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圣经·马太福音》
●易见他人过，自见则为难。扬恶如扬糠，己过则覆匿，如彼狡博者，隐匿其格利。
——佛陀
嘲笑伪君子真的很好玩。近几年，美国人倒是有不少这类题材可供大家茶余饭后闲聊。
★★★幸福实验：
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这位言论保守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林博有一次在回应黑人毒品犯罪率过高的议题时，夸夸其谈地说道，应该把吸食毒品的白人抓起来，直接送到监狱，结果2003年，在佛罗里达官员发现林博非法购买大量的奥施康定（oxycontin，一种俗称为“土海洛因”的长效止痛药）时，当场让林博灰头土脸。
另一个实例则发生在我的家乡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众议院议员埃德·施罗克（Ed Schrock）向来直言反对同性恋、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同性恋服役。他曾在谈到跟同性恋共处的恐怖经验时说道：“想想看，他们会跟你一起淋浴，在同一个餐厅一起吃饭。”结果2004年，施罗克在某色情互动电话热线的留言录音带被曝光。在录音带中，施罗克描述自己喜欢哪一种男性躯体，自己做爱时爱做哪些动作等。当然，这位已婚的国会议员也因此名声扫地。
主张高道德标准的人一旦在道德上犯了自己指责的错误，就总会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味，旁人奚落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这就跟一些老笑话一样。有些笑话的效果跟单句笑话一样，但是大部分笑话都是三段式：这类笑话通常是，有三个家伙一个接一个走进一家酒吧，或有一位修士，一位牧师，跟一位犹太教祭司在一个救生艇上。头两个人定下规定，然后第三个人违规。所谓的“虚伪”就是，伪君子说教在先，虚伪的行为则变成笑柄。
我们之所以喜欢把丑闻当娱乐，是因为丑闻会让我们心生轻视别人之感，这种道德情绪也会让我们产生道德优越感。最棒的是，大家可以一起轻视别人。一般人说东道西，最常说的就是谁做了不道德的事，这也是电台谈话类节目最主要的谈话主题，这种闲聊可以让大家一起表态确认彼此的道德立场。如果你告诉友人一个挖苦人的可笑事件，说完后两人都摇头不以为然地嬉笑一番，当下，两人的默契就产生了。
○是什么让我们虚伪○
现在，不要再嬉笑辱骂了。古今中外最具普世真理的箴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虚伪，当我们蔑视别人虚伪之时，更显得自己加倍虚伪。社会心理学家已把这种“对自己眼中的梁木视而不见”的心理机制孤立出来进行研究，但研究结果让人不大好受。事实上，它挑战了我们心中对道德最有把握的认知。不过，也让我们得以从极具毁灭性的道德论及分裂人格的“自以为是”中挣脱出来，解放自己。
重视道德表象胜过道德真相
研究人员在研究人类如何进化出利他及合作行为时，会安排好几个人（或是以电脑进行模拟）一起进行游戏。在每一个回合的游戏中，参与游戏者会跟另一位参与游戏者互动，前者可以选择合作策略（把饼做大，彼此共同分享）或贪心策略（为自己拿下最大好处）。几回合下来，研究人员会计算出每位参与游戏者累积的点数，找出从长远看最具效益的策略。
这些游戏基本上是简化版的人生游戏，在所有策略之中，效益最高的就是“以牙还牙”策略。从长期来看，不管在哪种环境下，乐于与人合作但保持警戒不受骗，绝对都是最优策略。不过，这些游戏仍有流于“过度简化”之嫌。每到一个关卡，参与游戏者都有两种选择：是跟对手合作还是背叛对方。每位参与游戏者都会针对对方在上一回合的作为做出反应。
不过，在真实人生中，我们并不是针对别人的行为来做出反应，而是依据自己心中认为的别人的行为来做出反应，而真实行为及个人认知两者间的落差就要靠“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的技巧来弥平了。如果生命是“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那么何不把时间精力拿来打理自己的外表，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个有德行又值得信任的对手呢？
权谋大师马基雅维利（Nicclo Machiavelli）在500年前写道：“大部分人都非常满足于外表建构的假象，乐于把假象当成真实，事物的表象比事物的真相更具影响力。”跟政治一样，物竞天择也是以适者生存的方式运作，许多研究人员都主张，人类经过不断进化，学会以“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手段来玩人生游戏。所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就是，不管真相为何，重点就是要竭尽所能，为自己博得可靠又谨慎的名声。
要为自己博得处事公平的好名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处世，但在真实的人生及心理学实验中，有时候我们会被迫在表象及真实之间做选择。
★★★幸福实验：
心理学家丹·巴特森（Dan Batson）巧妙地设计了一项实验来研究人如何选择，其研究结果看起来不大美妙。巴特森先让学生被试认为他是在研究不公平的回馈如何影响团队合作，然后他把被试单独带进自己的实验室，之后他向学生解释实验的流程：两人一组，其中一人如果答对问题，就能得到一张高额奖金的奖券，但另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他还告诉学生，这个实验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研究“控制权”的效应：你可以决定你们两个人谁能得奖券，谁不能得奖券。你那一组的另一位伙伴已经来了，就在另一个房间，不过你们俩不会碰面，你会告诉你的伙伴谁能得奖纯粹靠运气。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决定谁可以得奖。结果，大部分的被试都认为丢硬币是做出公平决定的好方法。
