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集体潜意识是荣格对心理学的一大贡献，但是，追根溯源，集体潜意识这个观念却并不是荣格首创的。早在荣格之前的西方哲学、文学，甚至心理学的著作和有关宗教的文献中就已有人做过论述。就连明确否认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概念的弗洛伊德，似乎也曾含蓄地接受了这一概念。例如，弗洛伊德曾用“古代的残余”来表示每个人心理活动中所重新展示出来的古代神话，例如他所推崇的俄狄浦斯神话，就是这种古代残余在现代人心灵中的重现。
在给集体潜意识下定义和描述原型的作用及内容方面，荣格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使原型和集体潜意识变得相互依存。我们在前面所概述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型，就是集体潜意识的一些主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我们将首先探讨荣格是怎样提出这一理论的，进而通过对本能和原型的进一步探索，通过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来论证这一概念的是非曲直。
1.理论的缘起
理论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理论必须根据实践经验才能提出，也只有在实践经验基础上才能检验它的真假虚实。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当然也不能例外。不过，促使荣格提出这一理论的实践经验却是他在1909年所做的一个梦。他是这样描述这个梦的：
“我在一所并不熟悉的房子里，这所房子有两层楼，这就是‘我的房子’。我发现自己在楼上这一层，那里有一间大会客室，摆放着一些具有洛可可风格的、纤巧美观、古色古香的家具陈设，墙上挂着许多珍贵的古代油画。我感到纳闷，这是我的房子吗？继而又觉得，这房子不错，但这时我突然想到，我还不知道楼下那一层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走下楼梯来到底层。那里的一切看上去要古老得多，我觉得楼下这间屋子一定建于15或16世纪。家具是中世纪的，地面是红砖铺就的，四处都很黑暗。我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思考着仔细检查一下整座房子。我走到一扇沉重的大门前把门打开，在门后我发现了一个通往地下室的石头阶梯。我又走下楼去，发现自己在一间看上去非常古老的、拱状的漂亮房子里。我审视了一下四壁，发现墙壁是用普通的石块儿夹杂着一层层的砖砌成的，灰浆是用砖末制作的。我一看到这些马上就明白了，这些墙起源于古罗马时代，至此我的兴趣大增。我更加仔细地审视着地面，这是用石板铺成的，在一块石板里我发现了一个圆环。我一拉动它，石板便抬起来了，我又看见了一个楼梯，是用很窄的石块砌成的梯子，它通往下面更深的地方。我又走了下去，进入了一个在岩石上挖出的洞穴。地面上有一层厚厚的尘土，尘土里散布着一些骨头和破碎的陶器，就像是原始文化的遗迹。我发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它们显然已经非常古老，并且已经有些破碎了。”[1]
这个梦是1909年荣格和弗洛伊德赴美国克拉克大学讲学期间做的。他俩每天相聚在一起长达7个星期之久，并且在一起相互分析对方的梦，荣格把这个梦告诉弗洛伊德后，弗洛伊德催促他去发现那两个头盖骨所显示的某种被压抑的愿望。当荣格获悉弗洛伊德设想的是“这两个头盖骨表示死的愿望”时，或许是为了维护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概念而不至于和弗洛伊德闹翻，荣格表面上同意了弗洛伊德的分析，说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姨子可能是这种死亡愿望的对象。当时荣格是这样做了，而且没有提及自己对这种解释的“强烈抵抗”，因为他“当时还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且也想听一听弗洛伊德的意见”[2]。但是，这个事件却迫使荣格承认他和弗洛伊德在某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荣格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对释梦的明确看法，但却记住了这个事件是“在个人精神内部的一种先验的集体性的第一次印迹”[3]。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是用他自己的学说来回避问题，他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荣格的内心世界。大约是在这次事件发生50年之后，荣格才细致地叙述了他的这些印象：“我清楚地认识到这幢房子代表一种精神的意象——就是说，代表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以及所增添的那些潜意识的东西。会客室代表着意识，尽管它是古代风格的，但却有一种居室的气氛。
“楼下这一层代表着潜意识的第一种水平，我越往深处走，景象就越离奇古怪，里面也越黑暗。在洞穴里我发现了原始文化的遗迹，也就是发现了我自己内部的原始人的世界——这是一个意识很难达到的或照亮的世界……
“这个梦说明我已经进一步涉及我刚才所描述的意识阶段：长期无人居住的具有中世纪风格的底层地面，然后是古罗马地下室，最后是史前时代的洞穴，所有这一切都代表过去的时代和意识的过去阶段……
“这样，我的梦便构成了一幅人类精神世界的结构图，它假定在该精神内部潜藏着一种完全非人性的东西……我起初把它看作是早期功能模式的遗迹。后来随着经验的增加并依据某些更可靠的知识，我认识到它们就是……原型。”[4]
