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何时想数，就数吧”：弗兰西斯·高尔顿
1884年，在伦敦国际健康展上，展厅里只有一个小展台，上面庄重地标着“人体测量实验室”。展台上摆着一些简单仪器，其中有一个摆锤和反应键，一根手柄和转盘，一台可用来比较小色块的光度计，还有一根长管子，在助手向里充气时，它可以发出哨音。参观者只需花费3个便士，就可以测试和测量13项特征：反应时间、视力和听力的灵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断长度的能力、拉力、拧力、吹力、身高、体重、臂长、呼吸力量和肺活量。
人们为什么愿意花3个便士以获取这些数据，这就很难说了，但在展览期间，共有9337名观众真的为此付过钱。
展台的经营者就是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一位矮个子的秃顶男人，鬓角花白、一双具有穿透力的蓝色眼睛、突出的鼻梁和狭长的嘴巴。所有这些赋予他一种大块头男人也要嫉妒的权威风度。
高尔顿是位业余心理学家。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智力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决定，因此，应该鼓励智力最好的人多多繁殖，从而使人类得以进化，社会得以进步。可如何才能辨认出这些人呢？他相信，一些遗传的生理特征或能力，特别是感官和反应的灵敏度，都与智力相关联。
高尔顿自己的遗传应和了他的智力观。一方面，他是著名医生和植物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曾孙（另一曾孙查尔斯·达尔文是高尔顿的堂兄）；另一方面，他还是非常成功的银行家的孙子和儿子。除此之外，他在早年收集了大量杰出男人的家谱，从而证明了与智力相关的“杰出”大都呈家族性。
高尔顿自己花钱租用展台以展示人体测量实验室，其目的是测量与智力相关的生理特征，并收集结果。这样一来，他就开启了使用测量实验的心理学研究形式的先河。
高尔顿本人是一个拥有超凡智力天赋的科学家，热情、好奇，对工作专注如一。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学者，一位成功的发明家，一位赢得大奖的地理学家，权威的游记作家和气象学家。他开发出第一套鉴别指纹的实用方法，并第一次对孪生子进行研究，以挑开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他还发明了关联分析法，此种方法后来成为心理学和其他科学中最有使用价值的研究工具之一。此外，高尔顿还是第一位使用智力测验的人。他宣布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个体差异。他寻找的是个体特征之间的差异（比如反应时间）及这些差异与他们的其他特征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高尔顿于1822年出生在伯明翰，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大多在中晚年做出。高尔顿生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是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天生聪慧，2岁半开始阅读，5岁即可阅读任何英语文本，并懂得拉丁文及法文，还能解决最基本的算术难题。6岁时，他到当地一所小学就读，却瞧不起其他孩子，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伊利亚特》。到7岁左右，他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是阅读莎士比亚和蒲柏的作品。
这颗极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学校里却显得暗淡，因为这里提倡的是死记硬背，而天生的好奇心和独立精神则往往受到压制。在转到剑桥学习后，他仍然未能混好：时刻处在出人头地的压力之下，忍受着考试和学习成绩不如人的压抑。他慢慢患上心悸、头晕、走神等毛病，“头脑里面好像有台榨油机在转，”他说道，“我无法排遣这些念头，有时连书都看不进去，甚至看到有字的纸都烦。”
在精神崩溃的剧痛中，他离开学校，回家休养。后来，他决定不再竞争荣誉生，只做一个普通学生。这种心态使他重新回到学校，并完成学业。不过，终其一生，他对考试和学习成绩的名次都耿耿于怀。
在剑桥毕业后，高尔顿完成了医学培训（此前就已开始）。父亲1844年过世时，给他留下一笔丰厚遗产，于是，他在22岁那年放弃行医，像乡绅一样生活了几年，整天骑马、打猎、赴宴和旅行。然而，享乐生活怎么也满足不了他无法平静的大脑，在27岁时，他在咨询皇家地理学会后，自费到西南非腹地探险两年。他带回了大量的制图信息，填补了原来地图上的空白，因而在31岁时，他被这个学会授予金奖，并作为杰出的探险者而受到表彰。
