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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举行精神状态听证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个月了，为了做好准备，库拉必须把比利的病历从头到尾看一遍，但他需要申请传票，才能迫使莫里茨司法中心医院让他查看比利的医疗档案。
拿到法院传票后，他随着医院警卫走进了一个4米宽、4米长的房间，里面没有窗户，摆着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在比利的医疗档案里，大部分是记录他状况的手写报告，其中包括每隔15分钟记录一次的一对一监控报告，此外还有医生的报告和医疗小组的全部会议记录。档案从地面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库拉心想，保留这些档案的人为律师保存了证据。
在3月20日举行的听证会上，比利对繁琐的程序感到十分不耐烦，要求自己询问精神病医生。但约翰逊法官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比利有代理律师，而且他被诊断为精神异常，所以不能盘问医生。于是，比利要求解聘自己的律师。
约翰逊法官否决了，并再次强调富兰克林郡公共辩护律师库拉是比利的律师，而施韦卡特是不收费的合作律师。
随后，约翰逊法官将听证会推迟至4月17日。
《人格裂变姑娘》一书中提及的精神病医生科尼利亚曾在11年前诊断过比利，她作证说俄亥俄州没有为比利提供恰当的治疗。
“（莫里茨）司法中心医院就像一所监狱，”她说，“如果他接受了恰当的治疗，那现在早该治愈并能正常地工作和纳税了。”
她建议由卡洛琳医生继续治疗比利。
但检察长助理埃文斯却表示反对，说心理健康局希望由精神病学社工希拉·波特治疗比利。波特将在精神病医生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库拉提醒法官，比利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医生想伤害自己。医生在治疗方法和用药上的分歧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库拉觉得药物非常可怕，因为几乎所有用来治疗或控制比利病情的药都对他造成了伤害。库拉认为精神病医院（特别是州立精神病院），用药物取代因人而异的治疗，以此来麻木或控制患者——尤其是不听话的患者，是现代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而比利是个斗士，一直在与他们进行斗争。比利现在担心他们要剥夺自己的想象力，彻底损害他富于创造力的大脑。精神病院是要帮助比利，还是只想避免他再惹麻烦？
“如果这个体系里的人想通过治疗来杀害你，那你只能从那里逃离”，库拉明白让法官和陪审团同意这个看法非常困难。这样说就等于在指控那些监护人是恶魔。与法庭抗争谈何容易，因为法官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必须支持自己的制度。
1987年4月20日，约翰逊法官判决，比利要在安全措施最为严格的莫里茨司法中心医院再多待2年。
库拉通知法院他会继续上诉。甚至那些为州政府出庭作证的人都说，与其说比利会危害别人，倒不如说他会伤害自己。“他对自己构成威胁，”他说，“那是因为他被关在莫里茨。”
库拉拿到法院传票到假释局查看过档案后才明白，为什么约翰逊法官的态度会如此强硬。
成人假释局局长休梅克以个人名义致信约翰逊法官，坚持要法官将比利移交给假释局，由假释局负责“将比利送回监狱”，在那里等候出席假释听证会。休梅克强调，由于假释局在比利逃亡之后发布了逃犯拘捕令，因此他们理所应当将他监禁起来。
库拉很清楚，在举行假释听证会之后，很少有人能被再度假释。假释局本身就是执法机构，全权掌控整个监狱系统，不需要听命于更高一级的机构，它做的决定是无法上诉的。库拉和施韦卡特都认为，让比利落入休梅克手中，就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比利可能会在监狱里自杀，或是被制造出自杀的假象。
他们现在明白了，约翰逊法官认为不把比利送进监狱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心理健康局和法庭继续监管他。得知约翰逊法官其实是站在比利一边的，库拉颇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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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准备学习电脑令医疗小组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感到高兴。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劝比利除绘画外再学习其他的技能，以便在病愈获释后能够谋生。
