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越是花更多的时间思考政治问题，试图形成一套主导性的哲学，他就越发意识到，个人发展和社会流动性是他所构想的伟大社会的核心元素。社会流动性能够让人们的眼界更开阔，让人们看到更多的机遇和完全改观的人生。社会流动性能够削弱阶层间的冲突，因为没有人被限定在其出生的社会阶层里度过一生。社会流动性能够释放创造的能量，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人的身份地位是永久不变的。
哈罗德发现他自己生活在一个由两种主流政治运动所推动的国家里。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者主导的政治运动，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加强平等。另一种是保守主义者主导的政治运动，他们认为限制政府可以加强自由。但是在历史上还存在过第三种政治运动，那便是认为权力有限但活力十足的政府可以增强社会流动性。这种政治运动发源于几百年前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
在18世纪，有这样一个小男孩，他住在加勒比海的圣克鲁瓦岛上。他的父亲在他10岁的时候抛弃了他，他的母亲在他12岁的时候死在他身边的床上。他被一个表亲收养，而这个表亲不久便自杀了。他剩余的亲人就只有一个姨妈、一个叔叔和一个奶奶。不幸的是，他们都在几年间相继离世。最后，遗嘱认证法院没收了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少得可怜的遗产。就这样，他和他的兄弟沦为一贫如洗、无依无靠的孤儿。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7岁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24岁时，他成了乔治·华盛顿的参谋长和战争英雄。34岁时，他创作的51篇论文被收录进《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同时他也是纽约最知名的律师。40岁时，他辞去了美国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但他一直是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财政部部长。
汉密尔顿创建了一种政治传统，来帮助像他一样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他希望创造一个能让努力奋斗的年轻人充分发挥天资与才能的国家，这些年轻人的劳动可以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向人们的勤奋天性敞开大门、唤醒他们努力的景象，都会为人们的努力增添新的活力”。
“唤醒”、“努力”、“活力”，这就是汉密尔顿的用词风格。他努力扶持那些用于激发这种驱动力的政策。当很多人对制造业心存怀疑、相信只有农业能够造就美德和财富时，汉密尔顿捍卫工业和技术变革；当商人和金融市场一度被拥有种植园的寡头集团蔑视时，汉密尔顿支持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搞活整个国家；当国家经济命脉分裂成由各地大地主操控的地方经济命脉时，汉密尔顿努力粉碎地方垄断的局面，打造新的机遇。他将美国独立战争的遗留债务转变成国债，创立了资本市场，把美国经济整合成更有竞争力的统一交易体系。他相信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竞争，以达到增强市场活力的效果。
在19世纪早期，亨利·克雷和辉格党人继承了汉密尔顿的衣钵，他们致力于修筑运河、铁路以及其他国家基础设施，从而创造了更多的机遇，建设整个国家。一个年轻的辉格党人亚伯拉罕·林肯继承了这份事业。跟汉密尔顿一样，林肯也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中，满怀雄心抱负。林肯发表了大量涉及劳动和经济领域的演讲，比他发表的涉及奴隶制度的演讲还多。他努力创造一个鼓励自我改造、拥抱工作福音的国家。
“我相信，人生的价值在于改善自身的条件。”他在1861年一场面向移民的演讲中说道。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政府统一了货币，通过了《宅地法案》、《赠地大学法案》和铁路法规。制定这些政策是为了赋予美国人开放的视野和公平的机会，以此传播企业精神，增强社会流动性，建设更美好的国家。
继承这一传统的下一个伟大人物是西奥多·罗斯福。他也同样相信，竞争具有塑造个性的力量，竞争能够赋予人们他在1905年总统就职演说中歌颂过的那些美德——精力充沛、自力更生、开拓进取。
罗斯福同样也相信政府有时候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鼓励人民努力，给予每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他写道：“国家的真正作用在于，当它干预社会生活时，它应该创造出更公平的竞争机会，而不是抹杀竞争机会。”
汉密尔顿的主张在上百年里一直主导着美国政治，但是到了20世纪，它逐渐销声匿迹。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辩论主题是政府的规模。汉密尔顿的主张在这一辩论中被冷落了。
然而哈罗德相信，现在是时候恢复这种政府权力有限但活力十足的政治传统了——只需要对它进行两步升级。过去的汉密尔顿主义者生活在认知时代之前，当时努力奋斗的年轻人需要达到的精神层次还相对较低。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所以在恢复这种旨在增强社会流动性的政治运动时，发起人必须妥善应对更复杂、多元化的社会和信息环境。此外，汉密尔顿、林肯和罗斯福能够假设社会和道德资本处在较高的水平上。他们理所当然地假设公民在关系紧密的社区中生活，这些社区由容易理解的行为准则、道德共识和约束性惯例所界定。今天的领袖没法再作出这样的假设。社会和道德资本已经遭受了多年的侵蚀破坏，如今需要重建。
在华盛顿生活的几年时间里，哈罗德一直大力提倡汉密尔顿式的解决方案和第二代人力资本政策。他并没有提出一种所谓的意识形态，用来定义优秀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世界本身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有机体系，没法用意识形态来定义。世界充斥着难以觉察的、互相制约的潜在影响因素，根本不允许过于自信的政府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理想计划重塑新局面。
他也不会用英雄主义的态度去看待政治领导阶层。哈罗德构建的理想图景严格限制了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曾经对政治家的傲慢心态提出过颇有益的警告，他说道：“政治活动就像人们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航行，既没有海港这样的避难所，也没有可抛锚停靠之地；既没有起航的位置，也没有指定的目的地。人们追求的就是保持船身平稳漂流，海是同伴也是敌人。航海技术的内容就是利用传统行为方式的资源，将任何充满敌意的逆势转化为顺势。”
每当思考政府问题时，哈罗德总是尽力提醒自己，我们知道和能够知道的东西是多么有限，我们对于权力的欲望和做好事的愿望是多么容易让我们忽视自身的局限性。
但是他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相信进步。因此，尽管他本能地嫌恶影响社会基本属性的变革，但他对变革的热忱淹没了这种嫌恶。
他把那几年时间全都用来撰写论文，用他的政策建议不断抨击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多少人赞同他的观点。有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观点与哈罗德出乎意料地相似，还有几个人与他们志同道合。他仍然坚持不懈，认为他对事情的绝大部分看法都是对的，总有一天别人也会得出他现在得出的结论。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约翰·弥尔顿用春蚕吐丝般的方式让自己的本性逐渐显现出来，从而创作出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哈罗德似乎也是这样，在身处智囊团的这些年当中，他感觉自己活得非常充实。埃丽卡有时会一连消失好几周，有时他也会为此感到不悦，但他觉得他正在为世界作贡献。他确信，无论他那“社会主义”式的方法如何改头换面，总有一天会给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