之后，被试就被单独留下来做决定，大约有一半的被试用到了硬币。巴特森之所以能知道有一半的被试用到了硬币，是因为他事先用塑料袋将这些硬币包了起来，最后发现有一半的塑料袋都被打开了。在没有丢硬币做决定的被试中，有90%的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在用丢硬币的方法做决定的被试中，还是有90%的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定，也就是说，概率在这里发挥不了作用。
在进行本项实验之前几个星期，巴特森就已针对道德领域的议题给这些被试做过不同的问卷调查（这些被试都是来学心理学的学生），所以他可以对比出学生的道德性格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巴特森的研究结果如下：在问卷调查中表示自己很关心别人的权益及社会责任者，确实更可能用丢硬币的方式做决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更会做出对别人有利的决定。也就是说，自认道德感特别强的人确实更可能“做出正确决定”去丢硬币，但是如果丢硬币的结果不如意，他们就会当做没这回事，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巴特森把这种重视道德表象胜过道德真相的做法称做“道德虚伪”。
在实验中用丢硬币的方法的被试（在问卷调查中）表示，自己已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决定。第一次实验结束后，巴特森认为或许这些被试会故意含糊不清地欺骗自己，故意不先清楚地确定到底是丢出正面还是反面才算对自己有利（正面，嗯，就是我可以拿奖券）。因此，后来巴特森就在硬币的正反两面都做出清楚的标示，但结果还是一样。只有在被试正前面摆一面大镜子，并一再对被试强调公平的重要性后，才会影响到被试的决定。人们只有在被迫思考何谓公平，且发现自己正在作弊的情况下，才会放弃自利的行为。正如耶稣及佛陀在本章一开头所言，当我们向外看时，很容易就能发现骗子，但自我内省时，却很难发现自己欺瞒的行为。
我们看得到别人身上的7个缺点，却看不到自己身上有10个缺点。
（日本俗谚）
公羊不知自己臭。（尼日利亚俗谚）
人性本自私，或只要知道自己不会被发现，人有时候就是会骗人。在所有研究中比较隐蔽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事了，再真实的人生也是如此。不管是在高速公路上超车的飙车族，还是设置集中营来杀人的纳粹，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且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善良动机。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之所以风靡世界，前提在于大家都只重外在、不求真实，例如，明明恶事做尽，却又对外宣称自己做了多少好事。一如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其杰作《道德的动物》（The Moral Animal）一书中所言：“人类这种动物一讲到道德就头头是道，但可悲的是人自己总是误用道德，最惨的是，误用道德后还浑然不知。”
如果赖特所言为真——人类对自己的虚伪浑然不知，那么古圣先贤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取笑别人的败德行径，不然就跟劝心情沮丧的人不要再坐困愁城一样了，这根本没有意义。单靠意志力，我们根本无法改变内心的“心理过滤器”，我们必须借助冥想或认知疗法重新训练我们心中的大象。心情沮丧的人起码还会承认自己心情沮丧，但要对付人的虚伪可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们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世界里，我们可是全副武装，是随时为维护自己名声而战斗的战士，但我们最重要的武器却是——自认自己并非战士。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挣脱虚伪的束缚吗？
先做判断，再编造说辞
还记得第1章里的茱莉跟马克这对乱伦兄妹吗？虽然他们的行为并未伤害任何人，但大部分人还是蔑视他们的行为，而且还会编造各种理由，甚至是恶毒的理由来强化自己的立场。在研究道德判断这个议题时，我发现人很会为自己的直接反应找理由：骑象人就像是大家找来帮自己在舆论法庭为自己辩护的律师。
大家之所以会看不起律师，有一个理由就是，律师只为客户的利益辩护，不管事实真相为何。好的律师通常就是高明的骗子。很多律师不会直接说谎，但他们会把不利于客户的事实掩盖起来，巧妙地编出一套可信的说辞来取信法官及陪审团，而这套说辞有时候连律师自己都知道是虚构的。我们自己内心的辩护律师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我们真的相信这套说辞。一定要当场捉个正着，我们才会了解自己内心的辩护律师如何思考运作，而且压力不同，其反应也会有所不同。
我们有时候会问我们的律师某项做法合不合法，我们会这么说：你不要觉得有压力，只要照实告诉我这么做合不合法即可。这时，律师就会查阅相关法律及判例，然后直接回复：可以，有一条法律及判例对此有明确规范。他也可能会说：以律师的身份，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好的律师会周全地考虑所有问题点，仔细推敲所有可能的情况，最后再建议客户采取另一种替代方案，但周详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客户的态度——客户是真的想听取律师的意见，还是他只想知道律师赞不赞成他这么做。
