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一直在努力了解人类的成长机制。1944年，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在一组少年犯中作了一项名为“44个少年犯”的研究。他注意到这些男孩中有很大一部分小时候曾被遗弃，需要忍受愤怒、羞辱和没有存在价值的感觉。“母亲离开是因为我不够好。”他们会这样解释。
鲍尔比注意到，这些男孩压抑自己的感情，用别的策略来应对被抛弃的感受。他的理论是孩子最需要安全与探索：他们需要感受到他人的关心与爱，但他们也需要走进外面的世界并学会照顾自己。鲍尔比认为这两种需要有时是矛盾的，但也彼此联系。一个人在家庭中感觉越安全，就越有可能勇敢地冒险去探索新事物。正像鲍尔比自己所阐述的：“从摇篮到坟墓，如果我们的人生是由一系列或长或短的冒险所组成的，并且每一次都是从我们所依恋的人提供的牢靠基础出发，那么我们就会无比快乐。”
鲍尔比的工作让人们开始改变对童年和人性的思考方式。在他开始研究之前，心理学家们一直倾向于研究个体行为而非人际关系。鲍尔比则强调，孩子与母亲或主要照顾者间的关系，对孩子看待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方式起到了强有力的塑造作用。
在鲍尔比的时代之前，甚至之后的一些年里，许多人只关注人们有意识的选择。他们假设人们先是观察简单的世界，然后作出复杂而困难的决定。鲍尔比则关注我们大脑中的潜意识模型，是它首先组织了我们的感觉。
例如，假设某个婴儿出生时就具备易怒的天性，但他足够幸运，有一位能读懂他情绪的母亲。当他需要拥抱时她就拥抱他，当他想被放下时她就放下他，当他需要刺激时她就给予刺激，当他需要安静时她就停止刺激。婴儿了解到自己存在于自己跟别人的对话之中，开始将世界看成是一系列连贯的对话。他发现，如果他发出信号，这些信号很有可能被接收到。当他遇到麻烦时，他会学着求救。他会形成一整套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设想，而在他跟外面的其他人接触时，就会依靠这些设想（无论它们被证实还是会被推翻）行动。
出生于和谐人际关系网之中的孩子，知道该如何加入陌生人的谈话、如何解读社交信号。他们把世界看成一个开放的地方。出生于险恶人际关系网之中的孩子会变得充满恐惧、内向孤僻或是充满侵略性。他们经常感受到威胁，即使实际上并不存在威胁。他们可能无法解读信号，或是不觉得自己是个值得别人倾听的人。这些在潜意识中构造现实的行为，决定了我们会看到什么、关注什么、最终会做什么。
鲍尔比的学生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指出，如果将孩子与依恋对象隔离，强迫孩子独自探索世界，即使只是几分钟，孩子也会面临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安斯沃斯设计的“陌生情境测试”就是为了研究安全与探索之间的这种转变。在测试中，安斯沃斯把幼儿（通常为9~18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安排在一间塞满玩具的房间里，吸引幼儿去探索。然后，一个陌生人进入房间，母亲将幼儿交给陌生人照管。然后母亲会回到房间里，再与陌生人一起离开，只留下幼儿一个人。最后，陌生人会回来。安斯沃斯与她的同事近距离观察这些幼儿的反应：当母亲离开时他们抗议的程度如何？当母亲回来时他们如何反应的？他们对陌生人如何反应？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对成千上万的孩子进行了陌生情境测试。大约2/3的孩子当母亲在测试中离开时会哭一会儿，当她回到房间时则会冲到她身边，这些孩子属于“安全型依恋”。大约1/5的孩子在母亲离开时不会有任何明显表现，母亲回来后也不会匆匆扑向她，这些孩子属于“回避型依恋”。还有一些孩子并不会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反应，当母亲回来时他们可能冲向她，但当靠近她时也可能生气地捶打她，这些孩子被认为属于矛盾或紊乱的依恋类型。
这些分类像所有试图对人进行分类的方法一样具有局限性。尽管如此，但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心理学家们的确已经对依恋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总结出了所谓的“依恋理论”。该理论探索不同类型的依恋与不同的养育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童年期依恋对于整个人生历程中的各种关系和成就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幼儿1岁时的依恋类型，也跟他们长大后在学校如何表现、如何开展人生、在此后的人生中如何培养人际关系有较大的相关性。尽管婴儿时期的一项测试结果并不能决定一生，没有人在童年就注定是某种命运，但这些研究的确为于某些内心模型工作方式提供了信息，这些模型由亲子关系所创造，之后则发挥着引导人们生活的作用。
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拥有与他们的需求相协调、能读懂他们情绪的父母。他们的母亲会在他们害怕时安抚他们，在他们高兴时与他们愉快地玩耍。这些孩子并不一定拥有完美的父母或是完美的亲子关系。孩子并不是脆弱的。尽管父母会把事情搞砸、发脾气，有时会忽视孩子的需求，但如果照顾方式大体上是可靠的，那么孩子仍然会因他们在场而感到安全。经验表明，养育孩子的正确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即使父母对孩子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只要孩子认为自己跟他们的对话是连贯且可以预测的，那么孩子对父母的依恋仍可能是安全型依恋。
