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社会条件滋生偏见？社会如何维持偏见？
偏见起源于多种根源。它的产生可能源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想证明这些差异是正当的，并且愿意维持这些差异。偏见也可能是我们从小习得的，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差异。最后，我们的社会制度可能起到了维持和支持偏见的作用。先考虑偏见是如何发挥作用来保护自尊和社会地位的。
社会不平等：不平等的地位与偏见
记住一条原则：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滋生了偏见。主人视奴隶为懒惰的、不负责任的、缺乏抱负的——正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特点，所以他们适合被奴役。历史学家在争论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不过，一旦这些不平等业已存在，偏见就在促使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特权合理化。告诉我两个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我便可以预测群体之间的态度。刻板印象使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合理化。即使是社会地位发生暂时变化，也能影响到偏见。里奇森和安贝蒂引导白人大学生相信自己通过计算机在与黑人或者白人同伴交流，他们扮演同伴的上司或者下属，如果大学生扮演上司，当他们与一个假定的黑人同伴交流时，更容易表现出自动偏见。
偏见一旦为自己找到理由，它就会从容不迫。
——威廉·黑兹利特
现实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直至今日，在实行过奴隶制的地区中偏见还最为严重。19世纪的欧洲政治家和作家们通过把被剥削的殖民地人民描述成“劣等的”、“需要保护的”、是一种需要承受的“负担”，从而证明帝国扩张是正当的。40年前，社会学家海伦·迈耶·哈克指出了有关黑人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如何促进其社会地位低等的合理化：许多人认为这两个群体智力低下、情绪化、未开化，对他们从属的角色“心安理得”。黑人是“劣等的”，女性则是“软弱的”。黑人的处境正恰如其分；女性的位置则是在家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利克和菲斯克所区分出的“敌意”和“仁慈”的性别歧视，衍生到了其他的偏见上。我们会认为其他群体能干，或者是亲切的，但通常不会兼而有之。我们敬重那些地位高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同时也喜欢那些欣然接受较低地位的人。菲斯克和她的同事们报告说，在美国，亚洲人、犹太人、德国人、非传统的女性、自信的非裔美国人以及男同性恋者往往会受到尊重，但却不怎么被人喜欢。传统的下层美国黑人、西班牙裔、传统妇女、女子气的男同性恋者、残疾人，往往被视为能力较弱，但却因情感、精神、艺术或运动能力上的品质而受到喜欢。
憎恨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这是人类的本性。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
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态度很容易随行为而改变。人们往往不把敌人当人看，用各种各样的标签来贬低他们的人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成了“日本鬼子”。战争结束后，他们变成“睿智、勤奋的日本人”。态度的适应性令人惊讶。
性别刻板印象也使得性别角色合理化。在研究了世界范围内的这些刻板印象之后，约翰·威廉斯和德博拉·贝斯特指出，如果女性在照顾小孩方面付出大部分关爱，那就可能认为女性天生就善于养育孩子；如果男性做生意、打猎及参与战争，那就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咄咄逼人、独立、爱冒险。实验表明，在看待未知群体的成员时，人们认为这些人具有一些适合他们角色的特质。
有些人能注意并且适应社会地位的差异。那些社会支配性取向[1]的人，倾向于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他们愿意让他们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高一些——他们喜欢位于社会阶层的顶层。处于社会高层支配地位，也倾向于促进这种取向。吉姆·斯达纽斯以及他的同事解释说，这种希望出人头地的想法导致那些社会支配性高的人乐于接受偏见，支持那些为偏见辩护的政治立场。的确，社会支配性取向高的人，往往支持那些诸如为富人减税之类的维护阶层等级的政策，反对诸如平权法案之类的破坏阶层等级的政策。社会支配性取向高的人，偏向于从事政治和商业领域的职业，以提升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维持阶层等级。他们不愿意从事破坏社会阶层等级的工作，如社会工作者。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滋生偏见，但相比于其他人，有些人会更多地追求社会经济地位，并且试图维持这种地位。
在有冲突的时期，种族偏见常常突现出来，比如“9·11”之后许多阿拉伯裔美国人不被信任或遭受敌意。图中是一位阿拉伯裔美国父亲坐在自己遭到暴徒殴打的儿子身边。
社会化
偏见起源于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他社会原因，包括我们习得的价值观和态度。
权威人格