有关人们日常思考推理的研究指出，我们心中的大象并不是好奇的客户。每当人们要思考难题时，比如，你认为政府是否应调升最低工资，人们通常会先做出赞成或反对的决定，然后再来思考可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例如，有人本能地认为政府应该调升最低工资标准，采取这个立场之后，再来找支持自己立论的证据。这时她心里想的是：她的阿姨只拿最低工资，阿姨单靠最低工资没办法支付一家人的开支，所以没错，政府应该调升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这样。认知治疗师德亚娜·库恩（Deanna Kuhn）曾深入研究过人们平常是如何思考推理的，发现人们常会拿出“我的阿姨”这种身边实例的“假证据”。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立场都提不出真实的证据，也不会费力去找不符合自己立场的证据。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帕金斯（David Perkins）曾苦心致力于研究如何改善人们的思考推理，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他指出，一般人都采用“先选定自己的立场，再来找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的思考方式。如此便足以证明自己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之后所有思考便戛然而止。在压力小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从相反的立场提出不同理由及证据，那么我们还比较愿意改变心意,但是我们不会自发地去做这样的反向思考。
现在，来看看压力大时我们会如何反应。假设有个人被税务单位发现自己报税不实，于是她急忙打电话给她的律师，她不是打电话来忏悔似地问律师说“我这样做可不可以”，而是这么告诉她的律师：“赶快想想办法。”这时律师得快速采取行动，评估各种不利于客户的证据，翻找判例，搜寻法律漏洞，找出一个可以把客户个人开支解释成公司支出的说法。客户已经给这位律师下了军令状：“要不择手段让我全身而退。”
有关“特定动机思考推理”的研究指出，出于特定动机做出结论的人，其思考推理比库恩及帕金斯的研究对象更有偏差，但其内心的思考机制是一样的：一面倒地只想找寻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社会智能测验考不好的人，会想尽各种理由来怀疑该测验的效度；看过不利于自己坏习惯的研究报告者——例如喝咖啡对健康不好，则会非常努力找出这个研究的缺失，而不喝咖啡的人是注意不到这些缺失的。不同的研究一再显示：人会先设定自己的认知，再去寻找支持自己偏好的想法及行为的理由。因为我们这种思考模式常常无往不利，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自己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人的假象。我们总是自认为自己的立场理性客观，绝对没问题。
富兰克林就曾识破自己这种自欺的行径。他自认为自己是个素食主义者，但有一回在海上航行时，他看到有人在烤鱼，这时他开始流口水：
我本来陷入天人交战，但在我看到鱼被人开肠剖肚，小鱼被人从大鱼胃里取出来后，我便在个人原则及个人偏好之间找到平衡点，后来我想，如果你吃了一条鱼，那别人有什么理由不吃你。之后，我便不觉得鳕鱼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此后跟别人一起吃饭，我仍以吃素居多。
由此，富兰克林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当个讲理的人其实很容易，不管你想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帮自己找到或编出一个理由。”
无意识的自我膨胀
我不想把所有过错都怪到律师头上，毕竟，律师（也就是我们心中的骑象人）其实就是我们心中有意识、会思考推理的“自我”，他不过是接收大象（我们心中自动化及无意识的自我）发出的指令。事实上，骑象人及大象两人共谋合作，希望靠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在人生竞赛中打胜仗，只是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意图。
要想在人生竞赛中打胜仗，就必须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以昭世人，我们必须表现得很有美德（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有美德），而且不管自己有没有资格，都必须得到合作的好处。不过，因为每个人都在玩一样的把戏，所以你也得提防别人——谨防别人的表面功夫。人际往来原本就是大家互比手腕。我们一定得拿自己跟别人比，拿自己的所作所为跟别人的所作所为相比，还得编出对自己有利的说辞。（之所以会出现抑郁，就是因为自己编的这套说辞走了样，变成了贝克的三种错误认知［参见第2章］：我很烂，这个世界很可怕，我的未来一片黑暗。）我们在拿自己跟别人比时，要么就是膨胀自己的价值，要么就是贬低别人的价值。这两种做法大概都会派上用场，不过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我们对别人的评估其实相当精确，而自我评价却常常扭曲失真，因为我们往往透过玫瑰色的眼镜在观察自己。
在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虚构的草原小镇中，镇上所有女人都很坚强，所有男人都很帅，所有孩子都是中上资质。如果这世上真的有这样的居民，那么他们的胃口绝对不止如此：镇上大部分居民都会认为自己比其他镇民更坚强、更好看、更聪明。如果你要美国人及欧洲人衡量自己的美德、技艺等其他优异特质（如智力、驾驶技术、做爱技巧及伦理道德等），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自己有高于平均的水平。（在东亚各国这种情况较不明显，在日本则不存在这种现象。）
★★★幸福实验：
尼克·埃普利（Nick Epley）及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曾做过一系列相当出色的实验，来探讨人类如何评估自我。
在第一次实验中，他们询问康奈尔大学的学生，本校即将举行一项慈善活动，请预估自己及其他该校大学生会在该慈善活动中买多少花。接下来，他们观察学生实际的行为，结果发现：学生会过分高估自己的善行，但对别人的行为倒是估算得相当准确。