同一年，即1853年，他走进婚姻，同时也稍稍收敛了自己的旅行计划，转向发明，生产出一系列实用的装置，其中包括印刷发报器（电传的前身）、改进的油灯、撬锁装置、旋转蒸汽机和潜望镜。潜望镜的发明使他可以在拥挤的地方越过高个子而拓宽视野。
在不惑之年，他开始研究气象学。他很快就想出用最近研制出的发报器同时收集不同地方的天气数据，再把这些数据标在一张图上。同时，他还把具有同样气压的点用线条连接起来，而后突然发现，它们可以用来描述几近环形的低压区和高压区（气旋和非气旋），其在地表的运动则是预测天气的基础。
约在同时，高尔顿终于来到他一生中最感兴趣的领域：智力的遗传性。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划时代的《物种起源》，使高尔顿受到巨大震撼。达尔文的基本假设之一是，进化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推想，人类物种的进化极可能也是通过由最好的大脑向子孙传递的天生心理优越性而发生的。
这与高尔顿在剑桥时期得到的印象相一致，即许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荣誉和高分，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都是成功者。于是，高尔顿设想并着手进行一个研究项目：检查和统计在过去40年时间内获得剑桥古典知识和数学高分的人及其家庭背景。如其所料，高分获得者果然一直是某些家庭的子女，比例极不匀称。他于1865年将结果发表，自此之后，他便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至对人类心理能力的遗传本质的研究，探寻如何才能通过选择繁殖而改进人类的种族。
高尔顿于1869年出版了《遗传天赋》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论心理能力遗传的4部大作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该书旨在选择一系列杰出人物，察看这些人的家庭，比较这些家庭的才智普及率与一般家庭的差距。
高尔顿在研究中付出的辛勤劳动所得出的硕果是，他发现在其抽样调查的286位法官中，约有1/9是另一位法官的父亲、儿子或兄弟。另外，在这些法官的亲戚中，也将产生主教、海陆将军、小说家、诗人和医生。在这些人的家庭里，杰出人物出现的概率比在普通家庭里出现的概率高好几百倍，杰出人物其他方面的特征亦是如此。
他总结了杰出人物所有范畴的数据，报告说，有31%的人父辈杰出，41%的人兄弟杰出，48%的人子女杰出。另外，杰出人物与其亲戚的关系越近，该亲戚出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高尔顿非常高兴，因为他已经彻底证明了自己所提出的假设——“人类天生的能力来自遗传，与整个有机世界的自然特性遵守同一局限”。
现代心理学家可以指出高尔顿方法学中有许多缺点，尤其是忽略了杰出人物成长的环境。如果大部分人是在极其有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也许环境和遗传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不过，无论高尔顿的方法中存在何种局限，他已经确立了智力中的遗传性，认为它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有效的课题。
高尔顿的名声却因为“优生学”的提出被蒙上污点。他认为，如果鼓励并奖励优秀人种的繁殖，社会就一定能得到改善并进步。高尔顿的观点在纳粹分子的手中得到可怕的发挥。纳粹鼓励纯种雅利安人大量繁殖，并认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一些人种是劣质人种，应该遭到根除。
高尔顿的优生学思想也引发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例如，《遗传天赋》所引起的评论，这些评论指出了环境对智力的影响。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康多尔提出许多统计数据，证明伟大的科学家大都来自气候温和、宗教宽容、政体民主和拥有健康商业兴趣的国家，这些都是环境的影响。
这一点激发了高尔顿的灵感，使他想到应该区分一下遗传和环境在杰出成就中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领域里。于是，高尔顿发明了另一种研究工具：自我问卷。他设计出一套问卷，让受调查者回答有关民族、宗教、社会和政治背景、性格特征，甚至还包括头发的颜色及帽子的大小等问题，再将问卷分发给皇家协会的200名会员。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是：您的科学品味看上去有多少是天生的？它们是在您成人之后受某些事件的激发而形成的吗？如果是，都是哪些事件呢？
