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研究流行病学问题（例如，某些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人或所处地域的某些特点更可能与某种疾病有关吗？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患病率和发病率的模式呢？）的研究设计有观察性方法（研究者仅仅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实验性方法（研究者试着改变一些东西并检测其影响）两种。
1.观察性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研究的最基本形式是观察性流行病学，是记录人口中出现的生理或心理疾病。对于心理疾病，最常见的记录方法是进行诊断性访谈，采用结构化的访谈格式让所有受访者回答完全相同的问题。利用总体随机分层抽样法，这种设计使研究者能够确定不同心理疾病的患病时间点或终生患病率。它十分简单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多少人患有某一种疾病（如抑郁症）以及总体的某些子集（如女性）是否比该总体的其他子集更容易得这种病？我们曾在第1章给出的流行病学研究数据里讨论了美国心理疾病率问题。
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资助的一项非常翔实的研究——全国共病调查（1990～1992），是第一个使用标准问卷评估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及其相关特征的全国代表性心理健康调查。对队列的第一次访问是在1990～1992年，然后在2001～2002再次访问（NCS-2），来研究疾病模式和疾病预测指标。这项研究还评估某些初级心理疾病是否能预测二级疾病的发病和过程（例如，抑郁症患者是否会引起酗酒）。其中一项后续研究叫作全国共病调查复测（NCS-R），对一个由10000[1]名被访者组成的新样本进行诊断性访谈，关注了原始研究没有包括的领域（见“研究热点：全国共病调查复测”）。另一项研究是NCS-A（青少年），访问了10000名青少年来确定年轻人中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NCS系列研究为临床医生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他们确定心理疾病的公共健康责任，并为提供相应服务的计划起草文件。
研究热点 全国共病调查复测
心理疾病在美国有多么普遍呢？什么程度的患病者才会寻求治疗呢？2005年，发表在《普通精神病学档案》（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的4篇文章报道了一项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美国全国精神疾病调查。这项研究是1990年全国共病调查的延伸，首次在一个大型的、全国性样本上评估了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大规模样本是全国共病调查复测（NCS-R）研究的优势之一：研究者调查和收集了9282名美国居民的数据。研究规定，被试必须年满18岁、是美国人且母语为英语。研究人员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表来确定哪些调查对象符合心理疾病诊断标准。共进行4类疾病评估：焦虑障碍、心境障碍、冲动控制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研究人员还收集了治疗使用、治疗的障碍及治疗满意度等信息。
结果表明心理疾病在美国很常见——过去一年中符合某一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受访者达26%。共病（comorbidity）是指至少有两种心理疾病并存于一个人身上。NCS-R发现患有一种心理疾病的人中有45%会符合另一种或多种疾病标准。不幸的是，研究显示人们从患上心理疾病到首次试图寻求治疗之间的时间间隔往往会很长。更令人吃惊的是研究发现被诊断出心理疾病症状特点的人中只有41.1%接受了治疗。未经治疗的心理疾病和今后生活中的学业问题、青少年怀孕、婚姻不稳定以及失业相关联。
这一研究结果使我们明白，尽管精神病普遍存在于美国家庭中，但及时且持续的治疗却并不普遍。NCS-R通过一个大型代表性样本进行研究，并发现多种心理疾病是高度共病的。它还揭示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症状在他们生命早期就开始出现了。由于心理疾病的慢性和高发性特点，为美国所有有需要的人扩大治疗范围及提高治疗效果已成为当务之急。
资料来源：https://www.nimh.nih.gov/healthinformation/ncs-r.cfm
https://www.neuropsychia-tryreviews.com/jul05/NC-SRS.html
2.实验性流行病学
在实验性流行病学（experimental epidemiol-ogy）中，由科学家安排被试接受病因或预防性因素处理。比如科学家可能想要评估不同的环境操作是否对降低体重有效（见“证据检验：戒烟的社区干预试验”，介绍的是一项与本描述类似的戒烟方法），这项研究关注的是一个社区整体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减肥情况。这个基于社区的体重控制项目被随机分配给地理上彼此分离的10个社区，这个项目包括走路上学、降低快餐食品消费、减少视频游戏和看电视时间等方面。实施积极干预的社区充满了广告牌、报纸广告、当地电视广告和直接寄的邮件等，讲的全是控制体重促进健康的方法。对照社区则不接受干预。总体水平的疗效将包括人们受到干预影响的程度以及促使行为和体重发生变化的有效性程度。
证据检验 戒烟的社区干预试验
·事实 干预程序被认为可以帮吸烟者戒烟。但事实是这样吗？
·证据 戒烟的社区干预试验（COMMIT）是由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旨在评估一系列基于社区的帮助吸烟者戒烟的干预措施是否有效。COMMIT包含来自美国北部的11组配对社区，随机分配实验条件（对整个社区实施积极干预）和对照条件（没有积极干预）。为期4年的干预通过已有的媒体渠道、主要的社区组织和能影响群体中吸烟行为的社会机构等进行信息传达。每一个社区则通过当地社区委员会提供监管和组织COMMIT活动。
·检验证据 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干预社区（18.0%）和对照社区（18.7%）在重烟瘾者的平均戒烟率上没有显著差异。而轻度到中度吸烟者的戒烟率统计差异显著：干预社区和对照社区分别是30.6%和27.5%。戒烟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轻度到中度吸烟者，教育水平较低者比大学教育水平者更易受干预影响。
·结论 太过广泛的戒烟设计，往往收效甚微。
资料来源：Community Intervention Trial for Smoking Cessa-tion（COMMIT），1991；1995a；1995b。