在第二次实验中，埃普利及邓宁要求学生预估自己在一项金钱游戏中的行为——是采取自私策略，还是合作策略。第二次实验的结果跟第一次实验的结果一样：有84%的学生预测自己会采取合作策略，但却预期（平均）其他人只有64%会采取合作策略。实验进行之后，有61%的学生采取合作策略。
在第三次实验中，埃普利及邓宁付给每位参加实验的学生5美元，然后问他们，如果在这次实验结束后有人要他们为慈善捐款，请预估自己及其他人会捐出多少钱。结果，学生预测（平均）自己会捐2.44美元，但别人只会捐1.83美元。不过，埃普利及邓宁后来真的要求这些被试捐钱时，这些被试平均只捐了1.53美元。
接下来是埃普利及邓宁最精彩的实验，研究人员先跟一组新的被试解说第三次实验的细节，然后再要求这些被试预测，如果“真的”得捐钱，自己会捐多少钱，康奈尔大学的其他学生又会捐多少钱。这一次，被试仍然预测自己会比别人慷慨，但后来研究人员告诉这组新的被试：参加第三次实验的被试实际捐款金额平均只有1.53美元。在得知以上消息之后，研究人员给新的被试一次更正预估金额的机会，他们真的更正自己预估的金额，但他们只是降低了自己对其他人捐款金额的预估数字，却没有改变自己对自己捐款金额的预估数字。换言之，被试会善用基础率信息（base rate information）来修正自己对他人的预估，却拒绝将其应用到自我预估上，对自己仍然充满玫瑰色的幻想。
在判断别人时，我们会依据对方的行为来做判断，但是对自己，我们却认为自己“里外如一”，所以我们很容易便可为自己的自私行径找到开脱的理由，然后一味沉溺在“自己高人一等”的幻想中。
模糊不清会助长我们的幻觉。因为很多特质（例如领导能力）有多种不同的定义，所以我们就会随意挑一个最符合自己特质的标准来谄媚自己。如果我是个有自信的人，我就会把领导能力定义为自信心。如果我对人很有一套，我就会把领导能力定义为了解、影响别人的能力。当我们拿自己跟别人相比时，我们的思考过程如下：先把议题定出来（无意识地、自发地），如此我们所认定议题中的特质，就会跟自己自认的优点联结起来，之后我们再来找证明自己拥有该优点的证据。一旦我们找到一项证据，就会觉得“果然如此”，之后一切就戛然而止，这时我们不再思考，开始自我陶醉。
难怪在一项针对100多万名美国高中生的研究中，有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超过平均水平，但只有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低于平均水平。每人都可以找出某项跟领导能力有关的特质，然后再找到某项可证明自己拥有该特质的证据。（就本研究而言，大学教授比高中生更没有自知之明，居然有高达94%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超过平均水准。）不过，一旦没有模糊的空间——例如，你身高多少，大家的反应马上就变得更贴近实际情况了。
如果这种四处可见的自我膨胀大头病只是让人自我感觉良好，就不会造成问题。有证据表明，对自我、自己的能力、自己未来的远景秉持积极幻想的人，会比缺乏这种幻想的人更幸福，其心理更健康、更受人喜爱。不过，这种幻想会让你觉得自己理应比别人获得更多，从而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引发无尽的纷争，因为别人也认为他该得到同样的好处。
我大一住校时，跟室友老是吵个不停。那时，宿舍的家具大部分是我的（包括一台很贵的冰箱），公共区域的清洁工作也大都是我在做。过了一段时间，我不想老是做得比别人多，所以我便放手不管，让公共区域变得一团糟，看看有没有人会接手去收拾。结果，根本没人管。不过，其他室友却恨起我来，几个人还连成一条战线。第二年，我们不再同住，反而变成好朋友。
大一时，我爸爸开车把我和我的冰箱送到宿舍，他告诉我，上大学要学的最重要的东西，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他说的没错。跟室友同住几年之后我才明白，我大一时实在是个傻瓜。我当然会觉得自己做得比别人多，因为我每做一件小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对别人的贡献，我却只注意到一小部分。我确实做了那些事，但我却“自以为是”地只算自己做的部分——我只挑自己在意的事情，例如清洁冰箱，所以我就在这部分给自己打了A+。
与其他的人际比较一样，在模糊的情况下，我们会专挑对自己有利的来做比较，然后再去找可证明自己确实比较懂得与人合作的证据。有关这类“无意识的自我膨胀”的研究显示，丈夫与太太在估算各自所承担的家务时，双方估算的数字总共加起来高达120%；MBA研究小组的学生在估算各自对小组的贡献时，其数字总共加起来高达139%。只要是需要我们跟别人合作的情况，自私的偏见往往就会把互利变成互相憎恨。
“天真实在论”
如果连配偶、同事以及室友之间都会发展到互相愤恨，那么彼此间没有感情基础或共同目标的人要谈判协商，就难上加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耗费庞大的社会资源来处理诉讼案件、罢工、离婚纠纷及和平谈判破裂后的暴力冲突的原因，因为人类的这种自私的偏见会激起人们心中的伪善愤慨。面对这种高压状况，律师（真正的律师及象征性的律师）会不眠不休地找寻对自己客户有利的证据。任教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乔治·洛温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及同事便找出一种研究这类思考过程的方法。
★★★幸福实验：
