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搜寻工作可以从半个大脑开始，将另一半先搁置起来。1861年，法国医生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解剖了一位失语症患者的大脑。这名患者被医院的工作人员戏称为“塔恩”（Tan），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发出的音节。布洛卡在塔恩的左脑发现了一个巨大囊肿，此后布洛卡又检查了其他8位失语症患者的大脑，发现他们的左脑同样发生了病变。这足以说明，左脑损伤与失语症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此布洛卡得出结论：人类用左脑说话。
在此后的130年里，布洛卡的结论被反复证实。其中部分证据来自于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左脑控制右侧身体的运动、感知，而右脑则控制左侧身体的运动、感知。许多失语症患者的右侧身体会出现无力或瘫痪等症状，包括前面提到的塔恩，以及第1章中那位康复的失语症患者，那名患者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的右手不能动弹，他还以为是睡觉时压住了右手。《圣经》诗篇137:5-6对“右手”和“舌头”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归纳：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相对于左视野而言，正常人能够更加准确地辨认出投射于右视野的单词，即便这个单词是从右至左书写的希伯来文。当左耳和右耳分别听到不同的单词时，人们往往能更好地识别出右边的单词。对一些无法用药物治愈的癫痫病人，医生会通过手术的方法切断连接左脑与右脑的胼胝体，以阻断两个半脑之间的联系。患者在术后完全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但神经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发现，他们与正常人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当头部固定不动时，这些患者可以描述出发生于自己右视野的事情，说出自己右手所拿物品的名称，但却无法说出左视野发生的事情，或者左手拿着什么东西。这是因为，他们的左侧世界与大脑语言中心的联系被切断了。不过，他们可以通过手势、比画等非语言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左侧世界的感知。
当神经科学家利用各种技术直接观察大脑时，他们可以在左脑中看到语言运作的迹象。从解剖学上看，左脑与右脑的褶皱突起并非完全对称，这种差异在与语言相关的区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肉眼就可以分辨。借助CT扫描与核磁共振技术，我们可以用计算机重建活体大脑的断层图像，而失语症患者的左脑几乎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损伤。通过向颈动脉注射阿米妥钠的方法，神经学家可以暂时麻痹病人的某侧大脑，结果显示，病人在右脑麻痹后还可以说话，但左脑麻痹后就无法言语了。由于大脑没有疼痛感受器，所以在脑部手术时，医生有时只会给病人实施局部麻醉，病人因此可以保持清醒的意识。
The
Instinct
Language
语言认知实验室
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发现，如果对左脑的特定部位予以轻微电击，会导致病人突然语塞。神经外科医生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想确保他们所切除的大脑癌变部位并非重要的脑功能区。在针对正常人的研究中，实验人员会在被试的头皮上贴满电极，然后记录下被试在阅读或听到单词时的脑电图。当每个单词出现的时候，实验人员检测到脑电信号的明显波动，而头颅左侧电极接收到的信号要比右侧更为强烈。不过，这一现象解释起来比较困难，因为源自大脑深处某个部位的电信号同样可以由大脑的其他部位发送出来。
一种新的技术叫作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PET）。志愿者需要事先注射含有微量放射性成分的葡萄糖或水，或者吸入一定的放射性气体，剂量大致相当于接受一次胸透检查，然后实验人员再用伽马射线探测器扫描他的头部。一般来说，比较活跃的大脑区域会消耗更多的葡萄糖，也会有更多的含氧血液输送到这个部位，因此在计算机的协助下，我们可以依据大脑不同区域的放射量勾画出大脑的工作部位。大脑每个部位的代谢状态都可以由计算机生成实际影像：代谢活跃的区域呈现明亮的红色和黄色，相对平静的区域呈现较深的蓝色。如果将被试阅读、说话时的大脑影像与观看无意义的符号或听到无意义的声音时的大脑影像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找出大脑在进行语言操作时的“发亮”部位。正如我们所料，这些亮点都在左脑。
左脑究竟在做些什么呢？它负责的不仅仅是类似语音的声音、类似单词的符号，或者嘴部的各种动作，它处理的是抽象的语言。大部分失语症患者都可以吹灭蜡烛或者用吸管吸水，就像第1章中的福特先生一样，但他们的书写能力和说话能力都出现了障碍，这表明失语症患者丧失的不是对嘴部的控制能力，而是单纯的语言能力。某些失语症患者可以唱出美妙的歌曲，而且很多患者可以流畅地赌誓、咒骂。我们早已知道，单就听觉而言，与右脑联系紧密的左耳对声调的辨析更为敏锐，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声调被当作乐音来聆听时才会出现。对中国人或泰国人来说，声调是构成音素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他们辨析声调的优势就转到了右耳和左脑，因为左脑是处理语言的地方。