20世纪40年代，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者——其中有两位是从纳粹德国逃离出来的——设立了一个紧迫的研究任务：揭示反犹主义的心理根源。反犹主义影响之恶劣，导致数百万犹太人被屠杀，而且让那么多欧洲人成为冷漠的旁观者。在研究美国成人的时候，西奥多·阿多纳发现，敌视犹太人的人，往往也同时敌视其他少数民族。偏见似乎不只是具体针对某一群体的态度，而是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仅如此，这些自以为是的种族中心主义[2]者普遍拥有权威人格的倾向——不能容忍软弱，具有惩罚性的态度以及服从群体内部的权威。这些权威人格倾向，反映在他们赞同诸如“服从和尊敬权威是孩子们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品质”之类的陈述上。
权威人格的人，在孩提时代往往经历过苛刻的管束。这可能导致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敌意和冲动，并将这些敌意和冲动“投射”到了外群体身上。权威人格儿童的不安全感，似乎使他们倾向于特别关注权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对即错的僵硬思维方式，难以忍受模糊性。因此，这类人就倾向于服从那些权力比自己大的人，攻击或者惩罚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
一些学者对该研究持批评态度，因为该研究只关注右翼权威主义（一种在政治上以保守形式出现的权威主义——编者注），忽略左翼的教条权威主义（激进形式的权威主义——编者注）。尽管如此，该研究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权威主义倾向，有时候在种族紧张局势中有所反映，在经济衰退、社会巨变、日子变得艰难的时候，权威主义倾向也会急剧高涨。
不仅如此，马尼托巴大学心理学家鲍勃·阿尔特迈耶对右翼权威主义的近期研究证实了有些个体以偏见来表达恐惧和敌意。感觉自己在道义上高人一等的人往往会野蛮地对待自认为劣等的人。
不同形式的偏见——对黑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女性、老人、肥胖者、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的确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正如阿尔特迈耶总结的，右翼权威主义往往是“均等机会顽固分子”。
特别让人感到震惊的是社会支配性取向和权威人格得分高的人。阿尔特迈耶报告说，这些“双高”人士“属于我们社会当中偏见最深的人”，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感到吃惊。他们在各种人格特质上似乎都表现得最差，他们一方面武断教条、充满种族优越感，另一方面则常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努力谋求社会经济地位。阿尔特迈耶指出，尽管这些人很少，但他们往往会成为仇视群体的领袖。
宗教与偏见
那些得益于社会不平等的人，在声称“人生而平等”的同时，还需要为让各种事情维持现状而寻求合理化的辩解。除了相信是上帝规定了现存的社会秩序，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量的理由？威廉·詹姆斯指出，对所有的残酷劣行而言，“表面的幌子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
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利用宗教来使当前的秩序神圣化。利用宗教来维护不公正，这有助于解释有关基督教这一北美主要宗教的两个相互印证的发现：（1）教会成员比其他人表现出更明显的种族偏见；（2）同那些表示自己的传统信仰不那么明显的人相比，那些表示信奉传统或正统基督教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偏见。
宗教和偏见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它们的因果联系。它们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也许更信奉正统基督教，同时又更多地抱有偏见。可能是偏见导致宗教信仰，即偏见引导人们创造宗教观念来维护他们的偏见。也可能是宗教导致偏见，即宗教引导人们相信所有人都拥有自由意志，贫困潦倒的少数民族应该就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责备自己。
如果的确是宗教导致偏见，那么越虔诚的教会成员偏见就越深。但另外三个研究一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在教会成员中，同偶尔去教堂的人相比，虔诚的信徒在26次对比中有24次显示出较少的偏见。
奥尔波特和罗斯发现，相对那些将宗教视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而言（他们会认同这样的陈述：“我对宗教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做礼拜是件令人愉悦的社会活动”），那些以宗教本身为目的的人（例如，他们会认同这种陈述：“我的宗教信仰真的是我为什么这么生活的理由”）表现出较少的偏见。而且，在盖洛普的“宗教承诺”指数中得分高的人，更欢迎其他种族的人做邻居。
新教牧师和罗马天主教牧师比普通人更支持民权运动。1934年，德国45%的神职人员与组织起来反对纳粹统治的认信教会结盟。
那么，宗教和偏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提问。如果我们将宗教虔诚定义为教会成员或至少在表面上认同传统信仰的意愿，那么越虔诚的人就怀有越多的种族偏见。顽固分子往往借助宗教使其固执合理化。可是，如果我们以其他几种方式来评价宗教虔诚的程度，那么越虔诚的人则怀有越少的偏见——因此，现代民权运动具有宗教的根基，该运动的领导者当中有许多基督教牧师和基督教新教牧师。正如戈登·奥尔波特所总结的那样：“宗教的作用显得自相矛盾。它制造偏见，同时又消除偏见。”
让我们相互仇恨的宗教有很多，但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宗教却不够多。
——乔纳森·斯威夫特
从众