洛温斯坦等人先将被试分为两人一组，再将一份真实的法律案例（一件发生在得州的摩托车事故）发给被试让他们细读，然后指定其中一名被试担任被告，另一位担任原告，随后真的发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去协商赔偿金额。研究人员会告诉这两名被试双方必须达成公平协议，并警告两人，如果协商破裂，研究人员就会强制双方和解，而且从这笔金额中扣下“法庭费用”，这么一来，原告跟被告只会更惨。两位被试从开始知道自己担任的角色起，各自阅读的案件资料便有所不同，因此对法官在真实案件中所做的和解安排，猜测的方向也完全不一样，因此双方的辩论立场都相当偏颇。结果，有超过25%的小组无法达成协议。不过，如果被试是在阅读过所有资料之后才知道自己是扮演原告或被告的，那么双方的立论就都会比较合理，最后只有6%的小组未能达成和解。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把谈判双方的身份隐瞒到最后一刻，于是洛温斯坦便着手找寻其他可“去除偏见”的方法。他试过让被试阅读主题为“自私的偏见会影响人们立场”的文章，看看被试是否会因此矫正自己的偏见。结果徒劳无功，被试虽然会运用这个信息来更准确地预测出对手的行为，但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偏见。一如埃普利及邓宁的研究，人们对于有助于自己预测他人行为的信息确实持较开放的态度，但却不愿调整自己的自我评价。在另一项研究中，洛温斯坦采用婚姻治疗师的咨询方法，要每位被试从对方的立场写一份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文章，结果情况更糟。这种方法之所以会起到反效果，可能是因为站在对方立场思考反而会刺激自己更加努力去思考如何辩驳对方立场。
不过有一种方法确实奏效：在被试读过有关“自私的偏见”等文章后，研究人员要求被试针对自己的缺失写一篇文章，这时，被试先前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开始松动，态度变得相当公平公正，反应与在阅读过所有资料之后一样。可是，先别太乐观，我们要了解，洛温斯坦是要求被试找出自己在案件中的缺失——即其辩护立场，而不是自己的性格上的缺点。如果你想劝诱别人去看自己的道林·格雷的画像[1]，他们的抗拒只会更为激烈。
普林斯顿大学的埃米莉·普罗尼（Emily Pronin）教授及斯坦福大学的李·罗斯（Lee Ross）教授曾企图帮助人们克服自私的偏见，他们先向人们讲解何为偏见，然后再问对方：“好了，你知道人有这些偏见，现在你会想改变自己的自我评价吗？”经过多次研究，结果都一样：大家都很乐于了解各种自私的偏见，也知道应用这些知识来预测别人的反应，但是自己的自我评价还是不动如山，就算你拉着对方的衣领，摇着他的身体告诉他：“仔细听着！大部分人的自我评价都是自我膨胀，你应该务实一点儿！”他们也根本不信你这套说法，还是会自言自语道：“别人可能有偏见，但是我真的是个优秀的领导人才。”
普罗尼及罗斯在深入研究这种抗拒面对真实自我的态度后，称这种现象为“天真实在论”（naive realism），即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感觉到的世界是最真实的世界，我们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每个人也都看得到，所以别人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如果别人有不同的想法，要么就是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事实，要么就是他们被自己的利益及意识形态蒙蔽。
人们承认自己的想法会受自己的背景影响，但是这种经验应该会加深个人洞察力，例如身为医生，可让你更深入地了解医疗行业的问题。不过，别人的背景则可解释其为何会有那样的偏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动机，例如医生会认为，律师对民事侵权行为改革的立场之所以与医生不同，并非因为律师与在医疗事故中的受害者合作，而是因为律师自身的利益影响其思考，从而产生偏差。因此，“天真实在论”认为，每个人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及利益所影响，只有自己例外，只有自己看事情是绝对实事求是的。
如果我说我可以找出“阻碍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的最大障碍”，那么这就是“天真实在论”，因为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天真实在论”的说法都很容易引起争议——我们这个团体的立场才对，因为我们一向实事求是。跟我们意见不合者显然受其信仰的宗教、意识形态或自身利益的影响，才会满怀偏见。“天真实在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非黑即白，善恶分明，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古圣先贤对虚伪下的断语：善与恶存在于我们的想法中，我们认为是善就是善，我们认为是恶就是恶。
○为何会有邪恶与残暴○
1998年的某一天，我收到镇上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这位女士在信上写道，犯罪、毒品及未成年少女怀孕等问题已完全失控，撒旦已张开翅膀，社会快速败坏。这名女士邀请我到她的教会寻找精神庇护所。
我在看这封信时，相当同意她所说的：撒旦已张开翅膀。不过，我认为撒旦是张翅飞走，让世人享有平静。因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世界的黄金时代，冷战结束，民主及人权已获解放，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终于废除，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历经艰难万苦终于签下“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朝鲜问题也出现改善的契机。在美国，犯罪率及失业率大幅下跌，股市迭创新高，整个国家财富快速累积，眼见就可消除巨额赤字。甚至连蟑螂都不见踪影，因为大家都用“克蟑”杀虫剂来灭蟑螂。因此，这位女士到底在胡言乱语什么东西？
如果要写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史，标题应该是《迫切寻找撒旦的年代》。眼见世界和平，社会祥和，美国人开始找寻坏蛋的替身。先是拿毒贩开刀（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流行现象一下子就消失了），再就是诱拐小孩的绑匪（常常是小孩的父亲或母亲干下的坏事）。文化右翼分子拼命把同性恋妖魔化，文化左翼分子则拼命诋毁种族主义者及讨厌同性恋者。当我在思考以上这些坏蛋时，我突然了解他们都有以下三大特质：他们是无形的（单看外表无法辨识这些坏蛋）；其邪恶具有感染性，所以我们要保护易受影响的年轻人，不要让其染指；只有我们团结一致，才可以打败这些坏蛋。我顿时明了，人们希望相信自己正在执行上帝交付给他们的任务，或他们是为了世界的良善所奋斗（动物生存权、胚胎生存权、女性权利等），缺了战友及敌人，你怎么可能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