当父母与孩子们达到如此程度的和谐时，大量的催产素将会流入他们的大脑。一些科学家把催产素称为“合群神经肽”。当人们享受亲密的社会关系时，当母亲分娩或给孩子哺乳时，当相爱的两个人在性高潮之后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时，当朋友或亲人拥抱时，催产素水平都会急剧上升。催产素给予人们强烈的满足感，也可以说，催产素是使人们联结在一起的自然方式。
安全型依恋的孩子通常比较善于应对有压力的情境。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梅根·冈纳（Megan Gunnar）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你给15个月大的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打针，他会因为疼痛而哭喊，但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并不会升高。非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可能哭得同样大声，但他们不太可能伸手去触摸照顾者，而且他们的皮质醇水平更可能迅速上升，因为他们习惯于感受更多的外界压力。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倾向于在学校和夏令营中结交更多的朋友。在学校，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老师和其他成年人获得成功。他们不会觉得被迫要依靠和接近老师，也不会克制自己故意远离老师。他们在建立联系和解除联系方面非常自如。他们在一生之中通常更为诚实，因为他们觉得没多大必要靠说谎来夸大自己。
回避型依恋孩子的父母通常孤僻、内向，他们不能很好地与孩子进行交流，或是难以有融洽的情绪体验。有时他们能说出合适的话语，但他们的话语并未伴随着传达情感的肢体语言。作为回应，他们的孩子形成了认为必须自己照顾自己的内心模型。他们学会了不依赖他人。在陌生情境测试中，当他们的母亲离开房间时，他们并不会抗议（至少没有明显表现），即使他们心率的加快表明他们内心其实相当激动。当被单独留下时，他们并不会哭喊，而是继续单独玩耍与探索。
更大一点时，这些孩子表面看上去似乎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独立与成熟。在学校的头几个星期，他们的老师对他们的评价比较高。但事实会逐渐表明，他们并不会跟朋友和成年人发展亲密的关系。他们忍受着更深程度的慢性焦虑，在社交中缺乏信心。阿兰·斯鲁夫、拜伦·埃格兰、伊丽莎白·卡尔森和安德鲁·柯林斯合著的《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一书中，有一段关于回避型依恋的孩子走进教室的描述：“他的路线是一系列之字形，就像帆船逆风航行的轨迹一样。最后他终于绕到离老师比较近的地方，然后转过身背对着她，等着她先叫他。”
回避型依恋的孩子长大后通常想不起太多的童年往事。他们可能会笼统地描述童年，但极少能回忆起强烈的情绪体验。他们在发展亲密关系方面经常遇到障碍。他们可能擅长逻辑讨论，但当话题转变到情绪上，或是被要求展现自我时，他们就会表现得非常不自在，只有在独自一人时，他们最为放松。日内瓦大学学者帕斯卡·维特卡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回避型依恋的成年人在参加社交活动时，大脑的奖励区域会显现出更低的激活程度。当他们70岁时，独居的概率是一般人的3倍。
矛盾或紊乱型依恋的孩子的父母通常都喜怒无常。他们这一分钟还在，下一分钟就不见了。他们可能在一个小时内过度干扰孩子，然后又冷漠地疏远孩子。这些孩子难以建立稳定的工作模型，他们会同时有奔向父母和逃开父母的强烈愿望。当他们被放置在吓人的陡坡边缘上时，就连仅12个月大的孩子也不会像安全型依恋的孩子那样期望母亲来解救他们。他们的目光会投向别的方向。
更大些时，这些孩子比其他孩子更令人担心。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威胁，而且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这种压力造成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即使在抵消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在缺少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仍旧会更早开始月经周期。一般而言，紊乱型依恋的孩子更容易在青春期滥交，在17岁之前有更高的概率患上精神疾病。来自不稳定家庭的孩子的大脑体积更小，神经联结也更加稀疏，因为童年的精神创伤性刺激阻碍了神经突触的形成。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说早期的依恋能够决定人生的全过程。孩子长大成人后的生活并不是完全由依恋类型决定的，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人似乎非常有抵抗力，让他们可以克服早期的缺陷（在童年遭受性虐待的人之中，大约有1/3的人在成人后并未表现出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生活的复杂性。对母亲不够依恋的孩子，可能会遇到一个可以依赖的老师，或是一位教会他如何与他人交往的阿姨。一些孩子具备“利用”他人的能力，如果父母不是合格的依恋对象，他们就会吸引别的人作为依恋对象。然而，早期对于父母的依恋确实会开启一条通道，促进孩子形成用于认识世界运作方式的潜意识工作模型。