比利解释说，之所以要用自己的社会保障金支付，是因为他不想通过心理健康局采购部去购买。“我需要买磁盘、缆线和学习软件来学打字。我不想听那些看守发牢骚和抱怨，也不想让他们用金属探测器去检查这些东西，否则在我使用之前，东西可能已经被他们弄坏了。”
医院下令，比利购买的电脑及相关用品都必须直接送给他的社工，并于物品到达当天就交到他手中。
医院还答应了比利的要求，承诺不再将他的信息透露给媒体。比利不想让媒体知道他停止绝食后的情况，因此院方只能对外说他的健康状况已经稳定，体力也在逐渐恢复。
一天下午，比利去取送来的货物。他订的东西全部送到了。他尚未购买调制解调器，因为他不太清楚如何使用，不过他相信那些警卫也不懂。他只记得博登说过，用网线通过调制解调器将电脑和电话连接在一起，就可以在世界各地收集需要的信息。
信息一直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比利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定买一个调制解调器以及一些电信方面的书籍。
心理健康局告诉他，在学习的同时，必须尽快开始接受治疗，这一点十分重要。比利不信任和COPH有关的人，所以终于同意见医院为他请来做初步诊疗的精神病学社工。
库拉提醒比利，波特早在1977年就参与了他的治疗。她是一名精神病学社工，与心理专家特纳和卡洛琳医生一样，也是治疗小组的成员。如今在10年之后，法院再次请她来帮助比利活下去。
比利通过金属探测器检查走向会客室，看到那个社工正在端详他。波特是一个娇小、纤细的女人，长着一双深邃的眼睛，深色的头发留着时髦的发型，洁白光滑的皮肤像瓷器一般，修得长长的指甲上涂着指甲油，颜色与鲜红的口红完美地搭配在一起。她与比利记忆中的形象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他以往见过的精神病学专家。
波特在面前的一个黄色记事本上快速地写着什么。他知道她会做记录的，因为他们都是如此。不过，他们还没有开始谈话，她在忙着写什么？
3
《波特日记》
1987年5月22日：7点至20点30分——外表：不太整洁，十年的光阴让他变得衰老、憔悴了。
虽然他自称“我们”，但我相信他就是“比利”。他很绝望，想自杀，而且深信自己会被永远监禁。他目光呆滞，病情严重，非常虚弱。具有反社会人格？
比利很乐意来会客室，也愿意讲话。他说还记得我，不希望我和他一起“蹚浑水”。他表示不想成为一个永远不会被释放的政治犯。
他一再说明自己对他人已不再构成威胁，华盛顿州的那个人不是他杀的，自最初的那几起强奸案之后，他再也没有犯过法。
[他]说拒绝我（作为他的医生）是出于两个原因：
（1）他已提出转到管制宽松的医院，在此情况下接受任何人的治疗都会对他的要求产生影响——“治疗应当不仅仅是谈话。我必须学习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如何应对自己的疾病。”
（2）社工提出的释放建议根本无法说服那些心理学家，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必须把他关起来。他担心心理健康局会横加阻挠，我的报告根本无法直接送达法院。
比利详细讲述了他在公共辩护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还说了他对成为卡洛琳和林德纳医生斗争的牺牲品的感受，逃亡期间发生的事，以及他被拘捕的过程。
他曾试图讨好我，和我讨价还价，但没有坚持。谈及获得的短暂自由，他兴奋起来，但很快又开始沮丧。他有以下表现：
（1）不信任他人——希望像一般孩子那样信任父母，但每一任失职的家长都让他大失所望。
（2）没有战胜疾病的动力——为什么冒着被毁灭的危险，再次毫无戒备地去尝试？
4
比利不知道自己是否应当信任波特，因为有人警告过他，不要相信任何人。库拉让他提防心理健康局耍花招：先让波特来治疗，然后请一些资历更高的专家来否定她的建议，指出比利必须在安全措施最为严格的医院接受治疗。
比利想相信她，也希望与她合作，但他已经被欺骗了太多次，很难相信这次会有什么不同。他觉得必须抓住他们的把柄，以防他们逼迫自己。
比利一边思考，一边经过警卫向病房走去。这时，他听到有人喊：“米利根的电脑用品到了。”
他的调制解调器送到了！
他每天都请看守带他去健身中心，而且戒了烟。他开始画画、学习编程和操作电脑。
关于何时能让比利开始作画，尚存在争议，但有消息透露，现在的临床主任帕姆·海德（Pam Hyde）已经下了命令，只要比利愿意，随时都可以画画。如果他半夜醒来想画画，那就由他去画！比利认为，同意让自己画画不过是害怕媒体报道而已。
医院员工逐渐认识到，应当尽量允许比利去做他想做的事。他们私下甚至认为，只要双方合作，比利就能早日离开医院。这是一段平静的日子。
比利用了几周的时间才得以进入心理健康局的电脑系统。但他起初并没有打算下载资料，只是想对它进行了解。他一开始进展缓慢，但他有的是时间。他心想，只要掌握了这些信息并了解了系统的运作方式，就不会被人欺骗了，而且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他就是如此打算的。他要等待，直至学会了如何控制这个想把自己摧毁的系统。
与此同时，既然那些人遵守诺言允许他拥有了一台电脑，他也不会食言。他告诉波特，他已经做好了合作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