尽管问卷长得惊人，但大部分受试者还是完成并寄回了问卷。通过问卷，高尔顿觉得非得承认环境因素不可，特别是教育。可他坚持，遗传资质显然是科学成就中最基本的因素。实际上，高尔顿的问卷和他对数据的分析存在严重错误。许多问题的答案都很主观，没有科学评判智力和环境的关系。不过，高尔顿使用的问卷和数据分析法却可以被列为极其重要的发明之一，此后一直成为心理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接下来的10年，已届中年的高尔顿工作更加勤奋，全身心地致力于对个人心理差异的研究。1883年，他出版一部杂文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探索》，集中探讨了约30个不同的课题。该书是科学与思辨、数据和猜想、统计与传闻的奇妙结合。
高尔顿在苦苦思索如何演示天性和教养对意识和性格的影响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追踪双胞胎的后期发展情况。他知道，双胞胎有两种：一种在生理上几乎一模一样，另一种则与普通的兄弟姐妹差不多。如果双胞胎原来极其相像，但经过生活的磨炼后变得不太相像，则可能是后天的教养使然；如果两个原来不怎么相像，在一起哺育后，仍然保持其不太相像的特征，则可能是天性使然。
双胞胎研究方法不仅成为重要的研究策略，而且也是评估遗传和环境对智力、性格特征和其他心理学特征的影响的几乎最有决定性的方法。
高尔顿还在《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探索》中讨论过一系列的心理测试，以便快速简单地辨认较高智力的人，从而部分地构成他通过优生学改善人类的庞大梦想。此时高尔顿已年届六旬，他却在此时大放异彩。他将毕生的精力都耗费在数量上。在人体测量实验室里面所进行的测量让高尔顿感到，如果他能够发现不同测量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许可以从中收集到其他重要信息。后来，他通过复杂的研究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从高尔顿的诸多贡献来看，不难理解尽管高尔顿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但雷蒙德·番切尔还是高度地称赞他：“对现代心理学来说，没有多少人产生过像他那样大的影响。”
第二节 高尔顿的困惑
高尔顿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困惑。高尔顿创立了心理测试，可大家往往只想起他是优生学的创始人。他长期致力于大学氛围之外的研究工作，没有创立任何心理学学派，没有指导过博士论文，更没有多少弟子以传承其衣钵。此外，他的主要贡献大多是研究方法，很少有给人以启迪的理论，而这个世界往往只记得后者。
高尔顿的影响在美国达到最大，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高尔顿的测量方法很有价值，因为它对个人间的差别的判定最为切实可行。人体测量最热情的倡导者是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1860 —1944）。
卡特尔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伊斯顿市，在拉菲耶特学院接受教育，并于1883年留学莱比锡，师从冯特至1886年。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反应时间，他很大胆，敢于就一些关键方法向冯特挑战。
卡特尔对检测的人中所产生的不同反应时间大感兴趣，并于1885年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讨论，视其为“特别兴趣”。次年在获取博士学位后，他来到伦敦，见到高尔顿。两人尽管年龄相差40岁，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对高尔顿的工作方法印象深刻——多年之后，卡特尔称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伟大人物”——并在此后的两年里，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人体测量实验室里为高尔顿效力，很快熟悉了这里所进行的所有测验。
1889年，年仅28岁的卡特尔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该头衔的人，就连詹姆斯也是第二年才获得心理学教授头衔）。卡特尔收集到一套测试题，他将其中的10项测验交给学生，让其去测量智力的个体差异。他提出，如高尔顿所说，通过测量得出的主要生理特征有可能与智力相关。