小节回顾：
·变态心理学的流行病学研究强调心理疾病的发生及其影响因素。
·患病率是指在某特定时间范围内某特定人群中某病病例的总量。发病率描述了出现在一个特定时间段的新病例的数量。
·全国共病研究及其复测是纵向研究，它提供了关于成年人和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的关键信息。
应用题 研究人员想要设计一个研究来确定焦虑在成年人中发生的频率有多大，以及其频率是否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变化，最好进行什么样的研究，应如何进行设计呢？
完整故事 苏珊，一名随机对照设计的被试
苏珊曾患有抑郁症，并最终向她的初级保健医生寻求指导。她的医生有附近一所大学的抑郁症治疗试验手册，所以建议她去那里寻求更多信息。以下描述了苏珊作为临床心理治疗试验被试的经历。
电话筛选：今天我打电话向研究协调员咨询信息。她告诉我说，这项研究针对的是20～40岁的女性，用来比较两种不同的抑郁症心理治疗法。她进一步描述了这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基于认知-行为治疗，另一种基于人际心理疗法。她解释说我不能选择具体参加哪一种治疗，这将由一个像抛硬币一样的程序（随机试验）决定。她在电话上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包括我的情绪、这种感觉有多久了、我的睡眠状况、饮食、体能状况、是否有过自杀心理和是否在服用任何药物等。然后，根据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她说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见面，做一个初步评估。
初步评估：我到了这家诊所，受到了研究协调员的接待。她花了很多时间来向我解释这项研究，并给了我一张信息单。我读了一下，她问我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各种表。首先填写了表示我同意研究条款和理解自己的被试权利的同意书，里面保证我可以随时退出研究。然后我签了HIPAA表，是关于我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使用限制的。这让我有点担心，因为我不想让男朋友知道这件事，所以跟研究协调员反映了这个情况。她解释说HIPAA即健康保险便利及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而我可以完全放心，我的男朋友将无权查阅我的信息记录。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完成表格填写时，她给了我一叠调查问卷，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仅包括我的情绪还有焦虑、饮食、家庭情况和各种各样的关于我的人格类型的问题。其中一些很难回答，但我不得不选择是或否。做那些问卷大约花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休息了一会儿，协调员解释说下一步将由精神科医生进行综合评价。她说这个医生不是我的治疗医生，但会在整个研究中对我进行访谈以观察我的病情改善情况。这个医生也不知道我会接受哪种治疗。医生问了我很多与前面问卷调查中相同的问题。这使我有点不高兴，但我想医生问的问题可能会比调查问卷问的更深入。她甚至问到我年轻时第一次觉得很沮丧时的情况。她还问起我是否听到某个声音或看到某些别人没看见的东西，问我毒品和酒精的使用情况（我很诚实地回答了几乎所有问题——尽管我就是不能说服自己去告诉她关于那次服用迷幻药的经历——我几乎不认识这个女人，这让我有点尴尬）。她还问了各种关于我的健康和服药的问题。
我再一次来见研究协调员，她带我进了书房，然后拿起一个装有我的被试号的信封，打开，接着告诉我说我被随机分到认知-行为治疗组了。
基线测试周：在一天的评估要结束时，研究协调员指导我如何在基线测试周“自我监控”情绪。她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个人数字助理器（PDA），我要在它每次提醒时输入自己的抑郁程度。我感觉那个东西还挺酷的，但又担心它晚上会不会把我吵醒。她解释说PDA程序设定的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10点，我不会在此外任何时间受提示影响。于是我带着PDA走了，准备在治疗前进行为期一周的记录。我还拿了我的治疗师麦克托史医生的名片，她将是我下周四要看的医生。一个星期里，每次它提醒我时，我都一字不漏地记录。这件事还挺有趣，我发现似乎每天下午我的情绪评价都很差。
治疗过程：我来到诊所，麦克托史医生接待了我。第一次会面很顺利，我喜欢她。她工作态度积极，且似乎真的相信这个治疗会有效。她花时间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她还告诉我，整个研究期间我都要继续按PDA的指示反应。前两周我们每周见两次面。她给了我一个工作簿，我们按上面的步骤一步步跟着做。每次会面她都会先开始回顾上次会面后病情的进展情况，以及我是否完成了所有的自我监控和家庭作业。这感觉有点像上学，但她看上去是真的关心我的感受。她使我逐渐意识到我的思维是多么的消极，她还激励我做一些最近已经失去兴趣的娱乐活动。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那么过分地看重一些小事，或者像麦克托史医生说的：真是小题大做了。我也没有意识到当我做一些我的快乐清单上的事情时（即使我一开始不得不逼着自己做），我的情绪改善了很多。在第八次会面后，那位精神科医生又给我做了一次评估。她检查了许多与研究开始时相同的问题，我也不得不完成更多的问卷。八次会诊后，我感觉自己的心情好像越来越好了。虽然仍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不像以前那样沉重了。我又做了八次会诊，开始时每周一次，后来两周一次。万一我感觉自己的情绪又开始下滑时该怎么办？麦克托史医生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为此制定应对策略，例如识别早期预警信号和及时采取治疗等。在结束的时候，我确实能感受到自己的思维模式对自己的抑郁影响有多么大。
后续工作：在治疗结束时，我又去医生那儿做了一次访谈，也填了更多的问卷。研究协调员也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是否喜欢这次治疗、是否愿意再做一次或推荐给其他人。6个月后、1年后我又回来，即再次与那位精神科医生见面并填更多的问卷。每一次研究协调员都会检查我的近况并更新我的通讯信息。第二次，我撞见了麦克托史医生，我很高兴能见到她并告诉她我现在感觉依然很好。当我回首整个研究过程时，老实说我曾有点担心自己会被当做一只“豚鼠”，但事实上我真的感到很受照顾。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的健康并积极参与我的治疗。这真是一次神奇的体验！
[1]与专栏9282人有冲突，原文如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