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当心理医生努力去挖掘一个问题少年的问题时，最终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往往并不在这个少年身上，而出自少年的父母，简而言之，是父母的心理问题，导致了孩子的心理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来，孩子的行为急需得到矫正，但实际上，往往父母才是真正迫切需要心理治疗的人。但遗憾的是，这些父母往往都是逃避罪恶感的人，他们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也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总是用谎言来掩盖真相。其结果便是：父母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孩子就会出大问题。
我们说，穷凶极恶的人没有罪恶感，面对自己的“恶”，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善良的人则有罪恶感，当他们犯了错的时候，都会感到内疚和痛苦，感到内疚和痛苦本身就表明，他们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没有选择逃避。而逃避罪恶感的人则没有勇气去承受内疚的痛苦，总是用谎言来掩盖真相。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逃避良心的谴责，逃避罪恶感，就是在逃避自己的问题。逃避自己的问题，不仅无法让自己获得进步，反而还会扼杀别人的生命力。
其实，父母培养孩子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当父母给孩子付出爱的时候，爱不仅能让孩子的心灵获得成长，父母自己的心灵也能获得成长。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会为了孩子的成长而改变自己，他们会放弃自己错误的观念，改正自己的缺点，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孩子会受益，父母同样会受益。但是，逃避罪恶感的父母却不是这样，他们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不承认自己有错，认为一切错都在别人身上，如果不是学校和社会出了错，那么，错就在孩子自身。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备受压抑，其人性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其心灵常常被扭曲，极容易患上抑郁症。比利的案例就是如此。
在心理医生训练课程的第一年，我负责医院的住院部。一天晚上，15岁的比利挂了急诊，在诊断患了忧郁症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开始治疗之前，我读了比利的病历：
比利的哥哥，16岁的史都华，去年6月用点22口径的来复枪，对着脑门开了一枪，自杀身亡。刚开始，对于哥哥的死，比利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情绪波动，也能够抑制自己的悲伤。但是新学期开学之后，他的学习成绩却直线下降。原本在班上一度保持中上水准的他，现在竟垫了底，并且出现了抑郁症状。
感恩节前，比利的忧郁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他的父母对此十分担心，并试图通过加强与他的交流来帮助他。但是，比利却愈来愈少言寡语，这种情况，到圣诞节后变得更加糟糕。前些时候，并无案底且从未有过驾驶经验的比利，竟然单枪匹马地去偷车，然后将车撞得面目全非，他也因此遭到警方逮捕。法院审理了他的案子，最终的裁定结果是：由于比利未到法定年龄，所以交保后，暂由父母监管，而且他必须在父母的陪同下，立即接受心理治疗。
医护人员将比利带到了我的办公室。乍看上去，比利有一副青春期男孩所具备的典型体格：皮包骨似的身体，很是单薄；竹竿似的四肢又细又长；不合身的衣服；没有经常梳洗的长发，耷拉下来，挡住了眼睛。别人很难看清他的面庞，尤其是当他凝视地板时，别人更是连他的脸都看不见。我握住他无力的双手，领着他坐了下来，说道：“比利，我是派克医生，也就是你的主治医生。你现在感觉如何？”
比利默不作声，只是安静地坐在那儿，盯着地板看。
“晚上，你睡得好吗？”我问。
“我想，还好。”比利喃喃道。于是，他开始抠手背上的小疮疖，我发现像这样的伤口，他的双手及手臂上还有很多。
“待在医院，会让你感到很紧张吗？”
