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一个无趣的时代，人仍是可以做有趣的事情的。我始终相信，人不仅仅属于时代。无论时代怎样，没有人必须为了利益而放弃自己的趣味。人生之大趣，第一源自生命，第二源自灵魂。因此，一个人只要热爱生命，善于品味生命固有的乐趣，同时又关注灵魂，善于同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灵魂交往，他就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生活得有趣。
无趣的时代
有趣的是，你们会想象不出，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见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我看见老人们一脸天真，聚集在公园里做儿童操和跳集体舞，孩子们却满脸沧桑，从早到黑被关在校内外的教室里做无穷的功课。我看见学者们繁忙地出席各种名目的论坛和会议，在会上互选为大师，使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有了空前热闹的学术气氛。我看见出版商和媒体亲密联盟，适时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畅销书，成功地把阅读由个人的爱好转变为大众的狂欢。我看见开发商和官员紧密合作，果断地将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和老街区夷为平地，随后建造起千篇一律的大广场和高楼群。我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我不得不说，我生活在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
不过，我相信，对于一百年后的你们来说，凡此种种已变得不可想象。在你们的时代，孩子们会有快乐的童年，大人们会有健全的常识，兴趣而非功利会成为生活的动力。当我在此刻对你们说话时，唯这样的展望使我感到了些微的乐趣。
[附言]
电视栏目《杨澜访谈录》录制六周年特别节目，杨澜来信，替一百年后的人问一个问题：“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希望把回答整理成一篇300-500字左右的文章，用“有趣的是”开头。她表示，所有嘉宾的文章会封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相约百年后开启，成为2007中国的译码器。文章能否保存百年，百年后有没有人开启，实在渺茫得很，也无所谓得很。不过，借此机会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倒不失为有趣的事，我便交了上面这份卷子。
2007.7
再谈无趣的时代
这些年来，即使在历来最讲究“趣”的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学术、艺术，金钱也成了主宰，兴趣、情趣、趣味越来越没有了容身之地。过去，看见全国各地的餐馆里供着财神爷，我曾经为国人的鄙俗无信仰悲哀，何尝想到这是一个预兆，有一天财神爷会全面得胜，直至登上文化的殿堂，学校、研究所、报社、出版社、工作室里都供起了看不见的财神爷。人们普遍地被卷入利益的征战，受欲望的摆布，生活在无休止的焦虑和空虚之中。此情此景，叫人看了怎么不感到无趣呢。
然而，我并不因此而悲观。我知道，转型是艰难的孕育和分娩，不能要求一个产妇美净若处女。我们的责任是好生护理她，一方面给她充足的营养，使她和她腹中的胎儿尽可能强壮，另一方面清洁她的环境，帮助她防治会危及胎儿的疾病。那么，批评这个时代的种种无趣现象，也可以算我在做后一方面的努力吧。
再者，即使在一个无趣的时代，人仍是可以做有趣的事情的。我始终相信，人不仅仅属于时代。无论时代怎样，没有人必须为了利益而放弃自己的趣味。人生之大趣，第一源自生命，第二源自灵魂。因此，一个人只要热爱生命，善于品味生命固有的乐趣，同时又关注灵魂，善于同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灵魂交往，他就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生活得有趣。这绝不是自我安慰，在我这些年的生活中，亲情和阅读的确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我从前者享受生命的快乐，从后者享受灵魂的快乐。我多么想告诉人们，这些快乐是人人有份的，就看你要不要。倘若人们肯把生命看得比金钱重要，把灵魂看得比物质重要，我们的时代就会变得有趣得多。
2008.11
心平气和看于丹现象
