。我爸爸是小镇公立学校的监管者。
艺术家埃伦·兰洋（Ellen Lanyon）的外祖父在1893年从英国的约克郡来到美国，为世界哥伦布博览会（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绘制壁画。埃伦是他最年长的孙辈，因此他觉得自己注定要继承外祖父的事业和他富有创造力的精神。
大约12岁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去世了。我爸爸和妈妈把他留下的绘画工具收在一起，外加几管新颜料，在我12岁生日的时候把它们送给我。你知道，这是一种姿态，是在传递火炬或某种东西。于是我开始画画，尝试画的第一幅画是我的自画像。我能够非常准确地回忆起画画的那个房间以及所有的一切。我不知道后来那幅画怎样了。我想妈妈还留着它，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无论如何，我认为那是一种设定好的开始方式。
物理学家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的故事体现了最明显的代与代之间的连续性。他是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m Leibniz）的后代。他们之间虽然相隔250多年，但生活的一致性令人震惊。《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将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称为“哲学家、数学家和政治顾问”。迈尔莱布尼茨是一位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并且是德国政府的科学顾问。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是1700年成立的德国科学院（Germ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创始人之一。迈尔莱布尼茨曾担任德国科学院的主席。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在德法战争结束后，尝试重新建立起两国在知识领域中的合作，为此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外国成员。大约250年后，迈尔莱布尼茨因为同样的原因获得了同样的荣耀。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发展了“思维的代数”，根据这种理念，所有的推理被认为都可以还原为基本要素的有序组合。迈尔莱布尼茨研究了一种程序，通过这种程序，可以将电视和报纸上的故事分解为基本命题，以评估其真正的价值。
对于些富有创造力的人来说，他们的兴趣似乎在出生前就注定了；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后来的事业好像完全出于某种机遇，或是在早年生活过去后，兴趣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
不过，我应该补充一点，虽然对于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人来说，他们从童年到老年的一生似乎天衣无缝；或者有些人的兴趣似乎在出生前就注定了；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后来的事业好像完全出于某种机遇，或是在早年生活过去后，兴趣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
与命运对峙
我们经常会想生活是以命中注定的方式展开的。在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出现之前，我们就相信婴儿期和童年期所经历的事件会塑造我们的成年期，比如俗语说的，“小树不直，大树歪”、“七岁看老”。自弗洛伊德以后，这种观念当然更是成为了常识。无论我们的心理有什么疾患，都是童年未解决的情结的延续。引申开来，我们会从过去寻找当下问题的原因。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假定是正确的。
然而，思考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一种不一样的可能性。如果未来真的是由过去决定的，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在这些叙述中看到更清晰的模式。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开始都通向了卓越不凡的未来。一些被访谈者是早熟的孩子，甚至是奇才；但另一些人的童年则很平常。一些人早年生活坎坷，失去了父母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辛；但另一些人则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还有少数人的童年很平凡。有些人遇到了能够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的老师；有些人则被忽视，遇到了糟糕的老师。有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将来会从事什么职业，有些人则在长大成熟后改变了方向。有些人很早便得到了认可，有些人的认可则来得较晚。
这种模式或者没有模式都显示了与通常的命中注定论所不同的发展方式。无论是基因还是早期的生活似乎都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对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塑造。与之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不断受到外部事件的冲击，遇到好人和坏人，经历或好或坏的改变，他们必须设法应对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事物。不是被事件所塑造，而是他们塑造了事件，使之符合他们的目标。
很多孩子一开始像我们样本中的个体一样有天赋或者更优秀，他们后来半途而废，可能是因为缺乏决心，或者因为遇到了太严酷的形势。他们没有遇到知心的老师、幸运的机会（将他们引向学术方向），也没有让他们保持热情的导师或工作。因此，我们的被访谈者都被好运眷顾，他们不仅拥有天赋，而且足够幸运，能够利用从天而降的机会。
根据这种观点，富有创造力的生活仍是注定的，但决定它的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意愿——取得成功、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要解开宇宙之谜的坚定决心。如果父母很有爱心，时常给予激励，那很好，那正是孩子们创建未来所需要的。如果父母亡故，那很不幸，但年幼的孩子能够做什么？舔舐伤口，充分利用这个事件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当然还有一个遗留问题，那就是这种坚定的决心、无法遏制的好奇心来自哪里？或许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因此没有什么意义。好奇心的来源有很多：遗传决定的敏感性、早期令人兴奋的经历。另外，如果弗洛伊德是对的，那么其中还包括被压抑的性兴趣。也许，准确地知道好奇心的种子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兴趣显露出来的时候，要辨认出它、培养它，并提供机会让它发展出富有创造力的生活。
创新者小传
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1918— ），女，加拿大神经心理学家（出生于英国），她的研究主题包括颞叶的功能、记忆障碍以及单侧大脑受损对大脑组织的影响。她曾荣获艾萨克·沃尔顿奖（Izaak Walton Killam Prize）、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奖（Hermann von Helmholz Prize）、拉尔夫·杰拉德奖（Ralph Gerard Prize）。
恩里科·兰道（Enrico Randone，1911—1998），男，意大利律师、保险业高级经理，就职于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从1979年开始便担任总裁兼董事会主席。
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1925—2007），男，加拿大爵士钢琴家、作曲家，当代音乐高级学校（Advanced School of Contemporary Music）创办人，曾任纽约大学校长。曾在钱宁·荷姆斯乐团（Johnny Holmes Orchestra）、卡内基大厅爱乐乐团中演奏爵士乐，曾出访美国、欧洲和苏联。他获得过若干荣誉学位，获得过13次Down Beat杂志的钢琴奖、埃迪逊奖（Edison Award）、加拿大勋章、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荣誉奖和四次格莱美奖。他创立了奥斯卡·彼得森奖学金、伯克利音乐学院，他创作的曲目包括Canadiana Suite、Hymn to Freedom、Fields of Endless Day、City Lights，写作的书籍有Jazz Exercises and Pieces:Oscar Peterson New Piano Solos。
约翰·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1915—2009），男，美国历史学家、教师。曾荣获西德尼·胡克奖（Sidney Hook Award）并成为美国精英学生协会（Phi Beta Kappa）的成员。他的作品包括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 A Biography、Race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1938—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