善恶之战
善恶之战，是许多宗教自创立以来最困惑的问题，如果上帝是全善全能的，那么这世上之所以存在着恶，是因为上帝允许其存在（这就表示上帝并非全善），抑或上帝也在对抗邪恶（这就表示上帝并非全能）。宗教一般会从以下三个答案中选其中一种说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第一个答案是二元论：世界上有善、恶两股力量，两者力量相当，彼此抗衡，永远不断地对抗。人类是善恶战场上的一部分，我们身上有一部分为善，一部分为恶，所以我们必须决定自己要站在善的一方，还是恶的一方。发源于波斯及巴比伦的宗教，如拜火教，就是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也影响了基督教中的摩尼教的教义。
第二个答案则是一元论：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是上帝依世界所需创造这个世界，邪恶是一种幻象，发源于印度的宗教大都持这种论调。这些宗教主张，整个世界——或起码掌握我们情绪者，就是一个幻象，只有打破这个幻象，人的内心才能清明。
第三种论调是基督教的论调，这种论调将二元论及一元论混合起来，得出一种折中的说法：上帝的全善及全能与撒旦共存。不过，这个说法实在太过复杂，让我根本搞不清楚。根据我从弗吉尼亚州一家福音电台的讲道内容可知，很多主张马基维利式的观点，主张上帝及撒旦在打一场永远的战争的基督徒，也听不懂这个论调。事实上，不同的宗教各有不同的教义，但不同时空下的宗教所呈现的撒旦、魔鬼及其它邪魔的形象倒是都相当类似。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摩尼教的说法最有道理。正如佛陀所言，“我们的人生是心理创造出的产物”，我们的心理慢慢学会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出自私、短视的行为，但我们内心的辩护律师则会确保自己不会把过错怪到自己身上。如此，我们就会确信自己做的都是对的，但却能很快看出别人充满偏见、贪婪及口是心非的那一面。我们总能正确地判断出别人的动机，但一旦自己遇到冲突，就会开始夸大自己的善行，编出一个善（自己这一边）恶（别人那一边）大战的故事。
收到上述来信后，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思考人为何对邪恶有那样的心理需求。于是我决定针对这个主题写一篇文章，运用现代心理学的技巧，从新的角度切入分析。不过我才刚要着手进行，就发现自己慢了一步。
一年前，当今最具创意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已针对这个困扰人类3000年之久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引人入胜的心理学分析。在《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Evil：Inside Human Violence and Cruelty）一书中，鲍迈斯特分别从被害人及案犯的角度检视邪恶的面貌。从案犯的角度来看时，鲍迈斯特发现，这些我们眼中十恶不赦的坏蛋（从对配偶暴力施虐到进行种族灭绝的恶行），很少有人承认自己做错过事。他们几乎都认为自己只是合理地回应别人的攻击及挑衅。他们常觉得自己才是被害者。
当然，我们马上就看出来这是他们推卸责任的手法，因为我们可以轻易看出别人会用偏见来维持自己的自尊。鲍迈斯特的研究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常会自我扭曲地把自己当做被害人，还会正义凛然地为受害人伸张正义。鲍迈斯特从他翻阅过的所有文献中发现一个事实：被害人通常也得为整个事件负部分责任。大部分谋杀案都是挑衅及报复不断循环升级后而导致的惨剧，而且最后死的也很可能是出手杀人的人。在所有家庭纠纷中，有一半的案件双方都使用过暴力。鲍迈斯特还指出，即便是警察滥用暴力的案件，案件真相也往往比媒体报道的要复杂许多。以1991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一名违反交通规则的黑人青年）在洛杉矶惨遭洛杉矶警察暴力攻击为例，整个过程被录下来了，在该录影画面被媒体披露之后，洛杉矶警方马上成为众矢之的，恶名昭彰。（电视新闻就是要满足人们那种“邪恶正在美国四处猖獗”的心理，才有观众要看。）
“邪恶至极”的迷思
鲍迈斯特之所以是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心理学家，部分原因是他坚持追求事件真相。确实有无辜的人会莫名其妙地碰到邪恶的坏事，但大部分的案件其实都很复杂，鲍迈斯特则愿意打破“不要怪罪被害人”的禁忌，坚持找出事实真相。人们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地使用暴力，之所以使用暴力，大多是因为自认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反手报复，或出于自卫。然而，这并不表示案犯及被害人得负起同样责任：通常是案犯反应过度且误解对方意图（受自私的偏见所影响）。不过，鲍迈斯特指出，我们对暴力及残忍有一种心理，一种被鲍迈斯特称为“邪恶至极”（pure evil）的心理，该迷思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坏人做坏事的动机都非常邪恶（无非是出自虐待及贪婪等动机）；被害人则是完全无辜（平白无故地受害）；邪恶来自外界，并与别的团体或攻击我们的力量结合起来对付我们。而且，谁质疑这套说法，谁胆敢挑战这套道德论，蹚这潭浑水，谁就是选择站到邪恶那一边。