在最近图书市场上，于丹是最耀眼的明星，在有一些人眼里，则是最刺眼的明星。一个昨天还默默无闻的大学教师，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最畅销的作者，其作品迅速创下销售数百万册的奇迹，这个现象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争议。批评的声音相当尖锐，斥为学者的堕落，斥为国学的庸俗化，不一而足。我本人认为，不必这样痛心疾首，不妨把心态放平一些。在我看来，所谓于丹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电视文化媒介向印刷文化领域的胜利进军，二是大众文化传播向传统文化资源的胜利进军。对于其中的得失，需做具体的分析。
众所周知，无论易中天的《品三国》，还是于丹的《心得》，其热销是靠了央视强势媒体之力。倘若不是先有了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高收视率和二位在节目中的走红，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走红之前，易中天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四本书，但销量都很有限。他原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有才情，文字功夫也好，估计他自己也承认，以前好些文章的水准在《品三国》之上。可是，直到同一家出版社出了电视讲本《品三国》，销行数百万册，才带动前四本书也畅销了起来。一个文笔不错的作者，必须先在电视上展示口才，娱乐观众，然后才能在出版上获得成功，可见电视的威力多么显著地伸展到了书籍出版领域。我是基本不看电视的，因此，直到媒体报道中华书局即将出版《于丹〈论语〉心得》，首印几十万册，我才第一次知道于丹这个名字。当时的感觉是，中华书局疯了。甚至是，中华书局穷疯了。事实证明我的商业眼光远不如似乎一向古板的中华书局。于、易二位作品的热销是一次检阅，证明了电视机前他们的热心观众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
电视和网络越来越成为今天最强势的文化媒介，这个事实对于传统的印刷文化媒介产生了双重冲击。一方面，看电视和上网占据了人们的大量业余时间，导致书籍阅读率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印刷媒介纷纷向电视和网络看齐，书籍出版走图像化、快餐化的路子。一个便捷的方式是直接把热门电视节目和人物搬上书本，这个过程早就在进行了，区别在于，以前出版的多是热门影视的脚本或娱乐明星的自述，而“百家讲坛”是一个学者、准学者讲文化的节目。娱乐化是电视节目的基本属性，讲文化也不例外，只要有所节制，不对所讲文化造成严重歪曲，就不必多加指摘。有些论者担心，于、易的走红会使学界人心浮动，都想上电视，走这一条快速名利双收的捷径，从此不好好做学问，导致学界的堕落。依我看，这种担心未免可笑。当今学界确有严重的堕落现象，但不在于上电视，而在于腐败，那些热衷于在体制内攫取权钱的所谓学者何尝是在好好做学问。同时，我相信，学界真正的核心力量，那些热爱智性生活的真学者，他们的定力岂是这小小的诱惑动摇得了的。当然，一定会有人怦然心动，跃跃欲试，那就让他们去试好了，只要他们有这方面的才能。在这个传媒时代，知识界发生分流，一小部分干传播比做学问更在行的人去干传播，这很正常。不过，请不要抱着中大彩的动机去干。于、易的一夜暴富诚然是中了大彩，但是，须知公众的热度从来不会持久，媒体必定要不断变换其发行彩票的花样，如同“超女”蹿红一样，电视讲本的热销注定也是短暂的。
出于好奇，我看了于丹两本《心得》的部分章节，觉得她大受普通观众欢迎并非偶然。她的专业是传播学，她的确深谙传播的诀窍，她的种种心得首先是建立在传播学心得的基础上的。人们不由自主会想起《读者文摘》这样的杂志、《花香满径》这样的励志书、奥修这样的心理导师，其间有一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共同模式，即简单的小哲理配上感人的或有趣的小故事，而于丹运用起这种模式来真个得心应手。从内容看，她有极明确的定位。当今社会急功近利，人们在充满压力和诱惑的外部世界中拼搏，内心却焦虑而空虚。针对这种现状，于丹的励志讲座紧紧抓住一个中心论点，就是教人们淡薄外在功利，回归内心世界，寻求心灵的快乐和安宁。无论讲《论语》还是《庄子》，她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论点，落脚于这个中心论点。她十分了解外部生存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能够有的放矢，箭箭不虚发，充分发挥了缓解压力和疏导心理的效果。
对于丹的批评集中在她的解读方式上，指责其过于通俗、牵强甚至颇多硬伤，因而会导致国学传播的庸俗化。我的看法是，于丹的讲座与传播国学无关，她讲的不是国学，而是心得，并且不是她对国学的心得，而是她对人生的心得，《论语》、《庄子》中的句子只是她讲述心得时使用的资料。有人调侃说：于丹岂不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圣经》、佛经等的心得了吗？当然可以，她所紧紧抓住的淡薄功利、回归心灵这个中心论点，原本就是中外一切贤哲的基本价值观，否则就不叫贤哲了。所以，把这个论点套在无论哪一位贤哲头上，都不会太离谱。那么，于丹的讲述会不会使受众对《论语》、《庄子》本身产生误解呢？如果这些热心受众自己不读原著（很可能如此），当然会的，他们会以为《论语》、《庄子》就是这个样子。凡是只凭道听途说去了解大师思想的人，误解是必然的。不过，只要他们从于丹那里接受的影响是积极的，产生这一点误解没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无害，更害不到他们并无兴趣的国学头上。