卡特尔于1891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学系主任。在这里，他将心理测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每年都让50名新生志愿进行这些测试。他旨在证明，这些测量有可能测出智力差异，有可能显示其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为达目的，他收集到近10年的测试数据和学生成绩，到1901年，卡特尔已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他的学生对这些数据做了相关性分析，结果使卡特尔再次困惑：学生成绩与任何人体测验结果均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然而，毫不气馁的卡特尔开发出其他一系列测试。同时，他编辑了两份科学杂志，创立了心理学公司，并把心理学应用引入商业领域，成为心理学界一位忙碌、实际、善于经营的代表人物。
高尔顿利用人体测量方法进行心理测验的活动很快告一段落。然而，另外一种不同的智力测试方法几乎是马上就取而代之，最终使个体差异研究成为美国心理学中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到1917年为止，在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会议上，近一半的研究报告大都是关于个体差异的。高尔顿对心理测试的评估几乎控制了美国心理学，智力测试于是成为主要方法，通过它们，遗传观点开始影响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甚至影响至军事训练中给士兵们分派何种任务及这个国家的移民政策等。
第三节 走近心理年龄：阿尔弗雷德·比内
每个学《心理学导论》的本科生都知道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但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他没有形成任何公式，没有任何聪明的发现，也算不得一位有号召力的师长。然而，他产生过一个简单而富于创意的念头，并根据该念头，与合作者西奥多·西蒙（Theodore Simon）研究出一种心理测试，深刻地影响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
比内于1857年出生在法国的尼斯，父亲是位医生，母亲具有艺术天赋。他尚在年幼时，父母离异，他跟着母亲长大。可能出于这个在当时尚不多见的原因，也可能出于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也或出于他的天性，长大之后，他成为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不喜结交朋友，喜欢独自工作和学习。
为寻找适合自己的专长，比内走了好几段弯路。在学生时代，他曾拿到法律学位，可又认为科学更有趣味，因此转而学医。他有固定收入，并不需要谋生，不久即放弃学医，转而研究心理学，因为他在多年前已深深地迷恋上这门学科。但在走向这门学科时，他采取了不明智之举，不是接受正规培训，而是埋头于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之中（在这里，他博览群书，并阅读到高尔顿的《遗传天赋》）。
这种自学方式是得不到结果的。但在1883年，他的一位同学，约瑟夫·巴宾斯基(Joseph Babinski)，通过朋友将比内介绍给一家医院的院长让·马丁·夏尔科。虽然比内没有医学学位，也没有心理学学位，但夏尔科对他的智力、知识和对催眠的兴趣印象颇深，于是让其在医院从事神经学和催眠法研究。
比内在这里颇有成果地工作了几年，但又走了不少弯路。他和弗雷做了一些催眠实验，但控制得不够理想。然而，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歇斯底里病症的新现象，并把这个发现公之于世。他们宣称，通过使用磁铁，他们可以使催眠状态下的病人转移其正在进行的任何行动，比如举臂，可使其由举左臂变成举右臂。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宣称，已能通过使用磁铁改变病人的情绪或感觉，比如，将对蛇的恐惧转变为对蛇的喜爱。
即使在梅斯梅尔时代，这种戏法也令人生疑，因而一出笼即遭到批评。大家都认为这是通过暗示达到的效果，并且在任何人身上通过暗示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根本用不着磁铁。这项测试结果使比内的名声大打折扣，他只得公开宣称，这些结果的确是从对实验者的暗示中得来的。
这次不快的经历迫使比内退出医院，也中断了与其他心理学家的接触。在约两年的孤独生活里，他就恐怖、谋杀和心理疾病等主题写过几部戏剧，还兴冲冲地花大量时间观察自己的两个孩子——马德兰和艾丽丝的思想过程。当时两个孩子一个4岁半，另一个2岁半。为了研究该年龄段的思维，他设计出一系列简单测试：在一项测试中，他请孩子们说出某些日常用品的用途；在另一项测试中，他让孩子们判断两叠硬币或两堆豆子中哪一叠或哪一堆数量更多一些；在第三项测试中，他当面从一堆物品里拿走一些，然后一件一件地还原，再问她们还有多少没有归还回来。当两个小姑娘长大时，他给出更难的题让她们解答，以此来研究推理过程的成长。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三篇论文里，它们不但为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未来成就埋下了伏笔，而且也是比内迈向成名的第一步。