荣格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进一步支持了他关于集体潜意识的假设。他在伯格尔斯精神病医院的临床研究向他展示了许多病人的梦、幻想和幻觉。病人向他陈述的这些内容使他确信，在作为弗洛伊德梦研究对象的那些被压抑的活动之外，必然存在着一个潜意识的精神世界。荣格在许多不同的论文中曾多次叙述过一个病人做的一个特殊的梦。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医院里我遇见一位病人，他正透过窗户对着太阳眨眼睛，而且很奇怪地把头摆来摆去。他抓住我的胳膊，说要给我看一样东西。他说，我必须把眼睛半闭着，这样我就能看见太阳的阴茎了。如果我把头左右摆动，太阳的阴茎也会摆动，这就是风的源头。
“我大约是在1906年进行这项观察的，在整个1910年，当我沉浸在深入研究中时，我得到了迪特里希（Dieterich）的一本书。
迪特里希认为这是米斯雷克崇拜的一种礼拜形式，它由一系列指令、符咒和幻象组成。其中有一个幻象是这样描述的：‘这根所谓的管子，它就是风的源头。因为你会看到有个东西从太阳光环里悬垂下来，他看上去像一根管子。’”[5]
据说迪特里希的这本书是在1903年出版的，显然这位病人不可能看过这本书，因为他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住进了医院，而且他也不可能从其他渠道听到过关于米斯雷克崇拜的情况。对此，荣格的看法是，书中所描述的意象和病人所看到的意象有一个共同的潜意识的来源。换句话说，这位病人关于太阳阴茎的幻觉，是对某种心理假设的暗示，但这种假设还有待更多证据的检验。在一段时间里，荣格曾认为，这些与过去有关的内容可以用种族遗传来解释。例如，他曾通过研究美国南部黑人的梦来调查这种假设。当他在这些黑人的梦中发现了古希腊神话的某些主题之后，他便断定，这些梦的意象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而并非仅属于某个种族。例如，一个黑人梦见一个人被绑在车轮上，遭受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折磨的意象。这个做梦的黑人只受过很少的一点教育，不可能从书本上对这种意象获得有意识的了解，因此，荣格解释说：
“如果他不曾有过关于这种观念的任何模式，那么，这就是一种原型意象，因为被绑在车轮上遭受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折磨是一个神话主题。车轮就是太阳轮，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则是向太阳神献祭，目的是为了赎罪，就好像以前用人和动物献祭是为了使土地肥沃一样。太阳轮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或许是最古老的宗教观念。我们可以把它追溯到中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津巴布韦的雕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只有在青铜器时代才能发现真正的车轮；在旧石器时代车轮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由此可见，津巴布韦的太阳轮是一个最早的幻象，很可能是一个原型的太阳意象。”[6]
从这些论述可以发现，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确实是相当复杂和有深远的人类历史起源的。他用毕生的精力从事这一理论的研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人类精神之谜。他对集体潜意识的探索最初是以原型的概念在1912年的《潜意识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中提出来的，这本书后来在《荣格全集》第5卷中被翻译成《转化的象征》，它的出版加速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决裂。荣格用“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来表示一些神话、传说或有关神话的主题，其他意象则表示关于人类知觉和行为的普遍主题。1916年荣格在《分析心理学的两篇论文》中正式引进了“集体潜意识要素”这个术语，1919年之后，荣格便把“集体潜意识”作为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支柱，从此开始了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不屈探索。
2.内容的分析
为了把集体潜意识和主观的自我意识区别开来，荣格把集体潜意识的特点确定为“客观的精神”，因为它是非人的，而且就其有力量产生各种意象和概念而言，它也是不受意识支配的。虽然个体潜意识也能自发地发挥作用，就是说，它也不受自我的支配，但它在内容上却要依赖于意识，这些内容是一直受到压抑的。相反，集体潜意识的内容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它们是所有的人类共有的，而且比被压抑的每个人的经验的遗存要广泛得多。简言之，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在内容上是客观的和非人的、是不受意识支配的、是具有更广泛含义的，它们主要通过原型和本能而表现出来。
（1）原型