最后要问：于丹对受众们的影响是积极的吗？我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在当今这个重功利、轻精神的社会，我们需要提醒心灵生活的有效声音，而从反应的热烈看，于丹的提醒似乎十分有效。我的一点保留是，她过于把心灵生活归结为心灵的快乐了。“《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个断语下得太轻率，遗憾的是，它贯穿于对《论语》、《庄子》的全部讲解，谆谆教导人们，对于任何会使心灵不快乐的事情都要看淡和顺应。这就可能把受众引向一心一意做顺民的平庸之路，从而消解我所期待于她的积极影响，乃至发生消极影响。事实上，无论《论语》、《庄子》，还是柏拉图、《圣经》、佛经，核心的东西都是世界观，而每一种世界观都有着特殊而深刻的内涵。快乐只是心灵状态，不是世界观，至多是世界观所达致的某一种心灵状态。凡深刻的世界观，所达致的心灵状态绝不仅是快乐，必定还有博大的悲悯，对于社会现实的关系也绝不仅是超脱，必定还有坚定的批判。舍弃掉世界观，把心灵的快乐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就真会把所解读的任何一种伟大哲学稀释为心灵鸡汤了。
2007.4
纠错媒体
在媒体对我的报道中，常有不实或不准确之处。为了不误导读者，我决定在我的博客上适时做必要的澄清。我希望，这将有助于促进媒体做更负责任的报道。哪一天我的纠错不再必要，则谢天谢地矣。
一、我与“名媛学堂”毫无关系
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中山大学高等继续教育学院推出“现代魅力女性高级研修班”，又称“名媛学堂”。据介绍，课程为期10个月，每月上课2～3天，学费加上杂费共计36800元。有记者披露，该培训班实际上是中大与北京一家名为“名人学堂”的培训公司合办的。在有关报道中，我的名字均被列入授课老师名单。我声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与我联系过此事。因此，就把我的名字列入而言，属于不实广告。我本人同意人们就此事广泛发表的意见：“名媛”不可速成。我还认为：现代女性（男性也一样）若要真正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唯有静下心来，养成自主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否则上多少个培训班都无用。
二、我没有反对人们读于丹、易中天的书
近日在郑州做讲座和接受记者采访，我谈到我的阅读主张，强调了直接阅读经典。有一则报道说：记者试探性地问，那么《百家讲坛》那些名家的书呢？“不要读，他们跟国学完全没有关系！于丹的《论语》和《庄子》那是励志，不是国学，易中天的《品三国》是评书、是讲故事，也不是国学。”其中，“不要读”一语容易引起误解。当时的语境是，是否可以通过于丹、易中天来研习国学，我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读于、易的书，只是想说明，电视观众的热捧与研习国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我基本上把这归入大众文化消费的范畴。在这里，“大众文化消费”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不含褒贬的评价。读者是分层次的，有些人满足于大众媒体配制的文化快餐，有些人则必须自己去品尝原汁原味的高级精神食粮，这再正常不过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两者的比例好像太悬殊了。我尝自问：倘若我的一本我自知比较浅的书发行几百万册，我会如何？答案是我会万分惶恐。
2007.9
我就说葡萄是酸的
新浪博客首页刊发了我的《我没有反对人们读于丹、易中天的书》，但把标题窜改成了《我为什么说不要读于丹、易中天的书》，意思正好相反。我刚在这里纠错，你们就在那里把我的纠错改造成了新错。唉，媒体啊……
怪不得一小群对我一无所知的网民拥入了我的博客，向我开骂。当然，我不必理会。
也有善意的批评者，我愿意向他们澄清我的观点：
一、对于于、易通过“百家讲坛”在图书市场走红的现象，我曾写《心平气和看于丹现象》一文，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我的看法，可在我的博客中查到。
二、就国学是对中国古籍的研究而言，我完全不主张大家都从事国学，那当然只是相关领域学者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反对媒体把“百家讲坛”节目热播和于、易走红扯成所谓“国学热”。这的确是两回事。国学不可能热，不必要热，事实上也没有热。
