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杜克大学篮球队面临着一个非常时刻。杜克大学队希望能够在NCAA（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成功卫冕，这在将近20年内无球队做到。在总决赛对垒密歇根大学队时，中场比分杜克大学以一分之差落后。中场休息时，教练在杜克大学队休息室里的讲话内容当然可想而知。
在下半场比赛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杜克大学队全面爆发。之前看起来势均力敌的比赛最后竟成了杜克大学队横扫对手，以71∶51整整20分的差距大败密歇根大学队。
其实，杜克大学队的表现并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沃顿商学院的乔纳·伯杰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德文·波普教授分析了1993~2009年18060场职业篮球比赛，以确定中场比分与比赛结果是否存在联系。他们发现，在中场以一分之差落后的球队往往更有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为什么呢？
中场比分给落后球队带来了强烈的社会比较。中场休息时，落后球队的球员肯定在懊恼比分如此接近，但自己却是落后的一方。因此，当他们再次走出休息室时，必然士气大涨、斗志昂扬。也正是如此，乔纳和德文发现，在下半场的前4分钟里，中场时落后一方的得分往往明显超过对手。
落后的感觉十分不快，所以大部分人（不仅仅是运动员）都会加倍努力以期重获领先优势。“二战”之后美国与苏联的冷战诱发太空竞赛也是一例。当时，美国与苏联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较量一直如火如荼，不相上下，而太空竞赛尤其激烈。对外太空的探索意味着开拓新疆土，在科学与军事层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5年7月29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大胆宣布，美国将要做出前所未有的大事——发射人造卫星。而在1957年10月4日，苏联抢先一步，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可以想象艾森豪威尔当时的心情。
然而，史普尼克1号的发射并没有让艾森豪威尔气馁。这个被他称之为“史普尼克危机”的事件点燃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斗志。不久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由政府拨款上亿美元，提供奖学金、学生贷款以及教学设备，增加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建立两个新机构：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艾森豪威尔将这一新法案称之为“紧急措施……以强化美国的教育体制”。但是，这样的布局当然不是为了教育而投资教育，其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改善教育最终击败苏联。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国不断提高太空项目方面的预算比例，从1958年的0.1%提升至1966年的4.41%，创下历史新高，数额高达6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20亿美元）。
落后于苏联的经历给美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创伤，直到1960年举行总统竞选时，这种影响都没有消散。国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竞选游说过程中郑重承诺，如果他当选，美国必定会在各个方面超越苏联。赢得总统竞选之后，肯尼迪甚至再加筹码，放出豪言要将人类送上月球。1962年，在休斯敦莱斯大学的演讲中，肯尼迪总统谈到美国在当前太空竞赛中的处境以及在太空项目上将要做出的努力：
确实，我们现在落后于人，而且在载人航天方面的工作短期内仍将如此。但是我们不甘落后，在这个10年中，我们要迎头赶上，大步向前……
落后于人的感觉让美国在其太空项目上投入了数额惊人的资金。如果不存在这个上行社会比较，这笔开支一定会招致强烈的质疑。但是，肯尼迪总统的愿景不仅仅是把人类送上月球，而是要在苏联之前实现这个目标。
社会比较会激励团队、国家奋起直追，那么对于个人而言呢？纽约大学的加文·基尔达夫通过实践数据证实了竞争关系所带来的激励效果：当人们需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完成一件事时，与实力相当的对手竞争，最后的表现会更好。在其中一项研究中，他分析了一家赛跑俱乐部的数据后发现，当选手参加比赛时，如果有一名年龄相仿、势均力敌的对手，而且在其他场合中多次较量过，那么这名选手会跑得更快。如果出现了多名这样的对手呢？那么这名选手的速度会大大提升。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比较会使人跑得更快、球打得更强悍，甚至让人类冲上月球。但是，会不会产生激励过度的现象呢？对于落后的恐惧会不会驱动我们寻求危险，甚至是做出不道德的举动？