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等级制度何时有利、何时有害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一项任务越具有人性，等级制度的利用效率就越低。那么什么是具有人性的任务？
相较于其他物种，人类有十分强大的学习能力，并能够产生有意义的见解，增强彼此的知识储备。对于人类来说，许多协作产生在脑力层面。
这里所说的人性任务指的是该任务具有认知复杂性。在这类情况中，各方面需要考虑的内容太多，从单一的角度出发无法捕获所有必要的信息。在复杂的任务中（例如驾驶飞机、进行手术或者决定是否要发动战争），人们需要综合考虑大量的信息，并预测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任务越复杂，就越有可能出错，从而错失关键时机。在这样的情况中，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危害可能会超过其所能产生的益处。这些任务不能仅凭直觉和有形的协作完成，而是需要智慧的集结。为什么呢？要在复杂的问题上做出最佳决策，需要从等级结构的各个层级汲取智慧，任何人提供的相关信息都应该得到考量。
最好的见解时常来自权力等级最低的人群。但是，正如前文福莱格神父和麦克里斯特尔上将的事例所示，在等级制度严密的组织中，违抗等级秩序的个人意见往往会被压制。如果获得成功需要聆听团队中不同的声音，等级制度的存在可能会成为一个阻碍。
史蒂夫·乔布斯十分了解个人意见与等级制度之间的矛盾。2010年，他公开表示：“企业应该由思想经营，而不是由等级制度经营。最好的理念比什么都重要。”在他所管理的企业中，乔布斯尽力从办公建筑结构上减少等级制度的影响。他在皮克斯公司的时候，亲自设计了总部的办公楼以期促进公司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所有的房间前门、楼梯和走廊都通向大楼中央的正厅，内设餐厅和邮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应该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部——底特律文艺复兴中心。在大楼里，高管有专用电梯，直接通向他们的私人停车场。
让组织内各个层级的成员畅所欲言十分重要，商业创新咨询机构IDEO公司对这一点理解得最透彻。这家顶尖的设计公司位于硅谷，被视为全球最具创意的企业之一。IDEO公司屡次获得美国商业周刊/美国工业设计优秀奖，是获奖次数最多的公司。
IDEO公司渴求各种各样、源源不断的创意。为了突破创新，在群策群力会议中，公司会尽可能弱化等级制度的影响。公司创始人戴维·凯利甚至表示：“在IDEO，没有企业等级制度，也没有管理层级之分。”虽然有职位高低和工资差别，但是所有员工名片上的职务名称都是工程师。在群策群力会议中，没有职称的区别，只有思维的碰撞。
IDEO公司的企业文化中所提倡的正是“畅所欲言的平等机会”。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安妮塔·伍利通过实验证实，这是增强集体智慧的关键因素。在伍利的实验中，当团队中各个成员都能平等参与讨论时，最终的决策更为明智。换言之，决策明智的团队受益于各个成员各抒己见。相反，在决策欠佳的团队中，少数个人意见压制了群体智慧，最终破坏整体表现。当发言时间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时，团队整体的才智会下降。
等级制度压制个人观点的例子能够带来许多启示。2008年的金融海啸就是一例，当年房地产泡沫导致经济危机。而现在众所周知，房地产泡沫之所以形成，离不开一种创新金融产品——信用违约互换。这是一种类似于保险的金融工具，买方购买信用违约互换，每年向该产品的卖方支付一定费用（信用违约点差），将信用违约的风险转嫁给卖方，一旦出现信用违约现象，买方能够获得赔偿。
美国国际集团就是提供这种金融保险产品的公司之一，该集团投入了惊人的资金为按揭证券投资者提供保险服务。在房价上涨期间，美国国际集团能够收到保费，不必提供赔偿。然而，在美国国际集团赚得盆满钵满之时，乌云已渐渐密布天边。