集体潜意识的内容主要以“原型”（archetypes）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个术语本身也不是荣格首创的。在荣格之前就有一些哲学家使用过这一术语，而且其含义也和荣格的有所不同。例如，古代哲学中原型用来表示在世界万物产生之前的神灵中所存在的自然对象的观念和形式。一些通俗出版物的作者们有时把这个术语用来表示一些约定俗成的陈规旧俗，即某种固定不变的意向。而荣格则把原型描述为“一种典型的（始终如一的和一再有规则呈现的）理解方式”，[7]也就是说，是人的一种独特的知觉方式。荣格说道：“一个人潜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了心理生活中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8]他还说：“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现了那些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经由遗传具有的性质……发现了一些先天固有的直觉形式，也就是知觉与顿悟的原型。它们是一切心理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天要素。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他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原型也迫使知觉与顿悟进入某些特定的人类范式。
和本能一样，原型构成了集体潜意识。”[9]因此，我们又可以认为，原型是人的潜意识心理活动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的可能性”，是意象的一种先天倾向或最初的模式，通过它就可以了解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的意象。
显然，在荣格看来，人们所经验到的并不是原型本身，而是它的结果。所以，在具体使用中，荣格经常用形容词“archetyp-al”来说明这个概念的真实内涵。但是，有人认为，在关于原型与原始意象的关系问题上，荣格的具体表述常常是含混不清的。例如，荣格说过：“原始意象，有时也称为原型……它对于所有民族、所有时代都是共同的。”[10]他还说：“为了解释我们知觉的这种一致性和规律性，我们必须求助于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与决定着我们的顿悟模式的要素相关联，我把它称为原型或原始意象。”[11]我认为，从这种表述本身来看，这两个概念似乎并没有区别，但是，综观荣格的全部思想，我们就会发现，荣格虽然有时候使用原型来表述原始意象或情绪，但他实际上对原型本身和受原型影响的原始意象、情绪及其他行为都做了基本的划分。例如，除了我们上面列举过的四种主要的原型之外，荣格曾识别和描述过大量的原型，如出生原型、再生原型、死亡原型、力量原型、巫术原型、英雄原型、儿童原型、骗子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智慧老人原型、大地母亲原型、巨人原型以及由许多自然物组成的原型，如树林原型、太阳原型、月亮原型、风原型、水原型、火原型、动物原型，还有一些人造的原型，如圆圈原型、武器原型等。正如荣格所说：“人的一生中有多少典型的情境就有多少种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这种铭刻，并不是以充满内容的意象形式，而是最初作为没有内容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12]显然，虽然荣格有时候交替地使用原型和原始意象，但其基本的用法却是有明确区分的。换句话说，原始意象可以看作是原型的结果，但它本身却不是原型。
一个具有荣格倾向的人类学家詹尼特·琼斯（Jennette Jones）曾对原型进行了一次范畴归类，把荣格所列举的原型进行了重新组织和增补。她把原型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几何图形组成的原型：如圆形、四面体、菱形和锥形；第二类包括一些模式和自然的形式：如螺旋形的、曲线形的、分岔形的和爆发形的模式和诸如太阳、月亮、星星、地球、山脉和水火土气这四大要素，以及一些植物和动物原型；第三类是荣格所列举的一些典型的范例；第四类则是对炼金术过程的分类，如“煅烧”原型，就是人的精神个性化过程在炼金术活动中的一种投射。
为了进一步区分原型和原始意象，我们有必要指出，原型并非等同于人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往事的记忆表象，因此，不能被看作是在人的心目中已经定型的清晰图像。例如，母亲原型并非意味着一个人心目中所保留的他的母亲的照片或形象，也不是任何其他女人的照片或形象，而是一张需要经过后天经验来检验的照相底片。荣格曾明确指出：“在内容方面，只有当原始意象成为被意识到的并且充满了意识经验时，才可以说它是确定了的。”[13]
原型材料常常是难以确认的，因为它往往和个体的材料交织在一起。但是，在荣格看来，这些材料在神话故事里实际上是以非常纯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荣格曾证明说，在罗得西亚旧石器时代的岩石画中，有一种抽象的图像——圆圈中有一个红十字。“这种图像实际上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曾经出现过。今天我们不仅在基督教的教堂内，而且在西藏的寺院里也能够找到它，这就是所谓的太阳轮。而既然它产生于车轮尚未发明出来的年代，它也就不可能起源于外部世界的经验，而毋宁说是某种内在体验的象征。”[14]这样，荣格一方面证明，早在现代社会的群体把世界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之前，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几乎同样的主题和神话传说；另一方面，也否认了神话和艺术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把它们看作是人心中固有的宗教冲动和神话倾向。在这一点上，荣格又确实具有拉马克主义的嫌疑。