三、我强调的是经典，而不是国学。国学是少数学者的事，经典却属于每一个人。直接向大师学习，这是我的阅读定位，我自己受益无穷，因此也乐意推荐给别人。中外经典名著是人类的伟大精神财富，最好的东西就在那里，为什么不去享用，却把时间浪费在次好的、较差的东西上？当代无大师，廉价的“大师”帽子却满天飞，真让人汗颜。我研究尼采，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而不是写专著，就是为了让人们不是通过我的介绍了解尼采，而是能够直接阅读尼采的著作。我太知道在尼采面前自己的分量之轻。
四、阅读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一个真正有阅读爱好和习惯的人，必定是自己选择适合于他的精神食粮，不会跟着媒体跑。这和是不是所谓“精英”毫无关系。你不是作为“精英”，但必须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大众”，才能走进真正属于你的书籍世界。使我反感的正是现在这种由强势媒体主宰多数人阅读取向的局面，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窝蜂全去读某一个作家或某一本书，这些仅仅跟着媒体跑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大众”，而不再是“个人”，我在此意义上称之为“大众文化消费”，定性非常准确，一点儿没有冤枉他们。
五、我仍然要说，如果我一夜之间火爆，一本书发行几百万册，我会万分惶恐。我当然喜欢有许多稿费，但我的神经承受不了媒体制造的如此离谱的神话。我相信，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质量会有一个基本估计，曾经花费更多心血、写得更好的书长期受冷遇，一本自知比较浅的书靠了媒体炒作突然大红大紫，这滋味未必全是甜蜜。权衡轻重，我宁愿我的每一本书的销量与其品质基本相称，这会使我心安，并且觉得这个世界还比较正常。好吧，我就说葡萄是酸的，我总不能把自己没有吃到的一切葡萄都说成是甜的吧。狐狸和狐狸还不同呢，人和人的区别就更大了，不是吗？
2007.10
中国农民的家在哪里
——一幅照片的感言
我看到一张照片：浓烟弥漫之中，一个小男孩手拿水瓢朝燃烧的窝棚泼水，试图抢救他曾经的家。深圳宝安这片外来人口搭建的窝棚区被认定为违章建筑，其生活污水会危及邻近水库的水质安全，因此遭到240多名执法队员强拆。
可怜的孩子，你小小的身躯怎能抵挡那240多个彪形大汉，你手中的水瓢又怎能浇灭这熊熊大火。你不知道这间简陋的屋子是违章建筑，只知道它是你的家，它被烧掉了，你就没有家了。你的爸爸妈妈也许知道它是违章建筑，但他们肯定不知道，在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一个可以让你们苟且居住的不违章建筑究竟在哪里。
是啊，理由很充分，污水危及了水质安全。理由永远会充分的，你们的陋屋在别处，也一定会危及别的什么安全的。那危及你们安全的种种非人性的制度和规定，怎么就无人过问，怎么就不被拆除？
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中国农民都找不到自己的家了，正在成为全球最庞大的悲惨的流浪群体。尊严，对于中国农民是一个多么奢侈的词眼。
2010.4
人类远比禽兽残酷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张丽达是我的老朋友，她震惊于遍布中国的活熊取胆的酷行，创作护生歌曲《小熊》，又成立以护生公益演出为志业的亲子合唱团“小熊团”，期望用音乐的感染力和人类的亲子情唤醒国人的良知。现在，“小熊团”扩大招生，她希望我把招生通告刊发在我的博客上，以期让更多愿意报名的人知悉。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肃然从命。
我还转载了两篇有关活熊取胆的报道，我自己读了以后，真正感到触目惊心，悲愤难言。请看这个场面——
一只小熊被人用铁链紧紧捆绑，准备动手术了，也就是要开膛在胆上挖一个取汁的洞了。小熊惊恐万状，跪下哀求，放声恸哭。这时，一只母熊硬是从铁笼里挣脱了出来，蹦到小熊跟前，先抱住它，亲吻它，用舌头舔去它的泪水，接着，突然用巨掌掐住它的脖子，直到它气绝。然后，母熊拽下自己身上的钢兜肚，钢管带着半个胆囊飞了出来，鲜血直流，它大叫一声，疯了似的朝墙壁撞去，要把自己撞死，墙壁轰然倒塌。
谁说动物没有感情，没有意志，没有尊严？这只母熊用杀子和自杀的悲壮之举向人类宣告，为了抗议和摆脱人类的暴行，动物也会履行这个高贵的原则：不自由，毋宁死！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其中包括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则近于禽兽”。我要说：人如果没有同情心，就远不如禽兽，比禽兽坏无数倍。猛兽的残暴仅限于本能，绝不会超出生存所需要的程度。人残酷起来却没有边，完全和生存无关，为了龌龊的利益，为了畸形的欲望，为了变态的心理，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只有在人类之中，才会产生千奇百怪的酷刑，产生法西斯和恐怖主义。