“邪恶至极”的迷思就是自私偏见的最终版，也是“天真实在论”的终极版，还是双方长期陷入暴力循环的最终原因，因为两边都用这套说法让自己陷入善恶之战。当美国总统布什说，“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暴行，是因为他们“怨恨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这充分表明他完全不懂这些恐怖分子的心理。不管是劫机犯还是拉丹，他们对美国女性可以开车、投票、穿比基尼并不在意，许多极端分子之所以想杀美国人，其实是因为他们都用这套“邪恶至极”迷思来解释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及现今的事件。在他们眼中，美国就是撒旦。透过这套扭曲的“邪恶至极”神话论，他们做出这些恐怖行动，只不过是在回应美国在中东的行动及影响。恐怖分子把所有平民百姓一律视为“敌人”，恣意地滥杀无辜，确实非常骇人，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起码还说得通，但是如果说他们因为怨恨我们享有的自由而做出这些坏事，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邪恶与残暴的4个成因
鲍迈斯特还得出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他发现邪恶及残暴有四大主要成因。前两个是邪恶的属性：贪婪、野心（例如抢劫案，个人为了能直接获利而使用暴力）及虐待狂（从伤害别人中得到乐趣）。不过，贪婪、野心只解释了小部分暴力事件的成因，虐待狂则几乎不成原因。除了在给儿童看的卡通及恐怖片中，人们很少会单纯地以伤害别人来取乐。
邪恶两个最大的成因是：自尊心太强及道德理想主义。在我们眼中，这两项都是好的德性，而且我们也常以此鼓励我们的孩子。自尊心强并不会直接导致暴力，但是如果你的自尊心过强，造成自己脱离现实或过度自恋，你就会很容易觉得受现实所迫。而当面对这些威胁时，特别是年轻人，往往会激烈抨击社会。因此，鲍迈斯特便质疑学校不该推行提高孩子自尊心的课程，而是应该教孩子一些可让其自傲的技艺。因为直接强化孩子的自尊心，很可能会让孩子陷入自恋的泥潭中。
从个人角度来看，自尊心受威胁确实是暴力事件的主要成因，而理想主义则是造成大规模杀戮事件的主要原因——因为秉持这种想法的人认为，自己的暴行是追求道德目标的一种手段。执行20世纪大规模杀戮事件的刽子手，不是认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乌托邦，就是认为自己正在保家卫国。理想主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理想主义总是认为目的可以让手段合理化。如果你是为了善或上帝而战，那么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大家都不重视法律规定，但是重视形成所有法规之基础的道德原则。不过，一旦道德使命与法律相抵触，我们通常就会站在道德使命这一边。
心理学家琳达·斯基特卡（Linda Skitka）发现，人们一旦对某项争议性议题产生强烈道德感情——即对此负有“道德使命”，就比较不在意法律上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他们只希望让“好人”无罪释放，让“坏人”受罚。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一再主张，在面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时，一些不经司法审判的处决，未经审判的入狱，以及对囚犯残酷地用刑都是合法、合宜的措施的原因。
○如何寻得完满之道○
以前在大学上哲学课时，常常听到“世界是一种假象”这样的说法。我在那时一直搞不懂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只觉得它听起来非常深奥，但在花了20年时间研究心理学之后，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写道：“人类是一种悬浮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也就是说，我们生存的世界并不是真的由岩石、树木等实物建造而成，而是一个由辱骂、机会、身份象征、叛徒、圣人及罪人构筑的世界。这些都是人类的心理创造出来的，它们也算得上真实，但不是岩石、树木的那种真实。这些人类的心理创造的产物就像巴里（James.M.Barrie）所创作的彼得·潘一样，只有在你相信他们时，他们才会存在，他们就像电影《黑客帝国》的母体，是彼此共同创造出来的幻觉。
我们内心的辩护律师、透过玫瑰色的镜子看自己，“天真实在论”以及“邪恶至极”的迷思，以上种种心理机制共同为我们编织出我们赖以为生的意义之网，而天使与魔鬼就在其中打得你死我活。我们的内心一直不断地做出赞成及反对的心理反应，并确信自己一直站在天使这一边。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所认为的高道德标准、自以为是的态度及虚伪等，实在都是非常愚蠢。而且，这不只是愚蠢，还是可悲，因为人类永远都无法达到平静及和谐的境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第一步就是把人生当做一场游戏，不要看得太认真，古印度给人类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体验的人生是一场名叫“生老病死轮回”（samsara）的游戏。在人生的生老病死轮回里，碰到好事，我们就快乐；碰到坏事，我们就会生气或悲伤，如此好坏交替，直到死亡为止。等到我们“转世投胎”重新来到人间，生老病死的轮回就又重新启动。古印度道德文本中的《薄伽梵歌》讲的就是你无法完全离开这场人生的游戏；在宇宙的运转中，你有你要扮演的角色，所以你必须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过，你应依正道而行，不可依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好处”或结果来行事。克利希纳大神（god Krishna）说道：
我喜爱无恨无喜之人，无悲无欲之人，……对朋友及敌人一视同仁之人，不管被尊敬或被鄙视态度一样之人，不管冷热，不管苦乐，态度一样之人，摆脱依附且宠辱不惊之人……以及逆来顺受之人。