（2）本能
在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念中，本能（instincts）是仅次于原型的集体潜意识内容。因此，在荣格看来，集体潜意识就是本能的来源。既然原型是人理解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灵活动的一种典型的方式，那本能也就成为行动的典型方式了，用荣格的话说，是“始终如一地和一再规则地发生的行动方式”[15]。换句话说，“只有那些来自遗传的、普遍一致的和反复发作的潜意识过程才能称为本能过程”[16]。
对本能所下的这个定义是荣格在1919年所写的《本能与潜意识》一文中做出的。这时，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已经于1913年在华生的竭力倡导下诞生了，它给予诸如本能之类的心理学术语致命的打击。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荣格认识到了这种来自美国学院心理学的反对。和弗洛伊德一样，荣格也认为，诸如饥饿和性欲之类的动机是和人类共有的行为模式相伴而生的。随着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被认知心理学和人本心理学所取代，关于本能的研究又恢复了其在心理学研究中应有的地位。现代西方学院心理学常常以“驱力”或“种属特有行为”这样的术语来表述“本能”这个概念。
荣格使用的本能这个概念不仅在形式上和学院心理学有区别，在表达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荣格把本能看作是集体潜意识的一种反映。他说：“本能和原型共同构成了‘集体潜意识’。我把它称为‘集体的’，是因为与个体的潜意识不同，它不是由个人的、具有独特性的心理内容所构成，而是由普遍的、反复发生的心理内容所构成。本能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现象，也就是说，是一种普遍的、反复发生的现象，它与个人独特性没有任何关系，原型也和本能具有同样的性质，它也同样是一种集体现象。”[17]
原型和本能就像光谱上的颜色一样是相互联系的。可以说，原型位于紫外线这一端，本能则位于红外线那一端。两者都是潜意识中同一种生命活动——能量——的独特表现形式。荣格认为，不能说原型和本能哪个是主要的，或者说对某一情景的理解和对某一活动的推动方面哪一个更重要。荣格指出：“在我看来，如果不考虑原型，本能问题就不可能从心理学角度获得处理。因为，在最深的深处，本能和原型是彼此决定的。”[18]从这个意义来说，原型和本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按照荣格的观点，“本能是典型的行为模式，任何时候，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反复发生的行为和反应模式时，我们就是在与本能打交道，而无论它是否与自觉的动机联系在一起”[19]。显然，本能是人的行为模式，而原型则是人的意象的先天倾向或最初的模式。所以，尽管荣格本人不愿意将它们区分主次，但实际上，他有时也把本能描述为原型的一个亚种。
（3）原型的内容及其性质
虽然荣格把原型看作是一种遗传的先天倾向，但倾向并不等同于遗传本身。所以，如果由此而认为某种特殊的意象、观念或主题是遗传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荣格明确指出：“倘若假定这些可变的表现形式是遗传的，那是十分荒谬的。相反，原型是人类心灵的一种遗传的倾向，它能构成主题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虽然变化很大，但不会失去其基本的模式。”[20]从这个意义来说，原型是各种文化所特有的，或者说，每个人都继承着某种基本的原型意象。例如，全世界的儿童天生就有母亲原型，这种原型只是一种倾向性，还不是固定的形象。通过和现实生活中母亲的接触和联系，儿童的母亲原型才成为一种固定的形象。但由于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的差异，儿童与母亲的关系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此，母亲原型的外现也表现出基本的个性差异。例如，不同的个体、文化或种族都有不同的“好母亲”或“坏哥哥”的意象，但不论折中意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其主题却是相同的。就是说，原型是人类所共有的，而意象则是某一特定历史、文化或个体的产物。这样，荣格又进一步把原型和意象做了明确的区分。
原型内容的每一个范畴都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具有某一特定文化特征的意象。例如，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英雄原型”，但具体到不同的个体，这个英雄可能是有很大差别的。根据西方一些心理学家对做梦者所做的实验研究，发现做梦者梦中的“英雄”可能是一位中世纪的骑士、一位足球运动员、一位军事首领或一位反对战争的抗议者。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固定的形象，但他们都是“英雄”。
荣格还注意到，原型的内容及其意象常常采纳神话学的形式。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常常把古希腊的神话作为其原型，但它的意象却又以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在做梦者的梦中，他们常常用飞机来取代宙斯鹰或大鹏鸟；用铁路撞车事故来取代与龙作战；把龙杀死的英雄则用歌剧中的男高音来代替；一个身体强壮的卖菜妇女代表的是大地母亲；一个粗心大意的司机则代表诱拐冥后普西芬尼的冥王普路托，等等。