偏见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会由于惯性而持久存在。如果偏见被社会所接受，那么许多人将会遵循阻力较小的通道，顺从这种潮流。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因为憎恨的需要而产生，但更可能是因为被人喜欢和接受的需要而产生。
托马斯·佩蒂格鲁对南非和美国南部的白人的研究揭示了在20世纪50年代，那些最遵从其他社会规范的人同时也是最具有偏见的人；那些不怎么遵从的人则不大有人云亦云的偏见。对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牧师来说，不从众的代价显然是痛苦的，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在学校解除种族隔离的决议就是在那里执行的。大多数牧师愿意融合，但通常只是私底下这么说；他们害怕公开宣称会使他们失去教会成员和捐助者。或者考虑一下同一时代印第安纳州的钢铁工人和弗吉尼亚州西部的煤矿工人，在工厂和矿井中，工人们认可种族的融合。而邻里关系的规则却是严格的种族隔离。偏见显然并非“病态”人格的反映，它只不过是社会规范而已。
从众同样也维持着性别偏见。“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托儿所和厨房为什么是女性的天然活动范围”，萧伯纳在189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与英国孩子思考笼子为什么是鹦鹉的天然活动范围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从未看到过鹦鹉。”那些在其他地方见到女性的孩子——职业女性的孩子——对男性和女性看法的刻板化程度相对要低一些。
所有这些观点中，尚有一线希望。如果偏见并非植根于人格，那么随着潮流的改变和新规范的演进，偏见便可能消除。事实上，它的确在变化。
社会制度的支持
种族隔离是社会制度（学校、政府、媒体）助长偏见的一种形式。政治领袖既能反映各种盛行的态度，又能强化这些态度。1957年，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奥维尔·福伯斯关闭了小石城的中心学校的大门，以阻止种族融合。他所做的，不仅仅是代表他的选举人，更主要的是使他们的观点变得合理化。
学校同样也在强化主流的文化态度。一项研究分析了1970年以前写作的134份儿童读物中的故事内容，发现男性人物角色比女性人物角色要多，比例是3∶1。被描写为主动、勇敢和富有能力的人会是谁？在来自经典儿童读物《迪克和简》的一段摘录当中可以看到答案：简仰面摔倒在人行道上，身边是她的溜冰鞋，听听马克向他母亲所做的解释：
“她不会滑冰，”马克说。
“我可以帮助她。”
“我想要帮助她。”
“你看她，妈妈。”
“你看看她。”
“她就像个女孩子。”
“她放弃了。”
20世纪70年代，有关男性和女性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使得人们对这类描述有了新的看法，这种公开的（对我们而言）刻板印象才被广为关注，并且随之发生了改变。
社会制度对偏见的支持往往在不知不觉进行。一般来说，它们并非有意压制某一群体。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反映了理所当然的文化假定，正如眼笔盒中标有“肉色”的眼笔就是略带粉色的白色。
今天还有哪些制度性偏见的例子依然没有被注意到？下面是一个我们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例子，尽管它就在我们眼前：在查阅了来自杂志和报纸的1750张照片之后，戴恩·阿彻和他的合作者们发现，大约2/3的普通男性照片集中于面部，而集中于面部的普通女性照片只有不到一半。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阿彻发现这种“面孔歧视”十分普遍。在其他11个国家的杂志上，在6个世纪的艺术作品中收集的920幅人物肖像中，以及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大学生的业余作品中，他都发现了这一现象。乔治娅·尼格罗和她的同事证实，在其他许多杂志包括《女士》中也存在面孔歧视现象。
研究者猜测，对男性面孔和女性身体的视觉显著性，既反映了性别偏见，同时也在延续性别偏见。诺伯特·施瓦茨和伊娃·库尔茨在德国所做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照片中面孔被突出的人显得更有智慧、更有抱负。不过，全身画总比什么都没有好。露丝·蒂博多分析了过去42年中《纽约客》上的卡通画，她仅找到一幅与种族无关的画，上面有一名美国黑人（流行的卡通画大都没有表现民族多样性，所以本书用照片来描述多样性要比用卡通画容易得多）。
面孔偏见：在媒体中男性的照片大多只显示其脸部。
电影和电视节目同样也体现并且强化了各种盛行的文化态度。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里，笨拙、天真的非洲裔管家和女仆形象促进了它们所反映的刻板印象经久不衰地延续下去。尽管如今我们多数人会反感这类形象，但即使是一部有关一位具有犯罪倾向的美国黑人的现代电视喜剧，也可能使得另一名被控伤害罪的非裔美国人的罪行显得更为严重。发源于黑人艺术家的激烈说唱音乐，导致黑人和白人听众都对黑人形成了某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具有暴力倾向。
小结
社会情境以多种方式滋生并且维持着偏见。一个享受社会和经济优越性的群体，往往会以偏见的信念来保护他们的地位。人们同样也在促进或者减少偏见的方式下被抚养长大。家庭、宗教团体及更广阔的社会都可能维持或者减少偏见。社会制度出于惯性的原因也对偏见起到支持作用。
[1]社会支配性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让自己所在的群体支配其他社会群体的动机。
[2]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相信自己的种族和文化群体是优越的，并且相应地鄙视所有其他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