佛陀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佛陀也主张对人生的高低起伏，不用在意，但他要我们完全离开这场人生的游戏。佛教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逃离生老病死的轮回，以及无止境的转世投胎。虽然佛教徒对于人如何面对人世的立场有分歧，但是佛教徒都一致强调人应训练自己的内心，如此心才会停止做判断。中国禅宗大师僧璨曾在禅诗中提出将“不做判断”的主张作为人追求“完满之道”的先决条件。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毫釐有差，天地悬隔。
欲得现前，莫存顺逆。
违顺相争，是为心病。
“强做判断”确实是内心的毛病：我们会因此愤怒、苦恼，陷入冲突。不过，这也是心理的正常反应——大象一直在做评估，不断地说着“我喜欢”或“我不喜欢”。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自动化反应呢？我们已经知道，仅仅是下决心不去批判别人或不再当个伪君子是无法轻易就达到目标的。然而，正如佛陀的教诲，骑象人可以慢慢学会驯服大象，冥想就是一个好方法。冥想可以让我们冷静下来，不再那么执著于人生的起伏与不顺。冥想是东方式的自我训练，是让自己学会从哲学的角度面对自己的人生。
认知疗法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在《伯恩斯新情绪疗法》（Feeling Good）这本畅销的认知疗法手册中，作者大卫·伯恩斯（David Burns）用一整章的篇幅告诉读者如何用认知疗法处理愤怒的情绪。伯恩斯建议的方法跟贝克建议我们用来对抗沮丧的方法几乎一模一样：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找出自己想法的扭曲之处，然后再做合情合理的思考。伯恩斯着重在我们常出现的“应该如何如何”的思考——我们会有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作，人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我们这类的想法。一旦有人侵犯我们心里的这种“应该如何如何”的想法，我们就会愤恨不已。伯恩斯也建议我们要有共情：面对冲突，要从对方的观点来看事情，这样你才能理解对方并非无理取闹。
我基本上同意伯恩斯的做法，但是一旦双方开始动怒，要彼此产生共情，去了解对方立场，可能就有点儿缘木求鱼。遇到这种情况，耶稣的话比较实际：“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巴特森跟洛温斯坦都发现，被试一旦被迫审视自己，原有的偏见就会消失。）只有在非常刻意的努力之下，我们才会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现在，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回想最近你跟某个自己在意的人起冲突的情景，找出自己行为不当之处，例如自己做了冒犯对方（就算有权如此）、伤害对方（即便出于好意）或言行不符（就算找得到理由）的举动。在你发现自己的过错后，你就会听到自己心里的辩护律师拼命帮自己找理由开脱，把过错怪到别人头上，这时，不要听他的。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出一件自己所做的错事。把梁木移走的那一刻真的很痛，但一下子就不痛了，而且接下来你会觉得放松下来，甚至很愉快。人一旦发现自己的过错，心里就会很难受，但不会太久，如果你能承认自己的过错，反而会因此感觉到一股混合着骄傲的愉快感。这就是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后感觉到的快乐，这就是荣誉感。
虚伪及乱下判断是重创人际关系的两大杀手，找出自己的过错，也是克服这两项恶习的关键所在。当你发现自己也是造成双方冲突的元凶时，你心中的怒气就会降下来——或许你的怒气不会完全消失，但你起码可以恢复一点儿理智，承认对方也有对的地方。你可能还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对方不对，但现在的立场已修正为自己大部分是对的，对方大部分不对，这时双方就可以找到一个不伤彼此感情的台阶。你可以这么告诉对方：“我不应该做X这件事，所以你会有Y这种感觉，我可以理解。”在平等互惠的压力之下，对方可能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所表示：“你做了X这件事，我真的很不高兴，不过我也不应该做出P这件事，你会有Q的反应，我完全可以理解。”互相报复的心理，一旦有自私的偏见在一旁火上浇油，双方就会陷入交相指责中，让情况变得更不可收拾，但是我们可以把互相报复的心理逆转成互相理解的心理，以终止冲突，保住彼此的关系。
经过不断地进化，人类学会了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而且内心还隐藏着虚伪、自以为是以及道德冲突等心理。了解心理的结构及运作策略，我们就能走出这种人际操纵的游戏，走进自己选择的游戏。只要我们能找出自己眼中的梁木，就不会再那么受自身偏见所困，不会再那么爱说教，也不会再那么容易与人争论、与人冲突。你终于可以开始追求人生的完满之道，一个因了解接受而寻得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也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1] 道林·格雷（Dorian Gray）是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名作《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的主人公，他因一位画家给他画的肖像画而发现了自己的美，从而对自己产生了不真实的自我评价，并期望借此画永葆青春美貌。可最终，肖像也会随着格雷内心的变化，变得残忍起来。因此，后来有人用“道林·格雷的画像”来比喻人们不愿意面对，或者会产生抗拒的事情。——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