善待动物，至少不虐待动物，这不仅是对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尊重，也是人类自身精神上道德上纯洁化的需要。可以断定，一个虐待动物的民族，一定也不会尊重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感一旦麻木，心肠一旦变冷酷，同类岂在话下。当今中国社会，恶性凶杀案件包括杀童案、杀亲案接连不断，伪劣食品、假药、矿难、野蛮执法事件层出不穷，人们难道看不出来，这一切与活取熊胆、活食猴脑等残害动物行为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内在联系？
据说活取熊胆最早由朝鲜发明，看来绝非偶然。我呼吁尽早立法保护动物，禁止活取熊胆之类残害动物的行为，否则，我们迟早会遭报应。
2010.8
网络时代的反思
如果根据传播媒介定义今天的时代，“网络时代”无疑是最确切的名称。互联网业已覆盖人类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其中包括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的话语权，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但是，它的弊端也暴露多多，应该引起重视和加以反思。美国记者安德鲁·基恩2007年出版的《网民的狂欢》（中译本2010年1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就是这样一本反思之作，反思的重点是互联网对文化的不良影响。
在作者看来，网络民主的最大弊端是业余者取代专家主宰了今日文化。T.H.赫胥黎曾经戏言：倘若给猴子提供足够多的打字机，总有一天猴子可以敲出《莎士比亚全集》。作者认为，这一戏言在今天已成现实，无数台联网的电脑就是足够多的打字机，而网民就是猴子。其实，网民们在电脑上随机敲出《莎士比亚全集》的概率微乎其微，我觉得作者真正担忧的是，在网民狂欢的时代，《莎士比亚全集》不再有人阅读了。这基本上是事实。以维基百科为例，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网上写条目，所写内容无人编辑和审核，却已成为全球网民了解新闻和信息的第三大来源，超过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BBC（英国广播公司），其浏览量在全球网站中排第17位。相反，有10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4000名专家助阵的大英百科全书网，其浏览量只排在第5128位。网络的逻辑是点击率至上，致使多数人的偏好战胜了真理，带给人们的是外行的一知半解和支离破碎的文化。用户自由生成的内容成为主流，知识精英靠边站，其结果必然会威胁人类的核心文化传统。
网络对文化的威胁不止于此。因为复制和粘贴的方便，导致剽窃泛滥。网络上盗版猖獗，免费下载盛行，更使得独立书店、传统报纸和杂志、音乐和影像制作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趋于萎缩。这一切都严重地侵犯了知识产权，破坏了保护个人创作的传统。网络的策略是利用盗版和免费下载聚集人气，以此吸引广告商向网络转移。以谷歌为例，这家全球最大的网络公司不创造任何文化产品，只是把网络信息彼此链接起来，便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而其99%的收入都来自广告。
《纽约客》曾经刊登一幅漫画：两只狗并排坐在一台电脑前，其中一只把爪子放在键盘上正准备敲击，另一只惊奇地看着它。这只被看的狗解释说：“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是的，没人知道你是谁，这种匿名上网又缺乏监管的状况，给了网上撒谎、造谣、诽谤乃至诈骗以可趁之机。我们还可以加上网络暴力，施暴者正是凭借匿名身份才敢于肆无忌惮地对猎物展开追杀。
博客使人人都成为写手并拥有或多或少的读者，作者对此也颇有非议，他把博客世界形容为杂货铺，批评其充斥着文字垃圾。人们纷纷在博客上公开自己的私生活和隐秘心思，作者指出这是混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的界限。
在世界各地，最沉迷于网络的是年轻人，网络游戏、网络赌博、色情网站等对年轻一代造成极大的危害，网瘾使其中许多人成为虚拟世界的奴隶，丧失了真实生活的能力。