比利依然不回答，他还是全神贯注地抠着疮疖。而我也很泰然地安慰道：“几乎每一个第一次来医院的人，都会感觉到紧张。但是，慢慢地，你会发现，医院是个很安全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来医院？”
“爸妈带我来的！”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我偷了车，法官要求我一定要来医院。”
“我想，法官的意思，并不是非要让你住院，他可能只是想让你来看看医生。以前为你就诊的医生认为，你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最好能够住院治疗。对了，你怎么会去偷车呢？”
“我不知道！”
“偷车真的是件让人胆战心惊的事，尤其你还是单独行动，甚至没有驾照，也没有开过车，这更可怕。肯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驱使着你去这么做，你知道是什么力量吗？”
他依旧沉默。实际上，我真的不抱希望他会回答我。因为，对于一个处于困境的15岁男孩而言，第一次来看心理医生，不可能滔滔不绝说个没完，更何况他还是个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比利不经意间将眼神从地板移开的那一刻，我迅速瞄了他几眼。他的眼中与嘴角没有一丝生气，整张脸看上去就像是集中营的生还者，或是无家可归的逃难者——茫然、冷漠、绝望。显然，比利的生命力遭受到了强烈的遏制，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你悲伤吗？”我问。
“我不知道。”
也许他真的不知道。青春期的孩子虽然容易多愁善感，但往往容易受困于种种情感中，难以准确地予以表达。我告诉他：“我猜，一定有充分的理由，能够解释你的悲伤。我知道，你的哥哥史都华去年夏天持枪自杀了。我想问的是，你和他的感情好吗？”
“很好。”
“那么，他的死，一定让你很伤心，很无助。能告诉我一些你们兄弟俩的事吗？”我问。
没有回应。他仍然在抠着手臂上的疮疖，也许他只是想再往下抠深一点。如此看来，他显然是无法在第一次诊疗中，就开始谈论哥哥自杀的事。因此，我决定将这一话题暂且搁置。我问：“那我们来谈谈你的父母吧！他们有哪些事，是你可以说给我听的？”
“他们对我不错。”
“很好啊！那他们对你是怎样的不错呢？”
“他们会开车载我去参加童子军会议。”
“嗯，这确实是不错。”我说，“不过，这也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那么，你和父母相处得怎样？”
“还好。”
“没问题吧？”
“可能有些时候，我会让他们为难。”
“噢！比方说呢？”
“我伤了他们的心。”
“比利，你是怎样伤他们的心的？”我问道。
“我偷车这件事，就已经伤了他们的心。”说这话的时候，比利并不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夸耀，而是以绝望的口吻在诉说。
“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就是因为想要伤他们的心，才会去偷车的？”
“不是。”
“噢！那你就是不想让他们伤心。你还能想到其他让父母伤心的事吗？”
比利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沉寂了许久之后，我开口问道：“你想到了吗？”
“我只知道我伤过他们的心。”
“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晓得！”
“他们是不是处罚你了？”
“没有，他们对我很好。”
“那你怎么会知道自己让他们伤心了呢？”
“他们对我大吼大叫。”
“噢！可是，他们因为什么事而对你吼叫？”
“我也不清楚。”
比利忘我地专注于抠着那已经溃烂的疮疖，他垂着的头，低得已经不能再低了。我想，此时如果问些芝麻绿豆的生活琐事，他或许更能敞开心扉，那样我们可能就可以扫除交流的障碍，心对心地沟通彼此。
“家里养过什么可爱的宠物吗？”我问。
“养了一只狗。”
“什么狗？”
“德国牧羊犬。”
“它叫什么名字？”
“它是只母狗，叫做‘琪琪’，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听的名字，我倒不觉得。”
“这听起来像德国名字。”
“是啊！”
“德国牧羊犬取了个德国名字。”我一方面在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希望从对谈中，获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你经常和琪琪在一块儿玩吗？”
“不是经常。”
“它是由你照顾的吗？”
“是的。”
“但你似乎不是很喜欢它？”
“它是我爸爸的狗。”
“噢！但是你仍然还是要照顾它？”
“没错！”
“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公平。那么，你会因此而生气吗？”
