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丽卡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历史、文学、市场营销和行为经济学的课程。任何她认为可能会对她了解人类思维的共同框架有所帮助的学科，她都会选修。
所有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存储在我们的遗传基因中。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所有文化都会对颜色加以区分。任何文化中首先都会出现代表黑白两色的词汇，而当某种文化需要一个词汇来代表第三种颜色时，红色永远都是不二的选择。所有人类表达恐惧、厌恶、快乐、蔑视、愤怒、悲伤、骄傲和羞愧的面部表情都基本相同。天生失明的儿童表达感情的面部表情和视力正常的儿童没有什么不同。所有人类都将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几乎所有人都对蜘蛛和蛇等生物心怀恐惧，至少在最初是这样的，因为这些生物对于石器时代的祖先们来说是危险可怕的。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会形成自己的艺术，都对强奸和杀戮行为不予认同——至少是在理论上。他们都梦想和谐，崇拜某种神明。
唐纳德·布朗（Donaid E.Brown）在他的著作《人类共性》（Human Universals）中罗列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共性特征，这些特征简直不胜枚举。所有的孩子都害怕陌生人，都从小就喜欢糖水胜过白开水。所有人都喜欢故事、神话和谚语。在所有社会中，男性参与群体暴力的程度都要甚于女性，旅行离开家乡的距离也要远于女性。在所有社会中，丈夫的平均年龄都要比妻子大。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以威望来划分等级，都将世界划分为自身所在的群体和外部群体。这些倾向都存在于比人们的意识更深层次的地方。
不过，没有人生活在全球性的“普适文化”中。人们只生活在特定的文化里，彼此之间各不相同。德国人创作的剧作以悲剧或不幸结局收场的比例是美国人创作的剧作的3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半数民众称他们可以完全不为了爱情而结婚，而持有相同观点的日本民众只占2%。近25%的美国人说他们经常会害怕在社交场合说错话，而有同样担心的日本人的比例达到65%。克雷格·麦克安德鲁和罗伯特·埃杰顿合著的《醉酒行为》（Drunken Comportment）一书中指出，在一些文化当中，醉酒的男性会变得很好斗，但对处于另一些文化中的男性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在一些文化中，醉酒的男性会变得更加风流，但另一些文化中的男性却不然。
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观察了世界各地不同城市中夫妇喝咖啡的行为。在伦敦，夫妻喝咖啡时很少互相触碰；而在巴黎，每次喝咖啡时，夫妻间平均会有110次触碰；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夫妻间喝咖啡时触碰的次数多达180次。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福勒在《联系》（Connected）一书中指出，10%处于工作年龄的美国人患有背部疼痛的病症，而在丹麦和德国，这个比例则分别高达45%和62%。在一些亚洲国家，患有背部疼痛的人的比例非常低，但很多人却患有“恐缩症”，这是一种男性心理疾病，患病的男子担忧自己的阴茎会萎缩。治疗方法包括令患者家庭中一名可信任的成员每天24小时抓住其阴茎，直到患者消除焦虑为止。
如果你在美国北部的街头撞到某人，他血液中的睾酮含量不会明显上升；如果你在荣辱文化盛行的美国南部街头撞到某人，那人血液中的皮质醇和睾酮含量将会急剧飙升。在南方城市的地名中，类似“枪”之类字眼的出现频率是北部城市的两倍，比如佛罗里达州的冈伯特（Gun Point），字面意思是“枪点”。而在北方城市的地名中，类似“喜悦”之类字眼的出现频率是南部城市的两倍以上。
像语言这样的文化架构可以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澳洲原住民的母语古古伊米德希尔语（Guugu Yimithirr）是世界上的几种地理语言之一。该语系的人们不会说“抬起你的右手”或“后退”，而会说“抬起你北边那只手”或“向东走”。讲地理语言的人们往往有着惊人的方向感，他们总是能分辨出哪个方向是北，即使在山洞里也是如此。一位来自墨西哥的讲策尔塔尔语（Tzeltal）的人，在被蒙住眼睛并原地转了20圈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分辨出东西南北。
通过这样的方式，文化在我们的大脑中留下了一些模式的烙印，同时将脑中的其他内容清空。由于埃丽卡在美国长大，她对俗气的东西有一种敏锐的感觉，尽管她还不能很清楚地描述俗气感形成的原因。她的大脑充满了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所谓的“舒适但却无法界定的抽象模式”，这是由她成长的文化环境所植入的，将她的想法组织成了像烂人、公平竞争、梦想、愚蠢、怪人、酸葡萄、目标以及你和我这样的概念。
埃丽卡了解到，文化不是口味风格一致的食谱，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内在的争论和紧张关系。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指出，每一种重要的文化都包含一连串的冲突，允许人们的行为发生分歧。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文化是不会彼此融合的，它们似乎只会距离彼此越来越远。
埃丽卡还了解到，并非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她知道自己本来不应该这样想。她在丹佛大学已经待了足够长的时间，知道她“应该”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美妙的，都有独特的魅力。但埃丽卡并不是曾在郊区高中里读书的富家子弟，她不能认同这样的废话。她需要知道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她纵观世界，也遍读历史，希望能在其中探寻到对她有所助益的线索和经验教训。