许多研究追溯了早期依恋类型对人们整个人生过程的影响。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回避型依恋的孩子在德国孩子中所占的比例比美国的要高，而日本孩子中属于紊乱型依恋的比例更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之一是在明尼苏达州进行的，斯鲁夫、埃格兰、卡尔森和柯林斯所著《人的发展》一书中总结了研究的结论。
斯鲁夫和他的小组在30年间追踪了180名孩子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在这些孩子出生前约3个月开始测试，评估他们父母的个性，之后一直从生活的各个角度以各种方法对他们进行观察、测量和检验，并且始终坚持用多个严格的独立观察者。
研究结果并没有推翻常识，而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常识。首先，研究表明大多数因果关系是从父母指向孩子的。显然，容易发怒或患疝气病的孩子较难形成依恋，安静开朗的孩子更容易形成依恋，然而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父母的敏感度。爱好社交、具有互动型人格的父母更容易培养出安全型依恋的孩子。与自己的父母拥有良好关系的父母也易于培养出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敏感的父母能够稳固地与难以相处的孩子建立联系，克服遗传缺陷。
研究也表明，人们的成长过程是连贯的。在某一年被评估为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在下一年也倾向于表现为同样的类型，除非某些可怕事件的干扰，例如父母中一方的死亡或家庭暴力。“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童年期经验对人一生的影响”。研究人员在书中写道。早期的敏感照顾会让孩子在之后的人生阶段里更容易具备一定的生活能力。
除此之外，研究还表明依恋类型与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一些研究者认为，只要他们测量一个孩子的智商，就能轻易地预测这个孩子在学业上将达到什么程度。斯鲁夫等人的研究则表明，社会和情感因素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依恋的安全等级和照顾者的敏感程度与孩子全学年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具有相关性。非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在学校更有可能出现行为偏差。那些在6个月时由独裁、干扰性强且捉摸不定的父母照顾的孩子，在学校中更可能难以集中注意力，或是更好动。
通过观察孩子42个月时受到照顾的情况，斯鲁夫等研究人员能够以77%的准确度预测哪些孩子将在高中辍学，引入智商和成就测验数据并不能提高这一预测的准确度。能够完成学业的孩子们通常知道如何与老师和同学建立联系。在19岁时，他们会表示自己至少有一名“特别”的老师“站在自己这一边”。那些辍学的孩子通常不知道如何与成年人建立联系，其中大多数孩子表示自己没有“特别”的老师，而且“当他们被问到这一问题时，往往会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童年时期的依恋类型也有助于预测一个人未来人生中其他关系类型的情况，特别是浪漫感情关系。通过依恋类型，研究人员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孩子们在学校里是否会成为领导者，也可以预测孩子们在青少年阶段的自信程度、社交参与度以及社交能力。
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自己有了孩子时，他们也倾向于重复父母的行为。40%小时候遭受过虐待的父母会虐待他们自己的孩子，而童年受到良好照顾的母亲几乎全都会全心照顾她们的孩子。
斯鲁夫和他的小组观察了孩子与父母一起玩游戏、设法解答特定谜题的过程。20年后，他们发现，当年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是父母了——还会与他们自己的孩子玩同样的游戏，有时连结果都非常相似，正如他们在一个案例中所描述的：
“当埃利斯陷入难题时，他向母亲寻求帮助，她抬头看着天花板。当他最终设法解决了问题时，他的母亲说：‘现在看看你是多么固执啊。’20年后，当埃利斯看着自己的儿子卡尔与同样的难题斗争时，他笑了，并摇了摇头。稍后，他假装从盒子里往外拿糖果来逗弄孩子，在孩子冲向他试图拿糖果时扔掉它。当他不得不替卡尔解决问题时，他说：‘这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你不像我这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