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一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工学科中，为什么女性这么少？萨默斯认为，“在高级领域中，人与人的能力不同”，他同时指出，可能是能力问题而非“社会问题、歧视问题”最终导致了理科中男女比例不平衡的现象。简而言之，他的猜测就是男性生来具备理科优势，而女性并没有。
男性与女性的能力差别源自生理差异，这个观点也不是劳伦斯·萨默斯最先提出的。上百年来，这个观点在不同的时代以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呈现过。最常见也最普遍的一种概念或许就是男性与女性其实不是同一类人——这一观点在约翰·格雷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并不是要否认男女之间不存在生理差异。相反，我们要提出三点见解。
第一，性别差异远比人们所想的更细微。性别差异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相反，男女之间存在很大的灰色空间。罗切斯特大学的哈里·赖斯分析了13000名实验参与者的数据，他发现男性与女性的共同之处远远比不同之处要多。
第二，在美国以及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男性与女性之间确实在一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社会中所掌握的权力。虽然人类在推动性别平等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直到目前，男性与女性仍然没有真正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因此，为了理解性别差异，首先要了解权力差异，了解为什么几乎在所有的现代文化中，男性的权力都远远超过女性。
权力差异的存在导致了第三点：性别刻板印象根深蒂固，束缚了女性的行为。男女行为模式存在差异，首先是人们对男性与女性有不同的行为预期。
这里利用一些数据来说明。2013年，在美国，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收入的77%。在公司权力的顶端，男女不平衡的现象更为严重。2012年，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4.2%的高层管理人员为女性，仅有17%的董事会成员为女性。这种失衡的现象并不局限于现有的企业，创业时女性也比男性面临的困难更多。哈佛大学的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研究了三个创业竞赛中的90个创业计划。她发现，即使在创业计划相同的情况下，68%的投资者仍选择为男性创业者提供资金，仅有32%的投资者会选择女性创业者。
如果从萨默斯的角度看待这种差异，你会认为这是男女之间才能不同，技能不同。如果男性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比女性优秀，他们得到工资更高的工作也无可厚非。而在一些标准化考试的数据中，男性在数学科目上确实超过女性。以美国历年进行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为例。自1994年以来，男性在此项考试中的比分一直比女性高出33%~36%。乍一看，劳伦斯·萨默斯的逻辑似乎没错——因为“能力不一样”，女性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往往不如男性。
但是要弄清问题的根本还是应该进一步挖掘数据，分析数据。萨默斯将这个“数学鸿沟”归咎于生理差异，而意大利埃诺迪经济金融研究所的路易吉·圭索试图探索是否是权力差异带来的结果。于是，他搜集了2003年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数据，涵盖40个国家25万名15岁学生的成绩。仅看数据表面，会发现典型的男女成绩差异。
但是，路易吉进一步分析数据，他发现PISA数据中不同国家的男女成绩差距大不相同。是什么原因使得差距变大或者缩小？路易吉尝试用多种原因解释，最后发现这一差距其实和各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程度有关（以政治参与度和女性经济活动两项数据衡量）。在性别平等程度高的国家，男女之间数学成绩并不存在明显差距，而在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冰岛，女性的数学成绩超过了男性。换言之，只有在女性缺乏权力的社会中，她们的数学能力才不如男性。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在路易吉的研究上更进一步。如果权力带来了男性的数学优势，那么调整女性的权力感是否能够提升她们的数学成绩呢？美国西北大学琼·西奥的实验证实了这个逻辑。在实验中，女性通过回忆自己享有控制权的经历，数学测试的成绩得到提升。前文对权力的讨论指出，权力感能够帮助人们舒缓压力，增强自信，集中注意力。在数学测试中，权力感降低了女性的紧张程度，使她们更好地专注于考试。
这些数据指出，成绩上的性别差距并不是先天形成的。成绩差异往往反映出权力的差距，而非能力的差距。
性别平等文化的差异带来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仅是数学成绩的差异。世界上最流行的一项运动——足球——也是一例。自1993年起，国际足球联合会每年都会根据成员国的球队成绩和水平进行排名。在与英士国际商学院的罗德里克·斯瓦伯共同进行的实验中，我们发现即使在考虑人口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量后，性别平等与女足的排名仍存在稳定联系。一个国家的女性享有的权力越大、机会越多，这个国家的女子足球队竞争优势也越明显。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权力差距是性别差距的根本原因，影响男女能力的体现，包括在数学、运动等各个方面。那么你一定会好奇，谈判意愿和出轨行为这两类显著存在性别差异的问题是否也是由权力差异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