迈向成名的另一步是，1892年，比内35岁时，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巧遇巴黎大学生理心理学实验室主任亨利·博尼斯（Henri Beaunis），与他就催眠术进行了友好争辩。结果是，波尼斯邀请比内当其助手，并在两年后退休时让比内接替了自己的职位。在实验室里，他开始从事自己的研究，指导出许多学生，并于37岁那年获得了姗姗来迟的博士学位。尽管该学位的方向是自然科学，但由于他的地位和发表的作品的影响，比内已成为法国心理学界的知名人士。再加上他的络腮胡须、夹鼻眼镜和一绺艺术地散布于前额上的卷发，他看上去也的确有那么一股学究气。然而，他最大的愿望，即做一名心理学教授的愿望，却从未实现。
除此之外，他又发展了一种奇怪的热情—— 他想证明，智力直接与大脑的体积相关，并可通过测颅术（头颅测量）进行测量。结果是，他再一次走上错路。在这一系列活动的初期，他宣布说，大脑尺寸与智力相关，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后来，他请老师将自己认为的班上智力最佳的学生和智力最差的学生挑选出来，他一一对其头颅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头颅大小的差别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到此时为止，人们很难想象出，已届中年的比内会很快干出一份相当具有学术内涵的成就出来，而且该项成就对世界来说影响巨大。
他仍然保持着对智力测量的兴趣。1881年，法国实行强制性儿童普及教育。比内所在的儿童心理学研究自由协会于1889年敦促公共教育部，要其设法帮助那些心理迟钝、难以跟上正常班级的儿童，使他们可以到学校学习。1904年，公共教育部指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比内亦为成员之一。该委员会一致认为，可以通过考试，确定出心理迟钝的儿童，并将其放在特殊的班级或学校里，让他们在那里接受合适的教育。
比内及同事西奥多·西蒙自觉地承担了这份工作，试图编制一份考题出来。他们首先汇集了大量实验测量试题。然后，他们来到一些小学，让3～12岁的学生试做这些试题。此外，他们还测试了在医院住院的有障碍儿童。比内和西蒙煞费苦心地指导几百名儿童进行这些考试，然后删去或修改一些不合适的题目，最后形成了著名的“智力测定表”。
到此为止，它还构不成智力测验，因为它没有给出评分方法。这套试题的前30道题极其容易。实验者将一根点着的火柴在受试者面前前后晃动，察看其是否存在与视力相关的头与眼的协调。后面的测试难度递进，其中包括判断能力，例如，判断哪些线段更长一些；重复3个数字；重复有15个单词长的句子；从一张折叠一层的纸里剪下一部分后，说出展开来的纸张图案会是什么样子；等等。最后还有最难的问题，即确定一些抽象术语的意义，例如，“尊敬”与“喜爱”、“疲倦”与“悲伤”有何差别？在每个年龄段内，正常的孩子都可以在某个程度上令人满意地回答问题；年龄越大，他们能够顺利进行下去的题目就越多。这个测定表实际上的确是一种不错的测量工具。
比内和西蒙在发表该项成果之后，进一步考虑了自己所发现的一些缺点及别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先后于1908年、1911年对这套测定表进行了广泛修改，这些修改还包括给出一定的评分信息。1911年修改后的测定表上包含下列项目：
3岁：
指鼻子、眼睛和嘴。
重复两位数字。
列举图画中的物体。
说出自己的姓氏。
重复一个由6个音节组成的句子。
6岁：
区别早晨和晚上。
通过用途定义一个词。（例如：“叉子是用来吃东西的。”）
照样子画一个钻石形状。
数出13便士。
在图画中指出画得丑和画得好看的脸。
9岁：
从20苏中找出零钱。（苏为法国旧币名。）
定义一些高于用途的词汇。（例如：“叉子是一种进餐的工具。”）
分出9种钱币的价值。
按顺序报出月份的名字来。
回答简单的“综合问题”。（如，问：“错过火车后怎么办？”答：“等下一趟车。”）
12岁：
对抗暗示。（让孩子看4对不同长度的线条，然后问每对中哪一根长些，最后一对线条的长度是一样的。）
用3个给定的词语组成一个句子。
3分钟内说出60个单词。
给3个抽象词定义（慈善、公正、善良）。
根据一个错乱的句子，说出它的意义。
1908年的测定表包括对13岁儿童进行测试，1911年的表包括对成年人进行测试。如以后的研究人员所指出的一样，智力在发育到成人早期后，就停顿下来。
比内和西蒙说，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龄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龄晚2～3年，该孩子就可能需要特别教育。他们还按心理年龄确定出三种心理迟钝水平：白痴，只有2岁或以下的心理年龄；低能，为2～7岁或以下的心理年龄；弱智，7岁以上，但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龄要晚许多。