作者在列数了互联网的种种弊端之后，谈到了解决方案。他寄希望于法律，包括反盗版维权、建立网络实名制、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他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对此我很能理解。网络的潮流不可阻挡，也不应该阻挡，恐怕只能用法律来遏制其最突出的弊端，尽量把它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如果把本书与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做比较，其理论深度显然不足。波兹曼对电视文化的娱乐化、平庸化本质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网络文化在娱乐化、平庸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作者在这方面的分析却基本上停留在现象的层面上。我认为，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指出了问题，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对网络文化做更深刻的反思。
2010.11
纪实类刊物切忌侵权和造假
中国作家协会向某杂志社发出维权通告，指出该杂志刊登的有关毕淑敏、周国平、史铁生的三篇文章侵犯了这三位作家的合法权益，要求杂志社公开致歉，承诺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是中国作协首次以发公告的方式采取的维护作家权益的行动。
据我分析，通告指出的三篇涉嫌侵权的文章有以下共同点：一、发表之前，杂志社向相关作家表示了采访或组稿的愿望，均未被接受或遭明确拒绝；二、文章的内容真假混杂，真的部分从相关作家的作品中摘取，进行改编和嫁接，严重侵犯了其著作权；三、假的部分则纯属虚构和臆造，为了取得所谓“感人”效果，情节和语言往往矫情肉麻，侵犯了相关作家及亲属的名誉权。
有关我和史铁生的两篇文章刊登在同一期杂志上，发现这一情况后，我和史铁生即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发表声明，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很快，网友大量留言和评论，大多是对该杂志的善意而尖锐的批评，并列数了其近期因名誉侵权被诉的诸多案例，受害者包括各界名流和普通人。我本人认为，公众的批评和中国作协的通告是一个契机，该杂志社应该由此进行认真的反省，是到端正办刊品德和方针的时候了。
该杂志在中国有巨大的发行量，正因为如此，就更要自重和自律。一本纪实类的期刊，真实是第一品德。纪实作品也可以讲究文学性，但这是指好的文风，不是指可以像写小说那样虚构，而拙劣的虚构也绝不是文学性。真实有赖于正确的办刊方针，倘若一味强调所谓“催人泪下”、“曲折感人”，索要所谓“震撼人心的涉情案例”、“浓烈的婚恋故事”，用高价收购此类稿子，排斥不符合此要求的稿子，甚至淘汰不肯这么做的编辑，那么，实际的结果就必然是诱导和助长胡编乱造。这种做法对于被报道的当事人是侵权，对于读者是欺骗，对于社会的精神生态是败坏。事实上，这类胡编乱造的煽情故事不但趣味低俗，而且内容贫乏，往往貌似云谲波诡，实则千篇一律，毫无精神营养。
现在国内颇多刊物为了吸引眼球，争夺市场，便瞄准情感题材，热衷于编写或转载此类纪实文章。情感题材当然可以登，但起码的要求是尊重相关的当事人，一是征得其同意，二是内容须真实。纪实类刊物切忌侵权和造假，这本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愿从此成为行规和共识。
2009.7
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信仰和法治
——重新发表《中国人缺少什么》的作者附言
这是一篇旧文。我于1999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用这个题目做讲演，根据讲演内容整理成此文，最早发表在《粤海风》杂志2000年第1-2期上，其后又收在散文集《安静》（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和《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中。最近不知谁把此文贴到了网上，遂被误以为是我的新作。刘梦溪兄有意在《中国文化》上刊登，嘱我略做修改。近十年前的旧文，我觉得不好改，就做一点儿补充吧。
清末民初，在西方哲学的引进中，王国维和严复是最重要的人物，分别为引进德国哲学和英国哲学的第一人。在我看来，西方哲学的精华有二：一是形而上学，即对终极真理和终极价值的关切，奠基于古希腊，近代以来集中体现于德国哲学；二是个人主义，即对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的尊重，奠基于古罗马，近代以来集中体现于英国哲学。西方因为有形而上学，形成了认真对待知识和信仰的文化传统，因为有个人主义，建立了以保护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的法治社会。检讨中国传统文化，若以西方为参照，以普世价值为尺度，最缺的也正是这两样东西。由此可见，王、严二位都是极有眼光的。