如果让某人一边跟读别人的讲话，一边用左手或右手手指轻敲桌面，他会觉得右手手指使用起来更加费力，这是因为右手手指在和语言争夺左脑的资源。令人惊讶的是，心理学家厄休拉·贝露姬和她的同事发现，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聋哑人身上。当聋哑人一边“跟读”美国手语中的单手词语，一边用右手手指或左手手指轻敲桌面时，他们的右手也不像左手那样灵活。这说明聋哑人的手势也与左脑紧密联系。之所以存在这种联系，是因为这些手势不是单纯的手势，而是手语手势。如果让一个人（无论是聋哑人还是正常人）跟着别人做出挥手、翘大拇指或者其他无意义的手势，此时左右手指的差别就不复存在了。
聋哑人中的失语症患者也是一样。研究表明，如果聋哑手语者的左脑受到损伤，他也会出现和正常人类似的失语现象。比如说，与福特先生有同样遭遇的聋哑人可以正常地执行和手语无关的各种任务，即便这些任务同样要用到眼睛和双手，例如比画物体、表演哑剧、识别面孔和依样画图。而对右脑的伤害则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他们的手语完全不受影响，但却难以完成涉及视觉空间的任务，这和听力正常的右脑受损者完全一样。这个发现着实令人惊叹。学者一般认为，右脑专门掌管人们的知觉空间能力，所以像手语这样依靠视觉空间的行为也应该是由右脑负责，然而贝露姬的研究证明，只要是语言，无论它是“口-耳”相传还是“手-眼”互通，全都由左脑控制。因此，左脑一定是负责处理语言背后的抽象规则、树形结构、心理语法、心理词典和构词法则的，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声音和嘴型。
19%！只有少数“左撇子”用右脑控制语言
为什么语言功能会偏居大脑一侧呢？或者我们更应问的是：为什么人体的其他部分都如此对称呢？对称是一种无法随意生成的现象，如果让你随意地给一个棋盘大小、8×8的正方形涂满颜色，那么图案两边均匀对称的概率还不到十亿分之一。在自然界中，生物分子就是不对称的，大多数植物和不少动物也是不对称的。制造出一个左右对称的身体是一件极其困难之事，而且代价高昂。对称是一种异常苛刻的设计，对那些身体对称的动物而言，任何一种疾病或者缺陷都可能破坏其外表的对称性。因此无论是蝎蛉、燕子还是人类，都无一例外地将对称视为一种性感（它表明对方是适合交配的对象），而将不对称看成一种畸形。在动物的生命形态中，一定有某种原因使得对称的设计“物有所值”。动物生命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移动性，两侧对称的身体设计有助于动物更好地直线行进。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身体不对称的生物只能绕着圈子打转，感觉器官不对称的动物只能注意到身体一侧的信息，即便身体的另一侧也有值得关注的事情发生。不过，虽然直线行进的动物拥有左右对称的身体，但它们前后却不对称（除了电影《怪医杜立德》中的那只双头瞪羚）。就物体的前进而言，单一方向的施力显然效果最佳，因此建造一个朝着单一方向前进并可以自由转向的运载工具，比建造一个正反向（或者各个方向）都可前行的运载工具要容易得多。此外，生物体也没有上下对称的形式，这是受地心引力影响的结果。
感觉与运动器官的对称性也反映在大脑中，因为大脑的大部分区域（至少对人类以外的动物而言）都是专门用来处理感觉信息和设定运动程序的。大脑的视觉区、听觉区和运动区对称地分布于大脑两侧，这实际上就是对外部空间结构的重现。如果提取动物的少量大脑组织，你会在其中发现与这个动物所感知的外部世界相对应的神经元。因此，无论是对称的身体，还是对称的知觉世界，都是由本身也近乎对称的大脑所控制的。
但是，没有生物学家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左脑控制右侧的空间知觉，而右脑控制左侧的空间知觉，只有心理语言学家马塞尔·金斯波兰尼（Marcel Kinsbourne）提出了一个看似毫不可信的假说。在自然界中，所有两侧对称的无脊索动物（例如蠕虫、昆虫等）都是同侧控制的，即中枢神经系统的左侧控制左边的身体，右侧控制右边的身体。由此推断，那些曾经是脊索动物祖先的无脊索动物也应该如此（脊索动物指脊髓由脊柱保护的动物，如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但是，所有的脊索动物都是“对侧”控制的：右脑控制左侧的身体，左脑控制右侧的身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身体上的改造呢？金斯波兰尼是这样解释的：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同侧控制的生物，然后把你的脑袋像猫头鹰那样向后转动180°（转到180°就可以了，不要像电影《驱魔人》里的小女孩那样继续往下转）。现在，假设你的脑袋被卡在了这个位置，你的大脑由此被扭转了半周。这样一来，你的左脑就控制着你的右侧身体，而右脑则控制左侧身体。