这些归档中的弱点是，它们是固定的心理年龄，而几乎所有的心理迟钝儿童都将继续发育，尽管其比正常发育略慢一些。一个4岁的孩子，如果其心理年龄只有2岁，他就是个白痴；到8岁或10岁时，尽管他仍是白痴，但其心理年龄可能已达到4岁或5岁的水平。
德国一位名叫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的心理学家于1912年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说，如果用孩子的心理年龄除以自然年龄，结果将是他的“心理商数”（马上又被命名为“智力商数”，或“智商IQ”），该比率可以表示孩子相对的心理迟钝或超前的程度。一个4岁孩子如果只有2岁的心理年龄，其智商是50（比率乘以100，以省去小数点的麻烦）。如果在10岁时，他仍然只有5岁的心理年龄，则其智商仍是50。同样，一个5岁的孩子如果有8岁的心理年龄，或一个10岁的孩子有16岁的心理年龄，则其智商为160，属于天才智商。因此，智商是非常有用的办法，不但可以表示测试结果，而且可以提供一个基础，用以预测孩子的发育潜势。
1908年的测定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到1914年，有250多篇文章和书籍评论或利用这一成果。到1916年为止，1908年版或1911年版的测定表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德国、瑞士、意大利、俄国和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得到广泛应用。在工业社会里显然需要这样一个测量标准。
第四节 测试旋风
美国对智力测试采用得最快，热情最高，理由也最充分。美国的社会结构呈流动型，对复杂技术工人的需求迅速攀升，由行为不良者、穷人和罪犯构成的下层阶级人数众多，成千上万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及看上去呈半原始人状态的大量移民蜂拥而入，因而，领导者急需一种可以评估他人心理能力的科学方法，好从混乱中理出秩序。
虽然比内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别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龄值的人，其智力可以通过特殊培训加以提高，但美国的心理测试倡导者大都接受高尔顿的观点，认为遗传是心理发育中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人的智力不可改变。他们通过心理测量，使社会将其成员分配至适合其天生能力的学校和工种上，并确定出哪些人具有生理缺陷，应限制其生育。
亨利·哥达德（Henry Goddard，1865—1957）是持此观点的领袖人物之一。哥达德是一位坚定的遗传论者。1906年，他成为新泽西凡尼兰研究基地——弱智儿童培训学校——的校长，身边发生的一切使他更加坚定了对遗传的信念。许多弱智儿童不仅行为迟钝，而且其缺陷看上去是先天的。哥达德甚至假设，心理缺陷是某种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在去法国旅行时，他听人介绍了1908年版的比内-西蒙标准，立即认识到它的价值，迅速将它译成英语。除将一些法国文化方面的改成美式的之外，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修改。
哥达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内-西蒙标准进行大规模测试的人。他让培训学校的400名儿童和新泽西公共学校的2000名儿童参加测试，结果显示，在心理迟钝儿童中，智力得分有着极大差距。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共学校的学生中，情形也差不了多少，且其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低于其心理年龄的正常水平。这促使他开展一项活动，即在公共学校里进行智力测试，以确定低于正常水平的学生，并将其分流至特殊班级。在此后的6年时间内，比内-西蒙标准在许多公立学校里开始使用，效果极其显著，大部分教师都要根据这一标准来决定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它还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机构、教养院、少年管理机构及治安法庭，以确定心理缺陷者，改善对被管治者或犯人的处理办法。