她发现斯坦福大学教授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曾撰写过《种族与文化》（Race and Culture）、《迁徙与文化》（Migrations and Cultures）、《征服与文化》（Conquests and Cultures）等一系列书籍，书里面写的正是她想知道的。埃丽卡知道她本来不应该赞成索维尔的看法。她所有的老师都反对索维尔的观点，但是索维尔的描述与她每天看到的世界却是如此地吻合。“文化间不存在值得歌颂的、完全一成不变的‘差别’，”索维尔写道，“各种文化作为或好或坏的做事方式互相竞争——这里说的好坏不是站在某种客观立场上评判的，而是处于某种文化中的人们在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评判的。”
埃丽卡注意到，一些群体似乎会胜过其周围的同类群体。海地和多米尼加位于同一个岛屿上，但多米尼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他们的邻居海地高了近4倍。多米尼加人的预期寿命要比海地人多18年，识字率也比海地人高出33%。20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同时居住在曼哈顿的下东区，但犹太人崛起的速度要迅猛得多。
她注意到，无论身在何地，某些群体都能使自己成为赢家。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和古吉拉特族印度人，不管处在何种社会环境当中，也不管周围的条件如何，都能成为成功的商人。1969年，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少数民族学生占全部自然科学类在校大学生的40%，包括工程专业大学生的48%和医学专业大学生的49%。在阿根廷，名人录上的成功商业人士中有46%的人出生于其他国家。智利75%大型产业企业的高层人士要么是移民，要么是移民的子女。
在美国的学校里，华人孩子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孩子们刚进幼儿园的时候，华裔儿童的认字母和其他前期阅读能力要比拉丁裔儿童强，几乎相差4个月的水平。在高中阶段，华人孩子比一般的美国学生更偏向于选修那些要求较高的课程，每天晚上也会做更多的功课。如果他们的成绩低于A–的话，在家里就更有可能受到责罚。在针对25~29岁人群的调查中，亚裔美国人的大学毕业率约为54%，而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的大学毕业率则为34%。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可以导致惊人的不平等。亚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87岁，相比之下，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为79岁，而非洲裔美国人则为73岁。在经济陷入困境的密歇根州，亚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90岁，美国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9岁，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3岁。亚裔美国人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也要高得多。生活在新泽西州的亚裔美国人，平均预期寿命比居住在南达科他州的美国印第安人要长26岁，获得大学以上学位的概率是后者的11倍。
埃丽卡也注意到，在某些文化中，腐败之风比其他文化更为严重。雷蒙德·菲斯曼和爱德华·米格尔在针对腐败文化的研究中利用了一项自然实验。直至2002年，纽约市的外交官都可以免遭停车罚款。菲斯曼和米格尔对1700名领事人员及其家属进行了数据分析，观察哪些人动用了自身的免罚款职权，而哪些人没有。他们发现，国际透明列表中腐败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的外交官们都攒下了大量未缴的罚单，而那些腐败指数排名较低的国家外交官几乎一张都没有。1997~2002年，每位科威特外交官平均有246张停车违章罚单，来自乍得、埃及、尼日利亚、苏丹、莫桑比克、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以及叙利亚的外交官们的违章罚单数量同样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来自瑞典、丹麦、日本、以色列、挪威和加拿大的外交官们名下却连一张罚单都没有。即便是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各国外交官们仍依照自己头脑中的本国文化规范行事。这些表现并不受收入、年龄或任何其他可评测的因素影响。
总之，埃丽卡发现，某些文化比别的文化更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在一节课上，埃丽卡被指定阅读由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E.Harrison）撰写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 The Central Liberal Truth）一书。哈里森在书中提出，那些身处“倾向进步”（Progress-Prone）文化之中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身处“抗拒进步”（Progress-Resistant）文化之中的人则更倾向于听天由命。身处倾向进步文化中的人们认为，财富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是可以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而在身处抗拒进步文化中的人们看来，一切都将保持现状，永不改变。
哈里森指出，身处倾向进步文化中的人们认为活着是为了工作，而在身处抗拒进步文化中的人们看来，工作是为了活着。前者乐于分享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更具竞争力，更加乐观，更加看重整洁和守时，并且非常重视教育。他们并不把家庭看做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的避风港，而是将家庭看做通向更宽广的社会之路。他们会感到内疚，会为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他们不倾向于对外宣泄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去指责别人。
埃丽卡相信，文化背景对人们的决定和行为的影响作用要远远超过大多数经济学家或大多数商界领袖所意识到的程度。这才是她需要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