在上文中，我以王、严二位接受西方哲学的不同取向和遭遇为例，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实用品格。我的立场是同情王国维而批评严复的。现在我仍基本坚持这个立场，但对严复多了一些肯定。
关于王国维，从当时到今天，人们对他的学术转向、遗老立场和自杀一直议论纷纷。一个最早领悟西方哲学之精神的中国人，却在中年以后彻底放弃了西方哲学乃至任何哲学的研究，一头扎进了经史考据之学。一个有着先进的学术头脑和宽阔的文化眼光的大学者，却在清亡十二年之后公开做了遗老，他的自杀好像也脱不掉殉清的嫌疑。这些情况发生在王国维身上，的确构成了奇怪的矛盾。可是，倘若我们对王国维之内心的矛盾以及他与时代之间的矛盾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于这暴露在表面上的矛盾就不会感到太奇怪了。
就学术转向来说，依我的分析，他由哲学而文学而终于义无反顾地钻进史学，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哲学的绝望。具体地说，他有三重绝望。其一，对在中国的环境中从事哲学感到绝望。他通过研习德国哲学领悟了纯粹的哲学，努力向国人介绍，以期改变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但收效极微，整个新学界几乎无人理睬。新学界的现状是，人们热衷于政治，急功近利，没有人对哲学真正感兴趣。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势孤力单，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其二，对在现时代从事哲学感到绝望。他看到了西方哲学的危机，其表现是实证主义盛行，出不了大哲学家。“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自序二》）哲学界仅由哲学史家组成，他知道自己也无望成为创造性的大哲学家，又不甘心只做哲学史家，于是放弃哲学。其三，对哲学本身感到绝望。他是因为对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的困惑，而要到哲学中去寻找解决的。然而，寻找的结果却是发现，哲学并不能提供解决。“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自序二》）所谓“可爱者不可信”，首当其冲的就是“伟大之形而上学”，他已看到哲学内在的矛盾，依靠理性解决终极问题之不可能。这三重的绝望，其实更证明王国维的哲学悟性非同寻常，而他引进德国哲学的失败就更是一个悲剧了。
对于严复引进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其功过是非，应该做具体分析。从他1885年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在自由主义理论中隐藏着西方政治的秘密。其中，有两点见解最值得注意。其一，西方政治“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这是一个精当的概括，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自由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民主仅是这一核心思想的运用。其二，自由也是西方政治和中国政治的根本相异之点，中国政治传统中最缺少的东西正是自由，由这个根本的差异而产生了中西社会的一系列差异（参看《论世变之亟》）。
自由主义可归结为两个原则：一是个人自由，二是法治。从严复当时的著译看，他对这两个原则基本上是理解的。个人自由原则的含义是：凡是不涉及他人的行为，个人享有自由，相反则要按照涉及他人的程度而受到社会相应程度的干涉。因此，私域和公域的划界乃是政治自由的关键问题。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论自由》，把书名改为《群己权界论》，正是为了强调这个关键问题。正如他在该书的《译凡例》中所说：“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从译文看，凡是涉及划界的内容，大体上能够传达原文的意思。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我们也可发现对这个原则的清楚表述。例如，在《天演论》按语中，他谈到斯宾塞的“太平公例”即同等自由法则：“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法意》的按语也说：“夫泰西之俗，凡事之不逾于小己者，可以自由，非他人所可过问。而一涉社会，则人人皆得而问之。”足见个人自由的划界原则是深深印在了他的脑子里。