哥达德认为，低智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加以解决。白痴和弱智对社会不是威胁，因为他们通常不会繁殖自己，但“高级缺陷者”或痴愚者（该词是哥达德发明的）却很有可能，他们也许会成为不适应社会的人或罪犯，且有可能成为反社会者。他还认为大多数罪犯，比如嗜酒者和妓女等，都在遗传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他的这些认识一方面来自于比内-西蒙标准，另一方面来自他对美国内战时代一位士兵的后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马丁·卡里卡克（化名）的士兵先与一个弱智女生下一子，后又娶了教友派的女人，并与她生了几个孩子。哥达德追踪卡里卡克与这两位女人的几百名后裔，直到20世纪初为止。哥达德的报告是，与弱智女所生的大部分后代都与弱智、不道德或犯罪相关，而教友派女人这边，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社会上正派诚实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研究漏洞百出。别的不说，他所追踪的大部分家庭都没有进行过测试，大部分例证中的智力问题等，都是以貌取人或道听途说的。另外，两边孩子生长的环境也大不相同。然而，在当时（1912年）及后来的许多年里，卡里卡克一家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看作智力具有遗传性的有力证据。
哥达德关于卡里卡克一家的发现，导致了远比高尔顿严重极端的立场：“非常清楚，不应该允许弱智者结婚或为人父母。”为实现这一目标，哥达德作为专家与证人两次出席全国委员会听证会，倡导对弱智者实行绝育措施，其中一次会议甚至将绝育范围延伸到贫民、罪犯、癫痫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残疾者。
立法者对哥达德和其他心理学家的申述印象颇深。到1931年，全美有27个州颁布法令，强化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个心理和社会“有毛病”者在接下来的30年内全都实施了绝育手术——仅在加利福尼亚一地，绝育者就有近万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州的立法机构才开始呼吁新的法规，对心理迟钝者实施自愿基础上的绝育。
哥达德在移民问题上也同样呼吁采用比内-西蒙标准。从18世纪与19世纪的世纪之交开始，向美国的移民就持续不断，且移民者大多是文盲和社会能力较低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引起普遍关注，人们担心这个国家将因过多的心理和社会能力“有缺陷者”而出现问题。后来，哥达德的测试导致了大量的移民被拒签。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M.Terman）发现哥达德翻译的比西氏标准存在一些错误，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对比西氏标准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标准亦即斯坦福-比内标准。
这次修改的最大价值是，整个标准比西氏或哥达德-比内-西蒙标准更“标准一些”。一个孩子或成人若得100分，则智力一般；若得130分或更高分，则比99%的人略聪明一些；若只得70分或低于该分数，则比99%的人略笨一些。特曼把智力分数分成如下级别：
140分及以上：近乎天才或就是天才
120 ~ 140分：很高智力
110 ~ 120分：较高智力
90 ~ 110分：正常或平均智力
80 ~ 90分：较木讷，但还不能被判定为低能
70 ~ 80分：接近有缺陷，有时被分为木讷型，经常被视为低能儿
低于70分：肯定是低能儿
按照斯坦福-比内标准元素进行的一项接踵而至的测试，在智力测试领域里掀起了一场空前的革命。
后来心理测试操作变得更加简单了，引发这项突破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卷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6日签署作战宣言，两周后，美国心理学学会指定一个专业委员会，专门研究心理学可以为战争做出哪些服务。后来发现，心理学可为战争做出的最实用贡献是设计一套心理学测试方法，从而快速地检查分类大批军事人员，从中挑选出最适合进行特种培训和承担重大责任的人。
于是，一组心理学家——其中有特曼、哥达德和哈佛教授罗伯特·耶基斯——汇集在凡尼兰，开始设计这套试题。8月，耶基斯被任命为陆军少校，受命执行该项计划。他召集约40名心理学家，在两个月时间内拿出了一套“陆军阿尔法方案”，即书面智力测试题，和“陆军贝塔方案”，即为应召士兵中40%文盲士兵设计的图片测试题（贝塔卷要求助手将试题大声念出来）。从今天来看，广泛使用的阿尔法方案看上去像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是科学常识、民间智慧和道德观念的总汇，如下例所示：