“不会。”
“你有属于你自己的宠物吗？”
“没有。”
我们一直在宠物的话题上打转。于是，我打算做些改变，和他谈一些年轻人热衷的话题。我问：“圣诞节刚刚过去，你在节日里收到了什么圣诞礼物吗？”
“没有收到很多。”
“那你的爸妈肯定会送你一些东西，它们是什么呢？”
“一把枪。”
“送你枪？”我很惊讶，愣愣地重复着他说的话。
“没错。”
“哪一类的枪？”我缓缓地问道。
“点22口径的枪。”
“是手枪吗？”
“不是，是来复枪。”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寂。我感到很迷惑，不知所措，这种迷惑正是遇到邪恶的人和事时，经常会出现的那种，让人极不舒服，只想逃离。我想停止诊疗马上回家，但最后，我还是强迫自己说出了该说的话：“对不起，我想说你的哥哥正是用点22口径的来复枪……对不起。”
“……嗯，是的。”
“那么，这份圣诞礼物是你要求收到的吗？”
“不是。”
“你原本想要什么礼物？”
“网球拍。”
“可是，你却得到一把枪？”
“对。”
“当你收到一把你哥哥也曾拥有过的、同类型的枪时，你有怎样的感受？”
“不是同类型的枪。”
我宽慰了许多，原来是我弄错了。我道歉说：“对不起，我想是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是同类型的枪。”
“不是同类型的枪，”比利目光呆滞，简单地重复道，“是同一把枪。”
“同一把枪？”
“没错。”
“你是说，它是你哥哥自杀时的那把枪！”此时此刻，面对如此邪恶的事情，我恨不得马上离开，逃回家中。
“是的。”
“换句话说，你的爸妈把你哥哥自杀时用的枪，当作圣诞礼物，送给了你？”
“对。”
“那么，圣诞节收到你哥哥的这把枪，你有什么感想？”
“我不知道。”比利埋下了头，更加狠命地抠着手上的伤疤。
我后悔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就算知道，他又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青春期的孩子最重隐私，他们轻易不会向别人吐露心事，更不要说，对象还是一个陌生的、身穿白大褂的大人了。即使比利愿意向我一吐为快，但由于他本身对事实真相的认识，也只是模模糊糊而已，所以他也不可能畅所欲言。我们知道成年人绝大部分的思考都是在意识下进行的，而未成年人的思考和表达往往都来自潜意识的驱使。换句话说，心理医生的任务就是要从未成年人的一言一行中，大致推论出他潜意识里在思考的问题。
我注视着比利，即便是谈到枪的话题，他的神情也没有任何变化：照样抠着他的伤口，宛如行尸走肉一般——眼神呆滞，毫无生气，一无所惧的样子。“我并不期望你会知道。”我说，“能不能告诉我，你见没见过你的祖父母？”
“没见过。他们住在巴克迪亚州。”
“那你还有其他的亲戚吗？”
“有一些。”
“你喜欢哪个亲戚？”
“我喜欢梅琳达姨妈。”
从他的回答中，我察觉到些许热情的迹象。于是，我问：“你住院时，想不想让梅琳达姨妈来探视你？”
“她住在很远的地方。”
“但是如果她不远千里而来呢？”
“如果她愿意来，那当然最好。”
我似乎看到了微弱的希望之光，我想马上联络梅琳达姨妈。而我现在必须结束谈话诊疗。于是，我向比利说明了医院的工作流程，并告诉他，隔天我还会再去看他，而护士也将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睡前还会给他服安眠药。接着，我领着他回到了护理站。写完比利的医疗诊断报告后，我来到室外，天正在下雪。欣赏了几分钟的雪景后，我又回到了办公室，继续处理文书。
与比利的交谈令我感到压抑，因为他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失去了生命的活力。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应该充满生命的活力，但比利如此死气沉沉，的确令人窒息。那么，是什么力量使比利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谁是幕后的“恋尸癖”在扼杀着比利生命的活力？比利的父母是逃避罪恶感的恶人吗？似乎一切都隐隐约约有答案，一切又不确定。但有一点却十分肯定：孩子是一面镜子，反映着父母的心灵，是父母的问题，才导致了孩子的问题。现在，比利如此抑郁，他会像哥哥那样选择自杀吗？我十分担心，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当提到梅琳达姨妈时，我感觉到了在比利死寂的心中荡漾起了一丝生命的热情。这种热情就像在无边的沙漠中看到了一片绿洲，也如同即将被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那么，我能让比利获救吗？这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