严复对法治原则也有相当的理解。通过翻译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他懂得了法治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对人民的治权。通过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他懂得了法治的制度保证是把立法权、司法权从政府的权力中分离出来。在二书的按语中，他还从所领会的法治观念出发，对中国的人治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对法治的认识，在1905年发表的《政治讲义》中又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总的来说，他已经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要使中国政制由专制变为自由，就必须用法治取代人治。关于法治的含义，他较为明确的是法律的普遍性和至上性，对政府行政权的限制、司法权的独立。有两个重要问题较为模糊：一是立法的原则，二是立法权的归属。
如果说严复对自由的含义大致上是清楚的，那么，论到自由的根据问题，即为何个人自由是可欲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自由为何可欲的论证虽有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两条路径，但程度不等地都承认个人及个人自由本身即具有目的价值。然而，严复完全不能理解自由主义的这个核心价值观念，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儒家传统的束缚。在严译《群己权界论》中，最严重的曲解就集中在对个性价值这方面内容的翻译上。一个总的倾向是，他常常用道德色彩强烈的语汇来翻译这些内容，结果，“特操”、“修身成物”、“民德”之类取代个性价值成了自由的根据。也许他在使用这些现成的概念时赋予了某些新的含义，例如他所说的“民德”的内涵并不限于儒家道德规范。但是，把自由的价值归结为国民道德的提高，不管所说道德的内涵是什么，都是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同时，系统地用儒家语汇取代西方人文主义语汇，至少表明他在接受自由主义时缺少相应的文化资源，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理解和表达的错位。
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严复是带着探寻中国贫弱的原因这个迫切目的去接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透过被如此接受的斯宾塞理论去理解自由主义的。他的思路大致是：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进化过程受阻；进化过程之所以受阻，是因为人民不自由。这个认识既成了他引进自由主义的有力动机，也成了他理解自由主义的严重困难。在斯宾塞理论的影响下，他把生存斗争看作社会进化的动力，而又把自由看作生存斗争得以充分展开、从而社会进化得以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他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说：“惟与以自繇，而天择为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在《〈老子〉评语》中说：“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致。”在这两句话中，自由都被当作了物竞的同义词。贯穿其中的逻辑是，自由即充分的物竞，在物竞的基础上天择，由天择而实现进化，循此达于社会最佳状态。当他认为自由的价值在于提高民德之时，他也是把提高民德看作实现种群进化的关键。因此，归根到底，他把个人自由当作了手段，其作用是实现群体进化，从而在与其他群体的生存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总之是使国家富强起来。否认了个人自由的目的价值，对个人自由原则到底理解到什么程度就成问题了。我们的确看到，在《法意》等译著中，他常用所谓“国群自由”来贬低“小己自由”，事实上并未把个人自由视为最高原则。
在一个世纪前，王国维试图引进形而上学，严复试图引进自由主义，由于传统的阻挠或束缚、时代和个人的限制，他们的努力基本上失败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前者与形而上学相关，后者与自由主义相关。由于这两样东西的薄弱，我们已深感经济转型的艰难。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决不可能孤立地成功。王国维和严复是先驱者，我们今天仍然走在他们开辟的道路上，但愿我们能够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
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