无论原型的内容有多么大的差别，但其性质却只有两个，那就是积极和消极的性质。从积极的方面讲，无论原型在哪里出现，它们都具有唤醒紧张情绪的倾向。通常它们是一种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因此它们来自不同水平的潜意识。在现代西方的超个人心理学研究中，有人认为服用某种引起幻觉的药物，就可以使人进入某种超个人的精神层面，从而使人产生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还有些原型意象甚至会具有某种广阔无边的宇宙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的，运动的速度极快或者距离非常遥远，甚至会出现占星术的联想或身体比例的变化。这些不同的原型和意象都表明了人的积极进取的一面。
事物的两极性在原型的性质上也同样表现出来。荣格指出：“正如它们具有积极的、适宜的、光明的和向上奋进的一面一样，它们也有向下的一面，这一面是部分消极的、不适宜的和部分阴暗的。”[21]在这一点上，荣格用“阴影原型”来说明人的集体潜意识中的消极方面，对此我们已在前面做过论述，故不在此赘述。但是，有一点必须重申，原型及其意象虽然具有这种两极的性质，但这并不是说，某种原型或意象必定就是积极的或消极的。有时候某种意象至少在意识看来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因此，虽然有许多人认为某个关于原型的梦是积极的，但事实上它可能既反映了某些建设性的方面，也反映了人的毁灭性的方面。因此，对梦的解释需要慎之又慎，只有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释梦经验基础上，才能相对比较清晰准确地对梦的意象进行解读。但不管怎么说，目前的释梦尚未达到真正科学解读的水平。
3.概念的支持和应用
荣格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获得集体潜意识和原型概念的，因此，他主要是在与其他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类比的基础上，根据所得出的结论而坚持这些观点的。荣格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观察到人们通常都有一种意识不到的倾向，人们不仅意识不到通常的精神结构，而且也意识不到我们司空见惯的身体结构。例如，荣格指出，人们意识不到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或某一心理特点，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人们知道他应该有一个附属物吗？他天生就有的。成千上万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一个胸腺，但他们的确有。”[22]我们知道，人的身体及其器官是人类长期生物进化的产物。我们的身体中有些已经发生退化的器官（如尾骨），就是人类有机体世世代代变化的结果。据此推理，人的精神结构也同样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原型就是人的精神器官。因此，关于原型的研究就可以推论人的精神或心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除了人的身体发生了生物进化之外，几千年来，人类的大脑也同样发生了进化，人类的心理伴随着这些变化也相应地发生着渐进的变化。荣格指出：“毫无疑问，心理力量的强大是和人类新大脑的大脑皮层的迅速扩展同时发展的。”[23]反之，当大脑较少发展时，心理所产生的某些意象的潜能就以“遗迹”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按照荣格的观点，如果说心理活动能够保留身体器官的遗迹，那为什么它不能保留思想模式的遗迹呢？从这个意义来说，荣格把人的心理发展同大脑的发展联系起来，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忽略了大脑、心理与现实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
为了证明其原型理论的正确，荣格使用植物学体系的比较法作为数据观察的方式。他说：“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往往自以为是地认为并不存在这类原型。当然，它们的存在不同于植物学体系在自然界中的存在，但是，难道有人会否认某些在形态和功能上非常类似的事物会出现和持续不断地重复发生吗？这在原则上和潜意识的典型形象是同一码事。它们是先天存在的形式或心理活动的生物学标准。”[24]这种比较的说法，揭示了原型和原始意象的古老的、母体存在的性质。从这个意义来说，原型并不是毫无内容的思想和逻辑框架，而是人类所有的欢乐与悲哀、希望与憧憬、想象与情感乃至认识与存在的原始根基或母体。它伴随着人类的生物进化已经存在了千万年，而且还将随着人类的发展而继续存在下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许多转瞬即逝的东西，只不过是从这一原始的古老根基上生长出来的短暂的人生花朵。这些花朵虽然很美丽，但只有通过对其美丽根源的认识，才能把握这些事物美的性质，才能探索到人生永恒而又持久的价值。因此，荣格把原型比作“水晶的轴系统，虽然它没有自己的材料存在，但却可以说它在母液中表现为水晶结构”[25]。所以，原型是通过一种比较过程，把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成分安排到某些意象中去的。