美国国际集团的金融产品部门不幸由约瑟夫·卡萨诺掌管。如果雇员谈到可能有危机潜伏，他必定要压制这些声音。如果有人提供信息质疑他的立场，他便怒不可遏、以势压人。如果有人稍稍暗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信用违约互换的战略已经出现漏洞，他更要厉声驳斥。于是，由于卡萨诺的压制，部门之内再无异议，而当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时，这支团队首当其冲，被杀个措手不及。危机爆发后，按揭证券出现违约，美国国际集团却无力赔偿按揭证券投资者的损失。最终，为了避免金融市场全盘崩溃，联邦政府出面救市，向美国国际集团提供纾困金，总金额高达1823亿美元。
压制房地产泡沫负面言论的不仅仅是美国国际集团的卡萨诺。1987~2006年，艾伦·格林斯潘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一直推行低利率和有限管理的政策，并坚信房地产泡沫并不存在。同时，在同事面前，他一贯会明确表示自己在各项政策建议上的立场。与银行总裁会面时，格林斯潘总是率先阐述自己的个人观点。然后，他会接受在场各位的评论，但是没有人敢质疑这位经济学巨擘。相反，他的继任者本·伯南克在会议中总是让其他委员会成员先发表意见，将个人观点放在最后，后来这位美联储主席也做出卓有成效的工作。
等级制度不应该阻碍思维碰撞。约翰·肯尼迪总统通过一次教训对这个道理有了深刻的认识。在猪湾事件中，他错误地决策导致了那次极其惨烈的进攻。就任总统不久，肯尼迪批准了一项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行动，其目的是推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行动计划包括训练古巴流亡分子，在美国军队的协助下进攻古巴。1961年4月17日，古巴流亡分子在猪湾登陆。然而，战斗仅仅持续了两天，进攻军队就被击溃，1300人或阵亡或被俘。任职仅两个月的肯尼迪总统为此声望大跌，这次失败使人们普遍认为他太显青涩，经验不足。
这次计划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严密的等级制度压制了不同的声音。为了对这次入侵做出决策，肯尼迪总统参加了所有的重要会议并在每次会议开头都发表了立场明确的个人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出席以及立场鲜明的措辞无意之中阻碍了在场其他人发表意见。连他的重要助手都保持了沉默：国务卿以及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都没有向总统透露他们对计划的顾虑。虽然肯尼迪的参谋们已经确信计划会失败，却没有人说出来。
糟糕的团队氛围使得肯尼迪总统的猪湾入侵以惨败收场。而仅仅18个月之后，经验更为丰富的肯尼迪总统通过改变团队氛围，成功阻止了一场核战争。在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形势变化迅猛，世界安宁危在旦夕，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战略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历史爱好者们都应该记得，肯尼迪最初的想法是在古巴的核设施部署完毕之前将其炸毁。倘若如此，苏联极有可能发起轰炸对抗美国，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一触即发，而这将是一场不堪设想的核战争。
所幸的是，这一次肯尼迪放开了等级制度的约束。他刻意没有参加危机初期的会议，也尽量不发表个人意见、倾向。罗伯特·肯尼迪在回顾这些会议时说道：“大家的发言机会平等。没有等级之分，甚至没有会议主席这一说。”掌握相关信息的中低层官员能够自由发言，间或还会出现外部专家的意见和独树一帜的观点。
弱化等级制度的影响催生了崭新的解决方案。总统最后否决了空袭，实行封锁战略，阻止苏联将侵略性武器运入古巴。最后，美国与苏联达成协议——苏联将撤走古巴的全部核设施，美国则承诺永不入侵古巴。核战争最终得以避免。
等级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出现在喜马拉雅山登山队伍中。