1．如果植物因缺雨水而快旱死，你应该
——给它们浇水。
——征求花匠的意见。
——在旁边施肥。
8．宁可战斗而不逃跑，因为
——懦夫常被打死。
——战死更光荣。
——如果逃跑，可能背后挨子弹。
11．回声的起因是
——声波的反射。
——空气中有电子。
——空气中有湿气。
耶基斯的小组开始在4个军营中进行测试。几个星期后，总军医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实施该方案。到战争结束时，即1918年11月，共有170万人受测试，耶基斯手下约300名心理学家给每个人打分，并为他推荐合适的军队职务。阿尔法方案开始成为一项重要的选拔标准，整个战争期间，被提拔为军官的20万人，有2/3的人受到了该项测试的影响。
陆军测试计划使美国更加意识到心理学的实际用途。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在学校教育过程的早期通过测试对学生进行分类，以使一部分学生学习知识面更为宽泛的课程，为进入高等学院做准备，同时使另一部分学生学习知识面较窄的职业性或技术性课程，为从事蓝领阶层的工种做好准备。在美国，人们管其叫“分轨”，在英国则叫“分流”。
测试的发展不仅局限于智力的测试。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人们还开发出其他许多标准，以测试人们的音乐、机械、图形、言语及一系列职业方面的天资。尽管有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智力测试大肆攻击，但比内的心理能力测试法却为心理学研究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而美国的陆军阿尔法方案更将比内繁重和昂贵的测试变得既实用又廉价，使其成为心理学领域的流水生产线。
第五节 智商之争
智力测验并非无可置疑。从1921年起，智力测试就开始受到人们攻击。攻击者认为，阿尔法方案和贝塔方案测试的不是天生的智力水平，而是后天对知识和文化的学习。因而，对处于主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有利，而对低层阶级和移民则带有偏见。
比如，在12岁的标准水平上，斯坦福-比内标准问到 “慈善”和“公正”两词的定义问题。如果一个来自西南农村棚屋地区的墨西哥裔美国孩子答题不充分，是他天生存在智力缺陷呢，还是该孩子未能学习过这些词的意义呢？再比如，在8岁水平的斯坦福-比内标准测试中，有这么一道题：“如果你把属于别人的东西弄坏，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这位8岁的孩子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在这里孩子们需要拼命挣扎才能生存下去，那么，他或她的答案反映出的是其天生智力水平呢，还是贫民窟的传统或这种子文化中的习俗？
1922年，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起一场批判运动，批评宣称智力测试能够测量天生心理能力的人。李普曼认为，智力测试给一些孩子，特别是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贴上了次人一等的永久标签，从而使其服务于抱有偏见且有权有势的阶层。
他和其他持相同观点的人士列举出非常充足的证据以反对陆军阿尔法测试，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他们对斯坦福-比内标准的反对。他们还批评了耶基斯以阿尔法方案为模型的测试法可测量天生智力的观点，认为阿尔法问题中的许多答案要求的显然是后天所学知识，而不是先天智力。按照阿尔法和贝塔方案，美国白人男子的平均心理年龄只有13岁，仅仅略高于低能儿。
随着智商争执的升温，智力测试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心理学家中降温，40年代则大幅降温。尽管如此，教育工作者、商业机构负责人还在继续使用心理测试。到60年代，这些测试再次受到攻击。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走到否认存在智力的地步，认为人们讲不出智力是什么，智力只不过是智力测试所测试出来的东西。
尽管标准智商测试遭遇很多挑战和反对，但它依旧是“心理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炮轰智商测试的人渐渐减少。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该领域开发了全新的测试手段，收集了最新的数据，并找到了最新的解读方法。智商测试开始广泛地应用于神经病学研究。
关于智商的争议潮起潮落，至今仍在继续。现在智商测试已得到很大修改，比早期更贴近“文化公平”。在学校、机构、军方、工业和其他领域里，这些测试仍然得到广泛的应用。无论如何，心理测试始终对现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