除了荣格自己对原型所做的经验推论和理论分析之外，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也用不同的术语表述过类似的概念。例如，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曾使用“集体表象”（rep-resentationscollectives）来表示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内容。早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前世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同样反映了潜在的原型，人类学家们对这些风俗习惯的考察和了解，引起了他们对荣格所谓“原始的实践活动”的兴趣和研究。
另一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和心理学家让·皮亚杰也进行过类似的科学研究，他们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西方的结构主义哲学和心理学思潮，并且为荣格的原型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证据。这两位学者曾经假设，人的心灵已经预先形成了一些范型，这些范型可以使人在大不相同的社会中获得产生语言和其他类似的组织形式的潜能。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和个体的人一样，（在游戏、睡梦和谵妄状态下）人类社会是绝不会独立地有所创造的，它们所能做的就是从形形色色的观念中选择某些可以结合的东西。”[26]当然，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从原型中区分出来的，必须对它们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和鉴别。同样，皮亚杰也强调人有一种积极的知觉结构，它能帮助人们对视觉的序列和错觉做出某些判断，这些积极结构实际上就是原型，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先天倾向。
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也是一位结构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类学习语言的能力足以证明人的心理活动的内容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特征。人类在这方面的例证表明，儿童在5~6岁时就能理解甚至创造出比他们实际上遇到的数量大得多的短语和句子。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正是因为在儿童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先天存在的模式，一种原始意象的先天倾向。
此外，在科学研究、人类的各种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所从事的其他领域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来说明，人类的创造性和许多超个人的经验都与集体潜意识及其原型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发现，研究者在进行了大量的、长期艰苦的研究之后，仍然找不到研究的突破口。但有时一次偶然出现的灵感火花，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例如，牛顿在苹果树下看到苹果落地而顿悟到地心引力，笛卡尔通过梦中的灵感提出了解析几何学，等等。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科学家本人的知识经验及其艰苦的思维活动，但这种顿悟或灵感同样也可以用以前学过的东西来解释，它深深地隐藏在人的心灵之中，或许就隐藏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之中。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遗传基因的研究或许能够在人的大脑中发现促使人类创造性的特殊大脑定位。这样一来，就能够证实荣格的这一假设，创造力是人类天生的，但要依赖于人的经验和能力。
生活在这样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人们强调的是意识的自我，而对潜意识的、非理性的自性则相对比较忽略。因此，我们对人的看法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片面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我们和我们的共同根源及发展的联系切断了，从而使我们把创造性看作是一个完全后天形成的、知识与勤奋的共同结晶。其实，如果荣格使用的术语不是“集体潜意识”而是“创造潜意识”，或许它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除了来自理论的这些推论性支持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实证研究中找到许多支持的证据，以证明确实存在着集体潜意识。首先，我们来看看生理学关于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理学家潘菲尔德（Penfield）就发现，对人类被试的大脑施加电刺激时，感觉区的心理活动模式不同于记忆区的心理活动模式，他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感觉区的心理活动模式是天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潘菲尔德认为：