众所周知，攀登喜马拉雅山可谓是命悬一线的冒险。山脉最高峰海拔约8844米，已有200多人在登顶途中失去了生命。山峰的一个区域也因特殊高危性被称为“死亡地带”。攀登高海拔的山峰十分危险，因为这不仅仅是在考验体力极限，也是在考验随机应变的决策能力。然而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要避免致命错误而成功登顶，登山领队和队员之间不仅需要在身体动作上相互协调，更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协调一致。在团队之中，各个成员需要估测彼此的身体状况，关注物资供给，在恶劣多变的天气状况中调整路线等。总而言之，登山运动可能会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变得更加危险。
2006年5月，来自美国和新西兰的两支登山队伍在下山途中遭遇暴风雪，最终5名成员丧生，其中包括两名领队。导致这次灾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等级制度。一名登山队员回顾：“当时并没有……个人责任感，（登山）队员也相信领队和向导值得他们依靠。”然而，过于依赖领队也意味着决不质疑领队，决不提出个人意见。正是这样的团队氛围导致悲剧发生。
再来看看2014年4月韩国的渡轮沉船事件。事故发生之前，渡轮在急流中突然转向，船体开始侧倾，最终导致灾难发生。共有302名乘客在这次船难中死亡或失踪，其中包括250名高中学生。然而许多人员伤亡本可以避免。当船身开始下沉时，船上所有乘客被告知不要随意走动……最后失去了逃生机会。韩国社会政策研究所箔旬日（音译）表示：“真正的悲剧是，那些听从指示的学生最后失去了生命。”在绝对服从权威的文化中，等级制度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在高风险的境况中，等级制度价值观念与死亡率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我们同哥伦比亚大学的埃里克·安西奇一起分析了5000多次喜马拉雅山登山经历，登山数据涉及来自56个国家的3万多名登山队员。研究发现，如果登山队员来自等级制度文化深厚的国家，其在登上过程中的死亡率更高。为什么呢？在推崇等级制度的国家与文化中，决策往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浸淫于这种文化之中，登山队员很少表达个人意见，也很少提醒领队环境出现变化或者可能存在某些危险。保持沉默维护了等级秩序，却危及自身性命。实验的关键一点在于，我们强调团队因素。高死亡率现象仅存在于团队的对比中，而非个人。当一个团队中需要各个成员高效交流时，等级文化往往会导致灾难。
喜马拉雅山登山队的事例突出了复杂决策的成因：变幻莫测的环境。当环境剧烈而迅速地发生改变时，人们需要做出调整、重新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观点都应该得到考虑，而等级制度会压制某些重要观点。
即使身在军营，人们也能充分认识到在变幻莫测、生死攸关的时候，只有弱化等级制度的影响，才能避免恶性后果的产生。2011年5月1日的直升机秘密行动就是一例。当时，23名“海豹突击队”第6小队队员乘坐两架直升机驶入巴基斯坦，他们的任务是逮捕或击毙策划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本·拉登。这是一项风险极高的任务。然而其中一架直升机在接近本·拉登驻地时突然坠地，致使当时的情况更为动魄惊心，危险一触即发。这支精英队伍当即面临新情境：他们要完成任务，要尽量避免泄露坠毁飞机上的保密信息，还要确保自己能够生还。
高度复杂性与不可预见性意味着突袭本·拉登的任务充满了不确定性。“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们当即迅速做出新抉择，也因此得以高效行动。速度与应变，灵活与创新，而非上命下从，正是“海豹6队”的独到之处。
前文在对等级制度的讨论中提出军队是森严等级制度的典型之例，大量有形协作中产生的问题都因等级制度的存在得到化解。但是，“海豹6队”及整个特种部队，因为没有等级结构而更显卓越。特种部队中没有列兵也没有下士。特种部队并没有军队中典型的垂直等级结构，这也是其特殊之处。特种部队代表了“领袖型组织”，决策必须集思广益，每个层级，都有话语权，能够表达自身意见，并被鼓励对他人的意见做出评论。
人工任务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需要集思广益。在这种情况中，等级制度往往会诱发不堪设想的恶果。因为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处在等级底端的成员往往掌握了转危为安的关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