当然，金斯波兰尼并不是说真的有某个原始生物曾经卡住了自己的脑袋。他认为，一定是某个遗传指令导致这个生物在胚胎时期发生了头部旋转。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蜗牛和某些蝇类的胚胎期观察到这种旋转现象。就生物体的构建而言，这似乎是一种违反常理的做法，但它其实是进化的惯用手段，因为进化无法将一切推倒重来，而只能对原有的设计进行修补、改装。例如人类的S形脊柱，它就是在四足动物拱形脊柱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还有双眼同在身体一侧的比目鱼，这种鱼选择紧贴海底生活，它的头也随之发生扭转，这可以避免它的一只眼睛常年盯着海底的沙子而毫无用处。由于金斯波兰尼所假设的这种生物大概在5亿年前就已经灭绝，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化石，因此没有人知道它的脑袋为什么要这样扭转。或许它的某个祖先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90°的扭转，就像比目鱼一样，而它只不过是将其摆正。进化总是缺乏远见的，为了将头部和身体对齐，这种生物也许并不是将头部往回扭，而是让它朝着相同的方向再旋转90°。然而这并不要紧，金斯波兰尼只是认为这种旋转一定发生过，而并没有说自己能够解释它发生的原因。不过，科学界对蜗牛的旋转倒是比较了解。蜗牛是以身体的扭曲来实现旋转的，就像扭结的椒盐卷饼一样。我当年的生物学课本是这样解释的：“在头和脚保持不动的情况下，它的内脏自下而上地旋转180°，这使得它的肛门朝上，位于头顶……对于一种住在壳中、只有一个开口的动物来说，这种安排的好处不言而喻。”
为了支持自己的理论，金斯波兰尼强调：无脊索动物的主要神经束位于腹部，心脏位于背部；而脊索动物的神经束位于背部，心脏位于胸腔。假如我们把无脊索动物的头部扭转180°，就正好符合脊索动物的身体构造，反之亦然。金斯波兰尼的理论认为，随着头部的旋转，神经束和心脏的位置也相对地发生了旋转，因此我们才找不出一个神经束在腹部、心脏在背部的脊索动物。身体构造的重大变化会影响动物的总体设计，而且很难回到过去。我们都是这种“反扭”生物的后代，这导致了5亿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左脑中风时感到疼痛的是右手，而不是左手。
面对分布均衡的外部环境，两侧对称的身体设计有利于我们的感知和运动。至于那些与外界环境没有直接关系的身体系统，对称的设计就显得过于奢侈了。在这一点上，心、肝、胃等内脏是最好的例子，它们与外部世界的空间分布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不必讲求对称。同理，大脑神经回路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让我们想象一下用手摆弄物体的动作。这种动作与外部环境没有太大的关系，操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物体摆放在任何位置。因此，生物体的前肢，以及控制前肢的大脑区域并不需要对称。哪一种结构最有利于执行这个动作，它们就采用哪一种结构。对于摆弄物体而言，双手分工合作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一只手抓住物体，另一只手进行操作。因此龙虾的螯足就是一大一小，极不对称，而控制各个物种的前爪或手臂的大脑区域也不对称。在动物王国里，人类是最熟练的操作者，也是在左、右手区分上最为明显、也最为一致的物种。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历史时期，90%的人都偏好右手。不少学者认为，其中大部分人都拥有一个或者两个决定右手（左脑）偏好的显性基因副本。但是，如果该基因的两个副本为隐性，这个人就没有很强的右手偏好了，他可以是“右撇子”，可以是“左撇子”，也可以是“双撇子”。
在处理以时间（而非空间）为维度的信息时，对称也派不上任何用场。假设有一定数量的神经组织专门负责这个任务，那么最为合理的安排就是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在一起，以缩短通信距离，而不是把它们平分到两个半脑，通过缓慢、嘈杂的“越洋电话”来进行交流。因此，多数鸟类的鸣叫控制区明显地偏向大脑左半球，猴子、海豚和老鼠的各种叫声的产生以及对声音的识别也都是由大脑的一侧所控制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人类的语言中枢也集中于某一个半球，其所应对的是时间流程而非空间环境。单词组成的语句虽然秩序井然，但却不涉及空间上的方位。或许这个半球本就拥有一套精于计算的微型电路，专门控制细微、精密和时序性的操作，而这也就使它成为语言处理的最佳场所，因为语言需要的就是时序控制。就人类的进化结果来看，这个半球恰巧就是左脑。许多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各种涉及时序配合和部件整合的心智活动都发生于左脑，例如辨别或想象一个由多个部分组合的物体，或者进行一步步的逻辑推理。加扎尼加曾经对一位接受过裂脑手术的患者进行了测试，他发现，分离之后的左脑所表现出的智商与分离之前整个大脑的智商竟然是一致的！
从大脑语言区的位置来看，大多数“左撇子”并不是“右撇子”的反像。左脑控制所有“右撇子”的语言（97%），而右脑只控制少数“左撇子”的语言（19%），绝大多数“左撇子”的语言能力由左脑控制（68%）或由左右脑同时控制。在所有“左撇子”中，语言区分布于左右脑之间的比例要高于分布在右脑的比例，因此他们在某侧大脑中风后不太会遭受失语的困扰。有证据显示，虽然“左撇子”在数学、空间方位和艺术上有更好的表现，但却比较容易患上语言障碍、难语症或者口吃。即便是有“左撇子”亲戚的“右撇子”（这些人可能只拥有一个决定右手偏好的显性基因副本），在语句的理解上也与纯粹的“右撇子”有着细微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