“对视觉皮层的刺激会使人看到明亮的、淡色的物体，例如星星、正方形或条纹形的东西，或者相反，如黑暗的物体……它们有形状、会活动，但却根本不同于被试在其生活环境中所见到的任何东西。他没有看到人，没有看到能记得住的东西，没有形成对一系列事件的全部印象。
“随之而来的对感觉区域施加刺激的反应是一些所谓先天模式的东西。它们同样丝毫也没有触及个体过去的经验可能是什么。”[27]
在20世纪70年代，罗西（Rossi）提出的假设认为，大脑不同区域在功能上的差异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大脑左右两半球之间的差异有关。他说：“自我和情结概念与左半球使用字词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荣格的原型、集体潜意识以及象征概念则和右半球的功能是使用意象的、格式塔的以及视觉空间的特点有更密切的联系。”[28]罗西的假设固然很有诱惑力，但他缺乏实证的依据，因而不如潘菲尔德的发现更有说服力。
在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物学中心主任米歇尔·盖扎尼格进行的关于大脑功能的研究中，他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基因是人的行为冲动的基础。例如，他和他的同事通过对大脑两半球分离病人的研究发现，神经元的结构就像一些小的心灵，在独立地起作用。由于人的每一只眼睛都和其对侧的大脑两半球相联系，而且，如果大脑某一侧发生损伤，大脑两半球就不能像通常那样进行联络和沟通。这样，科学家们通过遮住一只眼睛、手里举着一个书写的标记，而同脑损伤患者的另一个健全的大脑半球进行“谈话”。这些研究以及随后所进行的有关的研究，使他们得出结论：在人的大脑中有一个“解释器”，它是以基因为基础的。它不仅能够解释群体行为的含义，甚至还能说明某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29]
另外，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也对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提供了支持。例如，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远古时代并没有什么联系，但他们却发明了类似的或相同的产品。在埃及、泰国和墨西哥，人们都可以发现形态相似的金字塔。再比如，青铜器时代的地中海地区出现了车轮，并且被应用在由动物拉的车辆上。而在中美洲，玛雅人也发明了车轮，只不过他们没有把车轮用在动物拉的车辆上，而只是应用在玩具上。对此，人类学家霍克斯（K.Hawkes）曾明确指出：“当两个相距一定距离的民族具有某些共同特性的玩具、设施和神话时，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通过贸易、迁居或传播影响而传递的。这些联系总是应该寻找的。但是，如果发现不了这些联系，那么，就还有另一种可能，即这种特质代表一个共同的心理模式的两种独立的表现形态。”[30]
这种共同的心理模式的一种形式是，它把某种刺激强加给人的知觉结构，使这种知觉结构比以原始的刺激为依据的知觉结构更具有确定性。相联系的一些实验似乎证实了这种假设。例如，罗西发现，当实验中的视觉目标是一些正方形，并要求被试在视觉刺激消除后描述他所看到的刺激物的轮廓。这时，被试往往把目标看作是“比任何真正的正方形更完全的正方形，它们的四条边更完美无缺”。换句话说，被试给目标强加上一种理想的正方形性质，它类似于荣格所谓原型的心理根源。或者说，早在人的心灵深处，就有某种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形式的东西。当然，这里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也昭然若揭。
语言学家们曾描述过共同心理模式的第二种形式，即出生后14~18周的婴儿能够把具有相同辅音和没有相同辅音的音节区别开来。这种区别能力绝不是后天学会的，他们凭借的或许是一种非习得的根源，这个根源可以提供给人类共同具有的心理模式。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类似的心理功能的实例。
共同心理模式的第三种形式是通过投射测验所引起的各种意象。把一滴墨水滴在一张实验用纸上，然后把这张纸对折，便形成了一个对称的图形，让被试对这个图形进行充分的想象和描述，从而发现人的一些个性特征。这种方法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罗夏墨迹测验。研究发现，对罗夏墨迹图的许多反应都表现了原型的主题。例如，一位22岁的年轻女子把一幅图（这个图的细节经常被描述为一幅女人图像）描述为：“两个鹰头狮身的怪物，它有两个翅膀、四只脚，一半是鹰，另一半是狮子。”研究者认为，这个鹰头狮身怪物就是被试心灵中的神话人物，而对这幅图的解释就是以她心目中的这个原型为基础的。
主题统觉测验（TAT）也提供了对投射测验进行原型说明的例证。就连该测验的发明者，著名人格学家默里（H.A.Murray）也说：“传记事实并不能使我们相信，外部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婴儿情结的主要决定因素……我认为我们最终将被迫接受荣格的（由原型）决定的幻想系列这一概念。”[31]很多研究者也发现，主题统觉测验的许多反应都可以用原型来理解。例如，主题统觉测验中的“父亲卡”可以形成一个人的父亲原型及其派生物，可以把它描述为自己的亲生父亲、他的父亲的替代者或其他类似于父亲这个角色的人。
荣格本人曾列举了大量关于原型意象的实例，并且根据人类的经验对这些实例进行了放大和解释。例如，再生意象是荣格学说中最具有原型意义的例证，荣格指出：“关于再生的观念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在医学的最初阶段，这是一种魔术的……经验；这是中世纪的神秘哲学的核心观念。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在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儿童身上发生的婴儿期现象。儿童们相信，他们的父母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父母，而只是寄养他们的养父母。正如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他也有这种观点。”[32]
心理治疗学家们也提出过这种具有再生意象的原型性质的证据。他们发现，紧张症患者比非紧张症患者具有更多的再生幻想。按照荣格的观点，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被原型所征服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患者身上所发现的再生幻想就一定具有原型的性质。有些人可能在基督教的洗礼或非基督教徒的皈依中体验过这种再生，也有人在生活发生某些重大变故时体验到生命的毁灭和再生。然而，再生意象虽然在每个人身上可能都存在，但并不一定都能表现出来。
【注释】
[1] C.G.Jung，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A.Jaffe,ed.)。New York:Pan theon,1963,pp.158-159.
[2] 同上书，第159页。
[3] 同上书，第161页。
[4] C.G.Jung，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A.Jaffe,ed.)。New York:Pan theon,1963,pp.160-161.
[5]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317-318页。
[6]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8卷，第81页。
[7]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208页。
[8]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2分册，第4页。
[9]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133页。
[10]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6卷，第433页。
[11]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136页。
[12]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册，第48页。
[13]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册，第79页。
[14]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5卷，第96页。
[15]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273页。
[16] 同上书，第274页。
[17]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277页。
[18] 同上书，第278页。
[19]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280页。
[20]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8卷，第523页。
[21]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册，第413页。
[22]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8卷，第84页。
[23] J.Hawkes，History of mankind: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3,p.165.
[24]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册，第309页。
[25] 同上。
[26] 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44.
[27] 潘菲尔德，《记忆机制》，载《神经症与精神病学档案》，1952,67，第181页。
[28] E.罗西，《作为对立面的思维与直觉》，载《分析心理学杂志》，1977,22(1)，第42页。
[29] 威廉·赖特著，郭本禹、杨韶刚等译，《基因的力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1页。
[30] 霍克斯，《人类史：文化与科学发展》，第1卷，第1部分，1963年版，第163页。
[31] 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48.
[32]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册，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